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力／文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養在上海的祖父母家裏。文化大革命那把火於1966年8月的一個晚上燒到我爺爺家。爺爺是上海名中醫，叫嚴蒼山，曾在1927年與同仁一起在上海創辦了中醫學院，編寫過中醫教材的《湯頭歌訣》。他喜歡收藏古字畫。抄家的紅衛兵就從焚燒古字畫開始，一口氣燒掉了上千幅，並讓我們全家帶著紙做的高帽子站在旁邊觀看。幾個紅衛兵還用叉子捅死了爺爺養的金魚，砸碎了我養蟋蟀的瓦罐，當時我隻有害怕的份兒。
　　短短幾個月，爺爺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牆皮地板鑿開。更可怕的是，來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蔣介石戎裝照悄悄塞進一個抽屜。那抽屜我是知道的，隻放著空白藥方、切脈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鎮紙，還有我的幾顆玻璃球。這照片被翻了出來，後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誰放的呢？這謎團永遠也說不清楚。正是這個情節，讓我對抽屜感到恐怖，很多年後頑強地轉化延伸成一種意象：“我拉開一個個抽屜／翻閱自己經曆過的歲月／抽屜裏那些曾經提心吊膽的地下詩稿／如今安靜得能聽見養老的聲音／抽屜裏還有一疊已成為古跡的糧票／自從它們成為古跡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雖然它被稱作了文物／但絕不為這塊土地上的農作物感到一絲驕傲／抽屜裏還有兩枚紅衛兵袖章／一枚已生鏽的半鋼手表／幾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號／天安門悼念活動的現場照片／它們具有同樣犧牲後的肅穆／抽屜啊中國抽屜／甚至在黑五類肉體上／所拉開的抽屜裏／也必會有一本紅寶書。”
　　我爺爺的一條罪狀，就是給許多“壞人”看過病。他1967年底被關了起來，不久便在隔離室了結了自己的生命。被隔離前，他讓家人把我從上海送到北京父母處。對我說：“我保護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這是我聽到的他最後的聲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學校都停課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柳河“五七”幹校革命委員會的批示》，我父母緊跟著就被發配到湖南衡東縣的幹校。父母帶走了隻有十歲的妹妹，把十四歲的我留在北京，為了他們將來回城探親留條後路。
　　我脖子上掛著家門鑰匙，與處境相似的孩子到處閑逛、打架，無所事事。我在北京西城區社會路中學注了冊，由於學校停課，報到後就在學校的操場挖防空洞，說是為了防備蘇聯的飛機轟炸，再不就是學學《毛語錄》或上街慶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讓我記憶深刻。1967年年底，當時我家住在三裏河計委大院，不遠就是三裏河工人俱樂部。那天在俱樂部對麵，一群與我年齡相仿的孩子們在交換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著隻公雞走過。一個孩子說那是去附近複興醫院打雞血，即抽出雞血注入人的血管中，據說可包治百病。另一個孩子說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雞血，說不定會像公雞那樣早晨打鳴呢！把大家都逗樂了。
　　1969年夏天，百萬莊的朋友給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詩稿，一張皺皺巴巴的紙，歪歪扭扭的字體，是郭路生的《相信未來》，這首詩讓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識字以來第一次看到中國人自己寫出這樣的文字，盡管無人能回答未來在哪兒。那朋友說不要把《相信未來》傳給你不相信的人看，因為有可能被告發。我認認真真把這首詩抄了一遍，經曆過抄家的驚嚇，不知道該把它放在什麽地方最安全。最後我把它背下來撕掉了。
　　我們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傳到五七幹校，不少家長專程回北京把他們帶到幹校，免得出事。就這樣，1969年10月我來到湖南衡東縣的五七幹校，進衡東第二中學上初中，除了學《語錄》和報刊文章，還學了幾句“萬歲”之類的英語，再就是每天到農田幹半天農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十六歲，隻身從湖南回到北京，回來不久，就認識了在白洋澱插隊的計委大院的薑世偉，也就是後來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機床廠，住在工廠宿舍。1972年我因打橋牌結識了同廠技術員陶家楷。我先認識光學儀器廠的大學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國血統，看過很多文學書籍。