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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聖誕節，上帝送給全世界家庭主婦一個禮物。
東芝公司試著製作了700個神奇的炊具，分內外兩層，裏層入米，夾層添水，加熱煮沸，米可成飯，這便是最初的電飯鍋。東芝公司采用上門推銷的方式，向所有主婦展示電飯鍋的神奇，一個月之後，他們接到了20萬個電飯鍋的訂單。鬆下公司為此專門成立了電飯鍋部門，對機器進行了二次改良，免卻每次煮飯均需添水的麻煩。
在東京，一個叫蒙國平的香港人注意到了這款產品，他打電話給在香港的兒子蒙民偉，對他說，電飯鍋一定會帶來一場廚房“革命”。
1962年，當全日本半數家庭都用上電飯鍋時，最初的100個鬆下電飯鍋在香港的銷量並不好，香港人反日情緒重，認為日本貨品質差，更有人說，這玩意兒不是痰盂罐嗎？蒙民偉選擇北角渣華道作為推廣試點，帶著兩名下屬挨家挨戶向家庭主婦們演示無火煮飯。又在理發店裏親自煮臘腸飯，臘腸香味四溢，店內顧客們都好奇地問這是什麽，蒙民偉知道，電飯鍋在香港的推進，差不多會成功。
很多年之後，在一部叫《花樣年華》的電影裏，張曼玉扮演的蘇麗珍向潘迪華扮演的房東太太演示電飯鍋煮飯，完美還原了香港老百姓們對於電飯鍋的初見——
電飯鍋的出現掀起了一場廚房革命，家庭主婦們第一次在做飯這件事上獲得了閑暇時間，她們不再需要燒火燃炭，也不需要守在柴灶前看著瓦鍋煲飯煮粥，科技換取了女人的自由。
當然，蘇麗珍絕對不會想到，這種自由，有時候也會成為“一枝紅杏出牆來”的發端。
當周慕雲很客氣地接受蘇麗珍的善意，托蘇麗珍丈夫陳先生從日本代購一個電飯鍋回來後，我們在鏡頭上見到的周慕雲曾經和陳先生有一場對話：
電飯鍋是周慕雲太太和蘇麗珍丈夫一段“出軌”的開始，也是《花樣年華》裏無數有關食物的密碼開關之一：
當張的丈夫給梁的妻子買了電飯鍋後，他們的私情就開始萌芽，從而導致了張和梁的婚外情。我個人認為，電飯鍋對於解放亞洲女性而言是最重要的發明，因為她們再也不用在做飯上耗費大量精力。電飯鍋和方便麵一起，徹底改變了亞洲人的生活方式。——王家衛，《WKW王家衛的電影世界》
我們要了解《花樣年華》，就必須了解在香港的上海人。
就好像蒙民偉之所以選擇北角作為電飯鍋占領香港第一站，是苦心孤詣的。
在當時，北角號稱“小上海”，隻有來自上海的女士對於廚房有自己的堅持。上海出生的寧波人司明1950年移居香港，1960年，他在專欄上抱怨，自家的廣東女傭堅決求去，原因之一，是太太成日要來廚房，自己也煮不慣“上海餸”（上海菜）。
《花樣年華》裏，房東孫太太的女傭顯然是從上海一道過來的，所以才會煮蹄髈湯，會裹餛飩，更重要的是，即便孫太太不在家，她也是可以留客吃飯的，這是老管家方會有的體麵。
錢似鶯在出演時，已經年過九十，講一口地道的老派上海話，她是第一代武俠女星，1931年的《影戲生活》上有不少她的靚照。她的丈夫是洪濟（洪濟大哥是著名劇作家洪深），大家更熟悉她的孫子洪金寶。
1950年春天，自九龍火車站出來的上海人簡直如同“潮湧”。司明開玩笑說，上海人無聊時時常在火車站口試圖尋找親戚朋友，而往往如願以償，總有幾個親友就搭著那班車來了。
來了的人，總以為是暫時的，他們終究會回去，扮演孫太太的潘迪華第一天到香港時，她說：“嗤!整個鄉下地方，又小又落後，同上海沒得比。”當時她隻有十五歲，認定自己是過客，始終會回上海。在香港的上海人喜歡對別人說，我來此地白相一陣，為的是“避風頭”。
既然是避風頭，沒想過要學廣東話，沒想過要買房，上海的生活便要一切照舊。《花樣年華》的開頭，孫太太講“今朝烤子魚特別新鮮”，這道烤子魚，便是上海生活最倔強的寫照之一。
