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逃亡記

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雷光漢 原著

蕭 默 編訂

題記

懷念《我的祖國》——中國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船夫的號子

看慣了來往的白帆

前 言

今年是2011年，我已經七十六歲了。11年前，即公元2000年，當我六十五歲垂垂已老之時，花了一年時間，用我的全部心神，基本上寫成了這本小書。我記下了自己坎坷的三十年，也記下了在流亡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我的中國同胞和他們形形色色的經曆，和蘇維埃帝國解體前平民社會的種種世相。我生活在一個特殊的時代，中國人遭受最大災難的時代，世界局勢變化最激烈的時代，我有責任把它記錄下來，即使是一鱗半爪。因為它是曆史，普通人的曆史，愛國者受難的曆史。

書中全是事實的記錄，隻是，我是完全憑著個人記憶寫成此書的，沒有利用任何文字資料。同時，我已有三十年幾乎沒有和紙、筆接觸了，使用中文，已經筆不成書語不成言，連一些漢字漢詞也忘掉了。因此，有些事件的時間，地點便不免會有所遺漏。

有幾點說明：

1，本書記錄的全部事件都是在蘇聯時代發生的，但蘇聯已不複存在，人們提到它時都用“前蘇聯”，我略去了“前”字，可以節約不少字。又，本書初稿寫作於2000年，所記事件都發生在上世紀，為減少字數，凡“上世紀”三字均予省略。

2，本書所用詞出現頻率最多者之一的“KGB”（克格勃，俄文 КГБ），即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當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內鎮壓，對外收集情報和從事顛覆活動的機構，曾不斷糾纏過我，我將其直接寫成其中文拚音的簡稱KGB，也可以減少不少文字。

3，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書沒有太多涉及我在國內的經曆。

4，蕭默博士是與我相交半個多世紀，感情勝似親兄弟的朋友。1994年，在人訊兩隔將近30年以後，他多方打聽到了我的下落並和我聯絡上了，寄來了100美元，1998年又資助我回北京在他家歡聚，並鼓勵我寫下這本書稿。2010年，他和他的朋友又一次資助我攜書稿去北京，並不顧老邁之身，為我仔細修訂書稿，極大彌補了因為我與祖國文字的長期隔絕而致的語不及義之憾。我們是貧賤之交，患難之交，刎頸之交。本書的出版諸事均委托他全權代理，並授予了委托書。

5，本書獻給我的祖國——中國。

6，本書版權為我的愛女、蕭默博士的義女雷鰻澧·光諾芙娜所有，是我給她留下的唯一比較像樣的“遺產”，文責則由我自負，她不負本書的任何責任。並且直到今天，她還沒有具備閱讀本書的漢語水平，我寫作時也沒有與她有過任何討論。

雷光漢 公元2011年元旦

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拉斯城

編訂者言

蕭 默

1961年秋天，當年我24歲，剛從清華大學建築係畢業，分配到新疆伊寧市伊犁哈薩克族自治州建築設計室工作。一天，辦公室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個子不高而壯實，說話帶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自我介紹說叫雷光漢，湘西土家族，出身農家，自稱“土裏土氣”，北大曆史係畢業，說是來看朋友的，指名道姓卻是要找我。可我並不認識他。原來他已從當年同時分配到伊犁工作的大學生中聽到過我的名字，又都是湖南人，年齡也差不多，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識”，彼此間自然就熟悉起來。我記得與他的第一次交談主要是關於伊犁曆史的一些事，遠如細君公主、解憂公主，近至紀曉嵐、左宗棠、林則徐、魏源和洪亮吉，覺得他知道的事情真多。

不久我就發現，雷兄是屬於那種所謂“癡情的愛國者”、具有浪漫主義氣質或稱“性情中人”式的人物，五七年因“散布”俄國曾侵占了中國許多地方，即使按不平等條約，“江東六十四屯”也仍是中國的領土等“言論”，以“反蘇”的罪名戴上了右帽。雷兄的本性原無城府，但曆經“運動”的鍛煉，初次交談，雖然仍不免於慷慨激昂，視天下為已任的那一種書生意氣，遣詞造句卻已經隱約有了另一種斟酌。他被分配到伊犁後又被分到中蘇口岸霍爾果斯縣一所從戴帽小學升格的中學教書，自作多情，在伊犁日報開了一個“伊犁夜話”的小專欄，不斷寫一些介紹伊犁曆史的故事，宣傳民族團結。我在伊犁待了兩年多就調到敦煌去了，他卻活得非常累，文革一來，“伊犁夜話”與“燕山夜話”掛上了鉤，加上“老右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兩個頭銜，再加上他和“極右派”沈元的關係，成了霍城縣的第一揪鬥對象，被送到礦井挖煤，又險些被槍斃，在得到好心人通風報信後，倉惶逃往蘇聯哈薩克斯坦。在蘇聯也沒吃到好果子，因堅持隻反文革絕不反華，多次拒絕與KGB合作，拒絕到反華的東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反華出版社工作，拒絕參加拍攝反華電影和為反華電台撰稿，而甘願作為一名“無國籍者”，在哈薩克斯坦當了一名普通工人。以後，又穿越中亞各國，從土庫曼斯坦再度偷越蘇聯國境，準備通過伊朗到“有中國人的地方”即台灣、新加坡繼續他的曆史研究，被KGB捉回，作為“民族主義者”判處監禁並流放南西伯利亞多年。再以後，見證了蘇聯消亡的全過程，現定居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靠工人養老金過活，也擺過攤，仍不斷寫文章論證台灣的曆史和必須統一的道理，成了當地的華僑領袖。

我們曾失掉了幾十年的聯係，1998年他已經六十多了到北京才再次相見。說他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還要感謝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走前向我要錄音機，問他幹嘛，說是要錄下他給我講的他的全部人生。我沒給他，說這些東西都是寶貴的史料，你必須自己寫出來。幾年後來電話說寫完了，但不願出版，說是不想起到可能幹擾國家大政方針的不良影響，我說不服他。

2010年他再次來到北京看我，我帶著全家，舉著“歡迎雷伯伯”的大字到機場接他。他終於帶來了十年前就已寫完了的手稿，32萬字，委托我全權處理，包括編輯修改。我托人將手稿輸入電腦，集中了一段時間，什麽事也沒幹，專心修訂雷的文稿，有增有減，得30萬字。其實我非常強調那種口述曆史式的原汁原味的文字的價值，所以我的修訂以盡量不改為第一原則。但雷兄這次來京，一到家就對孩子們發表了聲明：說他說的還是40年以前的中國話，由於大半輩子住在很少有中國人可以作為交談對象的外國小城，又幾乎幾十年不接觸紙筆，好些中國詞語都忘記了，如果聽不明白，可以隨時提問，他不介意。讀他的原稿，似乎確有這種感覺，所以，我的修訂隻著重在文字和文學處理方麵，如原稿不夠規範、病句……等硬傷和稍欠煉字煉句細致推敲處，或不必要的情節枝蔓，以及順序的調整等。

至於原稿的內容，作者說：“全是真人真事，絕無捏造之處”（不一定真名），加上作者驚人的記憶力和廣泛的學識、敏銳的觀察力和判斷力，卻都是些難得的史料，不但具有個人記憶的特殊價值，更是那幾十年的蘇聯，包括中亞各國尤其哈薩克斯坦的社會相、眾生相、世間相的寫真。那種異國風情，異域格調，對多達幾十個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對蘇聯尤其是蘇聯解體前後那段時期的社會生態，對在那裏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以及從彼時彼地得出的對中國的觀察……都在書中有了極其生動真實而豐富的表達，具有很強的可讀性和知識性。比起現在已經常可以讀到的中國人在西方的經曆，更具有稀有的獨特價值。因為，蘇聯與俄國和中亞這一領域，正是中國讀者最不了解的，而由於曆史的和地緣的關係，可能也正是我們應該更多知道的。對於這些，修訂者沒有權利擅加改動，都仔細保留下來了，盡管人們不一定會完全同意書中的判斷。對於書中顯現的作者“湖南騾子”式的率真而“霸蠻”的個性語言，也全都保留了。

至於作者從一個久居國外擁有親身感受的角度，以自己幾十年如一日的愛我中國愛我民族擁護改革開放的堅定立場書寫的忠貞的一生，對國人發出的一些衷心之言，我想，就更不必求全責備了，就當作是一位早已過了“從心所欲”之年的一位老人的坦率心聲，給以寬容的理解罷！

修訂中，經過本人建議，作者增加了最後一章“餘音——我與沈元”。這不僅在於沈元與作者的密切關係（以至作者的逃亡也與沈元之慘遭殺害直接有關），更在於沈元這個人物，本身就值得在曆史上留下濃濃的一筆。

2011年2月於北京

目 錄

前言

編訂者言（蕭默）

第一章 曆史的大玩笑：一個反蘇分子出逃蘇聯

淒風苦雨之夜

軍營初審

受審三月：記住！逃命也不能到敵國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蘇聯

開始打工

集體宿舍一瞥及其他

老華僑（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一）

有一個叫牛水的中國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二）

密友劉立中（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三）

逃亡伊朗失敗

又一次邊境被捕

第三章 在KGB監獄和南西伯利亞流放地

鐵窗七月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費的農業

墾荒地上的農奴和中國逃亡者（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四）

《夢想新中國》

沉重的勞動和無休止的迫害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 重為中國民

中蘇交惡中的新老華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五）

蘇聯工業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廠

難忘1976年

有了自己的家：妻子，兒子

女兒：“我是中國的好娃娃！”

《一個紅衛兵在蘇聯的遭遇》

中越之戰 蘇聯色厲內荏 劉立中兄去世

可悲的無國籍者

恢複中國國籍

第五章 蘇維埃帝國解體

女兒：我們最大的驕傲

阿富汗戰爭 帝國解體的前奏曲

葬禮和婚禮

回光返照和積重難返

大使館請客 領事訪僑

戈爾巴喬夫開局不利

第一次回國探親

在母親的懷抱裏

風波：又一個難以愈合的傷口

第二次回國

“老革命”和 “太子黨” （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六）

蘇聯氣數已盡

餘音——我與沈元

附錄 高華：一個“外逃者”眼中的蘇聯

——評雷光漢《蘇聯流亡記：一個中國反蘇分子的家國情懷》

第一章 曆史的大玩笑：

——一個反蘇分子出逃蘇聯

淒風苦雨之夜

1970年4月24日午夜，兩天大雨之後，恰逢天山融雪季節，是中蘇界河霍爾果斯河一年中水量最大的時候。最深處水深達到兩米，咆哮著翻滾著。我和衣涉水，水淹及頸，在淺水的地方也幾次全身衝倒在河中。隻好順水斜切，艱難地走到對岸，從頭發到鞋襪已全身濕透了。幸好下水前我用力把眼鏡架扭彎扭窄了，近視眼鏡還在眼上。

風蕭蕭，夜沉沉，下旬的月亮光線透出了雲層。回望對麵高山的陰影，前麵鄰國邊境線上高高的鐵絲網隱約可見，還有從遠處掃射過來的探照燈光和巡邏車的車燈光，像鬼火一般刺破了黑黝黝的夜空；餓狼嗥叫聲，河水翻騰聲，一起交織成恐怖的邊界之夜，但在我心裏已經沒有一點恐怖的感覺了。十幾年來，挨鬥，挨罵，挨餓，挨勞改，我日夜生活在恐怖之中，早就患上恐怖麻木症了。同時，盡管春寒料峭，全身濕透，我全身卻熱血沸騰，似乎寒冷也離我而去。

我在河岸邊的一塊大石頭上麵朝向東方——我的祖國——坐了下來。我知道我已置身異國的土地，一泅過界河，再越過鐵絲網就踏上了不歸路，而這個國家卻是我親愛的祖國的敵國。我當了十三年“右派分子”，五年“黑幫分子”，家破人亡，在五百米深處煤礦礦井勞改，也許還要押上斷頭台。罪名隻有一條，反蘇，反斯大林，反對俄國和蘇聯分割我國大片領土。但鬼使神差，求生的本能卻把我驅使到我反對的這個國家的土地上來了。

我思緒綿綿，全身的熱血也沸騰起來。我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親眼看到那些暴君奸賊的下場，看到祖國的新生。我怎麽也不能相信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經曆了那麽多大災大難而沒有倒下的中華民族會長期沉淪。我看透了“文革”當局的宣傳，卻又愚蠢地相信了“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那一套說法。既然蘇美合作，那麽到了蘇聯以後，就可以有機會轉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要去到有中國人的地方，第一個選擇是台灣，其次是新加坡。我不願意去香港或澳門，我和仇恨日本人一樣仇恨英國佬和葡萄牙鬼。

我們土家族是相信報應的，我已經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報應了：列寧兒女皆無，斯大林一個兒子死於德國戰俘營，一個兒子喝酒醉死，女兒則逃到了國外。我相信陳毅元帥的口頭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我要活下去，活著看到各色人們的下場。我一介書生，沒有能力報複人。但活著看到他們的下場應該還是有可能的。

月亮從雲層中露出，大概已經是下半夜兩點鍾了，我站起來向鐵絲網走去。走了二十來米，到了鐵絲網外麵拖拉機犁成的耬鬆土帶，有十來米寬，寸草不見，蘇聯瞭望台上的探照燈光把鐵絲網上空的黑夜變成了白天。黑鴉鴉的鐵絲網迤邐遠去，不見盡頭，幾萬公裏的蘇聯邊界都是用鐵絲包圍起來的。後來我在蘇聯聽有人發出如此的感慨：什麽是共產主義社會？列寧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老百姓說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邊界鐵絲網通電化。

我走近鐵絲網一看，第一道網有兩米多高，像魚網一樣拖在地麵，沒有剌。我想抓著網眼爬過去，誰知腳一踏上，軟綿綿的，既不能用力也無法著手，一下子全身陷入網中，一寸也難以移動。我隻好倒下身子滾了出來。第一道就過不去了。怎麽辦呢？我走過去細心觀察，發現鐵絲網外端並沒有在地麵固定，一掀就起來了，也不重。我拉起網鑽了過去。緊接著的第二道鐵絲網很高，帶刺，還密得很，跳不過也鑽不過。我抓著鐵絲一點點小心地向上爬，終於翻了過去，兩手被刺得鮮血淋漓，腳下的解放鞋鞋底也刺透了。後來審問我時預審官告訴我說，我把他們的三根鐵絲都踩斷了。第三道鐵絲網沒什麽困難，很低，一跳就過去了。過鐵絲網以後是又寬又平的柏油路，新疆那時還沒有如此好路。公路兩邊的電線杆子從上至下全都漆滿了柏油，不像新疆的隻漆了下麵一小段。再看電線杆上的編號，寫的是俄文字母，使我確信是逃到蘇聯來了。

這裏要補敘一句，其實我逃離霍城已經兩天三夜了，我是投水自殺沒有成功才起意逃亡的。我投的就是霍爾果斯河，夜裏，慌慌張張地，我找的投水的地方水太淺，求生的本能使我老是沉不下去。我不知道別人會怎樣，反正據我的體會，要讓下定決定自殺而沒有成功的人再下一次決心，是多麽地困難。我隻好逃進山裏。這幾天，我除了在天山坡上摘了一些貝母花吃和喝山溝的水外，再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因為饑餓，疲勞，加上逃亡出來以後，繃緊的神經一下子鬆了氣，我再也無法挪動一步，一下子倒到了公路邊。似乎是過了十來分鍾，從南邊遠處出現了汽車燈光，一會兒，唰地一下，一輛吉普車已停到了我的身邊。車上跳下一名軍官，兩名士兵，還牽著一條大狼狗。大概鐵絲網上有微波顯示器，一有人越境他們馬上就能知道，而且可以判斷出發事地點。兩個士兵把我從地上抬起，雙手反背，綁了起來。天啊！我已經成了犯人。軍官的肩章上有一道杠，兩顆星，是個中尉。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把我推上車就往回開。很快到了一所軍營，進到一間房子，還有四五名士兵在那裏等著，都是碧眼黃發的俄羅斯人。一名士兵給我鬆了綁，指著凳子叫我坐下，又提來一壺水，還遞給我一塊肥皂，叫我把手洗幹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說中國話，我雖然學過俄語，但不會說。他們比比劃劃地不斷問我，我卻一句也不懂。好在我在中學學的英語還沒有完全忘光，說了一句“I want rice“（我要吃的），沒想到，一名士兵居然聽懂了，立即端來了一杯茶和一個鋁製軍用飯盒。打開盒子，裏麵有半盒蕎麥米飯，兩片麵包，一個白水煮的雞蛋，一小塊黃油，三四片香腸，幾片酸黃瓜和兩個酸西紅柿。我接過茶杯，一口就把茶喝光了，是紅茶，還是甜的。茶裏也放糖，是我第一次喝到。我在內地時，茶裏是不放糖的；在新疆，茶裏加的是鹽。我狼吞虎咽，幾下就把盒飯吃光了，他們打手勢，意思大概是問我夠不夠？我再說了一個英語單詞：“Also”（還要），他們又聽懂了，又端來了一盒，我又吃光了，也飽了。那位士兵能記憶的英文單詞大概與我也差不多，結結巴巴隻有幾十個，但還是問了我不少。他見我全身沾滿了泥巴，知道我是爬過天山泅水過來的，說:“你們中國現在在搞‘文化革命’，天天殺人”。他還說：“上級有命令，凡是從中國逃過來的，不能開槍，要抓活的。”我問他如果發生相反的情況呢？他作了一個開槍的動作，還告訴我他是烏克蘭人。吃飽喝足，我們用英語單詞“閑談”了一會，天也朦朦亮了。一名士兵走進來，把我帶到軍營大院，指著台階上的一間小房，叫我進去休息，一看是士兵禁閉室，裏麵隻有一張鐵床，床上隻有床墊和一件昵製軍大衣。門外一名士兵持槍守著，還臥著一條大狼狗。我把全身濕淋淋的衣服脫光，掛著，隻穿著已被我的體溫烘得半幹的內衣褲，蓋著軍大衣躺了下來。軍官遞給我一盒煙和一盒火柴，一看煙盒上的俄文，是“五一牌”。我點燃了一支，這是我第一次抽帶過濾嘴的煙。也睡不著，仄著身子望著外麵。衛兵不斷地向我打著各種莫名其妙的手勢，原來俄國人喜歡用手語，比中國人的手語豐富得多。太陽升起了，是個大晴天，我變成了軍營裏的稀有動物，成群的士兵，單個的，兩三個的軍官家屬跑來圍觀，有笑嘻嘻的，有板著臉的，指著我說著外國話。小姑娘、大娘子們一個個碧眼金發，胸飽腰細，也不怕冷，四月份就穿著短袖布拉吉。洋女人健康而漂亮，我第一次如此之近，又如此之多的看到她們。

軍營初審

中午時，給我送來了同樣的盒飯，外加飯後喝茶時吃的兩個小白麵包。蘇聯計劃經濟體製下的生活模式化可真算到了家，以後不管我在軍營裏，KGB或者公共食堂吃的份飯都是一模一樣的，變化的隻是主食，有大米的，蕎麥米的，麥片或麵條幾種。吃完午飯，一名少尉軍官拿著一個長本子到禁閉室向我問話了。長本子是中文對話手冊，用俄文字母拚寫的中文對話。他直板而生硬的問我：“你是民兵嗎？”我搖頭，“你是幹部嗎？”我又搖頭。接下去是一串：“你是工人嗎？”“你是醫生嗎？”“你是售貨員嗎？”“你是社員嗎？”我都搖頭。最後他問：“你是教員嗎？”我點頭了，他也點了點頭，走掉了。在以後審問我的過程中，“你當過民兵沒有？”“民兵發槍沒有？”是頻率最高的問題。當時蘇聯正準備向中國開戰，後來我了解了，蘇聯兵最怕的不是我國裝備陳舊，訓練落後的正規軍，而是民兵和我軍傳統的遊擊戰。麵對中國式的遊擊戰，哪一個軍事強國都會心驚膽戰，所以他們特別關注於“民兵”。下午四點，一輛吉普車逕直開到禁閉室前，車上走下了一名肩章上一道杠，四顆星的哈薩克大尉，還有一名俄羅斯中尉。一進禁閉室，就用中國話向我問好。中尉是翻譯，他簡單地問了我在中國的經曆，文化程度和出逃蘇聯的原因，說：“雷同誌，現在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文明的人，我們要帶你到另一個地方去，那裏有中國話說的和你一樣好的翻譯，還有大首長。”我聽到他稱我為“同誌”，這個我在中國已經幾年沒有聽到過的稱呼，感到又新奇，又很有感觸。隨即，他們叫我穿上半幹的衣服，就上車出發了。中尉和我坐在後排，車窗全用黑絨布罩著，外麵的什麽也看不見。我擔心車往東開，害怕他們把我驅逐回去，掀開黑布想看看行進的方向。中尉馬上把我的手拉開，說：“現在不要看，以後看。”既然還有“以後看”的機會，大概是不會立即把我送回中國了，我稍微放了點心。

不到半個小時，車子開到一個村莊邊的一棟小房子前，四周全用兩米多高的木板圍著，院子裏隻能看到遠處的電視天線，是對越境中國人初審的地方吧！因為吃飯時有筷子，客廳裏不時放著“文革”時中國放的民族音樂，軍官們也都會說幾句中國話。下車後，一個三十來歲，穿便服的中西混血模樣的人前來與我握手問好，他說的普通話比我的帶著濃重湖南鄉音的普通話還要標準得多。他告訴我說，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上過學，星期日常常去西山玩，因為聽說毛澤東住在西山，他想是不是可以看見毛。他把我帶進一間辦公室。正麵桌子邊坐著一位俄羅斯上校，五十來歲，表情十分嚴肅。上校也向我握手問好，叫我在他對麵的椅子上坐了下來。混血翻譯坐在我的身邊，靠牆還坐著一名俄羅斯上尉和一名俄羅斯中尉，麵前小桌上擺著記錄本。後來，我知道這兩個人也都會說流利的中國話。這位俄羅斯上尉很活潑，言語詼諧，不時還和我開個小玩笑什麽的。初審開始了，自然，上校是主審官，審問通過翻譯進行。先問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和出生前的地址、職業和文化程度（後來在每一次審問中，這一套都是開場白）。

正式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麽要逃到我們蘇聯來？“

我回答：“現在中國正在‘一打三反‘，天天殺人，我是為了活命，才逃過來的。”一下子，個人的苦難，虎口餘生，受難的親人，受難的同胞，全浮到了我的眼前，我禁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我1935年10月15日出生在湘西石門縣一個土家族農家，六世祖是江西客家人遷入湖廣的移民和本地土家女人成婚後傳下的後代。我的家族是中國的親子家族，隻看看我父子幾代的名字吧：祖父雷立庭，建立家庭，家庭組成國家；父親雷震旦，震旦係中國古名；二叔雷震軍，振興軍隊；三叔雷震中，振興中華；1941年我發蒙上學，正值抗日炮火熊熊，父親給我取書名雷光漢，光複漢家天下。1956年我已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知道了我屬於土家族。當時學魏晉南北朝史，授課的是著有《兩晉門閥製度》的一代名家田餘慶先生，也是湖南人。在上質疑課時，田先生聽到了我一口湖南腔的“國語”，便問我:“你是湖南人吧？”我回答是石門人。他馬上引用了一句屈原的詩和一句嘲笑湖南土腔的古詩，教我純正口音（到了1995年，我到了北京用電話向他請安時，他還記得我是石門人）。田先生告訴我：“我的田姓起源不是漢姓，你的雷姓也不是漢姓。你去查查你們的族譜，你祖先大概是少數民族。”不久，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從報紙上讀到了社會學家潘光旦和曆史學家向達（我的老師）鑒定湘西土家族的長篇發言，我知道自己是土家人了（僅僅因為這個發言，潘、向兩大學者1957年都當上了“大右派”）。那時北大有個好規章，每個係辦公樓牆外都掛著信箱，每個學生都可以投書向本校任何教授，包括校長馬寅初提出問題，一個星期內定能得到答複。我就給向達先生寫了張紙條，詢問我的族籍。兩天後，在未名湖邊我遇到了手裏抱著一大摞書的向先生，當中還有英人寫的介紹西藏曆法的英文書，我還好奇地翻了翻。我向向先生鞠躬後作了自我介紹，他在湖邊的石頭上坐了下來，詳細給我解說了古代巴人、蠻人、楚人的曆史變遷，和東漢大將馬援的南征，以及明清兩代在湘西的軍政設置。叫我到圖書館善本室去查湘西州縣的地方誌，還說如果善本室進不去，可以找他幫忙，因為他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他還告訴我他自己是沅陵人，是土家族，向，覃，雷三姓是我國南方少數民族的大姓。我一下恍然大悟，覃和向是我家鄉兩個最大的姓氏，在古墓地裏常常可以看到刻著某“指揮使司”，某“都指揮使司”就是所謂土司的墓碑。我家對山有一處地方叫司命台，就曾經是土司衙門的所在。東邊一處山頭叫烽火台，是古代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的軍事通訊點，用作設燧點火。石門鄰縣桃源縣還有馬援南征的遺跡。馬援的馬蹄聲喚醒了武陵山脈和雪峰山脈崇山峻嶺中我的先祖：你們屬於中國！從此這裏的人民就成了中國最忠誠的子民。看看百餘年來一連串威名赫赫的愛國名將和政治家的名單吧，左宗棠、蔣翊武、宋教仁、覃振、鄭洞園、向軍次、賀龍、粟裕……還有同樣的有名的文人們：嚴北嶽、俞鴻遠、向達、翦伯讚、沈從文、丁玲、黃永玉……湘西出名將、出才子、出美女，但他們的命運又多有“情深不壽，強極則辱”者。

我的鄉族先輩參加了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曆次為中華民族命運而的爭的戰爭。我稍知世事即逢上抗戰中的常德大血戰，國民軍一個師的官兵全部陣亡，日本鬼子還在我的家鄉打細菌戰，殺死了幾萬同胞。我們全家逃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上去。進攻我們家鄉的鬼子大部分是朝鮮部隊，實行“三光”（殺光，燒光和搶光）。家鄉成了最接近前線的後方，到處設立著兵站，醫院，新兵訓練站。當年還是童子軍的我天天跟在抗日軍人們後麵跑，學打槍，學唱抗戰歌曲，玩抓漢奸的遊戲。1940年我五歲時父親參加縣裏的抗日自衛軍訓練歸來，教我唱“向前走，別退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這是我學會唱的第一支歌。我還學會了不少字。那年祭祖時，記得我雷氏宗祠大門西邊的新對聯上有一聯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六歲上小學受到了係統的激動人心的愛國教育，背會的第一課課文是“好男兒，當兵去！”第一個口號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最先記住的古詩詞是嶽飛的《滿江紅》和文天祥的《正氣歌》。九歲時能全篇背誦戰區軍政長官薛嶽將軍的《告湖南全省父老同胞書》。今年（2000年）我已六十五歲了，還能背誦初小語文的一段課文：“他抬頭看，是祖國蔚藍的天空；低頭看，是祖國芬芳的草地；四麵看，敵人包圍上來了。他掏出手槍，把子彈射向敵人，最後一顆留給了自己。”記述的是一位國民軍空軍勇士駕機轟炸上海日寇淞滬警備司令部後，飛機被敵彈擊中，他跳傘後自殺殉國的壯烈事跡。三年級時學了民族英雄張煌言傳，他隨鄭成功率水師攻進長江，“登金山遙祭長陵，三軍皆痛哭失聲”的文句是我到死也忘不掉的。我在他鄉異國受罪時，每當心裏浮上這些文句，便會增加幾分生存的力量。抗戰勝利前夕我們返回家鄉，大好樓宇，成片的街區全都成了瓦礫之場。我從小對日本鬼子就仇恨至極，更痛恨日本軍國主義者至今不向中國謝罪，賠償中國的損失。對大口一張就放棄了幾千億美元日本賠款的領導人，我不認為他們是愛國者，對李登輝、呂秀蓮等人，更認為是三流的認賊作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二年，1950年秋天，我複學上初中二年級，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了，我曾申請參加誌願軍，因年小未獲批準。如果當年戰死在戰場上，也不會有後來那麽多的罪受了。

我幼小時也知道了俄國和蘇聯侵略我國的諸多血跡斑斑的曆史。中國地圖象一張美麗的秋海棠葉，以後殘缺不全了，北邊被剪掉了一大塊，是俄國人強占走的。“外蒙獨立”，真正的策劃者是列寧和斯大林。我的家鄉有不少人當過兵，在日本投降後隨部隊接收東北。他們回鄉後說，1945年蘇軍出兵東北，燒殺奸淫，比日本鬼子還壞。二次大戰時日本三分之一的工業在東北，所有的工廠機器都給蘇軍搶走了，連鐵軌都拆走了。上學後學習“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心裏就想：“既然中蘇同盟，為什麽還要和我國共管旅順，大連和中長路？”為什麽中蘇合辦三大航線：北京至伊爾庫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圖，航程在中國境內一長條，在蘇聯境內隻有一小截？這不是不平等條約的繼續嗎？還有在新疆合辦石油和金屬公司，真是從海上到天上，從地麵到地底，蘇聯都向中國伸手了“。從此，一看到那個時候無處不在的斯大林畫像，一看到占滿報刊版麵的對什麽“可夫”，“斯基”之類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齒，不屑一顧。1957年，共產黨定我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狀就是反蘇，1966年又定我為“黑幫分子”。當過中共霍城縣委書記的工作組長給我斷定的罪行還是“反對革命時期的蘇聯，反對斯大林”。盡管當時從最高統帥毛主席到每一個紅小兵都當了反蘇修的急先鋒。一個頑固的反蘇分子卻要冒著死的風險越境到蘇聯來了，不能不說是曆史的惡作劇。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別無選擇。

家國同難，中國已國不成國，我的家也是泰山壓頂。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饑荒中餓死。現時我父親天天被捆綁著在鬥爭台上挨鬥，母親在生產隊勞動一天後還要拖著三寸金蓮去向大隊治保委員匯報。兩個弟弟被開除公職，回鄉監督勞動。我一門四寡：大姑父死於寧夏黃河邊的勞改農場，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蘇維埃運動失敗後被國民黨槍斃，三姑父在“反右”時上吊自殺，小姑父土改時隻有17歲，和他母親在一根繩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個堂堂華夏子民，和蘇聯人講這些，有什麽意義？我熱愛祖國，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祖國的事，但是，現在卻連一塊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沒有了。我悲從中來，放聲大哭。

翻譯站起來拍著我的肩膀說：“雷同誌，不要哭了！”還拿來毛巾給我。接著，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從製服上衣口袋裏掏出來一大疊人民幣，都是嶄新的十元票子。遞給我看說：“我們的人民幣多得很。現在，我可以給你很多錢，要你回中國去給我們執行一項任務。你完成任務回來以後，我們不僅收留你，還會給你像部長一樣的高級生活。”聽完以後，我一下子蒙住了。他們是要我回中國做特務啊，敵國畢竟就是敵國！好在我在兩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經就我的知識範圍作好了如何應對蘇聯盤問的準備。這還得感謝1955年中國的肅反，那時，可能是為了提高人民的敵情意識，翻譯了許多蘇聯的“反特”小說，我就讀過不少，知道他們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國“執行任務”，可能隻是一次“考驗”。我立即回答：“我是一個讀書人，當不來特務。我是逃命出來的，也不想長期住在你們蘇聯，我希望到台灣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會從事特務活動，反對我的祖國，反對我的同胞。這個決心我是下了的，你們不要為難我。”上校聽了以後，一下臉就變黑了，厲聲說：“你不聽我們的話，馬上把你送回中國去。”我又回答：“我是由於受中國當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蘇聯來的，屬於政治難民。聯合國也規定應該保護政治難民吧，我還讀過《蘇聯憲法》（在上高中時，我真的讀過《蘇聯憲法》的英文譯本），你們的憲法也有保護外國政治難民的一條。”上校聽後，知道我不大好對付，稍稍改變了態度，還出現了笑容，可仍然不斷勸我“去中國執行任務”，還說“我們會教給你活動的方法，不會出危險。”一邊說一邊拿著人民幣在我眼前晃來晃去。我穿著濕衣濕褲濕鞋子，肚子也空了，饑寒交加，再無力和他們糾纏，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後態度：“既然如此，你們把我送交中國邊防軍吧，我寧肯在中國被槍斃，也不會當外國特務。”

局麵僵住了，上校又恢複了一臉凶相。正好哈薩克大尉進來了，對上校說了幾句話，翻譯站起來說：“問題暫時討論到此為止，現在我帶雷同誌去洗澡換衣，然後吃晚飯。”帶我到浴室後，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湯的熱水澡，洗完後擦身子的“毛巾”，卻隻是一塊粗紋平布，和我家鄉農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稱之為“毛巾”。果然言不虛傳：蘇聯的輕工業可落後著呢！給了我一套舊西服，還有一件白布襯衣，號碼都大。房子裏有暖氣，穿著西服也不覺得冷。晚餐很豐盛，大盤的牛肉燒土豆，肉餅子，煎雞蛋，菠菜湯，還開了各式各樣的涼菜罐頭。從罐頭上的商標，我認出來是保加利亞生產的。桌上擺著一瓶白蘭地酒和一盒盒哈薩克斯坦牌的帶嘴香煙。

我在這裏被軟禁了三天，頓頓飯都是這樣。後來我才知道，在蘇聯，這就算是上等宴席了。和我一起吃飯的就是那五個人，上校，大尉，上尉，中尉和混血的翻譯。大尉是哈薩克人，其餘四人都是或自稱俄羅斯人。吃飯時，上校一改嚴肅之常態，客氣地勸我吃菜，喝酒，飲酒前還碰杯，還說：“為中蘇友誼而幹杯！”文革以前，我本來是滴酒不入的，文革挨鬥時，借酒消愁，常常一個人悄悄地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開的小飯館買酒喝，一來二去，我的酒量得到鍛煉，才發現自己是一個很能喝的人，酒量可以算得上是驚人了。1968年。在烏魯木齊我還曾和一位落難朋友賽酒，席上無人能敵，並隨口吟出了“且看湘漣百尺水，能淹中華八億人？”的“豪語”。但此時和蘇聯軍人相比，我也隻能甘拜下風，真是小巫見大巫。我是一次一口，他們是一口一杯。吃吃停停，還唱歌助興，他們幾個人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我也唱了兩支：《鬆花江上》和《秋水伊人》，都是我在四十年代學會的。祖國啊，逃到外國才兩天，我就想念你了。唱了又吃，還要跳，幾個男人抱在一起跳交誼舞，上校還跳了烏克蘭馬車舞，我也跳了幾下秧歌。鬧著鬧著，半夜以後才睡覺。我和混血翻譯睡在一室，床上沒有被子，蓋的隻是白布單子上放條薄薄的毛毯。今晚是開始出逃後是第四個晚上了，我才在床上睡覺。我睡不著，隻感到焦燥，惶恐不安，不知道明天又會碰到什麽。

第二天，四月二十六日了，我起的早，洗漱之後，走過幾道門去到昨天吃飯的餐廳，見到他們還在睡覺，上校合衣裹著毯子躺在客廳的長沙發上。性格活躍的上尉也跟進來了，窗台上有一架收音機，他打開了，把波段撥到我國中央台，正是早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報道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了，中國有了自己的人造衛星，我十分興奮，喜形於色。令我略感意外的是，上尉也用中國話向我表示祝賀，使我感到我雖已身逃外國，仍然有當一個中國人的自豪。

上校接連詢問了我兩天，主要關注我的社會關係，特別是在蘇聯有沒有認識的人。我一下回出了三個。第一個是徐英斌，是我在霍城一中教書的同事。他是烏魯木齊人，在俄羅斯居民區長大，俄語說得好，高中畢業後進入新疆足球隊，足球隊解散後他下放到霍城一中教俄語。在霍城一中大院內，還有霍城第一小學一位十分漂亮的維吾爾族女教師，是從新疆女子排球隊下放下來的，徐和她原係同事，他鄉遇故知，兩人談起戀愛來了，帕提曼懷了孕。未婚先孕而且搞的還是少數民族女人，這可是徐的大錯誤。兩個人都害怕了，1962年邊民外逃時，雙雙逃來蘇聯。第二位安東諾娃，是莫斯科大學曆史係的“副教授”，其實蘇聯並沒有“副教授”一職，實際上是講師。但中國對蘇聯派到中國的講師都給予“副教授”的專家待遇，而中國派到蘇聯的副教授，蘇聯卻隻按講師對待。在中蘇交往中吃虧的老是中國一方，整個中外交往往都是如此，而管事的官們又老是自以為是，聽不進去別人的意見。第三位叫劉克福，是蘇聯人，北大曆史係蘇聯留學生，起了個中國名字。五六十年代時，北大的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留學生很多，劉克福與眾不同，他不住留學生宿舍，而和中國學生住在一起，不進留學生食堂，而在大食堂吃飯，為人隨和。我們住在一層樓上，天天見麵。1958年修十三陵水庫，我們編在一個排，他勞動賣力，評為先進。他的妻子是中國女人，四川籍，原來是解放軍總政文工團的演員。總政文工團去蘇聯巡回演出，劉克福是隨團翻譯，兩人談戀愛並結了婚。1994年我探親重回母校，和田餘慶先生通電話，田先生告訴我他去台灣講學時在台北遇見過劉克福，原來他們夫婦都去了台灣教俄文了。

上校反複詢問了我和他們的關係，做了詳細記錄。可以說這三個人幫了我很大的忙，因為他們證明了我的身份，在以後審查中少了不少麻煩。

在這兩三天，每天隻向我問兩三個小時的話，剩下的時間都是吃喝。閑談中他們還非常注重從我身上挖中國的軍事情報，特別是民兵是不是發槍了，是不是經常有軍事訓練。對此，我一向是一問搖頭三不知。我發現他們非常熟悉中國，知道一個書呆子老右派新黑幫長期受到管製，當然和“軍事”沾不上邊。後來也就再不問了。上校相當有學問，閑談中還就馬爾薩斯人口論和中國的人口問題，伊斯蘭教的曆史和哲學，高爾基的作品發表了他的看法，還當麵用阿拉伯語背誦可蘭經。幸好我多年積累的一些旁門外道的知識沒被他問倒。在談及中國人口問題時，我還批判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人口學說，他也點頭稱是。一次吃飯時他突然問我：“你說中國權力最大的除毛澤東外是誰？”我隨口而出：“當然是林彪”。他馬上說：“不對，我看是謝富治。”我吃了一驚，不知他的根據何在。他又接著說：“你們中國也有KGB，頭子是康生。”我吃驚了，因為是第一次聽到。他一邊談話一邊喝酒，可真有海量，常常用麵包幹浸到白蘭地酒中，一下就吸幹了半杯，兩口就吃掉了。幾個翻譯也常常與我天南海北的瞎聊。蘇聯的邊防軍屬於KGB管轄，他們也都是KGB的官員。多年和他們打交道，我發現他們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文化水平高，都是大學畢業，國際國內，文學藝術，科學哲學都能說一套；一是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非常堅定，隻要與蘇聯有關的事情，對的一方總是蘇聯，錯的都是外國。譬如談到兩年前蘇軍入侵布拉格的捷克事件時，他們說：“雷同誌，你要知道，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除了國際關係以外，還有一個階級關係，我們華沙條約集團出兵捷克是履行無產階級的國際義務。”當時蘇聯到處扮演著“國際專政”的世界警察角色。第三個特點就是態度和氣，言談隨便，也沒有開口禁聲的高強度保密觀點，不像中國同類官員們那麽“敵我界限分明”，滿麵嚴肅，氣勢逼人。上尉還告訴我蘇聯姑娘多好，說他的娘叫他記住一個俄文詞，是釣女人的訣竅。我不明白，去請教混血翻譯，他一本正經的罵道：“厚顏無恥。”晚上睡覺時，混血翻譯用相當誠懇的語氣對我說：“老雷，你別以為到蘇聯來了什麽都好，要有思想準備，準備吃苦，幹體力活。不過你放心，總會比在中國好。”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薩克大尉端來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麵條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訴我：“我的老婆是維吾爾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國飯菜（其實是新疆維族式的“中國飯”），來招待你這個中國客人。”踏上異國土地後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國飯菜，連吃了兩大盤，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譯見著我尷尬的神請笑著說：“沒關係，你現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會和我們一樣，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後來發現普通蘇聯人都很能吃，飯量比我大得多。吃飯時我發現那位混血翻譯不在場了。吃完飯，中尉翻譯馬上通知我：“現在我們要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因為你是非法越境進入蘇聯的，而我們的邊界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現在的身份是犯人，帶你去的地方要暫時把你關起來。但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侮辱你的。”隨即拎著個大包帶我上了吉普車。現在車窗上沒有黑布罩了，沒走多久開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諾夫市，現在更名熱爾幹特，當時是對付中國的蘇聯邊境軍事重鎮。

車子開進一座規模很大的軍營，軍營周圍是高高的磚砌圍牆，牆頂還有鐵絲網。軍營中間是操練場，四周是營房，軍營中響著雄壯而喧囂的軍樂。他們把我帶進一排房子，陰暗的走廊兩邊是一間間上著鎖的小房間，是軍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開了一間，裏麵除一張鋼絲床外什麽也沒有，翻譯叫我換上自己的中國衣服。

我從1966年11月開始就開始了勞改生涯，在伊寧市附近的煤礦挖煤，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搬煤塊，抬石頭，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藍色棉衣是好友陸雲章（新疆教育學院教師）送給我的。絨褲是在烏魯木齊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學劉美崧（後任武漢民族學院曆史係教授）送給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學時的恩師張國柱送的，上麵都是補丁加補丁了。我換回這身衣服，他們遞給我幾包煙和一摞子中文小冊子後走掉了，把我在軍人禁閉室監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點鍾起床，一名士兵打開牢房把我放出來，叫我到練兵場邊的水泥台階上曬太陽，吃與他們同樣的份飯，翻看他們給我的中文小冊子。

我用很多時間看蘇軍的操練，軍官指揮士兵操練時不喊口令，全靠音樂指揮，方隊前進正步走，齊步走，前後左右走都跟著軍樂。樂隊在操練場正麵演奏，人數多，樂曲雄壯。操練時士兵都穿著黃綠色禮服。軍人都帶著肩章，士兵們的肩章是帶款條的軟布條，用條文多少表示軍階。每個士兵胸前都有兩枚徽章，一是藍色盾形，一是有列寧頭像的紅旗形。我十分奇怪，難道他們都有軍功章和列寧獎章嗎？後來才知道，盾形的是勞衛製（“準備勞動與衛國”的體育鍛煉標準）證章，另一枚是共青團團章。一當上兵，人人都得通過勞衛製體育訓練，也都成了共青團員。

下午，士兵訓練結束了，我還是坐在台階上翻閱那些小冊子，春天的太陽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冊子印的是蘇共和中共馬列主義大論戰蘇共理論家的應戰文章，轟動而膚淺，全篇充滿馬恩列寧和勃列日涅夫論的引文，文句也譯得不通順，我都隻略翻了翻便擱下了，現在一丁點印象也沒有了。隻讀完了一本，是王明（陳紹禹）在莫斯科寫的《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裝反革命》，列舉了毛澤東的“十大罪狀”。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內部共產國際派即親蘇派的頭領，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還以為他的文章會有些道理的，讀完以後卻完全是負麵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沒有道理，都是反中國人的，文章當然不會有說服力，不會吸引人。特別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漢奸相，一副蘇共奴才相，真叫人惡心。他列舉的毛的罪狀之一是：“中國武裝侵犯蘇聯領土達曼斯基島“，我讀了義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邊，我會馬上給他兩耳光。俄國人稱的達曼斯基島就是我國的珍寶島。“達曼斯基”是一個殖民我東北的哥薩克軍官的名字。珍寶島在烏蘇裏江主航道的我國一側，江水淺時和我國陸地連到一塊兒，而且島以北和以東的土地直到庫頁島，原來都是我國的領土。指白為黑，為虎作倀當漢奸，可恥的中共元老嗬！我當了十幾年的反蘇分子，陰差陽錯，逃命逃來了蘇聯，我下定決心，決不能當王明類的奸賊。這些小冊子都是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進步，是家專門出版反華圖書的出版社。以後又陸陸續續讀到了一些類似的文章，和這些小冊子如出一轍：囉嗦的引文，指鹿為馬的事實，厚顏無恥的自吹自擂，難怪在論戰中他們敗下陣來，隻好到邊界上去向中國動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蘇聯的黃金時期，國力膨脹，武力稱雄世界，國內經濟建設規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蘇聯共產黨在精神上已經衰敗了，沒有理論戰鬥力了。反觀中共發表的論戰文章，不管是“兩論”（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九評”（一至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不說其道理是否正確，但就文章本身來說，勢如江海，氣吞鬥牛，邏輯嚴密，護己如銅牆鐵壁，刺敵若快槍利劍，篇篇都是“雄文”，說明中共那時確實是集中了不少文筆如椽的才子和學如江海的學問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後就再也讀不到那樣的文章了。十年前讀了一篇《人民日報》批判電影《河殤》的文章，邏輯混亂，史實不清，沒有文理也沒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受審三月：記住！逃命也不能到敵國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帶了一名東幹人翻譯來到關我的禁閉室。東幹人用陝西土話對我說：“現在我們去坐‘飛船’。”（所謂“東幹人”，就是百多年前遷居中亞的中國回民，說的還是兩個世紀前的中國陝甘方言，後麵我會詳細介紹）。士官還把我頭上的解放帽摘下，給我披上一件帶鬥篷的軍用風衣。風衣寬而長，把我穿的中國衣裳都遮住了。坐車到了個小飛機場，在一架小飛機前麵排隊登機。東幹人說的“飛船”，其實就是飛機。我發現這裏的男男女女都看著我的腳發表議論，使我很不好意思。東幹人告訴我說，蘇聯人全穿皮鞋，沒有穿膠鞋出門的，我穿著解放牌膠鞋，他們覺得既吃驚又新鮮。但這個說法並不全對，一年後我在塔什幹火車站看到了好多烏茲別克人穿著球鞋。

飛機上的座位是對麵排的，隻能坐二十幾個人。我對麵坐著位全身戎裝的俄羅斯上校，左邊坐著押送我的士官，右邊是個很胖的俄羅斯女人。飛機起飛後一個多小時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機坪，好大的飛機，停著許多大型伊爾式的和圖式噴氣式客機，雄偉壯觀，以前我隻在畫報上見過的。坐上電瓶交通車，到了機場大門。出機場後，看到候機大樓頂上豎著“AЛMA—ATA”幾個俄文大字，樓前廣場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寫著同樣的字。我知道到了蘇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首都阿拉木圖。士官帶著我剛下台階到廣場，一個身著筆挺的黑色西服，一臉莊重的中年哈薩克官員前來用中國話對我說：“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風衣，遞了一個大文件包給那位官員，算是辦完交接手續，告別走了。哈薩克官員帶我上了一輛黑色的伏爾加牌小汽車，叫我坐後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著臉不發一言。向車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別寬，汽車有序地各走各道，聽不到喇叭聲，不像中國汽車東來西往都夾在一起，彼此在喇叭聲上比高低，行道樹高而且大，綠蔭蔽日，路兩邊種著在新疆沒有見過的橡樹，遠處都是樹林，其中不時隱現出一棟棟帶花園的俄式平房，和伊寧市伊犂區黨委大院內書記、部長們住的高幹住宅一模一樣。進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寬闊，柏油路，似乎幹淨得一塵不染。兩旁的行道樹直指藍天，下麵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間的街心花園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種花開得姹紫嫣紅。車如流水，紅男綠女大多碧眼黃發，男著西服整齊，女著各式摩登服色鮮豔。樓房下邊有許多用五顏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貨亭。我數了數樓房的樓層，大多是五層，最高的有十三層，樓房之間都有空地，沒有兩棟連在一起的。樓式輕巧大方，沒有我國蘇式樓房那麽笨重。車子轉來轉去，開到一條不寬闊，又十分寧靜的街道，從遠處我就看到了前麵十字路口豎著一尊捷爾任斯基的銅像。捷氏是波蘭人，列寧的親密戰友，十月革命後，出任第一任蘇俄肅反委員會主席。一看到捷氏銅像，我就意識到我是被押到特務大本營來了。車停到一棟四層大樓前，大樓大門緊閉，雖然位處鬧市，門外也是靜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開它，果然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辦公大樓。從外牆的顏色，可以看出第四層是後來加上去的。我在這棟樓房裏接受了三個月的審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樓底層的監獄裏坐了7個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樓呈回字形，全樓都是辦公室，除國家安全委員會外，還附帶有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對外文化協會共三個部級機關。這說明當時蘇聯的情報機關、外交部門和涉外協會之類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兒，把從外國進來的人都當成監視對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務。樓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麵的地下室高一點，用做食堂、澡堂、理發室和衛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還有兩層的，最底層關的是死刑犯。外國人、政治犯、間諜犯、販毒犯和犯罪的官員也都關在底層。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來分鍾就能聽到從裏邊響起的機器轟隆聲，那是抽風機在給底層地下室送空氣。回字中間的廣場修了一排排沒有房頂的水泥房，則是犯人放風的地方。現在蘇聯已經解體了，不知這棟樓房做什麽用了。

走到大門前，衛兵開了大門，門廳正中樓梯的左邊有一張小桌子，坐著一名士官發通行證。哈薩克族官員給我領了通行證後上到二樓，樓道口有關著的鋼架大門，有衛兵守衛，看過通行證後，馬上去把樓道兩邊開著門的辦公室都關上了，哢的一聲，鋼門開了，放我們進去，隨即關上。走過三、四間辦公室，又是一扇大鐵門，要用同樣的方式通過。最後把我帶進一間大辦公室，裏麵坐著一名個子高大穿大尉軍服的俄羅斯官員，他站起來和我們握手，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哈薩克官員走時，我聽他把大尉叫維克多。維克多叫我在大沙發上坐下，說：“我已經派我的工作人員給你買蘇聯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會兒洗澡，換衣，吃飯，過後我們再談。”辦公室牆正麵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麵是一張很大的3×4米的中國大地圖。後來我知道維克多是翻譯科長，他的中國話口音相當純，還會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蟲子）之類的方言詞。一會兒，一名長得很清秀，著便裝的俄羅斯青年人進來了，手裏提著個大包。在以後三個月的審訊中，他不時來找我閑談。他叫沃洛加，烏克蘭人，哈爾科夫大學德語係畢業，正在自學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統（蘇聯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馬列主義修養可比普通中國人高多了），特別喜歡談論日本問題，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開，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給我看，有一套廉價的黑色西服，兩件棉布襯衣，兩件汗背心，兩條短褲，還有平布毛巾，盒裝肥皂，牙刷，牙膏和一雙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龍布剛進入蘇聯，尼龍襯衫和尼龍風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蘇聯官員不管男女，幾乎人人都穿著。不管天晴下雨，出門都穿上尼龍風衣，穿棉布襯衣的是窮人，我當然隻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實，穿著棉布要比尼龍舒服得多。當然，我還是感謝他們。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過一道道的鐵門和一次次的衛兵盤問才能到達。淋浴洗澡以後換上新裝，他叫我把中國衣服都留下來。再帶我到旁邊的理發間理了發，理發員也是軍人，用的是電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後開口一般大，穿不穩，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辦公室，又來了幾位官員，全是黃毛藍眼珠的。他們拿來一麵大鏡子，叫我看看換裝後的自己，我已變得年輕多了。與西方人相比，中國人本來就長得年輕，眉目還算清秀，才勞改四年，書生氣沒有脫盡。一位神態美麗的俄羅斯小姐，穿著白長衫，推來小食品車，叫我吃了午飯。這些人都會中國話，他們用談天的方式向我問話，問我爬天山，過山溝的惶恐狀態，問我“一打三反”，和對蘇聯的初步印象，態度還算友好，的確並沒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點，一個穿便衣的禿頂俄羅斯老頭進來和我打招呼，維克多說此人叫伊萬，負責我的生活，今天要帶我到臨時住處去。又叮囑說除了房東外，不要對任何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他說：“你長得很像朝鮮人，鼻子高，也有點像烏茲別克人，別人要問你，你就說自己是北朝鮮的留學生。”伊萬帶我走出大樓。上了一輛灰色的舊汽車，司機是維吾爾人，我一上車他便打開收音機，撥到中國的頻道叫我聽中國廣播。車開了很久，出了繁華的大街，到城邊一所花園式平房前停下來。伊萬一按電鈴，一對早已在院子裏等著的俄羅斯老夫婦就開門迎接我們。老夫婦兩個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滿麵紅光，看上去快七十歲了。他們擁抱了我，說了一大篇我聽不懂的歡迎詞。進房門要脫皮鞋換上拖鞋，領我進了給我安排的小房間，開窗便是果樹，房內有書桌，台燈和吊燈，掛衣架，一架碩大無比的銅製鋼絲床，床上折疊放著厚毛毯。伊萬從車上拿下行軍床支在大床對麵，是為他自己準備的。老夫婦領我參觀了他們的住宅和園子，共有四間房，都是油漆木頭地板，擺著各種木製家具，牆上掛著油畫，壁毯地毯一應俱全，還有廚房和一間三麵大玻璃窗的涼房。園子極大，大部分是果園，長著櫻桃樹，桃樹和杏樹，沒有樹的地方種著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節，綠葉點綴著串串紅寶石般的櫻桃，青色中隱現出小燈籠似的草莓，十分賞心悅目。菜園裏種的菜品種不多，隻有土豆、大蔥、芫荽和茴香。遠處還有豬房，養著三頭大白豬。屋子裏有電視機，冰箱，院內停著小汽車。我數了一下，房子裏和院內共有十二盞電燈，還都開著。那些年是中國人窮到了家的時候，我真的驚訝於蘇聯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主義真是作孽。

開晚飯了，桌子上擺的菜肴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過，多了幾盤自製的香腸和醃肥豬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黃瓜、酸西紅柿，很可口。伊萬和男房東一邊喝酒一邊吃整根的生蔥和芫荽，讓我吃驚。他們吃得多也談得多，我隻能聽懂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幾個名字。蘇聯男人愛談政治，年紀大的人都十分稱頌斯大林，也擁護現領導勃列日涅夫，赫魯曉夫的口碑卻十分壞。在我能聽懂一些俄語後，我發現毛澤東是蘇聯全民婦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國的代名詞，他們認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壞中蘇關係的始做俑者是赫魯曉夫，但總的來說毛澤東走的更遠，又把中國人的生活搞得那樣窮，又喜歡宣傳戰爭。特別使外國人難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為神，要老百姓頂禮膜拜。他們也極其反感北朝鮮的金日成，看到畫報上的朝鮮人向金日成歡呼的場麵就吐口水，連說惡心。吃完飯，伊萬掏出一張小紙片，上麵寫著俄文字母拚的中國話，與我“談話”。老夫婦叫不出我的中國名字，老大娘就給我取了個蘇聯名字，叫阿列克。伊萬介紹說老頭子原來是汽車司機，衛國戰爭結束後從俄羅斯搬來的，有三個兒子，小兒子還在當兵。伊萬的話半真半假，後來我知道，其實老頭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萬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員，留在機關打雜。伊萬這麽說，是企圖掩蓋他們的KGB身份。

而我的“身份”又是什麽呢？他們曾說我“侵犯”了他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境線”，所以我的身份是“犯人”。“犯人”就該關起來，但並沒有這樣，而是住在居民家裏，但也不是完全自由，必須隨叫隨到，大概接近於“假釋”的待遇吧！但看來，他們似乎基本上已排除了我是中國派過來的間諜的可能，隻是想進一步了解我，確定我為什麽要偷越國境，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麽用，再作處置吧！但我當時還沒有估計到，為了看看我對他們有什麽用，以後他們竟費了那麽大的力氣。不管怎麽樣，既然已經落入他們的手裏，也隻得這樣了，我心裏有條線，決不做有悖於祖國利益的事。

“十月革命節”（十一月七日）、五一節和“三八婦女節”是蘇聯人最重視的三大節日，前二者都放假兩天。五月二日吃完早飯，小汽車又把我拉進城到了KGB總部原來的那間辦公室。別人都休息了，隻有維克多一個人在，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他一直用隨便的口吻問我的話，但都作了記錄。他叫我寫了自己的簡曆，又給我一張道林紙，叫我作一首古詩和一首新詩，送給他“作紀念”。我琢磨著他大概是想考我一下我的文化水平。新詩忘記了，古詩我還記得：“夜半渡激流，天佑脫虎口。願生雙飛翼，一作台新遊。”他叫我解釋最後麵那句是什麽意思。我告訴他：“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我愛自己的祖國。我是為著逃命才來到蘇聯的，並不想在蘇聯生活，希望蘇聯政府幫助我到台灣去，台灣是我們中國的一部分。如果做不到，請求送我去新加坡，新加坡與蘇聯有外交關係。新加坡是以華人為主組成的國家，我希望生活在自己的同胞中。”他聽了把嘴一撇，用輕蔑的口氣揶揄我說：“你們中國人逃到蘇聯後都說自己是愛國者，可是誰都不敢反對毛澤東，一挨鬥就跑到外國去，你們都是怕死鬼。”聽了這話我臉紅了，幾乎要哭出聲來，因為他說的是實話。我十分慚愧，為什麽要跑到和自己國家敵對的國家去呢？他又問我：“在蘇聯的中國人很多，你願不願意領導他們起來反對毛澤東？”我馬上回答：“我隻會讀書、教書，從來沒有領導過別人，也不懂政治鬥爭那一套，這種事我根本沒本事幹。”他反問：“那你去台灣幹什麽？”我回答：“我是學曆史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資料室和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資料室看到了不少台灣出版的學術雜誌，知道那裏重視中國曆史的研究。我可以去研究中國曆史，或者到中學教曆史課，也可以寫小說。憑我的一枝筆，隻要到了有中國人生活的地方就可以養活自己。”他聽後笑了笑：“你不想給我們寫嗎？”我又回答：“我不懂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也不想為外國人利用。”他問了我一些新疆文化革命和教育改革的問題，又幾次問到：“新疆的民兵發槍了沒有？”

維克多一直稱呼我為“雷同誌”，我不理解，因為在中國，稱“同誌”是有嚴格的階級界限的。後來我知道了“同誌”是蘇聯男人間最普通的稱呼。稱同事是“名字+同誌”，對年長者、上司則是“姓+同誌”、“父名+同誌”或者“職務+同誌”，不是隻對政治上“自己人”的專稱。我十分害怕真的變成KGB的“同誌”，向他請教了“長官”和“先生”兩個俄文詞，牢牢記住了，一直用“長官”或“先生”稱呼他們，絕不用“同誌”。他還讓我解釋一些成語和“文革”中出現的新詞，諸如新疆的“八野”、“四野”，內地的“百萬雄師”、“鍾山風雨”、“狂人公社”和“火中取栗”什麽的。在後來對我三個月的審訊中，我幾乎成了他們的一本“文革”話辭典。他們對紅衛兵小報上不斷咒罵的“二十八個半”特別感興趣，先後至少有三個人問過我。所謂“二十八個半”，是三十年代中共中央中反對毛澤東的土地革命路線，擁護蘇聯路線的共產國際派，為首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一共二十九個人，其中有一個隻擁護路線的一半，所以叫“二十八個半”。

到了四點鍾，另一個青年俄羅斯人帶我回住所。他說自己也叫維克多，莫斯科大學中文專業畢業的，剛結婚，還沒有領到房子，暫時借住在同事家。不過，他能掌握的中文詞條不超出三百個，我們兩人不容易在語言上溝通。可喜的是，他給我帶去了一部劉澤榮主編的《俄漢大詞典》和一套巴金的《家》、《春》、《秋》，還有兩本《魯迅選集》，我有書看了。當天晚上，他教我認會了全部俄文字母，還學會了拚音。

兩天假日過去，從五月三日起，又開始了對我的正式審問。每天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中間有短暫的午休。審訊室還是那間辦公室，不過室內的格局變了，桌子擺成三麵圍合的樣子，大沙發搬走了。正麵的大桌子後麵坐著預審官，是前天在飛機場接我的那個哈薩克人，穿著少校軍服。右麵的長桌後坐著譯員，桌上放著大辭典。譯員是哈薩克人，高個子，便裝，臉上長滿了肉疙瘩。對麵的小桌子是受審者—我的座位。預審官的桌子上擺著一本打開的大本子、墨水和蘸水鋼筆，旁邊是幾本詞典般的書。預審官的手裏還拿著一大疊打印好了的文件。原來在我越界後一個多星期內KGB各式人員同我的談話，早把我的底大致摸清了，他們據此擬出了審問提綱。預審官手裏的文件便是，所有的問題都是按提綱的次序陸續提出。審問中預審官不斷翻閱那幾本書，大概是旁證資料審編和他們編出的《新疆文化革命辭典》之類，內容詳盡，從烏魯木齊到各縣的革委會領導人，造反派組織及其頭頭，軍官和部隊番號，各次大事件，被打倒的走資派姓名都編進去了。外國人對我國的情報收集很認真，收集的材料周詳的很，反觀我國對國外信息的收集，卻不是那麽一會事。不久前我讀了一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亞五國概況》，印於1997年，精裝本，洋洋幾十萬字，編者十幾人，打開一看卻隻能叫人搖頭，通篇都是老話、廢話，百分之九十是前蘇聯時代的資料，和現實不沾邊，連一張地圖也沒有。逝去不複返的昨日的曆史是今日的概況嗎？讀那種書隻能接受錯誤的信息，受誤導。《儒林外史》中寫道“宰相必用讀書人”，各種管事也得用讀書人，而且還是要有真正學問的讀書人，是很對的。

