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那些修長的手指，那個略駝的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後來都是哥哥的了。

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那時隻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著這個人。

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連母親的歌喉、美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

母親那時包圓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說是她風頭足極了，一匹黑緞子樣的長發，被她編成這樣、那樣，什麽佩飾都不用，卻冠冕似的華麗。

有一些黃舊的相片，上麵十八歲的母親，一襲背帶工裝褲，一件白麻衫，眼睛驕傲天真，卻是有了一個人。後來這個人是我的父親。

聽來是這樣，一天她忽然對他說：“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也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或者去畫兩筆舞台布景。

有時來了外國人，他還湊合做做翻譯。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他看著這個挺唐突的女子，臉紅了，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夾了一張小紙簽：“我要嫁給你！”

她就真嫁給了他。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發現媽媽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膽怯，又有點拙劣。

她把兩歲的我抱著，用一個舞台化的姿勢，在房裏踱步。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拍著我，蕩氣回腸地唱著舒伯特的《搖籃曲》，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

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眼神不在我身上。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裏邀來注重、認同。

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哆、咪”。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右手拈一支筆，穿一件斑點了色彩的大褂，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近走遠。要麽，她大聲朗讀普希金，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抬頭去找這個聲音，然後在厭煩和壓製厭煩的矛盾中，對她一笑。

她拿這一笑去維持下麵的幾天，幾年，亦或半輩子的生活。維持那些沒有錢，也沒有尊嚴的日子——都知道那段日子叫“文革”。

父親的薪水沒了，叫“凍結”。我們常吃一種黑黑的菜，隻因為多放些豬油和糖，便叫它“梅菜燒肉”。媽媽早已不上舞台，身段粗壯得飛快，坐在一張小竹凳上，“吱呀”著它，一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小魚在父親有薪水的時候是我家貓吃的。她警告我們：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都要托人送給在鄉下“勞動改造”、一年沒音信的父親。

幾百條小魚被串起來，被鹽輕醃過，吊在屋簷下晾。最終小魚幹縮得成一片枯柳葉，媽媽在鍋裏放一點兒油，倒油之後，她舌頭飛快在瓶口繞一圈，抹布一樣。

不知她這種寒磣動作什麽時候已做得如此自如。總是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她來煎這些小魚。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裏，我和哥哥被折磨得沒覺了，起身站在廚房門口。“小孩子大起來有的吃呢！”她發現我們，難為情地紅了臉，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爸爸現在好瘦，好瘦。”

她像在征得我們原諒一樣，喃喃地說，帶信回來的人隻說父親黑瘦了一些，她心裏的父親便形同枯骨了。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

我們明白那種酥、脆，連骨頭都可口。然而我們隻有嗅嗅、看看，咽回一泡又一泡的口水。父親回來後，隻提過一回那些小魚。說，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

後來他沒再提過小魚的事。看得出，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她誘導他講種種事，誘他講到吃，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

幾年中，成百上千條小魚使他存活下來，使他仍然倜儻地存活下來，媽媽圍繞著父親，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麵前竭盡活潑。

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是小姑娘的母親發窘。她似乎沒有注意到自己的變化，也沒意識到父親的變化。

又有這個那個出版社邀他寫作了。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獵裝、皮夾克，在某個大飯店占據一個房間。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隻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

一天，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從北京寄來的。他對我說：“是寫給你們倆的。”完了，他要和媽媽離婚了。信便是這個目的。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放棄他，成全他“真正的愛情”。他說，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

這點我們早看出來了。他隻是在熬，熬到我們大起來，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天。我們也看得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

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許多天才商量好，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她讀完它，一點聲音也沒有地靠在沙發上。好像她辛辛苦苦愛他這麽久，終於能歇口氣了。哥哥這時走了進來，這屋的沉默讓他害怕。

她看看我們兄妹，畏懼地縮一下身子，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我們絕不會幫著她死氣白賴地將父親拖回來，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他怎麽會吃好飯——住在那種大飯店裏？”她說。

在幾小時內，這是她唯一的話。這一夜，我們又聽到了那隻竹凳的“吱呀”聲，聽上去它要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