上海人叫的烤子魚，更多地方的稱謂是“鳳尾魚”，聽起來更多雅致，偏偏萬事求噱的上海人卻不肯認賬，非要叫做烤子魚，連粵地鳳尾魚罐頭也要嗤之以鼻。不是所有鳳尾魚都有資格叫烤子魚的，因為隻有到了每年初夏，雌魚肚皮裏有了一包霞齊壯觀的魚籽，懂經的主婦們買回來去肚腸汏清爽，油裏氽一氽，火熱滾燙，呱啦鬆脆。
放進五香醬油裏麵浸一浸，更有一種複合古典的醬香，
連骨頭也酥脆得可以吃掉，是最好的下酒菜。
《花樣年華》裏，這樣暗通款曲般用食物表達季節的細節還有很多：
蹄髈湯是冬天的，上海人冬至喜歡吃桂圓紅棗蹄膀。
什菜餛飩裏的蔬菜是夏天的，據說限定在6月和7月之間，我有點疑心是夜開花。
潘迪華扮演的房東孫太太，是我最喜歡的角色之一。當蘇麗珍去租房時，孫太太非常熱情，原因隻有一個——“大家上海人嘛”。這是在香港的上海人的真實心態。就像沈西城在《舊日香港上海人》所寫的那樣：
五十年代北角是小上海，裏麵住著我這樣一個小毛頭。387號英皇道一幢四層高唐樓，一梯兩夥，八個單位，幾乎全是上海人。咱家六口，連兩位女傭，住在三樓；隔鄰蕭姓人家，樓下施宅，三家人常往來，上海話講得嘰哩呱啦響，每逢過節，三家齊集，喝茶、吃飯、打牙祭、搓麻雀，喧天鬧地，不亦樂乎。上海人愛串門子、閑話家常，你來我往，鬧個不停，熱鬧得教人煩厭。
在John Powers的《WKW王家衛的電影世界》中，導演告訴我們：
“為了完全還原潘迪華飾演的那類上海人平時的飲食，特地設計了一份食譜。因為上海人對食物很講究——有些菜隻有特定季節才能吃到。我設計的這份食譜是基於小時候對母親做菜的回憶。因為菜肴本身要力求精確，設計菜譜之後，我就得找一個上海本地女子來烹調。”
這份菜譜裏的菜沒怎麽出現在電影裏，但確實，泡飯配鹹菜毛豆百葉的吃法會讓所有上海人看得會心一笑。
除了潘迪華和錢似鶯，《花樣年華》裏還有我特別喜歡的老上海演員，蘇麗珍的上司何先生是雷震扮演的，他是電懋電影公司1950-60年代的主要男演員。
我非常吃雷震的長相，一直覺得他可以演文弱書生，卻發現他本來的誌向是當飛行員，結果因為心髒不好沒能如願。雷震先生長一張看上去特別容易出軌的帥氣麵孔，然而私下卻特別害羞，據說聚會的時候也喜歡“一個人坐在最角落”。雷震的妹妹是鼎鼎大名的樂蒂，自殺身亡；他談過戀愛的林黛也是自殺身亡；合作了八部電影的女演員丁皓還是自殺；感覺他都快要有心理陰影了。
《花樣年華》裏，雷震雖然垂垂老矣，但身板依舊是俊朗的，所以金屋藏嬌，倒也完全不生厭（此處吐槽現在那些不做身材管理一身爹味偏偏還要演和小女生談戀愛的中年男演員們！）何先生要去天香樓和老婆一起慶祝生日，臨出門時不忘換領帶，換回老婆買的，這裏領帶是若隱若現的偷情密碼，而天香樓，則暗示著何先生同樣是在香港的上海人（或江浙人）。
天香樓是杭州菜館，在抗戰時期就聲名遠揚，曾經把分店開到上海。1950年，新中國成立後，天香樓收歸國有，天香樓老板孟永泰則一路南下，在佐敦吳淞街重開。我問過一位當年天香樓的老饕，他講天香樓最厲害，是每年有真·陽澄湖大閘蟹供應，是香港第一個供應大閘蟹的餐廳（是否如此有待方家考證）。天香樓不是一般工薪階層可以吃得起，所以十分符合何先生人設。
現在的天香樓已經搬到尖沙咀的一個僻靜小巷子裏，我2007年在香港上班，一日有朋友請客天香樓，同事們都戲謔曰：“哇，你遇著富豪啦！”那晚吃了龍井蝦仁蟹粉拌麵煙熏黃魚雪菜燜筍，唯獨醃篤鮮裏吃出了小蟲子，店家免了單，後來別人和我說，香港天香樓裏的牌匾乃是當年從內地搬來的那塊，題字人是張大千。
“這兩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說是人才濟濟。”
——張愛玲，《傾城之戀》
1950-1960年代的香港，上海話和廣東話各行其道。這一點，在影視業尤為明顯，老板們來自上海，堅持講一口吳語，而演職員們則南腔北調。在“永華”訓練班，有人對李翰祥說老板李祖永對他的評價：“這個小孩是個港督（笨蛋）嘛！”李翰祥還一通謙虛，我又不是英國人，哪裏可能做港督。
