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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鷗，筆名淩之，女，1988年赴澳大利亞馬克立大學讀博士研究生，後因病輟學。1990年代初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紀實文學《半壁家園》《海鷗南飛》《劉海鷗作品集》三集、《夕出陽關》、姐妹合集《我們的田野》；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多家主要報刊雜誌發表作品，另外多部作品收入國內外小說及散文選集。《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獲2003年“世界華文文學獎”。《半壁家園》《遊必有信》（作品集之一）獲得2013及2017年海外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
畫說之五
作者：劉海鷗
1953年我從幼兒園畢業。那年正好規定七周歲入學，我離七歲還差四個月，媽媽帶我跑了許多小學都不收，終於在私立培元小學報上了名。
培元小學在王府大街救世軍樓的旁邊。我心中很緊張，怎麽學校挨著壞人？我問媽媽救世軍是好人還是壞蛋，媽媽說除了解放軍所有的軍隊都是壞人。同學中有住在救世軍樓裏的，後來我進去看過，裏麵住滿了尋常百姓，而且都很窮。
這是我們入學時小學的平麵圖。由我的小學同學麥繼平繪製。
上學前媽媽帶我去買衣服。媽媽從來不給自己買衣服，也很少給我們買新衣。我早就看中了人民市場有一件天藍色的連衣紗裙，穿上一定像小仙女一樣。我拉著媽媽去看，媽媽覺得價錢太貴，沒買。在她看來我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根本沒必要穿那麽好的衣服。
入學還要經過口試，我和小朋友們坐在閱覽室等待，坐沒坐相，翹起椅子腿，哪知那是折疊椅，一翹腿椅子就收起來，我摔了一個大馬趴。六年級服務的大姐姐忍住笑把我扶起來，我心想：“這下完了，這個學校肯定不會要我了。”
口試時老師問我有幾個兄弟姐妹。我說：“我家有四個姐妹，還有一個二哥，不是媽媽生的。”老師問：“那是誰生的？”我說：“我也不知道。”媽媽在窗外偷聽，出來後跟我說：“你根本不應該提二哥。”我又想，老師一定不要我了。
我考上了培元小學！我的第一張彩色照片，1953年攝於東華門“紫房子”照相館
每天早上我坐三輪包車上學。車夫叫老李。老李為人老實忠厚，木訥，忠於職守，說話謹慎文雅。有一次我問他毛主席是男的還是女的。我小時候分不清男女，隻靠頭發長短來分類，遇到半長不短的頭發，就歸不了類了。比如毛主席的頭發就讓我難以分辨。老李說：“你說呢。”我說：“半男不女。”老李馬上小聲說：“這話可不敢亂說啊。”
開學第一天，我蠻橫地讓兩個玩壓壓板的同學下來，我要上去玩。她們不肯，我的胡同野性爆發，罵了她們最難聽的話。兩個同學嚇得跑去向老師告狀。當然我媽媽也知道了，問我：“你罵同學什麽了？”我撒謊道“他媽的。”我現在都奇怪，那麽小怎麽還會區分髒話的輕重檔次呢？
上學沒幾個星期爸媽把克陽劉元扔在托兒所，到學校給我和海燕請個假，就帶我們出去旅遊了。先去南京姨家，火車在長江邊停了好幾個鍾頭，等待輪船把火車一節節運過長江。火車坐輪渡的現象直到1966年南京長江大橋建成才結束。
媽媽在南京生病了，姨姨說認識一個大夫醫術很好，不過他是一個一貫道徒。我聽了嚇壞了，那時配合取締反動會道門正上映電影《一貫害人道》，在我看來那簡直就是恐怖片，雖然我看不懂太多，但我知道一貫道是害人的大壞蛋。我懇求媽媽和姨姨不要讓他來看病，沒用，一貫道醫生還是來了。和電影裏的不一樣，他是個穿西裝革履，彬彬有禮的西醫。他給媽媽診病時，我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生怕他害死媽媽。
