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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張誌鴻，湖南邵陽人，1978年考入華中師範學院中文係，1982年7月畢業，曾在中學、中專執教17年，現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層管理人員，定居長沙。 原題1977年自殺的那些人原本都可以不死作者：張誌鴻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被隔離審查。老詩人郭沫若欣喜若狂，創作了《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中年詩人賀敬之心潮澎湃，創作了抒情詩《中國的十月》。影響更大的是由施光南譜曲、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唱出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喜悅心情。翻閱那一段曆史，不難發現：就在舉國歡慶的同時，也有少數人落入了情緒低穀，有幾個人選擇了自盡。1977年1月27日，天津市委書記（相當於現在的市委副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副市長）王曼恬自縊身亡。王曼恬，湖南湘鄉人，生於1913年，是毛澤東的表侄女，也是王海容的姑媽，因為她的奶奶文六妹是毛澤東母親文七妹的姐姐，她的父親王星臣是王海容祖父王季範的胞兄。上世紀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新華藝專學習美術，做過地下工作，後赴延安，在邊中一隊任美術教員。1938年與詩人魯藜結婚，育有一子二女。1949年後，曾任天津女一中教務主任、市教育局分局長。1955年，時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的魯藜被打為“胡風分子”。經曆了痛苦折磨後，王曼恬主動與魯藜離婚。1968年2月，王曼恬給江青寫信，舉報天津開了一個“黑會”，演了一出“黑戲”，即在天津召開了“全國工農兵文藝戰士座談會”，天津人民話劇院排演了話劇《新時代的“狂人”》。此信引起了江青的高度警覺。2月21日深夜，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等中央首長接見了用卡車接來的“天津各界群眾”1000餘人，點名批判了一些人，要求對天津文藝界、政法界進行整肅。散會後，市公安局局長江楓即被拘禁，副市長王亢之回到天津服安眠藥自殺，天津開展了批“二黑”、“砸爛公檢法”的運動。這就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二二一”事件。王曼恬成了功臣，出任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後又擔任分管文教的市委書記。1971年7月，她又兼任國務院文化組（代替文化部）副組長、黨組成員，分管美術工作。據吳德回憶：當年他兼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由於主持文化組日常工作的於會泳等人都是江青的親信，自己工作起來很困難。萬裏（時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建議把王曼恬調到文化組來，理由是：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親戚，能和毛主席見得上麵、說得上話。於是，吳德找到王曼恬，請她在文化組兼職，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動，每周來一兩次文化組即可。王曼恬說：我本人同意，但要請示毛主席。吳德建議她寫信征求毛主席意見，王曼恬果真寫了信，毛主席同意了。吳德說，王曼恬在文化組表現比較好，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況，幫助解決了文化組的一些問題。有幾次於會泳、劉慶棠、浩亮想整人，王曼恬一說話，他們就縮回去了。王曼恬水平不高，但工作敬業，也敢說話。1973年，國務院有意將河北省的薊縣、寶坻、武清、靜海、寧河5縣劃歸天津市，這對於天津的發展非常有利，但難度很大。受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解學恭委托，王曼恬去找李先念副總理，再三陳述理由，終於促成了這件事。在扶持、推廣陝西戶縣農民畫方麵，王曼恬也出了不少力。粉碎“四人幫”後，王曼恬成為清查的重點對象。從1976年12月開始，天津市委多次召開常委會，讓王曼恬講清問題，但她始終說不清楚，抵觸情緒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辦公室服用大量安眠藥。因警衛人員及時發現，立即送醫院搶救，才沒有死成。天津市委將情況報告中央，並對王曼恬采取了保護性措施，組成了20多人的看護小組。解學恭對看護小組提出三條要求：一是防止自殺，確保萬無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劃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給予適當照顧。