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鎖閉10餘年的高考終於恢複，全國570萬有誌青年懷揣驚喜衝向考場，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後兩撥人終圓大學夢，開始了改變命運的角力，他們共同的標誌是77級、78級。近40年過去了，他們已是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

      為官，他們或主政一方，或執掌部院，開始擘畫國家的發展，引領民族的航向；從商，他們或投資設廠，或興業興產，推動著大中華的經濟騰飛；為學，他們或著書立傳，或開課授徒，傳乘千年文明，開創時代新學。時代造就了他們，國家選擇了他們。 

1977年8月，鄧小平拍板決定當年恢複高考。 

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李克強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將趕上一個新時代。李克強立刻著手準備課本，加緊自學的勁頭，如饑似渴地“備戰”。在勞動之餘，他積極備考，起早貪黑，為的是那個年代一個似乎遙遠的夢——上大學。這年12月，那場在冬日裏舉行的考試，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李克強成為570萬人中的一員，走進改變了一代人命運的考場。在填報高考誌願時，他的第一誌願是安徽師範學院，第二誌願才是北京大學。畢竟，這一年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競爭最激烈的一年，聽說錄取比例是29：1，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盡管心儀燕園，於是隻能作為第二誌願備選。一般人實在難以理解他填報誌願的矛盾心理，李克強怎麽了？高考誌願怎麽能這麽填？緊接著，是難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錄取通知終於收到，懸了多日的心終於放了下來，讓李克強興奮的是，自己被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法律係錄取，這在鳳陽轟動一時。 

李克強在北大南門與同學合影

在《師風散記》一文中，李克強這麽回憶他考大學的經曆： 

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個季節，在當時中國鄉村一塊極貧瘠的土地上，我開始準備參加高考，並由此和北京大學結緣。

在填寫高考誌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裏藏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誌願欄裏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製的向往，於是又在第二誌願的欄裏填下了北大的字樣。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選擇的權力，她並沒有計較我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更難逆料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裏，從修本科，到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學生。在這段時間裏，知識以所謂“爆炸”的速度擴展，知識的傳播場所和手段日益多樣化，但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考試來做北大的學生。從某種角度說，我來這裏尋覓的不僅僅是知識，亦是為陶冶一種性情，修養一種學風。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畢業於複旦大學數學係，複旦82屆數學係畢業生被網友稱之為“史上最牛班級”。李源潮在接受複旦大學校友網訪談時，回憶了他怎麽考進複旦、考進“史上最牛班級”的： 我1978年進入複旦學習，83年離開。在這6年中，4年是學生，兩年是老師。實際上，作為學生的時間還不到4年，因為我們是77級，那一級由於入學時間的緣故損失了小半年。我做過管理係老師，後來又在複旦團委工作過，然後到了團市委。所以我對複旦是很有感情的，因為複旦既是我作為學生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踏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進入複旦前，我已經跨出學校，在社會上勞動和工作了近十年。當時我是一個已經有4年教齡的老師了，是業餘工業專科學校的老師。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在上海已經有份較好的工作，還要去讀大學，是不是有點不值得。但是，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目標——讀大學。讀完大學，還要讀碩士、博士，最後做科學家，這是我從小之夢。 

當時我常看的就是《十萬個為什麽》、《科學就是力量》之類的圖書雜誌。所以，十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不能上大學總是有些耿耿於懷。因此我去報了名。當時家裏和同事都不知道，隻有單位領導知道，因為需要單位出證明。我們還要繼續工作，沒有很多時間複習，那時也沒什麽複習的資料和複習的概念。到考試那天，我是請假去的。上午參加考試，下午回來繼續工作，然後第二天再去考。 

時任複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複旦錄取通知書的，當時以為自己沒有考上。沒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盡自己的努力，至於能得到什麽，是社會給你的。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會的。但是，反過來，一個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這就叫作唯物史觀和個人努力的結果。唯物史觀就是承認人是社會的一員。個人努力又叫主觀能動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個人努力，那麽整個人也就缺少前進的動力。因此，我當時就邊工作，邊等消息，等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感覺是失而複得。 

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時的心情，和現在中學剛剛畢業的同學不太一樣，既有一種激動的心情，感覺自己十年夢圓，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又有很冷靜的思考，畢竟我們耽誤了10年。10年到農村去，有了各種社會經曆，得了人生的經驗和體會，也叫做上了社會大學。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規地上大學，而且是在全國知名學府讀書，機會實在是難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TCL董事長李東生，1978年高考從惠州考到華南工學院（現更名為華南理工大學）。1982年大學畢業後，李東生選擇了回惠州老家，被分配到惠州科委當機關幹部。李東生卻不滿足，自己聯係了一家合資企業“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這是一家隻有40人的企業，但那時已算是惠州跟電子沾邊的“大廠”了，也是以後發展起來的TCL集團的第一家企業。憑著踏實、執著的工作態度，李東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車間副主任、主任，28歲時被任命為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實現了人生的第一次飛躍。他在TCL展開“消費革命”，開創了TCL的銷售額新高。 

張藝謀也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後又調進鹹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次招生，張藝謀經過一番曲折的爭取，被破格收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 

       在回憶高考時張藝謀曾說：“沒高考，沒現在。”他回憶自己的高考時說：“我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又在鹹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之後，1978年，機會來了，我聽說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次招生。趁著去沈陽出差的機會，我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從自己拍攝的一大堆攝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考場。進了電影學院，我發現同學大多是電影或藝術世家子弟，像我這種從外地來的很仰視他們，我不覺得電影學院是我能進的學院，我覺得它更像一個貴族學校。其實，我當初想要上大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謀出路，再實際點兒說就是得到免費教育，包分配。隻要是大學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樣。1982年，我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這時候，我的人生才再次開始。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在的一切。” 

