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 | 兒童玩具
文章來源: 路邊野花不採白不採2020-06-01 07:53:26

學生時代的王安憶

從小,我就是個動作笨拙的孩子。兒童樂園裏的各項器械,我都難以勝任。秋千蕩不起來,水車也踩不起來,蹺蹺板,一定要對方是個老手,借他的力才可一起一落,滑梯呢,對我又總是危險的,弄不好就會來個倒栽蔥。而且,我很快就超過了兒童樂園所規定的身高,不再允許在器械上玩耍。所以,我記憶中,樂園裏的遊戲總是沒我的份。但是,不要緊,我有我的樂子,那就是兒童樂園裏的沙坑。

那時候,每個兒童樂園裏,除了必備的器械以外,都設有幾個大沙坑,圍滿玩沙子的孩子們。去公園的孩子,大都備有一副玩沙子的工具:一個小鉛桶和一把小鐵鏟。沙坑裏的沙子都是經過篩洗的,黃黃的,細細的,並且一粒一粒很均勻。它在我們的小手裏,可變成我們想要的任何東西。它可以是小姑娘過家家的碗盞裏的美餐,它可以是男孩子們的戰壕和城堡。最無想象力的孩子,至少也可以堆積一座小山包,山頭上插一根掃帚苗做旗幟,或者反過來,挖一個大坑,中間蓄上水做一個湖泊。或者,它什麽也不做,隻是從手心和手指縫裏淌過去,手像魚一樣遊動在其中的,細膩,鬆軟,流暢的摩擦。

不知道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兒童樂園裏的沙坑漸漸荒涼,它們積起了塵土,原先的金黃色變成了灰白。然後,它們又被踩平踏實,成了一個幹涸的土坑。最後,幹脆連同兒童樂園一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或者小型的遊樂場。過山車,大轉盤,宇宙飛船,名目各異,玩法一律是坐上去,固定好,然後飛轉,疾駛,發出陣陣尖聲銳叫,便完了。

那時候,南京路與黃河路交接的路口上,有一幢三層高的玩具大樓,是星期天裏,父母經常帶我們光顧的地方。印象中,整個三樓都是娃娃櫃台,各式衣裙的娃娃排列在玻璃櫥裏,看上去真是五彩繽紛。這時候的娃娃樣式基本一致,陶土製的臉和四肢,塗著鮮豔的肉色,輪廓和眉眼都很俊俏,身體是塞了木屑的布袋製成。頭戴荷葉邊的花帽子,身著連衣裙。彼此間的區別主要是形狀的大小,衣裙的樣式顏色以及華麗的程度。其時,還沒有塑料,娃娃的形象多少有些呆板,衣裙是縫製在身上的,不能脫卸,可這卻一點不妨礙我們對它們的信賴,信賴它們的真實性。每個女孩子似乎都至少要有一個娃娃,它是我們的忠實的朋友和玩伴。

當時有一種賽璐珞的娃娃,造型很寫實,形狀幾乎和一個真實的嬰兒一般大,裸著身體,可給它穿自製的衣服、鞋襪。可是我的父親一直記得,他小時候在南洋時,看見過一個女孩子將賽璐珞娃娃係在背上,學習那些勞作的閩南婦女的模樣,一個調皮的男孩惡作劇地,用火柴點著了娃娃,結果是女孩和娃娃同歸於盡,葬身火海。因而,我們對賽璐珞娃娃始終懷著恐懼的心情。再加它通體都是一種透明的肉色,眉眼隻有輪廓,卻不著色,就好像是一個胚胎,這也叫人心生恐懼,所以,我們從來也沒有向往過這種娃娃。

後來,我和姐姐得到過一對麗人娃娃,一男一女。它們的形象非常逼真,女孩梳了發辮,不是畫在頭顱上的,而是真正的毛發編織而成,打著蝴蝶結。在它們比例合適的身體上,穿著綢緞的中式衣褲,衣襟上打著纖巧的盤紐,還有精致的滾邊。尤其是足上的一雙鞋,是正經納了底,上了幫,鞋口也滾了邊,裏麵是一雙細白紗襪。它們雖是娃娃,看上去卻似乎比我們更年長,它們更像是舞台上的一對供觀賞的演員,不怎麽適合做玩伴的。在最初的驚喜過去之後,它們便被我們打入了冷宮。我們玩得最持久的是一個漆皮娃娃,是我姐姐生日時得到的。許多娃娃都不記得了,唯獨這個,記憶深刻。它穿著大紅的連衣褲和帽子,衣褲帽子全都是畫上去的。它的頭很大,肚子也很大,額頭和臉頰鼓鼓的。它要比一般娃娃都要肥碩一些,也不像一般娃娃那麽脂粉氣重,它有些憨,還有些愣,總之,它頗像一個真正的小孩。抱在懷裏,滿滿的一抱。我姐姐整天抱著它,像個小媽媽似的,給它裹著各種衣被。後來,我姐姐生了個男孩,我總覺得這個男孩與那個漆皮娃娃非常相似,也是大腦袋,額頭臉頰鼓鼓的。