到了1962年王天林導演的《南北一家親》，上海小夥要和廣東姑娘談戀愛，父親堅決不答應，覺得廣東女孩怎麽能嫁給外地人？上海小夥子鍥而不舍的樣子，大概會讓很多在香港的上海女人唏噓——“繁華舊夢戀上海，卻也隻能一江春水向東流”。
《花樣年華》裏，蘇麗珍是講著廣東話的上海女人。
孫太太再三邀請她在家裏吃飯，她卻總是倔強地拎著她的綠色保溫桶下樓，一身又一身絢爛的旗袍，是我少女時期對於精致女人的全部幻想，何止是我眼熱，連潘迪華都有點不平，對著明報記者抱怨過一回：“我的看法是我作為包租婆，上海人挺愛炫耀，在家中亦會穿得花枝招展，但我的衫就不夠靚，反而張曼玉隻是個小文員，沒理由有那麽多旗袍。”（然而張叔平的回應是“這些旗袍更加要做得花哨，我要的是一種俗氣難耐的不漂亮，結果卻人人說漂亮。”）
但我能懂得，那些旗袍是上海女人的戰衣。愛麵子的上海人在香港有許多“紮台型”的例子，前腳剛從親戚處告貸碰壁而歸，後腳在北角與本地人為爭上電車吵架，一輛的士駛過，此君要用袋子裏僅有的十塊錢立刻叫車，“你爺有錢打的士”！一桌人出去吃飯，臨了“劈硬柴”各付各賬，南來香港的上海人即便大多拮據，但依舊要在桌子下麵悄悄把散錢交給一個人——這點派頭無論如何不能失掉的。潘迪華說，舊一輩的上海女人，出去見人，一定要“四四正正”——
“respect公共場合，就等如respect自己，久而久之養成習慣。”
蘇麗珍下樓買細蓉，一方麵是為了遮掩丈夫時常不回家的落寞情緒，另一方麵也是一種逃避的借口，為了在那個逼仄的空間裏獲得一點難得的自由——這一點，亦如司明專欄裏1955年尖沙咀咖啡廳裏的上海男人，為了不和人拚桌，買下四杯飲料，放在桌子四角。
影片中的雲吞麵實際的意義是作為一種借口。張曼玉每天晚上拿著飯盒出門，這在那個年代是很常見的。這個行為是一種逃避。在我童年時，出門給母親的麻將局帶一些小吃回來，對我而言就是一種逃避。
——王家衛，《WKW王家衛的電影世界》
有趣的是，蘇麗珍和周慕雲在一起時，他們共享的食物，都不是海派的，比如被迫呆在周慕雲房間裏的糯米雞，酒店裏的粥和飯菜，更不必講那個一直裝在綠色保溫桶裏的細蓉——雲吞麵。
在還沒有開始流行“出前一丁”的六十年代，外出吃一碗細蓉是一種香港生活方式，也是一場集體回憶，而依靠這種“偶遇”，才有了周慕雲和蘇麗珍後來的故事。
墨綠色保溫桶也是六十年代的見證，據說，那是香港市民尤其是工廠女工們最常用的容器之一，帶飯盛湯撈麵，當它在周慕雲和蘇麗珍被孫太太們困在房間的那場戲裏出現時，我不得不感慨，它成了情感秘密的見證：
現代觀眾們更關注的那場戲在金雀餐廳，不知道有多少人像我一樣，跑到金雀點一塊牛扒，如蘇麗珍那樣自不量力要一點黃色第戎芥末醬。
金雀確實開在1962年，《花樣年華》的年代。根據創始人管金帶回憶，當時蘭芳道僅有白雪仙開的“雪宮仙館”餐廳，金雀的對麵是一家叫銀樹的夜總會，股東們想吸引夜總會的客人，於是給餐廳起了個名字叫金雀，“金雀站在銀樹上”。為了刺激生意，金雀在60年代清一色男侍應生的背景下首請女招待，成功帶起潮流，僅用18天就收回成本——當日接待我的卻是一個男侍應生，他似乎見慣我這樣的“朝聖者”，再三推薦他們的“2046”套餐，被我拒絕之後便氣哼哼地走開，從此視我如空氣。
但梁朝偉拿起的菜單並不是金雀的，而是另一家餐廳——新廣南。
新廣南餐室開在旺角上海街，1946年開業，做的是南洋風味，所以菜單是椰子樹。我有位女朋友去吃過，點了海南雞飯，倒很普通，據說豬扒不錯。我搜了下，現在仍然開業，套餐不過65，好平好抵食。
喝咖啡的綠色杯子是美國老牌玻璃品牌Fire King在1946-1965年間出產的“Jane Ray”係列咖啡杯，Fire King1942年問世，是五六十年代的必備潮流單品。