他教會我們打橋牌，開始與其他社會上的高手比賽，除了陶家楷，還有聶衛平的哥哥聶繼波、吳爾鹿等。我們經常在中山公園裏麵打牌。陶家楷那時候生活很瀟灑，他往往隻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著內褲坐下與我聊文學，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幹了再穿上離開。我為他買來白酒，他更來勁兒了。他聊的東西很雜很有意思，能背誦不少現代派的詩歌，主要是蘇聯詩人從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與我們有著相似的背景，感覺挺親近。不久他帶我認識了趙振開，也就是後來的北島。就在這個時期，我還認識了寫詩寫得鏗鏘有力的毛頭（多多）和嶽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幾歲的哥兒們。毛頭有一筆財富令我羨慕，那是幾個厚厚的幾大筆記本，是他從各種書籍（包括黃皮書）摘錄的詩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換另一本。
　　嶽重十九歲那年（1970年）寫出《三月與末日》等八首長詩，此後就沒再動筆。物以類聚，我們這幫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從農村回來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這樣在工廠上班的。我也是那時候開始寫詩的，把這些內心的秘密鎖在抽屜裏，或與小圈子中的同伴們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鐵道部宿舍找魯燕生，在他家裏看到一幅奇怪的畫，後來才知道此畫的作者叫彭剛。當時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張郎郎、張寥寥、魯燕生、魯雙芹、彭剛、劉羽、陸喚興、申麗玲，以及晚幾年出道的畫家張偉、李姍、唐平剛等。我們互相借書，特別是西方文學作品。大家都沒錢，有點兒錢就湊起來買酒，隻要酒夠多，總會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時候是酒不夠，喝一會兒就沒了，很掃興。
　　1979年我開始畫畫。最難的時候根本買不起畫布顏料，就用醬油、紅藥水和紫藥水代替，朋友們送來幾塊纖維板當畫板，或撿來木條釘畫框。這方麵給我幫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術公司上班，每天畫的都是政治宣傳畫，那是個倒胃口的活兒。能畫自己想畫的東西，在那個時代還有一個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國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單位分配的房子裏，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著全麵的管製，寫幾首詩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張旗鼓畫畫就不行了。麵對著那些他們根本看不懂的畫，他們就發愁，進一步擔憂這是否會帶來政治上的麻煩。在針鋒相對的角力中，他們最終說服了自己：這總比出門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媽媽發現找不到更換的床單了，發現是我把三條床單全當成畫布了，她說：“你不能讓我們睡在你的畫上吧？”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聽到她這幽默的表達，意味著諒解和寬恕，讓我記一輩子。幾個朋友聽說床單可當畫布用，就把家裏的床單偷出來送給我。
　　我發現在我的工廠宿舍地下室就是圖書館，於是撬鎖取書，每次三五本。閱讀推動了寫作，相輔相成。我最初寫詩為了悼念爺爺，他是自殺的。現在想起來，自殺成了我寫詩的主要誘因之一。那時候自殺的人很多，身邊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樓的。自殺使我產生很多想象，有一陣滿腦子是各種各樣的自殺方法，包括我“創造”的一種：把台燈的電線緊緊纏在身上，然後用腳踩一下開關。
　　1973年秋，應芒克之邀，我求人開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來到白洋澱。鄉下的荒涼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鄉們的關係很好，有好幾家人請我們去住，最後還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澱上劃船，芒克講起當地知青的故事。我望著湖水藍天，想起馬雅可夫斯基的《穿褲子的雲》。蘆葦呈黃綠色，在風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種想寫情詩的衝動，卻轉化成一首與階級意識相關的《窮人》，經不斷修改最後是這樣定稿的：“無數塊補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勞動／好麵熟的風／你補著殘破的天空。”進村前我看見穿各種補丁衣衫的農民在地裏捆幹草，地平線像一根無限長的扁擔，扁擔上是正暗下來的天空的分量。