這時節,電動玩具出場了。我以為,電動玩具是兒童玩具走上末路的開始,它將玩耍的一應過程都替代,或者說剝奪了。我最先得到的電動玩具是一輛小汽車,裝上兩節電池,便可行駛,並且鳴響喇叭。它和真的汽車一樣有著車燈,向前行駛亮前燈,一旦遇障礙物倒退,則亮尾燈。它還會自動轉彎,左邊遇障礙物朝右轉,右邊遇則朝左轉。它當然是稀罕的,是我向小夥伴炫耀的寶貝。但內心裏,我對它並沒有興趣,我寧可玩我原先的一輛木頭卡車。它的樣子笨笨的,可是非常結實。它有著四個大木輪子,車鬥也很寬大。我和姐姐各有一輛,她是紅的,我是綠的。我以為,父母實際上在心裏準備我是一個男孩,所以總是分配給姐姐紅的,而我是綠的。在裝束上,姐姐留長發,我則是短發。這輛卡車沒有任何機械裝置,我就在車頭上拴一根繩子,拖著走。車鬥裏坐了我的娃娃,以及它的被子、碗盞,還有一些供我自己享用的糖果餅幹,然後,就可上外婆家了。

那種機械裝置的玩具,其實也是單調的。有一次,爸爸帶我去方才說的那家玩具大樓買玩具。他為我買了一個蓮花裏的芭蕾舞女,就是說,一朵合攏的蓮花苞,一推手柄,蓮花便旋轉著盛開了,裏麵是一個立著足尖跳舞的女演員。還買了一個翻跟頭的猴子。我爸爸給我們買玩具,不如說是給他自己買玩具,是出於他的喜好。曾有一次,他給我買了一隻會喝水的小鴨子。這鴨子身上有一個循環的裝置,可不停地低頭喝水,水呢,從嘴裏進去,再流入杯中,永遠喝個沒完。他大感驚訝,讚歎不已,立即又去買了一隻,讓它們麵對麵立著,一個起一個落地從一個冰淇淋杯中汲水喝。而我看不多久便覺索然,它們喝得再棒我也插不進手去,終是個旁觀者。這一天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買了玩具,我們又去對麵的著名粵菜館新亞飯店吃飯。一邊等著上菜,一邊我就迫不及待打開紙盒,坐在火車座旁的地板上玩了起來。那猴子劈裏啪啦地翻著跟頭,從這頭翻到那頭,掄著圓場。沒等一圈發條走完,我已經膩了,走了開去,剩下爸爸和飯店裏跑堂的,背著手饒有興趣地欣賞著。

這時節,玩具做得越發精致了,記得有一套小家具。全是木製的,大櫥就像火柴盒大小,櫥門可關闔,五鬥櫥的抽屜均可推拉,每一關節,都細致地打著榫頭,嚴絲密縫。還有一副小餐具,其中的一把筷子竟是真正的漆筷,頭和梢是橘紅色的,中間則是黑底盤絲花。但這些說是玩具,更像是工藝品。看起來很好,卻沒有什麽玩頭,你能拿它做什麽?

許多好玩的玩具都是簡單的,比如積木,是我永遠玩不膩的。還有遊戲棒,它也有著奇異的吸引力。從錯綜交疊的遊戲棒中,單獨抽出一根,不能觸動其他,無疑是個挑戰。要求你鎮靜、穩定、靈巧,並且要有準確的判斷力,判斷哪一根遊戲棒雖然處境複雜,可其實卻是互不幹擾的一根,或者正反過來,某一根看上去與周遭不怎麽相幹,其實卻是唇齒相依,一枝動百枝搖。還有萬花筒,它隨著手的輕輕轉動變幻出無窮無盡、永不重複的圖案,這一刻無法預測下一刻。從一個小眼裏望進去的,竟是那樣一個絢麗的世界。後來,萬花筒裏的碎玻璃被塑料片取代了,這世界便大大遜色,不再有那麽金碧輝煌的亮色。塑料片不僅沒有碎玻璃的晶瑩,也沒有碎玻璃的多棱麵,那種交相輝映的燦爛便消失殆盡。塑料工業的誕生其實是極大地損傷了兒童玩具,它似乎有著模仿一切的性能,事實上,卻是以歪曲本質為代價的。萬花筒就是一個明證。