乘電梯
我們還去了上海。在上海去逛一家大百貨商場。乘（梯式）電梯上樓時，到了頂端，都不知道要邁腿上平地，一家人像疊羅漢一樣摔成一堆。看來爸爸媽媽都是第一次乘電梯。
爸爸媽媽真是無聊，摔完大馬趴，又趁我不注意藏到一個大柱子後麵，看我的反應。我茫然地四下張望，不哭也不喊，正要轉身鑽入人群去尋找，爸媽趕緊出來。這回他們可知道我的性格了：遇事不慌不忙，主意大著呢。
下一站是杭州，媽媽的故鄉，在西湖玩了個夠後，還買了大小網籃、西湖綢傘、張小泉剪刀，還有一隻文明杖，滿載而歸。
回到學校，同學爭先恐後告訴我：“劉海鷗，王老師說了，你要是再不回來，就不讓你上學了。”我沒給王老師留下批評的借口，期中考試輕而易舉拿了雙百。
吃香蕉
我還是那個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守紀律。上課玩玩具說話，甚至吃東西。一天上課吃香蕉，有同學把我檢舉了。王老師沒收了香蕉，一揮手香蕉就進了垃圾桶，而我麵對垃圾桶罰站到下課，聞著桶裏散發的香蕉味，心中無限惋惜。
午睡時間
夏天中午同學們都要在教室裏睡午覺。我中午從來不睡覺，每次等老師一走我就要給大家講故事。後來我又想出了一個新主意——把媽媽盆景假山上的小人小房小動物帶到學校表演故事。中午同學們都圍過來聽我講故事。我講得正高興，王老師突然進來了，毫不容情一把將所有的小玩意全部收走，當垃圾扔了。
不過王老師再批評我，也掩飾不住對我的喜愛，一年級期末竟然發給我一枚優良獎章。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德不配位”。可是誰叫我學習好呢。我簡直愛死了王老師。
學校裏最厲害的老師是武老師，她大概是半個領導吧，因為全校的學生她都管。她好像總是看我不順眼，在校園裏看見我，總要把我叫住批評一番。這天，我又被她抓住了：“劉海鷗，看你那個邋遢樣，自己去照照鏡子！”學校通往大院的過道有個“整容鏡”，學生們經過都要整理衣冠才進入教室。
三年級時我已經開始看大部頭的長篇小說了，那天我捧著《新兒女英雄傳》（還是章回小說呢）邊走邊讀撞見了武老師，又被她叫住：“劉海鷗，看什麽呢，見了老師不行禮？”我把書抬起來給她看，心想她也許會誇獎我吧。她不屑地說：“看得懂嗎？裝樣子的吧。”
我最喜歡的事情是過大隊日，全校師生圍坐在大院。我們一二年級的孩子雖然不是少先隊員也都參加。除了先舉行隊日儀式：出旗、唱隊歌、報告人數外，其實就是文藝聯歡會，各班同學同學表演文藝節目，歌舞劇《瓦爾瓦拉和五個女兒》《在果園裏》，新疆舞、小話劇……比枯燥的學習好玩多了。有一次是五年級的張筠英講她在天安門上給毛主席獻花的經過。
後來我們也成了大隊日表演節目的主力軍，我們班演出了《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我演貪婪的老太婆，麥繼平演漁夫，高憶陵演小金魚，特成功。
還有一件高興的事是過“撒飯節”。大多數同學自己帶午飯，校工幫助加熱。中午一下課，同學們一窩蜂湧去取飯盒。校工大爺認識所有同學的飯盒，一個不錯地分發，一邊說：“留神，燙。”偶然一個孩子的飯盒打翻在地，引起一片起哄歡呼：“撒飯節！撒飯節！”撒了飯的人因禍得福，班上的同學你給一口飯我給一勺菜，吃的比自家帶的還好。我真羨慕撒飯的同學，可惜我一次也沒撒過飯。
這些是一到六年級我們書包裏的用具，有些東西比如算盤墨盒不需要天天帶，有課時才帶，書包總是輕輕鬆鬆的。
1955年爸爸買了一個四合院，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五十年代中期的“四合院時代”是我們一生最幸福的時期，我們四個孩子的生活像盛開的花朵，一朵比一朵鮮豔，而家園就是滋潤我們的沃土。
四合院
三間正北房是客廳、孩子的書房和臥室；東跨院是廚房。西跨院有兩小間偏房，媽媽住；西屋三間，爸爸住；東屋兩間保姆住。媽媽住北偏房。
