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1日，我走進了四中。我和1800名男生一起，站在寬闊的操場上，傾聽新任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這天陽光燦爛。這位女校長嗓音宏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
　　四中地處北京西城，距正門不遠就是有名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後門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兩邊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長安大道。在我進校時，四中已有60多年的曆史，一向以教育的高質量聞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學率保持在90%以上，考上四中，等於進入高校的勝券已經在握，因此，這座學校成了男生競爭的目標，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是，勝者之中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高級官員的子弟，更有一些是所謂元勳之後。在我的班級裏，政府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子弟占了20%以上，不用說職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長頭發已經花白，論資曆可以做到大學校長，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來照看“我們自己的孩子”的。雖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讀的平民子弟，但由於幹部子弟的數量和影響，不能不主導了當時的校風。
　　在我記憶很深的同學中間，F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在開學典禮這一天遲到的唯一一人，也是進入四中時尚未參加少年先鋒隊的唯一一人（他人入隊通常是在小學二三年級之間）。他的父親就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市長彭真。F的個子很高大，衣著隨便，騎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決不愛護，車身斑痕累累，騎起來卻飛快。他有一張因為打球常常出汗的臉，不洗；和一隻吊在屁股後頭同樣很髒不洗的大書包。隻有老師在課堂上提問的時候，他才表現出謙讓和沉默的品德，其它的時間永遠在大說，大笑。關於他，有一則無法證實的故事：以F在小學的成績，本來是和四中無緣的，情急之下，隻好求助於乃父。於是有一封蓋有彭真印章的信件送到了校長手中，F自然也就進了四中。但這封以“我的孩子F……”開頭的求助信件最後以“我將於九月一日準時到校”結束，使校方大為緊張，慌忙準備迎接市長的光臨。這一天姍姍來遲的卻是大搖大擺的F本人。校長問起市長，F驚奇了，問：誰說我爸爸要來？問罷想了想，就兩手拍著腿大笑——信件顯然出自F本人的手筆，主語自然複原到“我”，是並不錯的。故事可能隻是假托，但編故事的人可說是深知F其人。
　　我和F不僅是同學，還是少年業餘體校的籃球隊友，處得久了，就喜歡他。他很驕縱，可不橫，魯莽起來還是很天真；算計人——不會，對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練完球餓了，大家想吃烤紅薯又沒錢時，總是F負了總責，也並不要人道謝。他愛捉弄別人也常常被別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誰，總是哈哈一笑，決不介意。他在同學中，外號就叫“F傻子”——很對。“傻子”笑口常開，快樂著，可他以後的遭遇卻讓他不容易再笑起來。
　　同我和F都比較近的是張曉翔。或許因為是將門之後，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駝，走如風。兩道濃眉在結束時各自擰成一個向上的旋兒，一張臉就頓時精彩起來。他的眼鏡常常掉下來，愛從鏡片上邊看人，窘迫時又連忙推上去，讓皺著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氣很大，也愛炫耀，往往乘人不備，突然用力捏住別人的手，嘴裏嗬嗬怪笑著，直到對方慢慢討饒才罷。得勝了，就搓著雙手，一臉得意。曉翔是同學中最有禮貌的一個，見到別人的父母總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聲“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親非常喜愛的孩子。曉翔好讀，約翰·根室的《非洲內幕》、威廉·夏依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他最先借給我讀的。如果他還活著，寫東西會是一個好手。