　　那時白洋澱兩派武鬥剛結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與村裏的朋友在澱上劃船，突然兩隻船包抄過來，上麵是持槍的軍人，原來他們是在收繳流失在民間的槍械。此後我們再也不去劃船了。趁芒克與老鄉敘舊的工夫，我獨自跑到密林裏或山坡上寫詩，在那兒的感覺太棒了。大自然帶來的原始動力正改變我的寫作，有時粗糙，卻指向內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街頭到處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後常到芒克搭的漁船形地震棚去串門。我們正處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齡，那是我們的主要話題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漁船形，對他來說，白洋澱依然是揮之不去的情結。正好白洋澱的福生來北京辦貨，邀請我和芒克去參加他妹妹的婚禮。所謂辦貨，無非就是扯幾塊花布而已。當時芒克沒工作，我正好剛發工資——四十塊零一角，買了個鬧鍾，剩下的支付來回車費。
　　福生讓我作為女方親眷，為他妹妹扛嫁妝送到男方家去。這可把芒克樂壞了，他不斷地在送嫁妝的隊列前後吆喝。我這個城裏人首次參加鄉下婚禮，還扛著個木箱走在隊列最前麵，真有點不好意思，低頭往前猛走，差點闖進別人家，引起一陣陣哄笑。芒克就借機跑到前頭，讓我跟住他，他在我耳邊不斷囑咐：“如果新郎家對你招待不周，倒茶遞煙不及時，你就可以扛著箱子回來，他們就隻能再來求你，你就是大爺！”芒克越說越高興，一路上至少重複了三遍。
　　雖說是參加喜宴，我目擊了農村生活的艱難。那年白洋澱幹過澱，新蓄水後的小魚苗還沒長大，許多漁民隻好到天津等地打魚，這樣的收人不穩定，時常會斷頓。與漁民們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時，他們那一聲聲歎息觸動我的心。
　　幾天後回到北京，我下班後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裏。他寫下這樣的詩句：“讓漁船像酒杯一樣相碰／當我們再次團聚時／……”那段時間芒克寫了不少詩：“我真希望讓馬車直接把太陽拉進麥田去。”而我也寫了這樣的句子：“我穿著兩隻漁船的鞋在澱裏走動／沒發現什麽魚來提出抗議。”因為沒有魚。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對我說：“哥兒們，你的生日讓我忙壞了。”說著遞過來一本棕色筆記本，厚厚的，原來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選的詩集給我做生日禮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長詩《我屬於天空——1975》，最後還引用了我的一句詩：“輕輕地跨了過去／就再也沒有回來……”在他選抄的詩句中有：“我遙望著天空／我屬於天空……”“當對麵的山穀又送來了我的呼喊聲時／我的聲音震動了我的心。”“看，那是輛馬車／看看吧，那是拉滿了莊稼和陽光的田野！”謝謝芒克，那是我二十三歲生日。記得北島也有關於天空的詩句：“有了無罪的天空就夠了，有了天空就夠了……”
　　從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島和多多來往，當時寫詩的還有馬佳、魯雙芹和魯燕生。見到郭路生大約是在1976年前後，那時候他神經已出了毛病，經常住院，偶爾出來待幾天，見麵機會有限。
　　在與北島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過二十八歲生日，約我和芒克及另兩個朋友一起去頤和園。那是8月2號，下著小雨，我們躲在頤和園長廊附近的小茶館聯詩。每人寫一句，由芒克開頭，交給我，我寫好一句再傳給下一位。我們一口氣寫了四首詩，感覺好極了。1976年夏天，北島的妹妹因遊泳救人而被淹死了。他傷心透了，借助這悲傷的動力，他完成了中篇小說《波動》。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從那時候起北島就開始泡病號不上班，在家寫詩看書。羨慕之餘，我也如法炮製，小病大病都去看醫生。
　　在我的讀書清單上，詩歌部分大都是俄國的，有普希金、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葉普圖申科，還有法國詩人波德萊爾、艾呂雅，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和美國詩人惠特曼等。我偏愛洛爾迦和馬雅可夫斯基。這些詩句都抄錄在多多的那些大筆記本上。多多富於雄辯，在爭論中總是振振有詞。有一天我們在北島家爭吵起來，起因是我和毛頭對北島的某一首近作的質疑。而芒克和北島則認為這代表了意象選擇的新方向，譬如北島的新詩集《峭壁上的窗戶》。我和芒克也常為詩爭吵，吵過難免悶悶不樂，但很快就和解了。
