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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曉陽，作家、導演。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1987年赴日本留學，1990年移居美國。作品有《洛杉磯蜂鳥》等，馮小剛電影《不見不散》編劇，電視劇《花開也有聲》導演。
原題
洛杉磯的鍾阿城
我剛到洛杉磯時，認識的人寥寥無幾。當時多多在加拿大，給了我阿城的電話。我沒車，不方便走動，就沒跟他聯係。多多一直想著這件事，過了些天又打電話問我見麵了沒有？我說沒呢。他說：“你快著跟他聯係呀！我都跟他說了，洛杉磯來了咱們一個哥們兒，肯定聊得來。”可我還是想等有了車再說。
那時洛杉磯有一個留學生組織的文化沙龍，骨幹十人上下，每次再邀些不同的人。有一晚沙龍活動，朝華開車把我拉去了，正好阿城在，還有吳天明。這是我第一次見阿城，跟想象中的不一樣，不像在北京聽他們說的那樣又幹又瘦，這年阿城四十出頭，雖說不上壯實，但身上有了肉，不全是骨頭。戴副圓眼鏡，寸頭，因為不是他主講，所以話不多，但偶爾插話都特逗。
9點多沙龍結束，阿城說他送我回家。坐在車上，不熟，也不知道說什麽。在高速路上開了一會，阿城說他家就在附近了，要不要去坐一下？好啊。於是車拐出出口。
這一坐不要緊，我算開了眼了，從來沒見過這麽能說、又把話說得這麽好的人（迄今也沒見過）。沒辦法找到恰當的比喻來形容，說像圖書館？是，阿城的腦袋就是一座圖書館。但圖書館的書再多，也是一本是一本，是死的，互相沒有關聯；阿城的腦袋把書都關聯起來了，書全部變成了活的。這才是真知識。如果大學教授全都這樣，早培養出不知道多少個諾貝爾獎得主了。
若說口若懸河，我見過的也多得是，有的人能把長期失眠的你說睡著了，你在漫漫長夜瞪著眼輾轉反側的時候，特別思念這種人；有的人出口成章說得花裏胡哨，好像極有深度，但過後一想，丫什麽都沒說，全是空洞的；還有油嘴滑舌的，北京特別多這種人，其中的佼佼者，我倒是非常佩服，因為有生活的智慧，不足處是缺少文化，早年在工體遊泳場考深水合格證，遇到一個男救護，就那麽幾條簡單的考試規則，讓他一解釋，把幾十個男男女女笑得前仰後合，口才實在太好；也有的人，既有學問也有口才，學術性強，可能枯燥些，我也喜歡聽。
阿城說話，跟上麵幾種都不一樣，可以這麽講，凡是你喜歡的他都有，你不喜歡的他都沒。你想從他的話裏汲取什麽，就能汲取到什麽，即使從側麵、反麵汲取，也能讓你腦洞大開，啟發新的思路。要點在學習他的方法。
那天聊到淩晨兩三點，我起身告辭。阿城開車送我。送到我家，我也說：要不要進去坐一下？於是我倆又在我家坐下了，等我站起來一拉窗簾，大天白亮！
不久阿城又來接我去他家吃餃子。下午四點來接的，淩晨四點送回來的。
說到吃，據說阿城過去在國內長期處於饑餓狀態。8歲，父親打成右派。右派撤職勞改，也就算了，最孫子的，是還給人家連降幾級（工資標準），就是說，把人飯碗都給砸了。這是地痞流氓才會幹的缺德事。阿城兄妹五人，四個是大小夥子，基本隻靠母親的工資。阿城說：“幸虧我是家道早衰，好吃好喝都沒享受過，要是家道中衰就麻煩了，後半生怎麽過啊！”
插隊、兵團十年，當然更吃不飽。記得一次一個在內蒙古牧區十年的朋友來洛杉磯，講他們插隊時經常吃奶皮子、羊肉。阿城聽了，仍是追悔不及的樣子，說：“唉，我當初應該留在內蒙古了，吃得好啊！”
回北京後他當臨時工，有家有孩子，還是緊。我到洛杉磯後，有一回北島來，北島問他：“阿城，這回吃飯的問題基本解決了吧？”阿城說：“不是基本解決了，是徹底解決了！”把我逗得大笑。
