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長在20世紀70年代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小靳莊的。這個小村莊因為能唱樣板戲,搞賽詩會而聞名。它成了江青的“點”後,在全國廣為宣傳。後來又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大出風頭,江青還把外賓帶到小靳莊去參觀。粉碎“四人幫”後,小靳莊的所謂“經驗”受到批判。改革開放後,小靳莊重新崛起。那麽,這個本不知名的小村莊,經曆了怎樣的風雨?
靠實幹成了“農業學大寨”的典型
建國後,天津市寶坻縣林亭口公社的小靳莊,同中國大多數農村一樣,也走過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的道路,也經曆過三年困難時期,也搞過“四清”。但在這些運動中,小靳莊不前也不後,因此也總是不那麽出名。上邊來寶坻縣視察的領導,或者來寶坻縣辦事的外地人,大多數不知道有個小靳莊。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衝擊到了小靳莊。小靳莊人同全國其他地方的人們一樣,也是抱著高昂的革命熱情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小靳莊人搞政治鬥爭的結果,卻是土地荒了,糧食產量少了,後來就吃返銷糧了。
小靳莊人發現種地的人單純搞政治運動,是代替不了吃飯的,於是,他們重新操起了鋤頭。而且,受盡饑餓折磨的小靳莊人重新拿起鋤頭後,便下了狠心,在種地上花了大力氣。1970年,他們已經不吃返銷糧了,社員們還能在每年的秋後分到一些現錢。接著,小靳莊人又大幹兩年,到1972年,糧食畝產量破天荒上了“綱要”。當時,中央對農業生產規定了三個目標:一、“上綱要”(畝產糧食400斤);二、“過黃河”(畝產糧食600斤);三、“跨長江”(畝產糧食800斤)。可是,北方農村糧食畝產量大多數上不了“綱要”,於是,“上綱要”就成了北方農村的奮鬥目標,上級也派許多幹部下鄉抓“點”。經過一段時間,北方農村已經有一些生產大隊“上綱要”了,因此,小靳莊在1972年“上綱要”,並不是最早的。但是,小靳莊“上綱要”卻引起了轟動,原因是小靳莊的土地太差了,原來太窮了。在這塊貧瘠的鹽堿地上能夠“上綱要”,確實不簡單。於是在寶坻縣“農業學大寨”的光榮榜裏,掛上了小靳莊的大名,寶坻縣也對小靳莊“上綱要”的事情作了報道。
小靳莊人對外介紹的“經驗”也是實在的,就是大幹、苦幹,改土積肥。他們自己也是按照這個思路幹下去的。到1974年,小靳莊的糧食產量有了新的飛躍,畝產超過800斤,一舉“跨長江”。這一下,小靳莊更有名了。小靳莊的代表多次登上河北省、天津市(小靳莊曾先後歸河北省和天津市管轄)“農業學大寨先進單位”的領獎台。小靳莊人從心底裏感到了自豪和驕傲!
小靳莊雖然出了名,但隻是限於寶坻縣,頂多也就是在天津市範圍內。它仍是坐落在幽燕大地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
江青說“這是我的點”
1974年6月,江青來到天津市,住在天津市第一招待所1號樓。這個招待所是20世紀50年代為毛澤東修建的,條件比較好。江青到天津後,一連幾天沒有出門,就在招待所裏召見天津市委領導幹部來談話。毛澤東的一個親戚叫王曼恬,時任天津市委副書記,也來這裏談過話。談話之餘,江青就到天津俱樂部去遊泳。江青除了了解“批儒評法”情況外,還在天津市召開的大會上發表長篇大論,大談儒法鬥爭史,大肆吹捧呂後和武則天,說她們是有作為的傑出的女政治家。江青說:“現在文章很少提現代的儒,除了林彪、陳伯達以外,現在有沒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會搞這麽大的運動?”江青特別強調:“注意,大儒不是指劉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陳伯達。”江青的話明顯指向了周恩來。