兩位官員對我顯出了滿臉嚴肅、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樣子，一改前些天和我談話的官員們的和氣隨便。不過這是他們固有的官風，帶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三十多年中我接觸到的中亞本地官員，小到農場的生產隊長和工廠車間的工長，大抵如此。都是盛氣淩人的，對中國人還顯得特別輕視，在白人官員麵前他們卻戰戰兢兢，唯命是從。外來的朝鮮人的此種官風還要突出。我想，他們自己大概也有壓力，擔心被俄羅斯人懷疑他們有“民族主義”，才故意要顯得“立場堅定”吧？審問開始，譯員說“現在問你的‘自傳’”！他說的“自傳”指的是姓名、出生年月日、籍貫、文化程度和職業那些一般情況，另外加上了民族、成分和婚姻狀況等。我說我出生在湖南省石門縣時，他問“石門縣在湖南省什麽地方？”我抬頭一看對麵牆上有那張中國大地圖，上麵印著石門，便指著地圖告訴他們了。有趣的是，第二天地圖就從牆上消逝了。預審官審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你是不是毛澤東的特務？”蘇聯人口裏毛和中國是同義詞，毛比中國用得多得多。我回答“不是”。他又接著說：“我們的政策也是坦白從寬，隱瞞從嚴”，還厲聲的訓我“老實些”。接著他按了下桌上的電鈴，一名士官拿著我穿過來的衣服和鞋子一樣樣檢查，每個口袋和縫線邊邊都翻了，還用剃須刀把衣服裏子和膠鞋底子都割開來檢查，都沒有發現什麽異常。我口袋裏裝有一支沒有橡皮管的金星鋼筆，還是我讀中學時一位堂兄從廣州寄給我的。從1966年“文革”開始後不給我發工資了，鋼筆用壞了沒錢買，可是又要寫檢討，寫思想匯報，寫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筆記。隻好把這枝舊鋼筆找出來沾著墨水寫字，平時放在口袋裏。搜出來後他們可找到了紕漏，問我：“皮管呢？是不是用來傳遞情報了？”我說明了原因，還說：“我越過霍爾果斯河時全身都濕透了，過界後一直在你們的掌握下，給誰傳情報呢？”為此糾纏了好久，最後他們說：“我們看你們以後的表現吧。你要知道，我們KGB是很厲害的機關，不能和我們開玩笑。即使是死人，下了十八層地獄，我們一說聲找，馬上就能翻出來。”之後向我宣布了三條：“第一，你過界後，邊防軍一位上校要派你回中國是試探你的，不必介意（果然讓我當時就猜中了）。第二，我們全麵審查你以後，如果沒有問題，可以接受你在蘇聯生活，不會強迫你回中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但不能到第三國去。我們蘇聯法律規定，任何公民要出國必須經過最高蘇維埃批準，你現在連蘇聯公民都不是，怎麽能隨便出入。第三，你在蘇聯的一舉一動都要遵守我們的法律。”我一聽，心裏就笑了，共產黨人居然也談起法律來了，這卻是新鮮事，我在中國是從來沒有聽到也沒有見到過的。

又繼續審問我的“自傳”，問我家庭成員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工作、生活地址。我們中國人的習慣是隻記年齡不記出生年月，父母的生日我是記在心底裏的，弟妹們我隻能說出他們的年紀，要說出出生年月隻好算一下再回答。譯員見了不斷訓斥：“難道你連自己弟弟妹妹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嗎？”滿麵輕視之色。對我嚷：“你們不會算嗎？你們中國人真蠢，還是知識分子呢！”在流亡生活中，好些俄羅斯人都對我說“中國人聰明、勤勞，和德國人一樣，不能和中國人開玩笑”，說明他們有文化。但中亞土著民族包括哈薩克人，無論官民，卻總是莫名其妙地認為中國人是愚蠢落後不文明的，唉，天底下的夜郎都是一樣的自大。回答完畢，他們又問我：“你家裏還有人沒有？”我回答還有幾個一到四歲的侄兒侄女，譯員馬上反問：“小孩子不是人嗎？”但我並沒有說他們不是人啊！我隻是直接回答他們的年齡而已，他們這麽說，是故意侮辱我，我隻好低下頭不做聲。過了好一會，他們喊起來了：“現在你從你七歲到越界到蘇聯，把你的曆史都說出來。我們問你什麽你回答什麽，要老老實實。”我1942年上初小，正值抗日戰爭日本鬼子打到我家鄉，讀書隻好斷斷續續。預審官看著提綱問的細極了，學校名字，在什麽地方，校長、教員和同學的名字都一一問到。談到抗日戰爭，譯員又輕蔑地說：“你們中國人還能打仗？八路軍幾杆土槍土炮還能打敗日本。日本人是我們蘇聯紅軍打敗的，打蔣介石也是用的我們的大炮和坦克。”我再也沉不住著氣了，也高聲喊：“你說得不對，我親眼看到中國軍隊在我的家鄉打敗了日本鬼子。美國給日本扔了原子彈，日本要投降，你們蘇聯才派兵到中國。日本是我們中國和美國打敗的，不是蘇聯打敗的。”局麵僵住了，我再不能忍受外國人的侮辱，反正我連國和家都沒有了，剩下的隻有命一條。僵到下午四點，預審官說了聲“完了”，結束了這次審問。派另一名哈薩克年青官員監送我去住所。

這個人，房東叫他做伊斯哈爾，裝做神態高傲而且高貴，不和我說話，不和我在一間房內睡覺，也恥於和我一用一張桌子吃飯。他和房東們一起在客廳的桌子上吃，把我攆到廚房的小桌子上吃。又是一個逃蘇後的不眠之夜，我開始知道了什麽是失去祖國的悲哀，什麽是受製於人，俯仰由人的苦痛。我從小就以自己是擁有高度的中華文明的中國人而自豪，我也知道了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秉賦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沒有辦法和從來就是受外族統治，失去了民族同情心和理解心的哈薩克KGB分子溝通的。士可殺而不可辱，決不低頭輸氣，我下定了決心。以後，幾十年的生活證明，憑著這個決心和這股氣去和蘇聯當官周旋，還是挺有用的。因為其實在中亞掌實權的大多是斯拉夫人（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爾明尼亞人和猶太人，本地人和朝鮮人官員都隻是仰承他們的鼻息。前者一般的教育水平都較高，說話文明，遠比中國的“文革”工作組和“軍宣隊”講道理，也懂道理。他們又不開批判會、鬥爭會，不搞政治運動。還有他們怕囉嗦，更怕負責任。在許多場合他們的道理講不過我，三斧頭又嚇不倒我，也就一笑置之了。後者雖然鄙視、敵視中國人，處處以蘇維埃製度的忠誠捍衛者自居，氣焰不可一世，蠻不講理，卻又是滿腦袋漿糊，我很容易在氣勢上和大談蘇維埃製度的“優越性”的大道理上嚇倒他們。他們最欺軟怕硬的，隻要對他們的無理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們自己就先軟下去了。總的來說，對於蘇聯，從國家到官員到普通平民百姓，最大的特點就是蠻橫和唯利是圖，還有欺軟怕硬，不能用我們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觀念和處世作風去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為什麽，從道光皇帝起到我國建政後的中央大員，都沒有掌握他們的這些特點，總是喪權辱國，吃了那麽多虧。以後我讀了金庸先生的《鹿鼎記》，看到他把俄國人刻畫得入木三分，大感欽佩。

失眠起床，又要到KGB上班報告“自傳”了。有了昨天的經驗，我鼓好了滿肚子的我大中華之浩然正氣，準備寸土必爭，絕不相讓，與他們舌戰幾百回合。但也很有些忐忑不安，比“反右”和“文革”挨鬥還緊張。因為在“反右”和“文革”中我輸得起，這一回卻是在外國人麵前維護自己祖國的尊嚴，我是“輸不起”的了。誰知一進審訊室氣氛全變了，預審官臉上出現了和氣之色，翻譯官換成了一個俄羅斯人，我一進門他就站起來笑著向我伸出手來，還問候：“老雷，你好！休息得怎麽樣？”接著吸煙點火。他四十多歲，頭發開始花白了，個子不高，消瘦又躬背。他自我介紹名叫撒沙，列寧格勒大學中文係畢業的。一次談話中他失口了，我知道了他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當外交官的經曆。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雖然仍有濃重的外國腔），語言也有幽默味，愛開點玩笑，是一個老奸巨猾的特務，和他說話時得每一根神經都繃得緊緊地，一不小心就可能上他圈套。他常常叫預審官坐冷板凳，自己對我提出許多問題，而且知道拉關係。一次他問我：“你們北大曆史係有沒有學成歸國的留蘇學生當教員？”我一下想起了教我們世界近代史的教員潘××，廣東人，剛留蘇歸來，學問不太深，我們學生都不太服他。那時我們對留蘇生都看不上眼，因為他們除了俄文好外，其他無論學識還是寫文章的水平，有時連我們這些學生都不如。便回答有，一岔口還說出了潘××的名字。撒沙一下子高興起來了，大笑說：“看，老雷，我們真是他鄉遇故知了，潘也是列寧格勒大學畢業的，我們是朋友。他是廣東人，個子不高，四方臉，是不是？他會畫畫，我還保存著一張他給我畫的毛澤東像。”老狐狸很懂得中國的人情世故，以為有了共同的相識，說話便隨便了。以後在對我兩個月的審問中再沒有換過翻譯，還是他唱審問者的主角。預審官還得跟據他的提示問案，雖然他的軍銜隻是個上尉，比少校預審官低兩級。

“自傳”問得極其繁瑣，簡直讓我煩透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直到大學，時間，地點，有沒有休學，原因是什麽？經過哪些政治運動，在運動中的表現如何？都要一一詳細回答，還要提出證明來。諸多社會關係，近親近鄰，同學好友，都得一一交待。待到問到大學畢業，居然花了二十天。撒沙很懂得心理學，為了套近乎，和預審官說好，叫我和他並坐在一起，不再叫我坐在受審的位子上。桌上有一本厚厚的《漢俄大辭典》，是蘇聯最有名的漢學家鄂山蔭編的。査字法既不用部首，也不用四角號碼和拚音，是字的右下角最後一筆的筆劃，査個字可麻煩了。我是知識分子，說話用的詞挺多，他得老査字典。他懂得利用我之所能，把査字典的任務幹脆交給了我，我査起來也比他快得多。預審官也是老資格的特務，從不放過一件沒有弄明白的事，也不放過一條他要知道的信息。不過關於中國的事沒有撒沙知道得多，我們的毛主席又發明了那麽多的新政治名詞，如“反右”，“反右傾”，“社教”，“四清”，“文革”等，叫外國人聽了瞠目結舌。有時審問中出現卡殼，對每個問題的問與答，預審官都要用蘸水鋼筆在大本子上記錄下來。問完幾個問題，便叫翻譯與我校對，然後在每一道問題的回答下簽字，沒有要求按手印，比中國文明一點。他們很注意我休學時間的生活和暑期生活，也一再問我在公安局、組織部、人事科有沒有當幹部的朋友。他們認為上述部門都有蘇聯KGB的職能，每涉及到這些，預審官都不厭其煩地問了又問，詳細記錄，並且還是打破砂鍋問到底。撒沙是一位比一般的間諜還要精明的間諜，在回答問題時稍有失言可能就要上當。我注意到這些，總是十分小心，幸好在這方麵我也不知道什麽“情報”。審問中，我多次表達了想去台灣或新加坡生活的願望，他立即抓住辮子要我把在台、新的親友交待出來。其實，我一個湘西山區生長的農家子弟，在國外有何親友可攀？他不放鬆，追問不止，我隻好把我在台灣的丈八竹竿才能打到的親戚說出來。一位是表姐夫，1946年被抓壯丁去台灣的；一位是表伯父向軍次。我在《參考消息》上讀到過他當過台灣的中美聯運司令，我七，八歲時見過他一兩麵。

撒沙表麵上對我彬彬有禮，十分和氣。每天給我一包煙，讓我隨便抽。見到我疲乏了，或者局麵僵持了，立即停止審問，開始插科打諢，說些笑話舒緩氣氛。他肚子裏的笑話也真多，能夠隨時應景說出來。在談及潘××時，他說了個譏笑中國留蘇學生俄語水平不怎麽樣的笑話，說：大學生集體宿舍管理員檢查衛生，見到兩個中國留學生在房間裏，問他們：“你們房間裏有臭蟲和虱子嗎？”中國學生回答：“沒有，虱子和臭蟲都上課去了。”

在蘇聯，赫魯曉夫是個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個老百姓口裏的笑話式人物。撒沙也特別看不起赫魯曉夫，又特別崇拜斯大林，從他的口裏我第一次知道了斯大林的二兒子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當兵上了前線，被德軍俘虜了。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又俘虜了德軍元帥鮑魯斯。希特勒向斯大林建議用他的兒子交換鮑魯斯，斯大林回答說：“鮑魯斯是元帥，你們俘虜的斯大林隻是一名士兵，我不能用元帥交換士兵。”這當然表現了他對斯大林的崇拜，我不能判斷事實的真假。從他的口裏，我還聽到了第一個蘇聯民間流傳的關於赫魯曉夫的笑話：

赫魯曉夫當了蘇共第一書記，衣錦還鄉，見到他的一個童年時代的朋友，日子過得很窮。便教訓他說：“戈尼亞，你要過好日了，便得學會晚上加班啊！”戈尼亞問：“我晚上加什麽班呢？集體農莊主席從來沒有派過我。”赫魯曉夫回答：“你半夜到街上去看看，別人怎麽加班你也這麽加班，就行了。”戈尼亞記在心裏，半夜出門到大街上一看，隻見大卡車小汽車，馬車，人力車不斷向集體農莊的倉庫開去，都在往自己家裏搬東西，懂得了怎麽“加班”。戈尼亞學會了偷集體財產，很快富了起來。一年後，戈尼亞帶了一大塊鹹豬肉到莫斯科去看望老朋友，酬謝赫魯曉夫的指點。他來到克裏姆林宮內赫魯曉夫的辦公室前，先把鹹豬肉掛在辦公室外牆的釘子上，進去對赫魯曉夫說：“親愛的尼基塔，聽了你的指導，我富了。現在給你拿來一塊鹹豬肉，以表謝意。”赫魯曉夫聽後趕緊問：“鹹豬肉在哪裏？”戈裏亞回答掛在了室外的牆上。赫魯曉夫大驚失色，說，我們克裏姆林宮也有加班的，馬上開門去看，鹹豬肉已不翼而飛了。

撒沙什麽時候都懂得維護蘇聯的臉麵，講了這則譏諷赫魯曉夫的笑話後馬上又給我講了一則關於中國的笑話：你們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長得白白胖胖的，他有一位外國朋友，分別二十年後到北京大學去看望他。兩人一見麵，外國朋友大吃一驚地問他：“親愛的，你以前是白白胖胖的，為什麽現在變得又黑又瘦了呢？”那位北大教授回答：“親愛的，以前我們中國上空隻有一個太陽，現在變成兩個了。兩個太陽當空照，光線如此之強烈，把我曬的又黑又瘦了。”

預審官照著提審綱要繼續審訊我，在撒沙的引導下，常常是長枝漫攀地越引越長，越扯越多。有時，預審官似乎變成了旁聽者，審訊成了我和撒沙兩個人的對話。他對政治和經濟，政治和技術的關係常常發表議論，說社會主義國家如果在經濟上落後於西方了，社會主義也就將不複存在。打仗主要靠技術，靠先進的武器，光用你們領導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打不贏我們和美國的。他說在中國的內戰中為什麽林彪的第四野戰軍戰鬥力最強，攻下的地方最多，是因為蘇聯用現代武器裝備了他的許多軍和師，僅僅依仗“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的軍事教條能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嗎？我們又談到我國的抗日戰爭，他的觀點完全是蘇式的，也是解放後我國流行的，說國民黨軍隊不抗日，是八路軍敵後遊擊戰和蘇軍出兵東北才打敗了日本。我不同意，婉轉地對他說：“你是研究中國的，很了解中國，你打開中國地圖，從內蒙古包頭到廣西南寧劃一條線，線東邊的中國領土給日本占領後，鬼子再沒有力量向線西邊進攻。線西邊都是國民黨軍隊守著的，八路軍隻占著陝甘寧邊區的幾個縣。重慶，西安，成都，昆明都是我國新興的工業城市，因為抗戰時在這些城市開了許多軍工廠，工業發展起來了。他沒有反駁，隻是說：“你的觀點是民族主義的。”

“民族主義”在蘇聯可是一個了不得的罪名，是蘇共對異已分子最嚴厲的指責，和中國的“右派分子”差不多的。相反,“國際主義”則是對人的最好稱讚，凡是我的回答如了他的意，他就說“你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國際主義的。”從撒沙的口裏我知道了，中國的領導人是民族主義分子，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査，南斯拉夫的鐵托都是民族主義者，而最大的國際主義者是越南的胡誌明。大概，還在胡誌明活著的時候，越共和蘇共就有反華的默契了。其實，在國際交往中，除了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有“魄力”付出民族犧牲去實行“國際主義”義務外，又有誰是國際主義者？日本投降以前，越南要中國幫忙，胡誌明親筆翻譯了蔣中正著的《中國之命運》。抗法戰爭中同樣要中國幫忙，隻不過中國的執政黨換了，胡誌明又親筆翻譯了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大概，這就是所謂國際主義吧！

撒沙他們也很有興趣當時中國的反修正主義宣傳，要我把有關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他們的走狗，打倒新沙皇的歌曲寫給他們。在我整個學生時代的社會關係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我與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和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在北大曆史係同過學，要我寫出和她二人交往的材料。我又能寫什麽呢？和李訥絕無交往，隻記得上大三時聽人說毛主席的女兒考到曆史係來了，開全係大會時，一眼就認出她來，她的臉盤輪廓與他父親完全一樣。一次下鄉勞動，她挑著水桶往地裏送開水，給我倒過一碗水，我和她的“交往”不過如此而已。“文革”中她改名肖力，成了政治暴發戶，報上登出她是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人之一。賀捷生和我同級三年，有過一次私人交往。大一時學政治經濟學，在一次課堂討論會上，老師指定了三名學生作重點發言，訴資本主義的苦，其中之一就是賀捷生。她的底子差，老師是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史家賀靖，指名我幫她寫發言稿。她編了關於她自己的好多故事，說自己七歲就到湘繡廠做童工，得了病，一隻腎髒給割掉了。1950年，她的生母蹇先任當我們石門縣鄰縣慈利縣的縣長，她回過老家。她對我說：“你們石門人真土。”我反唇相譏：“你們桑植（賀龍元帥的故鄉）人比我們石門人還要土。”我記得，什麽時候賀捷生身邊都有一個男人陪著，先是一個姓樸的朝鮮留學生，後來換了我的朋友之一的李君。到三年級時她上不下去了，提前“畢了業”，去了青海民族學院教書。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何況三十年，賀捷生風雲直上，我第一次返國探親時知道她已經當了將軍，作家。

蘇聯人就如此這般地，複雜而反複地與我纏夾著，對我的第一遍“自傳”審問拖了一個半月，直到六月中旬。我真的十分佩服他們的耐性。在蘇聯，每星期隻有五個工作日，他們卻是星期六也加班審訊。在第一個星期的星期六，預審官拿出了三張大紙板給我看，每張紙板上貼著四排快三十張半身照片，都是小二寸，照片有男有女，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他要我把我認識的住在蘇聯的三個人都認出來。我在第一張紙板上認出了劉克福，第二張指出了徐英斌，第三張則是安東諾娃。他第一次對我露出了笑容說：“你的‘地位’一天天提高了，從現在開始，你一個人住在房東家，我們不派人陪你了。休息天可以在園子裏玩，幫房東幹點活，但是不要到街上去。”我的“地位”，要由他們來認定，我又有什麽辦法，誰讓我“侵犯”了他們的邊境線呢？

房東夫婦卻對我一直很親熱，要我把女的叫嬸嬸，男的叫叔叔，但沒有告訴我他們的姓名。他們也把我當個壯工使用，回去便給我派活，園子裏的櫻桃和草莓大部分是我摘下來的。再就是卸豬飼料和曬豬詞料。蘇聯人愛錢，養老金又隻有工資的一半，上校退休也隻領一百多盧布。他們的小兒子還沒有結婚成家，需要錢。家裏養了三頭大豬喂的全是糧食，從麵包廠拉來的廢品麵包和沒有發好的黴麵團，卡車拉回來要卸在院子裏的水泥地上曬幹再收儲。他們專門選到星期天來幹，以便利用我這個不花工資的長工。幹活累了，老頭子拿出一瓶伏特加，兩人就著麵包，香腸和生蔥吃喝，就算是對我的犒賞了。還叮囑我說：“他們不讓我給你喝酒，你可別告訴他們。”老大娘也常煎一些俄羅斯軟餅（用糖，雞蛋和麵粉和成流質再煎成），卷著果子醬給我吃，味道不錯，是我最喜歡的俄式小吃。三分酒意後，他們還要和我一起用中、俄語合唱《國際歌》。在他們家住了一個半月，初步見識到了蘇聯人的日常生活。星期天，與他們分居的兒子兒媳常帶著小孩來看望父母。老二有個六、七歲的小男孩，調皮十分，一來就吵著要我陪他踢球，爬樹，在果林裏捉迷藏，麻煩得我比幹活還累。一個星期天，二媳婦一個人來了，煮果子醬，白天要我給她爬樹摘櫻桃，她站在樹下小籃子接，不斷大嚷：“阿列克幹活幹得好。”晚上一起看電影，又叫我跳迪斯科，一下成了大熟人。她叫卡嘉，三十多歲，矮個子，又白又胖，還長著個俄式朝天鼻，可笑又可愛。晚上她沒有回家，擺了張行軍床在我居室的窗戶下，睡露天覺。廁所也在果園牆邊，下半夜，我出去方便，她一下爬起身叫：“阿列克，到這裏來。”我以為她有事，去到了她身邊。她一下抱著我，吻我，把我往毯子裏拉，喃喃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一下子嚇壞了，掙脫身跑掉了。第二天起床，我怕見她，她卻若無其事，隻對我笑了笑。

六月，房東的小兒子從部隊回家休假，白天不見麵，晚上睡在她嫂子睡的地方，都有姑娘陪著，常常一鬧通宵，姑娘還不斷更換。果然和我在中國聽說過的一樣，蘇聯的性關係是不講究的。老兩口是見怪不怪，老頭子還向我吹牛，說他年青時開汽車，光維吾爾女人他就睡了五個，有時他的朋友來做客，問我是什麽人，我回答：“朝鮮大學生”。他們不信，歪歪嘴，喊“毛澤東”。

在繁瑣的審問中，隻要他們發現有情報價值的，都要我寫成書麵文字。同學中，我寫了賀捷生和李訥，教師中寫了翦伯讚，朋友和同事中寫了徐英斌。在我其餘的知識分子“臭老九”朋友中他們沒有發現“有用之材”。在這裏，我要記錄一些翦伯讚的其人其事。翦伯讚是我的老鄉，湖南桃源翦旗營人，祖上是西域人，元朝皇帝把整個部落派到當地當駐屯軍留了下來，他自稱維吾爾族，長得也深目高鼻窄臉，和新疆維吾爾人臉相差不多。不過，他的中國人觀念，漢人觀念十分強烈，常常教導我們：“你們研究曆史，不能一談民族團結就大罵大漢族主義。”還講了件小趣事：“我一次訪問蒙古，他們的史學家對我說你們曆史上有‘五胡亂華’，我們不能接受，為什麽把我們貶稱胡人呢？”我回答說：“胡人不是貶義詞，中國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臉上的胡子比漢人多，漢人形象地稱他們為胡人，並沒有歧視的意思。”他早年留學美國，三十年代就成了中共的秘密黨員，也就是以黨外人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由中共中央直接掌握，長期擔任國民黨元老民主派領袖覃振的秘書，抗戰時在重慶給馮玉祥作私人曆史老師。越共領袖胡誌明在廣西被國民政府逮捕了，是他走了馮玉祥的後門才把胡釋放的。他原來是學經濟的，三十年代中國學術界發生了“中國社會史大辯論”，他持馬克思主義觀點參加論戰，嶄露頭角，轉而研究曆史。他說著一口湘西官話，口齒清楚，頭腦靈活，學識淵博，詞鋒銳利，特別是文筆，更是流光溢彩。他寫的曆史論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內蒙訪古》等等都是極美的散文，辭章和學術在他筆下得到了高度的統一。我很敬佩他，還曾到他在的燕南國的花園小樓裏看過電視。解放後，他和郭沫若，範文瀾，呂振羽那些人一樣都是學術新貴，在北大的一級教授中他是政府配給了專用小汽車的少數享有者之一。但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以後，我對他就變得反感了。他是學術界的反右積極分子，給大學生作報告，大罵“章（伯鈞）羅（隆基）聯盟”，把向達罵作鴻門宴上的範增。南開大學教授，抗戰時西南聯大“戰國策派”大宗師雷海宗被打成右派，也與他有關，隻不過雷先生寫過談古希臘羅馬社會的文章，批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奴隸社會學說。但沒想到，“文革”伊始，他卻是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動權威”，給鬥來鬥去，逼得1968年夫妻雙雙自殺了，結局悲慘。不過，在中國學術界江海橫流地“向蘇聯學習”的時候，他堅持不入俗，從不開口馬列，動筆斯毛。他是位真誠的，熱情洋溢的愛國者，“愛我中華”，筆下處處露真情。他也反對當局為了政治需要而歪曲曆史事實的“研究”，講課時一次又一次地講：“研究曆史首先要尊重曆史真實，鴉片戰爭是英國打我國，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件是日本人打我們，我們總不能說美國比英國和日本還壞，總不能把中英‘南京條約’和中美‘望廈條約’等同起來。”

麵對繁瑣的審問，我煩透了，就想辦法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一事一說，不叫他們抓著枝節。我發現這一手對我在內地的經曆是有效的，但一問到在新疆的事就無法蒙混過關了。他們對新疆，特別是對伊犁和霍城的情況比我清楚得多，什麽也不能瞞過他們。譬如說，他們對人物的熟悉直到中共縣委統戰部長楊壽山，對地名的熟悉直到清水公社的名字，都清楚得很。知道漢族人叫清水河，維吾爾族人叫清水河子。他們又一次問了新疆的民兵是不是發了搶，也知道民兵即使有搶也沒有戰鬥力，是虛張聲勢嚇人的，隻能嚇服中國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撒沙還問我：“老雷，你說，毛澤東的家是富農，周恩來的家是資本家，陳毅、康生、陳柏達都出身於有錢人家，為什麽他們特別反對地主和資本家呢，我們真奇怪。”他們也特別注意“文革”中被打倒的少數民族幹部的處境，問他們老婆是不是和他們離婚了。我說我隻認識一位霍城縣的哈薩克族部長，在縣革委會派發生活費時遇到了他，穿著一身補丁衣服。還有一位糧食局的維吾爾族局長，我在煤礦上勞改時看到他趕著馬車拉煤炭，其他什麽也不知道。他們對我的回答不滿意，撒沙常說我“你比狐狸還狡猾”。

他們要我最詳細地敘述我在霍城中學教書和“文革”中當黑幫，被勞改的經曆。寫到這裏，我就趁這個機會在這裏再回憶一次吧。

霍城一中在“文革”中改名前哨中學（撒沙聽了插嘴說：“反修前哨”），從1961年到1966年我在這所中學教了五年書。教初、高中的曆史和高中語文。我為人隨和，從不擺老師的架子，學識豐富，講課生動，輔導學生寫文章還出了兩個小作家。1965年我輔導的文科畢業生百分之百地考上了大學，在全新疆拔了頭籌。我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學生也喜歡我，有的年紀大點的高中女學生還私下給我遞條子“表情達意”，我都滿麵笑容地接受又悄悄地撕掉，沒有露出一點風聲。在鬥爭黑幫的大會上，沒有一個學生辱罵和毆打過我，有的黑幫分子被戴了高帽子，卻沒給我戴。我還記得校文革委員會副主任，一位高中女學生在批鬥會上發言說：“我校的黑幫分子除了雷光漢外，道德品質都是很卑下的。”不過，我說的都是我教過的學生，沒有教過的學生鬥爭起我來卻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1967年初冬，我正在霍城縣蘆草溝公社大東溝水渠工地背石頭修水渠，一個我教過的江西籍高三畢業生，要給我打抱不平。他是貧下中農出身，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紅衛兵頭頭，騎自行車到工地找到我，對我說：“你是受冤枉的，我幫助你到上麵去告狀，按照政策至少可以先回到學校領工資。”晚上，他用自行車把我拖到果子溝，攔到了一輛一位湖南老鄉開的運貨卡車，把我拉到了烏魯木齊。當時新疆的革命委員會還沒有成立，什麽事都沒人管，軍管會隻會欺壓“階級敵人”，火車站，汽車站，自治區黨委大樓前到處都是流民，都是“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到烏魯木齊來告狀，甚至去北京告狀或者告狀後返回來的人。身無分文，白天在街上行乞，晚上在露天廣場上睡覺，有的走投無路，隻好賣兒賣女，我的“告狀”當然也就沒有結果。幸好，在烏魯木齊我的北大老同學多，給我湊了一筆錢，還給我開出了新疆科學院幹部出差的“證明”，使我得以離開新疆。我用分段無票乘車的辦法在一年的時間裏“旅行”了半個中國，到了蘭州、西安、呼和浩特、北京、天津、石家莊、鄭州、洛陽、武漢、長沙等等許多城市，還到過雲南，有老同學就住在老同學家，沒有就住車站、碼頭。每到一處，買兩個燒餅，灌一瓶涼水，就到各個大學，科學院去看大字報，參加各式各樣的批鬥會，我是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究竟。在蘭州大學，逢上了一派學生要打倒原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江在解放後原來一直執掌北京大學，陝西人，是楊虎城培養的鄉土人才，後來加入了中共，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國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回國後做了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1952年中國各大學院係調整，調到北京大學當第一任副校長，以後又當了黨委書記，實際上是北大校政的唯一實際掌權人。他是非常左的，1955年“肅反”運動逼得好多教授、教員自殺（我記得其中之一有原旅越南華僑協會主席、解放後回國在北大東方語言係越南語教研室當主任的一位，和曆史係的一位最有成就的青年考古學家。可惜我忘了他們的名字，要是查是可以查得出來的）。“反右”時江隆基更是受到康生的耳提麵命，超額完成劃“右派”任務而居全國之冠。1960年江調去蘭州大學當校長，“文革”開始說他裏通外國，根據是他訪問日本時認識了幾個日本學者，給他寄了賀年片，他保存下來了。最後逼得他在廁所裏上吊自殺了。我當時想，這是報應，善惡到頭終有報，隻爭來早與來遲。江的這一天到來了，何必為他平反？在長沙，我在韭菜園我的一位老同學的老母家住了一個月，整天往嶽麓山大學區跑。一次在湖南體育館看了對省級“黑幫分子”的批鬥大會，“黑幫分子”們排成方隊，站在中央，每人掛著一個大黑牌子，上麵寫著他的姓名，我認出來的有中共湖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教育廳長唐齡、作家康濯和周立波。周立波也是遭報應了，他是益陽人，文壇最大殺手周揚的本家侄兒，反“右派”時掄大棒最凶惡的。八月份我返新疆時又去了五一廣場看了“計劃生育誓師大會”，幾萬人向偉大領袖宣誓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集體朗誦老人家的最高指示：“人類一定要學會自己控製自己。”我聽了感到真好笑，十年前老人家發出了“人多力量大”的最高指示，反對限製中國人口，把發表了《新人口論》的北大校長馬寅初打下台，把中國的人口問題搞得個永世無法解決了，現在又要大家向他發誓要“控製自己”了，真是從何說起？唉！

之後，我回到石門縣子良鄉伴著老父老母住了一個多月，足不出戶。當我一聽說公社派民兵要抓我了，便馬上逃離了家，又輾轉回到新疆，還是一路無票乘車，反正我有了經驗。一般的辦法是，上了車就拿著一本英文本的“毛主席語錄”，找到一名解放軍軍官模樣的人坐在一起套近乎，與他大談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把周圍的人都震住了，就誰也不敢向我查票了。十月分，我回到烏魯木齊，住在新疆大學外語係我的同事武鵬雲那裏。他高中畢業後在霍城中學教體育和俄語，以後又考上大學了，高考時我給他輔導了語文和曆史。他是位最講俠義的山東大漢，雖然出身軍官家庭。以後，在九十年代他曾出任湖北沙市紡織工業大學校長。他很周到地照顧我，給我找來了一件舊羊皮大衣過冬，還給了我到學生食堂吃飯的月票。年底，搞什麽“全國山河一片紅”，全中國最後隻剩下了新疆和西藏還沒有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奇怪1949年大陸山河都通通紅過一次了，為什麽還要再紅一次呢？新疆革命委員會後來也成立了，主席是原湖南省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少將，但後來他跟著林彪吃了癟，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第一副主任賽福鼎。賽福鼎是維吾爾族人，原新疆自治區主席。我要到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去告狀，門禁森嚴，還沒走到跟前就給手持衝鋒槍的警衛攆走了。怎麽辦呢？不久，新疆大學革命委員成立，全體學生排隊去向自治區革委會“報喜”，說是有大官接見。我想機會來了，冒充新疆大學學生，跟著學生報喜隊伍到了自治區革委會辦公大樓前，見到出來接見和講話的正是賽福鼎。我請一位維族學生用維文把我的平反要求簡單寫了張紙條，趁賽福鼎講話，我大步流星上去把紙條直接交給了他，拉著他的衣袖不放。他用漢語說了句“這麽快？”叫我跟他到了大樓第二層他的辦公室。在他長長的辦公桌上擺了一排電話，和我沒有說完一句完整的話電話鈴就響了，根本無法談下去。他隻好打電話把他的秘書叫來，讓他的秘書處理我的問題。秘書三十來歲，是個十分英俊的回族軍官，普通話和維吾爾語都說得流利。聽了我的陳述，他表示同情，當場寫了張條子：“請政治保衛組處理，雷老漢理應返回學校，補發工資。”署名是“賽福鼎辦公室”，沒有蓋公章。把我稱為“雷老漢”，我感到親切。在他的辦公室裏還遇到了一個中年漢族軍官，流著鼻涕，自我介紹說他是王恩茂的秘書。王恩茂可是新疆的一片天，原是中共新疆黨委第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政委，“文革”中江青說他有二心，挨了鬥。長官倒了黴，秘書也跟著一付倒黴相。到了政保組，一位空軍軍官看了我拿的條子，知道是賽福鼎親自過問的，不敢殆慢，立即給我開了平反條子。“1、返原校工作；2、工資照發；3、有問題運動後期處理。”蓋了新疆革委會的大紅公章。當時新疆的空軍部隊是林彪派，和保王恩茂的新疆軍區作對，空軍部隊派到地方上的軍宣隊人員都同情受迫害的人。

我以為我的狀告贏了，可一當我回到霍城縣，才知道縣革委會對上司的命令並不買帳，不僅不給我補發工資，連現工資也不發了，每月隻給我十五元生活費，叫我回前哨中學勞動。霍城縣革委會主任栗壽山，把我當成最大的眼中釘，說我是“大右派翻案的典型”，是“階級鬥爭尖銳性的突出例證”。栗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新疆黨委副書記，在我身上也撈了點政治資本。另外兩個專門整我的人也都是有來頭的人物，一個叫劉允煥，後來當了新疆師範大學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一個叫宋植，後來當了縣委書記。他們不僅是“整人就要把人整死”的殺手，也是品質惡劣的惡棍。宋植在1966年跑到伊寧市，逼著我的女朋友和我劃清界限，還趁人之危調戲她。

聽了我的這一長段陳述，預審官和撒沙一下子興奮起來，還把克格勒的副主席也請來了，要我反複地講和賽福鼎見麵的細節，表示了對賽福鼎的極大關心和興趣。撒沙還對我說：“賽福鼎原來是蘇聯公民，蘇共黨員，他可真是個大叛徒。”我反問：“賽福鼎現在不是中國公民嗎？你們蘇聯承認不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他反唇相譏：“你又來民族主義的一套了，當然我們承認新疆和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他們問的要多囉嗦有多囉嗦，我頭發昏了，眼都直了，撒沙又給我講笑話來提神，說：

赫魯曉夫去歐洲訪問，晚上坐火車回國，到一個車站停下來，同行的人問：“到什麽地方了？”赫魯曉夫把手伸到車窗外，一會兒抽回來，說：“到東德了，有人親我的手。”車行了一段後又停下來，赫魯曉夫又把手伸到窗外，說：“到波蘭了，有人在我手上吐口水。”最後一次他抽回後說：“到我們蘇聯了，你們看，我的手表被偷走了。”

撒沙接著對我說，我們蘇聯小偷的本事可大得很，你以後出去工作了，要特別小

心。他還講了個小偷的笑話：

一個蘇聯僑民離國多年後回到祖國，輪船在列寧格勒靠岸後，他走上碼頭，把皮箱放下，雙手伸開後深情的呼喚：“祖國，我回來了。”說完低頭一看，皮箱已不翼而飛。

看來初審已經大功告成，六月中旬放了我兩天假，還允許我到住處附近的街上去玩，我的“地位”又提高了。可是第二天中午，一名俄羅斯官員急急忙忙跑到我的住處說：“馬上收拾好你的東西，我帶你去住旅社，快，快！”我急急忙忙向房東老夫婦告別，跟他坐車到阿拉木圖城中心一家小旅社住了下來。後來牛水告訴我，我搬走後，隨即住進來了一位上海姑娘，是新疆兵團農場逃來的。她後來被送到卡拉幹達市一家工廠幹活了，沒幾天給一位中俄混血小夥子娶走了。我聽後開了個玩笑：KGB做事也太小氣了，為什麽不把她留在阿拉木圖介紹給我呢？

小旅社名叫以色克旅社，旁邊是八層樓的阿拉木圖大旅社，後麵是個小公園，有很大的賣花攤子。對麵是哈薩克斯坦歌劇院。劇院前豎著阿巴亞、江布爾等哈薩克文化名人的大理石塑像，右邊是家電影院，左邊隔馬路便是哈薩克斯坦政府大廈、中央廣場和廣場花園。廣場上豎有高大的列寧銅像，大噴泉噴出的水線有十幾米高，小湖裏鴛鴦和天鵝在戲水，白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散步在花園裏。我住一樓的一間小房裏，房內隻有一床一桌一椅一衣櫃。出門時要把房間鑰匙交給看門人保管。看門人穿著黑製服，一位彬彬有禮的老頭子。他們一般都是KGB的退休小軍官，在旅社看大門可以領取一分輕鬆的工資，也可以繼續幹他們的老本行。房費撒沙代我支付，每天還給我發一盧布五十戈比的生活費。食品很便宜，一個大麵包二十戈比，一瓶牛奶十戈比，再花五十戈比買根香腸，一天的吃食就夠了。節餘的錢我買了筆記本，圓珠筆，剩下的每晚去看電影。從旅社往北走穿過兩條街就是KGB辦公大樓，以後接受審問都是步行來往，撒沙到旅社來接。

次日，沒完沒了的審訊又開始了，不過這次換了名稱，叫“複審”。預審官拿了一張彩色手繪地圖給我看，畫的是我出逃的路線。又把我發表過文章的照片給我看了，像《伊犁日報》這種小報他們都收集了。複審是把審問提綱打亂了次序再問一遍，看我的回答對不對得上號。審問時氣氛和緩多了，問的沒以前囉嗦，進度很快。大部分時間是回答另外一些官員們的問題，涉及的層麵多，經濟，政治，文學，曆史，哲學各方麵什麽都有。有的人要我幫他認繁體中國字，有的人隻是把我當成動物園的猩猩一樣看稀奇。他們一般都會中國話，不少人說得十分流利。我想在哈薩克斯坦KGB裏麵會說中國話的至少不下一百人。裏麵有兩個中國人，一個姓葛，上海人，光頭，又矮又胖，像隻大啤酒桶。他的官階高，獨據一個辦公室，別人都立正和他說話。他傲慢地自我介紹說：“我是國際共產黨員，你是不明白的。”我心想，你吹牛騙人也不看對象，共產國際四十年代就解散了，也沒有什麽國際共產黨，又從哪裏跑出來個“國際共產黨員”？八十年代末我回祖國探親，從《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則消息，葛某人也來中國訪問了，名義是蘇聯科學院顧問。另一個是個瘦高個，山東人，戴眼鏡，拿著手杖，神氣地看了我幾眼，不屑和我說話。大概古往今來的漢奸都有一種共性，在主子麵前卑躬屈膝，在同胞麵前威風凜凜。

複審隻進行了兩個星期，到七月下旬結束，以後主要是從我身上擠中國情報，也不叫我去KGB辦公室了，派人到旅社問我，還要寫成書麵材料。一共要我寫了四份材料：中國的教育改革，中國的人民公社分配情況，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中國同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和日本的關係。我當過教員，又在公社勞改過，他們很能因人用材。我回答了些什麽呢？對第一個問題我寫了，中國學校都關門了，學生都在鬧革命，或者下鄉當農民，教育都沒有了，哪裏來改革？對第二個問題，我回答了人們公社是個大集中營，社員是農奴，五類分子是奴隸。我在蘆草溝公社修了一年的水渠，天天搬石頭，年終結算，我還倒欠公社生產隊二百塊錢。對第三個問題，我回答不知道中國現時的人口統計數字，隻知道到處都是人，一對夫婦一生孩子便是三個，五個，長此下去，中國的土地會裝不下，中國的人口膨脹，全世界都要跟著倒黴。對最後一個問題，我複述了一張紅衛兵的傳單：“北朝鮮發生軍事政變，第二號人物金庸健給打死了，偉大領袖金日成被接上飛機到了漢城.”和唱遍全中國的《中阿友好之歌》：“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撒沙聽了哈哈大笑。他們很重視中國各地區居民的地方性格，因為他們要在中國各地找人當狗腿子。對這點我後麵有專節記述。大概各地KGB收集中國情報有分工，他們問我中國的情況隻問到了新疆和甘肅。還有一位從莫斯科來的女漢學家和我談了些語言上的問題，如漢藏語係的各分支，中國南方少數民族語言的特點等等，似乎她知道的比我多得多。我說越南人是中國古代越族的後代，廣東話的語言很有中原漢話和東南亞馬來話相混合的特點，她表示讚成。一次，一個穿著華麗，氣度自作高貴的哈薩克女人來和我談話，撒沙介紹說她是共和國對外文化協會主席。對外文化協會也是這棟間諜大樓的辦公成員。

前麵提到的那個沃洛佳，文質彬彬，滿腹經綸。是個學者型的間諜。當時他既自學中文，也學日文，重點研究日本，常來和我聊天。一次他帶來幾本介紹日本關東劇的書，問我知不知道。我隻知道關東劇是日本的漢化戲曲，源自中國戲曲。又一次拿來一疊日本技術文件給我看，裏麵有許多化學方程式，他說是花錢從日本買來的技術資料。他和我談日本的武士道文化，大和民族對外擴張性給亞洲各國造成的持久性威脅，說日本的經濟擴張全得力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也可以說中國，蘇聯戰後的亞洲政策，不顧己身力量和美國對抗的政策，使日本漁翁得利了。我也向他說出了我對日本的本質看法：日本是個狹小的島國，人口密集，資源缺乏，日本人要生存下去隻有靠對外掠奪，倭寇是它自古以來的立國之本。日本人善於學習，集中了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現代文明的長處。它又是個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內部團結，武士道和軍國主義得以猖獗地發展，把日本國家變成海盜之國，大和民族變成海盜民族。日本人又善於在強權下低頭，美國給丟了原子彈，日本人就匍狀於美利堅腳下服服貼貼了。所以，日本又是最大的亞洲之奸，為美國向亞洲擴張全力效勞的亞洲奸賊。

一次在旅社大門前，忽然一個高個子中國人向我打招呼，他自我介紹說是新疆喀什人，在新疆科學分院當過漢維語翻譯，認識民族研究所所長穀苞的老婆，說她是中俄混血。1961年他移民蘇聯，已加入蘇籍。在一個星期內，他天天來旅社找我散步，帶我去咖啡館吃點心，不斷向我打聽烏魯木齊的種種，也有人，也有事件，吹噓蘇聯人的生活幸福。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是KGB打發來驗證我的身份的。不過有時也說實話，告訴我蘇聯的工資水平並不高，每月能領到一百盧布便是好工資了。他本人在麵包坊幹活，一個月才拿六十盧布。

KGB對我的審查還在繼續，使我感到深深的懊悔和懺悔，覺得即使是逃命，也不能逃到自己國家的敵國去。中國有句古語：降將無伸足之日，降卒無回頸之時，那還是在自己國家的內戰中。現在我“自願”當了敵國的“俘虜”，如果我的愛國之心一息尚在，在這個虎狼之國是無法生存的。我決心逃出這個國家，即使逃不出去，我也要告訴我的祖國和同胞：逃亡，也不能逃向敵國。

第二章 第二次逃亡

初涉蘇聯

三個月的審查終於結束了，從1970年八月一日開始我就在一家阿拉木圖的工廠打工了。我以後的生活都有是在中亞最大的國家哈薩克斯坦渡過的。在前蘇聯，哈薩克斯坦僅次於俄羅斯聯邦，是第二大加盟共和國。在十五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哈國名列第五，排名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烏茲別克之後。哈共第一書記古拉也夫是少有的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之一。

前蘇聯的中亞有五個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爾克明尼亞（土庫曼）。這些國名，都有是民族的名稱。前蘇聯解體。五國獨立後，國名都是在族名後加上詞尾“斯坦”。五國中哈國麵積最大，有二百七十多萬平方公裏。在亞洲各國中僅次於我國和印度。人口則以烏茲別克人最多。中亞位於歐亞大陸腹地，是地球上離海最遠的地方，且多是沙漠和草原，在近代工業和交通沒有發展以前，隻有河流邊有一些古代的綠洲文明，也就是我華夏民族開辟的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古代中亞民族都是遊牧民族，居無定所。白種人，黃種人，混血人都出入在這片遼闊地區，但從沒有形成過統一的力量，文明程度很低。古希臘亞曆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還有跛子鐵木耳帝國都曾在這裏稱霸過。我國自從公元2世紀前通西域後，漢朝，唐朝，契丹族建立的西遼王朝，元朝和清朝都曾把大片中亞土地並進中國版圖，但最後完成對中亞軍事占領的是沙俄帝國和它的繼承者蘇維埃帝國。沙俄在鴉片戰爭後強占了我國今日新疆以西大片領土，斯大林又繼續蠶占了不少地方，列寧還製造了外蒙獨立。在清朝全盛時期，我國領土有一千二百多萬平方公裏，現在隻剩下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了，除英國把雲南和西藏的一部分強佔過去變成麵甸和印度所有，法國強佔一部分變成越南所有外，絕大部分土地都是俄羅斯分割過去的。寫到此處，我不禁淚流滿麵，我想起了金庸先生在《鹿鼎記》裏寫下的一句話：“安得複起康熙、韋小寶於地下，逐彼狼子野心之羅刹人，而複我故土哉。”

前蘇聯有一百五十多個民族，差不多都有成員住在中亞，這是是世界上民族最複雜的地區之一，可以稱得上“歐亞人種博覽會”。土著民族有烏茲別克，卡爾卡洛阿克（聚居在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土庫曼（土爾克明尼亞），都信仰伊斯蘭教。烏茲別人群體最大，文明程度較高，中亞文明古城布哈拉、撒馬爾幹、安集延、塔什幹都在烏茲別克斯坦。其他幾個民族都形成得晚，文明程度不如烏茲別克。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原來是遊牧民族，名義上是穆斯林，宗教信仰卻不深。這卻是件大好事，政治遠離宗教，也少了許多民族內部的紛爭，民性也就淳樸了很多。這麽些民族，在文化上，可以說都給俄羅斯同化了，唯一在中亞通用的語言也是俄語。各本地民族局限於原來的低文化水平，缺乏綜合篩選的能力，在接受俄羅斯文明發達的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的同時，對俄人的蠻橫，高傲，掠奪性，排他性，酗酒，偷搶拐騙的負麵文化，也常常是照單全收，而且對負麵的接受比對正麵的接受更多。我一直同情本地民族，每逢本地人和俄人打架鬥毆，我都把支持給予前者。每逢土著人要求獨立，我也同情他們，有時還寫詩頌揚他們。現在中亞各國獨立了，我希望都和我們中國和平相處，都成為我國名實相符的友好鄰邦。

土著居民在蘇聯時期受到的都是俄語教育，表麵上看也相當文明。但他們從事的職業主要是牧民，農民和工人，也有少數當官的或當警察，科學技術領域卻涉足不多，財政金融方麵，我幾乎沒有看到有本地人當會計或出納的，即便是商店的售貨員也不多。

主要的外來民族有：

斯拉夫人，即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蘇聯的統治民族，軍權，KGB大權和實際掌權的各級共產黨委員會第二書記都掌握在他們手裏。關鍵的崗位，如大工廠，大公司的廠長，經理，總工程師，總會計，科研專家，法官，律師，警官也多是他們。普通斯拉夫居民大規模進入中亞是蘇德戰爭時，五十年代赫魯曉夫在北哈薩克斯坦墾荒，遷來的墾荒者也多是歐洲居民。遼闊的北哈薩克斯坦草原從此發展起來，當地的斯拉夫居民比哈薩克人還要多得多。中蘇關係分裂時期，勃列日涅夫遷來大量蘇歐居民到中蘇邊界的蘇方一側居住。波蘭人也是斯拉夫人，在中亞數以萬計，不過他們是亡國之民，被壓迫者。1940年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波蘭，蘇軍占領東部波蘭後，把數以萬計的居民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在我的印象中，波蘭民族的素質不高，凡是波蘭人的農場都窮，公共財產被偷光了。六十年代後人口統計，波蘭人都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改成俄羅斯人了。

日耳曼人，即德國人。德國人對俄國的影響很大，德意誌帝國是俄羅斯帝國沙皇們學習的榜樣，著名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就出身於日耳曼公主。她和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皇一樣，是侵略我國的罪魁禍首。在俄國殖民者侵占我國東北大片領土後，她宣布：“俄羅斯帝國的國旗升上去就不好降下來了。”許多德國人被聘到沙皇朝廷當大官，包括將軍，大使直到宰相，大量德國移民——商人，莊園主，醫生，教師和牧師也跟著來了，還集居在俄國伏爾加河中遊的黃金寶地。“十月革命”後列寧在那裏建立了日耳曼自治共和國，首都叫恩格斯城。蘇德戰爭前夕，斯大林廢除了這個共和國，一夜之間把那裏的德裔居民全部強行抓走，運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當勞工，開礦，伐木和墾荒。二次大戰結束後，蘇聯男人大批在戰爭中死亡，需要勞動力，又從德國東部占領區內抓來了很多德國人。在斯大林時代，德國居民和中國的“五類分子”一樣，沒有人身自由，連當兵都不允許，外出都得有路條。赫魯曉夫時代才給了他們蘇聯公民權，不過仍然受到KGB嚴密監視，受斯拉夫人的歧視。德國人素質高，勤勞，文明，辦事認真講信用，特別是他們都是技術天才，中亞許多工廠的第一批技術工人都是德國人。與在蘇聯的中國人一樣，都是受壓迫者，都是天涯淪落人，所以，一般德國人和中國人的關係都挺好。

屬於歐洲的居民還有希臘人和西班牙人，他們是二十世紀30、40年代西班牙，希臘內戰時兩國共產黨武裝的殘存者及後代，西班牙共產黨人還是伊巴露麗的徒子徒孫們，斯大林把他們也送到中亞各地當勞工。西班牙人很早就回去了，希臘人留下很多，大都是工人，農民，其社會地位和斯拉夫人一樣高。但不知道為什麽卻很少見到他們在科學技術，文學藝術上有什麽出息。希臘人凶狠，習於鬥毆，不像是擁有高度古代文明民族的後代。

外高加索的格魯吉亞人和阿爾明尼亞人，是斯大林的老鄉，像30，40直到60年代，蘇聯最高統治集團的斯大林，伏龍芝，奧爾忠尼啟澤，貝利亞，米高揚，巴格拉齊揚都來自上述兩個民族，在中亞各地當官的也很多。當時中亞各加盟共和國的工業部長就都是阿爾明尼亞人。翻譯撒沙對我說：“阿爾明尼亞人在蘇聯就和你們湖南人在中國一樣，當大官的多。”但不知道為什麽，阿爾明尼亞人的口碑並不好，在蘇聯人中流傳著這樣的笑諺：“問：蘇聯有幾個民族？答：有三個——俄羅斯人，非俄羅斯人和阿爾明尼亞人。”意思是他們擁有特殊地位。不過蘇聯的一百五十多個民族，白人中名聲最不好的是烏克蘭人（貶稱“哈合”），黃種人中是巴什基裏人（和韃靼人差不多，居烏拉爾山西，首都烏法。）

阿塞爾拜疆人和北高加索人（後者主要包括車臣人，印古什人，奧塞提人，巴爾卡爾人，阿瓦爾人等），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北高加索山山高嶺峻，是歐洲的“十萬大山”。每個山頭就住著一個民族，形成一個個中世紀王國，說著不同的語言，所以北高加索人的語種特別多。故事說：“上帝在造完人以後，多餘出了一口袋舌頭，都倒到北高加索的叢山中去了，於是在那裏就有了數不清的語言。”古羅馬史書記載，羅馬人去北高加索做生意，要通過八十多道翻譯，才能溝通。北高加索人民風強悍，好鬥不馴，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帝國才完成了對這裏的占領。可是當地的民族反抗鬥爭直到蘇維埃時代還此起彼伏。蘇德戰爭爆發後，希特勒軍隊占領了北高加索，當地不少民族幾乎全民族地站到了德國人一邊，反對俄羅斯人。1943年蘇軍光複了北高加索，斯大林下令實施全民懲罰，把車臣人，印古什人，巴爾卡爾人等民族不分男女老少，大部分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巨大的後患，造成了今日久戰不休的車臣戰爭和車臣恐怖分子在俄羅斯和中亞各地層出不窮地製造事端。流毒所及，直至我國，因為一些新疆分裂分子也到了車臣，當了叛亂者的雇傭軍。

韃靼人就是中國人日常說的“韃子”，又稱塔塔爾人，是蒙古人西征統治俄羅斯後留下的後裔，也可以說是俄羅斯化的蒙古—突厥人，語言屬突厥語族，而音樂，舞蹈幾乎全是蒙古風味。分東西兩部分，東部聚居在烏拉爾山西麓，以喀山為中心的伏爾加河中遊，信奉伊斯蘭教；西部居住在烏克蘭的克裏米亞半島，信東正教。韃靼人一直不服俄羅斯的統治。德軍占領克裏米亞時投降了德國，戰後，斯大林用對付北高加索的手段來對付克裏米亞韃靼人，全部流放到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了。韃靼人聰明，對中國人態度不錯，不少韃靼女人嫁給了中國人。韃靼人是黃種人和白種人的混合，長相漂亮。

猶太人，在中亞各地當官，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藝術家的很多，最差的也是售貨員，幾乎沒有幹體力活的。猶太人十分聰明而節儉，善於理財。在遠東伯力附近有一個猶太人自治州，那裏的華僑多，許多猶太人女人嫁給了華僑。猶太人從母係，許多華猶混血兒也就成了猶太人。

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是高加索的原住民，俄國吞並高加索後成了俄羅斯沙皇的臣民。土耳其人一直親德，蘇德戰爭前夕，斯大林把這兩個民族全部流放到了中亞來了。這兩個民族的名聲都不大好，土耳其人蠻橫；庫爾德人更不事生產，女人和茨崗人一樣，以乞討，算命，行巫為職業。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改革伊始，蘇聯烽煙四起，烏茲別克斯坦發生了大規模反土耳其人的民族流血衝突，幾萬土耳其人被趕到江布爾地區來了。

茨崗人就是吉普賽人，是古代從印度流亡到歐洲的流浪民族，在蘇聯各地都有，而以中亞為多。因為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德國也屠殺吉普賽人，他們逃難到中亞和遠東來了。茨崗人的民族習性中有很強烈的印度人遺風，善於歌舞，習於乞討，算命卜卦，並用作謀生手段。他們居無定所，到處流浪。赫魯曉夫大墾荒時，從各地抓了成千上萬的茨崗人到農場，希望把他們改造成生產民族，卻演出了一幕滑稽戲：三天之內，他們全體從農場裏逃光了。

維吾爾人中亞各地都有，在接近中國邊界的哈薩克斯坦一方還有維吾爾聚居區。新疆以外的中亞地區原來是沒有維吾人的，清朝後俄國占領我國伊犁十年，俄占領軍團撤走時擄走了幾萬維吾爾人到中亞，一位維吾爾詩人還寫了一部悲哀的長詩《失去的故鄉》記載了這件事。在1945年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革命”時，蘇聯領事館大撒“蘇僑征”，又有幾萬“蘇僑”“返國”。1962年伊塔地區發生了著名的“伊塔事件”，又稱“五二九事件”，邊民大批外逃，“文化革命”中也逃走了數以萬計的維吾爾難民，中亞才有了維族。維吾爾人善於經商，會漢話的多，不少人保留或恢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是華僑。

東幹人，源自我國的回族，在中亞各地都有，主要聚居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即古代碎葉城，唐朝西域都護住地，李白出生的地方）地區、吉國首都彼什凱克和哈薩克斯坦南部包括首都阿拉木圖和江布爾州。十九世紀中葉陝甘回民起事反清，清軍愛國將領左宗棠西征平叛，第一批起事失敗的回民在白彥虎率領下逃到俄屬中亞，不久俄占領軍從伊犁撤退時又擄來成千上萬的中國回民，他們都自稱東幹人。有人考證“東幹”就是“東甘”，意思就是“東部甘肅”。民國初年甘肅回族將領馬仲英叛亂失敗，又帶到新疆成千人，“三區革命”時他們被迫當了“蘇僑”，到了蘇聯。以後“歸國”的東幹人也不少，但1962年和“文革”中又有逃回蘇聯來的。東幹人的文化很有意思，保留了相當多十九世紀的中原文化傳流，飲食習慣幾乎全同於中國人，語言以十九世紀陝甘方言為主，再加入一些俄語詞條形成，用俄文字母拚寫。室內還保持著土炕，牆上愛貼中國年畫和古裝戲曲畫。彼什凱克市附近有一個村子命名為梅蘭芳，也有騷葫蘆、米糧川、二道溝這樣的中國地名。不少老人們講起牛郎織女，薛丁山和樊梨花的故事還是一套套的。舉行傳統婚禮時男著禮帽，長袍，披紅帶花，女著鳳冠霞披，穿花鞋。姓名是俄羅斯化的中國姓或伊斯蘭教教名，如馬姓為馬阿洪諾夫，李姓為李桑諾夫，白姓為白沙諾夫之類。他們把政府機關叫衙門，職員叫師爺，警察叫衙役，飛機叫飛船，女教員叫師娘，是中國清朝語言的活化石。東甘人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比較強烈，可是湊不起錢來在東幹村子裏修建自己的清真寺。他們聚族而居，少與其他民族來往，形成了東幹文化的封閉，保守，排他，又因近親通婚，民族素質日益低下。大概因為人少，又遠離中國現代文化，在蘇維埃時代，他們對俄羅斯存在順民心理，比較仇華，和朝鮮人一樣強烈。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有個東幹研究所，所裏的東幹學者們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準備宣稱東幹語是和漢語不靠邊的世界獨立語言。這是因為他們當慣了順民，甘願和先進的文化，和自己的根脫鉤。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迅速發展，他們是既羨慕又忌妒，還千方百計坑害中國商人來賺錢。

朝鮮人，在中亞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朝鮮人，總數當以百萬計，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很高。在蘇聯和中國對抗的時代，蘇聯一百五十多個民族中最反華的就是朝鮮人。對於他們的事大心理和習慣於當順民的民族本性，我要多用點筆墨來敘述。在和蘇聯各族平民百姓的交往中，其實俄羅斯人對中國人一般還算友好，沒有表現出對中國人的特別“義憤”，也不一開口就放言“我們蘇聯”，“你們中國”。隻有朝鮮人，張嘴便是“我們蘇聯如何如何好，你們中國如何如何壞”、“中國人忘恩員義”、“我恨中國人”這類刺人的十分惡毒的言語。其實，中國對朝鮮民族之恩可謂大矣，忘恩負義的是他們。上世紀初日本並吞朝鮮後，數以萬計的朝鮮人經東北逃到蘇聯。在三十年代斯大林肅反歲月中，中國人和朝鮮人都是整肅的對象，區別是中國人被關盡殺絕攆光，朝鮮人則全部流放到中亞來了。蘇德戰爭爆發後，前蘇聯各族青壯年都當兵上前線打仗去了，斯大林不相信朝鮮人，不要他們當兵，留在後方幹活。而許多大學又從前方搬到了後方，繼續招收學生，朝鮮年輕人趁機上了學。他們的順民心理，事大心理又十分突出，喜歡加入共產黨，對蘇維埃政權表示了不同尋常的忠誠，蘇聯政權也就歡迎他們了。戰後要恢複經濟，要建設，要專家，受過高等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的朝鮮人便成了各方麵的專家，並一步步走進黨政樞要機關，不少人當了大官。我來到中亞時，哈薩克中央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哈共江布爾的一名書記就都是朝鮮人。我接觸到的幾個朝人官員都是官氣十足。朝鮮民族的事大主義有著久遠的曆史傳統。因為朝鮮是個小國，被中，俄，日本三個大國包圍，無法自立，曆代高麗國王便以“事大”引出了民族的順民、忠仆的民族性格。日本侵略中國時，“高麗棒子”成為最凶惡的幫凶。侵華日軍中有許多朝鮮兵，在1942年侵入我家鄉的日本軍隊裏朝鮮兵占多數，他們執行日寇對我實行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最徹底，獸兵過處，一片焦土。日軍占領北京時，在菜市場上，日本人是隻搶菜不給錢，朝鮮人則把菜搶走，還要把中國人的菜攤推到在地，再踏上幾腳。亡國後的朝鮮人逃到中國被接納，而剛立下足來又依仗日本勢力（他們也有日本國籍）壓迫中國主人，民國初年發生在吉林省朝鮮移民屠殺中國居民的萬寶山事件便是一例。狗要比主人更凶惡才能討得主人的歡心，大抵如此，比如，從前上海最凶惡的警察就是英租界的印度“三道頭”和法租界的安南人。中蘇對立時期，朝鮮人的姓名和中國人一樣，長相也差不多，他們害怕別人把自己當成中國人，和中國人的距離拉得越遠越好，所以處處表現出自己對於中國人不一般的“憤恨“。有的朝鮮人對我說：“隻要我們蘇聯的電鈕一按，你們中國就得完蛋。”八十年代中國女排稱雄全球，把蘇聯女排打敗了，有些朝鮮人見到我們中國人簡直是氣憤填膺。不過，由於生活習慣和我們相近，不少朝鮮女人還是嫁給了中國人。前蘇聯解體，中亞各國獨立，本地民族掌權，朝鮮人馬上失勢，又處處受氣，他們又倒過來向中國人套近乎拉關係了。今日朝鮮南北分裂，北朝鮮是壓在中國人脊背上的大包袱，金日成家族吸了幾十年中國人的血汗，在國內排華，搞民族沙主義，無法自立。幾十萬北朝鮮人為躲避饑餓，逃到了我國東北，南韓人反而在漢城，美國和加拿大許多城市我國的使領館外麵遊行示威，說我國不尊重人權，不承認那些北韓人的難民身份。而祖先為南韓人的我國朝鮮族同胞回到南韓後，南韓人又不承認他們的朝鮮人身份，把他們當中國人來歧視。朝鮮人的種種變態民族心理既無理又無情，叫人奇怪。在中亞朝鮮居民中，也有許多怪事。比如朝鮮姓來自漢姓，如果是貴族，則在漢姓後麵加一個“蓋”字，像《薛仁貴征東》一書中的高麗大將蓋蘇文，其實本名是泉蓋蘇文，即姓泉的貴族。蘇聯解體後，已經高度布爾什維克化了的中亞各地朝鮮居民又紛紛把自己的姓氏中加上了“蓋”字，如金蓋，李蓋，巴克（樸）蓋之類，以表示他們昔日的貴族身份。