住，當時阿城住在一個獨棟的房子裏，客廳很大。據說他為了攢車，把“甲殼蟲”的零件擺滿了客廳地板，擺了一年多，手捧甲殼蟲相關手冊書籍，一邊對照著看，一邊琢磨。
我買的第一輛車是馬自達323二手車，駕駛室的車門關不嚴，開到阿城家，請他幫助拾掇拾掇。他邊修邊叨咕：“人的手啊是最好的工具。”車門修好了，這句話也深深印在我腦子裏。對巧人，這話也許沒什麽；對我這種笨人，非常受刺激，上帝給了人類這麽好一副工具，擱在我身上，除了點鈔票啥都不靈。阿城的巧手有太多可說，所以幹脆不說了。
後來阿城做了我的鄰居。第一周，地麵基本隻有家具，第二周以後，地毯上鋪滿了紙片：信用卡賬單、電話費賬單、電費賬單和外人看不出來是什麽的紙張、圖片、稿件，幾無下足之處。他的朋友上海人小陶來找他，站在門口向裏一望，對我說：“這是阿城最幹淨的一個家。”
我們倆隻隔一道牆，卻非常默契地互不打擾，有事，先打電話。我嗓門大，說興奮了聲震屋瓦，不用通過電流他也都聽見了，那也得把電話撥通嘍。我經常出去喝酒，夜裏回來，腳步沉，剁著木樓梯上樓。阿城跟陳丹青說：“曉陽每天回來這一上樓啊，咚咚地響，高興！”
我的餐廳牆那邊是阿城的臥室，洛杉磯的房子都是木板搭的，不隔音。我早晨8點左右起床吃早餐，這正是阿城工作一夜上床睡覺的時間。我媽媽經常在我這裏住，吃早飯時聊幾句。有一天阿城說：“曉陽啊，你跟老太太商量點兒什麽事，我全聽見了。”後來我去他的臥室，見那整麵牆都貼著厚厚的隔音海綿——他不定忍了多久，才跟我說的。
有一天我正看書，忽聽隔壁“嘩啦啦！嘩啦啦！”一陣接一陣砸玻璃摔碗的響聲。這是遇到了什麽才會如此狂怒？雖是互不侵犯隱私，但萬一想不開出人命，我也不能見死不救啊！敲開門一看，阿城情緒平穩笑容怡然，嘩啦啦！又是一陣響——原來是他新買了一對電腦喇叭，在放音試聽呢。
他對各種機械器械的迷戀和無所不知的專業知識，令人吃驚。
有一回他說：“世界上的好東西有幾件，（保時捷）911是其中一個。”他還講笑話，說以前曾在好萊塢一個大佬家打工，大佬有一輛911，知道他喜歡車，就讓他開上過過癮。他說，我不能開，一開911，別的車我就都不想開了。
時間長了，我發現他一個特點：不管在人前人後、即使一個人光著膀子，也不管坐椅子凳子搖椅躺椅，他始終是端坐。不像我，幾乎永遠栽歪著，不是把腿搭在椅背上，就是把腳丫子放在桌子上，沒型兒。我還發現，北島說話從不帶髒字，更不會涉及人畜器官。在這點上阿城倒不同，他是自然界有什麽器官就說什麽器官的，我也一樣。
我想說的是，阿城和北島同歲，都是文革前上的中學，都在某些方麵留下了“教養”的痕跡。我有時管他倆叫“老輩兒人”，經常感歎：老輩兒人跟我們就是不一樣。意思是修養好。現在人們愛說民國時期受教育的比解放後受教育的人有學養，確實如此。我再補充一條，那就是，文革前受教育的比後來受教育的，也更有學養。可惜，這個現象讓人高興不起來，因為這叫“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
02
我的大學同學和平當時在洛杉磯，他太太阿潘轉學來此念博士。阿潘攻讀之餘，寫了一些散文，想請阿城指點指點。我帶著他倆去了阿城家，那還是他住在那個獨棟房子的時候。
文章是電腦打印稿，厚厚一摞。阿城拿過來，刷、刷、刷……一打眼就翻一篇兒，速度極快。我心說：你也給點兒麵子啊！我帶來的朋友，還不認真點兒，給人家好好看看？一會翻完了，阿城開始說，哪兒好哪兒不好，哪個細節怎麽準確，哪句話怎麽不妥，說得頭頭是道。這些文章我都看過，一聽他的話，就知道他不僅全讀了，而且很仔細。真是厲害！閱讀速度太快了。