　　1978年秋天，北京“西單民主牆”逐漸形成氣候。一天，北島和芒克來到我家，一起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北島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辦一份自己的文學刊物，人馬齊備（我自然是其中一員），缺的就是啟動資金。他們知道我剛從上海帶回幾張名家字畫，或許有可能換成錢。我坦率地告訴他們，這是我爺爺留下的最後幾幅字畫，上麵還題有我爺爺的名字，這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後來他們通過別的渠道解決了資金問題。記得芒克對我說過：哥兒們，造反挑頭的或許有牢獄之災，萬一出事，你要沒進去的話，一定要來看我。
　　年底，《今天》創刊號問世。芒克囑咐我選些作品發表，而我的那些詩正在修改中，於是拖了下來。另一個原因是我開始為繪畫著迷，這顯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響。她自學成才，在北京青年藝術劇團當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寫生，也偷偷用鋼筆畫些小草圖。我一邊畫畫一邊修改詩作，最終整理出七八首，交給芒克，他從中選了幾首，發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驚心動魄的一年。我瘋狂地投身藝術。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張偉、李姍、馮國棟等人參與的“無名畫會”在北海畫舫齋的展覽。畫舫齋是北京市美術家協會的展覽場地，舉辦民間畫展過去是想都不敢想的。“無名畫會”大多數作品是風景和靜物寫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馮國棟和張偉的兩張畫，前者很現代，有一種橫空出世的感覺；後者色調低沉灰暗，描繪了工人生活的艱難。那顯然與官方美術的主流大唱反調。不久，我還在“西單民主牆”看到貴陽五青年的畫展，其中一個畫家叫尹光中。他們把畫掛在牆上，雖說是風景寫生，一看就知道是我們這樣的異類。這一切都令我激動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黃銳來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創辦人之一，也是封麵的設計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國藝術前列中的一位。黃銳原本是來選李爽放在我家的畫，卻看到滿牆都是我近幾個月的畫作，他馬上說這些畫不錯，要我也參加“星星畫會”。黃銳在後來的回憶文章中說：“嚴力一聽邀請他展覽，就樂壞了，據說當晚就把胃給喝壞了。”我確實樂壞了，剛畫了幾個月，被這個伯樂發現了，一高興自然要喝了酒，但並沒有把胃喝壞，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籌備期拖得很長，從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黃銳和馬德升最後拍板，先找北京市美術家協會主席劉迅申請辦展覽。劉迅專程來到黃銳家，瀏覽了集中起來的作品，他很興奮，當即表示同意，隻是北京市美協的展廳已排滿，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計，說不能再等了，實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時間定在國慶節前後。展覽地點難定，一是西單民主牆，二是圓明園，三是複興門廣播大樓前。有一天，王克平與朋友約好去美術館看展覽，發現美術館東側的小花園是個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對抗的象征性——美術館正要舉辦“建國三十周年全國美展”！
　　美術館位於北京市中心，東側小花園處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9月25日晚，參展藝術家在黃銳家開會，商定具體事項。展覽日期定為9月27日至10月3日。然後由大家分發油印的請帖，並分片張貼手繪的海報，我和王克平負責大學校園和主要路口。9月26日上午，我與克平騎車去海澱區貼海報。展覽館、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師大一路下去，貼完天已擦黑，沒吃沒喝，我提議在外麵隨便吃點什麽，克平說還是省點兒吧，於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們把作品懸掛在中國美術館圍牆欄杆上，並在樹上掛了個捐款箱，有不少人往裏投錢。觀眾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藝界美術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學生利用課間休息邊看邊臨摹，“四月影會”的朋友們拍照助威，池小寧甚至用16毫米的攝影機拍紀錄片。