　　同學中我最欣賞的，是G。他體態俊拔，行動矯健，舉止瀟灑而不自知，是頑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雙頰幼時鮮豔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燦爛。傾聽別人時，眼神專注，頭稍側，令人想起鶴一樣的孤潔。人卻謙遜溫文，從不談論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靜從容。也許因為他天性冷靜恬淡，看世界如棋局，勝負都可以付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風流的本錢而無風流的行狀。他日後刻苦攻讀，以醫學研究為終生的堅守，是最恰當的選擇。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變故，就更能理解他選擇醫學而遠避政治哀痛的隱衷。以他的資質高潔，任何寬容的社會都應該有他遺世獨立的空間，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惡與無奈。在眾多幹部子弟中，他是少數的自知者之一。
　　中國共產黨的江山是在馬背上得到的。戰爭中，免不了生死之間的悲壯故事。特別在掌權之後，戰爭的參加者大都身居高位。這使得他們的子弟在光榮與權利兩方麵都得到相當的滿足，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他們大多為父輩的業績感到驕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為血統高貴，思想純潔，堪當國家大任，熱烈地向往輝煌的業績。他們的性格大多傲慢、偏執、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時又極天真。因對社會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過度理想化，終日耽於革命的夢想而並不知革命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熱誠鼓吹無知。在生活中很難成為與人為善的朋友，甚至處處樹敵。這些在1949年前後出生的少年，在他們太年輕而又沒有機會進行痛苦比較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選擇別種思想的可能，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僅僅所能做的。另一方麵，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上個人自由的定義就是相當狹小的社會裏，他們的榮辱得失都與他們的家庭有關，這使得他們本身的命運帶有“前緣已定”的宿命味道，而無法逃脫。在這個意義上，我又為他們中間那些真正誌向高遠而終於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學就是好例。但在當時，這支朝氣勃勃、盲目自負、深具挑釁性的危險力量，卻正是所需要的。他們的使命是破壞。而要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尚需三個條件：忠誠、反叛和仇恨。
　　1965年，個人崇拜在中國已經存在，在大中學校園中尤其如此。這個現象的產生同林彪有絕大的關係。他在短短的幾年中，運用軍隊的影響和輿論的力量，成功地使毛澤東從一位正常的國家領袖變成了一位神。
　　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毛澤東是我們生活中天然的一部分。我們對他的愛，與其說是一種感情，毋寧說是一種習慣。記得極小的時候，我問母親：黨是誰？母親竟無言以對，她說，“黨不是一個人”，我不懂，那黨是誰？母親望了望毛澤東的畫像。於是我懂了，黨就是毛主席。在我準備中學考試時，語文教師們曾經綜合曆年的考題進行測驗，幫助我們接近可能的作文題目。但當年的試題卻大出人們的意料，它直接就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在我一年的中學生生活中，許多個星期天都坐在教室中，在班主任的注視下一篇篇地朗讀已經出版到第四卷的《毛澤東選集》，討論“革命”、“階級”、“專政”之類的問題，並且深信“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樣的“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遍布中學的校園。
　　但在當時的青年學生當中，忠誠於毛主席更表現為對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直接效法。毛澤東少有大誌。他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可以用“讀書”和“行走”來概括。他遍覽群書，博聞強記，又信奉“盡信書不如不讀書”，隻以書為思想的羽翼。他曾強迫自己在分文不名的情況下出遊，沿途打工，維持生計，因為困苦沒有退路，得以看到了社會的真實麵貌。行走強健了他的體魄。他常常不避風雨，反而在其間歡呼鼓舞，在自然力量麵前感受天命所鍾的幸福。相傳他贈給晚輩親屬的語錄，第一條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先必勞其筋骨，苦其心誌，餓其體膚”的孟子教誨，他少年時有詩“會當水擊三幹裏，自信人生二百年”，以莊子北溟大鵬自喻。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打著一把雨傘雲遊四方的行腳僧”。僧人而雲遊，必定兼有清貧、濟世誨人和反叛世俗的特點，深深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在四中的校園裏就行走著大批這樣的學子。他們大都剃著平頭，腋下夾著書本，衣著非常樸素。衣服還新的時候就打了補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襪子，布鞋被腳趾頂開了一個洞也不去修補。一到黃昏，校園中就布滿了三三兩兩的人群，或者圍著體育場奔跑，或者在夕陽下大聲辯論，往往爭到麵紅耳赤而各不相讓。他們中間有的能整段地背誦馬克思、列寧的原著，開口便引經據典，以利雄辯。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間總會看到奔跑呼號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響之際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鋁製的飯盒盛了簡單的食物，邊吃邊談，服色飲食都很難看出等級的差別。
