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鎖閉10餘年的高考終於恢複,全國570萬有誌青年懷揣驚喜衝向考場,次年春季和秋季,先後兩撥人終圓大學夢,開始了改變命運的角力,他們共同的標誌是77級、78級。近40年過去了,他們已是這個國家的中流砥柱。
為官,他們或主政一方,或執掌部院,開始擘畫國家的發展,引領民族的航向;從商,他們或投資設廠,或興業興產,推動著大中華的經濟騰飛;為學,他們或著書立傳,或開課授徒,傳乘千年文明,開創時代新學。時代造就了他們,國家選擇了他們。
1977年8月,鄧小平拍板決定當年恢複高考。
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李克強喜不自禁,慶幸自己將趕上一個新時代。李克強立刻著手準備課本,加緊自學的勁頭,如饑似渴地“備戰”。在勞動之餘,他積極備考,起早貪黑,為的是那個年代一個似乎遙遠的夢——上大學。這年12月,那場在冬日裏舉行的考試,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轉折點。
李克強成為570萬人中的一員,走進改變了一代人命運的考場。在填報高考誌願時,他的第一誌願是安徽師範學院,第二誌願才是北京大學。畢竟,這一年高考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競爭最激烈的一年,聽說錄取比例是29:1,他擔心北大錄取分數線太高,盡管心儀燕園,於是隻能作為第二誌願備選。一般人實在難以理解他填報誌願的矛盾心理,李克強怎麽了?高考誌願怎麽能這麽填?緊接著,是難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錄取通知終於收到,懸了多日的心終於放了下來,讓李克強興奮的是,自己被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法律係錄取,這在鳳陽轟動一時。
李克強在北大南門與同學合影
在《師風散記》一文中,李克強這麽回憶他考大學的經曆:
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個季節,在當時中國鄉村一塊極貧瘠的土地上,我開始準備參加高考,並由此和北京大學結緣。
在填寫高考誌願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識的學者的來信。他早年畢業於北大,深以為那裏藏有知識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誡我,要珍惜這十年一遇的機會,把北大作為唯一的選擇。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誌願欄裏填下了本省一所師範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範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即便如此,我對北大依然存有難以抑製的向往,於是又在第二誌願的欄裏填下了北大的字樣。大概是因為北大有優先選擇的權力,她並沒有計較我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錄取了我。
更難逆料的是,在以後的日子裏,從修本科,到讀碩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學生。在這段時間裏,知識以所謂“爆炸”的速度擴展,知識的傳播場所和手段日益多樣化,但我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過考試來做北大的學生。從某種角度說,我來這裏尋覓的不僅僅是知識,亦是為陶冶一種性情,修養一種學風。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畢業於複旦大學數學係,複旦82屆數學係畢業生被網友稱之為“史上最牛班級”。李源潮在接受複旦大學校友網訪談時,回憶了他怎麽考進複旦、考進“史上最牛班級”的: 我1978年進入複旦學習,83年離開。在這6年中,4年是學生,兩年是老師。實際上,作為學生的時間還不到4年,因為我們是77級,那一級由於入學時間的緣故損失了小半年。我做過管理係老師,後來又在複旦團委工作過,然後到了團市委。所以我對複旦是很有感情的,因為複旦既是我作為學生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踏入社會的一個重要階段。
在進入複旦前,我已經跨出學校,在社會上勞動和工作了近十年。當時我是一個已經有4年教齡的老師了,是業餘工業專科學校的老師。他們認為像我這樣在上海已經有份較好的工作,還要去讀大學,是不是有點不值得。但是,我從小學開始就有一個目標——讀大學。讀完大學,還要讀碩士、博士,最後做科學家,這是我從小之夢。
當時我常看的就是《十萬個為什麽》、《科學就是力量》之類的圖書雜誌。所以,十年來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不能上大學總是有些耿耿於懷。因此我去報了名。當時家裏和同事都不知道,隻有單位領導知道,因為需要單位出證明。我們還要繼續工作,沒有很多時間複習,那時也沒什麽複習的資料和複習的概念。到考試那天,我是請假去的。上午參加考試,下午回來繼續工作,然後第二天再去考。
