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劉原

　　我坐在深秋的落地窗前假寐，中國腹地的陽光像琥珀一般溫潤。手機響了一聲，我低下頭，瞳孔忽然收縮了一下。

　　高豐文去世了。

　　這是個一看就教人隱隱生疼的名字。他的背影，他的白發，便是我們少年時心底的痂。

　　1989年，包括我，包括無數人，和這個名字一起心碎。

　　這是一段被時光獵殺的記憶。那些幻滅的美夢，那些沉痛的絕望，非四十歲以上者，不單不能理解，簡直聞所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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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普及一下。高豐文，遼寧人，60年代中國足球隊隊長，1987年率隊殺入漢城奧運會決賽圈，是迄今第一個也是惟一一個靠實力進入世界級大賽正賽的國產教練。

　　但他卻是所謂“國恥”的代名詞。1989年世界杯預選賽連續兩個黑色三分鍾，兵敗獅城，1990年北京亞運會輸給泰國隊，黯然下課。

　　輸便輸了，又不是人頭落地，又不是搶雞蛋。但是，高豐文收到了球迷寄來的繩子和刀片。而在他之前兵敗519的前任曾雪麟，則收到過子彈殼。

　　以今時眼光來看，那是令人錯愕的死亡威脅。至於嗎？一場比賽而已，莫非要當事者以性命謝罪？

　　也許並沒有我們想象的嚴重。球迷或是泄憤，或是調侃，當年民眾也沒多少人權概念。但不難想見的是，這個刀片割傷了高豐文的此生，他到死都不會忘記。這些球迷欠高豐文一個道歉。

　　80年代是一個五味雜陳的年代，國門剛剛打開，民眾貪婪地呼吸著外邊的空氣，血脈賁張，野心蓬勃，因為積弱而求變，民族自尊心敏感且脆弱，自知國不強民不富，於是祈望在體育賽場上屹立於世界。

　　女排勝了，遂成民族英雄。李寧在漢城奧運會上失誤後居然還能微笑，結果千夫所指。中國男乒敗走多特蒙德，全民如喪考妣。

　　那時我上中學。校長給我們上思想品德課時，突然就評點起陳龍燦昨夜的球局；物理老師正講解各種定律時，會忽然跑題說，中國男排怎麽就輸給了意大利男排呢。多年後我聽到物理老師的死訊，第一反應就是他談到男排時痛心疾首的神情。

　　不要笑。那個年代，體育就是我們的心肝寶貝。雖然它對我們的現世生活產生不了任何影響，但我們就是在乎它，疼惜它。就像貪官們疼惜私生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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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當高豐文在新加坡被黑色三分鍾驚得呆若木雞時，在廣西一座小城裏上高二的我同樣在電視機前呆若木雞。

　　我五雷轟頂，我萬念俱灰。但這樣的情緒隻持續了一小會，我很快就讓自己平複下來，然後就從客廳溜回房間去繼續為高考而奮鬥了。他們能不能打進世界杯是他們的事，但考不考得上大學卻是我自己的事，我分得很清。

　　我覺得高豐文是一個遙遠的，與己無關的人。

　　沒想到，多年以後的我，成為了一名體育記者，采訪過高豐文的弟子賈秀全、朱波、李輝——他們都已經是主教練，我還采訪過亞洲最佳門將張惠康，寫出了今生第一篇代表作《國門蒼涼——尋找張惠康》，而這篇文章，徹底改變了我人生的流向。

　　今夜看了許多追憶高豐文的文章，發現了一個細節：當年的高家軍裏，有四人謝育新、郭億軍、張小文、伍文兵，都來自廣東梅州的興寧。在同一屆的國腳裏，有四個人來自同一個縣城，應該是空前絕後了。

　　而我的祖先，正是來自廣東興寧，他們在道光年間逃荒去了廣西。謝謝高豐文，成全了我那遙遠原鄉的紀錄。

　　但詭異的是，高豐文是堅持北派打法的，他對李輝和秦國榮這樣的技術流都看不上眼，但他卻用了許多粵軍，終究還是有胸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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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足球，是許多人心裏的一根刺。