　　對於幹部子弟來說，父輩的業績朦朧得美麗，如同酸葡萄發酵成美酒。他們更希望繼起而為毛澤東一代新的護駕親兵。這種事出有因的循環，就使紅衛兵的產生成為必然。大批平民子弟也因風氣的緣故紛紛卷入，無法超然。記得在一次討論會上，班裏一位同學說到“毛主席也是人”，便受到全體的批判，連老師也指其有“階級立場問題”。這位13歲的同學毫不示弱，竟有幹部子弟同學揚言要“揍他”。“人”的稱謂竟然成為褻瀆，斯複何言。文革初起時，“保衛毛主席”是春秋曲筆，既然需要“保衛”，必然有人“反對”。——但不說是誰。於是四出尋找反對者，然後群起而攻之。出窩黃蜂的第一群就是青年學生，是文革前就有了準備的緣故。
　　1964～1965年，北京大學附中學生宮小吉在《中學生》雜誌上以“五分的秘訣”為題發表文章，指出：得到五分的作文多不過討時尚的歡喜，故毫不足取。有頭腦的學生不必拘泥於成績，三分、四分足矣，餘下的時間作多方麵的發展。這篇文字在毛澤東親筆批示之後流傳甚廣，他說：“此人厲害”。
　　宮文確是好文章。但毛澤東在1964年著名的春節講話中卻早已得出了這樣的判斷：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以後到了嘉靖知識分子當權，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後主文化多亡了國。可見書讀多了要害死人。在列舉了古今中外一長串教育程度較低的名人例證之後，他得出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蠹”的結論。這些言論，作為打爛整個教育製度的信號，已經被一些年齡稍大的學生接收到了。
　　像宮小吉這樣的人物在1957年的中國是難免被禍的。在我後來的母校北京電影學院，就曾有人僅僅因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蘿卜和豆子而被宣布為“右派”，其年17歲，此後20多年顛沛流離了，可見壓抑之烈。更不用說議論黨的教育路線了。毛澤東對宮文的讚揚，說明風向已變。但在當時，公開反叛尚早。天性思動，深受毛澤東的反叛性格影響的青年學生，在長期壓抑之下，形象地說，猶如藏於深岩的炸藥。1965～1966年，一根行將被點燃的導火索已經非常接近終點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1966年春天的一次報告會。1800名學生坐在大操場上鴉雀無聲。報告人是一位曾在朝鮮戰爭中被美軍俘虜過的軍人。雖說時間已過去10年，當他講到在戰俘營中怎樣被兩塊帶電的鐵板夾住身體時，昏了過去。操場上響徹了憤恨的呼喊和口號聲，連一向持重的高三學生都激動得發抖，在隨後的討論會上，我們都發誓要在未來戰爭中向美帝國主義複仇。這是我體驗過的最強烈的仇恨經驗。
　　1964年，北京的一位小姑娘在以“母親”為題的試卷前慌亂失措。她的母親是被宣布為階級敵人的地主。最後，她把黨現成地比作母親，頌揚它的光輝和溫暖，又表達了對生母的仇恨，因而得到表揚。其文被作為範文，傳誦一時。
　　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之，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仇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毫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是，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數，所以，昨愛今仇的事常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麽恨就是長期的、全麵的、普遍的。愛是毒藥，愛情是墮落，人性是虛偽。仇恨卻代表正義、崇高和安全感。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裏，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在孩子們中間也是如此。我親眼看見兩個同學因發生爭執而就要動武的當口，其中一個大喊：你這是階級報複！而另一個立刻泄了勁。這句咒語般靈驗的話出自一位將軍兒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親則是個非黨的教授。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一柄錘煉了忠誠、反叛和仇恨的劍已鑄成，劍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軀，離它飛舞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我也被鑄進了劍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識到我並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課之後，我被叫到班主任麵前，她用兩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