時任複旦大學校長蘇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複旦錄取通知書的,當時以為自己沒有考上。沒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盡自己的努力,至於能得到什麽,是社會給你的。凡是經曆過文革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會的。但是,反過來,一個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這就叫作唯物史觀和個人努力的結果。唯物史觀就是承認人是社會的一員。個人努力又叫主觀能動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個人努力,那麽整個人也就缺少前進的動力。因此,我當時就邊工作,邊等消息,等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感覺是失而複得。
我接到入學通知書時的心情,和現在中學剛剛畢業的同學不太一樣,既有一種激動的心情,感覺自己十年夢圓,人生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又有很冷靜的思考,畢竟我們耽誤了10年。10年到農村去,有了各種社會經曆,得了人生的經驗和體會,也叫做上了社會大學。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規地上大學,而且是在全國知名學府讀書,機會實在是難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TCL董事長李東生,1978年高考從惠州考到華南工學院(現更名為華南理工大學)。1982年大學畢業後,李東生選擇了回惠州老家,被分配到惠州科委當機關幹部。李東生卻不滿足,自己聯係了一家合資企業“TTK家庭電器有限公司”,這是一家隻有40人的企業,但那時已算是惠州跟電子沾邊的“大廠”了,也是以後發展起來的TCL集團的第一家企業。憑著踏實、執著的工作態度,李東生得到了領導和同事的肯定,逐步做到了車間副主任、主任,28歲時被任命為TCL通訊設備公司總經理,實現了人生的第一次飛躍。他在TCL展開“消費革命”,開創了TCL的銷售額新高。
張藝謀也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在此之前,他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後又調進鹹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次招生,張藝謀經過一番曲折的爭取,被破格收入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
在回憶高考時張藝謀曾說:“沒高考,沒現在。”他回憶自己的高考時說:“我是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考生。下鄉插隊做了三年農民,又在鹹陽棉紡織廠當了七年的搬運工之後,1978年,機會來了,我聽說北京電影學院到西安進行全國恢複高考後的首次招生。趁著去沈陽出差的機會,我帶著一包煮熟的雞蛋,從自己拍攝的一大堆攝影作品中挑出60幅作品,跑到北京電影學院招生的考場。進了電影學院,我發現同學大多是電影或藝術世家子弟,像我這種從外地來的很仰視他們,我不覺得電影學院是我能進的學院,我覺得它更像一個貴族學校。其實,我當初想要上大學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謀出路,再實際點兒說就是得到免費教育,包分配。隻要是大學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樣。1982年,我從學校畢業,被分配到廣西電影製片廠。這時候,我的人生才再次開始。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高考,很難說會有現在的一切。”
顧長衛回憶高考時說“那就像一道光。”顧長衛是1976年高中畢業的,按常理應該到農村插隊落戶,但因為一些政策的原因,他被留在城裏等待分配工作,希望能得到譬如進街道工廠當工人之類的機會。但“混”了兩年後,這樣的機會也沒輪到他頭上,最多就是打打臨時工。1978年的高考,顧長衛運氣很好。此前他並不知道還有北京電影學院這樣一個大學,隻是因為學過畫畫,而電影學院攝影係是要考畫畫的。另一個原因是,顧長衛曾在初三的時候和二十幾個同學在當地的少年宮做義工,為他們畫一些海報、宣傳畫之類,經常能得到免費的電影票,這段時間讓他有機會看了許多電影。考慮到電影學院招生考影評的環節應該不是難事,所以他才打定主意報考電影學院碰碰運氣。顧長衛後來在說高考對自己的影響時曾說:“事實證明,我們比父輩們要幸運很多,社會的變革為人們實現自身價值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著名電影導演陳凱歌1952年出生於北京。1977年他還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當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1978年8月參加高考,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導演係學習。之後執導過《黃土地》、《大閱兵》、《孩子王》、《霸王別姬》、《風月》、《荊軻刺秦王》、《無極》、《梅蘭芳》等電影作品,多次榮獲過國際大獎。陳凱歌至今仍為惟一獲得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華人導演。