後來他說過：“別人是一目十行，我是一目一頁。”阿城很內斂，從不自誇自吹，他說的是個事實。我閱讀速度緩慢，很煩惱，跟他探討過多次，怎麽才能快起來？他甚至不能理解我說的慢，問我：“你看的時候還想啊？等看完了再想啊！”其實我不是“想”，就是老覺得沒明白意思，必須慢慢細看。對讀書快的人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
後來我又認識了一個讀書極快的人，他看書像照相，哢嚓一下就把一篇文字全照了下來，儲存在腦袋裏。這樣的人自然是學富五車。這個人也是我的大學同學，但在學校時並不認識，他跟王小波一個班。我十分推崇他的文章，覺得他比王小波寫得好，沒有文人氣，更無文藝腔。所以也推薦給阿城看。阿城也很喜歡，評論說：“從胡適提倡講科學，到你這個同學這兒，才是真講科學了。他的文章是直奔真理而去。”
與阿城聊天，最好是在午夜之後，三五好友，沏上一壺茶，點著煙鬥，徐徐道來。有一次北島來，在朋友家吃飯，有人談到佛教，這可是阿城的拿手好戲，這回是從貴霜王朝講起。我自斟自酌不小心把自己喝大了，頭靠椅背睡了一小時，睜開眼，阿城剛講到“在鳩秋雀這個地方”，一下酒醒了，接著聽。
王朔在洛杉磯的時候，也聊過通宵。我現在記得的是，阿城講孤身一人夜走秦嶺。有人問他怕不怕鬼？他說：“我怕人，不怕鬼。”他說狼十分有耐心，跟上他以後，不急著吃他，一直在後麵跟，意在把人逼瘋。他停，狼也停，他回頭看狼，狼還歪歪脖子，一張嘴，好像狼在衝他笑。阿城邊說邊模仿狼的樣子，我笑個不停。
阿城（左一）與朋友們（洛杉磯，1990年代末）
我看過近年阿城在國內的講座視頻，當然也好，但遠趕不上當年在落基山下、靜夜之中的對坐長談，那真是神思飛揚、妙語連珠，一句話出了彩，必能勾出另一個彩，彩彩相結，五色斑斕，“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深了去了。
阿城對環境敏感，怕鏡頭，如果人雜，他就悶了。大概是2000年，北京一家電視製作公司想請阿城做節目，仿照“鏘鏘三人行”的模式，由阿城和我擔任主持人，每期采訪一個嘉賓。公司試拍了若幹集，在北影廠的攝影棚裏，有的嘉賓比如馮小剛，與我們非常熟悉，按說能聊個熱火朝天。但幾台攝影機一架、大燈一開、周圍又有不知多少工作人員，阿城就放不開了。我的責任是“引蛇出洞”，就是要挑著阿城出妙語的，為此，我還故意反駁阿城的話，試圖讓他興奮起來。其效果，僅是正常發揮，那些即興的有如神賜般的“電光石火”沒碰出來。嚐想：如果當年我聽阿城大侃特侃的時候，暗中有個攝像頭把它全錄下來，不知有多精彩。在如今全民看視頻的時代，是會風靡的。
03
顧城在洛杉磯時，有一天“菜花頭”請我們去他家吃飯。阿城先來我家集合一起去，他跟顧、謝拿我開玩笑，說：“你看曉陽，也是一表人才呀！”我陪著顧謝這麽多天轉來轉去的，累了，心想有阿城開車帶他們去，我在家歇歇。我沒明說，隻表示不去了。阿城說：“剛一誇他，驕傲了！”我嘴裏發出“操、操”的聲音，隻好跟他們上了車。
阿城講在雲南山裏遇到眼鏡蛇的情景，把顧城給逗的，此後幾天自己想起來就笑，還模仿阿城的口吻和動作，手臂一舉、巴掌一張，“啪！——打開了……”還有山裏鬧“猴災”，猴子成群成群地襲擊他們的駐地，把宿舍和生活設施破壞得亂七八糟，不勝其擾。不過還是人壞，他們根據猴的習性，編了很多小口大肚的竹筐，筐裏裝上豆子，筐口猴子的手可以伸進去，但握成拳就出不來了。猴子摸到筐裏的豆子，攥住一把死不撒手。於是，每一隻猴子的胳膊上，都套著兩隻大肚竹筐，啥也幹不了了，隻好撤兵。
謝燁曾說：“阿城，你一天到晚得幹多少事啊？又要寫書，又要看書，還要寫書法、讀帖、看畫兒、聽音樂，還要攢汽車、搞攝影、彈鋼琴、拉提琴……”
多年後我變成“自雇自”的自由職業，也天天坐家了。阿城說：“洛杉磯隻有億萬富翁才能像咱們倆這麽閑。”