江青發表完演講,要進一步聽天津市“批儒評法”運動的匯報。但是,天津市實在沒有抓出“批儒評法”的什麽新典型來,除了照著報紙上的腔調講幾句口號式的話外,沒有什麽新鮮的東西,這使江青很不滿意。當時的天津市委領導沒有辦法,隻好把搞政治活動多一些的農村,也當作“批儒評法”的“典型”來湊數。有一天,江青見天津市警備區司令員吳岱沒有在身邊,就問:吳岱到哪裏去了?陪同江青的解學恭答:去小靳莊了,那是他抓的一個學大寨先進典型。江青就問:小靳莊什麽地方先進?解答道:“批林批孔”先進。還說,小靳莊還辦政治夜校,不光學政治,還學唱革命樣板戲、賽詩。聽了天津市委領導的這些話,江青十分感興趣,但她同時也有一點懷疑。她認為,世代務農的小靳莊人,怎麽會有這樣高的文化素養?還會唱樣板戲?她立即要求詳細匯報。可是,天津市委領導也說不出更多的東西來。這樣,江青便決定親自去小靳莊看個究竟。
6月22日,江青一行在天津市委領導陪同下,乘小汽車從天津去小靳莊。
按照預先安排,小靳莊召開了歡迎會。會上,黨支部副書記首先講話:“今天,敬愛的江青同誌,在百忙中來到小靳莊,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關懷,我們表示極大的……”支部副書記剛說到此,江青就表現出了不耐煩的樣子。支部副書記見江青不耐煩,立即收住話頭,讓群眾發言。預先安排好的一個男社員小心謹慎地站起來剛要發言,不料卻被江青攔住:“讓婦女先發言。”於是,婦女隊長於瑞芳站了起來。她還沒有開口,江青就問:你叫什麽名字?答:叫於瑞芳。江青一聽,馬上說:這個名字不好聽,就改為於芳吧。江青給於瑞芳改完名字,也不讓她講話,直接問:你會唱樣板戲嗎?於瑞芳說會。接著,就硬著頭皮唱了一段《紅燈記》中的唱段。接著,王孝齊站起來發言,江青把“齊”聽成了“岐”,認為是周文王擯棄過的岐山的“岐”,就大發議論:周文王嘛,是奴隸主的代表人物,你這個名字不好,就改為王滅孔吧,代表先進思想的人物。江青見一個人就先問叫什麽名字,然後就是給他改名。她把女青年王淑賢的名字改為王先,把周福蘭的名字改為周克周。還說:用我們這個周,去克他那個周。
改名改得差不多了,江青沒有了精神。然而一位女社員的發言,卻使江青重新來了精神。這位女社員在發言中批“驢駕轅,馬拉套,婦女們當家瞎胡鬧”時,說:“誰敢說俺瞎胡鬧?這是對俺半邊天的汙蔑。江青同誌是女的,卻領導文化大革命,領導成千上萬的紅衛兵殺向帝、修、反。”聽到此,江青頗為得意地頻頻向這位女社員示以笑臉。隨後的演出挺熱鬧,由社員朗誦詩,再和演員搭配著唱幾段樣板戲。
江青決定在小靳莊吃午飯,以表示自己和農民“三同”。江青對吃飯倒是沒有什麽講究,相反,她對在小靳莊吃上農家飯十分滿意。飯後,江青在一戶社員家睡了午覺。醒來後,她把陪同她來小靳莊的天津市委領導叫到身邊,告訴他們:“小靳莊社員能批林批孔,又能作詩,又能唱樣板戲,以後這裏就是我的點。你們要經常來,你不來,我就敲打你。”江青臨上車之前,告訴天津市委領導,要盡快搞個小靳莊經驗的總結材料,送到她那裏去。
江青離開小靳莊不久,一份關於小靳莊經驗的報告就擺在了江青的辦公桌上。江青看後,立即提筆在報告上批道:“小靳莊政治夜校的經驗值得推廣。”江青指示後,將材料在政治局傳閱。接著,姚文元主管的宣傳口就開始大量報道小靳莊的經驗。從此,小靳莊經驗出籠,風靡全國。
小靳莊的所謂“十件新事”
江青確定小靳莊是她的“點”後,在她的指示下,中央的宣傳部門對小靳莊進行了廣泛宣傳。1974年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大篇幅地報道了小靳莊的“十件新事”。江青第一次到小靳莊時,對著全村的老百姓說:“你們幹出幾件驚天動地的事來,比如人人會唱歌,人人會寫詩,像革命英雄那樣去生活,我保證使你們成為了不起的人物,聞名全國。”
小靳莊“十件新事”的第一件新事就是辦起了一所政治夜校。其實,小靳莊早在1971年就辦夜校了,但不是政治夜校,而是農業科技夜校。當時,莊稼人覺得這事挺新鮮,對辦農業科技夜校興致很高,晚飯後,丟下碗筷就往夜校跑。夜校有時也到田間地頭去講。夜校在開講技術課前,有時也念幾段報紙。“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黨支部書記王作山認為抓政治要緊,就不讓夜校講技術課,隻講政治課,就是讀報紙上的“批林批孔”文章。後來幹脆就叫政治夜校。在政治夜校裏,白天社員勞動時,有誰幹得不好了,要批評一下,有哪個社員不勞動而去搞自己的副業去了,也要批一批。
江青把小靳莊的政治夜校當作第一號“經驗”,不但宣傳,還要鞏固。她指示天津市委,要派大學教授到小靳莊政治夜校來講課。在1975年冬天,天津南開大學一名教授冒著大風雪來給農民講政治經濟學,可識字不多的農民怎麽能聽得懂呢?一個叫魏文中的政治夜校骨幹說:“我鬥大的字識不了幾個,哪能聽得懂什麽‘壟斷’呀!”