至於生活在蘇聯各地的中國人，即漢人，也是人數不少，源遠流長的。KИTAЙ一詞顯然始自西遼國的統治民族契丹，因為漢人和契丹人都是東方民族，黃種人，以後，在俄語裏就主要指稱漢人了，也泛指中國人。在勃列日涅夫統治的反華年代，蘇聯人把來自中國的各民族人士，甚至包括返國的原留華俄僑，都一律稱為KИTAЙ，包含著蔑視和不可信任的意思，KИTAЙ成了個大貶義詞，幾乎成了萬惡之源。

曆史上，俄國人侵占了中國大片領土。黑龍江以北至外興安嶺，烏蘇裏江以東至海的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原屬我國，居住著大量漢、滿等族的我國居民。在黑龍江以北有一塊地方叫海蘭泡，又名江東六十四屯，即六十四個村子，居住的全是漢人，十九世紀中葉清、俄劃界後仍屬我國，在民國時代的我國地圖上還是劃入中國的版圖的。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我國，俄軍和日軍是主力。殘暴的俄國軍隊把那片土地上的中國居民全部攆到黑龍江裏淹死了，隻有少數幸存者活下來，史稱“海蘭泡慘案”，這個地方也就變成了蘇聯的布拉戈雅申斯克市。清俄邊界開放後，在海參崴（俄名弗拉基沃斯多克，即“掌握東方”）、伯力（俄名哈巴羅夫斯克。哈巴羅夫是俄國侵略遠東的殖民軍將領）、赤塔、伊爾庫茨克，直到遙遠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列寧格勒）都有人數不少的中國商人在那裏經商，西方記者把赤塔稱作“中國消極的殖民地”，把哈爾濱稱作“俄國積極的殖民地”。“十月革命”後，中國商人被攆回國或者殺掉，房屋和財產全沒收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國需要勞動力，在山東，河北各地招募了十萬華工去修西伯利亞大鐵路，開礦和伐木。“十月革命”時成千上萬的華工參加了紅軍，英勇善戰，有的中國戰士還當了將軍，列寧的衛隊營即由中國戰士組成。在蘇聯經濟恢複時期，中國工人做了極大的貢獻。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鎮反，把中國人全當間諜抓起來了。當時在海參葳，伯力各地見著黑頭發，“契卡”分子就抓，把一些長著黑頭發的俄國人也當中國人抓了起來。抓起來後關在大森林的集中營做苦工，有的槍斃了，裏麵還有不少為共產國際和轉入蘇共作華僑工作的中共黨員，隻有少數被新疆軍閥盛世才要回了新疆。幾萬一時未死而在集中營做苦工的中國人，後來大部分死於集中營了，少數在五十年代赫魯曉夫掌政後才釋放出來，居住在遠東和中亞各城市。在同一時期，美國用電椅處死了兩個意大利僑民，全世界抗議，巴金先生也寫了長篇文章為他倆喊冤。而斯大林殺了幾萬中國人，卻沒有任何文字記錄。哀哉中國人！這批華僑幸存者都娶了俄女為妻，他們的子孫也已淹沒在俄羅斯人的汪洋大海中了。在“九一八”事變日本占據東北後，又有大批中國人從東北逃難到遠東，其中還有馬占山領導的抗日義勇軍戰士。他們抵達蘇聯後，命運也十分悲慘，被當成日本間諜關進了集中營。斯大林的手段是如此惡毒，一方麵在廣播電台裏，號召東北中國人如不願受日本統治，可以逃難去蘇聯，當人們冒著千難萬險逃到蘇聯後，又把他們當日本間諜判刑勞改。

在五十年代後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有幾萬所謂蘇僑從東北，新疆，上海各地回到蘇聯，裏麵大部分是和白俄女人（白俄，“十月革命”後逃到中國的蘇聯人）或同其子女結婚的中國人及他們的孩子，多數還是中國公民。另一部分是“三區革命”後蘇聯駐新疆烏魯木齊，喀什，伊寧，塔城，阿勒泰，博樂各地領事館非法發展的所謂“蘇僑”，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回族等各個民族的都有。

當初，幾萬白俄逃到中國後，在新疆稱為“歸化族”，加入了中國國籍，成了中國的公民。烏魯木齊還有歸化中學，不知道為什麽解放後又搖身一變，成了什麽“蘇僑”？其實他們中間的大部分是堅決抵製回蘇聯的，到了蘇聯後，又先後移民到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各國了，以去澳大利亞的最多。最後兩批來蘇聯的中國人一是1962年的新疆伊犁，塔城邊民外逃事件中過來的，多是逃避中國大饑荒的哈薩克、維吾爾族難民，隻有少數漢族，也有成百上千人。一是1966年後為逃避“文革”災難從東北和新疆越境過來的。蘇聯開始接納中國人，還有一些有趣的掌故。原來，在1962年以前，中蘇邊界是關閉的，一有中國人越界，蘇方立即送回。赫魯曉夫執政時中蘇關係破裂，赫氏想整中國，也需要向中國吸收勞動力，進行他的“共產主義建設”，於是在1962年3月份放出了一個信號，接納了中國的一對漢維戀人。中國建國後，新疆禁止維吾爾和漢族通婚，霍城縣前進公社一名山東姑娘和一名維族小夥子談戀愛，到公社拿結婚證明，挨了一頓罵後被拒絕了。他們雙雙逃來蘇聯，蘇方沒有把他們送回中國，實際上是告訴中國居民：“你們放心逃到蘇聯來吧，我們接納你們。”同時，各地蘇聯領事館的外交官也到少數民族居民中放風：“你們趕著牛羊到蘇聯去，我們歡迎你們。”到了四月份，蘇軍打開了邊界鐵絲網，邊民逃蘇的大潮向邊界湧去，我當時在霍城縣教書，走在大路上，滿耳都是“優爾塔什拉，索悠斯，開台！”（維語“同胞們，往蘇聯逃呀！”）的叫喚聲。我每天都主動帶著學生去邊界把牲畜趕回來，為保護國家財產很出了一番力氣。前麵提到那位維吾爾小夥子，以後我在阿拉木圖東郊契裏克鎮見到了，他一見到漢族人就驕傲地吹噓：“同誌，你們漢族的丫頭我拿下了。”此次邊民外逃幾乎長達一個月，霍城，塔城，額敏三個縣的居民大部分都走了。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7月份伊犁就有人逃蘇，最先逃去的漢族人，蘇聯都送回來了。一送回中國，軍管會開公審大會，把外逃者槍斃了，以後蘇聯就不往回送了。這次外逃雖然沒有成潮，可經曆的時間十分長，一直延續到1982年。逃亡者也是泥沙俱下，有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下鄉的知識青年，失敗了的“造反派”，犯了罪的紅衛兵，被打倒的“走資派”，甚至，還有一些不得意的中國邊防軍官兵。

中國人過來以後，起先都安排在偏僻的農場種田，放羊，以後差不多都進城謀生了，大部分在工廠打工，也有照相，釘皮鞋，賣烤肉串的，隻有個別人當上了教員，醫生和畫家。有的年青的有誌者一邊打工一邊上學，成了工程師，博士。他們中隻有少部分保留了中國國籍，大部分都入了蘇籍，一部分不願歸化蘇聯的人就持無國籍者的護照生活，到中共“三中全會”後才先後恢複中國國籍。在那個長達近三十年的中蘇對立的歲月裏，留蘇中國人在政治上的分化是十分明顯的，少數人保持了中華民族的愛國正氣，還有少數人當了職業間諜或鐵杆漢奸，有些還被KGB派到東南亞活動，大部分人雖然不吭不哈地過自己的日子，卻仍然心向祖國，關心祖國的命運。有許多解放前就來到蘇聯的老華僑，或是他們的後代，沒有受過教育，幾乎是文盲，卻都很愛國，對中國人也親熱。國民黨時代的軍政官員被解放軍趕到蘇聯來的，和俄羅斯女人或混血女結了婚，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受過良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一般都潔身自好，也心向祖國。雖然他們處世的方式是傳統的，舊式的，對KGB官員點頭哈腰，唯唯諾諾，但就是不合作，反正不給他們效勞。有一個真實的笑話：有位從齊魯大學法律係畢業，當過西安法院推事的王某兄，入了蘇籍。一次KGB傳他，他進了指定的辦公室，一進門就向左一鞠躬，向右一鞠躬，向前一鞠躬，再抬頭一看，辦公室一個人也沒有。還有一種“反常”的情況，就是“文革”前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包括那些“右派”、“反革命”，卻多是愛國硬漢。表現最惡劣的卻是那些素來“革命”的中共黨員、轉業軍人或邊防軍人，還有紅衛兵，被KGB利用的狗腿子也大多數是這些人。因為他們不知道愛中國，愛中華民族，滿腦子裝的隻有黨，隻有毛主席。跑到外國來了，黨沒有了，毛主席也沒有了，失去主心骨了，加上他們善於投機，慣於內鬥，習於檢舉，揭發，告密，勾心鬥角那一套，自然和KGB一拍即合。中共的政策和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造成了中國人空前的民族大分裂。以前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跑到外國了的中國人更成了一堆卵石彼此碰撞，損嶙去角，外國人是很懂得利用中國人習於內鬥的品性的。其實，和中共的政策比較，赫魯曉夫時代以後蘇共的政策還是相當寬鬆的，容許人活下去，隻要在他們的威脅利誘前不低頭，他們也不是非得讓你當降奴，把你當敵人，鬥得個你死我活。那時蘇聯的建設規模大，到處都需要勞動力，工作好找，不愁掙不到錢活命養家。

最後，我寫點我個人對KGB的認識。KGB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俄文縮寫，它的職能是：1，收集國外情報，向國外派遣間諜或收買間諜。2，在國內反間諜，把蘇聯領土上生活的每一個外國人都當成外國特務來監視。3，對內嚴密監控和鎮壓任何對蘇聯政權不滿的活動，特別是異議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上至黨政軍最高頭頭，下至每個平民百姓，都置於它的嚴密監視下。它的機構像蜘蛛網一樣遍及全國每個角落，在全蘇和各加盟共和國中央是安全委員會，州和市是安全局，區設特派員。任何有科室的機構都設有第一科，後改管理科，就是KGB科。任何機構的人事科都是KGB的直屬單位。在蘇聯，企業，事業的領導人都可以招聘，包括廠長，經理，校長，唯獨所有的人事科長，都必須由KGB派出。任何部門，單位的主要負責官員在取得官職前都要為KGB當三年特務，而外國人在取得蘇聯國籍前也要有同樣的經曆。據說共產黨任何一級黨委會開會時都要有KGB官員出席，坐在會議桌旁一言不發，可是沒有他的出場，會上所做的任何決議都無效。蘇聯沒有中國式的政治學習和政治運動來控製大眾，清除異己，用的就是KGB無處不及的監控職能。每個車間，每個工作隊，每個辦公室每棟樓房都有它的密探，許多成員還是有犯罪前科被抓住了辮子，品格極其卑劣的人。除美國外，蘇聯最害怕的國家是德國和中國，對國內居民監控最嚴密的自然也是德國人和中國人。KGB的各級領導多是俄羅斯人，此外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它還掌握著軍隊，邊防軍是由文官管理的，所以KGB的每個工作人員都有軍銜。哈薩克斯坦的KGB主席是克列奇科中將，州局的局長軍銜是上校。執政半個多世紀以後，蘇聯共產黨已完全腐朽了，衰老了，全靠KGB來勉強支持，回光返照，和明朝晚期皇帝用東廠，西廠，錦衣衛維持政權一樣。一個國家任憑安全部門權利膨脹，絕非國家之福。1972年我在阿拉木圖KGB監獄坐牢時，寫了一首打油詩：“豈有特務能興邦，豈有間諜可亡國，政府若不行正道，早晚一命嗚呼也。”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在三十年以前我已經覺察出蘇維埃帝國去日無多了。

開始打工

到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以前見到過的那位KGB副主席到旅社來和我談話。他看來隻有四十多歲，一付文質彬彬的學者派頭，說著流利的中國話，他還說會英語，德語和意大利語。他說他是靠讀中文偵探小說學會中文的，三句不離本行，也叫我讀俄文偵探小說來學俄語。他先給我戴高帽子，說：“雷同誌，我看了對你審問的記錄，覺得你回答問題很有邏輯性，也講氣節，我們也看重講氣節的人。你知識麵廣，文字水平高，象你這樣的大學生在我們的大學裏也不容易培養得出來。”又說：“蘇聯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我們相信國際主義者（指親蘇分子）終將在中國取得勝利。你在蘇聯留下來，留在阿拉木圖工作，離中國近，將來回中國也方便，目前你主要的任務是學好俄語”。聽到這兒，我一下子警覺了：怎麽！給我派“任務”了？我心裏明白了，如果我要是再提出要去台灣或新加坡，那是自取其禍。第二天上午，撒沙把我領到了審訊室，預審官對我說：“對你的審查已全部結束，你有什麽要求可以向我們提出了。”我回答：“我向蘇聯政府申請政治避難，我希望到工廠或農場去當工人，用自己的雙手掙麵包吃。中國形勢變了，我就馬上返回自己的祖國。”他立即回答：“我們接受你避難的請求，但不是‘政治避難’。因為你隻是一個教員，不是劉少奇，不是烏蘭夫。如果同意你在蘇聯政治避難，就要把你送到莫斯科去，像王明一樣，國家花錢養著你，和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你還不夠這個資格。你得用自己的勞動掙錢，你的工作由撒沙幫你找。”我連忙說：“當然，當然！我從來也沒想過像王明那樣的‘政治避難’。”接著遞給了我一張打字紙，叫我寫申請書。我的申請書寫的很短，開頭寫明了“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我決不從事反對我的祖國和我的同胞的特務活動。”最後幾句我一直記得牢牢的：“我相信籠罩在我的祖國上空的烏雲終將消失，到了那個時候，我將帶著對蘇聯土地和蘇聯人民的美好回憶回到我親愛的祖國。”撒沙又告訴我：“你已經失去了中國國籍，又沒有得到蘇聯國際，現在隻能領無國籍護照。按照蘇聯法律規定，無國籍者也是外國人，隻能在所住城市二十五公裏範圍內活動，超出這個範圍要向警察局請假，你決不能違反蘇聯法律。”

下午，撒沙帶我到阿拉木圖市警察局外事科領護照，那裏早已準備好了。無國籍護照是綠顏色硬封麵的本子，蘇聯護照則是紅色的。在蘇聯隻要有護照，兵役證（本國公民）和勞動手冊（工齡本子），便可以到處工作，沒有政治鑒定，也不要檔案。

次日上午撒沙帶我出去找工作，先到了市勞動介紹所（他翻譯成“找工作局”），登了記。接著說我們到哈薩克斯坦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去看看。科學院位於市中心一個很幽靜的地方，周圍綠蔭蔽天，離KGB辦公大樓也才三個街道。大樓是古典的俄國宮殿式建築，黃色。大門前豎著瓦裏漢諾夫穿著沙皇時代軍服的青銅塑像。瓦裏漢諾夫是哈薩克的“聖人”，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聲稱他是哈薩克第一個科學家。有人說“哈薩克民族最大的科學發明就是發明了瓦裏漢諾夫是個科學家”。曆史的真實是：瓦氏是沙俄軍隊的一名小小的上尉軍官，會說俄語。十九世紀時，俄國派他到中國新疆去當偵探，搞間諜活動，探跡所至直到敦煌。回來後給沙俄政府寫了些關於新疆的調查報告，不過如此而已。直到今天，瓦氏還是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的聖人和民族光榮，鈔票上印著他的頭像。我一看到銅像，聽了撒沙的介紹，再走進基座看到瓦裏漢諾夫的名字，一下子熱血便衝到了腦門，原來他們的“科學家”便是這號子人。在一間辦公室，見到一位混血中國人，他說解放前他是從蘭州大學曆史係畢業的，返回蘇聯後又在莫斯科拿到了學位，是東方所的負責人。他的辦公桌上擺著《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他指著說:“分析裏麵的文章就是我們的工作。”原來如此，我能幹這種事嗎？我相信所謂“文化大革命”絕對是一個錯誤，曆史終會給它作出結論，但那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你們外國人要怎麽辦是你們的事，尤其對於我深深懷有警惕的蘇維埃帝國，可以肯定，你們隻不過是打著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旗號，從你們的國家利益出發，從事反華的研究和活動而已，我是永不會參與的。我對撒沙說：“我俄語全不懂，在中國勞改了幾年，中文也忘了不少，還是先去工廠當工人吧。”可能是我早就多次聲明過，撒沙沒有為難我，隻是點了點頭。那個混血人在書架上取下一本《新唐書》，翻出《回紇傳》遞給撒沙，撒沙把書交給我說：“請你把這篇文章給他們譯成現代漢語。”他又帶我到了科學院圖書館的中文部，他的人頭熟，介紹我和管理員認識了，告訴我以後可以去哪裏借中文書看。後來我知道了，那個年代不少中國高級知識分子逃過來後都要送到科學院去混些時候，一是名聲好聽，一是給他們翻譯中國古文。中文部的書架上擺滿了中文書刊，還有一包包的書堆在地上沒有拆包，是五十年代從中國運來的。管理員是個細瘦的哈薩克女人，會說點漢語和英語，她要了我的護照登記了姓名，說有了阿拉木圖市的戶口後，隨時都可以來借書。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撒沙來旅社告訴我：“我們上級接受了你的請求，現在帶你去一家工廠辦理入廠手續，這家工廠的工資好，工人食堂的夥食也不錯。我們蘇聯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當工人是光榮的。”撒沙帶我坐小汽車走了好久，到阿拉木圖北部工業區一家工廠，先到人事科，辦事員都是俄羅斯人，很快給我填寫了勞動手冊，發了工作證。我聽懂了女辦事員對撒沙說的一句話：“他長得很漂亮。”人事科還叫來了我要去幹活的車間的車間主任，帶我去車間看了看，又派工長帶我領了工作服，看了澡堂更換衣服用的衣櫃，叫我第二天就上班。還說已經在工廠的集體宿舍裏安排了我的鋪位，可以馬上搬過去。我成了打工仔，KGB也就把我移交給工廠看管了。臨走時，人事科長還給我發了二十盧布，叫我暫時用作生活費，發工資時再扣回去。

這家工廠叫“機械磨床廠”，生產拖拉機發動機的汽缸和各種拖拉機、汽車和坦克的筒狀零件，蘇聯不少民用工廠也生產軍火。廠裏有翻砂車間，零件自己鑄造。我幹活在氣缸打磨車間，一排排自動車床排立著，機器轟鳴，上方有天車來回駛動，勞動十分緊張，看不到閑人。夏天天氣熱，有人便光著膀子幹。全是帶水打磨，地板上滿是白色的肥皂水。我第一次看到現代化的工廠，看到工人如此繁忙地創造財富，真正是偉大的。男女工人絕大部分是斯拉夫人，隻有少數幾個哈薩克工人當搬運工和清潔工。八月一日是我上班的第一天，下班後從旅社搬到了集體宿舍，我開始獨立生活了。

分配給我幹的活是氣缸內層最後一道的磨光工序。車床是自動化的，有儀表控製，磨頭由保全工安裝和檢查，我隻要完成拆卸零件和按電鈕兩道手續就行了，看了五分鍾後就上崗頂班幹活，沒有當學徒。每個班都有定額，我第一天就把定額完成了，車間的工頭和同組工人都來笑著拍著我的肩膀說：“阿列克，好樣的！”工資是計件製，出的成品越多工資越高，完不成定額的要在休息天加班，所以工人幹活都十分賣力，午休時急急忙忙吃完飯就上崗幹活了，看不到紮堆閑談。我也盡量避免和別人說不相幹的話，因為蘇聯人一開口就要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造反派”，“紅太陽”之類叫人難以回答的尷尬問題。每月發兩次工資，第一次叫預支，每人五十盧布，下月初再發全月工資。我八月份領了一百一十盧布，九月份領了一百五十盧布，物價便宜，工資是很夠用的。領到第一個月工資我就把全身裝點一新了，還買了塊列寧格勒出產的東方牌手表，才十五個盧布。

我幹的是最後一道工序，質量檢查台就在我的車床邊，見到女檢查員們拿著儀表檢查每一個零件。如果度數誤差不大，工長拿著在鐵桌子上一敲就合格了。俄羅斯工長是個五十多歲的老技工，技術十分熟練，他隻管零件質量和定額，沒有時時到車床間轉悠，督促工人幹活。檢查台後麵是個大布告欄，上麵焊著列寧頭像的鐵板畫和鐵條焊的大標語，欄上貼著花花綠綠的宣傳品，每個月的工資單也貼出來公之於眾。布告欄中間貼著四張蘇聯軍官的戎裝照片，是入侵珍寶島時被我國邊防軍打死的，是他們的烈士。有的工人走過看一看照片再望一望我，忿忿地說：“КЙТАЙ”。旁邊幹活的女工也不時和我說：“你們的毛澤東真壞，打死了我們那麽多人。”每逢此種場麵，我都裝著聽不懂，走開了。我的上一道工序是一位烏茲別克工人幹的，他幹活粗糙，常常他加工出來的氣缸我放不進零件卡，隻好要他重幹。碰上這種情況，如果是俄羅斯工人，他會說一聲“對不起”，然後接過去再加工，可那個烏茲別克人不一樣，一見我把零件送過去便出口傷人，還對我揮拳頭。有一天我氣急了，拿起氣缸朝他揮出的拳頭砸過去，以後他才老實了一些。許多中亞土著都是這樣的，似乎比俄羅斯人還仇視中國，也不知是為什麽。我慢慢得出經驗來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人欺負我便要和他對著幹，打不贏也要打，聽到有人罵中國也惡語還擊。他們一般都欺軟怕硬，你不服輸他就先服輸了。不過俄羅斯人有一個大優點——不記仇，吵架打架兩分鍾以後就可以握手言歡，如果再一起喝上一杯，馬上就可以成為好朋友，親兄弟。我在那台磨床上幹了十一個月，沒出過一次事故，月月都超額完成定額，隻要頭頭通知我加班，我是從不拒絕。和同事們相處得也挺好，原因之一是他們大部分是女工。

蘇聯的計劃經濟十分嚴格，定額高，工廠頭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完成計劃，不敢苛待工人，能完成計劃的人就是好人，沒有民族歧視，也不管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風。對於完不成定額的，喝酒曠工的人，處分是很重的，要拉到“同誌法庭”去審判。“同誌法庭”的法官和陪審員由工會指定的車間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開庭時全車間工人參加，先由違紀者自訴錯誤，再由同事批判最後法官判決，一般是扣除部分或或全部的當月獎金。工資中百分之六十是計件金額，百分之四十是是獎金，如果違紀，這百分之四十就沒有了，這是控製勞動紀律的緊箍咒。一次審判一個工人，是因為他領了工資以後不把錢拿回家，和酒鬼朋友們去喝酒，工資花光了再回去吃老婆的。他老婆告到車間工會，結果“同誌法庭”判決他的每月工資由他老婆來車間領取，剝奪了他本人領工資的權利。六十，七十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建設規模大，機械力量十分雄厚，工廠裏車床比工人還多，運輸公司的汽車比司機還多，我一個人就有三台磨床，擺成口字形，這台壞了那台幹，歇人不歇工。他們也很注重勞動安全，車間有安全工程師，隨時檢查，工人搞壞了車床沒有事，如果受傷了則是大事情，AKT（事故報告）由安全工程師一寫，從車間主任到工長都得挨罰，扣獎金。常常是工人受傷了，車間主任叫他回家悄悄地治傷，養傷，工資照發，不讓上麵知道。不過，車床質量不高，老出毛病，修理工的活比誰都多。磨工車間裏麵有一間小機房，裏麵擺著一台車床，由一個老車工專用，不用時用黑漆布把車床蓋得嚴嚴的，老車工下班了把機房鎖上，鑰匙交給車間主任自己保管。一天午休時我好奇地偷看了一下，隻見車床上赫然鑄著“滿洲株式會社”幾個中文字和年代，是昭和15年，即1940年的產品。大概是蘇軍從我國東北搶來的，三十年後蘇聯還把它當寶貝用。

蘇聯社會的一大奇觀是女人比男人多出很多。蘇德戰爭犧牲了幾百萬軍人，幾百萬蘇軍當了俘虜，又有幾百萬關在集中營，幾百萬青年在軍營服現役，生育力又低，二次大戰結束後三十年內，我國人口翻了一番，蘇聯隻增加八千萬。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女多男少，工廠裏，農場裏女工比男工多，學校教員，醫院醫生大多都是女人，商店裏和辦公室的一般職員幾乎看不到一個男人，學校裏的學生也是女生多於男生。一次我在新認識的一位維吾爾人老鄉家裏看到了一個從北方農場來的維族人，他告訴我，1955年他從伊犁來到蘇聯，分發到了農場，一下車，幾十個女人把他包圍了，抱著他便哭，說：“想不到我們活著的時候還能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蘇聯的共產主義建設幾乎全是女人幹出來的，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左手提著提包，右手抱著小孩，同一個酒鬼睡了一覺，起來為五年計劃效勞。”法律規定也是女權大。女人打了男人，被打的男人告到警察局，警察不會理睬。反之，隻要女人說男人打了她，不管真假，狀子一遞上去，男人起碼就得服十五天的拘役。男人在婚姻上選擇的餘地多，離婚率特別高，幾乎沒有夫妻白頭到老的，中年婦女大部分都是寡婦。夫妻離婚，除小汽車外，其餘財產包括住房和別墅都會判給女方。男人把汽車開到另一個寡婦家，一個新的家庭就又建立起來了。隻要婚姻登記證上隻有一個老婆，政府對事實上的一夫多妻是不管的。所以男人非常好找對象，任何一個年齡階段的男人都可以找到合適的老婆。一個當過兵的混血同胞告訴我：“我們部隊開到哪裏就把姑娘嫖到哪裏。蘇聯沒有強奸犯，也不要妓女，女人都會自動為男人獻身。”我幹活的小組五個人，組長兼保全工和我是男人，其餘三位是女工。組長和另一個老女工愛喝酒，不斷向我借錢，一個盧布三個盧布地借了又不還。我剛去，又不好撕破臉皮要帳。一位叫妮娜的女工和我親近，我便請她去要帳。妮娜三十多歲了，一頭長長的白發，身上的線條也長得好，十分愛幹淨，是個寡婦。她力氣小，每天上班前我幫她把零件搬到她的磨床邊擺整齊，我停工待料時也去給她幫忙，一來二去她對我親熱起來了，我住院時還買了蛋糕，到醫院看望我。一次周末，她帶我去工廠俱樂部跳舞，雙手把我抱得緊緊地。誰知在另一車間裏有她的男朋友，一個高個子的俄羅斯小夥子，吃醋了，以後一碰到我就高喊“妮娜，妮娜”，我隻好和妮娜疏遠了。俄羅斯人男女關係十分開放，他們的心胸也開闊，不計較小事，卻又沒有道德觀念，蠻不講理，說話從來不算話，還酗酒成性，幾個人碰到一塊便“打盧布”，即一個人出一個盧布買酒喝。酒也便宜，伏特加白酒三個盧布一瓶。他們還喜歡喝寡酒，隻喝不吃，一喝就醉，一醉就發酒瘋。酒是通行證，是最頂用的通貨，找人辦事酒能打通一切關係。比如出門要搭便車，隻要提瓶酒站在路邊，晃一晃，立刻就有司機停車帶你，不管路程遠近，都會送到目的地。下午和休息天，街上到處都躺著酒鬼，抓酒鬼成了警察的主要工作。蘇聯女人最大的幸福就是能找到一個隻喝一點酒而不是酒鬼的男人，要不然，掙來的錢大部分都喝掉了，許多蘇聯人都過的很窮。領工資後，男人們到一起商量，如何偷留點錢不內交來騙老婆，這是經常的話題。一次領工資後我和一位鉗工一塊在車站等車，他拿著幾個當十的盧布大鈔把我領的當三、當一的零錢全換走了，拿來在帽子裏塞幾張，襪子裏塞幾張，鞋子裏塞幾張，一邊塞一邊說：“上帝保佑，可不能叫老婆全給搜出來。”酒風所及，中亞的本地民族也嗜酒成性了，比老毛子（俄羅斯人）還能喝，醉後還沒有酒德。

上班十幾天了，沒有遇到一個中國人，心裏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一天下班後走出工廠大門時，一個維吾爾人用中國話向我打招呼，很親熱地介紹他自己。他叫司馬義，原來在伊犁新源鋼鐵廠工作，後來成了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抓進勞改隊了，妻子卻以“蘇僑”的身份到了蘇聯。“文革”中公檢法被奪了權，勞改隊管得鬆，他趁機逃出來越境到了蘇聯，分配到這家工廠幹活快兩年了，在翻砂車間，每月可拿到兩百盧布。妻子也找到了，兩人租了兩間小平房住著。妻子是縫紉工。以後我們兩人常常一道上班下班，因為他租住的房子在我住的集團宿舍隻隔一條馬路，休息天常叫我去做客。她妻子做拉麵招待我，也常幫我燙衣服。司馬義告訴了我許多勞改隊的事，說他在裏麵結交了不少漢族好朋友，有些還是大學生，有的真有本事，可以管理一個非洲小國家。半年後，司馬義又告訴我她妻子作風不好，她的情夫給他抓住了，兩人分開了。之後我也不好意思再去他家了。

他來蘇聯比我早，教給了我許多和蘇聯各族人士打交道的經驗，說俄羅斯人好打交道，哈薩克人自大又自私，烏茲別克人十分驕傲，認為自己的文明水平高過俄羅斯人。他說兩年前在烏茲別克首都爆發了相當規模的反俄示威，導火線是一個俄羅斯小夥子和一個烏茲別克姑娘在公園裏擁抱親吻，一群烏茲別克年青人看到了，當場把俄羅斯小夥子打了一頓，接著就上了街。遊行的領導是共和國一個部長的大學生兒子。遊行者高呼烏茲別克獨立的口號，還打出了毛澤東的畫像，有人宣傳：“隻要我們宣布獨立，中國馬上會派五萬軍隊來支援我們。”遊行示威很快被軍隊鎮壓了，很多人被抓走失蹤了，裏麵有中國來的維吾爾人，那位部長也自殺了。司馬義告訴我說，他經常聽自由歐洲電台的烏茲別克語廣播，知道西方的生活水平比蘇聯生活水平要高的多，隻有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跑蘇聯，沒有法國人，英國人來。

他還帶我去過一些從新疆移民來的知名人士家裏去拜訪他們。第一家去的是賈和達家。賈氏是哈薩克人，原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的州長，現在阿拉木圖一家哈薩克文的雜誌社當編輯。他住在居民區一棟普通樓房的三套間居室裏，看來過得十分清寒，家徒四壁，客廳裏隻有幾張椅子和一張床，招待我們的是麵包片，紅茶加方塊糖。又去了一個原來在新疆當衛生所長和新疆郵電工會主席的家，都是維吾爾人，也過得同樣清寒，喝了點酒還是我帶去的。他們來蘇聯後十分不得誌，政府不信任他們，本地民族排擠他們，牢騷滿腹。他們告訴我一個原新疆自治區的維吾爾副主席，“回國”後隻當了一名汽車隊長，不久還解了職。一位原新疆軍區的副司令員，少將，過來後在阿拉木圖市場上賣西瓜。那位原衛生所長說：“我們回蘇聯的原新疆領導幹部隻有當過文化廳長的孜牙才吃得開，他是作家，會寫反中國的小說，現在派到土耳其開會去了，像他那樣的人看不起我們，不和我們來往。”賈和達說：“新疆的哈薩克人要得到幸福生活隻能和漢族人一道爭取，不能脫離中國。”這些人原都是“三區革命”的新疆民族軍軍官，有的人雙手還沾著漢族人的鮮血，有的還是蘇聯派到中國去的，解放後當了大官。在中國反地方民族主義的政策下，他們吃不消了，因為持有蘇聯護照，就紛紛“回國”。過來以後，境遇還不如在中國，處處受到排擠和歧視，把對中國的怨氣都消磨掉了，對漢族人都還友好。有一個維吾爾人對我說：“哪天我們在哈薩克斯坦得勢了，要叫哈薩克人在喂豬的豬槽子裏喝水。”我發現，“文化大革命”以前來蘇聯的維吾爾人其實並沒有多少反漢情緒，是“文革”把新疆的民族關係全搞亂了。但我也保持了警惕心，意識到司馬義和我來往是接受了任務的，隻是他沒有照著上司的指示辦。

集體宿舍一瞥及其他

安排我住的工人集體宿舍是一棟四層平頂樓，位於阿拉木圖的新舊城結合部，旁邊是阿拉木圖最大的人工湖阿拉木金柯，湖光山色，環境美麗。宿舍是一套三室單元，外門通向走廊，房間兩大一小，大的住三人，小的兩人，共用廁所，淋浴室和煤氣爐。房間裏有大壁櫥，床頭櫃桌椅和鋼絲床被褥齊全。油漆木板地板，天天有女工擦洗。被套被單一個星期換洗一次，也有專人料理，一個月共收費三盧布。清潔女工是位新疆過來的維吾爾大嫂，每次見到了我都要親熱地和我說不少話。和我共住一室的是位俄羅斯青年，建築工，他隻來睡覺，休息日全不回來。下班後整個單元幾乎隻有我一個人，十分安靜，可以邊查字典讀點俄文書報和寫我的“文革”回憶錄。我把這個回憶錄命名為《動亂的四年》，不知道我是不是首次把“文革”定位為“動亂”的了。我住進去十來天後，大批歐洲來的青年男女就把原來空著的宿舍上麵兩層全住滿了。那時，中蘇關係緊張到了極點，雙方都在準備打仗。莫斯科從它歐洲部分的居民中征來了幾萬男女青年充實和中國接壤的中亞地區，為他們在城裏和鄉下蓋了許多住宅，帶家的安排在鄉下，單身青年安排住城裏，宿舍裏一下集中了幾百名外來的青年男女，民族各別，語言不同，形形色色，十分熱鬧。他們新到東方，第一次看到黑頭發的黃種人，什麽都覺得新鮮。傍晚在樓前小花園乘涼時，不斷有人，特別是姑娘們來和我搭腔，知道我是中國人後更熱乎了。我交了不少女朋友，混得最熟的是個摩爾達維亞姑娘，叫伊拉，二十來歲，高中畢業分配到我幹活的工廠當抹牆工。她不到一米六，小巧玲瓏，活潑稚氣，能說俄語，匈牙利語，摩爾達維亞語（羅馬尼亞語）和法語。其實摩爾達維亞本來是羅馬尼亞領土，1939年蘇聯和希特勒德國靠攏，莫洛托夫和裏賓特洛甫簽訂了遺臭萬年的莫斯科協定，瓜分東歐，蘇聯分得了波蘭東部，摩爾達維亞和波羅的海邊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三個小國（戰後，蘇聯又把鄰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克爾巴阡山東麓的一塊土地割占了）。所謂摩爾達維亞語就是羅馬尼亞語，屬於和法語相似的拉丁語係，隻是斯大林為使摩爾達維亞人永遠和自己的祖國分離，把原用的拉丁字母改成俄文字母了。伊拉隻上白班，碰上我上白班下班後，常來約我一道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後在咖啡館喝杯咖啡，吃點點心，錢當然全由我掏。我們看的第一部電影是印度片《愛情萬歲》，我印象最深的是蘇聯電影《高加索的女俘虜》。由兩位最出名的蘇聯喜劇大師出演，叫人笑破肚皮。有趣的是有的場景還套自中國解放初期的政治諷刺小品劇《杜魯門給蔣介石剃頭》，還引用了幾個我們京戲的程式。另一部是印度電影《城市的夜晚》，是演述一個衣著破爛，神情麻木的流浪者夜晚到一棟樓房找水喝的故事，那副可憐相，可笑相和乞兒相，看來是印度國家形象的寫照。七十年代印度電影在蘇聯十分受歡迎，原因一是內容淺薄而程式化，逗笑處多，大眾容易看懂。一是印度人窮，蘇聯人看印度電影是從高處俯視印度，而看美英法電影則要從低處抬頭看，仰視那些國家。三是為了反中國，印度和蘇聯結盟，千方百計巴結俄國人。

慢慢地，伊拉一下班後便跑到我的房間不走，有時幽會到深夜。九月份後我到科學院圖書館借書，星期六也是開門的。那位哈薩克女管理員叫加娜，她讓我自己選書，第一次我借了印度尼赫魯著的《印度的發現》，我上大學時讀過，書裏有對印度命運的深刻思考，引發我對自己祖國命運的憂思。還借了四厚本一套的《太平廣記》，從魏晉到唐朝的筆記小說。

在新疆勞改兩年，天寒地凍的冬天在野外搬石頭修水渠，我凍出了鼻炎，鼻梁又在挨打時被打歪了，借了書的這個月，我住院做了鼻梁矯正術。主刀的是位俄羅斯女大夫，手術做得十分細致，也十分成功。住院全是公費，連病服和夥食費都由國家承擔，出院後還發全部工資。兩個星期在醫院病床上我讀完了《太平廣記》，隻感覺社會百態，權勢者施威，小民受罪，正直的知識分子含冤，一千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還是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古人還有寫作自由，今人卻沒有了。出院後我去還書，為感謝加娜的幫忙，給他帶去了一瓶法國香水，又幫她把堆在地板上書包拆包登記，兩人用結結巴巴的俄語，漢語和英語說了不少話。大概中文部永遠是門庭冷落，沒人來光顧。以後我一去她就把門扣上了，也沒有人來敲門。有時在星期六我帶上麵包香腸，醃黃瓜，西紅柿去全天陪著她。哈薩克人俄羅斯化的程度比較深，宗教觀念也不強，女人很開放，在大街上滿眼能看到哈薩克美女，黑發飄逸，鼻梁高高，眼睛大而發藍，舉止文明，很難想象她們是遊牧民族的後代。加娜快三十了，受過高等教育，離過婚，帶著個四歲小孩跟著父母住，自己還沒有領到住宅。獨身女人是寂寞的，遇上個氣質和自己差不多，感情能交流的異性很容易動情。可惜不久後我認識了好多中國人，有了打發休息日的去處，再沒有去她那兒了。次年春天我去還清全部借書，沒有見到她，把書交到了總管出納台，加娜是我交到的最好，最純真，最可愛的哈薩克女人。

中國人在蘇聯生活處處受歧視，隻有一個機會和蘇聯人是平等的，那就是處處都有豔遇。第二年春天，一次我搬氣缸時把手指頭砸傷了，到醫務所治傷。給我包紮傷口的是位德國護士，名字是德國女人常用的克拉拉。克拉拉年紀比我大，細高個，頭上挽著美發髻，鼻子筆直，臉龐狹長，說不上漂亮，也不難看。她知道我是中國人後，馬上狠狠地說：“你是個大傻瓜，逃到蘇聯來幹什麽？這是個狼的國家。”其實我也不願意來到這個虎狼之國，但又有什麽辦法，隻能連連點頭稱是，她又笑了。每天都去換一次藥，每次她都細心給我洗傷口，上藥，包紗布。蘇聯的醫療很奇怪，包傷口不用膠布，拿上半米長的紗布剪開以後包紮，指頭變成小玉米棒了。她一邊給我包傷口一邊告訴我她是德國人，1937年隨父母從莫斯科流放到中亞來的，護士學校畢業後結婚了，丈夫也是德國人。德國人受壓迫，處處挨罵，人身自由也沒有，出門就有第三隻眼睛盯著。丈夫沒法忍受，打通關節，把自己的民族成份和姓名都換成俄羅斯的，領上新護照後離家出走了，拋棄妻子，不知去了哪兒。她一個人帶著兒子住在母親留下的小平房，兒子十二歲了。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都向對方發出了深深的同情。我傷口愈合的那天，克拉拉給我剪掉紗布，洗幹淨手指後，約我傍晚到她家做客，商量好下午六點鍾她在集體宿舍前公共汽車站等我。到時候我們攔了一輛出租車，車行了好久，快開出城才到她家。她住在一個小山坡上，滿山盡是果樹。她的平房隻有小小三間，陳設簡單，但十分幹淨，室內一塵不染，窗台上都鋪著白色的挑花布。圖書滿架，也是個愛讀書的女人。園子不大，用木板圍著，板牆上爬滿了啤酒花。園子裏幾乎沒有種菜，全種著花，幾棵丁香樹，幾叢芍藥花都盛開著。芍藥花俄語叫“中國玫瑰”，大葡萄架和花樹下都擺著長木凳或係著吊椅，小徑上寸草不生。蘇聯人說“世界上最勤勞的是德國人和中國人。”德國人勤勞，又十分愛幹淨，聰明，可也像日本人一樣地精明。在我們的來往中，凡吃的菜，肉，酒都是我花錢買的，還要給她兒子買圓珠筆，練習本，汗衫和球鞋，而且是她預訂的，不過都便宜。第一次我帶去了一瓶伏特加和兩塊大巧克力糖。一進門，她拿出幹淨的條文睡衣睡褲叫我到浴室洗澡換衣。在浴室的房頂上安著個大鐵箱，裏麵裝滿了水，太陽照了一天後也就溫熱了。她準備晚飯，打發兒子到街上去和小朋友們踢足球，玩累了自己回家吃飯，洗澡，睡覺。西方人的家族成員都是各自獨立的，彼此不幹涉各人的私生活。德國人吃的飯菜大概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了，幾片麵包，幾片香腸，一大盆牛奶浸土豆，飲料是用土豆自製的啤酒。克拉拉也能喝酒，我們兩人把大半瓶伏特加都喝掉了。吃完飯後，天黑了，她和我一起坐在花樹下的木凳上，喃喃地說著大部分我聽不懂的話。暮春的微風吹動著滿院的花香，蟲聲吱吱月光從花朵和樹葉的縫隙間灑向地麵，夜色和春色都使人沉醉。而長夜清淡，情調就更美了。可惜我知道的俄語太少，克拉拉說的話我大部分聽不懂，隻知道她父親原來是基督教牧師，母親是醫生，家境是富裕的，有鄉下來的俄羅斯姑娘給她家當丫環。她剛記事時全家就流放到中亞了，父親累死在礦井裏。她全部的生活都是在窮苦和受蔑視中過來的，上學時同學叫她“法西斯”，工作後出了事上司便罵她“德國人搞破壞”。家裏有電視機，可從來不打開，也不上電影院，因為電影都是咒罵德國人的。但是我同情蘇聯人對德國人的憤恨，就像我們中國人對日本人一樣，難道我們還要在電影裏謳歌日本人打中國嗎？她會的德國話不多，也讀不懂德文書，閑暇時期用在讀翻譯的德國小說。所有德國文學名著都有俄文譯本。我讀過《浮士德》，羅曼·羅蘭以德國人為主角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特別是對《少年維持之煩惱》印象還大部分留在腦子裏，沒有在她麵前當中國土佬。同是異國他鄉的流落人，語言不通也能兩心相印。夜深了，她兒子早已睡覺。我們還在花樹下，她不斷低喚：把我抱得緊一些。月亮在空中消失了我們才進屋，又吃了幾口牛奶泡土豆，喝了一小杯伏特加，到第二天中午我們才起床。她要我每個星期都去她家去一次。她是個很明理的女人，從來沒有到宿舍和車間找過我，也沒有向我要過錢。

打工以後，我發現KGB從來也沒有放鬆對我的監視，幹活時和在宿舍裏常常有人來對我表示過分的關心和熱情，逛公園時也不期而然地碰上某個在工廠見過麵的人向我問東問西，約我去喝杯啤酒。從上班的第一個星期開始，每一個星期天都要我去和特工見麵，地點是某個公園的門邊或某個電影院前麵，時間隻有十來分鍾。他們問我的工作和生活，緊接著是“你認識了什麽中國人嗎？和他們說了些什麽話？“有時也請教我一些問題。要我學好俄文，則是每次見麵必不會少的叮囑。十月份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大慶，工會給我發了遊行證要我去遊行，在檢閱台上，見到了勃列日涅夫，也第一次看到了閱兵式行進中的導彈。入場時我雙眼望著檢閱台，不小心偏離了隊伍，一個警察少校用步話機的天線敲了一下我的頭，要我走好，使我心裏十分不快。和特工見麵時，有時他們問的問題太離譜了，我就不搭腔，他們立即警告我：“雷同誌，你在蘇聯的前途全看你的表現。“嚴重些的還要斥責：”我們上級叫我警告你。”延續兩個月的一星期見麵一次後換成半個月一次，以後又換成一個月一次。頭一次見麵約定下一次見麵的時間和地點。約見我的特工每次都換人，有俄羅斯人，也有哈薩克人。他們從不告訴我姓什麽，名字也常常改變，這次是撒沙，下次就變成戈尼亞了。和我見麵最多的是一個叫米沙的俄羅斯人，四十多歲了，大紅臉，一口地道的中國話，說話還風趣得很，愛開點玩笑。此人大有來頭，牛水告訴了我他的曆史。他的繼父是老華僑，在新疆塔城長大，少年時代即吸收到蘇聯駐塔城領事館打雜，同時接受特工訓練，在伊寧，烏魯木齊和北京的蘇聯駐華使領館裏都幹過，是個中國通。老婆是俄羅斯人，也是在中國長大的。1956年匈牙利人民起義被鎮壓後他調到蘇聯駐匈牙利大使館。那時中蘇友好，雙方在鎮壓匈牙利起義時合作得很合拍，大概是調去當翻譯員吧。後來調回國在哈薩克斯坦鋼鐵工業中心基米爾道烏市一家小工廠當廠長。中蘇關係惡化後，調到哈薩克斯坦KGB中央當特工，軍銜是少校。直到七十年代中期，KGB派來找我的人多數是他。牛水又告訴我：“在阿拉木圖生活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個上司，他的上司就是米沙。”不知道為什麽，我沒有固定的“上司”。要是特工纏上了你，像蒼蠅圍著你飛，揮之不去，叫人多惡心就有多惡心。不過他們文化修養都高，衣冠楚楚，一派紳士風度。到了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以後，我才解除了此般苦惱。

老華僑（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一）

七十年代，在阿拉木圖住著幾十家老華僑。我這裏寫的老華僑，是指解放前來到蘇聯的中國人。他們中有些是在西伯利亞集中營服了幾十年勞役，赫魯曉夫當權後才釋放出來的。赫魯曉夫是個開明的政治家，他廢除了大部分的斯大林暴政。他的仁政之一是給從集中營放出來的人都發了全額工資。有些老華僑懷裏揣著幾千上萬的盧布來到阿拉木圖，買了帶大園子的花園洋房，買了小汽車，沒有住公寓的。他們結婚都晚，又找不到中國女人，妻子一般是俄羅斯女人，猶太女人，也有娶朝鮮女人或遠東的那乃女人的，沒有一個與中亞土著民族女人結婚的。七十年代正好是他們的子女長大談婚論嫁的時候，而六十年代重回蘇聯的老華僑帶過來的孩子也已長大成人。老華僑有一個特點，就是都很愛國，愛自己的同胞，都希望自己的子女相互通婚，但女多男少，哪裏找到了那樣多的中國小夥子當女婿呢？正在他們為兒女的終身大事犯愁時，1962年邊民外逃時成百上千的漢族人來到蘇聯，絕大部分都是單身漢。老華僑們高興壞了，能出嫁的女兒大多都嫁給了他們，有的已出嫁的混血少婦又離婚了重嫁中國同胞。過來的人大部分是“盲流”，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多，但老華僑和他們的女兒也不嫌棄，盡管女方受過高等教育，並不管對方的文化、職業，甚至年齡，都願意嫁。那麽多的中國文盲，半文盲娶了蘇聯的醫生、教員、工程師或會計。中國人勤勞，節儉，誠樸，家庭觀念比哪一個民族都強，成家後一心撲在老婆孩子身上。中國人當戶主的家庭都全家和睦。日子過得好，沒有像一些蘇聯人不斷在結婚，離婚的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蘇聯女人又沒有中國的等級觀念、階級成分、政治態度方麵的講究，兩情結合，相得益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蘇聯的工資製度也是腦體倒掛，大學生多，不值錢。年青人幹體力活，一個高勞動強度，高技術的職業每月工資可以達到三百多盧布，而普通工程師，教員，醫生才能拿一百二十盧布。有副博士（碩士）頭銜的也才一百八十盧布。這還是在高工資地區的中亞，歐洲部分的工資水平還要低一些。又實行職務工資製，職務升不上去工資也升不上去，坐辦公室的女職員大概永遠都沒有升職的機會。如果夫妻雙方都是大學畢業，每月各拿一百盧布，也夠養家，但要買車買房，就隻能是夢想了。所以，許多女大學生都願意嫁給工資高的工人，為的是經濟上的實惠。

八月中旬我領到了預支工資後，買了個鐵鍋，準備自己炒中國菜吃，好幾個月沒吃中國飯菜了，真想。星期六去市場買菜，看到一個中國人模樣的老頭在賣菜，有小蔥，芹菜，茄子。我十分高興，上去喊了他一聲大爺，用中國話和他攀談。他見到我是中國人，也一樣高興，叫我在他攤子邊坐下，問長問短。他姓楊，山東掖縣人，“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去到蘇聯遠東，在集中營關了十幾年，戰爭結束後才放出來，到阿拉木圖安家。我告別時，他說：“明天星期天，我不擺攤了，上午十點你到這裏來，我接你到我家做客。”第二天早上我按時來到市場，楊大爺早等著了。他帶我走出市場大門一輛小汽車邊，他的兒子坐在司機座位上。楊大爺的家也在城邊，房子大，園子也大，有一公頃多。車子開進院門停下，走出來一看，隻見葡萄架下的長桌上擺滿了菜和酒瓶酒杯，周圍坐著一位大娘和幾個年青人，大家站起來歡迎我，裏麵還有位浙江口音的青年。大娘是俄羅斯女人，我叫他瑪莎嬸嬸。楊大爺兩口子生了一男三女，兒子結婚了，媳婦是俄女；大女兒在大學教德語，丈夫就是那位浙江青年，1962年過來的，是當了右派分子後外出流浪的小學教員，現在街邊小亭子裏修鍾表，小兩口的日子過得不錯；二女兒二十歲出頭，還在哈薩克斯坦國立基諾夫大學法律係讀書，小女兒才十七歲，在上醫藥學校。桌子上菜肴花色很多，中西合璧，有紅燒肉，炸丸子，豆腐湯，粉絲拌海帶。酒有大瓶的香檳和小瓶的伏特加。楊大爺略致了幾句開場白，大家就碰杯喝酒，一邊吃，一邊談。二小姐和我坐在一起，不斷給我杯中添酒。席間，瑪莎嬸嬸站起來流著淚說了一大篇話：“我的沃洛佳（楊大爺的俄羅斯名字）是塊金子。戰爭時我一家都死光了，我一個女孩子單身流落到阿拉木圖，是他收留了我。他日夜幹活，在建築工地開推土機，老了還種園子，賣菜，為的是養家，給女兒買房子汽車。沒有他也沒有我，沒有我們這一大家子人。現在中國和蘇聯吵架，不要管它，那是勃列日涅夫和毛澤東的事。我愛中國人，中國人是好漢子。大女兒嫁了中國人，日子過得和我們夫妻一樣和美，我心裏高興，希望兩個小的也能找上中國丈夫。”接著楊大爺對我說：“你身邊坐的是我二女兒，二十二歲了，在上大學，你看中了我招你做二女婿。”我一下又感動又感激，站起來說謝謝。低頭看二小姐，她也是含情脈脈的。飯後又一起跳舞，我問他讀哪一個係，畢業後作什麽工作，她回答：“讀法律係，畢業後會分配當律師，或者到法院，檢察院，警察局，也許會到KGB工作。”聽後我一下子愣著了，心馬上涼了，想遠離KGB還找不出法子呢，難道還要把KGB找上床來？告別時，我委婉地向二老說：“謝謝你們，我年紀大了，又不會說俄語，身上一分存錢也沒有，還是個工人，下苦的，哪一方麵也配不上你們的女兒。”我以為他們要生氣，可相反，他們一點不高興的意思也沒有。楊大爺說：“沒關係，沒關係，我們人不親土親。下個星期天你再來我家做客，常到我們家來玩的中國姑娘可多著呢。後來，我和他的大女婿一直是好朋友。他是浙江蕭山人，雖然入了籍，仍然保持了中國人的民族正氣。

第二個星期天我又去了楊大爺家，他三個女兒都不在，另外來了幾位老華僑和三個姑娘。一個是漢話說的好的維吾爾族姑娘，在讀藝術專科學校；一個女教員，父母都是中國人，四十年代從東北邊境逃過來的逃亡地主。她本來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說。還有一個能說流利的中國話卻說不好俄語的俄羅斯姑娘，在商店當出納，用中國算盤算賬。我沒有長期在蘇聯生活的打算，又一身空空如也，不想給自己找個累贅，和她們淡淡地說了些話便分手了。幾位老華僑卻向我說了一些聞所未聞，駭人聽聞的故事。他們都關進過集中營，在集中營裏都在麵包坊幹活。之所以放心叫中國人到麵包坊，一是中國人勤勞誠實，不偷不摸；二是中國人沒有親屬，自己吃飽肚子後更不會偷麵包了。他們告訴我，斯大林要每個蘇聯人都知道社會主義製度的厲害，服服貼貼當良民，幾乎每個男人都判過刑，都勞改過。判刑的理由十分荒唐：商店裏商品十分匱乏，除了牆上掛著商業部長米高揚的畫像外，貨架上空空如也。商店大門外站著警察，每個顧客走出商店都要接受警察盤問：“商店裏商品豐富不豐富？”你實事就是地回答：“商品很少。”警察會把你抓起來，說你“詆毀蘇維埃製度”，判刑三年。如果討好政府，回答說：“商店裏商品豐富，應有盡有”，警察也會把你抓起來，說你“欺騙蘇維埃政權”，也判刑三年。又比如警察在街頭和公園報亭邊巡邏，看到有人讀報，會抓起來判刑三年，說“你為什麽如此關心時事，是不是盼望我們蘇維埃政權垮台？”如果不讀報，又會用“不關心國家大事，不熱愛蘇維埃政權”的罪名判刑三年。越境的中國人，隻要發現是上過學的知識分子，必定處刑無疑。1937年大鎮壓時，中央肅反委員會給吉爾克斯加盟共和國下達了槍斃一萬名知識分子的任務，當時吉爾吉斯才百把萬人，文化落後，找不出幾個知識分子，隻好把小學教員，集體農莊會計，甚至售貨員都當成知識分子抓去槍斃以湊數。赫魯曉夫的施政寬鬆很多了，不過計劃經濟下的蘇聯每年抓多少罪犯，判刑多少人都預先訂出了計劃，還必須完成，所以冤獄還在繼續製造中。我來到蘇聯後問及四十歲以上的男人幾乎都遭受過牢獄之災。不過和中國相比，蘇聯不太追究人們的曆史，沒有一入獄便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階級敵人，罪犯隻要服完刑出獄了，社會上還是一視同仁地對待，廠長還是當他的廠長，教員還是當他的教員，年青人一樣上大學，服兵役，當軍官。

老華僑中有一位姓李的沈陽人，進過偽滿的士官學校，畢業後派到邊境當偽滿國軍班長駐防，他不願當日本鬼子的鷹犬，跑到蘇聯來了。一過黑龍江，蘇聯邊防軍司令部硬逼他承認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判刑十年，到北西伯利亞的克拉斯克州伐木頭，釋放後到了阿拉木圖，娶了個朝鮮女人，還入了籍，在一家工廠當七級車工，技術很好，俄語也說的好。幾天後是他六十歲的生日，我也攜禮去祝賀了。那天，他妻子的朝鮮親友去得很多，有人還是他在勞改營的朋友，也來自東北。老華僑去的也多，客廳裏擺了兩排桌子，吃的是朝鮮飯，簡單得很，涼麵，菜是土豆絲，不炒不煮，用開水一燙拌麵條吃。還有朝鮮打糕，糯米飯發酵後蒸的糕，和我們老家的碗兒糕沒有兩樣。中國人聚在一起話一說開就離不開中蘇關係。中國老大爺們有的當了幾十年蘇聯公民，議論起來還是向著中國，而幾個朝鮮老頭盡管說著滿口東北腔的中國話，有的才拿上蘇聯護照，一動嘴即是“我們蘇聯”，“我們的勃列日涅夫”如何好，“你們的毛澤東”如何壞。

那些朝鮮老頭子也和別的蘇聯人一樣大罵赫魯曉夫，說赫氏把蘇聯搞壞了，他們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殊不知朝鮮人能立下足來也是得自於赫先生開放的德政。當然他們對KGB是不讚美的，宴席上我有意識地讓他們說了一些有關KGB的政治笑話，這裏錄下幾則。

肅反委員會頭子向斯大林請示：“下一批人在午飯前槍斃還是午飯後？”斯大林回答：“當然是午飯前，午飯得節約下來給流浪兒童吃。”

斯大林找來大作家肖洛霍夫，指示他：“肖洛霍夫同誌!拜讀大作《被開墾的處女地，十分欣賞，希望你接下去寫續篇，主題是“如果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肖洛霍夫推辭：“敬愛的斯大林同誌！我現在身體不好，病多，隻怕寫不出來了。”斯大林說：“那沒有關係，我馬上派人把你送到我的故鄉高加索去，在那裏天天吃葡萄，一邊休養一邊寫書。”肖洛霍夫再不能推辭了說：“對，我聽您的吩咐。不過我得先回家和家人告別，如果您要求的書我寫不出來，我和家人再見麵的機會肯定不會再有了。

集體農莊莊員大會上，莊員伊萬諾夫提出了一個問題：“香腸，奶酪，雞蛋到哪裏去了呢？接著休息了一會再開會，莊員希德諾夫說：“別的東西沒有我不管，伊萬諾夫到哪裏去了呢？”原來伊萬諾夫提問題，立刻給契卡（肅反委員會簡稱）抓走了。

一個年青人在地鐵列車對周圍的人高聲說政治笑話，說完後，他身邊的一個中年人問他：“年青人，你知道你和地鐵列車有什麽區別嗎？”青年人回答不知道，中年人從口袋裏掏出KGB的紅本子朝他亮了亮，說：“地鐵列車還會在鐵軌上前進，而你得跟我走了。”年青人聽後笑了一下反問：“你知道你和我有什麽區別？公民！中年人回答不知道。年青人也掏出紅本子向他亮了亮說：“同誌！我和你沒有區別，”

牢房裏關著三個犯人等待法庭判決，他們相互詢問所犯案件。

“我辱罵了布哈林。”甲說：“因為布哈林是列寧的戰友。”

“我讚揚了布哈林。”乙說：“因為布哈林是斯大林的敵人。”

“我本人就是布哈林。”丙說。

問題，赫魯曉夫做到了些什麽，又沒有來得及做什麽？

回答：他來得及把廁所和浴室併在一塊，沒有來得及把天花板和地板併在一塊，來得及把黨委會分成工業黨和農業黨，沒與來得及把鐵道部分成左軌部和右軌部；來得及在蘇聯墾荒而在美國收割糧食，來不及在月亮上種玉米；來得及給埃及總統納賽爾發列寧勳章和金星勳章，來不及在以埃西奈戰役後給他發勝利勳章（此戰役埃及敗得一塌糊塗）；來得及把斯大林的棺材從列寧墓搬走，來不及把空出來的鋪位留給自己；來得及摧毀馬林可夫—卡崗諾維奇，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反黨集團，來不及摧毀勃列日涅夫、科西金和波德戈爾內反黨集團（這個集團打倒了赫氏）。

和老華僑來往的時間不長，又一次在市場上遇到了楊大爺，他對我說：“有人叫我們不要和你們這些新過來的年青人來往，你們中間很多人是給KGB幹活的。”不知他指的“有人”指的是哪一方？在我們中間可真有叛徒和內奸，還不隻一個兩個。他說的很對，不要和他們來往。從此以後，在阿拉木圖，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再也沒有上過老華僑們的門，見了麵也敬而遠之。不過，我後來真當了一位老華僑的女婿，幫老華僑們探病，送殯，寫信，在大使館辦簽證，換護照，照顧他們回國探親，可真幫了他們不少忙。

1978年楊大爺去世，我去阿拉木圖參加了他的葬禮。當時他二女兒分配在北方寒冷地區的一個少年管教所當教員，還是獨身。可愛的小女兒被一個哈薩克青年拋棄後，因失戀成了個女酒鬼。她在醫院的藥房工作，裏麵的酒精多得很。可敬又可憐的一家人嗬！

有一個叫牛水的中國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二）

秋天到了，一天，我下午下班回來，躺在床上看書，天已經黑了，忽然一個同樓房的東幹人來叫我，說宿舍外麵有個中國人來找我。我一聽高興了，爬起來出門和他見麵，見到一個穿黑色運動衣褲的年青人在門邊等我。他介紹他名叫牛水，二十六七歲，看上去十分精幹，善於詞令。他說他也是“文革”中1968年逃過來的，在紡織廠做鉗工。附近有間工人夜校，他在上這個學校，聽同學說這棟新集體宿舍住進了個新來的中國人，下課後特地來看我。他也住在集體宿舍，離我住的宿舍隻有一個街區，請我到他住的房間去玩。到了他的宿舍，見到和他同房的還有個紡織廠的工程師。牛水煮了大米飯，煎了香腸和雞蛋來招待我。我們吃飯時不斷有姑娘來找他，他的俄語說得好，不時逗得姑娘們哈哈大笑。我一邊吃飯，一邊聽他滔滔不絕的“自我介紹”。

他原名餘江紅，牛水的姓名是KGB給他取的，俄名尤尼亞，安徽合肥人，KGB把他的籍貫也改了，成了青海西寧市。父親在解放前當過法院院長，母親是女子師範學校畢業的，當教員。1949年初他父親去了台灣，沒有人知道下落。他還有一個弟弟，母子三人過得非常艱難，靠在鐵路邊拾煤炭塊過生活，劃成分時把他家劃了個城市貧民的好成分。母親去世得早，他初中畢業後參加了解放軍，從戰士升到少尉，後來轉業到新疆阿勒泰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邊防農場當文化教員，畫畫，寫標語，唱歌，跳舞，全都會。他的歌唱的好，也會拉胡琴，吹口琴。“文革”時期外調人員把他父親是去台的國民黨官員的老底子翻出來了，他就一下子由軍墾戰士變成為階級敵人了，天天挨鬥。他們團場的團長和政委也都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常常一塊被拉上鬥爭台。他們的農場到蘇聯邊界隻有五百米，他被鬥得受不了了，1968年逃來了蘇聯。到蘇聯後，受到KGB的優待，也送到我住過的那家退休上校家裏住過，所以從他口裏我才知道了老房東的真實身份。他在紡織廠當鉗工，修機器，晚上在工人夜校上學。第二天我也跟他上夜校，上的是六年級。一堂曆史課，我一句也沒聽懂，一堂代數課又太淺了，用不著聽，第二天我不去了，他也再沒有去上學。