這樣的咖啡杯，我也有一套，可惜是日本複刻版——1986年，Fire King破產，日本收藏家井置仁重新研發了“Fire King Japan”版本。確實美貌，拿到手裏，溫潤如玉。
那一年，王家衛在巴黎宣傳《春光乍泄》，與張曼玉共進晚餐。在《東邪西毒》之後他們就沒再合作過，張曼玉剛拍完《迷離劫》，有一陣子沒在香港工作了，想跟梁朝偉合作：
我說：“不如我們拍一係列小故事，你們倆扮演所有這些故事裏的主角。”她問我：“那主題是什麽呢？美食如何？”我當時在讀法國美食家讓·安泰爾姆·布裏亞-薩瓦蘭的《廚房裏的哲學家》（The Physiology of Taste），其中有句名言：“告訴我你吃的是什麽，我就能知道你的身份。”另一句是：“美食的愉悅是不分年齡、不分貴賤、不分國界也不分地域的：它與其他的享受相得益彰，並能在其他享受缺失之時撫慰我們的心靈。”這句話簡直是我們這個電影項目的完美主題，當時這部影片暫時被命名為《美食的三段故事》（英譯）。
————王家衛，《WKW王家衛的電影世界》
第一個故事是在中環的一家24小時便利店拍攝的，梁朝偉飾演便利店店長，張曼玉是為情所困的失戀女郎，獨自吃蛋糕喝酒，還曾遺落過鑰匙，被梁朝偉撿到；一次她因疲憊而在店裏睡著，他走向她……
這段劇情大約直接催生了《藍莓之夜》，但《花樣年華》確實是一部關於食物的電影：雲吞麵、芝麻糊、糯米雞……
一段段隱秘的情感都在吃東西的細碎中漸漸呈現出來。
而今，《花樣年華》已經20年了，我已經從那個羨慕張曼玉旗袍的少女變成了懂得中年人寂寞的婦女，我也喜歡在深夜閑逛散步，看看那些和我不相幹的煙火，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麽也沒有。
周慕雲和阿炳在新加坡喝的白馬威士忌是黑澤明的最愛，喝第一口有濃重的煙熏味，然而回味是醇厚的，即便如此，仍舊容易喝醉，尤其是一個人的夜晚。
那個路邊攤，周慕雲坐過的位置，蘇麗珍也坐過，唏噓的我們，現在才發現牆上的黑板寫著“叉燒飯柒毫，肉片飯捌毫，豬手飯柒毫”——嗯，選豬手飯，便宜又好吃。
蘇麗珍喝茶的玻璃杯上麵都有蓋子，或木頭蓋或不鏽鋼蓋，1960年王天林導演的《野玫瑰之戀》裏麵有同款：
他們一起吃麵時喝的汽水，是1960年代的網紅汽水綠寶，蘇麗珍的笑靨如花，當然不是因為橘子汁，還因為陪自己喝橘子汁的人：
一晃，《花樣年華》已經20年了。這二十年裏，有人背井離鄉，有人扁舟遠山，有人星夜赴考場， 有人辭官歸故裏，相愛的人天各一方，疲倦的情侶強顏歡笑，一代代影迷如同朝聖者般前往金雀、天香樓和新廣南，喝著羅宋湯吃著牛扒，樂此不疲地坐在周慕雲和蘇麗珍坐過的卡座拍照的時候，我們在懷念什麽呢？
那些消逝的過往，那些食物的滋味，是我們關於時間的記憶。
在那份記憶裏，煙霧繚繞，霧氣氤氳，是我們想念的那個人。
如果我有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走？
少女時代眼含熱淚在熒幕那邊喊：“快跟他走！”
二十年後，卻沉默了。
今年是《花樣年華》在戛納電影節首映二十周年，我卻已經很久很久沒在大熒幕看過電影了。在深夜，煮了一碗出前一丁之後，我決定重新看一遍《花樣年華》。當梅林茂的音樂響起，那種心情是難以言喻的，像極了金雀餐廳在停業前貼出的那張告示——
榮幸一起度過花樣年華。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人的花樣年華。
今天是王家衛導演的生日，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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