《人民日報》1974年8月4日報道說:小靳莊“辦起了一所深受群眾歡迎的政治夜校”,三年來,政治夜校學員日益增多,全大隊250多名整、半勞力全部參加了學習。他們每周學習三次,堅持不懈,一批學習革命理論的積極分子在這裏成長起來,一批老社員在這裏摘掉了文盲帽子。《人民日報》1975年6月4日頭版頭條報道說:“小靳莊政治夜校越辦越好”,選學了《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論人民民主專政》等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有關章節。《人民日報》1976年8月29日報道:小靳莊“深入批鄧抓要害,堅持鬥爭永向前”。江青還讓小靳莊組織起一支理論隊伍,據說有58人參加。他們的口號是:“為革命學習理論!”但是,這些文化水平本來不高的農民,能搞出多麽深的理論來?於是,他們就按照自己的理解,用他們平時常掛在嘴邊的順口溜的形式,來表達他們的“理論見解”。下麵是小靳莊一個理論骨幹寫的一首“批林批孔”的“理論順口溜”:
兩個毒瓜一根藤,兩個和尚一本經,兩人走的一條路,做的都是複辟夢。
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小靳莊大隊支部書記結合“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寫了政治性特別強的一首順口溜:
挺身頂過台風吹,哪怕地震房屋坍,深入批鄧抓要害,堅持鬥爭永向前。
小靳莊的第二件新事,是農民寫詩。小靳莊在過去就有編順口溜的風俗。農民們把勞動、生活中的經驗和他們處世為人的經驗,編成順口溜,用以教育後人。後來,上邊布置農村抓“批林批孔”,小靳莊黨支部書記想不出什麽組織農民搞政治的好辦法來,就把順口溜這種形式和政治聯係起來,自己編,也組織農民編了一些順口溜。漸漸地,小靳莊就成了詩鄉,全村100多人參加了寫作,形成了一個場麵壯觀、有聲有勢的群眾性詩歌創作活動。不到一年工夫,就寫出了1000多首詩。於是,上邊有人認為這是好經驗,還組織人給編了詩集。江青認為農民寫詩是小靳莊的“十件新事”之一,並調來詩人幫助改詩。修改過的詩,江青就安排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小靳莊的第三件新事是農民唱樣板戲。小靳莊人天性活潑,過去老一輩人愛唱舊京戲中的段子。“文化大革命”中,搞普及樣板戲,一打開廣播,就是樣板戲。小靳莊人聽的時間長了,加上原來就有愛唱京戲的習慣,也就跟著收音機學會了樣板戲裏的許多唱段。小靳莊的黨支部書記就順勢組織社員在村頭、在地頭,搞一些演唱會,還籌錢買來一台電視機,讓全村社員邊看電視邊學唱樣板戲。江青聽說這裏的農民愛唱樣板戲,非常高興。她認為,樣板戲是她抓的,這個小村莊的農民竟然這樣愛唱,說明樣板戲有“威力”。她於是想把小靳莊農民唱樣板戲這件事與政治結合起來。她當時誣陷鄧小平反對樣板戲,就說:小靳莊農民愛唱樣板戲的行動,是對“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反擊。江青還說,不但要會唱樣板戲,而且還要學樣板戲中的革命英雄人物。於是,在幹部們的動員下,許多人把平凡的事情和李玉和、楊子榮、江水英、方海珍等掛上鉤,出現了一些牽強附會的說法和做法。在唱革命樣板戲時,一些唱得好的、嶄露頭角的,被組織起來,成立了“業餘文藝宣傳隊”,登上了舞台。逢年過節或者農閑時,文藝宣傳隊就演出。演出也不限於樣板戲,還唱《紅大嫂上夜校》、《四個老漢批林批孔》等。江青說,這是歌頌勞動人民,是射向敵人胸膛的子彈。
小靳莊還有一些新事:女青年訂婚、結婚不要彩禮;男青年結婚也不講排場,嫁娶這樣的喜事,大隊召開一個歡慶會,就完成了全部禮儀送入洞房;開辦圖書室;開展群眾性的體育活動;村裏死了人,開一個隆重的追悼會,寄托哀思;提倡火葬;提倡晚婚晚育。
但是,這些新事、新風尚,並不是江青搞的,是小靳莊人經過長期社會主義教育,早就有了群眾基礎,加上大隊黨支部的引導而形成的。在江青沒去小靳莊之前,甚至在“文革”之前,這裏已經有了新的風尚,而江青卻把這些當作是她自己抓“點”抓出來的。
不僅如此,江青把還本來樸素的東西搞得十分庸俗。例如,在農民寫詩問題上,江青非要搞一個經常性的賽詩會。賽詩會前,農民寫的詩,還要由上邊派來的人“指導修改”,經“指導修改”的詩,就帶上了強烈的政治性。在江青的要求下,小靳莊編詩、賽詩幾乎成了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人人都在作詩,人人都要登台賽詩,即使不識字的人也要編個順口溜在會上念一念。
1975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刊登了一篇題為《新型的農民 嶄新的詩篇》的文章。據這篇文章說:“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指引下,在革命樣板戲的鼓動下,他們(指小靳莊人)開展有聲有色的群眾性的詩歌創作活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這個101戶的大隊就寫出了1000多首戰鬥的詩歌。在小靳莊,幹部、社員、婦女、紅小兵、知識青年,人人能揮筆作詩。”
在江青的建議下,還出版了《小靳莊詩選》,發行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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