　　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認真念書的孩子，成績也好，老師同學，兩者都有讚譽，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學琴不成之後，籃球打得不錯，開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錯，沒有衣食之憂，隻有一些陽光下的浪漫和感歎，真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父母方麵，以為他們都是當然的共產黨員，所以張老師的話不啻是晴天響雷。其實即使情形相同，換了別人也未必看得很重，當時迷亂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長的虛榮心。
　　當年的四中，成績最好的並不一定是幹部子弟。他們可以驕人的，無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議論不為外人所知的軍國大事，甚至包括核武器試驗失敗的消息；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後騎回一輛出口或進口的自行車。尤其是周末課後，班主任會當眾宣布：幹部子弟同學留下開會。在其他同學紛紛退席時，他們會漫不經心地談笑坐下，以後又一臉莊嚴地走出教室。我在當時很羨慕他們，相比之下又自覺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這種在孩子們中間人為地製造隔閡的等級製度，無聊可笑，造成我長成後對四中的厭惡。它的害處也影響到這些幹部子弟，特別在他們家道變遷時候。拋開這個不談，少年時的虛榮、膚淺本是常事，不為時代所限。等到年齡稍長，心智漸開，總會慢慢解脫，人也就成熟了，猶如拾到海灘上的空海螺，可供回憶然後一笑的。但在當時，卻被過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過去未同我談起這件事，造成我以為他們都是黨員的錯覺，本來很自然。一來我還小，二來也沒有遇到父母非要對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這位張老師稍解少兒心理，即使非講不可，本來也應該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卻沒有這樣做。
　　張老師是每天都見的，我卻記不住她眼鏡後麵的眼睛。她從來不大笑，表情永遠同時透出兩重意思：責備和原諒。她的年齡不詳，說她35歲或55歲都可，隻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習慣之一是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和人談話時打開來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認為你錯了而你還想爭辨時給你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閉上了嘴。她幾乎不教課，是專職的班主任。我們對她的了解僅僅是：1957年“反右”時“火線入黨”，丈夫是軍隊裏挺大的官。
　　她對我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學習努力，成績也好。但是，不要驕傲。注意克服小資產階級動搖性。領導上還是信任你的。
　　在那個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的委婉說法。說不要驕傲就是說你驕傲而她對你不滿意。說還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這一切，耳熟能詳。而我在她意味深長的微笑之前，甚至沒有想到爭辯，甚至沒有想到問一問事實究竟是怎樣，隻是用力地點頭。羞愧把我揉得粉碎，從她手指縫中沙一樣地流下來。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樣重獲她的信任，甚至對她最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沒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虛榮心甚至不止是虛榮心的什麽，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瘋長起來。——張老師知道這個。
　　為這件事，張老師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親的談話顯然不愉快。她臨走說：那就這樣。母親淡淡地點了點頭。之後，母親平靜地對我說：“你爸爸希望成為共產黨員，他還不是，並不是錯誤，我們過去沒有同你說，因為你還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親雖感到形勢的震蕩，仍然沒有對我吐露真情。她一貫的平靜和愛撫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說法仍然影子一樣拂之不去。這件事發生在1966年初春。
　　到了5月桃李已經繽紛的時候，母親卻突然把我叫到身邊。我不見父親已經很久。他曾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回來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興，買了鋼筆作禮物，又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勉勵的話。不久前，他和許多人一起去學習，住在一個地方叫作社會主義學院。母親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猶豫了一下說：“你去看看爸爸。把這個帶給他。告訴他，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要相信黨。你回來我再跟你談。”——母親當時抱病在家。她患心髒病已有10年。——我點點頭。