　　一旦輸球，他們就痛心疾首地說：10多億人的國家，都選不出11個像樣的人。

　　好像足球比的是人口的多寡。

　　照這種邏輯，印度孟加拉國印尼這些人口過億的國家，也應該是世界強隊了。而荷蘭葡萄牙比利時這些小國寡民，早該是世界杯上的球童，可以看看，但不能摸。

　　持這種觀點的人簡直弱智得不配看足球。倘若誰的人多誰就贏，曆經多次中東戰爭的以色列早該亡國了。

　　足球是一種文化，與足球人口有關，與人種特質有關，與市場發育有關。

　　最重要的是，它與社會土壤有關。在全民把孩子送去上補習班、送去國考的國度裏，能夠誕生梅西和C羅嗎？

　　所以，高豐文們的困境在於，如何拿計劃經濟下的蛋，去和自由世界裏奔放的自由靈魂死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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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中國人在骨子裏並不熱愛足球。足球隻是高壓鍋上的噴氣閥，把其他領域受到的不公傾泄到足球上，最安全不過。

　　強拆祖屋，他不怒；城管砸攤，他不怒；世間的一切不公，他都緘默。但國足一輸球，他就捶胸頓足，哭天搶地。仿佛這是奪妻仇，這是殺父恨。

　　全是戲精。

　　中國足球的世界排名，遠高於吾國的許多其他國際排名，具體什麽排名，自己去查就是了。這個行業並不比別的行業差，甚至要強很多，包括職業化程度、包括透明度，不僅在體育領域內遙遙領先，就算和各行業比也是翹楚。任何人、任何媒體都可以戳著足協的鼻子痛罵，無論理性的還是偏激的甚至誹謗，足協從不吭聲。你換個行業試試？批評某個藥酒，或者某個奶粉，都能把你跨省抓捕進去。

　　所以國足主帥這個位置，天生就是挨罵的。高豐文之前的蘇永舜曾雪麟，之後的施拉普納戚務生，誰都如此。米盧都把國足帶進世界杯了，都天天被罵，20年前，罵他最狠的就是我。其實回過頭看，米盧挺不錯的，我整天在新聞發布會上挑釁他，但他始終保持著風度。

　　高豐文也從不辯解。他上過兩次央視春晚，第一次是奧運會出線後作為英雄出席，第二次是兵敗北京亞運會後，坐在台下聽馮鞏牛群調侃自己。

　　敗走漢城後，他買了幾十份批評國足的報紙，分發給隊員。雖然他並不認可上邊的評論。

　　他惟一的自辯，是晚年時說了一句：當年的失利，是我個人的恥辱，還是中國足球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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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再看，高豐文並不恥辱。

　　奧運會0：3輸給聯邦德國隊恥辱嗎？那支西德隊是兩年後的世界杯冠軍。張惠康一次次撲救的是克林斯曼、哈斯勒的射門。就像2002年米盧帶隊0：4輸給巴西也絲毫不丟人，巴西隊那屆決賽時對德國都打了個2：0。

　　高豐文時代的國足，在亞洲屬於準一流。馬林、柳海光是得分機器，賈秀全以後衛之身能拿金靴獎，後衛朱波每場比賽都能狂奔到底線送出無數次助攻，張惠康是亞洲杯最佳門將，還有麥超，罰點球永不失蹄。

　　有次我看舊錄像，80年代的國足腳下技術挺好的，敢盤敢帶，視野開闊，攻防轉換節奏快，在亞洲範圍內完全不是弱旅。

　　八九十年代的中國隊，你隻要看跑動的身影就知道是誰，特征鮮明。而現在的國足，我根本無法看背影判別出是誰，隻能認出鄭智和張琳芃，認出鄭智是因為他老，我十八年前當體育編輯時時常用他的照片，認出張琳芃是因為他的大花臂，後來足協規定文身者必須戴上袖套，然後我又認不出他了。

　　當年兵敗漢城時，兵敗獅城時，我們都以為這是最壞的結局，沒想到多年以後才發現，那是繁花，那是盛唐。如今的國足，連亞洲區小組賽都屢屢出不了線。

　　是不是有種眼熟的感覺。嗯，去年流行一句話：“2019年，是過去十年最壞的一年，同時，也是未來十年裏最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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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足球還能好嗎？