易中天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他長期從事文學、美學、曆史學等多學科和跨學科研究,是央視《百家講壇》“開壇論道”的學者,其主講的“漢代人物風雲”、“易中天品三國”係列首播即獲熱評。2007年,易中天以68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2007第二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3位,引發廣泛關注。1977年恢複高考時,他正擔任中學老師。擔心自己與學生同場考試的尷尬,他放棄了當年冬天的考試,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漢大學的研究生。
當代著名作家肖複興,曾到北大荒插隊6年,當過大中小學教師10年。1978年參加高考考入中央戲劇學院,1982年畢業。現任《人民文學》雜誌社副總編。曾寫文章《高考故事——1978》詳細的敘述了自己恢複高考後考大學的經曆。他說,在廢除高考之前,他就被學校老師推薦去中央戲劇學院,但是因為當年廢除高考就此作罷。1977年恢複高考的時候,中央戲劇學院招生的條件之一是年齡在18-31歲之間,而當年,肖複興正好31歲。這或許就是他與中央戲劇學院的緣分。
劉震雲1958年5月生於河南省延津縣,是當代著名作家。1978年至1982年,劉震雲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家。 2011年11月21日,“2011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重磅發布,劉震雲以160萬元的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第26位,引發廣泛關注。並以《一句頂一萬句》榮獲“茅盾文學獎”。
1976年前後,時局急促變化,陳嘉映一再告誡自己“要在天下滔滔之中坐定書桌”,一邊做些翻譯,如動手翻譯馬克思的《巴黎手稿》,一邊讀書。
陳嘉映弄到了一張北京圖書館借書證,借到弗洛伊德《釋夢》外文原版。結果,他對釋夢著了迷,一發不可收拾。“……每早醒來,都把夜裏的夢回憶一番,然後試做解釋,也經常打探朋友們的夢,套著弗洛伊德的理論加以解釋,他們有時覺得解釋得還怪有道理的。”
當然,繼續閱讀才是“正經事”。弗洛伊德加深了陳嘉映對整個心理學的興趣,他完全摒棄此前閱讀的蘇聯心理學家,轉而攻讀“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等人的心理學著作。
1977年陳嘉映考入北京大學西語係德語專業的,1978年5月又考上外哲所研究生,198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1983年11月赴美留學,1990年以《論名稱》一文獲博士學位,其後赴歐洲工作一年,1993年5月回國,重返北大任教,後調往華東師大哲學係。主要譯著有《存在與時間》、《哲學研究》、《哲學中的語言學》,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語言哲學》、《哲學、科學、常識》等。
羅中立,四川美術學院院長。1977年,國家恢複高考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北。“剛得到消息的時候也沒怎麽激動,當時我正準備成家呢,白天去山裏買木材,晚上手工做家具,順便畫一些連環畫,在縣城也小有名氣。身邊的小同學都去報名高考,一些畫得差的幹脆拿著我的畫去報考。”羅中立回憶道。“報名截止的那天傍晚,羅中立沿著大巴山腳下的周河,走了20裏路,才來到縣城,可白天報名已經結束。他來到招考老師的招待所,找到招生辦的老師,好說歹說才讓他們‘看在川美附中的麵子上’,臨時在報名表上添了個羅中立的名字,於是成為考區最後一個報名的考生”重慶畫家羅中立,喜歡用“陰差陽錯”來感歎自己的人生道路。就如同三十年前的那個夜晚,他在女朋友的勸說下,極不情願地沿著河邊走了20裏路來到縣城,擠上了高考報名的最後一班車。三十年後,他已是當初自己報考的這所西南重鎮美術學院的院長。
77級、78級大學生,是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個群體。1977年招生的專業較少,有不少專業是1978年才首次招生,於是這些78級大學生也等於是這些專業的首批大學生,類同於77級。
1977、1978年的高考,是錄取率極低的高考。1966年停廢高考,1977年9月決定恢複高考時,考慮在中斷11年高考後,加上77年應屆高中畢業生,以及允許1978級高中生的優秀者提前報考,起初預計13個年級累積的考生有可能達到2000多萬人,原定計劃招生20萬人,錄取率是1%。後來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區初試,按計劃錄取數的2—5倍篩選出來,參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國超過半數的青年根據自己的文化基礎選擇報考中專,結果1977年最後實際參加高考的人數為570萬。
後來,國家計委、教育部決定擴大招生,經過擴招本科2.3萬人,各類大專班4萬人,共擴招6.3萬人,擴招比例達29.3%,最後錄取了27.8萬人,錄取率為4.9%。這是中國高考史上最低的錄取率。1978年雖然也有擴招的舉措,總共錄取了40萬人,錄取率也僅為6.6%。也就是說,當時包括了大專生的錄取率,按現在多數省市的高考錄取線來比較,也都在本科第一批次錄取線以上。
因此,77、78級大學生,是一個多數人經曆過上山下鄉磨練的群體,是一個曆經艱辛終於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的幸運的群體,是一個經曆了最激烈的高考競爭後脫穎而出的群體,是一個大浪淘沙後特色鮮明的群體——這,恐怕也是造就他們日後非凡人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