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二十年》裏,舊俄羅斯的女人“燒炭黨”妃格念爾與其女伴在監房放風的院子裏散步,同伴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蟲子,使妃格念爾對其品性的仁慈大為感慨。
這樣的感人情形在秦城監獄裏並不會出現。單獨監禁的胡風,放風之時看到的隻是自己頭頂那一小片天空。偶然在磚縫中發現的一棵小草,使他欣喜過望,每日含一口水噴灑澆灌。
上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單人囚室裏,陳獨秀可以和午間前來探視的潘蘭珍繾綣終日,看守難為情而提醒陳獨秀注意風化。40年代後期的看守所裏,左翼作家賈植芳可以和同牢難友們玩牌,和可以整天到院子裏放風的女犯們隔窗搭話。60年代的秦城,長年單獨監禁之後的路翎精神分裂,將自己天才的文學家頭顱撞向堅硬的牆壁。
進入秦城,閻長貴發現,這和他想象中的監獄完全不同。
單獨囚禁,沒有獄友。牆壁極厚,聽不到鄰舍的一點聲音。和外界的聯係,隻有一個打開隨即關閉的送飯口以及牆壁高處的一個小氣窗,氣窗裏隻能看見天空。
沒有紙筆,沒有放風。沒有書報,在“文革”後期可以放風的日子裏,是在一個格子裏單人放風,來去的路上也看不見任何人影。在這座大牢裏,似乎隻單單關著你一個犯人。看守從不與犯人講話。他們隻用代號稱呼犯人,其至不知道犯人的名字,也不能讓犯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與犯人聊夭,他立即會被關禁閉。
由於秦城監審合一的體製,犯人相當於長期身處看守所,少有權利會見家屬。閻長貴入獄之後,家屬一直以為其失蹤了。
一切的布置,是有意將犯人與人世完全隔離,切斷所有的感覺來源,在這種地方,靈魂隻是獨自恐慌地膨脹起來,又孤單地收縮下去。沒有“同誌”,也沒有人,連看守和審訊者都有意從犯人的世界裏避開了。
提審是閻長貴的享受,他極力配合地延長自己的供述,以便和活人一起待上更多時間,但這樣的提審也似乎被有意取消了。因為渴望與人說話,金敬邁故意扔鞋底砸壞燈泡,把前來訓話的監管幹部反鎖在自己的牢房裏,對孤獨的恐懼勝過了獄規懲罰。“文革”之中,同囚秦城的夫妻包括彭真與張潔清、陸定一與嚴慰冰、潘漢年與董慧、饒漱石與前妻陸璀等人,此外尚有張東蓀父子。直到1972年後允許子女探望,彭真夫婦才從兒女口中知道對方同在秦城的消息。
單人囚禁和監審合一,傳承自蘇維埃血統。恩格斯說過,單獨囚禁是最殘酷的刑罰,超過半年人就會瘋狂。列寧也坐過沙俄的單身牢房。在沙皇統治末期,政治犯們發動鬥爭強迫沙俄取消了這一形式。囚犯們仍住著單間,但可以彼此往來,一同放風散步。
但蘇維埃政權成立後,將過去的遭遇化為心得,監獄恢複了舊觀。內務部的地下室監獄裏幽禁著不見夭日的未決犯。在蘇聯政權後期,普遍的單獨監禁受到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鞭撻。
秦城監獄的設計出自蘇聯工程師之手,是蘇聯援建156宗公開項目之外的一項秘密工程。它隔離式的囚室布局、合一的管理手段,都和民國時期模仿英美的“改良監獄”拉開了距離,顯示出蘇維埃專政獨有的控製方式和懲戒心得。
對於長期單獨囚禁導致的“單身牢房綜合症”,秦城監獄的醫生們開出的最有效藥方隻是:把這名犯人放入人群中。但這味藥方卻被嚴格控製。
秦城監獄的燈泡是徹夜不滅的。這也是從“老大哥”繼承的傳統。《古拉格群島》記述,徹夜不滅的燈泡是上世紀20年代從蘇聯開始的新生事物,沙俄時代的囚犯們關燈睡覺。燈泡的炙烤沒有將胡風的有毒思想徹底烘千,卻使他產生觸電自殺的念頭。但他夠不著這盞罩有鐵絲網的燈泡。