　　這是天問。就像百年前梁濟自殺前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變好嗎？

　　首先要搞清一個問題：好的標準是什麽？如果要的是錦標成績，裏皮的歸化球員策略是個好路子，網羅一批八國聯軍來代表中國打世界杯，別說入圍世界杯，進八強都不難。

　　然後，10多億從不鍛煉的人，坐在電視前，看一群黑人白人棕人代表我們在國際賽場上大殺四方？無不無聊？

　　足球要從娃娃抓起。這是鄧小平說的，非常正確。

　　但我要補充一句：足球同樣要從大人抓起。是成年人決定了用什麽樣的思維去發展足球。你是想利用足球去搞幾個冠軍為自己臉上貼金，還是想讓大眾熱愛體育強身健體？

　　如今的中小學普遍很重視足球，綠茵教育遍地開花。教育部門甚至要求把體育成績列入中考和高考，我認為這不公平，因為會剝奪許多體質不佳的天才和先天殘疾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雖然客觀上，許多家長會因為應試而將孩子趕到跑道上，從而局部改善中國孩子的體質。

　　如今的無數家長，把孩子趕去練足球，隻是因為想走特招之路。足球成了一種功利的捷徑，為了升學而踢球的孩子，會熱愛足球麽，會出梅西麽。

　　作為一名前體育記者，以及幾十年的體育迷，我其實非常重視體育，家裏倆娃都是兩三歲時就開始跟著我在塑膠跑道上撒歡的，如今都跑得飛快。但我的念頭很純粹：讓他們體會運動的歡樂、競爭的樂趣，不斷挑戰自身的極限，為將來的幾十年打下良好的體質底子。當然功利因素也有，每次看到武瘋子在學校砍殺孩子的新聞，我就在想：一定要讓孩子跑得更快一點，越快越好。

　　作為一名父親，這是多麽沉痛的功利嗬。

　　說回足球。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幾無可能看到中國足球的騰飛了。足球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文化，不以行政意誌為轉移，要是長官命令能搞定一切，當年的蘇聯和衛星國早就奪得世界杯了。

　　足球作為世界第一運動，是非常複雜的係統工程。簡而言之，如果國民不是發自內心地熱愛足球，如果一個國家缺乏發展足球的社會土壤，它怎麽搞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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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又說回來，足球不行又怎麽了，天會塌下來嗎？

　　別說足球，今年的東京奧運會往後推遲一年，你可曾感覺人生缺了一角？

　　不會。你會更關心疫情，關心糧價，關心失業率和經濟走勢，這比英超意甲中超停擺重要多了。

　　足球終究是一種遊戲。

　　我告別足記生涯之後，在很多年裏，一看到足球比賽就吐，就換台。這幾年才逐漸恢複了味覺，偶爾也會看看深夜裏的國足比賽。

　　但我已經從熱血少年變成了佛係中年。國足贏了，我笑笑；國足輸了，我亦笑笑。站在上帝的角度，這和孩子們搶玩具，並無不同。

　　等你像我一般看盡滄海桑田，也會和我一般佛係的。

　　不要嚎啕大哭，不要生死與共，比國足慘敗更沉痛的事多去了，我們多思忖一下如何活下去，才是人間正道。那一年給高豐文寄刀片的是西安球迷，多年以後拿U型鎖把日係車主砸出腦漿的也是西安人。有此殺心，多花點心思去謀生，多喝幾碗羊肉泡饃不是更美麽。

　　8

　　總覺得高豐文是個殉道者。

　　之所以為他的死而沉痛，是因為，他曾是我劇本裏的主角。

　　幾年前，我曾寫過一個公益廣告的劇本——

　　清晨的上海灘，幾個孩子在弄堂裏踢野球。一個麵容浮腫的中年男人提著舊飯盒蹣跚走來，男孩一個大腳，球將他的飯盒打落，豆漿流淌一地。男孩霸氣地說：你看見球不會躲嗎？

　　中年男緩緩拾起還剩一小半豆漿的飯盒，望著孩子們追逐的背影，嘟噥了一句：我看見球從來不躲。

　　在日夜交替之中，他懨懨欲睡地坐在彩票亭裏，他拖著板車給顧客送啤酒，無聲無息地活在上海。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他在夜深時回到陋室，打開台燈。陳舊的壁櫃上有獎杯、錦旗、獎牌，悉數沾滿灰塵，如同凝固在時光裏。他是張惠康，亞洲杯最佳門將，1988年奧運會，他獨自奮力撲救著克林斯曼們一次次的爆射。