顧長衛回憶高考時說“那就像一道光。”顧長衛是1976年高中畢業的，按常理應該到農村插隊落戶，但因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裏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進街道工廠當工人之類的機會。但“混”了兩年後，這樣的機會也沒輪到他頭上，最多就是打打臨時工。1978年的高考，顧長衛運氣很好。此前他並不知道還有北京電影學院這樣一個大學，隻是因為學過畫畫，而電影學院攝影係是要考畫畫的。另一個原因是，顧長衛曾在初三的時候和二十幾個同學在當地的少年宮做義工，為他們畫一些海報、宣傳畫之類，經常能得到免費的電影票，這段時間讓他有機會看了許多電影。考慮到電影學院招生考影評的環節應該不是難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報考電影學院碰碰運氣。顧長衛後來在說高考對自己的影響時曾說：“事實證明，我們比父輩們要幸運很多，社會的變革為人們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著名電影導演陳凱歌1952年出生於北京。1977年他還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當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1978年8月參加高考，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學習。之後執導過《黃土地》、《大閱兵》、《孩子王》、《霸王別姬》、《風月》、《荊軻刺秦王》、《無極》、《梅蘭芳》等電影作品，多次榮獲過國際大獎。陳凱歌至今仍為惟一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華人導演。 

易中天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長期從事文學、美學、曆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是央視《百家講壇》“開壇論道”的學者，其主講的“漢代人物風雲”、“易中天品三國”係列首播即獲熱評。2007年，易中天以6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2007第二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3位，引發廣泛關注。1977年恢複高考時，他正擔任中學老師。擔心自己與學生同場考試的尷尬，他放棄了當年冬天的考試，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 

當代著名作家肖複興，曾到北大荒插隊6年，當過大中小學教師10年。1978年參加高考考入中央戲劇學院，1982年畢業。現任《人民文學》雜誌社副總編。曾寫文章《高考故事——1978》詳細的敘述了自己恢複高考後考大學的經曆。他說，在廢除高考之前，他就被學校老師推薦去中央戲劇學院，但是因為當年廢除高考就此作罷。1977年恢複高考的時候，中央戲劇學院招生的條件之一是年齡在18-31歲之間，而當年，肖複興正好31歲。這或許就是他與中央戲劇學院的緣分。

劉震雲1958年5月生於河南省延津縣，是當代著名作家。1978年至1982年，劉震雲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家。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劉震雲以1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發廣泛關注。並以《一句頂一萬句》榮獲“茅盾文學獎”。 

1976年前後，時局急促變化，陳嘉映一再告誡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書桌”，一邊做些翻譯，如動手翻譯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邊讀書。

 
      陳嘉映弄到了一張北京圖書館借書證，借到弗洛伊德《釋夢》外文原版。結果，他對釋夢著了迷，一發不可收拾。“……每早醒來，都把夜裏的夢回憶一番，然後試做解釋，也經常打探朋友們的夢，套著弗洛伊德的理論加以解釋，他們有時覺得解釋得還怪有道理的。”

 
      當然，繼續閱讀才是“正經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陳嘉映對整個心理學的興趣，他完全摒棄此前閱讀的蘇聯心理學家，轉而攻讀“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學著作。 

1977年陳嘉映考入北京大學西語係德語專業的，1978年5月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19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後調往華東師大哲學係。主要譯著有《存在與時間》、《哲學研究》、《哲學中的語言學》，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哲學、科學、常識》等。 

羅中立，四川美術學院院長。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剛得到消息的時候也沒怎麽激動，當時我正準備成家呢，白天去山裏買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順便畫一些連環畫，在縣城也小有名氣。身邊的小同學都去報名高考，一些畫得差的幹脆拿著我的畫去報考。”羅中立回憶道。“報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羅中立沿著大巴山腳下的周河，走了20裏路，才來到縣城，可白天報名已經結束。他來到招考老師的招待所，找到招生辦的老師，好說歹說才讓他們‘看在川美附中的麵子上’，臨時在報名表上添了個羅中立的名字，於是成為考區最後一個報名的考生”重慶畫家羅中立，喜歡用“陰差陽錯”來感歎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個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勸說下，極不情願地沿著河邊走了20裏路來到縣城，擠上了高考報名的最後一班車。三十年後，他已是當初自己報考的這所西南重鎮美術學院的院長。 

77級、78級大學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個群體。1977年招生的專業較少，有不少專業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於是這些78級大學生也等於是這些專業的首批大學生，類同於77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錄取率極低的高考。1966年停廢高考，1977年9月決定恢複高考時，考慮在中斷11年高考後，加上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允許1978級高中生的優秀者提前報考，起初預計13個年級累積的考生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後來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中專，結果1977年最後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 

後來，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了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雖然也有擴招的舉措，總共錄取了40萬人，錄取率也僅為6.6%。也就是說，當時包括了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多數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錄取線以上。 

因此，77、78級大學生，是一個多數人經曆過上山下鄉磨練的群體，是一個曆經艱辛終於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幸運的群體，是一個經曆了最激烈的高考競爭後脫穎而出的群體，是一個大浪淘沙後特色鮮明的群體——這，恐怕也是造就他們日後非凡人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