牛水隻上一個白班，我則有兩個班。上完白班不是他來找我就是我去找他，休息日也常在一起。異鄉遇到中國同胞，命運和處境都差不多，他又健談機靈，到處有熟人，俄語又說的好，處處能給我幫忙，我們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兩個星期後，他說紡織廠的工資少，每月才能拿到一百盧布，想轉到機械磨床廠幹活，我帶他去見車間主任，當場被接受幹車工活。於是我們又成為同一車間幹活的同事，他也搬到我住的集體宿舍同一間來往，原來的同房者搬走了，我們成了親如兄弟的一家人，錢也合在一起用，由他支配，雖然我掙的多，他花的多。他要找姑娘玩，得穿漂亮些。第二年初我領了半個月的“十三號工資”後，給他買了一件羅馬尼亞大衣和一套波蘭西服。這裏要解釋一下什麽叫“十三號工資”。原來，在蘇聯，工人工作一年，如果不違犯紀律，在第二年初可多領一個月的工資，就叫“十三號工資”。中途退廠，沒有幹滿一年的，仍可按比例得到部分“十三號工資”。

以後他碰到了中國人就表揚我：雷光漢是所有中國人中最好的一個，他在那麽困難的時候還愛中國，對朋友也從不計較。不過，以後的事實說明，我對牛水實在是用心太誠了，對他的感情也太實了，上了他的當。流亡半輩子，我上當受騙都是自己的中國同胞給我的，對外國人我一直懷有深深的戒心，倒沒有受過他們多少害。

牛水交友廣闊，信息靈通，關於KGB特工的許多信息都是他告訴我的，以後我在阿拉木圖認識的中國人也全是他介紹的。他還詳細告訴了自己來蘇聯後所經曆的兩樁大事。一件是1970年春天，也就是我剛逃來蘇聯的那一年，5月份，KGB派他回了中國兩次，當間諜，到他原來所在的兵團農場策反。直接指揮他行動的便是少校米沙。米沙和幾個蘇軍軍官帶著他到我國新疆阿勒泰地區的邊界線上，在蘇聯是東哈薩克斯坦州。他們住在蘇方邊界一側的鐵絲網附近的軍用帳篷裏，牛水也換上了蘇聯邊防士兵的軍服。天天到蘇軍瞭望台上觀察中國一側的動靜，牛水說在瞭望台上可以把他工作過的農場看得清清楚楚，邊防連隊住的房舍，群眾大會的場麵，來往的車輛都一目了然。一直觀察了三天三晚，然後在一個深夜裏，他又換上了逃蘇來時穿的中國衣服，拿上了KGB上司給的一筆人民幣，穿過蘇軍打開了的鐵絲網小洞，偷偷摸進中國國境。他悄悄跑到原來一個好朋友住房的窗下，敲玻璃叫醒了朋友，輕聲告訴他：“蘇聯歡迎農場的人都過去，團長和政委想到蘇聯來也極表歡迎。蘇聯的直升飛機都飛到邊界附近了，來接你們，你們準備一下，通知團長和政委，明天晚上我再來接，可不能錯過機會嗬”。說完，在院子裏丟下三百元人民幣，又跑回來了。第二天白天，蘇軍果然派了一架直升飛機，一直在邊界上空盤旋。他上司又帶著他到瞭望台上觀察動靜，見到幾個農工在殺雞宰羊，還舉著宰殺了的雞向直升飛機搖晃，KGB的軍官們得意了。深夜裏他又潛回中國國境，手裏抓著一把沙子，躲進路邊的牆框裏。一會兒看到中國的武裝民兵朝他走過來了，他馬上把沙子撒在走在前麵的一個民兵臉上，用百米短跑的衝刺速度逃過鐵絲網。他把細節描述得驚險萬狀，還為自己的勇敢和機靈而得意，過後，KGB為獎賞他這一回冒險，帶著他坐遊艇在巴勒哈什湖轉了一圈。我聽了對他說：“你這步路走得太錯了，我們是逃難來蘇聯的，目的是為了求生存，怎麽能給KGB當特務，反對自己的祖國呢？”

第二件大事是他在阿拉木圖認識了一個叫張聯堂的混血烏魯木齊人，張是蘇共黨員，是KGB派遣與中國人來往的代表，1988年到1989年在張的指揮下，幾個中國人在阿拉木圖組織了一個叫“中國勞動人民革命小組”的“反毛組織”。領導成員除張聯堂外，還有牛水，王扶（亡夫）和劉萬瑜。牛水還曾到江布爾發展成員，小組發展的很快，在阿拉木圖的中國人很多都參加了，隻有劉立中拒絕。在江布爾，卡拉幹達等城市也有組員。王扶起草了宣言，還計劃辦報紙，派人到中國活動。不知道為什麽組織很命短，一年後KGB下令把“中國勞動人民革命小組”給取締了，沒收了宣言，禁止他們活動。在對我的審查結束時，翻譯撒沙也叮囑我：“如果你遇到中國人要介紹你參加什麽組織，一定要拒絕。”牛水還給我介紹了那名王扶。王是河南人，河南大學中文係畢業，原是《河南日報》的新聞記者，1967年跑來蘇聯的。這個人很懶，不想幹活，一直想要進KGB當“幹部”。原來和牛水在紡織二廠一塊幹活，後來到江布爾去了，在食堂工作，每月工資才七十盧布，常常要牛水給他寄錢花，是個沒誌氣的人。“勞動人民革命小組”被取締後不久，王扶在哈薩克斯坦失蹤了，聽說去了KGB設立的地下反華電台“救國電台”。牛水把王扶起草的“宣言”的照片給我看了，第一句是“民族主義分子毛澤東背判了中蘇友好”，把“叛”寫成為“判”，惡水一下湧到我嗓子上，去他媽的丟下了。又看他起草的“告華僑書”，開頭是“當你們給小兒子遞蘋果時，給小女兒喂牛奶時”，應該如何如何，惡心十分。再讀下文，錯別字連篇，文理不通，邏輯混亂，語氣卑下，看來王扶此人品格十分低劣，文化最多隻達到初中程度。我把他的大作的照片丟回給牛水，說：“這種小學生的漢奸作文我不看。”

其實，牛水和王扶是大哥二哥一路貨，牛水也一直在給KGB拍馬屁，想鑽進去當個真正的KGB。

蘇聯的商品供應豐富，可是花色品種稀少。商店和市場裏賣的水果除西瓜，甜瓜，蘋果，石榴清甜可口外，隻有酸得不能下咽的李子、梅子和粗糙得不能下咽的梨子，很少能買到桔子，橙子，大概在蘇聯解體前蘇聯人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香蕉，荔枝和菠蘿那種好吃的東西。快過新年時，忽然阿拉木圖的水果店裏來了一批阿富汗桔子，人們見了瘋狂搶購，萬頭簇動，男人如不氣壯如牛，女人如不凶猛似虎是擠不到櫃台前麵去的。我對牛水說桔子是我家鄉大宗出產的水果，進疆後吃不到了。牛水說他去想辦法，通過關係買幾箱。果然在星期天他搬回了兩箱桔子，有二十公斤，又大又紅又甜，實在好吃。而牛水隻留下一箱給中國朋友們吃，另一箱他要送禮給“上司”米沙。上供回來後興衝衝地告訴我：“米沙接待我很客氣，他老婆漂亮的很，是醫生，也說一口中國話。我們在一起，盡回憶中國好吃的東西。”我在阿拉木圖住了一年多，還沒有聽說有哪個中國人給KGB送過禮，也沒有聽說誰在KGB官員家中做過客，對牛水的這種做法我很不以為然。躲避他們還來不及呢？大概從此時開始，我已經進入KGB和牛水設下的圈套了，而同胞的親情，流亡者的淒情，卻迷了我的眼，糊了我的心，把牛水當作我最好的朋友。劉萬瑜後來一直批評我是感情主義者，心腸太好，不改過來還會上當。他說的對，可是我到老也改不過來。唉，可憐的魯直的土家漢子，可憐的百無一用的書生。

密友劉立中（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三）

認識牛水後的第二個星期天，他把劉萬瑜叫來與我結識了。劉萬瑜是我的湖南老鄉，邵陽地區隆回縣人，一口湘音，滿口土話。他比我大幾歲，中師畢業後當過小學教員。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一下子把農民送進災難的深淵，他看不下去了，參加了一個叫“中國農民革命黨”的地下組織，反對“人民公社”，教員也不當了，跑到湘黔邊界的山區活動，“鬧革命”。很快這個地下黨給公安破獲了，他鋃鐺入獄，曾四次被判處死刑，由於他本人拒不招認，證據不確鑿，被最高人民法院駁回。後來判了十四年徒刑，關在洞庭湖邊一個圍湖造田的勞改農場勞改。在監獄裏他經受過嚴刑拷打，身上到處留下了斑斑傷痕，胳膊上和手腕上被繩子和手銬勒成的傷痕成了一道道溝跡。

1967年，“文革”中，造反派到處奪權，砸爛公檢法，他們勞改農場的領導層給打倒了，亂成一團，他逃出勞改農場，回到隆回家裏，父母都死了，在舅父家過了一晚後離家到湘鄂交界地區流浪，準備逃蘇。他能寫毛筆字，春節期間在鄉下給農民寫春聯，積存了一些錢，湊足了到新疆的路費。他還會刻圖章，買了蠟紙，鐵筆和鋼板，油印，自己刻了邵陽市外貿公司的公章，蓋在自己書寫的到新疆霍爾果斯外貿公司出差的“公文”上。1969年春，他萬裏迢迢來到伊犁州中蘇邊界上的霍爾果斯口岸，大搖大擺地住進招待所，半夜後，居然成功越過邊界到了蘇聯。他現在也在紡織廠當雜工，和牛水在一個車間幹活。劉有高中文化水平，俄語也學的快，我們一起逛公園時他已經可以用俄語和蘇聯姑娘攀談。剛來蘇聯時他自恃甚高，見人即稱自己是政治流亡者，不是普通的中國人。但他的毛病也真不少，第一是愛嫖，幾乎不擇對象，隻要是能搞上手的女人都搞，和他一起幹活的清潔女工，集體宿舍的寡婦不少成了他的情婦，卻沒有一個上得了台麵。一次我們到一個蘋果園去玩，有幾位俄羅斯姑娘光著大腿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牛水和他打賭，說：“劉萬瑜，你有本事把手放到一個姑娘的大腿上，我輸給你一瓶酒。”劉沒有回二話就跑到姑娘們的身邊了，厚著臉皮和他們嘻嘻哈哈，不到二十分鍾，他的手就擱到一位姑娘的大腿上了。第二是愛喝，喝醉了酒還愛發酒瘋。第三是愛吹牛，一次跑到阿拉木圖東郊的鐵素爾幹農場召集全農場的中國居民開會，一口氣做了四個小時的報告，大言要聯合蘇聯，聯合美國，聯合台灣，組織幾千人的隊伍打回中國去。

有次他在我的房間睡覺，兩人對床夜話，他說：“我從湖南出走時最後一晚住在舅父家，臨別時給舅父寫了一首詩：“一帆風雨路三千，把爹娘骨肉齊拋閃，兒去了，莫思念。”我聽了大笑：“劉萬瑜，你別吹牛了，這是《紅樓夢》十二金釵曲裏寫探春的一首，是悲歎探春遠嫁的，我可是本中國文史詞典，這方麵你最好還是退避三舍。”不過這個人重友情，不耍奸，我們一起生活了四年沒有鬧過摩擦。劉萬瑜告訴我他有一個叫劉立中的本家叔叔，很有學問，是1964年逃來蘇聯的，也住在阿拉木圖。幾天後，他請劉立中來我住的宿舍和我認識了

劉立中是我流亡外國生活中結識的最好的朋友，是中國流亡者中最好的人之一，是一位值得用大寫書寫姓名的人。我們認識後不久，他的工廠給他分配了住宅，在阿拉木圖“高爾基文化與休息公園”前的三八大街上，小小的兩間平房，陳舊已極，還生煤爐子取暖。不過房前有個小小的櫻桃園，周圍環境清淨，夏天室內十分涼爽，我常在他家過夜。在我決定再一次逃亡後，除了他以外，和所有中國人都斷絕了來往。他是我能說心裏話，同氣相應，同聲相求的密友，是流亡者中我再沒有見到過的有學識，正直，善良，用全心熱愛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們親如兄弟相交長達九年。他心髒病發作猝死後，也是我遠赴阿拉木圖給他辦完後事的。

劉立中是湖南邵陽的世家子弟，出生在木版年畫之鄉灘頭鎮。外祖父和幾個舅父是吾湘商界都有名氣的人，一個舅父還是留學日本的造紙專家。他父親參加過北伐戰爭，國民政府統一西北後，被派到甘肅某縣當田糧處主任。抗戰勝利後，他父親不滿官場黑暗，棄官從商，到迪化（烏魯木齊）做生意。所以，立中對清末新疆建省後從劉錦棠，袁大化，楊增新，盛世才到陶峙嶽的新疆軍政界的曆史掌故十分熟悉。抗戰時他從迪化高中畢業到了重慶，考入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學話劇，不久投筆從戎，抗日報國，進入了軍校，畢業後一直在國軍部隊裏當軍需。抗日勝利後部隊開到新疆喀什，他升成中校，成了某騎兵旅的軍需主任。他在喀什結了婚，妻子也是湖南人，是左宗棠西征留下的湘軍軍官的孫女，喀什市一位最有名的中醫的千金。劉立中是位十分聰明，多才多藝的能人，能寫詩填詞，會譜曲，吹拉彈唱樣樣都能，唱京劇老生和川劇老生都有登台的水平，華爾滋，探戈，迪斯科舞也樣樣跳得好，同時還打得一手好乒乓球，是新疆烏蘇縣和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市的乒乓球單打冠軍。能說普通話，湘中話，上海話，四川話和廣東話，英語和俄語也都說的好。四十多歲到蘇聯後，還學會了滑冰和滑雪。

1949年，他所在的部隊隨陶峙嶽起義投向解放軍，整編中被編遣下來，攜妻女回迪化做生意，在迪化—上海—一線跑單幫。1952年以後，生意做不成了，參加工作到烏蘇縣木材公司做了會計。他說1949年上半年攜妻子到了廣州，還拿出他們夫妻在廣州中山紀念堂前拍的照片給我看了，想走香港。坐輪船到了珠江口，登上虎門炮台朝大海一望，深感一去海天渺茫，返家無望，實在是舍不得離開中國，妻子也舍不得新疆的故鄉，又返回新疆了。1958年“大躍進”時，還有一個“反右派”後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立中既不是“右派分子”，也沒有經濟問題，但對他那樣既有頭腦，經曆又豐富的人，共產黨又非打擊不行，找不到理由判他的刑，隻好判處勞動教養三年。先是抓進監獄關了幾個月，再押送到塔城勞改隊榨油廠做苦力。和他一起勞改的有塔城的蒙古族女王爺喬親王，有一個有名氣的畫家，還有一名北京大學東語係畢業的北大人，罪名是1956年波匈事件後他把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普拉的講話從人民日報上剪下來貼到了自己的日記本上，同情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劉立中超期服完勞教刑期出獄後回到烏蘇，木材公司已把他除名了。回到烏魯木齊他父親家，才知道妻子已經改嫁給一個解放軍小軍官，小女兒也掉水淹死了，家破人亡，無安身之處。他父親叫他到西安妹妹家當男保姆，照看外甥。他妹妹畢業於蘭州大學經濟係，也是多才多藝的，1948年在蘭州主演話劇《野玫瑰》，轟動全城。妹夫是從越南西貢回來的歸國華僑，夫婦兩人都在西安市人民銀行工作，妹夫還是個科長。到了西安，他落不上戶口，沒有戶口便沒有糧票，便生活無門，隻得又返回新疆，才下決心從塔城穿越邊境來蘇聯尋找活路，終於在1964年順利地逃到了蘇聯。在向塔城出走的途中，遇到了一起勞改的名畫家，畫家看見他往西走，什麽都明白了，說：“我心裏明白，你要到大鼻子那邊去。但我絕不走，絕不離開中國，我要和他們幹到底。”劉立中說從1962年五六月份伊塔邊民外逃後，在中國的壓力下，蘇方關閉了邊界，幾乎不再接受中國逃民。1964年也隻接受了從中國逃來的一個人和一家，一個人就是他劉立中，原因是他曾有官居中校的輝煌曆史；一家人是指周姓解放軍軍官，當過上尉連長，轉業後分配到新疆，帶著老婆孩子一家人逃到蘇聯來了，住在齊木肯特市。周某也是有特殊身份的，我認識的住在齊木肯特的一些中國朋友都罵他。

立中先被送到北哈薩克斯坦小城柯吉達夫一家小工廠當鉗工，一幹四年，拿到蘇聯護照後有了遷徙的自由，搬到阿拉木圖住了，也在一家機械製造廠當鉗工。他是技術相當熟練的工人，工作之餘還製造了一些中國式的菜刀，拿到市場後一搶而光，還是十盧布一把。由於原來的英文基礎雄厚，他的俄文學得很快，發音也準確，能讀能寫。立中是1924年出生的，四十歲後逃到蘇聯，原妻改嫁後他沒有結婚，獨身生活著。離他而去的結發妻子是高水平婦女，曾經滄海難為水麽。不過主動找上門來的蘇聯女人是不少的，我親眼看到了好幾個，有的還是隻有三十多歲中年淑女，風姿卓然的。

立中對蘇聯社會認識得極為深刻，一見麵他就告訴我：這個社會男盜女娼，官貪民罪，已經腐爛得無可救藥了，對蘇聯決不能抱任何幻想。他對於從沙皇到蘇聯的俄國佬一筆筆的侵華帳都記在心底，還因為是蘇軍預備役士兵，每年都要集訓，對蘇聯當前的侵華打算也了然於胸。他對我說：“這個國家是真正的虎狼之國，中國人除了同它對著幹外再無選擇。我擁護毛澤東的反蘇政策。”他當了蘇聯公民，隻是年老了，圖一點自由方便，心裏卻是至死也愛我中華的，比絕大部分留蘇華僑都要愛國。他多次叮囑我不要對蘇聯存一絲幻想，並口述清宗室敦誠，敦敏兄弟贈《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詩：“勸君莫唱彈鋏歌，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莫如著書黃葉村。”接著笑著說，在蘇聯可著書的黃葉村是沒有的，能幹活的工廠卻是多的很。共產黨也真創造了人類的曆史奇跡，其實社會主義各國歐亞大地，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找不出哪怕是零點零幾平方公裏可以避秦的世外桃源。我們常常一起淚眼相對，聯床夜話通宵，在悲歎家國同運之餘，起身一起引亢高歌，唱《蘇武牧羊》，唱《秋水伊人》，唱《南屏晚鍾》，也有時挑燈聯句，我筆記了好幾首五言，七言的聯句詩，可惜在輾轉流浪中丟失了。一次他突然發問：“光漢，我們還有回到中國的一天嗎？”我接著吟出了《李陵答蘇武書》中的幾句回答他：“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人有言，雖忠不烈……陵誠能安，而主豈複能眷眷乎。”他聽後，一下抱著我號啕大哭了。我們都有中國老知識分子沒落的屍居餘氣，雖慷慨滿腹，對世事指劃了了，卻沒有聰明和勇氣，為國家民族，為社會做點實事的能力，也就是經綸滿口而無雞鳴狗盜之一技。可惜立中兄過世得太早了，沒有看到蘇聯的解體，中國的複興，沒有能看到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他也沒有能讀到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他和查先生（金庸本姓）是同齡人，同樣會寫詩填詞，同樣究史窮經，同樣全身充滿豪氣，俠氣，義氣，才氣，書生氣和愛國正氣，每當讀金庸的小說，我就會想起立中。

立中兄的男中音有獨唱水平，常常歌以明誌，每當他提及委屈求安入籍蘇聯時，就唱《蘇武牧羊》中兩句：“心存漢社稷，犛落猶未還。”他還會譜曲。1971年五一節，我們幾個人到阿拉木圖北郊著名的米德俄高山冰場遊玩，登上了那裏天山峰之頂，極目東望，白雲深處是我們自己的家園，撲麵的春風也是從東方吹來的。正好前一天晚上我住在立中家，聽澳大利亞電台的中文廣播，正播送台灣的長篇小說《岸那邊來的人》，裏麵有句叫人熱血沸騰的話：“祖國有如慈母，她隨時會張開溫暖的臂膀，擁抱從海外歸來的兒女們。”我們呢？我們的祖國什麽時候才會張開臂膀讓我們飛回她的懷抱中？哀思連連，當場我寫下了《流亡者之歌》的歌詞，請立中譜曲。幾天後，他用簡譜把歌譜出來了，唱給我聽，聲如金石，曲調低沉而悲憤。可惜我五音不全，沒有學會這首藝術歌曲，曲調也丟了，歌詞還能回憶起來：

我隻身流浪天涯

天涯有盡頭，就是沒有家。

哪裏是我的家？

天山的白雪，四野的黑土黃沙，

我聲聲呼喚，

誰也不回答。

我家在我的中華

八百裏洞庭水，武陵山開桐花

哪裏是我的家？

少年的同伴，白發的媽媽！

人道歸來好，

我能歸去嗎？

我隻身流浪天涯，

海角天涯無我家！

我家在中華，在中華！

立中兄在新疆生活的時間長，和各階層人物都有交往，嶽父是左宗棠湘軍的後人；包爾漢的一個姓李的漢族秘書，人稱新疆大才子的，是他的朋友；他和蒙古族喬親王一道勞改過（喬親王的丈夫是國民政府的塔城專員，解放後被槍斃了。她本人先被判死刑，後改無期徒刑，又由無期變成有期，有期變成提前釋放，由勞改釋放變成共產黨的統戰對象），經曆了幾十年新疆的時局變化，耳聞目睹了新疆建省以來的各種事件和許多史書，連楊增新的《補過齋文集》也讀過。可以說他是一本新疆掌故活詞典，不管是劉錦棠，袁大化，李輔黃，馮特名，廣福，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陶峙嶽，王震，王恩茂曆代漢蒙族軍政大員，還是艾沙，堯樂博士，烏斯曼等各維族、哈族受中央委任的軍政首腦的事跡，談起來都如數家珍。他說劉錦棠在新疆叛亂平定後親近維吾爾族上層人士而穩定了新疆大局，袁大化用神道設教平定迪化兵變，都叫人敬佩。特別是楊增新，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和偉大的愛國者。辛亥革命後他在新疆掌政於危難之際，關內是軍閥混戰，外部是俄國“十月革命”後的中亞內戰，幾萬蘇俄紅軍對我虎視眈眈。幾萬沙俄白軍和難民湧進新疆，在俄國人挑動下外蒙的活佛又鬧獨立。在如此十分嚴峻的國內外環境中，在得不到中國中央政府任何軍事和財政支援的情況下，楊增新臨亂不驚，對內團結新疆各民族各階層，信任維吾爾族同胞，穩定了局麵；對外與沙俄，蘇俄當局打交道，不卑不亢。白俄軍隊入境後立即解除其武裝，集中安置；給俄國難民分配草場田土，使其能安居樂業，在岌岌可危中保住了我國這片大好河山。特別是當時的阿山地區，即今日的阿勒泰專區不是新疆管轄的，而由北京派出的外蒙烏裏雅蘇台將軍管理。一得知外蒙要獨立，楊雖無力去外蒙平亂，但是毅然進兵阿山，將其收歸新疆，保住了國家大片河山。楊增新的治疆事跡是應該大書特書的，可惜他執政不多年便被奸人刺殺了，否則的話，新疆不會有後來的金樹仁荒政，盛世才分裂和蘇聯染指，也不會有所謂“三區革命”的分裂和血洗漢族人民。楊氏遇害後，新疆人民一直懷念他，維吾爾老人常回憶：“我們在楊將軍時代把好日子過下了。”立中兄每談到楊增新的治疆方略和事跡，常潸然淚下。

自從六十年代以後，蘇聯勃列日涅夫政權侮辱我中華民族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蘇聯實行全民義務兵役製，人人都要當兵，退役後到五十歲為止還要服預備役，每年都要集中受軍訓，凡是從中國過來後來成為蘇聯預備役官兵的都集中在一起受反華訓練，一些維吾爾人明目張膽地在軍營裏高叫新疆是蘇聯的領土，立中兄和一些漢族人起來反駁：“新疆是中國的領土，蘇聯政府也是承認的。”不過，有一個1962年跑過來的姓龍的長沙人，也是KGB封的預備役軍官，出來勸阻中國的保衛者說：“你們別和他們爭了，新疆劃歸蘇聯了，對我們有利，因為我們也是蘇聯公民。”

有一次哈薩克電影製片廠拍的新片《阿特曼的末日》，開映前報紙上萬般吹捧，被評為當年全蘇最優秀片子，據稱還在某國際電影展覽上得了獎。故事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伊寧市，一個叫阿特曼的白俄軍隊將官帶著俄軍逃到中國，成了伊犁的武裝占領者，威脅著哈薩克斯坦蘇維埃政權。蘇聯肅反委員會派了個哈薩克人特工化裝成白俄軍官潛入中國，刺殺了阿特曼，瓦解了他的白俄部隊。故事全是杜撰的，影片自始至終都把中國人表演得十分不堪。在伊寧市大街上，到處是髒汙，窮人鵠衣百結，富人們戴著瓜皮帽，穿著長袍馬褂，後腦拖著大辮子，都抽鴉片。白俄官兵個個威風凜凜，手持皮鞭，任意抽打中國人，那名哈薩克特工更是百般威武，萬般機智，中國人見了他都對他點頭鞠躬。我看著看著，怒火中燒，憤然中途退場，還有意使勁用皮鞋蹬地板，叫全場人都知道。電影院看門的是位維吾爾女人，她問我為什麽不把電影看完，我回答說電影全是謊話，她立刻表示同意，說“我也是新疆來的，我知道電影是不真實的。” 這個電影的導演是朝鮮人，每當蘇聯反華，朝鮮人總是當先鋒。對我的舉動，劉立中讚同，牛水卻不以為然。我知道的曆史真實是，1911年中華民國一建立，政府立即下令剪辮子。沙俄軍隊一進入中國，中國軍隊馬上按國際慣例把他們繳械集中，然後遣散安置。為了不使他們為非作歹，一部分俄軍還被送到甘肅敦煌看管。俄國人在石窟裏燒火做飯，打架鬥毆，破壞了我寶貴的文物。看了這個電影，我深知蘇聯政府說的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全是假的，我恨死了電影的編劇，演員，特別是那個高麗棒子導演。為這部電影，在特工沃洛加約我見麵時我和他大大地辯論了一番，我根據曆史事實力斥電影之非。他辯不過我，隻好說“電影是要吸引觀眾的，需要製造一些新奇的事物。”我說“你們用侮辱中國人來製造新奇嗎？”他也沒有生氣，還說：“我們也尊重有民族氣節的人，看不起軟骨頭。”說到電影，蘇聯卻也拍了不少好片子，他們拍的描述革命前窮人生活的電影，也把工人和農奴們演的神采奕奕，虎虎有生氣。不像我國解放後拍的電影，凡是演解放前的窮人的，個個蓬頭垢麵，鵠衣百結，神態萎靡，一付可憐相。好像把舊社會演得越壞，才能襯托出新社會越好。殊不知這是自己在侮辱自己的民族形象，給自己臉上抹黑，還能埋怨外國人侮辱中國人嗎？麵對《阿特曼的末日》這部侮辱中國人的電影，我這個流亡者是抗議過的，不知中國大使館作了什麽表示？現在，昔日強大的蘇聯已經是昨日黃花了，那個奴才朝鮮人導演還活著嗎？他當不成奴才了，中國又崛起了，他有何感想呢？

一次我和立中兄在他住宅街道的林蔭道散步，遇到一個手持拐杖白發蒼蒼的俄羅斯老頭也在蹣跚地散步。立中兄立即指著他告訴我：“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列斯肯，三區事件時民族軍的總司令，殺漢人的屠夫。”原來他就是列斯肯啊，俄羅斯殖民魔鬼，中華民族的仇敵，真想上去踢他幾腳。列斯肯原是蘇聯的上校特工頭子，1944年斯大林派他率領一批蘇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裏麵有阿合買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進入新疆，在伊犁，塔城，阿勒泰挑動少數民族叛亂，他當了叛軍的總指揮，把上述三個地區的漢族居民幾乎殺光了，搞了個分裂中國的蘇聯殖民政權“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中國軍民奮起反抗，又利用外交鬥爭，把東土爾其斯坦滅掉了。解放軍進入新疆後，把“三區民族軍”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列斯肯當了軍長，新疆黨政領導人王震將軍把他軟禁起來，以後攆回蘇聯。回到蘇聯後，列斯肯仍然惡性不改，與蘇聯駐伊寧領事館的外交官勾結，大量向中國走私獵槍，賺取暴利。因分贓不均，KGB把他抓起來，法院判了他的刑。出獄後在阿拉木圖養老，是立中兄的鄰居，其住宅是一棟很漂亮的二層花園小洋樓。

牛水又帶我去見了他的安徽老鄉夏霆。夏霆也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可以說是中共的元老。我到他家和他一見麵，他立刻拿起擺在桌上的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合拍的照片給我看，還一邊申明：“昨日的朋友，今日的敵人。”他不厭其煩的介紹自己的曆史：他出身於安徽的名門望族，長兄夏雷是五四運動時的健將。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和周恩來，鄧小平，蔡和森，李富春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學外交。年青時他英俊瀟灑，南洋巨商，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看中了他，要把女兒嫁給他，為了共產主義的信仰和無產階級革命，他拒絕了這門親事。他就這麽吹，隻是我不知道，陳老先生有沒有女兒？夏說他加入中共後和周恩來編在一個小組，領導他們活動的是後來的法共總書記多列士，他還聽過法共《人道報》的創始人，著名馬克思主義煽動家若累斯的演講。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件後，巴黎召開工人大會聲援中共，他和冀朝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外貿部副部長）在大會上發表講演，冀說英語，他說法語，大出風頭。他還突擊學會了德語，帶著他新婚的法國妻子到德國搞工人運動。三十年代，被共產國際召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機關工作，和王明，王稼祥，張聞天都是朋友。他的法語和俄語都說得好，夏還說張聞天和他的俄羅斯妻子談戀愛，他幫了大忙。1950年張聞天當了中國駐蘇大使，夏寫信要張幫助他返回中國，張給回了信，寫道：“你現在是蘇聯公民，蘇共黨員，用不著回中國了。”談起這些事，夏霆忿忿不平：“張聞天這個人真不夠朋友，他搞女人我幫忙，我要回國他卻甩手不理。”原來蘇聯遠東的中國僑民很多，海參崴的中國居民數量甚至超過了俄羅斯居民。蘇共把夏霆從共產國際調過來。把他的黨的關係由中共轉到蘇共，又叫他加入蘇籍，之後派他到海參崴的中國人中當暗探，公開職務是海參崴中國京戲院的經理。在斯大林鎮壓托洛茨基派時，還曾打算派他到上海當特工，用開商店作掩護，暗殺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1937年斯大林在遠東一舉掃光中國人時，他也沒有逃過關，關進了西伯利亞大森林裏的集中營，在集中營裏管澡堂，和他的俄國妻子結了婚，其實他妻子才十七歲，是以小偷的罪名關進勞改營的。和他關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蘇籍中國將軍，當過紅軍旅長，才二十幾歲，山東人。那位中國紅軍將軍單獨住一棟小房，沒有服苦役，大嫖勞改營裏的女犯，得花柳病死掉了。蘇德戰爭結束後夏霆被釋放了，住在阿拉木圖。窮愁潦倒，衣食也混不周全。當時中華民國在阿拉木圖設有領事館，領事是他的安徽老鄉，和夏霆認識了，常常周濟他，夏霆一下子又給蘇聯的政治保衛局（KGB前身）盯上了，又一次抓進集中營，赫魯曉夫上台後才放出來。出獄後夏霆恢複了蘇共黨籍，據說還一度派到北高加索某地當過區委書記。他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回中國，1954年得到批準帶著妻子兒子返回中國，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親自接待了他，派他到國務院農業部對外聯絡局當副局長，工作內容是管部裏的三個蘇聯專家。1956年中共八大，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華，他參加了接待工作，還負責接待法共代表團團長杜克洛到上海、廣州參觀，一路上兩人大喝茅台酒。1959年開始三年中國大饑荒，中共和蘇共的分裂也一天天公開化，他在中國又呆不住了，先把妻子和兒子送回蘇聯，安頓在阿拉木圖，1960年自己離開中國共產黨回來當蘇聯共產黨了。他說中共中央想留著他，帥孟奇找他談話，允許他如果不回蘇聯就提升他當外交部副部長或文化部副部長。這點我不相信，他除了俄語說得好和會吹牛外，不見得有什麽學問，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還不如我，說起話來也常常語無倫次。重返蘇聯後，阿拉木圖當局征求他對工作分配的意見，他回答“憑我的資曆和水平可以當哈薩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當然這種願望不可能實現，隻給他安排了一個餐廳的前台主任，連經理都沒有當上。和他談話中我覺察到夏霆雖然已年過六十七歲，官癮還真不小，時時不忘表達他對蘇共的忠誠和對中國的敵愾，想混個大點的官當當。還想入非非，在蘇聯搞反華組織，出中文報紙，要由他領頭。還不以為恥地說：“KGB忌我得很，不讓我進去主持中國部門的工作，因為我的資曆和水平都比他們的領導人高，我一去會把他們壓下來。”我去了他家幾次，見到他們老夫婦的日子實在混得不像個樣子。他妻子叫卡捷琳娜，五十歲了，徐娘已老而風韻猶存，她從來沒工作過，也就沒有養老金，隻好他自己退休了還得工作，工資和養老金加在一起也才一百多盧布。和前麵記述過的原伊犁州州長賈和達家一樣，家徒四壁，隻有兩張鋼絲床，桌子，椅子和長沙發，既無壁櫃，也無地毯。特別可悲的是，獨生兒子在上大學時在流氓鬥毆中被打死了，警察局也沒給破案。兩個孤老，淒然寂然。我每次去他家都帶點香腸，熟肉，蘋果之類的禮品，他妻子十分高興。和我們幾個中國人來往不到兩個月，夏霆動腦子了，聲稱哪天是自己生日，哪天是妻子五十大壽，哪天是他們結婚的銀婚紀念，還有他加入共產黨五十年紀念，要我出麵請中國人去祝賀，請劉立中掌勺做飯，自帶魚、肉和蔬菜。當然祝賀要送錢，送禮。我們給他們夫婦分別祝了壽，我，劉立中牛水等人每人給送了十盧布賀金後，再不登他的門了。真沒有想到，中共建黨時期的老黨員，國人很為尊敬的留法勤工儉學人物，中央局級高幹，會投機如此，下賤如此，為什麽中共元老級人物也如此沒有骨氣呢？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維埃政權效勞了幾十年之如夏霆那樣的人還落得如此下場，何況我等小小流亡者。從此我常以夏霆的晚景為戒，決不給KGB利用，絕不當蘇聯奴才。

有熟悉夏霆老底的老華僑還告訴我一些夏霆無法吹噓的事。1954年夏霆回北京當了官，一些認識他的旅蘇華僑回國探親時便去投奔他，倒賣從蘇聯走私的羚羊角，熊掌等貴重中藥材，被中國政府發現了，給了他嚴重警告，如此這般，他才無法再在中國混下去的。聽說夏霆活到1985年才去世，幾個在阿拉木圖的中國人幫忙安葬了他。

牛水又介紹我認識了一個小青年林辰。林說他是河南洛陽人，原來家境很好，父輩和兄輩都是讀書人。抗戰時八路軍皮定軍將軍率部隊到洛陽地區活動，他的姑母和堂兄都加入共產黨跟皮定軍幹革命去了。解放後姑母當了中國科學院黨委副書記，姑父是某部部長，堂兄當了《河南日報》的編輯（1958年成了“右派分子”）。家裏人都參加革命了，沒有勞動力，隻好把土地租出去給別人種，土改時卻劃成了地主。“文革”開始他上初中，被作為地主的狗崽子，天天挨鬥，隻好從洛陽出走到了新疆，流浪到南疆阿克蘇，生活無著，公安局又天天抓盲流。1969年他再次出走，孤身一人翻越天山，餓了用搪瓷缸子煮蘑菇吃，從察布察爾縣境偷越邊境到了蘇聯。先送到我後來的流放地北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州“金色的田野”農場放羊，一年前調到阿拉木圖，在建築隊做工，我們叫他小林。

小林是我們幾個流亡分子中最年青的，卻城府最深，沉默寡言，從不對人說心裏話。冬天來了，建築隊在室外工作，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我可憐他，幫他轉到了我幹活的車間做工，我們三個中國人——我、牛水、小林就都在一個工廠了。牛水離開阿拉木圖後，他搬來和我同室而居，一起做飯吃，分擔生活費用。他生活節儉，會過日子，存了不少錢。我在鄉下農場裏玩，認識了一位甘肅老鄉，1962年來蘇聯的，在鄉下種洋蔥，有一個十八歲的大女兒，剛中學畢業，叫菲亞。我把小林介紹給了菲亞，不久他們結婚了，一年後生了個兒子。當時我不知道KGB早已看中了小林，把他當候補間諜重點培養。1972年哈薩克斯坦西部建立了一個新州，叫土爾加依，州裏有個農場，集中了許多新逃過來的中國人，小林被派到那裏開康拜因，當坐探。1978年他回到阿拉木圖和妻子團聚了，買了棟小平房。不久失蹤了，拋妻棄子，他被KGB派到中國當間諜，有人說還是先到越南，混進被越南政府驅趕的中國難僑中入境的。隨即菲亞宣布和他離婚，改嫁給了徐英斌。我心裏十分難過，總覺得對不起菲亞的爸爸，給他找了個蘇聯特務當女婿，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大一件壞事。1981年小林又重新出現在阿拉木圖市，在市中央百貨大樓前照相，還買了棟花園洋房。有人說KGB很看重他，他一進入中國便給抓住了，過了好些年，是蘇聯政府出麵用交換間諜的辦法把他要了回來，花了本錢的。回到阿拉木圖後，中國人都對他嗤之以鼻，無人和他來往，除了幾個狗腿子外。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蘇聯解體後他又發起來了，這是後話。

張聯堂是阿拉木圖中國人圈子中最活躍的人士，也是牛水介紹我認識的。他是中俄混血人，烏魯木齊第一高中畢業，和徐英斌（就是我在霍城一中的同事，教俄語的）是同班同學。1958年“大躍進”時隨父母“返國”到了蘇聯。他說那時蘇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遠比不上新疆，他一踏上蘇聯土地便想回中國，給莫斯科中國大使館寫信，但使館拒絕了他的請求。隻好改了姓名，自報為俄羅斯族，但他的姓卻是烏克蘭的。妻子叫羅紮，土生土長的阿拉木圖混血中國女人，其母是韃靼族。她沒有去過中國，不會說一句中國話，卻炒得一手地道的中國菜，會做十幾個花色，是她父親教的。她父親當過廚師。羅紮對中國同胞十分親熱，是一個非常賢惠的女人。張聯堂在科學院汽車隊開麵包車，共產黨員，工會委員，政治積極分子，KGB的編外工作人員，也是曇花一現的“中國勞動人民革命小組”的領導成員，凡是新到阿拉木圖的中國人他都主動結交，請到家裏吃中國飯，有事熱心幫忙。中國人家裏有紅白喜事，他都會開著麵包車去幫忙，埋葬劉立中兄時是他出的車。我在阿拉木圖坐牢出獄和流放北方後來阿拉木圖休假，他都邀請老朋友們在他家與我聚會，說話也坦誠。張不是個壞人，雖然在中國人中打探消息，但沒有聽說過他出賣過或暗害過別人。當然，張聯堂的國籍和民族成分都變了，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了，在一起談話時凡涉及中蘇爭鬥的是非，我們就各自緊守自己的防線，他總是維護蘇聯和“老勃頭”（我和劉立中對蘇聯最高領導人勃烈日諾夫的謔稱）。張的嶽父在中心市場有個專賣顏料的小貨亭，有個星期天我去逛市場，看到張正和他嶽父在貨亭邊說話，我上去打招呼，站在一塊說了會閑話，被和我在同一車間幹活的一個哈薩克工人看到了。第二天下午休息時這位工人跑到我身邊來告訴我：“我認識你的那位朋友。1969年我在部隊服役，在謝米巴拉金斯克和中國人打仗（即蘇軍挑起的塔城邊界的武裝衝突，中國軍隊吃了虧，死傷不少），我們抓了兩名中國俘虜，審訊戰俘時你那位朋友當翻譯，我在門邊站崗。兩個中國戰俘都很勇敢，斥責我們的軍官說“我們是戰俘，你們要按日內瓦國際戰俘公約來對待我們，為什麽把我們當犯人般審問？”還高聲朗誦《毛主席語錄》，不回答任何問題，特別是大罵你這位朋友是賣國賊。我聽了他的敘述十分激動，勇敢的中國軍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我什麽時候都懷著真誠的敬意。在珍寶島之戰中蘇軍吃了敗仗，就策劃在新疆邊界上製造事端，報複中國，在侵入塔城中國邊界之前作了充分準備，在蘇軍向中國陣地開火前一個月，賈和達等一些新疆的前民族官員都在邊界集中了。大概是看到中國軍隊不好惹吧，克裏姆林宮才沒有把事態擴大。

1971年的舊暦除夕之夜是在張聯堂家裏度過的，他請了包括劉立中和我在內的六個中國人，羅紮炒了一大桌中國菜，好吃極了。可惜宴會隻進了一半便給打斷了，大家不歡而散，事情是由一個叫趙瑪雅的中國女人引起的。正在大家談笑風生，大吃二喝時，徐英斌夫婦和趙瑪雅來張家賀節了。徐英斌的妻子是庫爾德人。我是第一次見到趙瑪雅，一身黑色禮服，打扮得雍容華貴，滿口俄語，還指名要我唱歌。也不知怎地，我不願意與她搭腔，到走廊抽煙去了。劉萬瑜可是個見不得女人的人，一見到趙瑪雅，就神不守舍，坐到她身邊問東問西，嬉皮笑臉，親熱得不得了，真叫人難堪。劉立中對我歎道：“我的這位賢侄呀！”我接著說：“我們回家吧。”劉萬瑜一聽到好像不給他麵子了，一下子拍桌而起，指著我大罵：“雷光漢，你太沒有禮貌了，我發誓再不和你一起做客。”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我和劉立中，牛水先告別主人走了。

後來徐英斌給我詳盡地介紹了趙瑪雅，她是北京人，說一口地道的京腔，祖父是清宮的禦醫。我懷疑她是旗人的後代，因為她不論長相和說話的腔調都像旗人。1959年她從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維吾爾語係畢業，和本院的一個新疆去的塔塔爾族（即韃韃）人結婚了，一起到新疆大學教書。她丈夫有蘇聯國籍，1961年夫妻帶著兩個兒子返國，在霍爾果斯海關排隊出關時，公安局突然把她丈夫逮捕了，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失去了丈夫，她仍然帶著兩個孩子到了蘇聯，並且把姓名和民族成分都改成了韃族。在紡織廠做會計，KGB常利用她施美女計勾搭一些新過來的中國人，其中之一有安洋。不久，趙瑪雅應召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當播音員去了，成了專業的反華吹鼓手。

寫到張聯堂，我又要為在蘇聯西伯利亞和中亞各地有著相當數目的中俄混血人來花點筆墨了。在東北和新疆，俗稱中俄混血人為“二轉子”。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蘇聯，排他性是十分強烈的，凡是外國移民都有特嫌。俄羅斯人又十分驕傲蠻橫，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民族，是蘇聯社會的統治者，俄羅斯的標準和利益是判斷世界一切事物的是非界線。中俄混血人大部分都隨了母係，自稱俄羅斯族，包括烏克蘭人，波蘭人，韃靼人母親所生的子女。除了部分嫁給中國人的混血女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後代外，其他的都在中國父親去世後和中國完全脫離了關係。從中國移民來的混血人也隻有少數保留了中國姓名和族籍。原住遠東的老華僑娶猶太人為妻的很多，中猶混血兒一般都保留了中國姓名和族籍，因為猶太人在蘇聯社會上也名聲不大好。中俄混血兒雖然自稱俄羅斯人，可又長得不大像俄人，黑頭發，皮膚也不太白，遇到了不明內情的蘇聯人時稱自己是烏克蘭人，因為烏克蘭人黑頭發的多，皮膚也發黑。盡管姓名和族籍都改變了，混血人，特別是中國移民來的混血人還是受歧視，很難打進主流社會，也難找到體力勞動之外的工作。不過他們都聰明，勤勞，能幹，日子過得還不錯。他們的處境矛盾得很，和蘇聯人一起時擁護蘇聯罵中國，和中國人一起時又大罵“老毛子”（中國人對俄羅斯人的貶稱）。我在阿拉木圖認識了另外兩位混血同胞，一位姓蔣，他一和中國人在一起時即發表聲明：“解放軍一打到阿拉木圖，我就脫下西服換上中山裝，到大街上去高喊毛主席萬歲。”另一位一見到中國過來的維吾爾人和東幹人便諷刺他們：“你們不是仇恨中國，擁護蘇聯嗎？老毛子要你們吃豬肉。”因為蘇聯沒有穆斯林食堂，家家食堂賣豬肉菜，香腸也是豬牛羊肉混在一起灌的。穆斯林當了兵，不吃豬肉會挨餓。一些維族人和東幹人向KGB告密，KGB把他抓起來關到瘋人院了。

本書開頭提到的我在霍城中學教書時的同事徐英斌，現在才介紹他，因為我是最晚遇到他的。冬天了，天下著小雪，我去宿舍後麵的食品店買吃食，在商店門前見到了他，一下子兩人驚喜莫名。他高興地說：“老雷，我種了大半年洋蔥，夏天KGB派人到鄉下我種蔥的地頭上來調查你，知道你也逃到蘇聯了。剛把蔥賣完回城要找你，又不知道你住的地方。”徐英斌從小會說俄語，反而說起中國話來帶外國腔，也崇拜蘇聯，是出了名的親蘇分子。原來對蘇聯存有十分的幻想，以為逃蘇後會受到優待，還夢想去莫斯科盧蒙巴國際大學上學。誰知道1962年五月某天一踏上蘇聯土地，和他的未婚妻子帕提曼一起拉到像中國盲流收容所一樣的地方集中起來，再送到一個偏僻的農場學開拖拉機。帕提曼找到了她早已“回國”的哥哥和嫂子，和徐以夫妻身分住到了哥嫂家，徐則冒充回族。但徐英斌對穆斯林的風俗習慣和生活規矩全不知道，很快露出餡來了，帕提曼的哥嫂把他攆出了家，還逼著帕提曼把她和徐英斌懷的孩子打胎了，改嫁了一個自己人。他走投無路，又隻好回到難民營，學會了開拖拉機和汽車，在農場幹活。除了不開會，不搞階級鬥爭，肚子能吃飽外，蘇聯的農場別的條件也不比中國強。1965年前赫魯曉夫掌政時期，中國人有行動，遷徙的自由，徐英斌離開了農場，先到一個地質隊幹活，在哈薩克斯坦的荒漠大地上跑了不少地方。後來讀報紙，知道在江布爾州卡拉道烏發現了大磷礦，那裏正熱火朝天地進行共產主義建設，他又風風火火跑到卡拉道烏共青團委員會，要求投身到沸騰的共產主義建設工地去。共青團市委會介紹他到礦區開運礦石的大卡車，幹得不錯，工資也高。誰知又好景不長，赫魯曉夫在克裏姆林宮被勃烈日涅夫逼宮下了台。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下命令要嚴密控製中國人的生活和工作，新的建設工地、工廠、礦山一律不準中國人幹活。卡拉道烏的警察把他攆走了。他又到阿拉木圖東郊的“東方朝霞”東幹村落了戶口，在科學院生物研究所找到了一個開越野車的話，每天接送到天山采集植物標本的考察隊員。在城裏沒有地方住，同一個賣啤酒的庫爾德女人同居了。他的維吾爾話說得好，庫爾德語和維語差不了多少，還會說俄語。後來他和幾個中國人到鄉下向農場包地種洋蔥，運氣好能掙大錢。他還拿著無國籍護照，把姓名都改成俄羅斯的了，冒充是俄國媽媽生的孩子。我聽了他的自述後失笑了，說：“伊犁流傳說你在蘇聯當了大特務呢？”他也哈哈大笑回答：“我在收集關於蘇聯大蔥的情報，在地上數蘇聯的大蔥呢！”他說這年蘇聯進口了大批保加利亞洋蔥，他們種的蔥雖然收成好，但賣不出去，沒有掙上錢。他把我帶回家，認識了庫爾德大嫂，她叫卡加，黑胖黑胖的，上唇還長著胡子，有點嚇人。徐英斌也是一臉絡腮胡子，像維吾爾人，也像混血人，交了很多蘇聯朋友。他說科學院汽車管理科長是個俄羅斯人，是個笑話大王。每當徐英斌拉他走遠道，便一路說笑話，來衝淡路途的寂寞。徐也因而記住了一肚皮政治笑話，下麵幾則是他給我講述的：

勃烈日諾夫和古拉也夫（當時的哈薩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坐著飛機到各地視察。飛機飛到一個城市上空，勃氏向地麵一看，隻見一棟房子前許多人在排隊。他命令坐在前麵的領航員伊戈裏：“伊戈裏，好好看清楚地麵，那些人排隊幹什麽？伊戈裏用望遠鏡看了看地麵後回答：“總書記同誌，那是一家肉店，人們在排隊買肉.”勃烈日諾夫聽了說：“如果現在我把肉丟下去，他們會親我的手。”古拉也夫接著說：“如果我把香腸丟下去，他們會親我的腳。伊戈裏回頭對他們兩人說：“如果我把你們兩人都丟下去，他們會親我的屁股。”

書亭裏的書說什麽也賣不掉。為完成銷售計劃，聰明的售貨員想了個辦法，把領袖相片貼到書的封麵上，當天把書全賣光了。第二天KGB把他逮捕了，預審官對他咆哮：“你在《二流子》一書封麵上貼上勃烈日湼夫的相片，我們可以忍受；你在《遊手好閑者》一書貼上勃烈日湼夫和他家庭成員相片，我們也可以忍受；但是你在《阿裏巴巴和四十個強盜》上貼上了勃烈日湼夫和政治局全體成員的合影，我們實在是不能忍受了。

烏克蘭加盟共和國海港奧德薩的飛機場放禮炮，第一聲響了。妻子問丈夫：“放炮幹什麽？”

丈夫回答：“歡迎勃烈日諾夫。”

又響起一炮，妻子再問：“怎麽搞的，第一炮還沒有把他打死？”

在克裏姆林宮走廊上，勃列日湼夫和蘇斯洛夫（蘇共中央書記之一）碰麵了，蘇氏問勃氏：“你為什麽一隻腳穿黃皮鞋，另一隻腳穿黑皮鞋呢？”勃氏回答：“我早發現了，想換雙同樣顏色的皮鞋，可是朝鞋架上看，上麵也是擺著一隻黃的一隻黑的。”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是普希金的著名童話。一天勃烈日諾夫抓住了一條金魚，金魚哀求他：“勃烈日諾夫同誌，請您放掉我，我將實現您難以實現的願望。“勃烈日湼夫說：“行，我會放掉你，你對我回答我一些問題，首先你回答我：為什麽老百姓給我編了那麽多笑話，關於斯大林的卻那麽少？”金魚回答：“因為您把俄羅斯的財富都賣到外國去了，而斯大林卻把外國財富都掄到俄羅斯來了。”勃烈日湼夫又問：“為什麽現在俄羅斯人都歌頌彼得大帝而不歌頌我？”金魚回答：“因為彼得大帝打開了朝向歐洲的窗戶，您卻把它關上了“。勃烈日諾夫再問：“為什麽老百姓還在尊敬列寧而不是尊重我？”金魚回答：“因為列寧把小偷培養成共產黨員，你卻把共產黨員培養成小偷。”

他還說了一則諷刺蘇聯宣傳工作的笑話：

十月革命舉行閱兵式，勃列日涅夫邀請了古希臘亞曆山大大帝，古羅馬凱撒大帝和拿破侖站在列寧墓上觀禮。亞曆山大大帝說：“如果我有這麽多的坦克，將是舉世無敵的。”凱撒大帝說：“如果我有這麽多的飛機，羅馬帝國就不會滅亡了。”拿破侖說：“如果我有這樣的塔斯社（蘇聯中央通訊社）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在滑鐵盧被歐洲聯軍打得一敗塗地。”

在劉立中，夏霆和牛水與我交談時，他們都不斷提到一個叫安洋的烏魯木齊人。立中兄相當清楚他的個人曆史，十幾年後我也見到了這個人，還在見麵之前通過信。安洋是逃蘇的中國知識分子另一種類型的代表，即跟共產黨幹過革命又被黨拋棄了的知識分子。這類人也有愛國心，但熱衷名利，沒有愛國者的氣節。安洋的祖先是江蘇蘇州人，開酒樓。乾隆皇帝一次下江南，化裝成平民百姓到酒樓吃飯，看到他祖爺毆打一個來酒樓討飯的乞丐，發怒了，申斥他祖爺為富不仁，下令把他祖上全家充軍到回疆塔城。安洋的父親在清末留學日本，學軍事，娶了個日本老婆，回國後參加了辛亥革命伊犁新軍起義，是位中華民國開國老軍官，解放後任新疆政協委員。安洋說他是日本母親生的，在烏魯木齊上完中學後，親蘇的新疆督辦盛世才看中了他，派他到蘇聯塔什幹留學學測量，那時他便給蘇聯間諜機關吸收，當上了蘇聯特工。留學完歸國，盛世才垮台了，國民政府接管新疆。新疆省政府選派了一批各民族的青年高中畢業生到內地上大學，安洋又被選中了，到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抗戰時北京師範大學內遷後改名的）中文係就讀，勝利後北師大複員北平後他才畢業。在北京他又投身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還加入了民主同盟。畢業後回到新疆，他父親的老朋友幫忙他到駐喀什的國民軍司令部當了個中級軍官，主編軍報，軍銜是上校。立中兄那時在喀什任中校軍需官，兩人認識了。1948年，安洋又回到內地，去延安當了解放軍，在王震的第一野戰軍第二軍司令部當聯絡參謀。在延安時他結了婚，妻子是四川人，共產黨員。安洋後來告訴我，他加入解放軍後是風光了一年多的，因為第二軍成百上千的軍官就他一個新疆本地人。蘭州戰役後二軍要進軍新疆，王震請他在全軍幹部大會上做新疆的曆史和地理形勢報告，小組討論時和王恩茂編在一個小組。但解放軍占領全新疆後就馬上叫他離開軍隊了，轉業到石油管理局重操舊業，當測量工程師去了，因為他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盟盟員，軍隊是不允許民主黨派成員存在的。此人文人氣沒有給共產黨改造過來，喜歡清談，喜歡賦詩填詞寫文章，在運動中當然是挨整的對象。1965年劉少奇視察新疆，他受到隔離審查，“文革”剛開始便逃到蘇聯來了。到蘇聯後起初也安排在科學院。KGB人員在蘇聯國外間諜的老檔案中查出了安洋的名字。雙方皆大歡喜，還把趙瑪雅介紹給他。兩人一起生活了幾個月。1968年KGB派他潛入中國，刺探中國“文革”情報，收買特工。臨行前向立中兄告別，立中留他住了一宿，寫詩規勸他，叫他不要走當間諜的路。我還記得立中詩《勸安君》中的兩句：“每話國事共自傷，長策尚需仔細量。”可是那時的安洋無法仔細量，沒有回頭路好走了。

1979年我在塔拉斯市第一次見到了他，和他有過長談，後麵再敘述。不過，在這裏我要大書特書我和安詳談過的，被絕大多數國人遺忘了的一件有關我國領土的史事：在帕米爾高原南部，也就是今日中國和巴基斯坦邊界我方紅旗拉浦檢查站之南，有一個小邦叫坦竺提，原是清朝的藩屬，十九世紀被英國侵占了。二次大戰後，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建國，坦竺提不願加入印度聯邦，也不願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自願重回中國懷抱，中國國民政府隨即向全世界宣布坦竺提是中國的保護國。我還記得1948年我上初中，在報紙上還看到了上述消息，誰知道解放以後，卻聽不到坦竺提的消息了，地圖上也找不出來了。我知道安洋是一部新疆曆史地理大辭典，和他一見麵立即問他：“安兄，你知道我國屬地坦竺提的下落嗎？”安馬上回答他很清楚。坦竺提自願成為中國的保護國後，按照《大清會典》的規定，1948年坦竺提汗派使臣向中國朝貢，翻越帕米爾高原到了新疆喀什。南京國民政府命令喀什專員公署盛情款待朝貢使臣，並派團回訪和巡視坦竺提以行使我國主權，率領中央使團去坦竺提的是喀什專員公署一位維吾爾族科長，安洋自己也是團員之一。中央使團入境後，坦竺提汗郊迎三十裏，親自和代表團確定了汗國對中國的歸屬關係。但解放軍進軍新疆後沒有進軍坦竺提，致到了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巴基斯坦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成了中國當時的敵國。巴基斯坦政府乘中國軍隊入朝參戰無暇西顧之際，出兵廢掉坦竺提汗，把我國當時的唯一屬國給吞並了，就像“文革”時印度乘中國內部混鬥無暇西南顧之時吞並我鄰國錫金一樣。五十年代，中國中央政府大方的很，中國領土一片又一片地給人占領了，不明不白，中國政府也不抗議，更不抵禦。

在阿拉木圖東郊有一個叫契裏克的區，氣候和土壤條件都適宜種植煙草，是蘇聯著名的煙葉產地之一。該區所屬的幾個農場都住有一些1962年逃過來的漢族人，牛水和劉萬瑜認識他們。1971年新年前牛水帶我去鐵蘇爾幹農場，交了謝先誠和牛湘林兩個朋友。謝是四川都江堰人，曾在解放軍駐西藏的騎兵部隊當過兵，後來又調到甘肅河西走廊，職務是飼養班長，喂軍馬的小頭目。他說他們部隊許多軍官的妻子是藏族人，藏族大嫂們吃苦耐勞，誠實樸素，和丈夫過得比漢族夫婦還恩愛。謝從部隊轉業後調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找到一位江蘇支邊女青年結了婚，1962年抱著小女兒逃到蘇聯。他是鐵蘇爾幹的大能人，會照相洗相，修鍾表，修摩托車，修電視機，紮針治病，還會接生。他也沒有到生產隊上班，就靠小手藝養活一家。在我們住在他家裏的第一個晚上，一個哈薩克青年的老婆生孩子，難產，農場醫院的哈薩克醫生接不下來，隻好來找謝先生。他把小孩接下來了，保住了母子的健康，得到了一隻羊和一隻雞的謝禮。第二天他把雞宰了來招待我們。

牛湘林是甘肅天水人，原來是烏魯木齊八一鋼鐵廠的工人。他們夫妻生了六個小孩，生活艱難，為人卻十分直爽，義氣。但多年後他大發了，全是靠帶著孩子種洋蔥致富的，在離阿拉木圖八公裏的地方蓋了大房子，家裏還請了俄羅斯女仆。我們去的時候正逢上那裏在修築通向中國邊界的軍事公路，標準很高，是一名蘇軍將軍指揮的。筆直，寬闊的柏油路，修好了又挖掉再修，反複返工好幾次，能行駛巨型坦克，公路兩邊每隔五百米有醫療點和汽車修理點，隔兩百公尺有防空洞。

在牛家還見了一位甘肅老鄉，人長得粗氣，口齒也不靈。有意思的是他的鄰居是一位漂亮的俄羅斯姑娘，本來有未婚夫，在送走未婚夫當兵去的當天晚上，她跑到這位甘肅老鄉家嫁給了他。多年後我在阿拉木圖見到了他們夫婦，帶著一個小孩逛公園，過得很快樂。

謝先誠的鄰居也是個中國人，姓段，是我的近老鄉，湖南漢壽縣人，他當過誌願軍，在朝鮮和美國打過仗。妻子是朝鮮女人，比他小二十來歲。有次我們在牛湘林家喝酒，他借酒裝瘋，大罵謝先誠：“小謝，不要你以為和阿拉木圖的人交了朋友就自以為了不起，什麽東西！一年前KGB要我去給他們當特務，我才不幹呢！”他是有心表達，原來牛水是KGB的人，老段人家心裏早就有底，這次牛水帶我來，他把我也當成了和牛水同流的人了，借著罵謝，實際是罵牛和我。聽了段老鄉的罵，我心裏非常慚愧，也引以為警惕，決不能當KGB的人。但是，沒有引起我對牛水的警覺。

在謝克誠家裏碰上了兩個蘇聯人，自己帶著酒去喝，要小謝的妻子給他們炒菜，她的中國菜做得好。這兩個蘇聯人一個是希臘族，煙草公司駐農場的特派員，農場的太上皇。收購煙葉時，生產隊不給他幾千上萬盧布進貢，他就拚命壓煙葉等級，叫你本錢都收不回來。一個是土耳其族，生產隊長，小謝的朋友。土耳其人在蘇聯也受歧視，他自稱土庫曼人。晚上他帶小謝去烤煙房拿煙葉，一邊成捆地往小汽車上裝，一邊對小謝說：“我們偷吧，拿吧，反正蘇聯不是我的國家，也不是你的國家，它越壞越好。”這種心態在蘇聯許多“歸化”了的外來民族公民是共同的。一位混血人還對我說過：“我每次在電視上看體育比賽，哪一國贏了我都高興，隻要不是蘇聯贏。”失民心者亡，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蘇聯在國內國外已經把民心丟得差不多了。

逃亡伊朗失敗

1971年新年是我在國外的第一個新年，也是我一生過過的不多的快樂的新年之一。劉立中，小林，劉萬瑜都搬到我和牛水住的房間來住了，還從鄉下來了兩個中國朋友。我們按照預先擬定的菜譜做菜，立中兄是主任廚師。炒的菜有糖醋魚，酸辣裏脊，粉蒸肉，獅子頭，白天大吃大喝，晚上擠在一塊睡地鋪。我們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高談國事，指點王侯。合唱，獨唱各種禁歌：《天涯歌女》，《送君》，《四季美人》，《五月的鮮花》，《嘉陵江上》和從新從外國電台學會的黃梅調《罵皇帝》。我還和立中兄一起合唱了《黃埔軍校校歌》：“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是我小時侯在中央軍校上學的二叔叫我唱會的。去給夏霆拜年，喝我們自帶的酒。他三杯下肚，賦詩兩首，還用法語唱了法國歌。我發現在哈薩克斯坦的中國人中像夏霆、安洋、牛水這樣來頭不比一般的人，大都集中在阿拉木圖居住。離開阿拉木圖以後，就很少遇到有水平的中國人了。