南屋住著原房主袁家，本來他們打算很快搬走，但是不久家裏連遭不幸，就留了下來。
剛開始我們並不喜歡新家，因為胡同裏的孩子們很欺生，隻要我們在胡同裏一露麵，孩子們就成群結夥地叫罵“闊家主”“臭小姐”“荷蘭豬”，往我們身上吐唾沫，粗暴地推搡，有時甚至搬出大門杠來攔路挑釁。
一二十年後，那些曾經打罵我們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突然發現不知從哪天起，見了麵，他們非常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稱“姐”稱“您”，真是讓我受寵若驚。
我們隻好關在自己的院子裏，避免出去。獨門獨院自有其樂趣，北屋擺了一個大辦公桌，玻璃麵，前後四角都有抽屜，我們姐妹四人兩人占一邊，一個人四個抽屜裝自己的私有財產。這張桌子承擔著我們全部文化生活——做功課，看書，畫畫，做手工，寫日記，聽廣播……
一進大門洞就是一架葡萄。葡萄串大，色白，粒圓，甜，汁多。家裏有一架梯子成了我們摘葡萄用的專用工具，夏天，我們姐妹簡直就是在梯子上度過的，上不了梯子的就在地下打轉，揚言要撤梯子。整個暑假四個小猴子似的繞著葡萄架，上上下下，吵吵鬧鬧地過去了。
吃水果那時是一種奢侈的享受。一個蘋果全家人吃，由爸爸按年齡大小分配。
院子裏養了十幾隻活蹦亂跳的小雞，我們看著它們長大了，生蛋了，趴窩了，小雞破殼出世了，在我們的生命中，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生命的產生，心中有一種深深的感動。
除了一隻討厭的野貓閃電般從房上竄下來拖走了幾隻可憐的小東西，多數小雞都長大了。
有幾隻公雞長大後把院子看成自己的領地，對我們翻臉不認人，見了小孩子就追，就啄，鬧得我們出門時隻能飛跑穿過院子，或者撐開一把傘，當作盾牌，後退著走到大門口。
那些年學生很時興與外國小朋友通信，我有一個法國的筆友，叫亨利·奧登。我給亨利寫的信總是密密麻麻的一大篇，講中國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整個一篇政治宣傳材料。亨利的信很簡單，幾個字，說到哪度假去了，想要一些中國郵票等等。他送給我一個洋娃娃，一條白紗小手絹。我送給他一把工藝品小寶劍，還有很多中國郵票。
家裏有大量的過期雜誌畫報，暑假裏我們把裏麵的漂亮的插圖剪下來，分類貼在大本子上，製成了一本本精美的畫冊。同學們來我家爭相欣賞，其中有一本電影演員的玉照及他們所演的電影最受大家歡迎。爸爸提名《影星薈萃》。幾十年後，一個同學從國外回來，還問起這本畫冊。
每個月媽媽給我們一塊錢買書，一個星期天我們喜滋滋地到王府井的兒童書店挑了幾本小人書，兩本字書。付錢時海燕發現錢不見了，當場大哭。書沒買成，海燕一路哭著回家。我覺得很沮喪，但是也覺得海燕這樣哭太不好意思了。
我們最大的財富是小人書，最多時達到一千多本。這麽多書還是不夠，每個周末晚上我們還要到書鋪去租小人書。兩毛錢租十本，回到家橫七豎八地躺在床上美美地看一晚上。
我們生活還有很多內容，我們收集郵票，攢銅錢，養蠶，收集橘皮賣錢。最最主要的部分是看電影、話劇。我家附近有四個電影院，蟾宮、工人俱樂部、東四劇場和明星影院，和人藝話劇院。稍遠一點還有還要跑到大華、紅星或兒童影院、青藝話劇院、兒藝話劇院。我們幾乎每天都要看一場電影或話劇，周末或假期有時一天要看兩場。
夏天我們去什刹海遊泳。冬天去北海滑冰。我更喜歡滑冰，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會約上幾個好朋友去北海滑冰，在冰場上肯定還會遇見一些同學。我們互相學習滑花樣，一起玩追人，或手拉手一大排攔截別人，不管認識不認識。玩得瘋極了。