由於規定睡覺時必須麵朝窺視孔方向側躺,便於看守監視,彭真在出獄後患上了左耳聾,以後的年代裏一直戴著助聽器。
無處不在卻無法覺察的控製,與徹底孤獨的一體兩麵,造就反抗者的精神分裂與崩潰。
在秦城監獄中,因單身囚禁而致精神分裂的人們,可以開具出一列首尾不相見的名單,包括饒漱石、劉仁、阿壟、路翎、揚帆、嚴慰冰等人。
從秦城中走出之後,精神夢魘的陰影仍舊跟隨著幸存者。哲學家張東蓀的兒子張宗炳,走出秦城之初經常扮演一個人的戲劇:橫眉怒目;時而是審判員,時而是犯人,可憐又無奈。揚帆出獄後相信大腦中有一套看不見的電子發射係統,可以直接接收來自周恩來的信息,以至於不認妻女。
善於以孤獨為手段摧毀別人心靈的人,自己對孤獨的感覺,並無兩樣。江青在服刑日記中寫道:“秦城監獄隻有‘關’和‘管’。我住在一所三層樓的底層,這裏隻關我一個人一一除看守我的人員以外,別人是不能接近我的周圍的——犯人的窗子是看不見外邊的。”
抵抗孤獨,保存自己作為一個人類標誌的思維能力,成為本能的反應。被掠奪到極致的人性,正是在這裏被強化起來。秦城監獄的囚犯們,在極度貧乏的條件下使用了五花八門的方法,來保存自己的頭腦和語言能力。
李銳在咫尺見方的囚室中練習旱遊,彭真則吊嗓子鍛煉聲帶。胡風數年如一日在頭腦中編織首尾韻腳相連的舊體詩,以此保存記憶和語言能力,留下了三部以春天為名的舊體詩集。
他的友人和同案犯綠原,則在相鄰的監舍中以一本德文詞典編撰德文文法。最初的日子,閻長貴發現了暖氣片上的小孔,可以反複數點打發時間。以後他想到了頭腦中的宋詩,這是他跟隨關鋒研究批判宋代理學時記住的。程頤、朱熹的幾首詩詞,在千百年後保護了他們的批判者。
“第一夫人”王光美由於被勒令長期坐在矮床上,隻能數自己的頭發打發時間,卻仍舊遭到看守的嚴厲禁止。
到了“文革”後期,囚犯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選集》,這本選集在被囚者手中無數次地翻閱,重要篇目倒背如流。師哲回憶在獄中做的一件惠及後來者的事是,用了幾天時間,把監獄圖書館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全都包上書皮,以防損壞,並題寫了書名。
囚犯們身心皈依的馬列主義,作為獄中唯一的思想和人文資源,由此成為他們反思的開端。
李銳用治皮膚病的紫藥水,在選集的空白處寫下了腦子裏吟詠的舊體詩,以後出版傳世,命名為《龍膽紫集》,起手即是對馬克思主義創立曆史的長篇追憶。閻長貴在獄中構思的最長一首詩,題材是毛著的《矛盾論》,幾十年後在寓所中,他仍可流利地背誦。
這些憑借人類本能的記憶幸存下來的舊體詩,可說是秦城屋頂下窒息一切的孤獨結出的稀有果實。更重要的成果,則成熟在走出秦城之後:
彭真主持了憲法和黨章的修訂,進一步明確了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和黨要在法律框架內活動的原則;
李銳在新時期任中組部副部長,多年後出版了《李銳反左文選》和《廬山會議實錄》,成為思想界的旗幟式人物;
閻長貴與當年的中央文革辦事組成員、同押於秦城的王廣宇合作,出版了《求史問信集》,從親曆和知情者出發,以學術態度研究“文革”史。
謝韜作為“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晚年提出了“我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反思,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的構想,引發知識界廣泛反響。
這些,可以說是秦城給當代史的一份獨特贈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