歡會的日子總是匆匆而去，三天後人去場冷，生活又回到了上班做工，下班回宿舍，不情願地去和KGB特工見麵的老軌道上。自從我認識了一些中國人，還到鄉下跑了幾趟後，他們對我的監視更緊了。每次見麵都要我詳細向他們報告認識了什麽中國人，一起說了些什麽話。有時直接找到工廠來，傳我到廠裏他們專用的辦公室裏談話，想出了新花樣，逼著催著我寫一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稿紙也拿來了。每當我稍有不耐煩的表情，不是厲聲訓斥我：“我們的上級叫我警告你，要你好好和我合作.”或者笑顏引誘我：”隻要你和我們全心合作，你將能夠過上部長一樣的生活。”和他們“合作”什麽呢？圖窮匕首見，三月份的一天，一個哈薩克族特工和我見麵，對我說：“你想不想念家鄉，想不想念父母親人？我們想給你機會回自己家鄉去看看。”我心裏明白，他們是想派我到中國去當間諜，我一下紅著臉跳起來了，他也微笑了一下說：“你別著急，先回去好好想想，以後我們再商量。”我發現在我的身邊除了有中國人打小報告外，還有蘇聯人跟著我。在工廠，直接管我的工長換人了，換成了一個猶太族青年，他家和我住的宿舍不在一個方向，下班時卻常常和我坐同一班公共汽車一直把我送到集體宿舍。有時我上市場或到百貨大樓買東西也常常“偶然地”碰到他。

我有什麽辦法？如果我擁有中國國籍，我會跑到我們的大使館或領事館尋求保護，向他們報告一切，但我現在是一個“無國籍者”，有誰能保護我呢？

我在工廠幹活十分賣力，每天都超定額，上司和同事們對我都友好，獎金也沒少給。可日子一長，歧視就來了。一是月底要加班，總是叫我加深夜的第三班，幹的是頭幾道工序不屬於我的活：一是給古巴和越南義務幹活，差不多每個月的星期天都要為他們幹一天兩天，把所得的工資捐給這兩個國家。逢上這種義務勞動，大部分蘇聯工人是不參加的，我則是一次也逃不掉，不參加便要扣獎金。至於民族歧視之聲更是不絕於耳，有人當麵叫我“毛澤東”，背後罵我“克達窯子”（中國婊子）。每當遇到壞事，都是中國人幹的，一逢上節日，大家都緊張，“中國要向我們進攻了”的謠言總會傳到耳中。見到老中國人，我也向他們訴苦，他們不以為然，笑了笑對我說：“這算什麽，壞事還在後麵呢！蘇聯一百多個民族，最被歧視最被當做下賤人對待的就是中國人，我們在社會上連茨崗還不如。”他們還告訴我誰在阿拉木圖失蹤了，誰又被關進了瘋人院，關進瘋人院的人其中一位是清華大學學生，1957年當了“右派”1962年到蘇聯來的湖南人。劉立中認識他。

蘇聯不是中國人生活的地方，在自己國家受迫害至死也不能逃到敵國去，我越來越體會到了這個道理。我要離開蘇聯，要生活到自己的同胞裏去。而離開蘇聯比登天還難，邊界上的萬裏鐵絲網比鳥籠還嚴密。以前也有中國人嚐試過，都失敗了。1962年過來的幾個中國人，1964年偷偷跑進了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請求送他們去美國，一個中國話說得好的女外交官接見了他們，用手絹包著手翻看他們的無國籍護照，回答說：“去美國要等待我國政府的批準，如果願意去台灣，我們馬上可以幫忙辦到。”中國人回答可以考慮。可是他們一出美國大使館大門，莫斯科的警察早等著他們了，把他們押起來，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驅逐出了莫斯科。好在這還是赫魯曉夫時代，沒有判刑關進大牢。安洋也冒過同樣的險，1969年他悄悄跑到莫斯科，請住在江布爾的四川籍小夥子陳冠中護送他。兩人到了日本駐莫斯科大使館外麵，陳在門外掩護，安洋一個人衝進了日本使館。日本大使親自接見了安洋，兩人寫中國字筆談。安洋寫：“我的母親是日本人，我知道日本和中華民國有友好的關係，希望你幫助我，把我送到台灣去。”日本大使回寫：“日本和蘇聯也有很友好的關係，我們不能做有損於蘇聯利益的事。”安洋寫來寫去得不到幫助，最後寫：“蘇聯警察已經在門外抓我了，我怎麽辦呢？”日本大使隻好親自護送安洋從後門出去了。陳冠中的遭遇怎麽樣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警察把他抓住了，送到蘇聯中央KGB大樓，審訊一番後，一個KGB少將和他談了話，見到陳是個蠻機靈的小夥子，就介紹他到設在西伯利亞的專門訓練中國間諜的營地去受了兩年訓，結業後要派他到中國。陳冠中說：“我不去中國，你們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一過界就向中國邊防軍投降。”KGB沒有辦法，隻好讓他回了江布爾。幾年後找了個理由，把他判了四年徒刑，好好報複了他一下。

說到日本的國格，實在叫人齒冷。在蘇聯強大的時候，它也是千方百計討好蘇聯的。1972年夏天，日本政府派了個規模龐大的歌舞團，以外交部長的名義到蘇聯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演到阿拉木圖時正好KGB把我從柯吉達夫的流放地召到阿拉木圖，立中兄請我去看了，票價很貴，每張要合五個多美元。演出前歌舞團團長向觀眾鞠躬，用生硬的俄語說了許多討好蘇聯的話。節目女主持人穿過俄羅斯夜禮服，也不厭其煩地向觀眾鞠躬如儀，一番番地用肉麻的話向蘇聯致敬討好。多數節目都是俄羅斯歌舞，最受觀眾歡迎的是一群姑娘穿著縫有子彈袋的高加索上裝跳的光屁股舞。

在哈薩克族特工和我談話、有意要派我去中國的當天晚上，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牛水。他也說KGB一直逼著他要派他到中國去，他不想在蘇聯呆了，真想去台灣，他的老爸還在台灣呢，要去找爸。我問：“怎麽做到呢？”他說：“用老辦法，怎樣走到蘇聯便怎麽走出蘇聯，反正兩條腿長在自己身上。”我說：“逃跑？”他立即回答：“逃跑，逃出蘇聯，經過別的國家到台灣去。”這個晚上我們談了大半夜，初步商量了第二次逃亡的計劃。臨入睡前，我嚴肅地鄭重地叮囑牛水：“這事非同小可，性命攸關，隻能存在於我們兩人心裏，決不能叫第三人知道，也不要第三人參加，不能告訴劉萬瑜，他嘴巴不牢，又愛吹牛。小林可能被利用，劉立中會同情我們的，但是他年紀大了，跑不動了，也不能叫他們兩個人知道，大家都不便。”可是第二天傍晚，才下班不久，劉萬瑜來了，一進門就喊：“老雷，我們好好商量一下出走的事兒。”我一下驚著了，問是誰告訴他的，他說是牛水上午通知他的。我和牛水不上一個班，他上下午三點到晚11點半的第二班，上午他跑到劉萬瑜的車間把我們的打算一五一十全告訴了劉萬瑜，馬上得到了劉萬瑜的全心讚同。事已至此，我還能說什麽呢？牛水下班回來後，我向他大發脾氣了，他回答說：“我知道劉萬瑜對蘇聯最不感冒，處境也最不好，KGB要發配他到農場去，我可憐他，走時一定要帶上他“。 我也不好再反對，隻是叮囑他再不能告訴第四個人了。對此牛水做到了一半，再沒有告訴別的中國人，但最要命的是，以後他卻向KGB告發了我。我們三個人在星期六又在一起認真商量了一次，我提議首先要麵向祖國宣誓，誰也不能當逃兵，做叛徒，誰也不能背叛祖國，他們兩人都同意了。當場由我起草了誓詞，約定第二天到郊外去宣誓。

第二天是1971年三月底的一個星期天，下著小雨。我們三人一大早就乘小公共汽車到了阿拉木圖北邊的一個天山中的林場，車在山穀中行了十幾公裏才到盡頭下車。在車上遇到了一群會說中國話的蒙古人，一個個身材高大，舉止不像一般工人農民。我和他們攀談，原來他們都是新疆博爾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來蘇聯的。原來都是中國縣級以上的官員，和混血女人結婚了，害怕中國頻繁的政治運動，跟著有蘇僑身份的妻子到蘇聯來了，現在都在這個林場當工人。唉，古人說施政以不擾民為先，可是解放後二十多年來，中共全部的大政方針和內容就是擾民，民無寧日，官也無寧日，有路子的想法往外跑。跑到外國來了，又能找到安靜的桃花源嗎？唉，可憐的中國人！我們循著鬆林小徑爬上了一個山頭，還是早春時節，春寒料峭，細雨從鬆針上凝成了大雨滴落下，風吹動鬆樹林，變成鬆濤陣陣，聽不到鳥鳴蟲聲。天空中布滿鉛灰色的雲層，極目東望，雲壓太空，景色悲涼，我們的心情和神態都非常悲憤而莊重。我們三個人麵向東方——親愛的祖國的方向並排跪了下來，舉手宣誓。我宣讀了誓詞：“我們，雷光漢，牛水和劉萬瑜三人在異國的土地上，麵向祖國莊嚴宣誓：永遠忠於我們的祖國，永遠忠於我們的民族，永遠熱愛我們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我們一定要逃離蘇聯，去到自己同胞生活的土地上。天長地久，歲月綿綿，不管到天涯海角，不管是海枯石爛，都不能背叛祖國，民族，同胞和同誌。如果誰違反了誓言，要用他的血來償還他的罪行。“宣誓時，我們三個人全都失聲痛哭了。劉萬瑜還帶了酒和吃食，我們舉杯祝福祖國，為我們計劃的成功而幹杯。之後在一棵大鬆樹下坐了下來，再一次商討了初步出逃計劃：目的地，第一台灣，第二新加坡，第三美國任何一個城市的唐人街。從此日起，和其他中國人斷絕一切聯係，除了劉立中和小林外，前者不會出賣我們，後者與我們工作在一起並住在同一個集體宿舍，無法避開。三個人分了工，工資除日常生活花銷外都集中到一起，由劉萬瑜保管，當作出逃費用。牛水人機靈，俄語說得好，由他負責外勤，應付KGB的偵查，把坐火車和長途公共汽車的買票，上下車的種種情況搞清楚，在路上隻由他一個人和外人打交道。我則負責計劃逃跑的路線和起草中，俄，英三種文字的聲明。出逃的時間定在七月份，因為我和劉萬瑜可以在那時拿到休假，也可以在阿拉木圖市周圍二十五公裏範圍內自由活動，有條件避開KGB的監視。

第二天我到書店買了一本詳明的世界地圖冊和一大張蘇聯交通圖，每天下班後打開來仔細研究。蘇聯的版圖橫跨歐亞大陸，北麵是北冰洋，東瀕太平洋，東南是中國和北朝鮮，當然無法出逃。西部的歐洲鄰國是波蘭，捷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不能逃到那種地方去。隻有一個芬蘭是中立的資本主義國家，離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很近，可是路程太遠，從阿拉木圖到列寧格勒坐火車要五天五夜，在路上KGB就抓住你了。無國籍者沒有警察局的簽證無權坐飛機。再向南看，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南鄰阿富汗，邊界上除了一小處平原外都是崇山峻嶺，很難翻越。阿富汗的部族又多又落後，和那裏的人說不清道理，也許一過界就會被當做土匪給打死。西端高加索連著土耳其，它是美國當盟主的北大西洋集團的骨幹國家，蘇土關係一直不好，蘇土邊界也一定和中蘇邊界一樣戒備森嚴，越界的成功率是微乎其微的。剩下的隻有伊朗了。用比例尺一量，從土庫曼加盟共和國的首都到伊朗隻有二十幾公裏，步行最多四個小時。蘇聯剛和伊朗劃定了邊界，兩國關係不是敵對的。邊界上有山，但海拔不高。我也知道在巴列維國王治下的伊朗現代化進程相當快，首都德黑蘭被稱作中東的巴黎。中華民國和伊朗的關係一直友好，二次大戰時中國在伊朗許多地方設有兵站，中國情報人員在揭露希特勒德國對伊朗的策反陰謀中立過動，在伊朗還舉行過中美英蘇四國首腦參加的德黑蘭會議。我想伊朗人不會敵視中國人，對中國人也不會太陌生。於是，幾經考慮，我打算我們先到阿山哈巴德，黑夜上山，翻越蘇伊邊界到伊朗。我向馬，劉二人解釋了這個計劃，他們都深表讚同。後來在獄中我才知道，就在我們計劃逃往伊朗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伊朗建交了。

接著是起草聲明，說了我們在中國的經曆，逃來蘇聯的原因，以及為什麽不願意在蘇聯生活再一次逃亡的理由，希望伊朗政府幫助我們到台灣或新加坡去。聲明裏的一些語句我自信是能夠得到伊朗人同情的：“在曆史的黎明時期，中國和伊朗就有了友好交往。我們兩國輝煌的古代文明相互影響著，在各自的人民遇到不幸時我們相互同情著，支援著。我們相信國王和王後陛下的臣民仍然懷著對中國人民的友好之情。”寫完了，我到阿拉木圖市圖書館借了一部《漢英大詞典》。靠詞典的幫助把聲明譯成了英文。而要翻譯成俄文時卻大受周折。馬、劉二位的俄語說得比我好，認識的俄文字卻沒有我的多。但我的俄文字認得也不多，對繁雜的俄文文法更是不通。怎麽辦呢？和牛水商量，牛水說汽車站和火車站裏流浪者很多，蘇聯人教育水平高，人人都是知識分子，隻要花點錢，是能找到別人修改的，先硬譯成俄文好了。於是我先對著《漢俄詞典》一個字一個字地把聲明硬譯成了“俄文”，決定在出走前再找人修改。到七月份我休假了，一次次去公共汽車站和火車站觀察，見到車站裏坐著的，躺著的流浪者真是不少，一個個蓬頭垢麵，衣衫髒破，見了叫人惡心，退避三舍，還能請他們修改文章嗎？有一天我去到汽車站大廳一角的小咖啡館，旅客們可以站在高腳圓桌邊喝咖啡。裏麵也沒什麽人，隻有一個三十來歲左右的哈薩克女人在喝咖啡，桌上什麽別的點心吃食也沒有。她人長得豐滿，臉圓圓的，蓬鬆著頭發，不漂亮，五官卻是周正的。大熱天，穿著一件黑毛線織的布拉吉，腳上的拖鞋也是舊的，頭上和手上什麽飾物也沒有。我靈機一動，買了一杯咖啡和一盤精致點心拿到她喝咖啡的桌子上，向她問好，請她吃點心，她笑著接受了。咖啡館是允許抽煙的，我給她敬了一支煙，她也點著火抽了起來，閑談了幾句天氣熱、我是中國人，俄語說得不好之類的話。他的俄語說得好極了，用的詞都很文雅，完全合乎文法，是有相當教育水平的。俄語文法太複雜了，一般人難以掌握，我發現和我一起幹活的工人們，即使是俄羅斯族，也很少有人能用完全規範的俄語說話，而且不管男女都粗話滿口，這個女人的嘴裏卻沒有一句粗話。喝完咖啡，我問她：“我可以請您到外麵的小花園裏散步嗎？”她笑著回答：“當然可以，我很高興遇到你。”是命運該如此吧，我一輩子凡遇大事，都是開局順利，結局凶險而悲慘。考大學，談戀愛無不如此，此次出逃也是一樣。很順利地認識了此位異國婦女，和她走到車站外街在公園樹下的長凳上坐下來，兩人攀談了，我簡單介紹了我自己，接著她相當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她名叫瑪雅，三十歲，結了兩次婚都離異了。她是財會學校畢業的，在一家商店當了幾年售貨員，不久前結算時虧錢了，上司說她貪汙，抓到拘留所關了兩個星期，放出來後商店把她開除了。區商業局人事科在她勞動手冊上蓋了黑章子，兩年之內不能再在有錢經手的單位工作，便失業了，日子過得十分艱難。也是個命運悲苦的女人，我當即表示了深深的同情，還按著蘇聯人說話的習慣問她：“我可以為你盡一點力嗎？”她回答得幹脆：“隻要你願意，我當然不會反對。”於是我帶她到了附近的一家服裝店，叫她自己挑兩件花綢子布拉吉，兩件內衣和一雙涼鞋。她挑得很仔細，一件件試過去試過來，直到商店快打烊了才買下來。那時蘇聯物價便宜，加起來我隻花了一百二十盧布，還另外給了她十盧布零用錢。走出商店後她問我：“阿列克，我能給你幫點什麽忙呢？”我點了點頭，她請我去她家詳談。她家在汽車站後的一家大雜院內，走兩百多米便到了：兩間小土房，也是四壁皆空，連電視機也沒有。她關上門，燒了茶，切了兩塊麵包放在桌子上，算是招待我。我叫她拉上窗簾，小心地從小提包裏拿出我寫的聲明俄文稿遞給了她，請她按俄文文法規則給通順一下。這是個聰明女人，完全讀懂了聲明的意思，拿起筆來修改，還另外用紙給謄清爽了，字寫得極好，比我見到的KGB審查我的預審員的字還寫得好，後來我越境失敗被捕時，預審官指著聲明說：“字是女人的筆跡，寫得文雅，字也寫的好，是個有大學文化水平的人寫的。”接著，她主動給我寫了保證書，保證保守秘密，還答應護送我上路直到阿山哈巴德。在蘇聯社會裏，人們沒有中國人那樣高的政治警惕性，一般人對任何事物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密報，告密那一套，那是專職和業餘特工的事。天晚了，我要走，她把我留著，對我說：“你一定現在還不放心，害怕我去告密。我實話對你說，我父親是警察中校，現在還在阿拉木圖一個區的警察分局當頭頭，連他都不管分外的閑事。我母親是家庭婦女，我下麵還有四個小弟妹，他們沒有能力幫助我，我的日子才過得如此之窮。你今晚留下來，我什麽都給你，我要叫你再不對我抱疑心。”她又從壁櫃裏找出了她父親喝剩下的半瓶伏特加酒，灘了幾個雞蛋，我們一起吃了晚飯。她說她讀了很多書，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各有各的處境，各有各的要求。她認識的本民族同胞中也有人在相信和宣傳泛突厥主義，自己同情他們。可惜是女人，無法陪我越界去伊朗。看到我襯衣領子髒了，叫我脫下來給洗幹淨。拿著我的襯衣，她不斷在上麵親吻。晚上我住下來了。瑪雅實現了她的承諾，不久後非常細心地把我和劉萬瑜護送到阿山哈巴德，中間沒有出事，也沒有向我們提出什麽經濟上的要求。瑪雅！善良的樂於助人的，可愛的哈薩克女人。

但在這件事以前，也就是過了五一勞動節不久，牛水突然告訴我說，KGB通知了他，要他一個星期後立刻離開阿拉木圖到卡拉幹達州的基米爾道烏去生活。我大吃一驚，覺得大事不妙了，大概是牛水告密了，他要先離開我們，到另外城市去住以脫身。我問他：“老弟，大概你已經背離了自己的誓言吧。”他立刻對天發誓：“決不會，我牛水不是那種人，我們一定按計劃行動，到了新地方，隨時和你們聯係。”又把劉萬瑜叫來商量，劉萬瑜當然疑心了，牛水也是信誓旦旦，還分析說：“大概KGB看到我們三人一起關係太緊密了，要拆散我們。”為了證明他的真誠，在辦了退廠手續後，還悄悄坐火車到離阿拉木圖二百多公裏的楚城去了一趟，把坐火車和長途汽車的規矩，車上乘警的活動規律詳細告訴了我們。晚上一次次誠懇地對我說：“老雷，你像我的親兄長，你是我結交的中國人中最好的一個，我一定和你一道走出去，到台灣，說不定還要靠著你的身份和你那支筆吃碗輕鬆飯呢。”又說：“我是鐵了心的，劉萬瑜也是鐵了心的，蘇聯不是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一定要逃出去。”我似乎放心了一些了，我們又約定了化名和各種暗話。我們商定從阿拉木圖出走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二日，在我和劉萬瑜休假的時間裏。牛水說基米爾道烏城中心有個大人工湖，他如果打電話通知我們他哪天要到湖上去劃船，便是離開基米爾道烏來和我們相會了。我後悔沒有深一層去想：牛水沒有去過基米爾道烏，怎麽知道那裏有大人工湖呢?而米沙少校的父母都住在那座城市，還都健在，他常去看望父母，現在看來，一切的一切都是特工安排好了的，對我們的圈套又緊了一層。臨別前，我用剛領到的工資給牛水買了一套新西服，還給了他一部分存款，為此他對劉萬瑜說：“老雷真是個好人，慷慨大方。”還撒了點眼淚。在留在阿拉木圖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三個人帶上吃食和毛毯在一小山上的別墅區草坪上過了一個晚上，也長談了一個晚上，牛水的態度更誠懇了。劉萬瑜當麵對他說：“你俄語說得好，人又機靈，又會和蘇聯人拉關係，隻要有你在一起，我們一定能走出去。”第二天上午，我送牛水到飛機場，見到少校米沙正在候機大樓前等著，機票早買好了。我對米沙說：“你們還說要團結全體中國人走國際主義道路呢，我和牛水兩個人您也不叫團結。”他笑了笑沒答話。牛水和我含著淚分開了，到基米爾道烏每個星期都給我來信，兩三天就打一次電話。牛水走了，小林搬來和我住在一個房間，他正在和未婚妻火熱得難舍難分，一有空就向她家跑，也不太關心我的行動。我和劉萬瑜則盡量避免公開往來。我還是常往劉立中家跑，我們在一起心神相通。他大概已覺察出我的異常行動，在我們閑談時也大致知道了我要去的地方，他便在閑談中不經意地給我介紹了一些伊朗的民情風俗。因為他在喀什軍中有幾個相好的同事，二次大戰時曾在駐伊朗的中國兵站中服務過，有人還租過臨時的伊朗妻子。他也曾去高加索旅行過，說蘇聯火車傍伊朗邊界行走全在白天，火車一進站停下來，每個車廂門前都有全副武裝的士兵站崗，戒備十分森嚴。

劉萬瑜住的集體宿舍是為市民準備的套間住宅樓，還好，這時要騰出來分配給市民住，單身工人則搬到另外的集體宿舍去。劉萬瑜乘機搬出集體宿舍，在平房區租了一間老大娘的房子住了下來。7月15日，我和劉萬瑜都領到了休假，每人拿到了一百多盧布的休假費，再加上以前的存款，錢是相當富裕的了。我們各自到商店買了新西服和襯衣、皮鞋、提包，作好了一切準備。七月二十一日，我們把呢子大衣和好些衣服拿到瑪雅家送給了她，剩下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留在集體宿舍。決定由瑪雅一路護送我們，我與她扮夫妻，劉萬瑜是堂兄，我們是東幹人到高加索的著名風景區索契去度假的。

1971年七月二十二日是我和劉萬瑜第二次逃亡出發的日子。早晨我去向劉立中告別，他聽後一下哭出聲來了，倒了兩杯酒與我碰杯，舉著杯說：“祝你們一路平安，列祖列宗在天之靈都會保佑你們的。”生離死別情何以堪，我隨即掩麵走了。和牛水約定的第一會見地點是阿拉木圖火車站售票處，會麵時間是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點。第二次會麵地點是塔什幹長途汽車站售票處，會麵時間是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七月二十日晚上，他還給我打了電話：“明天我要到湖上去劃船，一大早便出發。”我和劉萬瑜都一廂情願地相信了牛水。當然也作了預防萬一的準備，如請瑪雅護送我們，如會不到牛水立即改變乘車計劃等。中午十一點，我留在瑪雅家，劉萬瑜一人去火車站接牛水，十二點一過，他一個人回來了，牛水沒有來！我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怎麽辦？劉萬瑜說：“不管他，走！”我也說“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改變乘車計劃，不坐火車了，用分段乘車的辦法前進。蘇聯的交通發達，各城市間每隔十分，二十分鍾就有一班公共長途汽車往來。下午四點，瑪雅陪著我們兩人上了到吉爾吉斯首都伏龍芝（今彼什凱克市）的長途汽車，四個小時就到了。立即轉乘伏龍芝到江布爾市（我四十歲以後居住的城市，現名塔拉斯）的汽車，下車後又立即轉車去塔什幹，中間沒有任何停留。車次多，車上座位都沒有坐滿旅客。劉萬瑜能睡覺，一上車就睡著了，由我和瑪雅觀風。我兩依偎在一起，不時四目相對，含情脈脈，在別人眼裏是一對恩愛夫妻。四月二十三日天亮，汽車進入了烏茲別克斯坦國境，往南望去，我們把天山西端全走完了，先是積雪的山峰，再是無雪的山頭，再變成一座座小山包，最後，山脈完全在地麵上消失了。起自我國新疆東端的天山，向西綿延兩千多公裏，直到烏茲別克斯坦。天山，即如天之高的大山，這個漢語名稱兩千多年以前已經出現了，直到今天不變，俄語和中亞各民族語言都是用漢音“天山”，而且用“天山”取名的地區、農場、商店、旅社、餐廳和用“天山”作為商標的商品都很多。在蘇聯生活了一年多，我隻見到過阿拉木圖一座城市的市容。阿拉木圖在二十年代立為哈薩克斯坦的首都，五十年代才開始發展。完全是座新城市，規劃得十分科學，街道寬闊而筆直，縱橫交錯，整齊如棋盤，綠蔭遮天，花草遍地，大街旁小溪流水淙淙，高樓林立。汽車，電車來往如流水，一片文明的繁榮的現代化景象，我一次次為之讚歎，不敢想像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如此水平。我設想蘇聯的其他城市也不會比阿拉木圖差，在迷蒙的夜色中行經伏龍芝市，看到的街景和阿拉木圖一樣漂亮。誰知道到了塔什幹一看，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錯了。塔什幹是聞名的中亞的古城，和撒馬爾幹，布哈拉，安吉延一起合稱中亞四大古都，都在烏茲別克斯坦境內，塔什幹是首都，有人口二百多萬，是當時僅次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蘇聯第三大城市。古老和守舊總是結親的，塔什幹有些地方也真落後。走走停停，不斷有人下車。眼前出現的都是彎彎曲曲的小街巷。汽車開不進去，戴小花帽的烏茲別克小孩趕著毛驢車來來往往。住宅都是土打圍牆泥巴糊的房頂，老頭子肩上還搭著褡褳，和烏魯木齊皇城一帶的老城區和伊寧市的西沙河子沒什麽區別。人們的穿著也都土氣，女人們都穿著花長褲。不過烏茲別克的姑娘長的好，婀娜婷婷鼻如瓊瑤，眼珠如碧玉，黑辨及腰，大都穿著雲霓綢的長衫，飄飄如仙女。中午下車後我們立即打的去塔什幹的中央公園，也叫“高爾基文化休息公園”。公園與阿拉木圖的布局一樣，樹林，花坪，草坪呈幾何形布局，再用噴泉和兒童坐的電動轉車點綴，與我們中國的公園相比，中國公園是詩，是藝術，而蘇聯公園是幾何，是數學。不同的是公園裏有好幾座清真寺，白色的大圓頂，前牆用瓷磚鑲著各種幾何圖案和阿拉伯數字的古蘭經經文，寺內除四圍白色高牆外一無所有，伊斯蘭教禁止偶像崇拜，直到花鳥蟲魚。中國古建築或莊嚴富貴，或雅致清幽，西洋古建築氣勢雄偉，鮮麗壯觀，比較起來伊斯蘭古建築要單調多了。我們一直在公園遊玩，還到澡堂洗了個澡，換了衣服。到了和牛水約定的第二次會麵時間，劉萬瑜一個人打的去了長途公共汽車站，不久後回來了，喪氣地說：“售票處前沒有牛水，卻有個朝鮮人在那裏等著，一見我麵就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搖了搖頭，馬上坐出租車走了。”至此再無懷疑，牛水不僅背棄誓言，還出賣了我們。逃出蘇聯是他第一個出的主意，劉萬瑜是他招來的，慫恿的，逃跑計劃是一起商定的，我們一起麵向祖國宣了誓，到七月二十日他還打電話給我，說按計劃“去湖上劃船”，我們一起吃住大半年，經濟上我處處照顧他。原來他是編了個圈套，挖了個陷阱來陷害我和劉萬瑜啊！我不會擋他的道，是他要向KGB立功，拿糟蹋我們的命運立功。我把他當成親兄弟，唉，百無一用是書生。我活了三十多年，第一次碰到了這種狡詐，卑劣的小人。到公園快關門時，我們才離開公園。牛水的背叛把我們的頭都搞昏了，隻有瑪雅還清醒著，她叫了輛私人小汽車把我們拉到火車站，馬上買了從塔什幹到土庫曼首都阿士哈巴德的車票，把我們帶出候車室，到站前廣場一處很喧鬧的地方等車。烏茲別克是個愛好歌舞的民族，幾十個等火車的男男女女圍成一個大圈，一個人彈著熱瓦普，圍著的人跟著琴聲唱歌，圈裏幾個小夥子和姑娘隨歌聲跳舞。歌聲動聽，舞姿曼妙，不過人們的穿著都鄉氣，女人穿青色或彩色雲霓綢衫，男人穿白色小掛，燈籠褲，有的人腳上還穿著橡膠鞋，大概是些鄉下人吧。

很快我們上了火車，這是我到蘇聯後第一次坐火車。我們坐的是普通車廂，和我國的火車硬臥一樣，一個車廂有三十多個床位。沒有坐包廂。一個包廂隻有四個人，容易被人發覺，也不好逃脫。列車開出塔什幹後往西南走，在古城撒馬爾幹和布哈拉都有較長時間停留，經過的地方都是中亞最富庻的棉花種植區，阿姆河和鐋爾河灌溉的兩河流域。饒有趣味的，是從車窗往外看到的蘇聯中亞農村風光，好像是回到了我國的新疆農村，幾乎一模一樣：平頂小土房，屋頂上堆著整齊的玉米杆，做牲畜飼料用的。大清早，女人們趕著奶牛去和全村的奶牛聚合，騎馬的男人揮鞭把牛群趕到村外，男人們穿著袷袢（一種無領無扣的長袍，用腰帶係起來，維吾爾人也愛穿），肩上扛著砍土饅到水渠邊給農田放水，土路上一群群的小孩奔跑嬉戲。田野裏還能看到圓頂的氈房，是遊牧人住的房子。小孩特別多，一對夫妻少則六，七個，多則十幾個地生育。鐵路線北邊是克齊爾庫姆和卡拉庫姆兩個大沙漠，沙漠大而綠洲小，人口問題也成了獨立後的烏茲別克斯坦特別是它的卡拉卡洛阿克很為突出的問題。火車到布哈拉後就轉向南行，進入土庫曼加盟共和國的土地了。土庫曼俄語叫土爾克明尼亞，不知為什麽中文把它譯成了土庫曼？土烏邊境上的第一大站、也是土庫曼的第二大城叫查爾朱，按俄文原文急讀近於漢音“軍州”，應該和我國曆史是深有淵源的。有宋一代，我國是三朝並立，五國共存，在中原和北方，東北方是宋、遼，金三個皇朝，另外西有吐蕃，西南有大理。十二世紀金滅遼，遼皇族子弟契丹人耶律大石率領一部分契丹人、漢人和奚人等十八部，西遷中亞建立了強大的西遼王國，領土南抵興都庫什山，西抵裏海，烏茲別克和土庫曼都在其範圍。遼的地方行政製度裏有軍州，也許“查爾朱”就是“軍州”的對音。在城市西邊不遠的沙漠裏有處古建築遺址，存有一堵古牆，牆上用琉璃磚鑲著一條和中國龍模樣相同的黃色的龍。俄羅斯人是通過古契丹族認識中國的，俄文的“中國”寫成為“KИTAЙ”，即“契丹”（契字古音為克）。把中國人叫“KИTAЙ”，也就是“契丹人”，而與印度人和古代西方人把中國叫CHINA即秦國，把中國人叫CHINESE的也就是秦人不同。在查爾朱，不少土庫曼人上了車，他們和我國維吾爾族人長相相似，穿著也差不離，姑娘們頭上都結著許多根小辯子。不過女人穿的長布拉吉幾乎蓋著腳麵，直桶子，不緊腰。火車一直傍著沙漠行進，居民點不多，非常缺乏淡水，火車上供應的飲用水呈灰白色，淡而無味，據說是裏海鹹水淡化成的。居民看來比烏茲別克人還窮，比哈薩克斯坦居民的生活水平差的更遠。在塔什幹，我在蘇聯第一次吃到了饢，是烏茲別克人烤的，和新疆的饢相似，沒有新疆的好看，也沒有新疆的香脆可口。我看到後高興極了，一下買了十幾個，誰知那卻不像新疆饢那樣的冷後也香脆，烏茲別克的饢冷了以後變得像橡皮一樣咬不動。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後，我把這些饢全送給了一位在月台上賣葡萄的土庫曼老大娘了。她歡喜十分，說了五，六個突厥語的謝謝，還一定要回送我一大包葡萄。沙漠綠洲上長出來的葡萄非常甜爽可口。

劉萬瑜高超的吊膀子手段現在可派上了用場。清晨，車廂裏進來了一位俄羅斯姑娘，他馬上過去幫著拿行李，引到我們近處座位坐下，遞冷水，遞點心，幾分鍾以後，就熱絡得好朋友一般了。還好，她也是去阿山哈巴德的。正午，列車停到了阿山哈巴德車站。天哪，車站早已戒嚴了，車站大樓四周都有士兵站崗，站內全副武裝的士兵走來走去，緊盯著進出旅客的臉。我們早已做好準備，應付各種事態，神態鎮定，步履安然，衣冠楚楚，每個人的胳膊上都掛著個年青女人，目不斜視，昂然走出車站，居然沒有士兵來查問我們，有驚無險。KGB雖然無孔不入，但也不能做到天衣無縫，百密總有一疏。當天我們三個人在阿山哈巴德遊逛了十個小時，也遇到過兩次警察的查問，沒有發現我們正是他們要抓的人。出了車站，先叫出租車送走了俄羅斯姑娘，再叫車直奔市中心市場。中亞各城市，不論大小，格局都差不多，都有個大農貿市場，名字都叫“中心市場”或“綠色市場”，是老百姓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場所。市場都在城中心，幾乎所有的公共汽車和電車都經過那裏。我們在市場上吃抓飯，烤包子，甜瓜，大致和新疆的無所區別。市場做生意的女人比男人多，他們賣瓜果蔬菜，做抓飯拉麵，頭上頂著裝滿瓜果的籃子走路。天氣十分熱，有四十攝氏度，不過到處是綠樹成蔭，清流碧水，噴泉也多，樹蔭下還安放著供人坐著休息的長凳，避暑方便。市場上有澡堂，我們又去洗了澡更了衣，多餘的衣服全給了瑪雅，更輕裝了。我買了張阿山哈巴德地圖尋找越界出發點。在市西南山穀中有個風景點叫費留茲，有一條水質清甜的大泉，市民都遠道去汲取幹淨的天然水。如果從費留茲的南邊上山，翻過幾個山頭便是伊朗了。我們去商店買了個塑料大水瓶，下午六點，打的去費留茲。車開出城跑了十幾公裏才到，是一個位於種滿蘋果的山穀裏的大公園，園內有懸崖峭壁，怪石處處，種著竹子，鳳尾蘭，棕櫚樹等亞熱帶植物。園內除了有幾個大泉池外，還有小瀑布從懸岩上直瀉而下，水極其清涼，用手掏著喝了一口，沁入心脾。深穀幽景好像到了我家鄉嶽麓山的某個山穀中。過了晚上十點，暮色蒼蒼時，還有許多遊人在公園裏流連忘返。

我們進了公園，劉萬瑜背依長凳，呼呼大睡。他坐了十一年牢，逃出監獄後又到各地流浪了幾年，有逃亡的經驗，臨危不亂，什麽時候都能夠安定如恒。我和瑪雅產生了感情，在公園一角鳳尾蘭後的大石頭上擁坐在一起，淚眼交織，滿腹生離死別的悲愴。蘇聯的製度和“文革”前的中國製度相比有一個大的不同，那就是蘇聯還容許人性的存在，而中國把所有人的所有人性都消滅光了。她說要向上帝祈禱，祝願我能平安越境，她永遠不會忘記我。對蘇聯社會，她說她也不寄有任何希望，如果我到國外發跡了，她希望我通過合法手續把她也接到國外去。我們道了無數次的別，卻分不了手。直到晚上十點過了，她才終於流著淚和我們分手了，直奔火車站，當晚返乘東去的列車，回去了。我把口袋裏剩下的錢全都給了她，一個戈比也沒有留，破釜沉舟，再不向蘇聯回首。瑪雅走後，我和劉萬瑜在泉水邊喝飽了清泉，又灌上了一大壺，出園到山邊的一個小公共汽車站的長椅上坐下，裝著等車的樣子，觀察山勢，等待天色完全黑下來。這時，一個騎著摩托車巡路的土庫曼警察看到了我們，停下車來盤問我們。劉萬瑜回答了我們準備下的一套，指了指水壺，說我們是專門來汲水的，妻子在火車站等我們，還把工廠工作證給他看了，說護照在妻子身上，請一同去火車站檢查。他沒有自找麻煩，隻是說：“這裏是邊界地區，很危險，公共汽車來了，搭車回火車站好了。”烏茲別克人和土庫曼人的俄化程度沒有哈薩克人深，俄語說得差勁些，我們的俄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那位警察老兄也不覺得奇怪。看手表過十一點了，馬上就是夜半子時，我們動身拐了個彎，快步爬上山坡，從山凹上翻過了一座山巒，山下的人就是用手電筒也照不見我們了。蘇伊邊界是連綿不斷的荒涼群山，相對海拔不高，幾乎寸草不生，一隻老鼠也無法躲藏。後來坐牢時我反複思考，覺得這次出逃各方麵都準備周到，即便牛水當了叛徒，我們也想出了彌補的措施，越界地點，也沒有選錯，應該是能夠成功的。就是少了一點，沒有事先作好翻越石頭山巒忍受口渴的訓練和準備，應該請瑪雅坐火車先到阿山哈巴德一趟，好好把邊界地理條件觀察清楚，就好了。

看著表帶上的指南針向南走，盡是一個山巒接著一個山巒，都是大石塊小石頭，也沒有路，腳踏下去全是堅硬的石頭，沒有踩上野草和泥土的感覺，熱得喘不過氣來，也渴的喘不過氣來，汗如水流，不到一個小時把肚子裏的泉水全蒸發光了。沒有走石頭山路的經驗，又急著要趕到天亮前翻過鐵絲網，不敢停下來休息，我稍走慢了一點，劉萬瑜就用湖南話叫：“我的爺啊，你快點走!”一路跌跌撞撞，連爬帶跑，兩個多小時後，終於到了鐵絲網邊。蘇伊邊界鐵絲網蘇方一側也有鬆土帶，劉萬瑜叫我麵向蘇聯後退著走過去，鐵絲網也是三道，沒有中蘇邊界的高，也沒有那道漁網狀的，要好過一些。我們越過了三道鐵絲網，以為已經到了伊朗的土地上，鬆下了一口氣。忽然，我們看見照明彈一個接一個地在鐵絲網上空閃光，直升機鳴叫著，隱約能聽到士兵和狼犬發出的叫音，原來蘇軍在邊界上早已給我們布下了天羅地網。他們布置在通向邊界的小路路口，而我們沒有從路上走，過了鐵絲網，兩人把一壺水喝光了，繼續往前跑，是朝山下跑了，要快得多。按照常規，我們已經越過了兩國邊界最多五百米的中間地帶，應該已經到了伊朗了，但蘇軍仍然趕上來要抓我們，我們忙著向山下滾去。一下子我滾下了一座懸岩，腿摔壞了，留下的傷疤至今還在，近視眼鏡也丟了，再沒有辦法向前爬了。我對劉萬瑜說：“你繼續前進，我躺在這裏掩護你。”他沒了辦法，實在不得已，隻得丟下提包一個人向前走了。很快，蘇軍打著光線十分強烈的手電筒照到我身上，把我包圍了。我想到劉萬瑜大概已經到了伊朗，我也懷疑自己是躺在伊朗的土地上被蘇聯邊防軍抓住的。劉萬瑜後來告訴我說，他確實已經到了伊朗，看到崗亭上寫著阿拉伯字，但是見不到一個人，又回過頭來找我，想把我救出來，被埋伏下的蘇軍抓住了。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知道以後，我還是很感謝他的義氣。那麽，伊朗的崗亭上為什麽沒人呢？那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從不會害怕自己的老百姓跑到社會主義國家去，用不著把國家密封得像鐵桶一樣。

又一次邊境被捕

一群蘇軍抓住我後，用麻繩緊捆著我的雙手，兩個士兵還一頭一個拉著繩子蹬緊，我疼得昏過去了好幾次，隻好俯臥在地上。幾個小時後天亮了，已經是七月二十六日，他們用黑布蒙上我的雙眼，拉我上了吉普車，開到一座小軍營，又關進了禁閉室，才鬆了綁。我躺在鐵床上喝了點水，也不吃東西。也有軍官的小孩來看稀奇，哨兵朝孩子們大吼：“走開些，這是特務。”他還嘲笑我：“你坐吉普車到我們軍營來了，你們中國是汽車也沒有的。”和中蘇邊界一樣，守衛蘇伊邊界的官兵也全是黃毛的歐洲蘇聯人。沒有人來盤問我，到了下午，開來一輛密封的小囚車把我關進去了，送到了土庫曼共和國KGB總部，關進一間囚室。真難想象，世界上還有如此可怕的房間，四平方米的地麵圍著四堵高達十多米的高牆，全是灰白色，房頂也是灰白色，吊著一盞灰黃的電燈，除了鐵門外，連窗戶也沒有。人關在裏麵隻感到恐怖，森嚴和自己的渺小，如果神經不堅強，精神便會崩潰。關了一個多小時，獄警把我帶到預審室，一個俄羅斯官員簡單地登記了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和在阿拉木圖的住址，拿出逮捕證交我簽了字。獄警把我帶到澡堂洗了澡，換上囚服，又把我關進牢房。KGB的動作之快令人驚訝，第二天上午正式提審我，一進審訊室，我看到哈薩克斯坦KGB審問我的那個哈族預審官和哈族翻譯已經赫然和土庫曼的預審官一起坐在堂上。他們沒有多問話，隻是認定了我的真實身份，翻譯還嘲笑了我一番：“你們都是怕死鬼，害怕到中國去反對毛澤東，就想逃到外國去。你能逃出我們蘇聯嗎？”我記得類似的話我已經聽過了。

1971年七月二十六日開始了我第一次在蘇聯坐牢，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牢的監獄生活。大概土庫曼KGB沒有審問我的任務，在阿山哈巴德關了我十天，他們一次也沒有提審過我。平生第一次坐牢，沒有悲哀和恐懼，反而有點新奇之感。反正我已經流亡外國，連國和家都失去了，還有什麽不能丟掉的呢？對未來，根本用不著去想。我覺得最叫人恐懼的還是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一段時光，還有1970年三月十八日從喀什開始的“一打三反”天天殺人的日子，世界上最叫人恐懼的人還是中國共產黨人。走遍天下，包括蘇聯的KGB分子，找不出像中國共產黨派出的工作組、軍宣隊那樣不講理，不講情，也不懂理，不懂情的人。現在我年紀老了，離開祖國也多半輩子了，還時時做著挨整的夢。夢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那些致命的時期，除了恐懼外，再找不到別的什麽感覺了。隻要聽到緊急集合的鍾聲一響，隻要看到工作組員和軍宣隊員的閻王臉，我就心髒急跳，全身發抖。當我抬頭望見遠處的天山時，最大的願望是放我在天山上自由活動，哪怕就是一天。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的白雲，呼吸四周的自然空氣，一個人也看不到，隻要能過上這麽一天，我就死也甘心了。1970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我自殺未成，才臨時起了逃蘇之念。我逃蘇成功，多活了一年加三個月，老天已待我不薄，我又再有何俱？何況，蘇聯KGB的牢頭獄卒都還算文明執法，對犯人也有禮貌。以後我才體會到，為什麽鄧小平掌權後第一個在中國進行的新政治運動就是包括“文明禮貌日”在內的“五講四美運動”的原因：中國共產黨人真的太需要接受文明禮貌的訓練了。

關我的牢房在土庫曼KGB大樓右橫樓二樓監房的第一排第一間，麵積有八或十平方米，牢房內有兩張鐵床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一個搪瓷水壺和一個便桶，窗戶離地麵有三米多，外麵用鐵絲網攔著。大鐵門，上端有個四方形洞，頭鑽不出去，用活動鐵板蓋著，掀動鐵板，可以遞進飲食，看守也能和犯人說話。鐵板上還有個小洞，看守從小洞裏能看到犯人的一舉一動。十天裏我隻見到兩名土庫曼族看守，他們都穿著士官製服，對犯人態度和藹，說話時麵帶笑容，輕言輕語。向他們要飲用水，和每天要幾桶水潑在牢房地上減輕熱度，他們從沒有拒絕過，有時請他們帶我去澡堂洗澡衝涼，他們也不怕麻煩。同監的是個阿富汗人，三十多歲，一句俄語也不會說。和他什麽也說不通，用手比比劃劃，才明白他是個牧民，放羊時不小心過了蘇阿邊界，給蘇軍抓起來了。那個阿富汗人有幾大特點：一是懶，一起關了十天，他沒有倒過一次便桶，也沒有洗過一次地板，放風時都懶得走動，坐在地上。所以牢房內的清潔衛生活都是我幹的。第二是髒，每逢洗澡我高興得就像過節一樣，他卻拒絕洗澡。哈山哈巴德是全蘇聯氣溫最高的城市，牢房裏日夜都有三十多攝氏度，他不洗澡，身上散發的臭氣叫我呼吸都困難，隻好過幾個小時向看守要來一桶涼水，潑到地板上，減少點臭氣。還有一個是自私，隻要我有吃剩下的食品放在桌上，他就毫不客氣地拿去吃掉。再就是卑賤，和看守說話時彎著腰，總說著他唯一知道的俄語詞“GOSPADIN”（先生）。看守笑著說：“不要叫我GOSPADIN，你們有GOSPADIN，我們沒有。”他最大的特點是對伊斯蘭的虔信，一天晝夜二十四小時，他要做五次禮拜，每次花時間至少兩小時。跪在床上麵向西方，一次次整個上身匍匐到床麵，高聲念經，念得我腦脹心煩。有時深夜裏聽他高聲念經，再望著牢房的四堵高牆，心裏急得像有螞蟻在爬，無法睡覺，幸好到這種時候看守就會來製止他。我想，穆斯林每天花那麽多時間作禮拜，如果在戰場上怎麽辦？所以，落後的宗教文化必須改革，但美國卻到處支持落後的宗教文化在別國特別是我們中國發展，來阻礙社會進步。

監飯每天三頓。一天一個麵包，有八百公分。早餐是紅茶，鹹魚；午餐是麥片，或黃油軟飯或俄式放點肉的菜湯；晚餐和早餐相同。我吃不完，剩下的都給阿富汗人吃掉了。另外還發莫合煙、舊報紙裁成的卷煙紙和火柴，也發牙粉，平紋毛巾。我在阿山哈巴德、塔什幹和阿拉木圖三處監獄坐過牢，阿山哈巴德的牢飯最好。土庫曼西頻裏海，裏海的魚很肥，沒有小刺，一天吃一百公分魚，幾片麵包，肚子就飽了。

牢房的鐵門上方有一個二十五瓦的電燈，用鐵絲網罩著，開關在牢房內。有事找看守或者醫務室護士（沒有醫生）或者獄官，便打開電燈，電燈一亮看守馬上過來問你有什麽問題。每天早九點，晚六點各上一次廁所。手紙是舊報紙裁成的。放風在上午，每次半小時。監獄外麵的大院子裏豎著許多水泥板高牆，隔成一間間的，沒有房頂，便是放風間。每間有二十平方米，一處牢房的犯人隻能在一個放風間裏活動，見不到別的同監。放風區中部有座高高的崗樓，裏麵站著持槍的士兵。阿山哈巴德和阿拉木圖兩地KGB監獄的格調和規矩完全一樣。坐牢的第三天放風時，我進了放風間，隻聽到嘹望台上的衛兵問：“還有一個呢？還有一個呢？”一會兒聽到了劉萬瑜的咳嗽聲。原來劉萬瑜也給抓住了，我當時還以為他已經逃到伊朗了呢！

毒熱的太陽當空照，水泥地板好像燒燙了的鍋，放風時我隻好緊挨著高牆的陰涼處，慢慢散步，有時坐在牆根沉思，衛兵還提醒我：“你要起來跑跑步，多活動一點。”我覺得蘇聯監獄裏的獄頭獄卒，審判官員，都還有人性，對不幸者有同情心，隻要在框框之內，請他們幫點忙，給點方便是不會遭到拒絕的。中國卻完全相反，一次次嚴酷的階級鬥爭把中共官員最起碼的人性都抹掉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又低，那時的中共官員是世界上最少受教育，最少文明修養，對國家對人民最沒有良心的官員階層。我見到的黨官黨吏們沒有一個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蠍，一臉凶相有如夜叉的。我心潮澎湃，怨恨牛水，他帶頭組織了此次出逃，又中途叛變了，為什麽這樣做？是要向KGB立功討好，踏著我們的頭向上爬混個一官半職呢，還是有別的背景？從我們在蘇伊邊界越境的經過來看，他是軍人出身，如果他來領頭，我們一定可以走出去，走到鐵幕之外。幾天後我的心情平靜了許多，心想，牛水把我們出賣了，出逃失敗，當然是大不幸，但是KGB將會對我們徹底失去指望，以後，就再不會在我身上打主意了，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沒有紙筆，我隻好在床邊用指甲刻畫日子。十天後的一個下午，看守把我帶到一間大房子，叫我換上自己的衣服鞋襪，發給了一個麵包，一包莫合煙，一小包白糖和一盒火柴，還有幾塊鹹魚。之後押我出房，關進了汽車頭拉的囚車。停了一個多小時。大概犯人是一個一個帶上囚車的。囚車是一個大鐵皮箱子，隔成一人一小間，小得轉不過身來，也沒辦法坐，灼熱的太陽把白鐵皮烤的燙手，溫度超越攝氏五十度。我全身的衣服都給汗水浸濕了，剛烤幹，又浸濕，呼吸都很困難，我想，要再關一個小時，我就得熱死在裏麵了。但囚車終於開動了，走得很快，停下來以後，士兵把犯人一個個放出來，一看，到火車站了。站內除士兵外沒有別人，男男女女的犯人排成隊，前後是持槍的士兵，兩邊是持槍的士兵牽著一條條大狼狗，押著犯人上到火車上的囚車。這時我看到了劉萬瑜，他一走一瘸，衣衫破爛，比我還狼狽。我上去扶他走路，沒走幾步，士兵把我拉開了。上了囚犯列車，車廂也是用鐵板和鋼絲網圍成的一小間一小間的囚室，每室關四個人，有長凳座位。囚室外麵走動著持槍士兵。

蘇聯人把這種火車囚車叫做“斯托雷平車。”斯托雷平是十九世紀沙皇政府的內政部長，以嚴酷鎮壓要求改革的“十二月黨人”在曆史上留下了惡名。他設計了這種囚車，把“十二月黨人”的改革者們押送到遙遠的西伯利亞“深深的礦井下”服苦役。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把“斯托雷平車”繼承下來了。列車開動後，風一吹來，身上涼爽了。和我關在一起的三個人都是土庫曼人，判刑後送到勞改營去的。他們對我很客氣，不斷請我吃鹹魚，也不斷對我大罵政府，法院和警察。在囚車上最困難的是上廁所，小囚室內沒有便桶，一天兩次到車廂頭的火車廁所方便。看守廁所的是個哈薩克娃娃兵，隻有十六七歲，卻萬分凶惡，進廁所褲帶還沒解開他就在外麵吼叫“快點”！一分鍾後他就大罵：“操你媽的，為什麽還不出來？”小哈薩克兵和哈薩克官員一樣凶惡，別的民族無論是官是兵態度都要好得多，當然，朝鮮人除外。我關在車廂第一間囚室，每上廁所都要從其他囚室前走過，我舉起右手，跨著正步，像檢閱部隊一樣向他們致意，他們都開心地笑了。我沒有能做到帶鐐長街行的威武不屈，可也在外國人麵前滑稽地正氣了幾小陣子。

“斯托雷平囚車”幾乎中間沒有停留，像特別快車一樣快地直駛塔什幹，又直接開進了一所大監獄。監獄分成許多院子，鐵路從院牆邊鋪過，可真有氣派。囚犯押下車後分別關進各個監獄大院的牢房裏。它是蘇聯中亞地區的犯人中轉站，犯罪嫌疑人要押回作案處或原籍判刑，判了刑的犯人要押送西伯利亞的森林或礦場，或北哈薩克斯坦墾荒地，或北極地區的集中營，都先要押送到這個監獄集中。我被關進一個小院內的一間小牢房，旁邊有一間大牢房，外麵是走廊，天井，再外麵是高牆和鐵門，一頭有幾間房住著士兵。小牢房邊的大牢房內關著六個女囚犯，年紀都不大，最大的隻有四十歲。有兩個是犯了罪的十八九歲的女大學生，有的是公司會計，有的是商店出納。一個是塔吉克女人，一個是烏茲別克女人，剩下的都是俄羅斯女人，而且都長得漂亮。他們是判了刑後等待送到別處去服勞役的，隨身攜帶著許多衣物，食品和鈔票。看守的士兵們對他們很好，沒有給他們的牢房上鎖。一天到晚和他們在走廊上嘻嘻哈哈，倒象是住旅社。關我的小牢房是上了鎖的，隻每天叫我出來在走廊上放風一個小時，這時女犯們不許走出牢房。不過我牢房門上的水飯洞沒有關，任何時候都可以和她們交談，接受她們的禮品。隻有我一個人是男人，還是中國人，他們當然有興趣，常常幾個人圍到洞口向我問東問西，把手伸進來和我握手，送我餅幹，手絹，還送來了一支圓珠筆和一個拍紙本。我會的俄語不多，便在紙上畫畫，互相遞條子。我在紙上畫上中國式的花邊，再畫支荷花，牡丹花，再用中文和俄文寫上“謝謝”，“我愛你”等等，她們看了非常高興。他們給我的條子寫的俄文很潦草，又寫得多，我看不懂。總之，關在塔什幹一個星期的日子，我還是過得頗不寂寞的。一個女人還告訴了我一個真實的故事：幾個星期前這裏也關著一個男犯和一群女犯，男犯是大學生，政治犯，父母是當官的。他有錢，花錢買通看守，沒有給小牢房上鎖，白天晚上和女犯們混在一起。大學生身上藏了大筆錢，女犯們想了個辦法，全躺在牢房通鋪上，叫男的隨意行事，願意給誰錢就給誰。我聽了後說：“我身上可一個盧布都沒有。”她們嬉笑著回答：“我們每個人都願意陪你，不要你的錢，還會給你錢。”隻是她們無法打開我牢房門上的鎖。有一個年紀和我差不多的女人，住在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別，是個混血，父親是塔吉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她麵孔清瘦也清秀，說話文雅，從不說出格的話。她說自己是學校的會計，校長貪汙了，拿她頂了帳，判了三年刑，有一個孩子，早和丈夫離婚了。還說塔吉克人離現代文明太遠，再也不嫁塔吉克人了。她給我送了一條手絹，一雙襪子和兩個練習本，把家庭住址和電話都寫給我了，叫我出獄後一定和她聯係上，到杜尚別她家裏做客。但我被押送到阿拉木圖KGB監獄後，這張條子就被監獄當局收走了。

監獄長是位俄羅斯大尉，頭發都花白了，派士兵帶我到他辦公室裏談過幾次話，用咖啡和好煙招待我。他翻開厚厚的蘇聯刑法大典，指著其中的一條對我說：“你犯的是非法越境罪，得判三年徒刑。”還說：“我部下的士兵也有偷偷跑到伊朗去的，伊朗政府都把他們送回來了。”他喜歡談國際時事，辦公室牆上掛有一幅世界大地圖，他指著地圖向我吹牛，哪些是蘇聯的盟國，哪些是蘇聯的朋友，哪裏有蘇聯的駐軍，還總結一句：“世界上到處都有我們蘇聯的部隊。”我不服氣，也指著地圖對他說：“您看，美國，日本，中國在一條線上，這條線一連起來，就把你們在太平洋封死了。你們打不到美國，美國能夠從它在日本的基地打你們。你們駐在外國的軍隊多，隻能鎮住一個國家，鎮不住一方世界。”他聽後對著地圖思考了好久，最後無可奈何地擺了擺手說：“沒關係。”在蘇聯生活一年多，在我原來的反蘇思想中又增加了新的因素，更堅定了。我看到了它的強大是表麵的，它的發達也隻是表麵，比中國還落後的地方還多著呢。我對美國有好感，對日本無好感，但佩服日本人創造的經濟奇跡。我常常想，當美國，日本，中國三國牽手之日，就是蘇維埃帝國崩潰之時。後來為我言中了，美中日三國還隻是改善了關係，沒有結成同盟，蘇聯大帝國便吃不起，嗚呼哀哉了。

第三章 在KGB監獄和南西伯利亞流放地

鐵窗七月

在塔什幹關押了七天之後，和那些可愛的女犯友分別，又坐上“斯托雷平囚車”回到阿拉木圖，關進哈薩克KGB總部的監獄，坐了七個月的牢。KGB的監獄可以說是蘇聯最文明的監獄，犯人都穿囚服，內衣，外衣和大皮鞋和工人的工作服一模一樣。監獄裏每天都要洗地板，擦桌子，兩次倒洗便桶，由囚犯輪流值日，一個星期大掃除一次，大家一起動手。每星期洗一次澡，淋浴，有熱水。不管患大小病，都給醫治，獄醫認真負責。獄方給犯人發牙粉，不發牙膏，因為牙膏瓶是金屬製成的，可磨成刀片。我關進監獄後有一段時間沒有牙刷，隻好用毛巾包著手指沾上牙膏粉末刷牙。每個囚室都貼著獄規，規定犯人稱呼從看守到典獄長都是“長官公民”，他們稱呼犯人則為“囚犯公民”，沒有見過犯人受罵挨打的。夥食不好，麵包卻吃不完，不會餓肚子，發的莫合煙也抽不完。每月允許親屬送食品和日用品一次，每次四公斤，至於警察局管的監獄則是暗無天日的地獄，裏麵發生的事令人發指，搬到當時的中國來也是駭人聽聞的。

前三天是我一個人單獨關在一間牢房內，沒有提審過，也沒有放過風，沒有和別人說過一句話，晚上也無法睡覺。三天三夜，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床上思考，思考我的國家，我的情緒完全平靜下來了，忽然唔出來了幾條大道理。第一，國人引以為豪的萬裏長城是條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大隔板，隔開了中國人的身體，也隔斷了中國人的思想。長城圈內的中國大地是個大垃圾堆，堆滿了古今中外的曆史垃圾：中國國產的秦皇專製，王莽荒唐，隋煬荒淫，朱元璋的殘暴，雍、乾的禁錮思想和外國產的歐洲中世紀暴政，希特勒的法西斯和斯大林的超法西斯，梵蒂岡的教皇神聖，一應俱全。第二，“文革”中把中國古代的一切亡國之象都顯露出來了，如君皇拒諫，後宮（江青）幹政，宦官（汪東興那一幫人）亂權，注定了“文革”政權不會久長。第三，“文革”政權是漢代王莽政權的翻版，都聲言是新政，有經典可查，有古訓可循，其無法，無理之慘絕人寰又如出一轍。王莽政權是短命的，“文革”政權的命也長不了，我一定要活下來，活下來看到“文革”政權的覆滅，活下來看到我的祖國新生。我把幾次挨整的原因和經過重新係統地回憶下來，也有了新的發現，發現那些整人的中共幹部都有共同的特點：學識低下，品格低下，手段凶惡，不把人整死不罷休。為了整人，他們可以造謠，可以認賊作父，可以出賣除了有利於自己向上爬的仕路以外的一切。他們和他們的上司，上上司都是真小人，連偽君子都不如。偽君子做壞事還遮遮掩掩，他們做壞事卻是明目張膽。叫這種人和他們的後代治理中國，中國隻會越治越壞。“文革”時整我的工作組長叫宋植，在紅太陽都帶頭反蘇修的時候，他和他的上司劉允煥在大會上咒罵我，“你1957年當右派，就反蘇，你以為你反對了，你是反斯大林，斯大林是革命的領袖。”他們公開用共產黨的名義宣傳漢奸理論。我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論述民族英雄林則徐充軍新疆的事跡，引用了他憂心國家危機的詩句：“正是中原薪膽日，高歌何必醉屠蘇。”劉某在批判我的大會上說“是向黨發出的毒箭，咄咄逼人。”他把“屠蘇”（一種藥草名）理解為“屠殺蘇聯”，說林則徐說反話“反蘇”，雷光漢也是一路貨色。他自己把共產黨和十九世紀帶頭侵略中國的英國殖民主義劃上等號了。他們的人格也是卑劣的，自己跑到伊犁衛生學校逼迫我的未婚妻和我劃清界限，斷絕關係，接著乘人之危，去調戲她。一次和我談話，逼我和她不再來往，竟說漏了口，親熱地稱她為“小吳”、“小吳”了。我的同事中有兩個人書教不好，品質又壞，是學生最討厭的教員，“文革”初期都是學生自己提出的批鬥對象，可是後來都順利過了關，沒受處分，在“文革”後期還入了黨，八十年代後當了大官。原因隻是他們各有一個漂亮的老婆，並且住宅連在一起，和某些人的辦公室門對門。

我又想起，1957年把我劃成右派時，其實按比例曆史學生中的右派已經滿員了，我的反俄言論都是曆史事實，同學們也都從心裏讚成，討論我的問題時曆史係中共總支委員會認為可劃可不劃，黨支部成員大多數反對劃，隻有一個叫孫淼的調幹學生堅持要劃我為右派。原因隻是我曾譏笑過他不懂古文，不懂寫對聯，在過新年時把標語口號當成對聯寫來貼在宿舍大門兩邊。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和班上唯一的一位女黨員感情親若姐弟，他眼紅了：女黨員居然不和他好而親近一個剝削家庭出身的人！後來孫淼寫了一個“同情右派分子”的鑒定裝在她的檔案內，使她以後再也沒有翻過身來。