1月18日至26日，市文化局、市直機關、文教係統、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等5單位先後開大會批鬥王曼恬。1月22日，王曼恬給解學恭寫信，說批判的調子越來越高，加上對她實行監護，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21時40分，值班人員發現已經就寢的王曼恬臉色不好，懷疑其心髒病發作，找來醫生檢查，發現其瞳孔放大，呼吸已經停止。經法醫驗證，原來她將床單撕開，和一條毛巾結成布條，將布條的一頭拴在床頭欄杆上，另一頭勒在脖子上，身子往下一滑就斷氣了。據調查，王曼恬自1968年2月到1976年10月給江青等人寫信33封，留下電話記錄23份。其主要問題，就是向江青寫密信，導致了後果嚴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是積極緊跟江青，特別是在1976年積極鼓動“批鄧”。197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幹警雲集北京體育館，參加對市公安局原局長劉傳新的批判大會。一個小時過去了，仍沒有開會的跡象。人們坐不住了，議論紛紛。突然，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劉傳新自殺了！劉傳新原是南京軍區某軍副政委，據說“能文能武”。1967年年初，中央決定對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管，擬抽調1000多軍官進駐。在下達南京軍區的名額中，指定要1名軍職幹部，南京軍區推薦了劉傳新。2月11日，軍管會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實行軍事管製。劉傳新任軍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是軍管會的二號人物。3月24日，劉傳新對原市公安局作出了結論：“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窩子。一批黑幫長期為非作歹，作惡多端，在政治上與毛主席相對抗，千方百計反對毛澤東思想，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企圖資本主義複辟。”很快，敢於衝鋒陷陣的劉傳新成為軍管會的一把手。1967年底，軍管會出台了《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和《關於徹底改造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幹問題》兩個材料，指控公安局“是彭真、劉仁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長、117名正副處長、分（縣）局長都是特務、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壞人。”接著，劉傳新指使專案人員搜集各級領導在偵察案卷中的審查批示，編寫了《關於羅瑞卿、劉仁、馮基平、邢相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裏通外國的情況報告》，誣陷羅瑞卿等31名領導幹部“裏通外國”。之後又組織一個班子，從300多人逐漸增加到2000多人，用一年多時間，清查了全局各類檔案77萬餘卷，零散材料105萬件，列出所謂“出賣情報”的材料8600多件，“叛徒、特務、反革命線索”材料15萬餘件，並將其中8.5萬件編印成122冊，轉發全國各地進行追查，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另一份《關於馮基平、邢相生、閔步瀛、張烈、焦昆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內幕》材料，將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邢相生定為“特務嫌疑”。根據一名漢奸宋××的謊言，認定從中央到地方有39名領導幹部參加過日偽“遠東國際民主聯盟”特務組織，有300多名教授、幹部、職工是日偽潛伏特務。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後，僅在北京、天津、秦皇島、大同就牽連105人，其中91人長期成為“特務嫌疑”，3人被逼自殺身亡。在康生、謝富治授意下，劉傳新等人還羅織了原北京市公安局“與帝、修、反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活動的大量罪證”：“包庇、放走叛徒、特務、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蔣重大特務間諜109名”，“送給美蔣特務機關和英、日、緬、印等國家各種核心機密情報1349項”，“供給敵人機密情報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敵人的特務機關”，曆任公安局長都是“裏通外國、罪大惡極的壞人”。由於這些“罪證”，北京市及公安戰線的眾多幹部受到殘酷迫害。其中，長期分管政法的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於1973年10月在秦城監獄冤死，羅瑞卿、馮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長期關押，4000多名幹警被趕出北京市公安隊伍。