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也來了，當場表示支持說：“露天美展這個形式很好嘛，美術館裏可以展，美術館外也可以展，美術學院裏可以出藝術家，美術學院外也可以出藝術家。”江豐為人正直，1957年被打成右派，剛恢複工作，在美術界有很高的威信。他還問起有什麽困難，我們說晚上沒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術館。江豐馬上答應，並責令秘書通知美術館館長。副館長、著名女畫家鬱風下來看了一遍，大讚說：“有些作品就是參加國際展覽，也不遜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響街頭秩序為由禁止我們繼續展出，並貼出相關的《布告》：“最近發現有人在美術館街頭公園張貼海報和搞畫展，影響了群眾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和北京市革委會1979年3月29日《通告》的有關規定，美術館街頭公園內，不準搞畫展，不準張貼、懸掛、塗寫各種宣傳品和大小字報。違者按《治安管理條例》和北京市革委會《通告》處理。此布。北京市公安東城分局（章）北京市東城區城建局（章）1979年9月27日。”
　　趕到美術館東門廳，裏麵有五十多個警察，我們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個研究所借用電話，先打給人大法製委員會一個熟人，他回答法製委員會隻管製定法律，具體執行他們無權幹涉。他又騎車找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員徐意。她天生愛打抱不平，馬上撥電話詢問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負責人態度堅定，堅決要取締這個展覽。徐意說，她希望盡量避免發生衝突。隨後她又打電話給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麵調停。
　　我們馬上找來白紙寫成抗議書。記得我和趕來聲援的北島一起，舉著抗議書站在街頭公園長椅上。突然出現了一幫搗亂的小青年，滿嘴罵大街，動手動腳。有人悄悄告訴我們，說這些流氓是警察帶來的，並指著一個警察，他果然像教練一樣站在後邊抽煙。
　　在關鍵時刻，幾乎所有民刊的頭頭聚在趙南家開會，向北京市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承認錯誤，否則將在10月1日上午組織抗議遊行。劉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麵斡旋失敗。10月1日上午9點30分，大家聚集在“西單民主牆”前，先舉辦抗議集會，然後從那兒出發，終點是北京市委大樓。一路上警察在維持秩序，遊行隊伍打出了“要藝術創作自由”的旗號。在北京市委大樓前再次舉行集會後，宣布解散。一直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大家餓壞了，一起來到附近的東風市場二樓西餐廳歡聚一堂，除了“星星畫會”的成員外，還有一些民刊的朋友，總共二十來人。當時由我來保管露天畫展的捐款，總共有三百多元錢，這頓飯花了一百多元。在歡慶之餘，其實大家心裏懸著：誰能保證明後天我們中間哪個人不會失蹤？
　　黃銳有一天通知我說，《今天》將辦詩歌朗誦會，10月21日在玉淵潭公園。這是《今天》在玉淵潭公園舉辦的第二次朗誦會，第一次是在19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還調侃說就在咱們認識李爽的那片小樹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約了李爽，說要看她畫寫生。李爽說，另一個畫家唐可能也會去。等我和芒克來到玉淵潭河邊，發現隻有李爽獨自在畫寫生，這是個正麵的信號。芒克鼓勵我再單獨約她，她果然沒有拒絕。玉淵潭公園對我們這群地下文人來說是一個風水寶地，遊泳滑冰寫生談戀愛，現在居然辦起朗誦會。
　　第二次朗誦會比第一次更熱鬧。黃銳畫了一張抽象畫做幕布，很顯眼很另類。聽眾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島微笑著與各種人打招呼。這種場景不適合用繪畫來表達，最好是攝影，可惜我沒有相機（不久我用我的一張畫跟一個法國人換來個照相機）。那天回家憑衝動試圖畫抽象畫，浪費了好幾塊纖維板，都不成功，也許我還沒找到畫抽象畫的音樂感。不久，黃銳畫了一組抽象畫《春夏秋冬》，或許就是玉淵潭朗誦會那幅畫的靈感的延續。
　　“星星畫展”於當年11月底在北海公園畫舫齋開幕。由於展覽往後拖了兩個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準備，加上一些新成員加盟，整個陣容比在露天展時更成熟更多元化。應觀眾的要求，展覽延長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對於中國美術界形成的衝擊，意義深遠。1980年8月，第二屆“星星畫展”在中國美術館正式展出，距露天展僅不到一年的時間。
　　1980年年底，《今天》被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