我單獨坐牢三天後，換了監房，三人一間。同監的是兩個俄羅斯青年，一個是阿拉木圖人，殺人犯；另外一個是阿克糾賓斯可來的吸毒犯。在KGB監獄監禁的除外國人外，本國人都是重刑犯，殺人犯，販毒犯，外國間諜嫌疑犯，政治犯和發了案的貪官，都是兩人或者三人一間房，人多了會洩密生事。審問我的預審間還在我原來受審的同一層樓房的同一單元，但規矩不同了，因為此時我已成了階下囚。預審員和翻譯坐在老地方，原來我坐的地方坐著書記員用打字機記錄口供。我則穿著囚服坐在門邊的一把椅子上，後麵還站著獄警。前兩個月是如此，以後也叫我坐在翻譯座位旁回答問題了。預審官是位四十多歲的俄羅斯中校，態度溫和，發的問題都是就事論事。書記員叫別佳，讓我直呼其名，有學識，常常糾正預審官因為不熟悉中國而發出的錯誤問題。翻譯是個五十多歲的中俄混血人。三個人的心腸都不壞，從沒有發過脾氣，還不時和我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審問時也從不節外生枝，還盡量把案情搞得簡單一些，於我有利一些。特別是那位中俄混血翻譯官，我能聽得出他總是向著於我有利的方麵翻譯的，還常安慰我，叫我放心，案情不重，因為我們逃跑策劃得很好，逃跑前斷絕了和別的中國人往來，沒有誘惑別人跟我們一起行動，走得秘密，沒有引起社會震動。如果行動造成的影響大，便會嚴懲不貸了。他還具有相當的古文修養，因為小時在海參崴上過中國私塾，讀了四書五經。三十年代隨父母回到新疆在烏魯木齊一汽車修理廠做工，五十年代又返回蘇聯，他是阿拉木圖KGB大樓裏口語水平最高的翻譯，軍銜卻低，隻是個尉官，見到校官進到預審室他都站起來不敢坐。這是個身居狼窟還講點同胞香火之情的人。一次這位混血翻譯沒有來，審問我時換了一個姓於的中國人翻譯，他是河北人，是比主子還凶狠的漢奸。審問開始前預審官和書記都不在，他和我閑談，對我說：“我知道你有反蘇思想，你得知道蘇聯是有思想犯的，在思想上反蘇也得判刑。”我戲謔地說：“對不起，我以為你是中國人，原來你是俄羅斯人養下的崽。”他一下子尷尬十分了。那次是檢查我們出逃時身上帶的物件，預審官問我：“你們帶了幾個指南針？”我說：“三個。”他又問：“你們兩個人為什麽帶三個指南針？”我說：“一個是給牛水預備的。”這三個指南針一個是劉萬瑜手表表帶上帶的，兩個是我在商店買的。預審官理解了，從抽屜裏拿出三個指南針，問是不是我們的，其中兩個是我買的。一個是大的綠色的軍用指南針，我指著說“這個不是我們的。”於翻譯一口咬定：“你不是承認你們帶了三個嗎？”我說：“這個大的軍用指南針，我們從何得來？”他又問：“你怎麽知道它是軍用的？”竟敢越翻譯之權充當預審官來審問我了，狗仗人勢，我立即頂了回去，說：“你怎麽知道我不認識軍用指南針？你不要把我們中國人看扁了，我在北京大學上學時受過軍事訓練，用過軍用指南針。”並指著指南針向預審官和書記員說：“你看，指南針的顏色和兩位首長穿的軍服顏色一樣。”接著又用俄語說了一次，特別加重了“我們中國人”，“兩位首長”的語氣。預審官笑了笑，馬上問別的事了。大概於某和那位自稱“國際共產黨員”的上海人葛某一樣，是留在蘇聯的原中共黨員，是最沒有人格，最沒有人性的一些人。

在幾個月的審問中，KGB想要搞清楚的大概隻有一件事—牛水的身份和意圖？為什麽是他組織外逃而又告發了我們？為什麽他要用此手段？他們把牛水和我交往中的每一個細節都問到了。剛開始，我對牛水的氣很大，當著預審關的麵大罵他的行為卑鄙，用心不良。後來氣平了，回答問題也就理性得多了，預審官問我：“1949年牛水還是個小娃娃，他的父親離開家了，他怎麽知道他是去了台灣呢？”又問：“既然他的父親去了台灣，中國最講階級成分，中國人民解放軍怎麽會吸收他當兵？他的父親當過國民黨時代的法院院長，是有案可查的，為什麽他家的階級成分會劃成城市貧民？”對這些問題我也無法回答，隻覺得如果把牛水定成中國間諜，他就隻有死路一條了。雖然他設下圈套把我送進了監獄，我卻不忍心用同等手段去對付他，便向預審官提出了個問題：“長官您想想，如果牛水真是派遣間諜，不會如此輕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和劉萬瑜都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人物，不是中國非要花代價除去的人。出賣我們兩個小人物而暴露自己的身份，劃得來嗎？”這一下，預審官生氣了，說：“你剛進監獄時，熱血沸騰，對牛水的氣大，說了他一些實話，現在氣平了，反而替他辯護了。”半年後，牛水最終還是被這位預審官定成了“毛澤東的間諜”，這是後話。混血翻譯還對我說：“你是聰明人，可惜交了兩個壞朋友。牛水是個滑頭的二流子，用上海話說就是個癟三。劉萬瑜是個監獄流子，坐牢對他來說是小菜一碟。你跟著他們倒黴了。”我知道他也是在提醒我，要認定馬，劉二人的身份，不要把話說離譜了。這是個沒有失去人性的人。在檢查我用中，英，俄三種文本的聲明時，預審官問我俄文本是誰寫的，我用早就編好了的一套回答他：在汽車站找了個俄羅斯女盲流，遞給她十個盧布，她給我修改後重抄出來的。他沒有駁回，還說：“這個女人教育程度高，字寫得非常好，看來是上過大學的。”自從我被捕後，心中擔憂的首先是瑪雅，害怕她受牽連，也給抓起來坐牢。誰知在整個七個月的被審過程中，預審官關於她隻問了一句話：“據說你們坐汽車、火車外逃時還有個女人陪伴你們？”我馬上答“沒有！”就完了，再沒有提及女人的事。出獄後我悄悄去見了瑪雅，她也說回程很順利，KGB的人從來沒有找過她。我發現KGB隻對情報，間諜和政治犯感興趣，不願意管與此類事無關的小事，也不太計較細枝末節，盡量少生事端，免得給自己添麻煩，和當時中國公安局辦案不一樣。中國公安辦案是好大喜功，把案情越搞越大，牽扯的人越多越好，冤枉的人越多，他們立的功也越大，升官也越快了。

還有一點，我剛逃來蘇聯時，KGB對我是寄於了很大希望的，希望我能夠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經過了這次逃亡，他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也不太想過多糾纏我了。

在阿拉木圖KGB監獄坐牢的七個月，是我一生中擁有的最多的閑暇時間。禁錮鬥室，緊關的鐵窗，緊鎖的鐵門，除了放風時間外，連天空都看不到。晚上也隻有一盞幽燈，除了思想以外，什麽都不屬於自己了。一切都是命，雖然《國際歌》裏說：“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自己救自己。”但我想，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誰也別想用政權以外的力量，辦到這一點。“自己救自己”，真是談何容易。我是長子，是父母求神拜佛盼來的。我剛滿周歲，父親請來算命先生在家住了好多天仔細推算我的一生，寫成了一本“命書”。命書中寫到我在三十歲以後要遭大難，果真不錯，二十歲當“右派”，三十一歲當“黑幫”，三十五歲亡命國外，三十七歲坐牢。不過命書又說過了三十六歲的命運大坎，就遇難呈祥，多子多福，六十三歲善終，有三子二女送終。這又是笑話了，我現在已近年滿六十六歲，也隻生了一子一女。後輩子比前輩子也沒見好去多少，遇過難而沒有呈過祥。反正坐牢是命中注定的，我心裏坦然了。一到十月份，監獄的暖氣就開放了，小囚室裏裝了個用鐵絲網罩著的長暖氣管，整個冬天犯人在囚房裏隻好穿襯衣，溫度過了頭。獄中日月也同樣是匆匆如白駒過隙。

十月一日中國國慶那天提審了我一次，審問結束離開審訊室時預審官還送了我幾個大蘋果，說是給我賀節。審問開始時預審官對我說：“你們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被打倒了。真是的，毛澤東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要幹些什麽？”我也調侃著回答：“我們的毛主席是天才的戰略家，他什麽都有先見之明，他一切都安排好了，要打倒什麽人，按照他自己的戰略安排一個個來。”那天，沒有涉及我自己的事，預審官翻著《中國文革大辭典》一個個問我對文革風雲人物的印象，我是這樣回答的：對陳伯達，我知道他是毛親口禦封的“我們黨的理論家。”我讀了他寫的兩本書：《竊國大盜袁世凱》和《人民公敵蔣介石》，聽了他一次報告，一口福建土話，一句也聽不懂，還得有翻譯給譯成普通話。他有學問，但食古不化，沒有創新見識。姚文元，讀他的文章不少，是個很能舉起大棍敲別人腦袋的文壇殺手。張春橋，我是在1958年“大躍進”時知道此人的，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反對“資產階級法權，”主張廢除工資製，在中國搞全民供給，他的思想是十分迎合毛澤東的主張的。戚本禹是個才子，文章寫得好，筆端飽含熱情，也很能迎合毛澤東的左潮。預審官又說：“你知道嗎？毛澤東是江青的第四任丈夫。”我可真不知道，如果真的，一個四度嫁人的蕩婦成了中國的第一夫人，又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可把八億中國人的臉都丟光了，羞死人了。他又問起肖力，即毛江的小公主李訥，當時也是和林彪，江青們一起站在主席台上接見紅衛兵和造反派的“中央軍委領導人”。我說和李訥在北大曆史係同過學，她低我三個年級，在鄉下勞動時往地裏給我們送過開水。北大教學嚴格，功課重，李訥嬌生慣養，也不太聰明，受不了，犯了神經衰弱症，休學一年，毛澤東因此馬上下了個“教育革命的指示”把學校課程砍掉一半，學生不要學那麽多，學了也無用。他又發感歎：“我真不明白，毛澤東，周恩來，康生都出身在富人家庭，都是知識分子，為什麽又那麽反對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又說；“劉少奇在蘇聯學習過，為什麽也反蘇？”我心裏想，我不是逃到蘇聯了嗎？也是反蘇，大概凡神經正常的人對蘇聯之所作所為都會反對的。

1971年“九一三”林彪折撠沉沙於外蒙溫都爾汗，阿拉木圖KGB早就知道了，在下一次提審我時預審官說：“你們的副統帥林彪又給毛澤東打倒了，現在中國書店裏賣的《毛澤東語錄》，林彪寫的《再版前言》都撕掉了，也看不到毛澤東和林彪合影的畫張子了。”還拿出幾張莫斯科發行的《真理報》給我讀，上麵登了王明批判毛澤東的文章，我大部分看不懂，隻記得文章的題目譯成中文是“孤家寡人”。他們對中美接近十分嫉恨。美國總統尼克鬆要訪問中國和訪問中國，不光KGB的官員，連獄中的看守都常對我說：“中國天天喊反對美帝國主義，都是放空炮，毛澤東和周恩來心裏想的是要和美帝國主義拉關係，好反對我們蘇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我在中國天天接受“蘇美聯合主宰世界”的宣傳，心裏也相信了，所以才打算逃來蘇聯後再去台新或美國。到蘇聯後，我才發現全不是事實，蘇聯的反美宣傳比中國做得廣多了，深入多了，普通老百姓都反美國。其實“兩雄不能並立”，蘇聯到處擴張到處侵略外國，受到美國的抵製或抵禦，當然要反美國。年底一次審問我時，預審官一開口便笑容滿麵地說：“你知道嗎？尼克鬆訪問中國後也要到我們蘇聯來訪問，我們蘇聯力量大，他不敢不和我們拉關係。”

次年三月七日我被從監獄放出來送到北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服流刑，在走出監獄大門前，在樓上一間辦公室裏和劉萬瑜見麵。辦公室坐滿了許多我見過麵的和沒有見過麵的KGB官員，他們也和我談美中關係，我最早遇到的大尉翻譯科長說：“尼克鬆訪問北京時，中國政府安排許多人穿著新呢子衣服，提著半導體收音機在大街上悠閑地散步。”還用手比劃著嘲笑說：“你們中國買布不是要布票嗎？為什麽和尼克鬆會談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穿的褲子那麽寬大，他們不怕浪費衣料嗎？”

受審時，我請求預審官借給我幾本書讀，不久混血翻譯給我拿來了三部書，一本是中文編寫的《俄語簡明教程》，兩本是宋人歐陽修的文集，是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印行的，這幾本書幫助我打發了許多獄中難過的日日夜夜。我原來就喜歡歐陽修的文章，小時候曾全文背誦過他的《秋聲賦》。讀了他的文集，有兩大心得，一是知道了北宋還有個大詩人叫梅聖俞，是歐陽修的好友，以前沒有見到過這個名字。一是曾經有人告發歐陽修和他守寡的外甥女有染。宋人最講道學，道貌岸然的歐陽老先生居然有這般緋聞，還是逆倫的，太叫後人不可思議了。我給自己規定，每天中飯前的時間全用來學俄語文法，按照教程我係統地學了下俄文文法，太複雜了。性、格和時間的繁複變化，形動詞、副動詞，叫人永遠搞不清。我拿來和中文相比，心中豁然開朗，原來俄文在當今世界各大語種中發展與成熟得最晚，詞匯少，虛詞更少，解決的辦法一是靠外來語補充，一是靠詞尾的變化以應付，把文法搞複雜了。而我們的中文是最成熟的語言，虛詞，實詞應有盡有，新詞構造法合理而法力無邊，所以我們的祖先把各種古怪的文法規則都丟掉了，隻留下最合理，最基本的幾條。

七個月的受困牢獄之災，沒有親人過問，狀況之慘無以複加。幸好劉立中知道了，在獄外為我奔波，幫助我，營救我，給了我隻有親人才能做到的一切支援。我們被解到阿拉木圖後，牛水被招來提供我們外逃的證詞，立中兄是從他的口裏知道了我和劉萬瑜正在坐牢的。按監獄的規矩，允許囚犯家屬每個月送一次物品，定量兩公斤，內容是食品，香煙，清潔工具和練習本，圓珠筆。從1971年九月份開始，我和劉萬瑜都能定期收到立中兄送來的東西，牙刷有了，能打發時光的紙筆也有了，好煙有了抽的，香腸，熏肉，巧克力和水果這樣高檔次的食品也每日都可以入腹。每當獄警提著木製手提箱給我送東西，看到箱底的清單和立中兄的簽字時，我身上似乎到處都有熱流通過。接受立中兄的物品，成為我的獄中節日，也形成條件反射。左眼跳財，右眼跳災，每個月我的左眼皮都要跳一陣子，我對獄友說：“我的朋友又要給我送東西來了。”果然如此，沒有一次落空。獄友們都羨慕我有這樣好的朋友，也稱讚中國人仗義。立中兄又奔走於阿拉木圖市內外許多中國老鄉家裏，請求他們聯合上書給哈薩克斯坦中央政府，無罪開釋我們。當時中蘇嚴重對立，我們出逃可視作反蘇行為，此舉是要冒風險的，因此簽名的人不多。年底，立中兄執筆給哈KGB中央主席格列奇科中將上了書，簽名的除立中兄外，還有徐英斌，謝先誠，張聯堂，馬振興等幾位中國人。

坐牢七個月，換了五次囚房，同房的獄友先後有九人，其中有一個是中國人。一次正接到立中兄送來的食品，給獄友分甜麵包時，忽然從窗戶傳來了劉萬瑜的聲音，我很興奮，一下子爬到小桌子上，向劉萬瑜說話。獄友連忙把我拉下來了，他們說：“你傻了嗎？”監獄絕對禁止和非同監的人通任何消息。你想關進黑房子嗎？不過我也知道了這所監獄裏也關著我和劉萬瑜以外的別的中國人。還有一次我放風時聽到了一個甘肅回族人口音的人大聲說話：“你們老關著我幹什麽呢？也給點外麵的活叫我做一做啊！”在夜深人靜之際，相鄰囚室的犯人也常常有節奏地敲牆壁，每次鄰室裏都有回應。坐牢時間長的人發明了敲壁的獄語，能互通很多消息，我沒有學會。聽到劉萬瑜聲音的第二天提審我了，預審官叫我把所知道的中國安徽大學的情況告訴他。我很奇怪，給他說了：安徽在近代中國是個出文人的地方，清朝的桐城學派源於安徽，我國現代文學、學術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胡適和陳獨秀都是安徽人，陳還是中共的創始人。我還知道著名國學大師劉文典當過安徽大學的校長，他眼高於頂，在中國學術界隻佩服曆史學家陳寅恪一個人。我也知道和中國現代物理界的“三錢”（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齊名的還有“三馮”——哲學大師馮友蘭，地質學家馮景蘭，小說家和文學史家馮阮君，他們還是同胞兄妹。馮沅君的夫君陸侃如也是文學大師，原來當山東大學副校長，1957年當“右派分子”後發配到安徽大學教書去了。為什麽蘇聯的KGB對中國的安徽大學感興趣，真是莫名其妙。出獄後劉萬瑜告訴我，一天他聽到鄰近獄室裏有個人大聲說中國話，就對著窗戶和他交談了幾句。那個中國人叫張義，剛從中國逃過來，正在接受審查。劉萬瑜問他是什麽文化程度？張回答上了“大學”，劉又問是什麽大學？張諾諾地回答：“我是安徽人，上的就是安徽大學吧。”一個“安徽大學”害得張義多坐了幾個月的牢，實際上他隻上過小學。他出獄後輾轉打聽到了我們在柯吉達夫流放的通訊處，和我們通了幾次信。我知道了真後悔，為什麽要向KGB賣弄我關於安徽文化的知識，害得張義多受了些苦呢？

第三次換囚室了，跟著看守，一進門就看到一個混血人模樣的四十多歲的中國人坐在床上，我用中國話問他：“你是中國人嗎？”他用俄語回答：“我是俄羅斯人。”說過後他馬上覺得自己回答得滑稽，見到我的物品中有幾包煙，改用中國話說：“我可以抽你的煙嗎？”我回答：“當然可以。”還說：“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中國人了，你的模樣是混血，可神態是中國人，變不了的。”算是碰到自己的同胞了，牢房的日子再不會寂寞，有談話的對象了。他為人心腸不太壞，也很健談。他說他姓劉，是烏魯木齊長大的，父親是老華僑，母親是俄國人，他是三十年代被從蘇聯遠東攆到新疆去的。小時候他們家很窮，十來歲就開始跟著父親當小工，給人蓋房子。一次在迪化督辦公署的大院裏修路，見到了邊防督辦盛世才，就是那個統治新疆的皇上，盛世才還摸了摸他的頭。長大了開汽車，走私大麻煙，被勞改了一年。1958年跟母親“返國”來到蘇聯，國籍和民族成份都改過來了。到蘇聯後又學會了開火車，在阿拉木圖火車編組站內開火車，上個星期不小心把另一股道的一個火車皮給撞倒了，沒有傷人也沒有傷財，事故不大，可是火車站的KGB特派員一聽說肇事者是中國人，馬上懷疑是“中國特工搞破壞”，抓到KGB監獄給關起來了。我聽了以後琢磨起來，想到可能是我把他牽連進來坐牢的，KGB的目的是趁他肇事之機，要他進來打探我坐牢後的打算的。我也真實地把我的案子介紹給他了。他告訴我：“我以前開運貨卡車，到過烏茲別克和土爾克明尼亞的邊境線，如果我帶著你越境，一隻香煙沒有抽完便可以到達伊朗。”每次放風時，他都裝著很仔細地觀察周圍環境的樣子，還試著攀登水泥牆。幾天後，他和我“商量”了：“看看清楚了，放風時我們可以逃出去。半夜裏我們悄悄把被單撕成一條條，再搓成繩子帶在身上，放風時我先爬到崗樓上打倒哨兵，用繩子拉你上來，再把繩子係在崗樓上，一下就到了對麵的屋頂，再跳到大街上，一下子跑掉了。”我回答說：“老劉你真勇敢。今天晚上我幫你搓繩子，明天放風時你一個人逃，我想法引開看守掩護你。”他聽了也自知自己的話無理而滑稽，也哈哈大笑了。他的這個主意不知出自何人，是他的智商太低還是他的KGB上司智商低？他喜歡說話，大吹他解放前開汽車時如何如何逛妓院。在喀什、和田嫖維族女人。說在大街上如果看到一個年青的維吾族女郎攆過你在你前麵走，你就緊跟著她。走到某家房門前，她會回過頭來揭開蒙在臉上的蓋頭對你一笑，你看準了跟著她進門，百無一失，保證成功。他非常懷念那段在新疆的自由生活。當時他也想到上海去當海軍，又打算去美國，解放軍進疆太快了，都沒有成功。每天他都要我給他講中國故事，一聽幾個小時不厭倦，當我講“薛平貴回窰”時，他還感動得哭了，說：“中國的故事真動人，百聽不厭。蘇聯沒有好故事，盡是金魚鬆鼠說話，熊和人打架。”又說：“中國人真聰明，我們火車編組站招火車司機。一個1962年逃過來的中國人去應試，他從來沒有上過火車頭，隻看我開了一會兒，試車時便把火車開走了，考中了。”他也很了解KGB和它在新疆的活動。告訴我新疆那些大官，像包爾汗、賽福鼎、伊敏諾夫，還有共產黨和盛世才合作時，在新疆當過縣長的李大釗兒子李葆華都是蘇聯派到中國去的，都是老KGB。我隨即聯想起了“文革”喧極一時的孫維世事件。孫維世是中共元老孫炳文的女兒，被周思來認做幹女兒的，她從小被中共送到蘇聯教養，毛澤東第一次訪蘇時是毛的翻譯。不知道為什麽她回國後沒有到中共中央機要部門或外交部去任職，而到了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導演，還嫁給了比他大許多歲的電影演員金山。“文革”中，江青把孫維世當作蘇聯特務給整死了，看來不是沒有緣由的。劉和我關在一間囚室後不久就被釋放了，幾天後就收到他給我送來的食品。臨分手時，他還和我說了幾句話：“兄弟，看來我要出去了，你有什麽話帶到外麵，可以先告訴我。”我說：“在阿拉木圖我無親無故，無話可帶。”後來從對我的審問中我知道他沒有說過我什麽壞話，其實他是個心腸不壞的人。

先後和我同關在一間牢房的幾個獄友，也值得一記：有一個年才十八歲的小青年，他說是保加利亞人，住在鄉下，進城來玩，大街上和一群小流氓打架，給警窗察抓住了，一檢查他的護照是保加利亞，就關到KGB的監獄裏了。他說他父親在二次大戰時參加了反抗法西斯的地下抵抗鬥爭，戰後全家來到蘇聯。我想他是在吹牛，戰時保加利亞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國，如果是反法西斯人士，該從蘇聯衣錦還鄉，為保加利亞新統治者的季米特落夫（原共產國際總書記）重用了，怎麽會放逐到蘇聯中亞來呢？也許他父親就是親德分子或者保加利亞自由派人士，才會流放到蘇聯來。因為二戰後有不少蘇聯衛星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都被送到了蘇聯中亞和西伯利亞服勞役，中間還有從我國旅順、大連抓來的。

1981年我患腎結石住院，同病房有個朝鮮老頭，他不會說中國話，卻能用中國字寫文章。我們經常筆談，他給我寫了一篇他的經曆：在日本殖民地時代，他在平壤上高中，所學的現代曆史幾乎都是中國史，對袁世凱、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這些中國大軍閥的事跡都熟悉。1945年蘇軍開進北朝鮮，金日成政權馬上把他們上千個青年知識份子都抓起來了，用卡車裝運到北邊朝蘇邊界。下車後，士兵端著步槍押著他們向前走，不準回頭，誰回頭就便開槍打死誰，於是走到蘇聯來了。先在西伯利亞大森林裏的集中營伐木頭，釋放後到中亞安了家。

獄友中還有一位俄羅斯族的大學生，在卡拉幹達工學院上二年級，1971年秋收時下鄉收麥子，和列寧格勒工學院的大學生一起幹活。列寧格勒大學生中有地下民主運動小組，吸收他參加了，但沒進行什麽活動。一次剛從地裏下班回到村子，馬上被軍警包圍起來，所有參加民主運動小組的異議大學生全給抓起來，用直升飛機押到阿拉木圖。他說許多青年學生都向往西方，對現實十分不滿，認為蘇維埃製度已經走到盡頭，該進博物館了。而蘇維埃政權視異議人士為最大的危險，他的前途不是到西伯利亞極北的集中營長期監禁便是被送到瘋人院。他告訴我，在蘇聯生活，什麽都可以說，誰都可以罵，隻要不寫成文字；偷摸拐騙，什麽壞事都可以幹，隻要不結成組織。這位大學生還有一項絕技，嘴裏吸滿氣後兩腮鼓起，用拳頭敲腮幫子，會發出打鼓般的乒乓聲。他天天表演，以博獄友們一笑。不過他的行動得不到別人的同情，除了我外，同囚的犯人和看守們都罵他“傻瓜”。

與我同過囚房的人除一個殺人犯和一個吸毒犯非常粗野、下流、蠻橫外，別的幾個人都相當文明，也有學問，同情我的身世。我的俄語雖然說得結結巴巴，也能和他們能說到一塊。我還結交了兩個好朋友，一個叫木拉特，北高加索車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國的印古什人，大學畢業後，在阿拉木圖一間印刷廠當工長，圓圓的臉，文質彬彬，才三十來歲卻禿著頭，樣子很像個哲學家，對人很和氣，從來沒有說過一句粗話，和我在一間囚室關了一個多月，也沒有見被提審過一次。他喜歡文學，一天到晚讀書，每天都向我朗誦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詩，也要我用中文給他背誦俄羅斯著名詩人的作品。別的我都忘了，把還記得的兩首給他朗誦了，一首是高爾基的《海燕》，一首是普希金的《墓誌銘》：“這裏埋葬著普希金，他和他年青的繆斯。他雖然沒有做過什麽善事，可實實在在是個好人。”他聽後說中文音調抑揚頓挫，好聽。他告訴我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發生在他的故鄉，他的族人裏。這樣一來，木拉特成了我意氣相投的好朋友，我們把他家裏送來的食品和立中兄弟給我的食品放在一起共享，還有計劃地安排，使不致在下一次收到食品前斷檔。他向我說了北高索的曆史和風俗民情。二次大戰時斯大林對北高加索人民的大屠殺，我還是第一次從他的嘴裏聽到的。他還在我的俄文練習本上寫了一首萊蒙托夫的詩，有幾十行，說詩情也發生在他故鄉，要我背下來。詩的意思我十分之一也不明白，但還是用了許多早晨花腦子硬是背下來了，能用俄語向他朗誦。但現在全忘在九霄雲外了，隻記得一段的中文意思是：“姑娘，我對你喪魂失魄，你卻把我遺忘。我看到一個韃靼青年在你麵前跳舞，歡欣若狂，原來是你看上他了。“他說他的女朋友多得很，不時把自己的豔史向我津津樂道。他被關進KGB監獄的原因是一個荒唐的故事：他們工廠新來了一個猶太工程師，主動要和他交朋友，投他所好，休息日請他去餐廳吃飯、歌廳跳舞，介紹姑娘陪他玩。這年新年，猶太工程師找了一套三間房的公寓住宅，帶來了三名俄羅斯姑娘和另一個工程師一起過新年，白天喝酒、跳舞、上電影院。晚上一對對男女分房間睡覺，每個晚上都交換伴侶，瘋狂地胡混了三天三夜，他和猶太工和師的交情更深了。六月的某天，猶太工程師拿了個提包，請他去長途公共汽車站接一位朋友，說了朋友的長相特點和穿的什麽衣服，也是猶太人，一眼便能認出，叫見麵後把提包送給那個人。木拉特冒冒失失地接過提包代朋友接客了。可是到了長途站後，等著他的不是朋友的朋友，而是幾名警察，警察把他抓進局子，打開提包檢查，裏麵是一層層用紙包著的金磚，一稱有兩公斤。走私如此多的黃金，當時是可以判死刑的，木拉特真是萬口莫辯。坐了四個月KGB大牢，他還不明白自己的猶太朋友到底是幹什麽的。

另一位好朋友叫華西裏·伊萬諾維奇，也就是瓦夏，五十多歲了，是烏克蘭人，母親是波蘭人。瓦夏原來是當官的，雖然坐牢了，看守們仍然尊稱他的父名。他是衛國戰爭的軍官，複員後派到哈薩克斯坦不同城市機械廠當廠長，成年調來調去，最後調到江布爾州機械市場當經理。所謂機械市場，不是銷售機器的市場，是集中接收管理和給所屬本州的各個工廠調運、分配機器的單位，工廠和建築公司接受所訂機器後，貨款也交給該單位，權很大，掌握的資金也多。他說他已經五十多歲了，快退休了，想給麾下的職工做點好事。他轄下的職工中有一百多人沒有住房，1969年年底他扣下了一百多萬盧布沒有上交，用來為本單位蓋了棟四層住宅樓。蘇聯是一切按照計劃辦事的，私自動用公款蓋計劃外的住宅樓，不問目的如何都是大罪。上司發現後把他當成大經濟罪犯關進了KGB監獄，關了一年多，也不審，也不判。他在監獄裏人緣挺好，典獄長和看守都尊敬他、優待他。他所受的優待計有兩項，一是家裏送的食品加倍，一是可以兩天洗一次澡。我們同牢房的人也跟著他沾光了，吃他的東西，陪他洗加班澡。我和他關在一起的時間最長，有三個月。他說是他向典獄長請求把我和他關在一起的，因為他害怕吵鬧，也不喜歡粗人，而我是一個文明而安靜的中國人。瓦夏個子高大而肥胖，紅得像抹了膠水的臉，唇邊留著兩撮小胡子，隔幾天便請看守帶他去理發室修剪，他說這是布瓊尼元帥式的胡子，我說更像老鼠的觸須。雖然他當了囚犯，但他的官長氣質還是沒有去掉，時常在囚房裏踱著方步，教訓保加利亞小青年如何應付審問，教訓大學生不好好讀書而去要求什麽自由民主，也教給我要如何運用列寧有關放棄沙皇在中國的一切權益的話去應對審問。有時一邊踱步一邊大聲叫嚷：“莫斯科的黨中央說他們為人民謀利益，勃列日涅夫說他的全部工作都是為人民的，我是真正為人民了，蓋房子給人民住，為什麽把我關起來？既不審也不判！”在監獄裏，每天給犯人送蘇共中央的機關報《真理報》。如果報上有不能叫犯人知道的消息和文章，則剪掉了。瓦夏每接到報紙後即對我說：“我們蘇聯的真理隻寫在這份報紙的報頭上。”1971年冬天正是孟加拉獨立戰爭的時候，瓦夏收到一張印有孟加拉民族運動領袖拉赫曼頭像的報紙向看守大聲說：“拉赫曼為孟加拉人民坐牢了，我們報紙說他是英雄；我也是為人民坐牢的，你們卻說我是罪犯，這是為什麽？”在此次印巴戰爭和孟加拉獨立運動時期，蘇聯是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支持印度和拉赫曼的，也開動了全部的宣傳機器辱罵巴基斯坦和中國，說中國是巴基斯獨裁者葉海亞牙·汗的唯一盟友，給葉海亞運去大量武器以屠殺孟加拉老百姓。在一次審問我時，預審官給了我一本蘇聯印的畫報看，指著印著倒斃在孟加拉首都達卡大街上婦女屍體的照片對我說：“雷，這些女人是巴基斯坦軍隊用你們中國的槍打死的，為什麽中國要幫助葉海亞？”同時瓦夏還悄悄告訴我他從看守那裏得到的消息：蘇聯中亞軍區戒嚴進入戰爭狀態了。蘇聯在塔吉克斯擔派了重兵，隻要看到中國部隊在帕米爾高原出現，立刻開槍消滅。孟加拉獨立是民族解放運動，拉赫曼政權一邊倒向蘇聯和印度，我心裏十分反感，覺得蘇聯和印度合夥是做不出好事來的。以後在流放地聽外國廣播，知道孟加拉發生了軍事政變，新政府上台後不親蘇也不親印，我心裏很高興了一陣子。話說到底，孟加拉從巴基斯坦分裂出去獨立建國以後，給老百姓帶來了好處嗎？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一天不如一天，印度也處處欺負這個無還手之力的鄰邦。瓦夏的父母分別為烏克蘭和波蘭兩族，因此同情波蘭的自由運動和烏克蘭的獨立運動，卻又為蘇聯的強大而驕傲，說俄羅斯人是強有力的民族，誰也別想打敗俄羅斯，外國軍隊一進來俄羅斯嚴寒的天氣就把它打敗了。他的這種矛盾心態是當時許多非俄羅斯蘇聯公民共有的。他告訴我：“斯拉夫人中波蘭的文明程度比小俄羅斯人高（小俄羅斯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小俄羅斯人的文明又高於大俄羅斯。”一次他讀烏克蘭詩人舍甫琴柯的詩集，他指著書說：“他們在撒謊，舎甫琴柯是烏克蘭獨立派人士，不是什麽俄羅斯的愛國民族詩人。”在我接觸到的蘇聯人中，他是極少數表態擁護赫魯曉夫而仇恨斯大林的人。他說斯大林是個屠手，常常歎息：“斯大林是個格魯吉亞皮鞋匠的兒子，俄語都說不好，卻統治了俄羅斯二十幾年，把我們烏克蘭人三分之一給殺掉了。赫魯曉夫是真正愛老百姓的，他要改革斯大林的暴政，要發展利於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輕工業，克林姆林宮的黨中央才不喜歡他，把他推翻了。”他也記了一肚皮的政治笑話。關在監獄裏，時間很多，不管白天黑夜，都可用來說話，瓦夏給我講的政治笑話如果都記錄起來，能夠編成一本小冊子，而且他還是敢於講笑話罵斯大林的人。以下是我記下來的幾首：

關於斯大林

1944年大反攻時，最高統帥斯大林和參謀長朱可夫在大本營對著地圖指揮戰爭。斯大林問：“我們的軍隊現在應該指向何方？”朱可夫答：“當然是西方。”又說：“我們的軍隊向西方挺進，把歐洲的資本家都扔進大海去。”斯大林不同意，朱可夫生氣，走到走廊上大罵“豬玀”。斯大林聽到了把他叫回辦公室問他：“你在罵誰？元帥同誌！”朱可夫回答：“大元帥同誌，我當然在罵希特勒。”

斯大林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坐在一架飛機上，忽然看到一個鬼用鋸子鋸飛機翅膀，兩人大為吃驚，邱吉爾求鬼說：“快停下來，我給你別墅、商店，叫你回去當百萬富翁。”鬼不聽，繼續鋸。邱吉爾又急著請求：“快停下來，我讓位給你，叫你當大英帝國的首相。”鬼還是不聽。邱吉爾急著問斯大林怎麽辦？斯大林對鬼說：“鬼同誌，你鋸得非常好，我要吸收你當我們集體農莊莊員。”鬼聽了害怕了，馬上扔掉鋸子，逃得無影無蹤。

關於勃列日涅夫

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問代表們：“1980年以後我們就沒有肉類供應了，同誌們，怎麽辦？”全場默然。忽然一位代表站起來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十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誌！”勃列日涅夫又問：“到1981年後我們就沒有牛奶供應了，同誌們，怎麽辦？”又是全場默然。過了一會兒還是那個代表回答：“我們用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來解決，總書記同誌！”勃列日涅夫再問：“到了1982年後我們就沒有麵包供應了，同誌們怎麽辦？”還是同一位代表大聲回答：“用一晝夜工作二十四小時來解決，尊敬的總書記同誌！”聽了這位代表的話，勃列日涅夫感動的流出了眼淚，他想了想又說：“同誌，謝謝您對黨的支持，我黨找到了解決困難的辦法。但是我們全民一晝夜幹二十四小時的話，又到哪裏找到那麽多的活幹呢？”“這很好辦，到火葬場去工作，尊敬的總書記同誌！”那位代表回答。

印度總理莫迪拉·甘地夫人訪問蘇聯，勃列日涅夫在紅場上致歡迎詞：“您好，尊敬的梅厄夫人（其時的的以色列總理）！”秘書小聲對他說：“總書記同誌，你說錯了，我們歡迎的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勃列日涅夫聽了回答：“是呀，我也知道我們歡迎的是英迪拉·甘地夫人而不是梅厄夫人，可是你們給我打印的歡迎詞稿子上印的是梅厄夫人。”

蘇聯發行了印有勃列日涅夫頭像的郵票之後，郵局職員紛紛向上司訴苦：信封上的郵票都沒有貼牢，經KGB特工調查，原來寄信者把口水都吐到了郵票正麵而不是塗到反麵。

關於蘇聯共產主義製度

共產主義像地平線，你越向他走去，它離你越遠。共產主義還有鈔票沒有？教條主義者回答：沒有！修正主義者回答：有！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回答：有的人有，有的人沒有。

共產黨和資本家有什麽區別？

資本家關心的是金錢，共產黨關心的是人民；資本家把金錢鎖起來，共產黨把人民關起來；資本家認為錢多了地位就高了，共產黨認為有了地位就有了錢。

一個蘇聯人和一個美國人一起閑談，美國人吹牛皮：“我有三輛小汽車，開福特上班，開卡吉拉做客，開伏裏瓦到歐洲旅行。”蘇聯人聽了笑著說：“那有什麽了不起，我上班坐有軌電車，下班坐地下火車……”蘇聯人話還沒有完，美國人忙問：“那到歐洲旅行你坐什麽車呢？”“坐坦克！”蘇聯人回答道。

前麵提到的那位大學生也給我講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笑話，記在下麵：

在大學講堂上，政治經濟學教授給大學生講“什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一體化”，講的冗長而含混不清，大學生請他舉例說明，教授同意了。教授說：“保加利亞把陶泥出口給我們，我們製成泥哨後出口到蒙古，蒙古的牧民吹著哨子指揮牧畜。而他們的羊呢？”“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爭著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給東德，東德用羊肉製成美味的罐頭”“出口給我們”，大學生又搶著回答。教授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再把羊毛出口到捷克，捷克人把羊毛做成漂亮的服裝，出口……。”“給我們，”大學生答。教授說“不對，服裝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東德再把羊皮出口到匈牙利，匈牙利製成漂亮的皮革，出口……。”“給蘇聯。”大學生又異口同聲說。“不對，出口到西方，換成外匯。”“那我們蘇聯得到什麽呢？”大學生奇怪的問。教授回答：“我們得到外匯，美元，或馬克，因為我們向東德，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出口武器：飛機、大炮、坦克。”

看來，瓦夏對在蘇聯坐牢，蹲集中營都有經驗，他每天把吃剩下的麵包請送牢飯的俄羅斯大嫂切成小塊，用油炒成麵包幹保存起來，又把剩下的煙頭煙絲留下，和發的莫合煙混合保存起來，叫我也和他一樣做。他說：“得準備，走西伯利亞，到那邊的集中營，要挨餓，也沒有煙抽。”他在這個監獄關了一年多，看守都混熟了，常常在送飯洞口說些悄悄話，知道很多獄外的消息。坐牢後，每隔半小時便能聽到轟隆隆的機器響，為什麽？我問別人誰也不知道。問瓦夏，他先告訴我：“ＫGB監獄裏的囚犯都是外國人和蘇聯自己的重刑犯，有等級。監獄有三層，地麵一層，地下兩層，我們是關在地麵一層的。地下兩層缺少空氣，所以，每半小時要開一次通風機，給死刑犯送空氣，機器響聲是通風機的聲音。”他說關死囚牢房裏的人有一些是中國人，中國人逃來蘇聯後，如果ＫGB認定他的身份是間諜，便一律處死。犯人在受刑前，看守把他們帶到澡堂洗澡，換上幹淨衣服，到理發室理發，刮臉，用布蒙上眼睛，會有兩個彪形大漢從暗室裏走出來，用繩子把他勒死。聽瓦夏講起來，真毛骨聳然。

瓦夏長期經營機械市場，對蘇聯工廠的設備水平相當了解。他說蘇聯民用工廠的設備都技術落後，哈薩克斯坦要好一點，西伯利亞勞改營工廠的設備有的還是“十月革命”時代的。而蘇聯軍火工廠的設備都是世界最先進的，軍工廠淘汰的機器比民用工廠的還要進步好幾代。幾年前上司命令他到莫斯科接受一批軍工廠淘汰了的車床。他到了莫斯科，部裏命令他去馬雅可夫斯基廣場接收機器，他聽著奇怪極了，瑪雅可夫斯基廣場哪裏來的車床呢？到約定時間他站到瑪雅可夫斯基銅像下，有兩個人早就等著了，帶他上了小汽車。車子開出莫斯科城區進入大森林，帶他的年青人用黑布蒙上他的兩眼，車子走了好久才停下來，下車了也沒有解掉蒙眼布。兩個人扶著他進入一間房子坐下，才揭去黑布，已經來到廠長辦公室了。廠長還是個將軍，告訴他三台車床已經裝上了集裝箱卡車，要他親自把車押運到阿拉木圖，對別人決不能說出車床是從什麽地方來的，說完，在辦公桌上的卡片盒裏拿出一張卡片交給他，叫陪來者陪他到軍工廠食堂裏吃飯。瓦夏說他從來沒有吃過那樣高級的席，桌子上擺的全是商店買不到的食品，真正的黑魚子醬，西方進口的魚罐頭，中國來的火腿罐頭，還有可口可樂和真正的正牌伏爾加酒。

典獄長是個俄羅斯少校，副典獄長是個哈薩克上尉，每個月都要傳問我一次，問有沒有人欺負我，如果有，他們會懲罰或者給我換囚房。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的副檢察長是個大高個，大肚子的俄羅斯人，他也光臨牢房視察了一次，看見我在學俄語，對我說：“我們的外國人勞改營有俄語學習班，如果你到那裏服刑，學俄語的條件也很好。”瓦夏告訴過我，在蘇聯的各種監獄中，KGB監獄是最文明的，不打罵犯人，沒有刑訊逼供，別的執法機構都是一片黑暗，沒有錢會輕罪重罰，給了錢，殺人犯都會買到無罪釋放，是獄霸的天下，沒有錢財給他們進貢，天天都會挨打受罪。為什麽這樣？因為KGB監獄的犯人都是外國人、犯罪的官員或異議分子，不知道哪一天這些人又會翻身出頭，所以監獄的獄頭獄卒們不敢對他們胡來。牢房走廊盡頭是一間寬大的看守休息室，裏麵有電視機，一些受優待的犯人常被叫去看電視，瓦夏是其中之一。那時世界上發生的一些大事，像印巴戰爭，尼克鬆訪華，蘇聯軍艦開到孟加拉國吉大港掃雷，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總統阿連德掌政，美國的芝加哥修建了比紐約帝國大廈還要高的大樓，還有美元貶值等諸般消息，瓦夏看過電視新聞後都會告訴我。他還說我們這層牢房裏住著一個服刑的德國姑娘，叫愛瑪，是個大美人，專洗辦公室和走廊地板，每個看守都勾搭她，調笑她。在囚房裏，我也不時聽到看守們“愛瑪，親愛的”的調笑聲和“不要這樣，不要，不要”的女人哭喊聲。瓦夏說還有幾個中國人和他一起看過電視。後來我知道被關的中國人中有幾個暗探，而且幾乎是職業的。他們是KGB的狗腿子，偽裝成囚犯和中國人關在一起，偵探自己同胞的消息。我認識一個住在阿拉木圖的叫邵謂敏的蘇州人，當過鞋匠，後來又先後移居卡拉幹達、阿斯塔拉和塔什幹等中國人集中的大中城市。1988年他回蘇州探親，給被他偵探過並出賣過的人發現了，告到安全局，安全局把他關了起來。他的俄羅斯妻子在政府大門前大哭大叫，安全局才放了他。姓邵的就再也不敢回中國了，日子過得非常窮，塔什幹的中國老鄉誰都不願幫他的忙。1974年我從柯吉達夫流放地坐火車去阿拉木圖，在通車廂裏碰到一個中國人，交談之下，他說：“和你在一個農場住的是不是有個姓麻的中國人？他可不是東西。我剛來蘇聯坐牢時，麻也裝成新越界的中國人和我關在一間牢房裏，晚上他寫我的匯報材料時給我發現了。如果再見到他，我要揍他一頓。”

1972年的元月份和二月份，一直下著大雪，每天從牢房狹窄的窗戶向外望去，都是大雪紛飛。在雪下得特別大和特別冷的時候，也不放風了，因為沒有給囚犯發棉衣。有時好不容易放風了，我在空中接幾片雪花嚐嚐，在新雪覆蓋的地麵上踩幾腳，聽鞋底下發出的吱吱聲，享受到了大自然給人世帶來的樂趣。我日夜想念中國，陰霾的天空，冰封的大地，什麽時候才有春化的一天呢？重重哀思，眼淚早流幹了，剩下的隻是血。小時候讀《紅樓夢》，很奇怪林黛玉為什麽會有眼淚越來越少的感覺。這時候我知道了，眼淚不僅可以流少，還可以流幹的。在這個寒冬，我用血和淚寫了兩本書稿，中篇小說《哀思》和紀實報告文學《新疆的流民問題》，可以算作我國第一批傷痕文學了。雖然沒有機會出版。這裏，我把《哀思》的男主人公向他離去的妻子說的最後幾句話錄在下麵：

“園子！我不會埋怨你，更不會恨你，雖然我永遠失去了你。在我們這個不幸的國家，一個弱女子，如果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會更沒有力量去承擔那些苦難，比死亡還要嚴酷的苦難。

“園子，把我們過去的一切都忘掉吧。在今日中國，遺忘是唯一的靈丹妙藥。你忘掉了，總會有人，不是我們這一代便是下一代，來重提我們曾忍受過的一切的。

“園子，我要活下去，你要活下去，媽媽也要活下去，在最大的不幸和苦難中我們都要活下去。英國詩人雪萊寫過：冬天來了，春天還會晚嗎？”

《新疆的流民問題》是我在牢房裏寫的一本小冊子。

嚴寒的冬天在苦難的中國大地上是延續得太長了。自從1958年以來，流民，也即官方稱之的“盲流”（指向城市，向邊疆地區盲目流動的中國公民）是中國各大城市的最大人文景觀。他肇始於“大躍進”，興盛於三年大饑荒，到了“文革”時更是逃難者漫天飛，完全無法收拾了。盲流全是執政黨的荒政造成的。記得1961年秋我從北大畢業後遠戍新疆，從鄭州轉火車西行，車廂裏擠滿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沒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從鄭州站到西安才找到個座位坐下來。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薩克自治州離中蘇邊界隻有七公裏的霍城縣城的霍城第一中學教書，我們的大部分學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幾千裏來新疆投親靠友的小“盲流”。“文革”中把我押送到伊寧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礦挖煤和天山下的大東溝修水渠，和我一起幹活的礦工和農民大部分也是。他們中間真是三教九流，無奇不有，當過官的，在朝鮮打過仗的，從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的天主教傳教士，甚至還有參加紅軍長征後流落在甘肅河西走廊的共產黨西路軍戰士。有的人還是滿腹經綸，行俠仗義闖天下的俠男俠女。在他們中我結交了好幾位知心朋友，有的還救過我的命。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上等人，所以我對“盲流”有極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天，我躲藏在新疆大學我的學生處避難，一次在食堂吃飯時看到了副校長張東月，他的胳膊上戴著個白布大袖章，上麵有毛筆寫著“大叛徒”幾個字。張東月是老共產黨員，是新疆有名氣的黨內學者，他起始就是因研究“盲流”而獲罪的。他著文考證1958年後中國的流民規模超過了我國曆史上最混亂的“五胡亂華”民族大遷徙。見到張東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我也下了決心，隻要能活下來，一定寫一本關於“盲流”的書，為我的“盲流”朋友們說幾句公道話。所以在安靜的牢房裏我奮筆疾書，十幾天便把八萬字的《新疆盲流問題》的文稿寫成了。我依據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員會時公布的全新疆人口數測算，進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時為止有兩百萬人。兩百萬人，是一支開發新疆的百萬雄師，是一垛保衛疆界的鐵壁銅牆啊！但社會遺棄了他們，政府歧視他們，是荒政製造出來的一個新種姓，而他們卻在為邊疆的開發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在文稿的扉頁上，我寫下了如此的題詞：“獻給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們，如果他們中間有人死去了，就作為對死者最真誠的懷念。”出獄時，這兩篇文稿沒有被KGB沒收，而且我以前寫的《動亂的四年》文稿（逃跑時丟失在集體宿舍，他們從我的住處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譯傳我到預審室，對我說：“現在法庭要開庭審理你的案件了，我們還要幫助你，減輕你的刑。我們把你寫的回憶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寫一張條子，把稿子自願捐獻給我們，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利，我們會叫法院從輕發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來了，隻好寫條子“捐獻”給了KGB。1976年我在塔拉斯市逛書店，看到了一本小書，俄文書名就叫《動亂的四年》，作者署的卻是哈薩克人，書前介紹“他”是新疆大學學生，是“文革”時逃到蘇聯來的，顯然是剽竊了我的著作的內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發表了。出於對KGB和蘇聯的反感，我也沒有去讀它。

二月下旬和三月初，獄警幾次把我帶到另一間辦公室叫我校對口供，厚厚的一大冊，大概不下五百頁，裏麵也夾著我自己用中文寫的供詞。有一個女翻譯看著我，我讀不懂的俄文可以問她。看來她也是新疆來的混血女人，三十多歲，漢話和維吾爾話都說得流利，人也長得漂亮。同時，也把阿拉木圖市檢察院對我和劉萬瑜非法侵犯蘇聯國界的起訴書的中俄文本給了我，現在還保存著。

我讀起訴書的中文本，請瓦夏幫忙仔細研究俄文本，他得出的結論是案情不重，不會讓我繼續坐牢或進勞改營，最多判個監外執行，叫我不必害怕。對牛水的叛徒行徑，他也咬牙切齒，說世界上最卑鄙的人就是出賣同誌和朋友的人。1972年3月6日上午，KGB的兩個士官把我押到了阿拉木圖市人民法院受審，下午回到牢房，瓦夏不見了。打開床頭櫃，看到一包點心和一包煙絲，是瓦夏留給我的。瓦夏知道我會比他先出獄，在我學俄文的筆記本上寫下了他在阿拉木圖的外室地址。他的情婦叫杜霞，請我出獄後去看望她一次。五月份我去看望了杜霞，是個四十來歲長得清秀的俄羅斯女人。她悲傷地說：“瓦夏再也過不上人的生活了。”瓦夏的家在我現在居住的塔拉斯市，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很注意能在街上見到他，卻失望了。如果他活著的話，已經快九十高齡了。世事滄桑，他的祖國烏克蘭獨立了，他母親的祖國波蘭也得到了自由，不知他活到這一天沒有？如果他去世了，願他的靈魂在天國裏得到安息。

起訴書不長，所有繁枝末節都刪除了，除了牛水，沒有牽涉任何別人。其中有兩段文字提到牛水，轉錄到下麵：

“1971年4月份，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請你們安排好雷光漢和劉萬瑜的生活，否則出了問題我不負責任。”

“1971年7月20日，牛水向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團直屬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屬基米爾道烏市安全局報告：雷光漢和劉萬瑜要在1971年7月21日從阿拉木圖市坐火車通過阿山哈巴德偷越蘇伊邊界，出逃伊朗。”

我知道此次監獄之災快結束了，下麵等著的是勞改營或流放地，管他呢！雖然瓦夏說我不會被判進勞改營，頂多是個監外執行，我還是不抱幻想。我拿著發還的一套西服，一件幹淨襯衣和一條立中兄送給我的金線織的領帶，說要在上法庭時穿戴，老尉官笑著同意了，說到時候自會給我送來。在這些天，辦理我們案子的檢查官和KGB指定的辯護律師還和我見了麵，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檢察官的黑色領章上有一道杠，四顆星，不知是什麽階級。監友華西裏·伊萬諾維奇叫我要準備自我辯護，不能靠律師。我日夜用功，用俄文寫了辯護詞，提出了幾點理由，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第一，我們出逃的全部計劃，準備和行動隻在牛水，劉萬瑜和我三人之間進行，沒有任何第四者知道，沒有在蘇聯社會上起到過任何不良影響。第二，我們不是間諜，出逃沒有間諜因素。第三，我沒有任何反蘇行動，在請求在蘇聯生活時就表明了自己決不在中國之外任何地方參加任何政治活動的意願，所以出逃沒有反蘇因素。而且我是個螞蟻般的中國小民，也無力反對蘇聯。和上次俄文翻譯出逃聲明不同，這時我已初步掌握了俄語文法，不用拿單詞硬湊了。沒有字典好多單詞不知道，好在和華西裏·伊萬諾維奇關在一起，他是個好的俄文老師，認真地給我修改了，既沒有文法錯誤，還文雅而有說服力。之後，我清早起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辯護詞一段段硬背下來，華老師則在一邊作音調上的指正。辯護詞全背下來了，又請看守帶我去理發室理了發刮了胡子。

翻譯走後，我們立即步行到立中兄家裏去了。關了7個多月，走到大街上，覺得天空的太陽和街上的積雪是那樣刺眼，走起路來也是磕磕碰碰，一腳高一腳低地。進了立中兄的門，他和徐英斌，馬振興早等著我們了，還準備了豐盛的酒菜。我們和他擁抱著，都流著眼淚。立中兄告訴我，自從我們關到阿拉木圖後，KGB就一次次找他，從他口裏收集我們的旁證材料，他一下就覺察出，我們陷入到早就安排好的圈套中了，是牛水設下的圈套，或者他和KGB一起設下的圈套。他說：“我對KGB的特工說了，兩頭湖南騾子給一匹青海馬（牛水的護照上寫的籍貫是青海省）踢到了。”他又交給我一個牛水留下的條子：“劉立中可以告訴你們，我為你們恢複自由出了多麽大的力，等了你們一天一晚，再沒時間等，隻好走了。”我們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一邊流淚。立中兄的感情比我還衝動，哭的次數比我還多，晚上和他分別，他反複叮囑我們，去的地方會更艱苦，要小心，既要保持身體健康，也要再不上當受騙。他年輕時在四川生活過，接觸過江湖幫派，他握著我的手說：“江湖風波險惡，你是從知識分子堆裏出來的，沒有接觸過下流的人，你要多小心，保重自己。”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費的農業

出獄後第二天，1972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是蘇聯人最重視的節日之一，全民放假。上午10點，一個KGB的哈薩克中尉來到旅社把我們用吉普車拉到了飛機場，押著我們坐上飛機向流放地出發了。飛機是向北飛行的，往窗下看，隻見到白茫茫的雪原。飛了三個多小時後降落了，走出飛機場，看到寫著柯吉達夫的大玻璃牌，我知道把我們送到柯吉達夫了。柯吉達夫是北哈薩克斯坦嚴寒之地的一個小州，本是西伯利亞大草原的一部分，在大草原南端，“十月革命”前管理這裏的是設在鄂木斯克的沙俄西伯利亞總督。

有吉普車在飛機場外接，不過不是囚車了，先把我們帶到柯吉達夫州KGB常設局，再到州警察局要我們填了表，隻有姓名，國籍，何年來蘇聯，法院判決等簡單幾條。再帶我們到食堂吃了隻有一盤菜湯的簡單飯菜，又坐著吉普車上路了。在柯吉達夫，KGB、警察局、區政府到流放地農場的管理機關，所有的官員，直到最高層的農場公安特派員，管理區主任和生產隊長，幾乎全是哈薩克人，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和冰凍的大地一樣整個社會都是嚴寒冷酷的。全世界的官員，大概要算此地的土著官員最是官風十足的了。他們一個個凸肚挺胸，官風凜凜，神聖不可侵犯，出口即是“聖旨”，下級和老百姓在他們麵前隻有低著頭惟命是從。整個流放四年中，我沒有從哈薩克官員的臉上看到過一絲笑容。當然他們的辦事能力和他們的官風是成反比的。隻要是土著人管事的，哪怕是銀行出納，村蘇維埃戶籍管理員，車間的工長，隻要你找他，他就要盡可能充分地使用他自我擴大了的權力，訓斥你，刁難你，勒索你，沒辦法了也找點麻煩，叫你不能痛快地把事一次辦成。在整個流放的漫長期間，我隻見到柯吉達夫州KGB管理局長，來到我流放的農場召開中國人座談會，是帶著笑容說話的。還有幾次阿拉木圖的特工米沙來農場找中國人，也露出了笑臉。到了柯吉達夫，我才算真正走進了蘇聯社會，也才真正體會到蘇聯反中國的措施是那樣徹底，那樣全麵。吉普車行進在雪蓋的公路上，四周所見，除了一片白色。再無別的顏色，中尉特工不斷向開車的俄族司機吹噓：“阿拉木圖真漂亮，阿拉木圖生活可美著呢，你也申請去阿拉木圖工作吧。我們在KGB工作的領住宅方便，一領上房子就成常住民了。”他還是個大酒鬼，每逢車子經過市鎮，就停下來到商店買酒，提著伏特加和紅酒到車上來和司機分喝。司機開車是不能喝酒的，可他們一路上喝得不亦樂乎。我真害怕翻車，兩百多公裏的路行了大半天，直到晚上10點鍾才把車開到柯吉達夫州瓦裏漢諾夫區警察局停了下來。中尉特工醉醺醺地下車，連路都走不動了，進門就和一個俄族警察上士大吵了一架。原來警察局早就下班了，隻有三個警士值班，他們不搭理他，話都不說，酒鬼中尉生氣了，把我們兩人交給值班警士後，逕自坐著吉普車走了。當晚，我們就睡在警察局接待室的乒乓球桌子上，室外零下十幾度，我們凍得一晚也沒睡著覺。第二天，區警察局長來了，通知我們要去的農場，譯成中文叫“金色的田野”（以後我們就稱它為“金田村”吧），在那裏接受農場警察特派員的監管，隻能在農場範圍內活動，凡外出，即使上區中心，也要先獲得批準，領通行證。大雪把通向各個農場的道路都封著了，我們等了一天，也餓了一天，到了下午才給我們一張條子，在食堂吃了一餐犯人午餐，半盤碗豆湯，兩塊黑麵包。看來還要在警察局挨凍挨餓，沒有辦法。我知道在社會主義國家有事隻有找共產黨委員會才行，打聽到警察局對麵不遠處就是區委會，我一個人去找到了區委第三書記，一個不到30歲的哈薩克人。他接見了我，見我是中國人，沒有問我有什麽問題要解決，卻大大的吹噓起蘇維埃政權的優越性來。他說我們的農場都是富裕的，農民生活都有如富翁般，我們蘇聯已經解決了民族問題，舉的例子是各民族人相互通婚，特別強調的還有俄羅斯男人娶哈薩克女人作妻子。能嫁個俄羅斯人，是土著民族引以自豪的。在前蘇聯時代，哈薩克民族處處表示著他們對蘇聯的忠誠，是真實的嗎？到了90年代哈薩克斯坦易幟後，便把斯拉夫民族一腳踢開了。他源源不斷地吹著牛，天都黑了，我才提醒他我找他的原因。他向農場打電話，知道農場總工程師從柯吉達夫要返回農場，農場要派車來接，就命令一名警察把我們帶到區執行蘇維埃（區政府）門前等車。到了晚上7點，我們上了總工程師的吉普車，前麵是推土機鏟雪開道，40公裏路行了4個小時，快到晚上十二點了，才把我們送到農場招待所住了下來。第二天見到了場長，分配我們兩人到農機修理車間當鉗工，於是，流放生活正式開始了。

從西伯利亞烏拉爾山以南到哈薩克斯坦中部大城市拉幹達一線，原來是一片蠻荒的草原，1953年斯大林死去時，時經“十月革命”勝利“已經36年了，大部分俄國人還餓著肚子。我在霍城工作時聽到我國邊界居民說，1949年以前邊界那邊的蘇聯人遇見中國人開口的第一句話總是“有麵包沒有？”當時邊界中方一側管理也不嚴，天天都有蘇聯居民跑過界來打工，隻要求吃飽肚子，不要工錢。赫魯曉夫執政後，為解決迫在眉睫的糧食問題，從1954年開始在南烏拉爾和北哈薩克斯坦的草原大規模墾荒，修了鐵路，公路，電站，遷來了成百萬的蘇聯歐洲部分白人移民，建立了上千個農場。墾荒地的指揮中心即策淩諾格拉市，譯成中文是“荒地市”，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獨立後把首都遷到了那裏，改稱阿斯塔拉市，柯吉達夫州在它的西鄰。金田村農場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地域之大，實在是驚人：東西80公裏，南北40公裏，竟有3200平方公裏之大，相當我國一個縣的領域。而瓦裏漢諾夫區就管轄著同等規模的6個農場。第二個印象是管理農場的官僚機構也大得驚人。這個農場男女老幼，分成場部，兩個管理區和一個生產隊四個部分。看看這些繁雜的機構和管理人員吧：場長，第一副場長（總經濟計劃師兼任）、第二副場長（內務總管，兼KGB專員）。下管5總：總經濟計劃師，總農藝師，總畜牧師，總獸醫師，總會計師和人事科，每總屬下都有從2個到10個不等的職員，把一棟二層樓分出來30多個辦公室全坐滿了。農場附屬單位還有農機修配廠，農機管理倉庫，運輸隊，電工隊，建築隊，食堂和麵包房，每個單位也有自己的站長，隊長或經理，其下設有會計，記工員，技術員等專職幹部。當然，共產黨委員會和工會都是少不了的，不過蘇聯實行的是嚴格的一長製，經營單位的行政首長擁有絕對的經營管理權，黨委會不像中國那樣擁有最高權力，工作人員也少，設一書記管黨員，一秘書收黨費。不過，從區以上州、市到加盟共和國直至蘇聯中央，則是黨委會大權獨攬了。每個管理區也有自己的辦公樓，有相應的管理人員，隻是人數少些罷了。上述是經濟部門，另外還有行政機關，鄉蘇維埃，設主席，秘書，戶籍幹事和警察特派員，還有十幾個蘇維埃代表。眾多的首長們都配有小汽車或吉普車，不過除了場長有專職司機外，其他的小汽車都由“首長”自己開，沒有資格坐小汽車的頭頭就把分給本單位的運貨車當私人專車使用。一個千人的農場，直接從事生產的隻有300多人。蘇聯非常重視政治宣傳，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大街上，走廊內，辦公室到處是標語口號，“列寧和我們在一起！”“蘇共代表大會在我們生活中！”等等。因之流傳著相應的笑話：“瘋人院的大牆上端掛著大標語“列寧和我們在一起。”居民在商店外排隊買牛奶吵著叫著打罵著，一人見此景象高聲念出了商店牆上的大標語“蘇共代表大會在我們生活中！”單位都有一兩個或更多的畫師，專門畫列寧像，寫標語，政治廣告和寫各式各樣的告示。農場的兩個畫師是我集體宿舍的鄰居，都是俄羅斯人，大酒鬼，每天醉醺醺的，工資喝光了，就買幾十戈比一瓶的刮臉用香水當替代品。這種香水是用來刮臉後消毒的，含有幾乎一半的藥用酒精。我常去看他們製造列寧像，簡單得很。如果是畫，就拿一塊已刻成列寧像的木板，在空隙裏塗上顏色就成。如果是銅板敲成的，就用一個生鐵鑄就的列寧頭像，把金屬皮擱在上麵，拿榔頭敲打一番，也便大功告成。