1976年淸明前後，北京爆發了悼念周總理引發的“四五”群眾運動。劉傳新組織警力鎮壓廣場民眾，並動用技偵手段，查後台，追線索，追到了一些老革命家、老將軍的頭上。“四人幫”垮台後，北京街頭出現了《向劊子手劉傳新討還血債》的大字報及漫畫。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樓裏貼出了題為“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的大字報，公開點名劉傳新是在北京市公安係統一手遮天的“慶父”，強烈要求清算他充當“四人幫”的打手鎮壓群眾的罪行。1977年1月27日，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的職務，接受審查。他像泄了氣的皮球，傷感地說：“我這輩子也算值了，什麽樣的場麵都見過了，什麽樣的高級飯店都吃遍了……”審查期間，劉傳新被隔離在東交民巷他居住多年的院子裏，沮喪而又緊張。5月18日，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開“批判劉傳新大會”的通知，臉色蒼白，一言不發，又極力裝出鎮定的樣子。1967年前後，因“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等原因，大批軍官到黨政機關任職，如李震（原任沈陽軍區副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部長，1973年自殺）、郭玉峰（原任某軍政委，文革中曾任中組部部長）、施義之（原任某軍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文化水平不太高，但執行上級指示堅決。其中，劉傳新扮演了一個“酷吏”的角色，手段凶狠，不留餘地。也許他無法選擇他的職業，但他沒有把握好分寸，最終淪為曆史的罪人。
文革後問責劉傳新的大標語 1977年8月31日，原文化部部長於會泳服毒自盡。於會泳，山東威海人，1926年出生；1946年參加革命，在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團學會了譜曲、編導及多種民族樂器的演奏，整理出版了《膠東民歌集》。1949年8月，被選送中央音樂學院上海音樂教育專修班學習；次年9月，留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工作團任創作組組長；1952年11月，調任該校民樂係教員；1962年9月，任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理論係副主任。從1965年起，被借調到上海京劇院，全力投入京劇《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設計，把傳統京劇唱腔同西洋樂緊密結合在一起，既不離京劇正宗，又有新的突破。1965年6月初，江青在《文匯報》上看到了於會泳撰寫的評論《評郭建光的唱腔音樂設計》後，非常欣賞。張春橋投其所好，又搜集了於會泳的幾篇文章，江青看了很滿意。不久，她在錦江飯店小禮堂召見《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創作人員時，點名要求於會泳參加。從此，於會泳擺脫了受批判的困境。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係統革委會（籌備）主任和上海音樂學院革委會副主任，對“樣板戲”更加盡心盡力：首創了“三突出”理論；倡導“樣板戲”運用中西混合樂隊，拓展了京劇音樂的表現能力；主持了第二批“樣板戲”《龍江頌》《杜鵑山》《磐石灣》的創作和排演，在藝術風格上也有創新，如《杜鵑山》全劇采用韻白對話。1973年8月，於會泳被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並調國務院文化組任副組長，實際主持工作；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上當選文化部部長。
於會泳與江青在大寨 粉碎“四人幫”後，於會泳被隔離審查。他寫了近17萬字的交代材料，對自己緊跟“四人幫”十分悔恨。起初，他還比較樂觀，認為自己沒有幹過什麽壞事，還保護過浩然、汪曾祺等作家；一些事隻是奉命行事，有錯誤，無大罪；參與創作的樣板戲得到過毛主席、周總理的肯定。8月21日，他獲準回家去取一些衣物，安慰妻子：審查完了後，會給我一個處分，處分大概不會太重，大不了回膠東老家……8月22日，他得知十一大政治報告點名批判了自己，如五雷轟頂，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找專案組表示認罪，同時請求與中央駐文化部工作組組長見麵，當麵訴說意見。但工作組答複：組長工作忙，沒時間和他談話。於會泳徹底絕望，神誌恍惚。看守人員將其精神狀況向上級匯報，上級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沒有要求采取其他措施。8月28日上午，於會泳在院子裏散步時，發現廁所窗外有個瓶子盛放著消毒用的“來蘇水”，就偷偷將這個瓶子挪到自己平時洗臉的位置。午睡後，他去廁所洗臉刷牙，又將“來蘇水”倒進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濕毛巾捂著帶回自己的房間。