　　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怎樣騎過北京柳絮飄飛的街道，思緒像陽光下的景物一樣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發澀，耳邊總是母親的聲音：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張老師的話並非沒有根據。父親確實有問題。有什麽問題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將不一樣。就像小時候舉起存錢的瓦罐，“啪”地一聲摔得粉碎，硬幣滾了一地。
　　社會主義學院是一座大樓，我卻是在門前的傳達室中見到父親的。比起剛從農村回來，他竟又憔悴了許多。由我把母親的話轉達給他，大概使他很難堪，他沉著臉，許久才說：“告訴你媽媽，我的問題早已向組織上交代過了。我沒有新的問題。我相信黨。你要照顧媽媽。妹妹好嗎？你要好好學習。”我們中國人沒有擁抱的習慣，離開繈褓以後，除了父親打我，沒有接觸過他的手。我希望我當時抱過他一下。兩個月以後，我的姑母——我父親的妹妹從馬來西亞回國探親，距她上次回來，已是8年過去了。她要求見我父親，得到回答的是：不準。在有人監視的情形下，她同我母親匆匆一見，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館裏，隻來過家裏一次，是暴雨後的黃昏。坐了5分鍾以後，她踩著滿地的落葉離去，回過頭來對我說她以後不再回來了。她給了我10元錢，放在一個小小的錢包裏，是嶄新的一張。我站在院子門口送她離去，起了風，吹得滿天的暗雲在夕陽裏奔跑。
　　在看過父親後的那個春夜，我從母親那兒得知，父親在1939年19歲時，參加過國民黨。這是成人間的談話，母親和我燈下誦詩的景象已經顯得遙遠。母親解釋說，父親參加國民黨，完全出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愛國熱忱。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來自東南沿海的父親甚至沒有聽說過共產黨。她在頭一次對我講起戰後反對國民黨腐敗的經曆之後說：“這件事組織早有結論。這是曆史，你沒有經曆過，不容易懂。今天告訴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親的話，卻不願接受這個事實。
　　我開始恨我的父親。
　　無論什麽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打開地獄，找到的隻是受難的群佛，那麽，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字，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活著，還是死去”之所以還是問題，就因為人們尚能選擇。在父親的問題上，我選擇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已的利害得失。看清這一點本來不難，可當我的良知側伏在地的時候，是被無數燦爛的經幡環繞著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忠於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線”……借口是現成的，為什麽還要去費神麵對自己呢？許多年之後我常常想：在一個拚命宣揚“舍己為人”的社會裏，當我作出這樣的選擇時甚少猶豫，究竟這個教育是完全失敗了，還是過分成功了呢？我並不驚訝：我的驕傲和自信原來如許脆弱，它與旗幟和口號聯在一起時以為自己就是壯觀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來的小小一粒卻並不是珠。
　　在那個春夜作出的決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再次麵對父親。下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在怒吼聲中和許多人站在一起，彎著腰，頭顱幾乎碰到膝蓋。

　　1966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勢風緊雲急。北京女一中的學生公開致信黨中央，要求廢除高考製度：在其它學校的師生中引起激烈辯論。大字報開始出現在校園內，校長們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學秩序已難以維持。5月的一天下午，一輛供高級幹部專用的“紅旗”牌轎車開到我們正在練球的什刹海體育場，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學的哥哥，隨車前來的秘書說，是到機場迎接從羅馬尼亞訪問歸來的彭真。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辭去了班共青團支部書記的職務。不久，彭真的名字就出現在報端的批判文章內，成為被剝奪了權利的第一批人物中的一個。麵對學生中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穩定局勢。此舉得到了當時遠在杭州的毛澤東的同意。但在他回到北京之後，立即下令撒銷工作組。毛澤東早在1965年即決定打碎現存的國家機器。