絕對的專製造成絕對的貪汙。老農工告訴我，官員們最大的貪汙來源是獎金和獎品。蘇聯的計劃經濟是很注重物質刺激的。每年年底了，隻要完成了糧食，肉類和羊毛的上交計劃，就要發下巨額的獎金和提成，場長占大頭，剩下部分由各級大小頭目瓜分。農工得到的最高年終獎額是牧工每人100盧布，農工每人10盧布。年終還有大批獎品發下來，貴重的有小汽車，地毯，電視機，本來是獎給工作優秀者和蘇德戰爭的參戰老兵的，但都被他們瓜分了。另一大貪汙源是私有畜群，從州到農場的各級官員們不時巡視牧場，隨便指定幾頭母畜，交待牧工隊長說：“這幾頭牲畜是我的，請你給我代牧。“於是被指定的馬們，牛們和羊們子孫繁衍幾年就是一大群，成了他們的私產，官員們又變成大畜牧主了。第三大貪汙源是貪汙基建費，老農工告訴我，農場裝自來水管，年年領修建費，領了四，五年才把地下水管埋起來。農場建新辦公樓，整整建了一個五年計劃，花的盧布可以把建的樓房包起來。

擁有三百多平方公裏的農場，又絕對全是好地，沒有沙漠和戈壁灘，遍布著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小溪河。大約三分之一用作耕地，三分之一用作牧場，農田種小麥，青儲玉米和土豆，牧場養馬，牛，羊，耕地全是一眼看不到邊的條田，草糧輪作，一年一換。我曾開過康拜因收麥子，早上8點從麥田的一頭出發，晚上12點才開到另一頭。種植業是隻有兩道手續：春天播種，秋天收割。種子種下後就不過問了，沒有田間管理也不除草和灌溉。麥田裏還好，雜草沒有數量優勢，長不過麥子，而土豆地裏在挖土豆時則是在亂草堆裏尋找土豆。撒農藥和化肥用飛機灑，飛機飛到半空中風一吹，農藥和化肥都吹到天外去了。蘇聯的農作物和牲畜的品種也是世界上最落後的，還不如當時的中國。秋天了，田野上是一望無際的乳黃色，要走到地邊才知道長的是麥子，隻有二，三十公分高，每個麥穗上隻有十幾粒幹癟的麥粒，按每畝產量計最多也就是十幾二十公斤。哈薩克斯坦的羊毛纖維是世界上最短的，皮子質量也是下乘的。常到野外幹活，沒有見到過大肥羊，大奶頭乳牛。自稱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牧業規模卻如此之小，三個牧工管一個畜群，羊群隻數不超過一千，馬群不超過一百。州農業局每年春天都要化驗各農場農田和牧場的土地質量，根據土地等級規定產量計劃。農藝師命令工人把本場最壞的土地挖出來當樣品送上去，鑒定的產量計劃不費力即能完成，還可以超額。蘇聯農業是最粗放的農業，也是最浪費的農業。勞動力太少，春播和秋收的工作主要由城市工人和大學生下鄉幫忙。外來人當然更沒有責任心，春播時脫播的地方一丟就是幾十公尺。秋收時隻看到所有的田間公路都是由小麥粒鋪成的。誰家養有豬，需要飼料，隻要拿著一瓶伏特加在路邊舉著，自有司機把整車的麥子給你送回家，一瓶酒換4噸小麥。偷的太厲害了，政府派警察看守路口，人們同樣也有辦法對付，在地邊用挖土機挖個大坑，下麵鋪上麥草，再把一車車的麥子倒進土坑，堆滿了，再蓋上麥草垛，等地裏收完後再拉走。即使到了倉庫，堆在曬麥場上，晚上還是有人去“加班”，一口袋一口袋地往自家運。這種浪費還是小的呢，更叫人不可思議的是有如此奇怪的秋收：什麽都是按照嚴格的計劃辦的，哪月哪日完成春播，哪月哪日秋收完畢都有硬性的日程表，到時候政府派飛機去檢查。主管官員坐在飛機上觀察地麵，看地麵上還長著莊稼沒有。而完不成計劃，農場頭目就拿不到獎金，嚴重者還會被撤職，甚至坐班房。有時候，麥子到時收不完了，就派人把剩下的麥田一火燒光，反正稀稀拉拉的麥草，燒掉了也形不成成片的焦黑痕跡。農場種有大片玉米。赫魯曉夫第一次訪問美國，看到了美國人發玉米財了，回國後就拚命擴大蘇聯玉米種植麵積，但北哈薩克斯坦氣候嚴寒，隻有不到4個月的無霜期，玉米完全無法成熟，隻好在下雪前連杆帶穗一起割下，再用切草機切成一小段段的，堆起來發酵後當青儲飼料。1972年10月份，眼看大雪飛來了，一半玉米還沒收完，場長召集他的五總開會緊急商量大事，其中一總發揮了哈薩克人的發明能力，就像他們發明了沙皇特工、該區的被命名者瓦裏漢諾夫是大科學家一樣，發明了木排打倒玉米收割法。叫工人把從鄂木斯克運來的大木頭紮成一張張大木排，一張長達半公裏，綁在巨型拖拉機後麵，一台台K700轟隆隆地在玉米地裏開過，所有的玉米杆全部被打倒在地。大雪一下，全部被雪掩蓋。不到一天，就把十天半月也難以完成的玉米收割計劃不折不扣的完成了。

農業既然如此，畜牧業沒有兩樣的，畜牧專家們在研究室裏製訂了詳盡而科學的飼養牲畜規程，規定在每平方公裏的牧場上要均勻地撒下多少麥子和食鹽，為牲畜增加營養。汽車隊的司機在庫房裏領了規定的麥子和食鹽，又懶得用吹風鬥均勻地撒在地表上，一堆堆地卸了下來，羊們牛們馬們一見麥子堆，鹽堆就跑去拚命地吞食，一見食鹽堆就跑去拚命的舔食，不少牛羊馬給漲死了，又有不少牛羊馬給鹹渴死了。結果牧工們在牧場上一見麥堆，鹽堆，就慌不及地趕著畜群逃走了。牧工們把牲畜趕到牧場上一吆喝，自己便找棵大樹，把頭包嚴（因為草原上蚊子太多）躺下來呼呼大睡，羊隻走失了，狼吃了，到別的畜群裏去偷來湊數。偷不上，就提瓶伏特加到畜牧師家裏去，請他填張表，寫上“狼災”，簽上名，萬事大吉。每個畜群隻要出現一隻大肥羊，組長就會偷去賣掉或拉回家吃掉，再到畜牧師那裏報個不慎丟失，由同組三人平均負擔賠償價款。

農業機械的浪費還要驚人。墾荒地勞動力十分缺乏，政府製定的法律規章還是保護工人權益的，工人把拖拉機開翻了，碰壞了，隻要不死人，不傷人是不受處罰的。壞拖拉機便扔下，再領台新的。春耕和秋收時生產隊在農田裏設了許多營地，供農工吃飯，睡覺，機器加油，修理，種完和收完地回家，許多帶不走的鐵犁鐵耙，汽車拖鬥等等就扔在地裏不管了，有的還是新新的拖拉機和康拜因。不管是坐火車還是坐汽車，在北哈薩克斯坦原野奔馳，入目而來，到處是廢鋼爛鐵堆積的破爛堆，有些工廠裏新設計製造出來的機械，如裝牧草捆堆和碼牧草捆的機器，挖土豆的機器，收割機上的一些新式傳送鏈帶，不好使喚，人們也不想找麻煩去使喚，運來了就堆在農機站廣場上，讓他們鏽壞，再砸爛後當廢鐵交上去。金田村每年有300噸的廢金屬上交計劃，由我們農機管理站負責完成。計劃很容易完成，隻要開上起重機和卡車跑兩三個廢棄的田野作業營地就完成了。有時頭頭們還懶得跑，命令電焊工把舊的，新的或完全新的農業機器切割成一塊塊交上去。1974年站長心血來潮，在停機場來了個大清掃，把所有的沒有用過的機器叫我們全給拆開，超額完成了廢金屬上交計劃，年底得到區農機站發下來的300盧布獎金，他全塞入自己的腰包。也發了點善心，買了一瓶伏特加分給站內6個工人喝了。上級要在農田裏安輸水管，運來了直徑一米的不鏽鋼大管子，運來了又無人安裝，全卸在公路邊叫它給腐蝕掉。人們可以不愛惜機器，人為地破壞機器卻侮辱“蘇聯造”。一個拖拉機手要辭職進城工作，場長不批準，他一氣之下，把拖拉機開到大樹下，用鋼絲繩把拖拉機吊在了樹上。廠長把他告到區法院，法院以“侮辱蘇維埃機器罪“把他判刑3年，也不知道蘇聯刑法大典中訂了這條沒有。

用粗放而落後的方式墾荒，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破壞。北哈薩克斯坦綿延著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汽車奔馳幾天也看不到一座山，湖泊非常多，還有我們中國沒有存在過的平原原始生態，長的都是高大筆直的紅鬆和樺木。從飛機上往下看，隻見綠色的大草原上嵌著一個個碧藍色的湖泊，大大小小串成一串串的碧玉長鏈，實在是風景如畫。春天一來，遍野開著各種顏色的花，處處是一簇簇紅柳組成的灌木叢，柳枝低垂，小河裏流水潺潺。美中不足的是蚊子太多，從草原冰雪開凍到下雪，到處都是飛著的和停著的大蚊子，它們可以有本事咬死牲畜，也能咬死人。在畜糞堆邊的綠頭大蒼蠅也不比蚊子少，人畜走近，糞堆樹叢裏，蒼蠅和蚊子一哄而起，遮天蔽日，叫人膽戰心驚。所有牧人在野外放牧，夏日炎炎下都得穿皮襖皮褲皮靴子，頭用密的鐵絲罩罩著，或用毛巾一層層包起來，隻露鼻孔和眼睛。這片草原，是可望而不可涉足的，是可賞而不可親近的。但是不管怎樣，草原給人類提供了遼闊的牧場，濕潤的空氣，充沛的地表和地下淡水，但是不科學的墾荒卻把有序的生態全給破壞了。在墾荒區，除了居民外，蘇聯人是不種樹修渠的。成片的草原給拖拉機犁掉，沼澤地填掉，小山包堆掉，一片片的灌木叢用挖土機連根拔起，再付之一炬。而鐵路邊，公路兩旁，一根樹也不種，更不用說有新疆軍墾農場那樣縱橫交錯的田間林帶了。夏天一到，冰雪融化，土地開凍，被開墾過的土地沒有任何植被保護。大風一起，沙土飛揚，大白天也變成了昏天黑地。而北哈薩克斯坦是多風的平原地帶，特別是8月份，常常刮黃風。黃風猶如火一般，一吹過去，草，樹葉和莊稼都被燒焦。地表水又沒有一個歸流處，每當化雪季節或雨天，村裏村外，到處是爛泥塘。土地有是粘性的，穿著長靴子到外麵走一趟，鞋底上就沾上幾公斤的泥巴。每棟房子的門前都豎著一個用鐵條悍成的架子，用以刮掉靴底的泥巴。這裏的居民，不管男女，不分冬夏都穿著長統皮靴，很少見到穿淺口皮鞋或運動鞋的，原因是風沙大，泥巴多。居民的衛生修養水平也是不可恭維，牲畜糞便，牛羊豬馬骨頭，爛土豆，爐灰渣到處都是。村子用垃圾築成的高牆圍成，材料是牛馬羊糞，腐爛了的小麥和土豆。一年四季，臭氣熏天，村莊和住宅是蒼蠅的王國，房內房外都是爬滿了綠頭蒼蠅，食堂裏炊事員杆麵條，上麵給蒼蠅爬滿了，他也不伸手趕一下。隻有我們幾個中國人，在中國養成了“除四害”打蒼蠅的習慣。我們用細鐵絲網自製了蒼蠅拍，下班回家後的第一件事把室內的蒼蠅拍打幹淨，門上還掛有門簾，開門時不讓蒼蠅飛進來。

墾荒地上的農奴和中國逃亡者

（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四）

蘇德戰爭期間和戰後初期，蘇聯的糧荒極其嚴重，斯大林便開始在此時建農場，遷來一部分戰區的居民，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來墾荒，青壯年男人幾乎沒有。我認識一個伊犁來的維吾爾人。40年代初他隻有16歲時便被蘇聯在中國的間諜發展成特工，專門打聽中國的軍事情報，1945年成為“三區民族軍”的軍官，1954年以“蘇僑”的身份“回國”。他一過邊界，蘇聯軍官便沒收了他的全部證件，他說：“我是在中國給蘇聯搞地下工作的。”軍官一聽馬上卡著他的脖子說：“閉上你的嘴，你再說一句，我就掐死你。”隨即就被流放到北邊農場裏來了。他一下車，一群年輕的俄羅斯女人圍上來抱著他哭泣：“想不到在我們活著的時候還能看到一個年輕的男人。”北哈還有幾個完全由德國人或完全由波蘭人組成的農場。前者是由蘇聯日耳曼自治共和國解散後流放來的，後者是在德蘇瓜分波蘭後從蘇占波蘭區流放來的。德國人農場和波蘭人農場有的是連在一起的。兩個民族素質的高低有如涇渭分明：德國人勤勞，聰明，認真，會技術，把農場管理得井井有條，沒有貪汙，沒有盜竊，農民的收入很高，居民村子都像花園一般，比城市還要漂亮，還要方便。而在波蘭人的農場，貪汙盜竊，一塌糊塗，農民的生活還不如別的蘇聯農場。金田村的波蘭人和德國人的居民也不少，農機管理站的工人中就有兩位：一個德國工人開小鏟車，一個波蘭工人管給汽車電瓶充電，波蘭人還當過蘇軍上尉軍官，參加過1945年初的美蘇軍隊易北河會師。這兩個人對我和劉萬瑜都非常友好，特別是德國同事，當我們受人欺負，被人追打時，他和他的妻子就把我們叫到他家裏去保護起來。

在1954年開始的赫魯曉夫墾荒運動中開辟的農場居民是由下麵幾批人組成的：第一批來的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從蘇聯歐洲部分各城市被動員來墾荒的共青團員，基本上是姑娘們和複員的年青軍人，配置的比例是一比一。到了70年代，他們中一部分離開了墾荒地，留下來的大都成了農場的大小頭目，他們的子女也長大成人了，接著便是發配來的在戰爭中被德國人俘虜過的蘇軍戰俘，或者在戰爭中有投降德軍嫌疑的人、集中營中釋放的前罪犯或者像我一樣服流刑的準罪犯。60年代後，大批哈薩克放羊人遷來了。而這時哈薩克第一個由他們自己人擔任的哈共中央第一書記古拉夫上台了，派來了大批哈族管理層人員。中蘇分裂後，莫斯科繼續從歐洲遷來了大批移民充實中亞。來到金田村的人多是白俄羅斯人，也有少數是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有民族主義嫌疑的反俄分子，上述的戰俘和有投敵嫌疑者，集中營的被釋放者和服流刑者，都是蘇聯的“五類分子”，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權的農奴。他們沒有公民證，也就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離開指定的農場遷居到外地，也隻能從事最沉重的勞動，還有隨時被投入到監獄的可能。農機管理站的看守就是一個60歲的前蘇軍上校，進過德國俘虜營的，他老眼昏花，想進城去配付眼鏡都得不到批準。他的妻子是大學畢業後當過職員的，受丈夫株連發到食堂削土豆皮。農場的上任場長也是蘇軍高級軍官，戰爭中有通敵嫌疑，戰後發配來當場長，監管使用，幹了幾年，以後，又被KGB抓進監牢裏去了。

在金田村的農奴群中有八十多名中國人，都是“文革”中逃蘇的。“文革”前也就是1962年5、6月邊民大外逃後，蘇聯關閉了邊界，再逃來的中國人一般是不予收容的，或叫他自己偷偷返回，或抓住審查後再交還中國政府，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是這樣。後來中國當局把蘇聯送回的逃犯開公審會槍斃了，蘇聯才不再把逃過來的人送回去。據我的觀察，KGB是按幾種情況處理的：凡屬受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審查後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就像我曾經受到過的待遇一樣。凡帶家屬或孩子逃過來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農民，學生，在審查後安排在城市或農村，大部分在農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問題逃過來的或者在中國有刑事問題的紅衛兵，群眾組織的頭頭或成員，在審查後便會以“破壞蘇聯國界罪”送到國際勞改營服刑一至三年，再送到集中中國逃亡者的北方農場（如金田村）幹活。新疆各少數民族人士逃過來的很多，可是他們對KGB的利用價值不大，大多數即使沒判刑也是送到北方各集中農場勞動。凡有重大刑事問題或重大嫌疑者就送到西伯利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州的一個集中營幹活，受到重點監視。而許多逃過來的共產黨官員，如果KGB對他們的懷疑較大，也是要送進國際勞改隊服刑的。我認識一個老八路名楊湧，據他自稱抗戰時參加八路軍，1954年第一次授銜時即是少校，一直當到南京部隊保密局長，從東北越境到了蘇聯，也是被判了刑的。還有一個左比添，是新疆兵團農5師的幹部科長，逃過來後也要服刑3年。對他們有特殊使用價值的年輕人則是一過界即與中國人隔絕，去接受專門的間諜訓練。如果在中國是殺人犯，逃過來了，要送還中國的。我知道在當時蘇聯大地上有幾個集中中國逃亡者的中心：如遠東哈巴羅夫邊區勝利區有一家林場，哈薩克斯坦柯吉達夫州的金田村，土耳格依州的一家農場，齊木肯特州的“日出”農場，江布爾州的哈巴也夫農場。從黑龍江省的北大荒，逃過來的大多是下放知識青年，比從新疆越境的還要多。這些資料來源於設在莫爾達夫斯卡亞的國際集中營，哪個中國人KGB看不順眼了就蹲國際集中營。全蘇各地的中國犯人都有，釋放後便把中國人的信息帶到蘇聯各個地方。

我正寫到這裏的時候——公元2000年6月19日，轟動全世界的英國多佛爾慘案發生了。58個中國大陸福建省的偷渡者在汽車集裝箱裏窒息而死。他們都是我的同胞。從收音機裏聽到這一消息，我欲哭無淚，深夜跑到院子裏仰天長嚎，為什麽中國人的命就這樣苦，就這樣不值錢？1949年大陸政權轉移後發生了持續半個世紀，而且還看不到邊的大批中國人向海外逃亡的大浪潮（包括向我國領土上仍實行資本主義製度的台灣、港澳地區的逃亡），其中還有幾大波峰：第一次1949年前後，國民黨軍政人員和恐共人士大逃亡，主要目的地是港台，其次是美國，新加坡，巴西等國；第二次是“西藏平叛”時藏族同胞向印度的大逃亡；第三次，1962年發生於新疆的邊民向蘇聯大逃亡和南方老百姓向香港的大逃亡；第四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了求生，中國人向四麵八方逃亡，遍及每一個鄰國，包括越南、北朝鮮、外蒙古和緬甸，人數最多的是從新疆和東北逃向蘇聯。第五次，1989年則是“風波”後民間人士向海外大逃亡，最後是看不到終結的是普通老百姓為得到更富裕的生活，更好的經濟發展偷渡到發達國家或地區。外逃潮流一浪高過一浪，不到中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民主現代化的一天，是不會有休止的。逃亡者的目的隻有兩個，政治難民是求活命，求自由，經濟難民是求生存，求發展。對第一個目的，隻要逃出去，一般就達到了；第二個目的，今天要實現都成了問題，大大小小的多佛爾慘案不時出現，逃出國反而把命送掉的悲劇年年都有發生。特別是對流亡到西方的知識分子來說，要政治上出人頭地隻有賣身投靠一條路，充當《自由亜州廣播電台》的威廉，北明……引人深思的是，自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人的生活普遍提高，啼饑號寒的事是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為什麽富裕起來的人們反而要把全部財產孤注一擲，而偷渡海外呢？像多佛爾慘案，遇難的58名同胞中大都是萬元戶，十幾萬元戶。在中國國家貧弱之際，內亂迭起，災荒頻仍，國無寧日，而那些世界級的大學者，大科學家如胡適，冰心，馬寅初，陳寅恪，李四光，竺可楨，錢三強，錢偉長，等等，在國外學成，立即歸國，義無反顧。就是冒險犯難，也要歸國，如錢學森，趙忠良。到了今天，國家安定了，正在走向強盛中，而花掉老百姓上百萬血汗錢培養的留學生，大部分卻視歸國為畏途，為了一張綠卡，竟不惜捏造謊話，賣身投靠，那是為什麽呢？首先要檢查的是執政者，要得人心，順民心，保護愛國心。而苛政猛於虎，政治迫害，思想禁錮，對人民大眾愛國心的摧殘更甚於經濟掠奪。

記得1962年伊犁邊民外逃，赫魯曉夫強權陳兵中蘇邊界，駐伊犁領事館公開進行顛覆活動，而伊犁黨政領導對之卻噤若寒蟬。有感於此，我在《伊犁日報》發表了一篇敘述民族英雄林則徐充軍伊犁造福一方事跡的文章，在文革中卻被中共伊寧市黨委宣傳部長宋植用來作為我反黨的罪證，這些官員們的愚蠢，蠻橫，狠毒和貪婪，大概就是造成中國人偷渡大潮的原因吧。

在金田村一千多農奴中，地位最低下的當然是我們這80多個中國農奴了，我們是舊中國涼山彝族奴隸社會中的娃子，所有的人權都被KGB掃蕩光了，隻能被迫地“享受”到一條“勞動權”！譬如說，我們中的大多數從來沒有放過羊，卻大多數被迫當牧羊工。在80多個中國人中，漢族隻有六、七個，回族十來個，還有五，六個蒙古人（從博爾塔拉州逃來的），剩下的大多數都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了。逃蘇的中國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自從“三區革命”以來，他們中有不少知識分子，當過教員，醫生，運動員，小幹部，還有公社主任，大隊長和兵團連長，有好幾個是新疆大學下鄉的在校學生，大多是親蘇的，把蘇聯誤當成了他們的靠山和最後依歸，特別是哈薩克人，更把哈薩克斯坦當成他們的祖國。誰知他們到了蘇聯，政府並不看重他們，沒有把他們當作自己人，把他們送到偏僻的草原上放羊。因為漢族人的素質高，待遇反而比他們要好，多數安排在城市工作。他們對自己的處境不滿，一直處於矛盾和衝動之中，酗酒，打架，曠工是他們的日課，特別是對我們幾個漢族人，更充滿了仇恨。因為我們幾個漢人不喝酒，不打架，不曠工，勞動很認真，掌握新技術快，幹活的質量和速度比本地蘇聯農工還強。像我和劉萬瑜兩人能一個工作日裝配完一台新康拜因，本地工人要三個人幹一天，還沒有我們幹得徹底。所有本地人一般對漢族人（他們叫真正的中國人）都是友好而尊敬的，特別是非伊斯蘭民族群眾對我們更加友好。而他們因為懶惰、酗酒而嫖，常常是本地居民斜眼而視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大優勢，都會說哈薩克語，語言相通，為警察局和KGB辦事處信任，因此都負有監視漢族人，向上司稟報漢族人言行的任務。各級官員幾乎全是哈薩克人，對中國的仇恨表現得更甚於白種人。於是，欺辱漢族人就成了這些中國來的新疆少數民族同胞的日課，隻要他們一喝醉了酒，就會借酒裝瘋打上門來，而我們幾個漢族人又有一兩個不爭氣，常常授人以柄。大概雙方內鬥太多了，太麻煩了，1976年，KGB把漢回兩族人集中起來，發往齊木肯特州恰爾達區的“日出農場”。

在場部的四個漢族人中，李廣諱和劉萬瑜二人還偏偏是個惹事大王。李廣諱也是湖南人，1969年從昭蘇軍墾農場逃過來的，沒上過什麽學，信都不會寫，卻異常奸詐狡猾，到農場待了4年，一直裝病不幹重活，在糧食倉庫當看守，白天時間全是空閑的，每年都有大半年到柯吉達夫城“住院”治病。後來才知道他的“住院”都是KGB派到別地當暗探去了，如陪同新過界在審查中的中國人人坐監。許多同胞都喜歡找女人，而小小的金田村，願意和下三等的中國人來往的女人是有限的，爭風吃醋成為中國各民族同胞幹仗的一個大原因。我離開後來了一個年輕的漢人，當過空軍機械士的，戀上了一位哈族姑娘，被幾個蒙古人吃醋暗殺了，白送了一條命。警察局和KGB也沒有興趣破案。農場集中的8個漢族人中有3個在生產隊放羊，剩下的都在場部，我和劉萬瑜算是機械工作者，剩下的都在蔬菜倉庫和木工廠幹活，到了冬天，我們受不了零下50度的嚴寒，都去燒鍋爐了。我這裏分別介紹幾位。

陳梓，廣西桂林人，1962年高中畢業後考上了廣西師範學院物理係，卻不上大學盲流到新疆了，趕上邊民外逃，又到了蘇聯，也是各地亂跑。先到新西伯利亞市上了機工學校學電工，所以他的修理電視的技術很好，俄語也是中國人中說得最好的。他在機工學校畢業後不認真工作，在阿拉木圖，塔什幹各城市遊蕩，靠其他中國人養活他。勃烈日涅夫掌政後加強了對中國人的管製，要固定在一個地方生活，上戶口，外出得請假。他沒法忍受這種管製生活，1970年跑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要求返回中國，可是隻走到大門前就給警察抓住了。外國大使館前都有道門崗，崗哨地板上安有電鈕，警察對某個來訪者若有懷疑，便踩電鈕，附近的特務機構室內電鈴就響了，兩分鍾便會有警察抓住他。陳被抓後送進KGB監獄審查。他說一進監獄就給吃了迷藥，什麽都不知道了，在他額頭上和背部都留有大塊紅色的傷疤，看去十分嚇人。他說在那兩處的肌肉內按了微型電子儀器，以探測他的心理活動。半年後把他押送到金田村管製勞動。他對蘇聯不滿到了極點，但拒絕談論。他一天到晚閑逛，可是得吃麵包，就靠別的中國人養著。我和劉萬瑜去後，農場隻給我們借支了50盧布和食堂欠賬吃飯的飯卡，生活十分艱難，而他卻厚著臉皮跟著我們吃飯。不久，他又偷跑到塔什幹。和一些中國老鄉在鄉下種花生，一去兩年。1973年秋天，警察才把他抓了回來，派到地窖裏削洋芋。他還是不想勞動，經常要我們養著他。他有一個廣東老鄉在莫斯科電台當廣東話播音員，他便不斷寫信向他要錢，嫌信走得慢，便偷坐班車到離農場80公裏的小城蜀琴斯克往莫斯科打長途電話，又給該市的警察抓住送了回來。KGB正要整他，他自己撞在網上了，區法院以多次非法外出為由把他判了三年，送到國際勞改隊勞改。我們都勸他，安心幹活，掙點錢，等形勢變化一些後再尋出路。本來對1962年過來的中國人，KGB的看管是比較鬆的，KGB的特務來農場後也隻找我們並不找他。他聽不進去好話，總認為自己俄語好，電工技術高，沒受到重用，在農場幹活太委屈了。在他關進監獄後，托本農場的警察特派員給我帶來了一封中文信，信文是：“椅下坐辱，順流而下，江邊有錢——”我讀了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猜來猜去，想起來他曾說過他和朋友們說話都用暗語，才解讀了這封短信，是“辱下有錢”我馬上翻開他的褥子，裏麵果然藏有30盧布。他到國際勞改隊後來了信，我立即把這筆錢給他寄去了。當時30盧布是很能辦點事的，我們在農場的生活費一天還不到一個盧布。同時我心裏有氣，寫這種低水平的暗語，如果給KGB懂中文的人看到了，我不也要跟著倒黴？好在農場的特派員是哈薩克人，心機不太重。3年服刑期滿要他返回金田村，他用那30盧布坐車去了列寧格勒（聖彼得堡市），想越界去芬蘭，又給抓住了，這次KGB不願再在他身上找麻煩了，宣布驅逐出境，送回了中國，時間是1977年，這時中共三中全會還沒召開，是華國鋒掌政的時代，因此中國又判了他3年勞改。80年代，我們這些漢族逃亡者一部分入了蘇籍，一部分恢複了中國國籍，成為合法的華僑。戈爾巴喬夫執政後，中蘇敵對關係有了改變，我們都得到了回國探親的權利，先後回國探親，受到家人，親人和各地僑務部門的熱情接待。陳的一位廣東老鄉，也是我的好友劉芒（華僑），回廣東探親，在廣西找到了陳梓，仍在一家小工廠燒開水，單身一人，日子仍然過得窩囊。陳和他一見麵，就抱著他痛哭失聲，說“我真後悔為什麽當時不在蘇聯好好生活，勞動，現在以華僑身份回來，我又被管製了，”劉告訴我他對中國政府也是不滿，沒有重用他這位俄語人才。

何真，四川人，小個子，聰明而狡猾，在生產隊放羊，幹活十分賣力，晚上跟著一位小學教員用功學俄語，說的不錯。他和人說話開口就是“中國壞，蘇聯好”，對外自稱朝鮮人，很快得到了KGB的信任。農場管職工生活的副場長是個俄羅斯人，KGB的密探，和他是好朋友，經常帶他去野外打獵湖邊釣魚。我們被管製，不能越農場雷池一步，他卻可以到柯吉達芙，阿拉木圖，鄂木斯克這些城市到處玩。1972年KGB把他調走了，名義上是去阿拉木圖工作，後來失蹤了，據說在中國境內，被捕並被判刑。

還要著重提到一個曾經被我黨重點培養過的接班人朱雪琅，是一個給我們中國流亡者帶來無窮羞恥的笑話式人物。他是河南人，貧農出力，高小畢業，是共產黨重點培養的接班人，十幾歲就當了公社一個大隊的共青團書記。文革開始，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一樣要“全麵占領上層建築”，縣革委會派他當了縣劇團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主持劇團的鬥批改。此人本質是一個流氓，投機者，在劇團利用職權奸汙了幾個女演員，給人告發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隊長當不下去了，正好解放軍征兵，縣革委會便送他入伍當了兵，派到新疆南部阿圖什中國和前蘇聯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邊界上當邊防軍。因為一直入不了黨，1969年某天乘在邊界執勤之機逃來蘇聯，關在吉國首都伏龍芝市（今改名比什凱克）KGB的監獄審查。審查中他不斷寫一些低級的快板詩對蘇聯表忠心，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要求加入蘇聯共產黨，KGB對他的懷疑更大了。經長期審查雖排除了他的間諜嫌疑，又懷疑他有神經病，把他送到到哈薩克斯坦庫斯塔奈市精神病院關了一年，最後判了兩年勞改送到國際勞改隊。國際勞改隊有個混血大流氓叫鐵光至，據說生父是中共高幹，30年代出生於蘇聯，1949年回到北京，卻十分不爭氣，流氓成性，他父親隻好把他又送回蘇聯，惡性更加囂張，犯案累累，被判長期徒刑，關進國際集中營。服刑時他仗著自己生得人高馬大，俄語說的好就大肆欺負新過界的中國人，還企圖雞奸他們，別人都拚死拒絕了，朱雪琅這個軟包蛋卻接受了他的侮辱。這樣一來朱的臭名在他還在服刑時就傳遍全蘇各地華人中。那個鐵光至後來被一個叫周新的湖南籍中國人聯合其他中國難友給揍了個半死，才老實下來。朱雪琅1973年春刑滿送來金田村，在木工廠鋸木頭，來的第一天就請人用俄文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塞進農場黨委會辦公室的門縫內。漢人中還有一個叫朱生福的甘肅老頭，在澡堂燒鍋爐，黨委書記拾到朱雪琅的人黨申請書以為是朱生福寫的，傳他到辦公室談話，對他說：“我們歡迎你參加蘇聯共產黨，但是要先取得蘇聯國籍，以後才有資格申請入黨。”黨委書記的話把朱生福臊得麵紅耳赤，後來他告訴我：“聽了黨委書記的話，當時如果身邊有繩子，我就把自己勒死，地下有洞也要鑽進去。”各族中國人共住一個集體宿舍，房間很大，誰也不願意和朱雪琅住在一起，他一個人住一間。在農場俱樂部掛有一排蘇共政治局委員的肖像，他晚上去把勃烈日涅夫的肖像偷了，用一塊大玻璃板壓在自己房間的桌子上，周圍還用紅布鑲上了邊。再在像前供著插在酒瓶裏的鬆枝，鬆枝上掛著一首用毛語錄改成的快板詩表達忠心：“領導我們的事業的核心力量是蘇聯共產黨，我一顆紅心獻給蘇聯共產黨，永遠跟著蘇聯共產黨中央”，故意白天晚上把房門開著，讓凡進集體宿舍的人都能看到。蘇聯人見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沒有一個蘇聯老百姓愛勃烈日涅夫，沒人在宅內貼他的肖像。有人問我紙條上寫的是什麽，把我也羞得無地自容。對這個活寶，中國人沒辦法對付，隻好相約不搭理他，也不進他的門。一個月後，突然區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勞役。我們不明白，農場特派員告訴我們：“朱雪琅一偷走俱樂部的勃烈日涅夫像我們就發現了，以為他是熱愛勃烈日涅夫，就沒說話。後來因為沒有接受他當共產黨員，他把肖像的眼睛挖了，我們才以流氓罪判了他”。這事兒如果當時放在中國，馬上會被殺頭的。朱雪琅想當共產黨員真是想瘋了，其實，他並沒有神經病，隻是太愚昧，以為外國統治者和中國一樣，欣賞這種愚昧的積極分子，成為大笑話，真不明白這種投機的軟骨頭為什麽能受中國共產黨賞識。不久，他鋸木頭，愚蠢地用腳去踩大盤鋸和木頭之間緊拉著的鋼絲繩，被鋼絲繩割斷了大腳趾頭，送進區醫院。看到都是流亡異國的中國人分上，大家派我帶了食品去醫院看他。其實，醫生盡心給他治，少了個大腳趾也不是什麽要命的大事，他卻白天晚上在醫院嚎哭。同院的蘇聯病人對我說：“你這位老鄉真軟包蛋，一天24小時哭叫，叫我們無法休息，無法睡覺。”

劉子利，河南人，快50了，也是名出身解放軍的老革命，共產黨員。他自我介紹，1946年和村上幾個年青朋友從河南跑到延安參加八路軍，楊得誌將軍親自接見了他們。內戰時彭德懷元帥指揮的每次陝北和西北戰役他都參加了。他說：“初期我們可真苦啊！為了躲避國民黨軍的追剿，部隊一次次進出淹沒長城的毛烏素沙漠，口渴得隻有喝馬尿，晝夜不停地在沙漠上走路，有時困極睡著了，兩腿還是條件反射地走路。”授銜時是中尉，在寶雞解放軍步兵學校上學。認識了一位河南籍的女中學生，結了婚，生了7個孩子，逃蘇前他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五師塔城團場的連長。逃蘇的原因隻有一條：文革時他管的連隊也辦起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裏麵有個叫馬曬妹的回族小姑娘，又會唱又會跳，又風流，劉利用連長的權位與她好上了，被人發現，害怕挨鬥，就丟下老婆和7個孩子帶著馬曬妹逃來了蘇聯。KGB審查完畢後，把他們分開了，劉被判刑入國際集中營，馬則釋放，送到塔拉斯市江布爾皮革廠當工人。1975年秋我來塔拉斯後認識了她，她已和一個叫陳岸勝的四川年青人結了婚，還生了個兒子。馬曬妹是位不錯的女同胞，對人熱情，為人大方，也會持家，中國飯菜做得好，流亡朋友們都喜歡和她家來往。可惜月老又一次把她的紅線牽錯了，陳岸勝是個二流子，最大的本身就是吹牛撒懶，從來不在一個單位正經幹活。馬曬妹以後自己另找了回族丈夫，陳岸勝則當了流浪漢。可憐的是他們的大兒子，大概是1992年，才16歲，一個人從俄羅斯跑回塔拉斯和李廣諱的大兒子等三，四個中國人的兒子混在一起，結成了個小流氓團夥，吸毒，喝酒，偷盜，在偷商店給警察抓住了，判了4年。關在江布爾監獄時，他在此地沒任何親人，我曾冒充他的伯父想去監獄探視他，因為不是他的直係親屬，被監獄當局拒絕。可憐的小夥子，不知今天還活著沒有？又到了何方？

柳正鬆，也是一名解放軍軍官，共產黨員，山東人，原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4師某團場當作戰參謀，據說是受到了林彪事件牽連，棄官逃亡了。柳也是個牛皮大王，常常拿著俄華大辭典，在蘇聯人特別是年輕姑娘麵前吹牛皮：“在中國我是大官”，“我當過司令官”，騙得了一名比他年青十幾歲的俄羅斯姑娘和她結了婚。1976年冬天，通過別人介紹，他和另一位山東老鄉戰繼元到塔拉斯來，住在我家幾一個星期，天天喝酒吹牛。後來她的老婆帶走了全部存款和小孩逃回俄羅斯，柳又和一位混血老姑娘結了婚，繼而離婚，無兒無女，一個孤老頭，又住在鄉下，晚景大概是很淒涼的。

左比添也是解放軍，還是比較高級的軍官，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掌管一個農業師超過10萬名職工的人事組織關係和生命線—人事檔案。按照常規，在極看重個人資曆的軍隊，要當上像左那樣的官，一般都是抗日戰爭時入伍的“老革命”，不知為什麽，KGB並沒有優待他（按理是應該得到優待的），坐了一年的牢，又判刑在國際集中營勞改兩年。中國人所到之處都是一片散沙，國際集中營也一樣，那裏關著上百個中國人，卻矛盾重重。左進來後，曾想利用他的老革命大幹部的餘威，來團結中國囚犯，自己當頭領。願望是好的，用的辦法卻太差勁了，結果反而遭到一頓毒打，幾天起不了床。別的中國囚犯對他的評價是：“你是真正的毛澤東培養的幹部，既無文才，也無武才”，刑滿以後KGB才想起來該優待他，把他安排在阿拉木圖近郊的一個小城市生活，當起了江湖針灸醫生，很掙了些錢，自己買了房子。大概他和KGB的關係不同一般，江布爾州KGB管理局一個專管中國人的哈族少校的女兒在阿拉木圖上大學，就借住在他家裏。

不知道為什麽，流亡外國後，我接觸到的那些解放軍軍人，不管是朱雪琅，劉子利，左比添，還是後來認識的楊湧，全是一路貨色，“既無文才，也無武才”，隻吹牛是行家，特別是沒有氣節。大概像宋子文批評蔣介石那樣“你隻用飯桶，不用油桶”。中共取得政權後，在一次次政治運動把油桶都砸爛了，大批起用的都是飯桶。

孫林，是我1973年在阿拉木圖中亞軍事法庭審判牛水時認識的年青逃亡者，新疆大學政教係畢業，父兄皆是中共高幹。“文革”後期毛澤東把大中學生發配到鄉下，他帶著新婚的妻子（烏魯木齊第一師範畢業）越界了。他告訴我，他們新疆大學學生為逃避艱難的鄉下生活，不斷從南北疆邊界往外國逃亡，演出了一幕幕悲劇。有一次7個大學生結成了小分隊翻越帕米爾高原，想出逃巴基斯坦，全凍死在冰山上了。他們一起越界逃離的有6個人，5個新大學生。過界後KGB把他們全分開了，各人下落彼此都不知道。KGB是同情和優待他們的，也相當信任他們夫妻。在阿拉木圖市給了住宅，他妻子在商店當售貨員，晚上則在KGB中文訓練班教中文。他本人買了小汽車，在最接近中蘇邊界的維吾爾聚居區流動照相，以方便打探消息。

柯吉達夫是北哈薩克斯坦一個偏僻的小州，首府柯吉達夫市才5萬來人，中國人卻不少，因為是墾荒地，需要大量勞動力。中國人大部分是50和60年代隨蘇僑家屬來蘇的華僑，也有少數劫後餘生的“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逃亡來的老華僑，許多是當年馬占山抗日義勇軍的戰士，還有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時過來的和“文革”中的逃亡者。其中形形色色，無奇不有。柯吉達夫城裏有一個照相的哈爾濱人，姓孫，人們叫他孫牙醫。偽滿時期，他在日本早稻大學留過學，畢業後在偽滿政府做事，娶了個中俄混血女人。在斯大林還沒有把中東鐵路的股權賣給日本時，中東路管理局的蘇籍職員充斥著各式特務，孫被發展成為蘇聯間諜。日本投降，林彪率領大軍進入東北，他這段“光榮的蘇聯間諜史”成了他的本錢，在哈爾濱公安局當上了幹部。後來混不下去了，1954年第一批蘇僑回國時來了蘇聯，一直在柯吉達夫市照相，同時當業餘暗探。他會一點牙醫，業餘給人治牙痛，他的藥是用樺樹皮，鴉片，海帶熬成的黑汁，說是從中國帶來的包治百病的中藥，也真有點效力，找他治牙的人不少，於是人們稱他為孫牙醫。他有個嗜好，見到了中國人就吹他的光榮曆史，從皮包裏拿出早稻田大學畢業證書炫耀。我從金田村去阿拉木圖時來回都要在柯吉達夫市等飛機票或火車班車，有時也停留一兩天，逛市場時認識了好幾位中國人（老華僑大多種菜賣菜，不管在前蘇聯的哪個城市，一上市場就能找到中國人），也知道了孫牙醫不光彩史。一次見到了他，他又拿出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證給我欣賞。分別時，我開了個玩笑，對他說：“你當過偽滿洲國的官，又給蘇聯人辦過事，現在又常常跑勝利路21號（柯吉達夫州KGB管理局辦公樓），可是三料特工啊。哪一天中蘇開了戰，解放軍打倒中亞來，你怎麽辦？趕快向西走吧。”他聽後一下給嚇呆了，話也說不出來。

我這裏要特別表揚一位老華僑的俄羅斯孝順兒子。可惜老華僑和他的兒子我都沒見過，也不知道姓名，故事是別人告訴我的。說是有位中國人從西伯利亞集中營釋放後，發配到柯吉達夫市，娶了一位帶著個小兒子的俄羅斯戰爭寡婦為妻。這位華僑年紀大了，無兒無女，和俄族妻子過的很恩愛，也特別喜愛俄族兒子，白天上班，業餘種菜，掙錢養兒子。兒子假期要旅遊，上中學後要買摩托車，他都盡力滿足。經過艱難的戰爭年月後，他兒子和中國爸爸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很愛自己的爸爸。中學畢業後兒子考上了飛行學校，畢業後當了飛行員，在某歐洲大城市安了家，娶了一個醫學院畢業的女醫生作妻子。飛行員工資高，社會地位也高，是人們羨慕的對象，母親去世後，他把中國父親接到家裏瞻養。其時中國人到處受歧視，老人俄語又說不好，翁媳間語言不通，生活習慣兩樣，兒媳對中國公公便不免口出煩言，麵帶怒容。每逢此刻，兒子便警告自己的妻子：“憑我飛行員，你這種老婆我隨時隨地娶得到，而我這個中國爸爸，走遍全蘇聯也找不到第二個。你再對我父親不尊敬，我就把你攆走。”每年夏天還給老頭子兒百盧布，叫他回柯吉達夫市看望老朋友。我在柯吉達夫時，老華僑們都要向我述說這個動人的故事。要知道，當時老華僑的妻子一般都是俄羅斯女人，生下的兒女是混血蘇聯公民，也自報為俄羅斯族。外國人是隻要父母撫養，而不贍養父母的，加上民族，語言，文化程度，生活習慣差別而形成的不同心理狀態，一般華僑父親和子女都相處得不好。老了，老華僑都孤苦伶仃地生活著，因之，這個俄羅斯兒子孝順中國老父，又有始有終的故事更是令人稱道了。

柯吉達拉甚至還有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的前蘇聯大間諜。

離金田村80公裏，離柯吉達夫市40公裏的地方有一個小城市叫蜀琴斯克，也叫浦諾沃衣，是哈薩克斯坦最好的休養城市，也是俄國殖民者在北哈薩克斯坦最早占領的據點。那裏有許多長滿青鬆，白樺和櫻桃樹的小山，山間是一個個長形的彎彎曲曲的湖泊，湖水清亮，碧藍，山坡上有一座座白色小洋房，大多是各種療養院。小城臨山環水，林間小樓處處，花香果香，小鳥鳴啾啾，蜜蜂和蝴蝶在花間起舞，景色優美極了。劉立中來此地度假，認識了何洪恩，把我和劉萬瑜介紹給了何，何給我們寫了信，我們也回信了。1973年8月我第一次獲準去阿拉木圖度假，到何的住處看望了他。我和他都能豪飲，健談，兩瓶伏特加，我們一起長談了半天半夜。因為兩年前我就從《美國之音》和《英國BBC》的中文廣播裏知道香港英國當局驅逐了一名名叫何洪恩的中國商人，是蘇聯間諜，不料能有機會和他見麵長談。我想不少中國讀者也知道此人，因為在中國出版的介紹前蘇聯KGB對中國進行間諜活的書裏也常提到此人。

我在柯吉達夫市建築公司所屬的一個集體宿舍裏和何洪恩第一次見麵時，他住的房間裏有兩張床，同住的是一位哈薩克年青建築工程師。進他房門後，何告訴我這個哈人很少住宿舍，床空著，你可以在他床上睡一晚。但是，晚上10點鍾，那個哈薩克工程師回來了，我隻好去住旅社。也許那個名為工程師的哈薩克青年其實是KGB的特務。何當時已快60歲了，幹瘦，中等偏高的骨頭架子，一口上海式的國語，會英語和日語，KGB人員找他時都用英語對話。見麵後，何對我的第一句話是：“雷兄弟，我是死有餘辜”，第二句話是：“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下麵是何洪恩對我敘說的他的驚險而詭異的故事，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大，但至少我知道，他說的參加孫立人兵變的故事全都是吹牛。

何洪恩，浙江杭州人，他母親在杭州還活著時，由一家香港銀行每月從他的存款中給她寄生活費。他有兩個妻子：中國妻子住在香港，兒子在美國留學讀博士；日本妻子住在日本。抗戰發生時，他高中畢業，流亡到了重慶，逃亡途中請一位算命先生給他算命，結淪是：“生於東南，死於西北。”現在可真兌現了。到重慶後，他考入一個軍統敵後工作訓練班。他說：“我是一個天生的間諜，不信，你看！”接著他就把自己的手和腳轉給我看。原來，此人的生理結構真有點特別：腿和手臂不動，手腕腳腕就可自由地左右上下轉動，就象安了機關一樣。後來他被日本鬼子抓住後嚴刑拷打時，比別人占了便宜。訓練班畢業，軍統派他到上海秘密收集日寇情報，沒多久組織被日寇破壞，和他一起在敵後工作的軍統人士都被關進了日寇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受盡了各種酷刑。後來傳來了戴笠的指示，全體向敵人投降，伺機待命。之後被送到日本本土，在鴨巢監獄關了2年，參加了日本軍的間諜工作，伺機把日軍在東南亞活動的不少軍事情報秘密報告了重慶中國軍大本營，並轉給太平洋的美軍，為盟軍的反攻太平洋立了功。抗戰結束時他是軍統的中尉情報官。他英語日語都會，被派到日本美國占領軍當翻譯。1948年返回上海，仍在軍統工作。何說1948年在上海某次宴會上，他和蘇聯在上海的特務機構蘇商時代書局的蘇聯特務認識了，才上鉤當了蘇聯間諜。1949年，國民黨軍隊退守台灣，他也隨軍去了台灣，仍幹老行當。何說，到台灣後，50年代中期他參加了國軍參謀長孫立人領導的兵變準備活動。我問：“你們兵變的目的是什麽?”他回答：“孫立人的兵變完全是美國政府指示的，目的是打倒蔣介石，推翻中華民國，讓台灣加入美利堅合眾國，成為美國的一個州。”我聽了心裏發笑，這是不可能的。雖然美國佬一直想抓住台灣不放，作為他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卡住中國人的脖子。可是韓戰時，美軍在中國誌願軍手裏吃癟以後，美國佬是不可能發昏到企圖兼並台灣的。而且，後來我在某些海外期刊上的文章裏讀到，孫立人兵變本身就是個“莫須有”。何說，兵變失敗以後，他和幾個朋友在高雄搶了一艘漁船，逃到了香港，從此定居香港，棄諜從商。在香港和日本之間奔忙，也很賺錢。蘇聯駐日大使館的商務參讚是一名KGB的將軍，蘇聯派駐遠東間諜的總頭腦，在一次商務活動中認識了何洪恩。何在蘇聯在中國發展的間諜名單上也赫然有名，就被再一次拉進了蘇聯遠東間諜網，何“死於西北”的人生厄運也就開始了。何說，他當了蘇聯遠東情報網香港間諜站的間諜後，受設在海參崴的軍事情報機構指揮，任務是偵探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活動。上司也曾要他去廣州參加廣交會，收集大陸情報。他知道大陸反間諜的厲害，嚇得發抖，沒有答應。所以每年他都要潛入台灣幾次。蘇聯派在香港的間諜不少，港英當局一次就在香港造船廠抓了5名中俄混血工人，都是蘇聯的走狗。何述說的他幾年在香港當蘇聯間諜的經曆很有意思，並讓人發笑。那時蘇聯的每一艘遠洋艦船都是間諜船，不管是貨輪，郵輪還是兵艦，船上都有專門的間諜設施，保持與莫斯科或海參崴特務大本營的直接無線電聯係。香港是以前全世界最興盛的情報交易市場，充斥著各國各種特務，有幾個固定的酒樓和茶館，各國間諜定時在那裏公開地做情報買賣。某諜在餐桌上或茶桌上申明我要某國某種情報，該情報的掌握者報出價錢，雙方討價還價後，現金成交。何收集到或買到情報後，就坐飛機去日本。日本港口對停泊外國輪船的碼頭管得不嚴，何混上停有蘇聯輪船的碼頭，再混上蘇聯船，用暗號與船上的特務接上關係後，用船上的通訊設備發無線電報給他在海參崴的上司，並接受指示。一次，一艘蘇聯貨輪把他悄悄帶到了海參崴，受到蘇聯軍事情報機關極隆重的禮遇，很風光了一番，有將軍陪著他在海參崴，伯力和莫斯科遊玩，日日宴會，每次宴會都有幾名將軍作陪。不過蘇聯情報部門太吝嗇，每年隻給他兩三萬美元的間諜活動費，還要一筆筆報賬。何告訴他的上司，“要報賬可以，但你們不能來香港查賬，我可以到日本混上你們的輪船來報。”蘇聯上司沒聽。1972年，一個蘇聯特務直接到香港何家裏查賬，被跟蹤的港英便衣發現了，兩個人當場落網，何說那時蘇聯派在香港的特務幾乎被一網打盡。何還說一個1962年逃來蘇聯的中國人在莫斯科間諜中心受了多年訓練，派到香港去當間諜，這個中國人一到香港登陸便直接去警察局報到，把他所知道在香港的蘇聯間諜全交待了，那一次，蘇諜也個個落網。何說他知道有一位大陸的地下工作者，在港英政府的政治司當了高官，被港英當局發現後遣送回大陸，在廣州當了檢查處處長。這是令人十分悲痛的，因為毛澤東把受中共哄動的香港紅衛兵全出賣了，那時我還在中國，在報紙上我也讀到了“香港進步青年和英國殖民政府開展鬥爭“的大篇報道。香港紅衛兵從遊行示威，貼大字報到在大廳上放定時炸彈，弄得香港人人人自危。英國政府派人在瑞典斯德哥爾莫和中國官員談判，中國官員回答說：“那些事件不是我們組織的，是香港左派人士自發搞起來的。”於是港英軍警把香港紅衛兵都抓起來了。何說在香港坐牢相當享福，比蘇聯一般人的生活還好，不過，在關進的第一年是要受到各種嚴刑的，熬過去就成了。監獄建在海邊，牢房是橡皮牆，自殺也沒有辦法，吃飯時犯人自己點菜，點飯，每天下午都可以在海灘上自由散步。在香港坐了一年多牢，港英當局把何扔到一艘行經香港附近海麵的蘇聯輪船上，被帶到了莫斯科。這一次到蘇聯和上次風光訪蘇全不一樣了，一到莫斯科就關進了KGB大牢，和他關在一起的都是在外國出了事的蘇聯派外間諜。在監獄裏天天接受審問，主審官是個將軍，有4名翻譯同時出席，兩名譯漢語，兩名譯英語。何說KGB擔心的不是他在香港當蘇聯間諜被暴露了，而是害怕他是中國間諜，用此種方式打進蘇聯情報機構的。坐監時夥食也不好，頓頓紅茶，麵包，麥片，蘇波湯。在莫斯科審查大半年後，流放到了柯吉達夫。原來柯吉達夫也是KGB流放出了事的派外間諜的基地。何剛到柯吉達夫市後，還不滿60歲，無權領養老金，派他在一家照相館上班，領KGB上尉的工資。和他在同一間照相館工作的就有曾在法國、英國當過間諜的人。其實在金田村我也認識一對開拖拉機的中年波蘭族夫婦，原來在波蘭給KGB當特務，後來KGB對他們起了疑，召回蘇聯流放到墾荒地當被監視農工。何說他拒絕上班幹活，KGB不發工資就跑到大街上拾酒瓶賣，向當局示威。KGB要麵子，給他發養老金了，每個月120盧布。何很有上海人精明聚財的本領，我們見麵時他告訴我已經存下了300多盧布了，何說他打麻將的本事高，如果讓他的在塔什幹，阿拉木圖等中國人多的地方生活，不用領養老金，光靠打麻將贏錢也可以過活。1975年10月15日我被允許解除“有條件的自由”，來江布爾生活，在柯吉達夫市乘火車時又一次與何見了麵，他還送我上了晚上10點開往哈薩克斯坦南方的火車。臨別時他對我說：“到哈薩克斯坦後我認識了幾個中國朋友，象劉立中，你，劉萬瑜，還有別人，我發現你們逃到外國後還很講民族氣節，與台灣，香港的中國人不同。“他還告訴我說，夏天他去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幹時認識了一個叫阮鬆的中國人，阮答應幫助他去塔什幹居住。後來我幾次去塔什幹看望我的好友麻明，凡我認識了的當地的中國人，都要談到阮鬆其人。原來阮是KGB派在當地中國人中的一個大暗探，凡有中國人聚會的地方都有阮氏夫婦出現。阮是越南人，在中國和蘇聯都上過學，中國話也說得不錯。他的妻子是中國女人，原來是外貿部的俄語翻譯，一次隨一個中國外貿代表團訪問蘇聯，偷偷叛逃了，KGB撮合她和阮結了婚，派在塔什幹當暗探。果然，我離開柯吉達夫後不久，何洪恩也被送到塔什幹生活了，KGB當局在市中心給了他一套三間的套房和一棟郊外別墅，請他在海關英文學習班教英文。1988年我全家第一次返國探親，在北京聽人說何獲準回中國探親，人已在上海，走在了我前頭了。我1993年最後一次和他見麵時他已得了嚴重的霍金森病，口舌手腳都不斷地顫抖。他回中國探親，在上海住的旅館就是原三青團勵誌社的招待所，是他曾經住過的地方。中國某些部門對他的接待很是客氣。回來後又去美國看望了兒子，到塔什幹後他沒有再討老婆，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小姐和他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跟他學英語，他應允要幫這位小姐。

在相識的這麽多中國人中，我還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朋友，但不同於和劉立中的關係那樣有過命運的交情。這位朋友原名馬平，逃蘇後改名麻明，河南人，來蘇時快50歲了，在開封當過小學校長，1957年成了右派。三年大饑荒中河南，安徽，四川是全中國餓死人最多的地方，50年代的中共河南第一書記吳芝圃是毛澤東最得意的學生，他的毛澤東思想學的最好，執行的最堅決，什麽小麥萬畝田，用木軌修土鐵路啊，建立第一個人民公社啊，掛紅旗拔白旗啊，都是首先在河南興起的。結果河南也就最遭殃了，餓殍遍地，河南盲流遍及中國。也就在1959年，他帶著老婆和五個孩子，全家逃到新疆，在最挨近中蘇邊界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61團場當起了農工，靠近中國西北最大的邊境口岸霍爾果斯。“文革”中他被鬥得沒有辦法，隻得拋妻棄子逃來蘇聯。不知為什麽，河南是中原之地，是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最早發展的地方，到了現代中國，河南卻成了中國最貧困落後的省份，河南人成了中國人中最不受歡迎的一部分。他們長相土氣，穿著，說話也都土氣，許多人心眼狹窄，自私自利，奸詐狡猾，在政治運動中總是最愛當打手，所以處處遭外省人白眼。1962年邊民外逃來蘇聯的中國人中，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樣多，給KGB當暗探的也是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樣多。馬明有著他的河南老鄉擁有的缺點，但也有著他的同鄉所沒有的優點，懂得人情道理，不占人的便宜，古書讀得多，我們在許多地方能談得一塊。他又極重感情，每當思念妻子兒女時就失聲痛哭，也和我的感情相通。他原來在生產隊放羊，非常認真，工資比一般牧工都高，年底還能領到300到500盧布的獎金。所以他是金田村中國人中的最大富翁，也成了某些害群之馬的中國人欺騙，敲詐的對象。他年紀大了，無法放羊，1973年我和劉萬瑜幫他搬到場部來，在我們工作的農機站當看守。

當時在柯吉達夫市住著一個1962年過來的河南汝南人，姓劉，妻子是韃坦女人。他加入了蘇籍，還當了警察局的民兵，家裏住著一個東幹族房客，是檢察院助理檢查員。蘇聯也有民兵，不過人數很少，承擔的任務也不一樣，充當警察的助手。這種人大多是行為卑劣的小人，犯了偷摸詐騙之類的小罪，警察局抓住了小辮子，不懲罰他，發給一個小紅本子，當民兵，也就是暗探，要定期向警察局報告他周圍人的不軌行為，也享受某種優待，比如亮出紅本子，坐公共汽車可以不買票，犯了小事也不害怕警察找麻煩。蘇聯老百姓都討厭這些人，民兵們也都不敢公開表露自己的身份。這個劉姓民兵原住在阿拉木圖，無正當職業，以在中國人中偷騙為生，後來混不下去了，金田村又監管了幾十個中國人，KGB就派他到了柯吉達夫市，在州裏給了一個很掙錢的職業，賣烤羊肉，是中亞人最愛吃的風味小吃，生意很好，又可以缺斤少兩，劉說他每天都能有三五十盧布落入腰包。此人常同他的東幹房客到金田村認中國老鄉，來了以後就大吹，說在州商業局工作，亮出紅本本嚇唬人，說他還是警察局的幹部，職務是專管從切林諾格拉到柯吉達夫的無國籍人。因為”文革“後逃蘇的中國人所持的都是無國籍護照，此地的中國人被禁錮一地，對外麵的事一無所知，為劉姓河南人和那名東幹小子的威風嚇倒，隻好向他們10個20個盧布地進貢。我在阿拉木圖生活過，知道這一套，也不去搭理他們。1974年秋季某星期天，劉又來了，專門問麻明詐錢。一來就帶著麻明等幾個中國人到場部商店買了一塊衣料說：“我和你們瓦裏漢諾夫區KGB特派員是好朋友，我買下這塊料子明天到區上送給他。”然後就問麻明借錢，一開口就是600盧布（按那時蘇聯的官價有1000美元之多），麻明嚇住了，找我想辦法對付。我進了麻明的房間向劉民兵說：“老鄉，我們歡迎你來農場做客。你口袋的紅本本我還從來沒見過，給我見識一下行嗎。”他很神氣地從口袋裏掏出紅本本遞過來，我看了一眼，對他說:“我俄文不行，裏麵好多字不認識，想請教一下蘇聯人，明天還你行嗎？”聽到我的話，他嚇壞了，不斷向我求情，要回紅本本。第二天天一亮就灰溜溜地走了。麻明更感謝我了，把我當作他來蘇聯後的唯一知己。

麻明有文化，又膽小怕事，KGB就利用他報告我的言行。有一次我早上上班，麻明值夜班後回家了，在值班室裏留了一本中文的俄語語法書，我一翻，裏麵有寫著麻明的筆跡的一封信，寄到柯吉達夫勝利路11號州KGB管理局的，看到以後我也裝成沒事一樣，仍把麻明當朋友。因為第一，我在農村隻有反蘇言論而無行動，蘇聯當時已經不以言治罪了，我不害怕；第二，我相信麻明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不會說我的壞話，有他的監視，KGB會對我更放心，我反而更加安全。1976年，他和其他金田村漢回人遷到齊本肯特州的“日出農場”，還在那裏當看守。1977年我帶著新婚妻子李巧雲去看望他，他極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還送我60盧布的禮金和一件風衣。以後他又來江布爾在我家玩了幾天。“日出”農場離塔什幹市隻有幾十公裏，70年代末他在塔什幹和一位中俄混血寡婦結了婚，遷居塔什幹市，入了蘇聯籍，還買了棟帶花園的小房，之後又離婚了。1992年把他在中國的老妻和女兒馬金鈴接到了塔什幹，我也曾兩次帶著妻女去看望他們，接他女兒來我家做客，給老嫂子和小侄女都送了點錢，以回報他對我的友誼。離今快6年了，我沒法去塔什幹看望他們，相互間也沒有通信。前兩年，聽塔市的中國朋友說，他們老兩口都還活著，女兒回中國了，但很快會再來和他們團聚。