很早的時候，我買了輛尼桑ALTEMA，本來是普通車，卻遭到了周圍朋友的嘲諷，“哇，發財啦？”“我操，忒他媽高級了！尼桑哎！日本政界和黑幫大佬的最愛呀！”“陽子陽子，怎麽暴富的也教給我們兩招兒，讓我們也換輛好車！”有一晚我們在餐館吃飯，幾個人到外麵抽煙時，餐館一個年輕女侍下班回家，開的是馬自達626，與ALTEMA是一個檔次的。哥兒幾個正在擠兌我，我一看，憤然質問：“女招待都開626，我就不能開ALTEMA嗎？”阿城說：“這就叫笑貧不笑娼。”
阿城還給我介紹過女朋友。有一天他有些難為情地對我說：“曉陽啊，我是頭一回幹這樣的事兒啊——那誰誰誰呀，人家看上你了，托我問問你，你要是有這個意思呢，我給人家回個話……”名字我不熟悉，經阿城一說，我想起來是個ABC（在美國出生的華裔），有時會出現在有阿城在的場合，很安靜，幾乎是一語不發。我對阿城在給人介紹對象時略顯尷尬的態度，很感興趣，他平時萬難開口求人，可就連當月佬，也好像“抱歉給您添麻煩了”，實在有意思。
有一天在朋友家，幾個北京小流氓開著電視聊大天。阿城忽然說：“你這個電視的色彩不對。”起身去給調。那麽絢爛的畫麵，我根本看不出哪裏不對，於是禁不住讚歎：“這阿城啊，就是嘴好、眼好、耳朵好，就這三好。”結果小流氓們一片嘩噪，“啊？你說阿老才‘三好’？那哪兒不好啊？”“你是不是想說阿老別處的器官有什麽問題呀？”我嘴裏又是一連串兒的“操”。大家笑成一片。
阿城抓拍的我（洛杉磯，1990年代）
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洛杉磯蜂鳥》寫完後，打印出來給周圍幾個朋友看，都沒反應，因為是好朋友，連句客氣的恭維話都不說。後來拿給胡金銓先生，沒指望他老人家看，是托他幫我找一家台灣出版社。我去國十年，對國內出版情況已陌生了，以為小說裏有不少性描寫，出版不了，幹脆在台灣出一本，掙些酒錢算了。結果胡導演跟我通電話時說：“你害得我兩天兩夜沒睡覺！我都放不下來，寫得也太有意思了！”
我和阿城的車停在一條車道上。有一天我要出門，他的車堵在後麵，我讓他挪車。他好像剛從國外回洛杉磯，我忽然想到還沒給他看呢，就說：“阿城，我寫了本小說，你給看看。”進家拿出打印稿給了他。我外出了三四個小時，回家時，阿城聽到了我的動靜，我剛推開家門，電話就響起來：“曉陽啊，寫得好啊！寫得好啊！這回出息了！”“啊？你都看完啦？”
阿城真心為我高興，我們暢談了好久。後來薑文想拍電影，阿城預料這本書會大賣。有一次閑聊，他很真誠地向我傳授了一些經驗，說：“我當時啊，不像現在你這個都能預料得到……我當時，很突然……”“以後記者采訪你，你要先準備好一些話……”
我已然暈菜了。雖然我一向也很少開口求阿城什麽事，但膨脹時的頭腦跟平常不一樣，我壯了壯膽、厚了厚臉，向他提出給我拍一些照片。阿城二話沒說就答應了，說用得最順手的相機被偷了，要借個好的來。他給我拍了整整一卷膠片，拿到他專門洗印的地方，按照他提的要求印了出來。這麽個大師級的攝影師，我不僅沒付人家錢，反而讓人家倒貼了全部費用。
不過，阿城的預言也有沒應驗的，倒黴的是，那少數幾個沒應驗的預言，有一個正落到我頭上。書在國內是順利出版了，但也就淹沒在書海裏了，沒人待見。鍾大師拍的那些照片我從沒給人看過，當然不是嫌不好，是想起來臊得慌。
後來在北京，我送給阿城我的另一本書，扉頁上寫了“亦師亦友”四個字，可以說是對我和阿城在洛杉磯交往的總結。
阿城生性散淡，不喜與人爭，不喜與世爭。論者說他是道家，這樣說學術色彩濃厚，可以分析得很深刻，但不一定跟他本人有多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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