在劉鄧之前，已有多人落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方麵。他在寫於1966年8月5日的第一張大字報中將劉、鄧的行為斥為“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打下去”，並使用了異乎尋常的字眼：“用心何其毒也！”在這一時期，根據劉、鄧防止運動擴大的指示，許多中學生被送往北京郊區的人民公社勞動，但並非對北京的情形一無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那一年的夏天，天氣反常，忽而陽光燦爛，忽而暴雨傾盆我們頂著烈日，用鐮刀割斷氣味辛辣的蕃茄藤蔓，下雨時就不耐煩地等待天晴。我們住的地方是鄉村小學的教室，20多人擠在鋪了麥秸的地鋪上，過道中泥濘不堪，遊漫著新鮮泥土和幹麥秸的味道。地鋪上扔滿了剛剛出版的小紅書。在震耳的雷聲中，我們閱讀毛主席的文章，每個人都寫了大量的筆記。雨後的黃昏，我們站在大片變幻不定的天空下，吸進從田野盡頭吹來的新鮮的風，在莫名的興奮中徘徊不定，心中充滿了大事將臨的預感。我們當時並不知道，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的一些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體，成立了秘密組織——紅衛兵。他們深夜聚集在北京西郊圓明園的廢墟前，宣誓效忠毛澤東，並準備用生命和鮮血捍衛他的思想。一天深夜，我被手電筒的光亮驚醒，站在麵前的張老師要我去接替正在大雨中站崗的另一個同學，防止階級敵人搗亂破壞。這是一個殊榮，隻有為數極少的同學才被準許參加站崗。重獲信任的狂喜和感激使我在幾個連續暴雨驚雷的夜晚，守衛著空蕩蕩的田野直到天亮，淋得透濕也不願交給下一個人。教室中，手電光徹夜興奮地晃來晃去，議論聲低低的到黎明才漸漸沉寂。我還記得換崗時的口令：第一個說：保衛！第二個說：革命！孩子做起遊戲來比教他們的成人認真，是他們以為遊戲就是人生。
　　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後，我們接到了放棄原計劃立即返城的命令。他對劉少奇說：“鎮壓學生運動的絕沒有好下場。共產黨害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前一段，在劉、鄧的指示下，北京大專院校已有上萬名學生被宣布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
　　7月29日，數十萬大中學校的學生向北京城急急進發。是日大熱，我們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幾十華裏，猶如困鳥出籠，歌聲不斷。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學作為班級代表，穿著短褲背心，熱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轎車，運往人民大會堂，可見其倉促。
　　到場之後，主席台前已懸起標語。會場內萬頭攢動，盡是少年。這時才知道中央領導要講話。以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為序，前後開始。在劉少奇的話講到一半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中突然燈光大亮。接著，毛澤東一個人自後台悠閑地信步而出。由於驚愕，全場出現了短暫沉寂之後，人群中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以極快的速度蔓延開來，終於沸騰了。他緩慢地走動，舉起右手，極快而又極瀟灑揮動，然後慢慢地微笑了。在這樣近的距離內看到毛主席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64年春節晚會，在同一個會場。當時京劇《打漁殺家》正唱到好處，觀眾上萬，凝神靜聽時，演員突然向下跑，接著天頂的萬盞燈光就同時亮了。毛澤東以同樣悠閑的步態出現在舞台上，舉手，揮動，然後放下。同樣的歡呼和同樣的微笑。毛澤東在7月29日的出現，使劉少奇手握講稿尷尬地呆立許久，直到他離開以後才繼續講完，但已無任何聲勢。他看準時機，突然出現，以“後發製勝”的力量贏得喝彩，然後靜靜離去。他從頭一言未發，卻奪盡了講話者的光彩；隻要出現，已經羞辱了他的對手。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東方少年們唱起了“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們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現一塊同樣是紅色的袖章。
　　是夜天風浩蕩，家裏的窗簾飄飄欲飛。我對母親說：我見到了毛主席。母親揚起眉毛說：見到了毛主席，你怎麽這樣平靜呢？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首曲調源自陝北民歌，由一個名叫李有源的老農即興填詞，以表達他分得土地的喜悅，在荷鋤下地時野唱的“酸曲”，一變而為“萬方樂奏”的頌歌。這首重要性壓倒國歌、被一時稱為道出億萬人民心聲的“神曲”，從它的源起、內容、趣味，從它被演唱的場合，直到當時億萬歌唱者的心態，都可以直溯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因武功、收獲、驅鬼、頌經等等而發的祭祀傳統；使人聯想到一個依賴天時地候而生存的初民部落麵臨日出時所感到喜悅、敬畏與恐懼。1966年，為了“天國”的降臨，產生了祭祀的需要。要祭祀，就要有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