我們姐妹幾個還去學彈鋼琴。我從小就喜歡鋼琴。可是我的鋼琴老師十分傲慢，也沒有耐心。我在她身邊彈琴，十分緊張，總也彈不好，我漸漸失去了學琴的興趣。又因大躍進的衝擊，我們都停止了學琴，但想有鋼琴想學鋼琴的願望，在我心中絞成一塊心結。
爸爸還給我們做了一個標準的乒乓球台。院子裏有一個清代大缸養了一群魚。每天放學後四姐妹的同學們都愛到我家來，打球，觀魚，看書。我們的院子裏總是熱熱鬧鬧的。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撥雲母。撥雲母是無線電廠外發給街道大媽的活兒，一片雲母礦可以撥分成無數片，用來做無線電裏的絕緣體。有些家庭生活困難的同學把雲母帶到學校來撥，同學們看見覺得有趣，一時間撥雲母成風，我們四姐妹也撥得上了癮。
媽媽製止我們撥雲母，說不僅耽誤學習，吸了雲母塵灰會得肺矽病。有一次在我們的勸說下媽媽試了一下，立刻就上了癮。和我們一起搶大媽們的飯碗。
周末父母帶我們去逛公園或商場。秋天我們一定去西山（現在叫香山）遊玩。那時到城外沒有公共汽車，隻有一種在西直門發車的柴油車，黑色的，比吉普大一點，開起來哐哐哧哧。兩排椅子麵對麵可以坐十人左右。在西直門要去城外的人排成了大隊，往往要等一個小時。
我們先去周家花園（櫻桃溝）。那裏古樹參天，巨石嶙峋，溪水潺潺。我們順遊而上，到溪水盡頭，岩壁上有一泉眼，泉水噴薄而出。接幾瓶剛剛冒出來的清泉，把帶來的水果放在溪水裏冰鎮，然後媽媽去挖青苔帶回去安放在她的假山上。我們在溪水裏抓小魚，用爸爸的大手絹一次就可以兜上來幾條。
看看有沒有小魚
離開周家花園要經過臥佛寺，臥佛寺的山門古舊滄桑，門前有一個茶肆，露天放幾張舊裂的木桌，幾乎沒有人光顧。店小二熱心地跑腿，端來一些煮金絲小棗、煮花生豆之類的小吃。
從臥佛寺到碧雲寺有一片曠野，有一條汩汩流淌的小溪橫穿而過，我們常在水裏玩耍。爸爸媽媽在旁邊鋪開野餐，野餐食物豐盛，有“浦五房”的鹵肉、熏魚，還有“義利”的麵包果醬花生醬，肯定還有兩暖瓶雞湯。
最吸引孩子們的是路邊農婦們賣的野食——剛下樹的核桃，清香無比；早上摘下來的山葡萄有一種極為特別的香味，或者買一把蓮蓬，一人舉著一支，挖出綠色的蓮子，蓮子肉鮮甜，清脆；還有老玉米，都是當天掰下來的，比起城市裏賣的，其鮮其香不可同日而語。
1956年爸爸媽媽帶我和海燕訪問齊白石家。白石老人打開鎖著的櫃子，拿出兩塊蛋糕招待我和姐姐，蛋糕放的時間久了，硬得像石頭一樣。我慢慢地用牙齒嗑，終於吃完了。
白石老人給我們作畫，我們站在旁邊看。他給爸媽畫牽牛花，先用墨畫了幾片葉子，海燕說：“什麽亂七八糟的，我也會畫。”把爸媽嚇壞了，幸虧老人沒有理會，也許沒聽見，也許童言無忌根本不計較。
白石老人又給我們四姐妹一人畫了一幅，海燕的是四隻小雞，上麵寫“他日相呼”，意思是你們現在為一點小事爭執，將來長大了會互相幫持的。我的是一對大蝦，克陽的是青蛙，元元的是魚。爸爸媽媽還買了一張他的“鴛鴦戲水圖”。
文革中“牽牛花”和我們的四張畫賣給了榮寶齋，二十元一平方尺。“鴛鴦戲水”後來也賣掉了。如果知道白石畫如今動輒上億，怎樣也要想法保留下來呀。（這些畫的照片來自網絡）
五十年後又見到它們了！我最近在雅昌藝術網站發現了它們，除了“牽牛花”沒有找到，其它都在！一看見它們，無數記憶撲麵而來，眼淚湧了出來。（這些畫的照片來自網絡）
一九五七年我們過了一個最快樂的新年，我們選了自己喜歡的花布，每人做了一件新罩衣；每人選了一件玩具做新年禮物。之後迅疾而來的“反右鬥爭”、大躍進、大饑荒以及無盡無休的運動，我們再也沒有過過一個像樣的春節。
1958年大躍進中，我們因為有私房受到譴責。街道要求我們騰房做食堂或托兒所，我們讓出了保姆阿巧住的東屋。東屋搬進一對夫婦，一下班兩人就半裸著跳舞，阿巧每經過他們家都要吐唾沫表示輕蔑。媽媽不讓我們孩子接近他們，怕學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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