　　八萬人體育場裏，人聲鼎沸，一場元老杯足球賽正在進行。紅隊的主教練，正是高豐文。比賽最後一分鍾，紅隊守門員與對方撞在一起，傷重倒地，此時比分3：3，進入點球決戰。

　　高豐文在更衣室裏麵色焦急：最後一個守門員名額用完了，誰來守門？

　　一個高大臃腫的身影出現在門口，慢吞吞地說：高導，我可以試試。

　　高豐文轉頭望向逆光裏的黑影，滿臉錯愕，百感交集。

　　張惠康從長長的通道跑出，他穿著30年前參加漢城奧運會時的中國隊球服，破舊的手套已經皸裂。數萬球迷起立歡呼，迎接這位命運多舛的英雄歸來。

　　賈秀全解下隊長袖標為張惠康戴上，他們穿越了30年後的唏噓人海，在綠茵場重逢。大屏幕上播放著中國隊1987年戰勝日本隊晉級奧運會的畫麵，張惠康和賈秀全欣喜若狂地摟著，奔跑在草地上。背景音樂播放著當年的奧運主題曲《Hand in Hand》。

　　點球決戰開始，張惠康一次次撲救。最後一輪，站在罰球點上的白衣球員，是曾經進球如拾草芥的柳海光，他擺好球後，忽然上前與張惠康緊緊擁抱。兩個上海籍的國足隊友，歸來已是鬢發如霜的中年。

　　他們當年的教頭高豐文，已經滿頭盡白。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柳海光直掛左下死角。張惠康魚躍側撲，球撲出，他的頭再度重重撞在立柱上。上一次，是1991年，他在香港南華隊踢球，也是這麽撞的。

　　張惠康滿臉是血。柳海光愴然為他鼓掌。高豐文，沒能忍住臉上的老淚。

　　現場球迷躍下看台，瘋狂地撲向球隊慶祝勝利。頭紮繃帶的張惠康獨自向更衣室通道走去，簇擁在鮮花和擁抱中的高豐文忽然扭頭望向他。

　　賈秀全和柳海光也轉頭，望向張惠康。

　　張惠康始終不回頭，隻用手臂抹了一下臉，不知是抹淚還是抹汗。

　　暮色漸漸黯淡。那個蹣跚落寞的身影走過空空蕩蕩的看台，隱沒在黑暗的通道門口，就像被歲月吞噬一樣，就像從沒來過這世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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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劇本裏有許多隱喻。張惠康的背影，何嚐不是從此淡出江湖、傾力培養足球少年的高豐文的背影。各種魔幻，各種穿越。

　　劇本是為2018年世界杯準備的。當時也是中國隊曆史性進入奧運會的30周年。節點正好。和我一起策劃這個項目的老兄弟，當年和我在沈陽一起見證過國足出線世界杯，他能找到高豐文、賈秀全、柳海光，而我能找到張惠康。

　　我知道這個公益片能讓所有人熱淚盈眶。

　　但它沒能拍成。當時談的一家企業，以熱愛足球著稱，但洽談合作時，它已陷入困境，囊中羞澀。後來，老板甚至被列入了限製消費名單。

　　它永遠都拍不成了。因為，高豐文去世了。

曾被布拉特稱之為“最沒有進取心的球隊”，其實是中國史上最有進取心的球隊嗬，我們唾罵他們，我們羞辱他們，而他們從不辯解，背著十字架，悲愴而蒼涼地了此殘生。

　　他們並無罪孽。因為，他們盡力了。為了1988年那次出線，唐堯東差點撞瞎了一隻眼。不要忘記，那一年，中國10多億人無論如何挑選，都不可能選出比他們更好的11個人，他們代表的就是中國最高的足球水平。

　　高豐文，以及他帶的這支國家隊，是悲劇色彩最重的。

　　我猜想，他的後半生，沒再快樂過。

　　那麽，就祝願他在天堂歡樂吧。天堂裏沒有刀片和繩索，沒有歇斯底裏的叫罵，每一次過頂長傳和淩空抽射，每一次穿花繞竹的銜枚突進，都隻有歡樂，沒有惡毒的嘲諷和冷血的鞭撻。

　　發明足球的人，一定是想為世間帶來一點光，一點幸福，而不是，為這人世帶來許多的孤臣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