於會泳與江青等人合影 他給母親、妻子、女兒寫了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隻有一死（後又將“一死”塗改成了“長期”）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於會泳！徹底改換……當晚8點左右，他將大約160毫升“來蘇水”一飲而盡。等到被發現，已經昏迷不醒，即送阜外醫院搶救，終於不治。於會泳死後，組織結論是：“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1983年4月，中共中央批準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77年4月1日，張春橋的母親宋蕙卿在上海自盡。張春橋的祖父是清末官員，父親張開益是家中的老二，本已考上了北京大學，但家裏沒讓他上，因為家中老大已經在北京大學就讀了，就在山東讀了個醫科大專，曾是高唐縣國民黨的少校軍醫。日軍占領山東後，曾為日偽工作。日軍投降後，他繼續擔任濟南一家醫院的院長。張春橋的母親比父親大5歲，出身殷實之家，家裏兄弟多，她特別受寵，結婚較晚。婚後，她是個精明能幹的家庭主婦，能勤儉持家。宋蕙卿共有6子1女：老大張春橋，老二張鐵橋，老三張秋橋，老四張佩英（女），老五張月橋，老六、老七姓名不詳。50年代初期，張春橋的父母來上海短期住過。他搬進康平路市委宿舍以後，就把父母接到上海一起住。張旗小名毛弟，1950年代初在上海出生，是張春橋唯一的兒子。張秋橋，1920年出生，1937年12月到延安（比張春橋還早兩個月）。抗戰期間在山東工作，當過羅榮桓的秘書；1955年授銜上校，1963年任《解放軍報》副總編輯、社黨委第一副書記，文革中被批鬥、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被“解放”，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自1975年1月起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張春橋被抓後，張秋橋也被隔離審查，因為有人懷疑他在1976年9月去北京郊區某坦克師“活動”。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張春橋唯一的妹妹張佩英因為一次意外的醫療事故死在手術台上，年僅46歲。她於1948年8月參加革命，生前是上海第一醫學院教育革命組副組長、院機關黨支部書記。唯一的女兒已猝死三年，引為自豪的兩個兒子接連被抓，孫子也被抓走，很難想象80多歲的宋蕙卿老人承受了多少痛苦和絕望。查閱葉永烈的《“四人幫”興亡》、鄭重的《張春橋：1949及其後》等書籍，都沒有找到對宋蕙卿自殺過程的記述。網上有一個傳說：一個外孫女去看她，她把身邊僅存的100多元給了外孫女。外孫女走了，她也自盡了。首先，是罪不至死。除了劉傳新負有血債應當受到法律製裁外，王曼恬、於會泳犯的是路線錯誤，張春橋的母親更是無辜。其次，是他們對形勢產生了誤判。文革中你死我活、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使他們對未來產生了絕望。他們哪能想到：走出文革的中國麵貌一新，社會、政治環境日益寬鬆。宋蕙卿老人就沒有想到：兒子張秋橋、孫子張旗能夠全身而退。經過審查，沒查出張秋橋任何問題。1984年，張秋橋按副軍職離休，2005年出版了長篇回憶錄《但求屹立天地間》，2010年逝世，享年90歲。張旗被審查不久，也得以無罪釋放。於會泳也不會想到：作為優秀的音樂家，他仍然得到社會認可。1997年，《音樂人文敘事》創刊號發表了他的遺作《民族民間音樂腔詞關係研究》。至今，《智取威虎山》等現代京劇仍被傳唱，其唱腔已成經典。於會泳的女兒於佳易生於1954年，1975年考入總政歌舞團。文革後受到牽連，被停止演出；離開軍隊後，一度無處容身，中國鐵路文工團有意收留，仍有阻礙。她通過好友蘇丹丹（葉劍英的小兒媳、原總政歌舞團報幕員），寫信向葉帥求援。經葉帥過問，進入鐵路文工團任獨唱演員，多次為影視劇演唱，也出過個人演唱專輯。1989年赴澳大利亞，定居悉尼。即使是負有血債的劉傳新，如果不自殺，也有望得到比較公正的司法處理。1979年，新中國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出台，扭轉了持續30年依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麵，《懲治反革命條例》宣布廢止。1980年10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集團10名主犯進行公審，並直播公審過程。這是第一次采用法律手段處理黨內鬥爭，標誌著法治建設邁出了一大步。1997年，修改後的新《刑法》頒布實施，廢止了“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國家安全罪”。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第一次把“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並列。2017年，中共十九大工作報告仍然保留了“政治文明”的提法。時代總在進步，雖然步履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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