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曾經在一家街道工廠進行課外勞動。這家廠就是生產塑料娃娃,從模子裏壓出的各色娃娃盛在紙箱裏,一大箱一大箱的,工廠又是在一個通風不良的閣樓上,於是,便壅塞著塑料的古怪的甜腥氣。一個有腿疾的男工,邁著不能合攏的八字狀的雙腿,吃力地搬動著這些紙箱。整個情景都是令人沮喪,並且心生抑鬱。

就像方才說的,父母無意中分配我和姐姐擔任不同的角色,姐姐一定是女孩無疑,他們特別縱容她的女孩子的特性,他們給她買珠子。這些珠子實在美麗極了,形狀顏色各異,分門別類地安放在一大個玻璃盒裏。當然,除了這樣昂貴的珠子外,還有許多散裝的珠子,廉價一些的,但也同樣多姿多色。時常也帶她去挑選一些,擴充她的珠子的庫存。她拿根針,引根線,將珠子穿成各種飾物。而爸爸媽媽似乎從來不以為我也是需要珠子的,我隻能蹭著玩一點,暗中滿足一下自己被忽略的需要。父母分配給我的愛好是一套建築積木,是一整座中蘇友好大廈,也就是現在的上海展覽館的模型,全由白木做成。記得定價是十五元,這在當時稱得上是天價。事實上,這套建築積木從來沒有屬於過我,它一直陳列在淮海路,我家附近的一間文具店裏。實在說,它已不僅僅是一副玩具了,而是近似於船模航模一類的,訓練性質的模具。母親許諾我,倘若我能考上市重點中學,上海中學,便送給我。可是,沒等到考中學,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學校停課。這套模具不知什麽時候收起了,反正我再也沒有看見它了。

至於南京路黃河路口的那座玩具大樓,“文革”中我和媽媽還去過一回,它已經成了一家百貨性質的商店,但還保留有相當麵積的玩具櫃台,櫃台裏其實也蕭條得很了。還記得有三尊娃娃,分別是樣板戲《紅燈記》裏的李奶奶、李玉和、李鐵梅。媽媽被李玉和逗樂了,說了聲“這個小幹部”!現在,這已經變成了一家工藝品商店。所謂的工藝品就是一些機繡的桌布手絹,粗製的玻璃器皿,以及民族服飾等等。

我們還曾經有過一樣特別有趣的玩具,那是一架投影幻燈機,是我們的三舅舅送給我們的。我三舅舅是個對生活很有興致的人,他經常別出心裁地製作一些小玩意兒。那時候,一般家庭都沒有冰箱,到了盛夏,剩菜很不容易保存。他就用幾個餅幹箱的鐵皮圓蓋,鑽三個眼,一節一節地串起來,每一層可放一碗菜,然後掛在風口。他還喜歡拍照,拍過之後,再將照相機鏡頭取下來,臨時製作一架擴大機,衝洗擴印照片。這一回,他送我們的投影幻燈機也是自己製作的,幻燈片是從什麽地方淘來的,電影廠的廢膠片。他很耐心地將這些廢膠片挑選出來,按著電影的名目分別組合,並且盡可能根據電影情節的順序,製成一條條的幻燈卡。其中有越劇《紅樓夢》、《追魚》,張瑞芳主演的《萬紫千紅》等等。此時,將臨文化大革命,市麵上已經沒多少電影可看,所以,這台幻燈機使我們不僅在孩子裏,也在大人中間,大出風頭。我們常常在家中開映,電燈一關,人們立刻噤聲,電影就開場了。這台幻燈機伴隨了我們很多時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寂寞的日子,沒有娛樂可言,我們就看幻燈片。那時候,我們的玩伴中有三姐妹,是上海電影廠的一位著名編劇的孩子,她們家曆經數次抄家,竟還遺留下一些《大眾電影》畫報。那些天,我們就是這樣,拉上窗簾,躲在幽暗的房間裏,看著電影畫報和牆上映出的幻燈投影,討論著舊電影中的細節和男女明星,漸漸地結束了我們的兒童時代。
 

【來源:王安憶《空間在時間裏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