金田村監管著80來個中國逃來的少數民族人士，有4位回族，即東幹族人，和漢人是團結的，宿舍也在一起。有6個蒙古人，之中有一個當過兵團邊境農場畜牧連長。6名蒙古同胞中隻有一個叫桑布的是個壞蛋，和維吾爾壞人勾結一起專門以欺負漢族人為能。其他幾個隻是喝酒，喝醉了在集體宿舍前用哈薩克話罵大街，對我們尚算友好。他們極懶，不出工，常常麵包都沒得吃，在他們挨餓時我也常常送給他們幾個麵包幾斤凍魚。可是就在我離開金田村的那個冬天，為爭奪一個哈薩克姑娘，他們把一個新來的漢族年青人暗殺了。一個蒙族同胞告訴我，他們是結夥騎馬衝過邊界逃來蘇聯的，帶頭的是某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的中共黨支部書記，名字忘掉了，此書記還帶著他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妻子卻在途中走失了。KGB很看重他，把他們全家安排在江布爾州的恰巴也夫農場，很快被批準加入蘇籍，兩個兒子都入伍當兵了，休假時他們幾個蒙古人常去看望他。此人的牛皮可大了，一見麵就吹噓：“別看我在農場放羊，誰都看不上，可是我是KGB的大尉，每年都要去中蘇邊界，穿著大尉銜軍官服，可神氣了，蘇聯邊防官兵見了我都得向我敬禮。我也常化妝成中國牧民，混進邊界線中國那邊打探消息。”1976年某天，州公安局傳我去登記戶口，在接待室裏見到了此人，大個子，挺精神的，漢話說的極好，主動向我打招呼，說自己已離開恰巴耶夫農場，搬到另一個離城市近的郊區農場住了。大概出於KGB的有意安排，後來再沒有見到此人，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消息。

中國流亡者中的大多數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在新疆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當局人為地製造了許多民族隔閡，在各民族內部，各民族之間挑起各種矛盾，叫漢族人去反對少數民族的地方主義，又嗾使少數民族人去反對漢族人的大漢族主義。鬥爭台上彼此楸鬥。如果說中共掌政前的中國人是一盤撒沙的話，那麽中共掌政後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中國人更變成一堆隻能互相碰打的卵石了。此種歪風當然要帶到逃蘇的中國的各族逃亡者中來。在金田村的80多名流亡者中，中國來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自認他們和哈薩克斯坦的本地民族地域相連，語言相通，宗教共同，有些人的先人還是十月革命後逃亡中國的，逃蘇便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是蘇維埃政權的忠誠分子，和漢人一見麵就用威脅和諷刺的口吻說：“在中國你們壓迫我們，我們逃來蘇聯了，你們又跟來了，我們要認真摸摸你們的底，看看你們到底是幹什麽的。”他們愛喝酒，一喝醉就來找我們打架，事情鬧大了，農場警察局特派員或區警察局知道了，都偏向他們，漢族人有理也變成無理。在那裏，我們生活在恐怖中，白天呆在幹活的地方，晚上一進宿舍就把門上的幾個大鐵鉤扣起來，足不出戶。

我們幾個漢人在金田村給80多個賤民做了件大好事：我們這些中國人，不管什麽民族，除了被批準加入蘇籍的，拿的都是“無國籍護照”，應當作外國人看待。蘇聯法律規定外國人是不交納占工資總額百分之六的無子女稅的，而他們多少年來一直在扣交。我們在第一個月領了工資後發現了這一點，寫報告給州政府，政府下令全取消了，大家都受益。但是少數民族中國同胞並沒有想到要感謝我們，當地政府又把我們記恨上了。

少數民族人士中有兩個壞頭頭，一個是前麵提到的蒙古人桑布，另一個是維族人木哈江，兩人都在麵包房燒鍋爐，不過桑布隻是個打手，而出謀劃策的都是木哈江。此人獐頭鼠目，一臉奸相，陰毒極了。KGB和警察局最害怕中國流亡者的團結，在我們中間極盡挑撥離間。算了吧，都是中國同胞，都流放到異國他鄉，內部鬥毆的小事就用不著多寫了，何況一些有文化知識，見過世麵，懂道理的少數民族同胞對漢族人還是友好的。有一位在生產隊放羊的哈薩克同胞，當過博羅縣一人民公社社長，常當麵指責自己同族人不懂事，受人利用。每到場部辦事，他不住自己同族人的房間，而住在我們的房間裏。還有一位叫謝力甫的哈族同胞，在塔城縣當過醫生，逃蘇後也通過了醫生資格考試，可農場當局不讓他從醫，派他到木工房鋸木頭，一次機器出事，把右手的4個指頭都鋸掉了。他一直對我當知心朋友般地訴衷情，道不滿，我們受欺負時還把我拉到他的房間內保護起來。不過，農場的大部分非伊斯蘭民族都對漢人很友好，認為真正的中國人是愛勞動，講文明的優秀民族。在我們挨打時，隻要他們看見就上來幫忙。發生一次打架，總會有幾天緊張期，我們就分別在俄羅斯或德國人朋友家裏躲藏起來。在我離開金田村後不久，木哈江和桑布兩個壞頭頭都死掉了，天道有眼，壞人總會受到天譴。

談到死亡，在我知道的中國逃亡者中不正常死亡是經常發生的。比如生產隊的一名維族同胞，還是霍城縣人，盲腸發炎，送的到區醫院動手術，卻給本地醫生割死了。前述的那個漢族青年給人暗殺了，我的哈族朋友謝力甫也不明不白地抓去坐了牢，出獄後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在“日出”農場，兩個漢人在公路上騎摩托車行走，被後麵的本地司機開的大卡車壓死。一個從陝西安康逃過來的人在城裏找到了對象，想遷離農場進城結婚，區警察局不允許。他一氣之下，放火燒掉了自己買的房子，然後投河自殺。諸如此類的慘事，不時能聽得到。

《夢想新中國》

我不厭其煩地寫了這些事，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有多麽大的重要性或價值，而是希望通過我的親身經曆和親見親聞，為國內同胞更多了解流亡在蘇聯的這一群同胞，提供一些往往並不為人知的真實材料，並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我往往會想到，為什麽在擁有960萬平方公裏之大的中國，我們卻沒有立足之地？為什麽中國的鄰國和港澳台灣到處充斥著中國逃亡者，為什麽流落到異國他鄉的中國人到處受欺辱，被勞役，慘死外國？在零下50度嚴寒的漫長冬夜，我常常徹夜失眠，我痛苦地思索著。我夢想中國能出現一個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力量，有一個真正愛護自己百姓的政府，使中國人能在自己的家園安居樂業，炎黃華胄再不流落異國他鄉。我夢想這樣的新中國，在1973年和1974年的兩個冬天裏，我寫了一部《夢想新中國》的書稿。我引用了屈原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書稿扉頁的題詞。

中華立國五千年，中華文化綿延五千年，漫長而修遠，獨立而綿延，從未中斷。在中國文化中，當然飽含著優秀的成分，但又充斥著專製王朝吃人的文化因素。朝代更迭，爭位奪權，造反砍殺，視民命如草芥，其次數之多，規模之大，奪權者和掌權者手段之殘酷，屢屢見到。中共在奪權戰爭中和在執政後製造的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中，又把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優良的部分，如儒家倡導禮儀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墨家主張的兼愛，道家尊奉的天人合一，無為而治，佛教講究的善惡因果報應，普渡眾生，都掃蕩得一幹二淨。就象鄉下老百姓所說的那般：聽毛主席的話，就是要作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事。時刻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一個權字，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階級鬥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成了中共治國的最高標準。中國大地上不僅有有形的長城，還有一條無形的長城，隔絕了外來的先進文明，把長城之內的廣大中國變成了一個大染缸，一個曆史大垃圾堆。馬克思主義的合理內核被染成領袖獨裁和執政黨的專製，民主和科學被染成獨裁和荒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便染成聖旨一家，一臭熏天。終於，在“文革”中，中國古代所有荒政現象都出現了，諸如的皇權專製獨裁，藩鎮專政，後宮（江青）幹政，宦官掌政，用閉關鎖國再加上外國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列寧斯大林等恐怖獨裁主義，天主教的排斥異端主義，恐怖主義，都屬於此類。給黑幫分子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剃陰陽頭都是從希特勒那裏學來的。1973年以後，批孔批林，又喧嚷神州大地，電波裏傳來了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的批判文章，聽了真叫人毛骨悚然，心膽俱裂。祖國的沉淪，時刻刺痛著我的心。我真盼望中國人民高舉民主，科學，改革的大旗在中國土地上來一個曆史大掃除，砸爛大染缸，把古今中外的曆史垃圾堆全清除掉。書稿裏我提出了要重新樹立治國思想，首先實行我國傳統的儒家仁政，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作為施政的唯一依歸，用孔夫子的“仁者人也”，孟夫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作為執政的第一指導思想。全麵實行法治，用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和美國獨立戰爭時的《獨立宣言》定為製定憲法和法律的指導思想。當代中國最大的悲劇是中國人不能和世界聯係起來，應該加快中國的全球化過程，盡早融入世界。當務之急：第一個就是軍隊由黨有變成國有，中國軍隊隻有保衛國家安全和幫助重大自然災害兩項職責，決不能幹預政治。第二，解散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中國的曆史大倒退，公社的農民比農奴還不如，五類分子的地位更在奴隸之下。劉立中常和我發表笑談，說：“西方國家如果要整共產黨，不要抓他們，關他們，把他們都放在中國來當人們公社社員就行了，隻要一年，全世界的共產黨都會自動消失。”我也回應說：“要整吳芝圃，曾希聖，李井泉，康生這些奸官、惡官，不要抓他們，判他們的刑，隻要送到人民公社當社員就行了。”第三，恢複《共同綱領》，真正實行。要達到上述目的，中國必須徹底改造，而改造的手段，再不能是革命而隻能是改革，即大範圍的改良，從上而下和從下而上相結合的改良，前者是決定性的。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吃革命的虧太大了：革命帶來的是暴力，混亂，破壞，和在革命的旗幟下更徹底的強暴的專製。義和團的反帝革命帶來了八國聯軍，中國己被瓜分，20世紀開始的三次大革命——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和共產黨奪取政權的22年武裝革命，都取得了“勝利”，但勝利換來了什麽？是三次大暴政：袁世凱稱帝和北洋軍閥專製，國民黨一黨專政和1949年後“秦始皇專製”，後來者居上，一次比一次更血腥，對國家的破壞更大。三次武裝革命一共曆時25年，四分之一世紀的革命帶來的是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破壞，混亂和專製。我們的經濟倒退了一個多世紀，還使我們喪失了超過百分之二十的領土。19世紀下葉以來，全世界最熱衷於革命的國家是歐洲的俄羅斯和亞洲的中國。俄羅斯人用了一句話形容俄國革命的下場：“阿芙樂爾巡洋艦的一聲炮響，帶來了世界的70年混亂。”中國老百姓受革命之殃是太大了，我們隻需改革。和平的，合法的，不屈不撓的改革。孫中山先生早已看到了這一點，《總理遺囑》全篇諄諄教導國人的是改革，是“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是貫徹《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不久前，我從外電中聽到了李澤厚，劉再複兩先生的大文《告別革命》中的部分內容，我是十分讚同的。新加坡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快，政治治理最成功的國家。他的獨立是在議會的和平表決後得到的，是李光耀先生在馬來西亞國會中24小時滔滔不絕的雄辯中得來的。泰國和馬來西亞也是用和平的改革取得經濟成功的。而我國台灣的政治，經濟進步讓外人對中國人刮目相看，也沒有動過一兵一卒。我也欣賞孫中山先生的訓政，訓政也是改革，是要政黨，官員和民眾都得到民主訓練，養成民主習慣，培成民主大潮才能形成民主製度的。不是誰訓練誰，是要舉國上下都在和平的，法治的改革中都得到訓練。而沒有訓練的民主，如印度的血腥選舉，腐敗政治，菲律賓的全民投票選總統，而選不出好總統，這都隻是徒有民主之名而已。我們要用全民愛國主義，用中華民族最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來振奮中國大眾，創造出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國防強大的新中國來。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算做了件大好事，把恢複中美關係的大門打開了。我熟悉中美關係的曆史，也熟悉中俄，中蘇關係的曆史。1840年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和日本競相侵略中國的狂潮中，美國是唯一沒有下大勁掠奪中國的西方強國，它沒有發動侵華戰爭，沒有強占中國一寸領土，也沒在掠取租界，相反地，在每一次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曆史關頭，美國都幫助了中國，甚至挽救了中國。這些都是曆史：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列強要瓜分中國，美國提出並堅持了“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對華政策，製止了列強瓜分，保持了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中國能夠繼續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占領了我國青島，控製了山東全省，1921年美國提議召開的華盛頓會議，簽訂“九國公約”，迫使日本鬼子退出山東和青島。1937年日寇侵華戰爭全麵發動，特別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美國在經濟，軍事，人員各方麵，全麵援助了我民族自衛戰爭，多少美利堅優秀兒女的鮮血灑在了中國的土地。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即大力培育中國留學生，退回“庚子賠款”幫助中國發展教育（這裏要著重說明的，“八國聯軍”中的六個侵略者都把庚款退回了，而俄國和日本卻沒有）。中國的清華，燕京、協和，湘雅，華西這些世界第一流，也是今日中國第一流的大學和醫學院都是美國在中國土地上開辦的。沒有美國培養的中國科學家和學者，也就不會有中國現代化的科學與文化。1972年尼克鬆總統訪華和以後的中美建交，大大幫助了在當時中蘇對立中嚴重處於不利地位的中國一方，又在嚴重曆史關頭美國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幫助。相比之下，俄國和它的繼承者蘇聯，同倭寇一樣，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是侵略中國的最大受益者，在清朝全盛時期，我國版圖有1200平方公裏的土地，現在隻剩下900多萬平方公裏了，失掉的領土之中的絕大部分是俄國人搶走的，因為外蒙也是在蘇軍占領了幾十年之後強迫中國接受它獨立的。十月革命硝煙未息，列寧和斯大林就向中國開刀，武裝占領外蒙，挑起中東路戰爭，特別是把外蒙從中國領土上分割出去，是斯大林遵循的列寧遺願實行的。列寧說，中國總有一天要強大，強大後與俄國開戰，中國軍隊從外蒙出發，一下子能把西伯利亞鐵路切斷。所以，從50年代開始，我從不認為列寧是什麽國際主義的革命家，而是一個繼承沙皇遺誌的大殖民者。1945年8月日本已決定投降，蘇聯紅軍乘機占領東北，大發戰爭財，俄國兵在東北奸淫燒殺，一點不輸給日本鬼子，他們把東北的地皮刮光了，連鐵路上的鐵軌都搶走了。我親眼看到，直到70年代，某些蘇聯工廠裏車間主任保護的最珍貴的車床還是“滿洲株式會社”生產的。所以，在真正的民主製度還沒有在俄羅斯建立起來以前，中國要與俄國結盟，將同當年的中蘇同盟一樣，會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民族災害。

公道自在人心，1949年後，政府要中國人民“親蘇”，“反美”，學習和歌頌“蘇聯老大哥”，“輕視”，“蔑視”和“仇視”美國，為此不知把多少人打成“美國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反蘇分子，多少人被槍殺，勞改和被迫自殺。幾十年來，我國對美國的敵對，是對世界上最先進的科學和技術的敵對，對民主和自由的敵對。反美和親蘇，是造成當代中國貧困落後的主要原因。當然曆史時刻在變化中，二次大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冷戰結束後的對華政策，有許多是錯誤的，是損害中國人民利益的。在本書後麵的章節裏，我也要著重提出我的看法。

《夢想新中國》開始寫於1973年冬天，1975年我遷居江布爾後，最後完稿，有五十多萬字。也不知是哪個耳報神向KGB匯報了我，定居江布爾後，KGB撒沙少校幾次從阿拉木圖來江布爾找我，要我把書稿交給他們，還答應給我出版，我都婉言推脫掉了。1976年9月，收音機裏傳來了毛澤東去世的消息，我一想，毛澤東過世，中共也許會返回正統的蘇式社會主義軌道，中蘇友好可能恢複。如果KGB把我交回中國，這本書稿將成為我最大的反動罪證，而且，我的個人心語，怎麽能讓他們看見。當晚，我忍心把厚厚4大本書稿撕成一片片，在煤氣爐子裏燒掉了。

還記得在《夢想新中國》的結尾我題了兩首詩：“窮史究經竟如何？白日說夢夢話多。想來仰頭向天笑，懵懂糊塗醉安樂。” “粉墨春秋學周郎，居然生旦淨醜行。何期再演心頭戲，大向人間哭一場！”我還是有一絲自知之明的。

沉重的勞動和無休止的迫害

讓我們再回到我4年流放生活的實錄上麵來。我和劉萬瑜1972年3月初被押送“金田村“，在農場農機修配廠上了一個月多的班。4月中旬，農場警察特派員突然通知我，阿拉木圖KGB傳我回阿拉木圖去，原因不知道。我原來的無國籍護照在出逃伊朗失敗後讓KGB沒收了，特派員用村蘇維埃的公章給我開了一張通行證，叫我先坐班車到柯吉達夫市。劉萬瑜以為我要脫離流放的苦海，高升到阿拉木圖了，送別時抱著我親吻說：“要離開這個地方，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自己心裏卻明白得多，不會有這種好事的。到柯吉達夫一下汽車，州KGB的人接著我，給我一張飛阿拉木圖的飛機票，三個多小時後抵達阿拉木圖，撒沙少校在飛機場等我。他先把我送到列寧大街後麵平房區一戶人家住下，給了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每天5盧布，共150盧布。房東是俄羅斯人，退休的老兩口子，和我剛到阿拉木圖後寄住的那老兩口完全不一樣，說話很刺人。當晚我洗澡換了衣服，襯衣在行李袋裏揉皺了，借他們的熨鬥熨一下，老太婆便嘟嚕地說：“你們中國人也講摩登。”老頭子說話一開口也是：“我們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是最講人道的民族，1945年我們解放了旅順，大連，交給你們中國人了，你們還反對我們。”我真受不了諸如此般反複不斷的窩囊氣。第二天，哈薩克斯坦KGB的那位中國話說的好，有學者風度的付主席來談話，說：“雷同誌！你來蘇聯後犯了幾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還是想重用你，準備把你介紹到莫斯科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去當中文編輯，你現在主要的任務是學好俄語。”過一兩天撒沙少校和另一個哈薩克族翻譯都來對我進行視察，反反複複說著同樣的話，叮囑我：“現在就看你的表現了。”有一次還要我寫一篇評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關係及中美關係的文章。前麵我已提到過，我一進入蘇聯就從他們給我的小冊子裏認識了“和平與進步出版社”，是一家專門印行蘇聯宣傳自我和反中國書籍的出版社，我死也不能到那種地方去，卻又不好大明大白地拒絕。我想，隻有用“表現不好”的法子才能推脫。房東老兩口子不喜歡我，我對他們更反感。正好劉立中住的房子離這裏隻有兩站路程，我便晚上住在他家，不回來。而劉萬瑜和李廣諱以為我到阿拉木圖當官了，有本事幫他們離開柯吉達夫，在我到阿拉木圖不到兩個星期，他們就自己跑來了，通過劉立中找到我要我給他幫忙。結果是他們前腳到，KGB人員後腳就把他們又押回柯吉達夫了。劉立中見到這種不顧我安危的做法也很生氣，批評他們說：“你們也太不體諒雷光漢的處境了，他還沒安頓下來，你們就跑來找他，不是硬要把他拉回柯吉達夫嗎？” 我心裏在生氣之餘也暗暗地有些欣慰，我是寧肯回金田村也不去“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做反華工作的。

在阿拉木圖的兩個多月，還有兩件事值得記下來。一是我第一次聽到了中文現代流行歌曲，也就是搖滾歌曲。原來在中國，我就聽說了國外興起了一種全新的音樂，用電子樂器伴奏，歌唱者一邊唱一邊扭腰，當局稱之為“阿飛歌曲”或“扭屁股舞”，是被禁止的。到了蘇聯，正是這種新音樂剛剛興起並大行其道之時，年青人一聚會就打開錄音機，一邊唱一邊跳。提著個手提錄音機在公園裏或大街上一邊走一邊聽是年青人最向往的摩登，也是炫示富有的方式。我一聽到流行歌曲，第一個印象是“野性的呼喊”或“力量的呼喚”，後來發現不僅有力感，樂曲和歌詞也都不依常規，不講究和聲對位，也不講究歌詞的典雅，是自由的旋律，突破了各種傳統的常規的生活牢籠的呼喚，我也喜歡聽它了。徐英斌認識一位住在阿拉木圖的混血女人，姐姐嫁給了一位畢業於北京醫學院的新加坡華僑學生，回新加坡定居了，邀請她去新加坡探親，經過蘇聯政府各種複雜而曠日持久的審批，批準去新加坡兩個月，回來時帶了兩小盒流行於台灣，香港，新加坡的中文現代歌曲錄音帶和一架日本產的小錄放機。徐英斌把他一個夏天在郊區種洋蔥的所得，買了一架有小皮箱大的蘇產收錄機，把那兩盒錄音帶轉錄了，提到劉立中家放給我們聽。一聽到有點中國味的流行音樂旋律，一聽到中國歌手的呐喊，和鄧麗君如泣如訴的心曲傾瀉，我簡直震動了，心和身子都顫抖。劉立中有一架帶有電動留聲機的大收錄機，去錄音社轉錄了帶子。以後，一到休息天，我和劉立中打開留聲機，身心沉浸到現代中國音樂中。樂曲中還有一首流行歌曲化了的黃梅戲《江山美女》，唱的是《梅龍鎮》的故事，李鳳姐罵皇帝，大快人心，聽後有《老殘遊記》裏描寫的老殘聽了王小玉說書後的那種感覺：像豬八戒吃了人參果，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孔孔舒暢。

5月份的一天，哈薩克族翻譯來我處視察，破例地帶我到列寧大街一家小飯館吃飯，巧遇了另一個年輕中國人，由一位俄羅斯小夥子陪著，介紹說叫陳岸勝，四川人，還不到20歲，逃來蘇聯才兩個月。他很矮，不到1米60，大四方臉，大嘴巴黑皮膚稀牙齒，不能給人一個好的第一印象。這個陳岸勝後來也分配到江布爾生活，可憐的馬曬妹嫁給了他。分手時陳告訴了我他寄住的地方，距我的住處不到一公裏。哈薩克翻譯要我常去和陳岸勝見麵，一起玩玩，看陳到底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我去看了他三次，他說他是四川涪陵人，孤兒，“文革”時是一派造反派的頭目，搞了不少打砸搶的事。現在清理階級隊伍，抓壞頭目，他逃到新疆找他一位從軍隊退役轉業到新疆生產兵團農場當連長的哥哥，也待不下去，又逃到蘇聯。他又是一個牛皮大王，吹噓“文革”時手下有上百人的武鬥隊，說是來蘇聯後準備寫一本書，叫《十萬個為什麽》，要向毛澤東發出10萬個問題。其實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到小學四年級。不過KGB很看重這樣的年青人，原因是他們在中國的社會關係不多，又年青力壯，活動能力強，是派遣去中國間諜的好對象。陳岸勝於是占了點小便宜，沒有進國際集中營。後來我直接告訴翻譯“陳岸勝言語無味，麵目可憎，不想再見他”，他們也沒勉強我。我曾向陳說了沙俄和蘇聯侵略中國的曆史，流亡蘇聯的中國人的悲苦處境和KGB是個什麽樣的組織，要他學會自我保護。大概陳也把我這些話也匯報上去了，因為少校撒沙幾次訓我：“你一天到晚罵大街，這可不行！”他們不厭其煩地勸說、利誘、甚至厲顏厲色的警告我，要我聽他們的話，好好與他們合作，到“和平與進步出版社”去，並加入蘇聯國籍。後來我實在沒法子搪塞了，隻好明明白白地正告他們：“我死也不當外國人。”為了表示與他們對著幹，幹脆，我全搬到了劉立中家住。我的“表現”實在太差，他們已對我徹底失望，不再找我了。一晃到了6月中旬，一個翻譯通知我明天去KGB辦公室，領飛機票回柯吉達夫金田村。我準時去了，又叫我3天後再去。阿拉木圖天氣暖和，6月已經有了不少新鮮蔬菜上市，我用節餘下來的生活費買了一皮箱黃瓜和幾把韭菜，給金田村的中國朋友們帶去嚐新。第三天上午，一個我隻見過一兩麵的俄羅斯族翻譯把我送上了返回金田村的飛機，見我提著一皮箱蔬菜，嘲笑說：“你老是給中國人幫忙，中國人有幾億，你幫得了嗎？”KGB最忌諱中國人有集體行動，哪怕是一個人的行動能代表某個其他中國人的。飛機在卡拉幹達停留，上來幾位乘客，其中有一個金田村我熟悉的哈薩克人麵孔，坐在我旁邊一排座位上。

就是這樣，我是寧可永遠幹體力活，也不肯到莫斯科坐辦公室從事反對我的祖國的工作，回到了金田村。第二天，我就到農機站上班了。春播已結束，要準備秋收的機具，我們每天的工作便是保養和組裝收割麥子和玉米的康拜因，打草機，捆草機，和電焊切割舊機器，完成廢鐵上交任務。當時的蘇聯，機械化是相當到家的，幾乎每一種勞動，包括切麵包和土豆都有機器。機械每年都是由政府農機部門分配給國營農場，農場野外基地上就到處堆滿了各式新的半舊的和舊的農業機具，也就是到處都是“廢鐵”。俄羅斯人或者蘇聯共產黨人是世界上最吝嗇，最刻薄，最不講信義的人，他們大量浪費農業機器，而和第三世界國家做生意，常常是把舊機器重新油漆，當新的賣出去。我們中國就上過不少這樣的當。好幾次站長要我們把一些半舊的康拜因，拖拉機認真油漆一新，把零件擦拭幹淨，據說就是用來向蒙古和阿富汗出口的。

到了10月，秋收開始了，開康拜因的司機，運小麥的卡車和司機，曬麥場上忙活的都是從城市裏來的工人和部隊士兵。本地農工隻是帶路的向導。這下農場可熱鬧了，本地的小媳婦，大姑娘，常年不接觸外人，一下來了這麽多小夥子，可把他們高興得發瘋了，整個村子都變成紅燈區。秋收一完，總有幾個小媳婦，大姑娘失了蹤，跟外來人跑了。在與我們集體宿舍並排的小平房裏，原來住著一對20幾歲的年輕夫婦，是烏克蘭來的支邊共青團員，有一個5歲的小女孩。丈夫開拖拉機，妻子季娜在食堂做飯，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之一。1973年秋天，一支來自高加索的部隊到農場幫助秋收，帶隊的是個少校軍官，40幾歲了，把季娜勾引上了，叫她和丈夫離婚，說秋收一完就帶她去高加索當官太太享福，燎得季娜高興的心發火起泡，把丈夫趕到集體宿舍，自己和少校同居了。丈夫一氣之下回了烏克蘭，部隊回去時少校把季娜的家具衣服裝了一卡車，帶著她走掉了。不料兩個星期後，同一輛卡車又把季娜和她的女兒送回了農場。她向鄰居哭訴：“一到部隊住地，見不到少校的麵，他有老婆兒女。他的老婆和女兒把我打了一頓，趕回來了。”這時，季娜的丈夫沒有了，房子也沒有了，女鄰居又氣得把她罵了一頓，她隻好帶著小女兒坐上同一輛汽車回了烏克蘭老家。

秋收還沒完，北哈薩克斯坦草原已是冰封雪蓋，氣溫冷到零下30度。第一次遇到如此寒冷的冬天，農機站沒有廠房，都是室外幹活，我和劉萬瑜實在無法忍受。站長是楚瓦什人，他們夫妻對我倆非常友好，她妻子養了幾頭大肥豬，一宰豬就叫我們去幫忙，之後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他可憐我們沒法度過第一個嚴冬，幫助我們調去農場十年製中學燒鍋爐。燒鍋爐十分累，一個人值班一晝夜，每隔20來分鍾要用大鐵鍬往爐子裏添一次煤，一晝夜要燒一噸多煤炭，全要用手推車從20米外的煤廠推到鍋爐前。下午4點接班，首先得推煤兩個小時。推煤時，在零下30-40度的寒夜，大汗把內衣全濕透了。全部工作時間都呼吸著煤灰煙塵。校長是個哈薩克人，吸血鬼，除了撈錢外什麽本事也沒有。他對我們用如此沉重的勞役換來的一點微小的工資也要貪汙一半多。按規定鍋爐工一個月工資是150盧布，他卻按天數計算，每個月隻算28天，一天三個盧布，還要扣別的錢，一個月給我們的工資就隻有60個盧布了。蘇聯每個單位的頭頭都是吸血鬼，以猶太，哈薩克人和朝鮮人為最，是連遮羞布都是不要的。一次清早7點，鍋爐出了毛病，我去他家找他，是一棟獨立的小洋房，進房後看見房間裏各式家具齊全，可是他和老婆，兒女卻不睡床，客廳裏鋪著一張大地毯，全家睡在上麵。我出來後大笑了，接受文明生活多困難啊！不過燒鍋爐也有別人不能得到的好處，就是安靜。門一關，無人敢來打擾，可以遠離木哈江，桑布之流，用不著夜夜提心吊膽。還有就是暖和，時時有熱水，可以天天洗澡洗衣服。特別是鍋爐房裏有一間小休息室，裏麵床鋪、桌子、電爐齊全，還給換被褥。加完了煤就可躺在床上休息，特別是晚上10點鍾睡覺後。隻要保持暖氣管的水是溫的，不至於凍壞管子就行了，可以一個小時加一次煤。靜靜的長夜，溫暖的房間，我打開收音機，從世界各地的電波中尋找溫暖的慰藉。

我的語言能力很差很差，在新疆10年，我學不會維語，來蘇聯快3年了，俄語還說不好，沒有閱讀能力，在這漫長的歲月裏，幾乎與世界完全隔絕了。災難性的“文革”在我多災多難的祖國土地上又造了多少孽？我的心被咬噬著，卻無法知道。北哈薩克斯坦草原是世界上最平曠的草原之一，海拔高，離中國又遠，幹擾不到，大概是是世界上收聽無線電廣播最好的地方。從阿拉木圖回來領到第一個月工資後，花了120盧布買了一台蘇聯最好的“海洋”牌半導體收音機，有4個短波，收聽效果極好，幾乎每天24小時都收得到國內和台灣的廣播。從下午3點開始，各種外國電台的漢語廣播就開始了，《美國之音》每天11個小時，從下午3點到晚上12點，早上重播。英國BBC有3個小時。從“科隆發音”的“德國之聲”每晚有一個小時，日本NHK，澳洲廣播電台，還有新加坡的，印度的，土耳其的，南北韓的，蒙古的，後來阿爾巴尼亞的反修漢語電台也加進了大合唱，更不用說莫斯科電台與“和平與進步廣播電台”了，每天喋喋不休用極難聽的腔調滿口胡說十幾個小時。電波給我帶來了安慰，帶來了知識和力量，也帶來了無窮的憂思。陳伯達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好些大紅人先後進了牢房。林彪夫妻摔死在外蒙溫都爾汗。王洪文當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當了常委，開始了“批林批孔”。中央台不斷播放著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文章，聽了叫人心驚肉麻。終於，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了，建立了新的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領導班子。英國BBC抑鬱地報道：“一個90歲的委員長（朱德）任命了一個75歲的總理（周恩來），75歲的總理又任命了一個75歲的國防部長（葉劍英），他們又共同拉了一個71歲的人（鄧小平）來當接班人。”誰知道這位71歲的接班人也是好景不長，不久又在批鄧潮中打倒了。祖國啊，你就會如此無休止地亂下去嗎？我還知道一個蘇聯間諜在北京郊外和蘇聯駐華使館人員交接情報時落網了。台灣的廣播水平不高，反共八股叫人反感，特別是有一個反共專家教授，每天都教授人民如何去當特務，破壞公路電信，水電，輪船，太下作了。不過，對大陸的消息的報道卻屬它最快，最詳實。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我就是首先從台灣電台中聽到的，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文件，概括，精確，深刻地道出了中國現政權的本質。至今我記著其中的一些句子：“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擊另一股力量。他曆次革命的對象都是中國人民，首先是軍人，二十多年來在他周圍象走馬燈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他把國家機器搞成互相傾軋，互相殘殺的絞肉機。他連自己的兒子也不放過，把他逼得發瘋。他以馬克思主義之名，行社會封建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之實。借馬列之口，執秦始皇之法。國民經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缺衣少食。幹部下放五七幹校是變相失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實在是寫得好，和唐朝徐敬業造反時駱賓王寫的《討武（上明下空）檄》有異曲同工之妙。從台灣的廣播中我還知道了70年代台灣經濟的全麵起飛，1973年平均國民所得隻有466美元，兩年後即猛增至760美元。50年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把地主資本成功地轉移成工商資本。在台灣電波裏我聽到了鄧麗君的現代歌曲和師義桂的世界古典名曲演唱，還聽到了久違的京戲《汾河灣》《龍鳳呈祥》和《武家坡》，知道了著名國畫家張大千旅居巴西，住所是中國式庭院，全家都說國語。他的小孫女也常說：“我要回中國，我是中國人，我一定要多知道一些中國的事.”1975年4月5日電波傳來了蔣中正因心髒病不治逝世於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的消息，享年85歲。我和劉萬瑜都很悲傷。我始終認為蔣公是位偉大的愛國者，隻不過不是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缺乏現代政治經濟思想，為人又不太奸詐，不斷受到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和毛澤東的愚弄。他的固執和輕率使他丟棄了大陸，把我們這些中華民族的子孫丟進了刀山火海，欠了我們的帳。不過，到台灣後他終於痛定思痛，接受了教訓，保住了中國這片和平土地，政治和經濟也都走上了正軌。我用白布剪成小白花，和劉萬瑜兩人佩帶了一星期，別人好奇地問，我們也不回答。在我們宿舍內側門邊，我們貼了一副用白紙寫的長對聯，全聯忘了，隻記得幾句：“北伐三載，抗戰八年，滄海浮屍，荒野埋骨，終保全我金甌無大損。”不知道是哪個中國人告密了，農場警察特派員來要我撕掉，我拒絕了，回答說：“我沒有貼在門外麵。”後來也沒再找麻煩。

我很喜歡澳洲電台的文藝節目，每天都有聽眾點唱，在“懷念的旋律”中播送各種舊的中國名曲，如《五哥放羊》特別是“金嗓子”周璿和鼻音歌喉吳茵茵唱的歌，崔萍和劉詠唱的《南坪晚鍾》《林黛玉葬花》《送君》《我有一段情》……那些如泣如訴的歌聲，喚醒了我逝去的回憶，把我帶到了遙遠的童年和遙遠的祖國。每周的“星期劇院”和長篇小說連播也都十分精彩。我聽了長篇小說《海那邊來的人》和四川作家郭嗣芬的《雲霓》，聽到了流落在美國鄉下的中國留學生的朋友對他說的這句話：“祖國有如慈母，隨時張開臂膀擁抱她從海外歸來的兒女們。”我聽了以後大哭，我的祖國，我的大陸，什麽時候才能張開臂膀喚我回去呢？《雲霓》裏男女主人公在家國之亂中發生的纏綿哀思的故事十分動人，這本書後來拍成電影了，主題歌《望白雲》中的一些句子至今還深深留在我的腦海：

“望白雲，你有多少愁？望白雲，你有多少憂？流水流不盡，寂寞藏心頭，故鄉望不見，隻是一場夢。遮住了歡笑……”

在那些年代，各海外電台傳送的台灣同胞，海外中國同胞思念家鄉，哀我中華的情思深深引起我心底的共鳴，給了我希望和在苦難中還能生活下去了的力量。我在台灣，美，英，德，澳各國中文台波段上都用紅筆劃上了記號，如果哪一天要把這台小收音機送到台灣華僑博物館（如果有這樣的博物館的話）作為紀念保存起來，也是很有意義的。那些年來，台灣廣播所宣傳的中華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精神都遠遠勝於大陸。我沒有想到，今天陳水扁，呂秀蓮這些台灣的新貴們卻絞盡腦汁要把台灣和中國分割開來，連自己是中國人也不承認了。

英國BBC的廣播節目簡練，詞語精當，中文文字水平高極了，而且播音員都持著中國人的民族尊嚴，常常在播出有傷中國的內容後，播音者再用自己的話糾偏。還有《美國之音》倫敦特邀記者陳真，真是個文章大高手，對事件的報導詼諧而入木三分，雖然國語說的不太如人意，我三十幾年來聽各種中文廣播還沒有發現那位廣播記者的水平有出其右者。我最欣賞的是新開播的《德國之聲》的漢語廣播，因為它的報導和評論都客觀公正，勇敢體現了德國人的嚴肅和科學態度。當時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國力正是如日中天，在地球各方處處咄咄逼人，除《美國之音》外，許多外國電台對它的各種無理行徑都噤若寒蟬，而中國電台雖也在大叫大嚷地“反修反霸”卻說不出什麽道理。隻有《德國之聲》，對它東方強鄰的不義之行能夠及時報導，深刻揭露，勇敢批判。在蘇聯領導人不止一次發出我們要讓聯邦德國知道，作為一個國家它是否能存在下去的赤裸裸威脅時，這需要多大勇氣，冒多大風險。最難能可貴的是《德國之聲》能勇敢地批判自己國家的過去，一次次批判它在曆史上所犯的錯誤，特別二戰時希特勒的反人類罪行。還用講座的方式把明代以來的中德關係曆史報導出來，誠懇檢討侵略中國和二次大戰期間同日本結盟，危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各種曆史錯誤。德意誌民族是一個負責任的民族，德意誌國家是一個對世界負責的國家。反觀日本，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來，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各種滔天罪行比希特勒法西斯在歐洲幹的要超出十倍百倍。南京大屠殺，海南島20萬人的血債，細菌戰，沈陽，大連，撫順，大同各地屠殺中國人民的萬人坑，日本政府卻從未公開承認過自己的罪行，向中國人民陪過罪，更不用說賠償了。

聽“美國之音”三十年如一日，成了我們的日課。當時正值中國“文革”大混亂的時期，政局不穩，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中蘇敵對到了最可怕的程度，“美國之音”的評論員常常憂心忡忡地評論說：“如果毛澤東江青的野心不加收斂，中國的政局會進一步混亂下去，經濟上和軍事上的中蘇對比差距越來越大，也越來越對中國不利。”美國人聰明靈巧地乘機拉了中國一把，中美修好合作成了後來蘇聯解體的重要外部因素。長達四年的流放歲月，我沒有遇到過一件高興事，隻有“美國之音”詳細報導了兩次外國改變，使我興奮不已：它們是智利和孟加拉的政變。1971年還在阿拉木圖時看到蘇聯人興高采烈，競相議論，說智利的阿連德當了總統，馬克思主義在拉美有了根據地。我悲傷智利老百姓又該遭難了。兩三年後，聽到皮諾切特將軍發動政變，把阿連德政權推翻了，使我高興。想不到的是中國政府的立場居然和我一樣，承認皮諾切特政府，皮諾切特也投桃報李，在毛澤東生日的前一個月就給他發出了熱情洋溢的賀電。蘇聯，蒙古各國漢語台便大諷刺，嘲笑。在阿拉木圖坐牢時，正值孟加拉獨立戰爭，審訊我時，預審官給我一本蘇聯時事畫報：大街上到處是婦女、平民的死屍。他指著畫片對我說：“這都是你們中國幫助巴基斯坦獨裁者皮雅哈克將軍幹的。”不久印度出兵了，拉赫曼投靠蘇聯和印度，印度大軍肢解了巴基斯坦，把拉赫曼扶上了台，蘇聯軍艦開進吉大港，幫拉赫曼掃雷。我又一次感到悲傷，蘇聯在中國西南部又占據了一個包圍中國的大據點。不久印度又乘中國文革，無力顧及境外之際，並吞了喜馬拉雅山的文明小國錫金，錫金大公出逃美國。我感到更大的悲傷，印度擴大了對我國西藏的包圍。我真不明白，我國在我固有領土西藏行使主權，美國和西方各國說三道四，扶持達賴，幫助印度包庇下的西藏流亡之偽政權，人為地製造了西藏問題，對印度一次次赤裸裸的對外侵略並吞錫金，肢解巴基斯坦，卻不聞不問，還暗中幫忙，公理何在？

印度新德裏電台每天有半小時的漢語廣播，廣播員連漢話都說的結巴，是所有外國漢語台中最沒有水平的，大概也代表著“印度當時的水平”，莫斯科的漢語台水平也隻稍勝一籌，大概翻譯和播音員都是一些半文盲，隻有本事潑婦罵街般地罵中國。他們把美國作家馬克吐溫播成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和吐溫，把中國古典名曲《陽春白雪》講成暖和的春天和雪，叫人聽了不禁捧腹大笑。後來我和劉立中把各主要外國中文電台按中文的語言文學水平排了一個隊，英國BBC是冠軍，接著是“美國之音“，澳洲電台，德國之聲，中國大陸，台灣，日本NHK，莫斯科和蒙古電台押後，印度電台墊底。當時還沒有法國的中文廣播，90年代開播了，起初喜歡自吹自播，不時損害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還在新書介紹裏出現了《上海法租界》一書的介紹，炫耀它的侵華曆史。法國也是個自不量力的國家。我聽了幾次後，很生氣，1995年曾用國際郵件給它寄去了兩首打油詩：“世事擾擾令人驚，矮子偏充長子身，自家房頂不打掃，反笑他人雪裏行。”“大戰勝利五十年，中美英蘇浴血戰；縱有總理凶似虎（指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咆哮全場的法國總理），凱旋門上降旗懸。”

在如此險惡的地方，過著如此卑賤的流放者生活，隨時會禍生不測。我不知怎麽把那漫長的4年活過來了，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特別是我的前半輩子，離開家門，即入校門，在各級學校之間轉來轉去，都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生活，很少接觸下層社會，對其中一些人的奸猾無信，損人利己，惹是生非，甚至在生死關頭出賣朋友的種種，都毫無戒備，所以給牛水出賣了。

劉萬瑜和另一個老鄉李廣諱是兩個惹事大王，共同的愛好是找女人。哈裏木江，桑布這些人挑動比劉，李還年青也有錢的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與他們兩個作對，爭風吃醋，打架也就常常不斷。李廣諱還是個見利必爭的人，即使是針頭蠅利。隻要集體宿舍住的中國人調走了或者跑掉了，留下有衣服他都當自己的財產，理由是“他借了我的錢”。還常常吹噓他在湖南老家當過生產隊的民兵連長，是中共預備黨員，隻不過晚上上廁所拿了舊信封當手紙，信封上有毛主席像，才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挨不了鬥，跑來蘇聯的。當過大躍進時的民兵連長，難怪品質如此之不令人欣賞。

冬天，不知從哪裏來了一位維吾爾姑娘，長的很漂亮，也會說幾句中國話，見了中國人就熱情招呼。一天，李廣諱在我們住的宿舍請她的客，要劉萬瑜作陪。當天燒鍋爐是劉萬瑜的班，他要和我換班，正中我下懷，好遠離他們。下午4點劉李兩人買回了肉，魚和大米，準備宴席，我悄悄燒鍋爐去了，但心裏忐忑不安，覺得今晚要出事。果然到了晚上10點，陳梓急急忙忙跑來叫我：“老雷，劉萬瑜和李廣諱叫你快回去，哈裏木江帶著人把我們的門砸了。找他們打架。”我工作服都沒脫，披棉衣跑回去一看，隻見房門給砸了，碗碟扔得滿地，那個維吾爾姑娘不見了，兩三個中國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和劉，李對恃著。我一進門，李廣諱馬上說：“我去找我倉庫的夥伴來幫忙。”劉萬瑜說：“我去把管鍋爐的小暖工叫來。”丟下了我一個人，一個哈薩克人和一個蒙古人上來扳倒了我，拳頭像雨點般落在我身上。我從來沒和人打過架，剛開始不知如何招架，後來下了狠心，拚命咬著一個人的手指。有人把我送進了農場醫院，醒來後，發現我額角上，上嘴唇和胳膊上都貼著膠布，嘴唇上的傷口至今還清晰地保留著，我打輸了。誰知一個星期後，蘇聯的區警察局，那幾個哈薩克局長和副局長卻把我關進了牢房。蘇聯法律規定住宅是不受侵犯的，哈裏木江他們破門而入把我打傷，起碼得判3年徒刑。劉萬瑜去告，沒人理，凶手仍逍遙著，還不時來醫院向我示威。出院後，劉萬瑜提議我們3人一起去警察局告狀，一到區上，兩個警察就逮著我們押到了局子裏，哈薩克副局長一見我們就說：“關他們10天”，理由是別人到我們房子作客卻找客人打架，又不經允許離開農場。10天拘役，白天是要幹活的，我告訴劉李兩人，拒絕幹活，警察來拉我們就和他們打，至多不過打死。他兩人同意了。每天兩頓飯，3個人分一個麵包，早餐每人一杯茶，晚餐每人一小勺豌豆湯，每天挨餓。一個星期後我們主動要求出去幹活，好在外麵買點東西吃。警察帶我們到一個木工房，把我們帶的錢搜走了。我們先有準備，在鞋底藏有鈔票，拿出10盧布請一個俄羅斯小木匠買了一大堆香腸和麵包，花了7盧布，剩下的3盧布給小木匠貪汙了。出獄時，我問少校局長：“你憑什麽把我們關10天？”他回答：“我不知道，是副局長關你們的。”我對他說：“我們中國人總有一天會收拾你們的。”後來那個局長遇到我時說：“上司把副局長調走了。”

在墾荒區，除牧民外，當官的和當警察的幾乎全是哈薩克人，但軍隊和KGB不掌握在他們手裏。哈薩克人也最喜歡當警察，不用幹活，大街上訓幾個人就白拿工資，不用動腦子，也不要讀書寫字。有這樣一個訓練哈薩克人當警察的笑話：“俄羅斯教官對哈薩克警察說，如果你們在商店裏看到顧客搶購某種商品，就要前去勸阻，和和氣氣地對顧客們說：“同誌們，你們不要吵鬧，不要打架，排好隊，按次序，我們這種商品多得很，保證供應。”後來學員出去實習，在公園裏見到幾個流氓圍著調戲一位姑娘。就上去勸阻，對流氓說：“同誌們，你們不要鬧，不要搶，我們的姑娘多得很，保證供應。”

坐了10天牢，忍受了無法洗雪的奇恥，也算有收獲。同牢的韃靼囚友告訴我警察局長是個大壞蛋，大貪汙犯，向我說了他的貪汙故事，相當典型。牢房裏有時間思想，我把這個故事編成了一個話報劇，出獄後立即記下來了，原稿尚存，照抄如下：

警察局長，盜馬人，失馬人

第一幕：警察局長辦公室

警員：報告少校同誌，那個被人告發了的偷馬人請求您的接見。

局長：幾個人？

警員：就他一個人，還開著自己的小汽車。

局長：去告訴他，我現在沒有時間，叫他中午一點午休時在我家門前等我，你把我的住址告訴他。

警員：是！

第二幕：警察局長家

盜馬人手裏提著一隻大網袋，裏麵裝有4瓶白蘭地酒，看見局長走出自己開的吉普車，立即上前向他微笑，鞠躬問好，說：少校同誌！您好！

局長：您好，有什麽事？

盜馬人：少校同誌，我請求您幫助我。我可以把這幾瓶白蘭地送給您嗎？

局長：你是傻瓜？在我們家門前就這個樣子，進去！

盜馬人：我錯了，請您原諒。（他們進了警察局長的客廳，盜馬人把4瓶白蘭地放在小桌下，還遞給少校一疊鈔票。）

局長（指著沙發）：請坐！

盜馬人：謝謝您。首長，您知道我是個奉公守法的老實人。我怎麽向您說呢？我和我的朋友在草場上找到了幾匹沒有主人的馬，我們牽走了。卻有人告狀，汙蔑我們偷了馬，告到您這兒。我們很害怕。隻有衷心、衷心地請您幫助。

局長：馬呢？

盜馬人：賣給肉聯廠了。

局長：什麽價？

盜馬人：一匹一千盧布，一共4千。

局長：你們一共幾個夥伴？

盜馬人：3個。局長：那麽，那麽再給您們增加一個夥伴行不行？

盜馬人：行行，太好了（又從口袋掏出一疊鈔票遞給少校）這是一千盧布，是您的一份。感謝上帝，首長您是我們的朋友了，我真高興（向局長伸出手）您好，親愛的朋友！

局長：緊緊閉上你的嘴，沒事了，你走吧！

盜馬人：再見。

局長：再見。

第3幕：局長辦公室，午休後。

警員：報告少校同誌，那個丟了馬的牧民要來見您。

局長：叫他進來（牧馬人進來了，謙恭地向局長脫帽敬禮）

局長，（正顏厲色地）：你找我有什麽事？

失馬人：報告首長，我負責放牧的馬群中丟失了4匹馬，我已經找到了盜馬賊，早就寫報告到您這兒了，好長時間了，我想知道什麽時候您處理我的案子。

局長：閉嘴！你倒審問起我來了。我問你，為什麽別人的馬群裏沒有丟失馬，你的馬群一下子丟了四匹，你是如何保護國家的馬匹的？

失馬人：失馬不是我的過錯，是別人偷走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盜馬賊，告到了您這兒，現在就請您按法律執行任務。

局長（拍桌子）：住口！你自己丟了馬，倒還賴我們警察局沒有執行法律。蘇維埃警察局是給你們看守馬的嗎？我們區有幾萬匹馬，警察局管得過來嗎？由於您的失職，國家財產受到了損失，反而侮辱我們蘇維埃政權。你才是罪犯，是誣賴蘇維埃政權的流氓，再多說一句，我就判你10年徒刑，送你去西伯利亞。（失馬人哭了）

局長：趕快滾回去，湊錢給農場賠馬，趕快離開我這裏，把你的靈魂也帶走！我永遠不再想見到你，明白了嗎？中士！

警員：局長，您？

局長：把這個人給我帶走，再也不讓他進我的辦公室的門！他想到哪裏告狀就到哪裏告去。不管他告到哪兒，我們蘇維埃法律都不保護不盡職守的人。

警員：是！（回過頭來對失馬人說）跟我走！

囚犯朋友說，每到冬天下大雪，警察就到各農場去抓酒鬼，抓罪犯，抓到區上來給各機關的屋頂和大院掃雪。每年判多少人，把多少人送進集中營都是有計劃的，完不成計劃警察就沒有獎金。有了錢，殺了人也可無罪釋放；沒有錢，喝醉了也是犯罪。我的親身經曆和親眼所見告訴我，蘇維埃政權已經完全腐朽了，遍地貪官汙吏。警察，小偷，騙子和盜匪都是一家人，蘇聯已經病入膏肓了，別看它外表強大得令別國發抖，骨子裏全腐爛了。

坐完牢回到農場，我們鍋爐工的活給兩個維吾爾人搶走了，隻得回到農機站。站長博格劉波夫客氣地接待了我們，說：“你們勞動好，真正的中國人我很尊敬，就到我這兒幹，哪裏也不要去了。”當了10天冤枉囚犯，我也發現了一個真理：在蘇聯當流亡者就要真正破罐子破摔，別人欺負了你，就和他打架，打傷了養好身體再打，坐牢了出來後再打。此後我和劉萬瑜隨時在身邊準備一根鐵棍，隻要有人無故欺辱我們，隻要有人罵中國人，就拿著鐵棍敲過去。蘇聯最重政治宣傳，反華宣傳無孔不入，蘇聯人喜歡罵毛澤東。後來發展到隻要有人在我們麵前罵毛澤東，我們也和他幹仗。有的蘇聯人奇怪地問我們：“你們如此地熱愛你們偉大的領袖，為什麽還跑到我們蘇聯來了呢？“我們回答：“中國的事不能叫外國人管，中國的毛澤東不能叫外國人罵。”蘇聯從國家到個人，都欺軟怕硬，特別是哈薩克人。他凶你更凶，首先軟下來的必定是他們。以後，不管是警察還是蘇聯流氓都不太找我們的麻煩了，而新疆來的民族同胞對我們的無端挑釁卻沒有大改變。

80年代末。我回國探親時買了不少金庸大師的武俠小說，愛上了，讀《鹿鼎記》時，發現韋小寶對付羅刹鬼的辦法原來金大俠總結出來了：“這些蠻橫之輩欺善怕惡，眼見對方更蠻更惡，便隻有乖乖地投降了。”針鋒相對，以蠻製蠻。不過話也得說回來，蘇聯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一般人都中學畢業，官員們都上過大學，麵子上的文明還是要保持的。蘇聯共產黨天天對外宣傳它的共產主義人道主義，不願意在外國人麵前太撕破臉皮，不象中國的“反右”“大躍進”“文革”中共對階級敵人那樣絕對凶狠，那樣毫無顧忌。出獄不久，州KGB來人通知農場供銷社：要保證對中國人的大米供應。我們每天早上8點日出而作，下午三點日落而息，星期天休息。蘇聯實行5天工作製，農場6天，所以每天隻工作7小時。下班歸來，第一件事是打開收音機，然後開煤氣爐炒菜做飯，吃得不錯。草原上蘑菇生長得十分茂盛，隻有不是大雪覆蓋，什麽時候都拾得到，出農場半公裏，半小時就可拾得一大筐。肉炒新鮮蘑菇，聞到香氣就誘人了。我們好好過了蘑菇癮，也過了大米飯癮。在新疆10年，完全沒有大米供應，在阿拉木圖時吃食堂，以後坐牢，都很少吃大米。我是湖南人，是洞庭湖邊的大米把我養大的，大米幾乎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現在，在不出產大米的寒冷北方，農場商店隨時有大米賣，，很能說明當時蘇聯還是富裕的。蘇聯人除伊斯蘭教民族外，斯拉夫人，摩爾多瓦人和日耳曼人都愛吃豬肉，特別是醃肥肉和熏豬肉。喂豬的飼料全是小麥，家家養有大肥豬。他們還沒有學會吃豬下水，宰豬取肉後，把下水挖個坑埋掉，我們教給他們下水的吃法，一些鄰居或同事宰豬時把下水送給我們。劉萬瑜很會清理肚腸，衝洗幹淨，用蘇打水一泡，再洗淨，做粉蒸肥腸或洋蔥炒豬肚，都是美味。幾盤自炒的佳肴，三杯伏特加一下肚，一時也把憂愁和煩惱忘掉了。

一次進城，一位老華僑、李廣諱的第一個嶽父送了我8張中國古典音樂唱片，《步步高》《彩雲追月》《梅花三弄》《良宵》《三譚印月》和《二泉映月》全有，我又買了一個帶電唱機的大收音機，晚飯後床上一躺，被熟悉而喜愛的中國古典樂曲帶入夢境，帶回了遙遠的故國，故鄉。我想，我祖宗真是積了德，使我一次次逃出鬼門關，流放到了西伯利亞，還能自得其樂地活著。於右任老大爺在台灣寫詩“悲莫悲兮國分裂”，應該加上一句“痛莫痛兮人別離”。我幾乎夜夜做夢，夢境幾乎隻有兩樣，要麽是我在中國彎腰折背挨鬥爭，要麽就是我和親人團聚。團聚總要被惡霸打散。我非常想念我的祖父，爸爸媽媽和弟妹們。

我是祖父最鍾愛的孫子，1960年祖母餓死，80歲的祖父孤苦伶仃地生活著，我想哪怕我能在他麵前盡一日之承歡也好。我祖父不識字，可最勤勞，最智慧，是最有開拓精神的老一輩中國農民，是老家遠近幾十公裏最了不起的開發功臣。祖父的爸爸，我的曾祖父是個紈絝子弟，在他父祖兩代有功名的先輩先後去世後，還是積習不改，三拳打死了下鄉收稅的衙役。一場人命官司下來，我們雷家長房由巨富變成了赤貧。曾祖母是出身官宦家的小姐，家道中落後忍饑耐寒，把祖父帶大了。當時家裏一塊稻田都沒有，祖父7歲就上山開荒種雜糧，13歲獨身出外做生意，跑湖北沙市到鄰縣，長途販賣食鹽。那時我們湖南不出鹽（誰也不知道我們腳下就有一個江南最大的澧縣鹽礦，60年代才發現），吃的大部分是川鹽，鹽船從長江順流而下通過沙市，再批發到湘西，鄂南各地。祖父曾經對我津津樂道過他少年時代的一次奇遇：有次在沙市一家酒樓上吃牛肉大麵，上來一個滿麵紅光的老者，長著一付其長及胸的濃密的白胡子。祖父想，胡子把嘴巴全遮住了，如何吃飯呢？一時童心大起，叫酒保端來幾盤菜肴，一大碗牛肉麵和一壺酒，請白須老人吃飯。老人沒有拒絕，坐下後從懷中掏出一個錦緞盒子，從盒子取出了一對金鉤，掛在耳朵上，再從唇中央把長須分開用金鉤掛在兩邊，之後很方便地把牛肉麵吃光了。分手時，他對我祖父說：“後生家，不管你在哪裏行道，遇到劫道的就高喊‘金鉤李胡子’，馬上會免災。”那時從沙市到石門是山道，一路上“替天行道者”不少，我祖父有了這位無形的保鏢—金鉤李胡子，再沒有出過一次事。做生意賺了些錢，回家全力開發小農場，低價買下了長達1公裏的蔡家灣兩邊的土地，雇了幾個短工，自己帶頭，除去雜木雜草，把沙質的土地翻挖過一遍，在山嶺上種上鬆樹，陡坡種上樟樹和杉樹，緩坡上種油桐，油茶和烏桕樹，住房後麵和兩側種竹子，房前種芭蕉和天竺，園子裏種上桔，桃，李，杏各種果樹。三年桐子九年橙，到我父親成人後，建起了榨油廠，榨桐油、茶油和烏桕油，方圓幾裏的人家也都來我家的油廠榨油。日本鬼子投降後，美國大量進口中國桐油，生意興旺，日進鬥金。共產黨來了，榨油廠被征收。1958年北京一聲令下，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爺爺幾十年辛辛苦苦種下的樹和家鄉鬱鬱蔥蔥的樹林一樣，和全中國大部分森林一樣被砍光了，燒光了。1963年，我家鄉全公社一年的桐油產量還抵不上我家原來一年的產量。我父親上過民國初年舊製4年的中學，古文程度比我高，字也比我寫得好，沒畢業就回家經營榨油廠。30年代抗戰軍興，父親到縣上接受了抗日自衛軍的訓練，二叔投筆從戎上了中央軍校。記得1942年常德保衛戰，祖父捐出一袋袁大頭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元作軍費。國民軍死守常德，一個師打得隻剩下20幾人，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要用軍法嚴懲師長。我父親拿著請願書到處請人簽名，上書中央挽救師長的性命。母親出身石門縣顯赫的唐氏家族，嫁到我家後成為賢惠的媳婦，服侍我雷家祖孫6代人。他們都是勤勞而善良的人，樂善好施。1949年前我們灣裏也有兩三家窮鄉親，是我母親救助，沒有一家挨過餓。每到舊曆新年，從湖北過來和山上下來的苗人討年飯，我母親都用大塊的肉和豆腐，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和炒米花打發他們。1952年土改，我祖父被劃成為地主，民兵把他繩索捆綁，在他的穀倉裏關了一個多月。文革伊始，父親成了全公社鬥爭的重點，捆綁著跪木柴，跪瓷片，我兩個教書的弟弟也押送回家“監督勞動。1968年我偷偷回家跟著他們吃紅薯，悄悄流眼淚。幾個侄兒侄女有4個已經分別3歲，4歲了，對我十分親熱，白天晚上跟著大伯不分開。特別是大侄子昌俊（小名金平）長得十分像我，也十分親近我，一次病了，在弟媳的懷抱裏要大伯陪他。現在，他們活得好嗎？我還能見到他們嗎？1972年一個晚上我做夢上牙全掉了，掉牙是親人去世的凶兆，果然後來得知祖父在這年去世了。我還經常夢見青年時代的女友小吳，一位聰明而能幹的錫伯族姑娘，我們相愛了3年。“文革”前我們建立家庭已初具規模，隻等她中專一畢業就結婚，她給我的信上寫下了”生是雷家人，死是雷家媳“的誓言。文革開始後，專整我的那個中共縣委書記宋植就一次次跑到伊寧市強迫她和我分手。不久她另嫁他人了，我沒有抱怨她，她一個弱女子無法承受比天山還沉重的壓力。在異國土地下，這段年青的純真的愛情使我回味無窮。60多歲以後，老大思鄉思故人，我夢見她的次數更多。

在金田村我也交了幾位好朋友，常到他們家裏避難，除站長博格劉波夫外，還有一位波蘭人波勒科夫斯基。他50多歲了，是斯大林屠殺一萬多名波蘭軍官的“卡亭事件”中的幸存者，參加蘇聯紅軍後，同德軍作戰勇敢，一直升到上尉，打到易北河邊。他回憶往事說易北河蘇軍和美軍會師場麵極其熱烈，大家擁抱在一起。美國士兵把他軍服上的扣子都摘光了，拿去當紀念品。但大家友好相處隻有一個星期，上頭下命令建起隔離帶，再不讓蘇軍官兵和美國人接近了。他說他們部隊解放了一個法西斯的集中營，關的都是法國女囚。蘇軍把集中營一打開，成百上千的法國女人就湧出集中營，到田野上抓青蛙，做蛙肉餅吃，她們俄得太厲害了，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法國人和中國人一樣，也是吃青蛙肉的。每逢節日，他都叫妻子宰一隻大肥鴨，請我去喝酒。場部的兩家德國人家庭對我們也十分友好，我們出了事就來幫忙，一位開拖拉機的德國朋友還想把他的妹子嫁給我。柯吉達夫是集中流放德國人和波蘭人的地方，有幾個波蘭農場和德國農場。德波兩大民族的素質，一比之下涇渭分明。德國農場當官的不貪汙，農工不偷盜。農場規劃得十分科學，屋宇整齊，綠樹成蔭，鮮花遍地，比城市還漂亮，農民的收入也是州裏最高的。波蘭農場則是上下一齊偷，破爛不堪。60年代後，波蘭人在領護照時把自己登記成俄羅斯族，全變成俄羅斯人了。1974年農場修辦公大樓，建築隊是德國人組成的，幹活講質量，效率也高，隊員們和我們住在一個集體宿舍，下班後常來找我們談天。當年夏天，德國人在柯吉達夫和蜀琴斯克兩個城市遊行示威，要求恢複被廢除了的日耳曼自治共和國，被鎮壓了，領頭的都失了蹤。我們的德國鄰居們談起這件事都一個個義憤填膺，有的還摩拳擦掌地說：“我真想去和他們幹一場！”不久德國建築隊就解散了。不過，對德國人的遊行和要求，蘇聯其他民族的居民並不同情。二次大戰後，蘇聯對德國人的積怨太深，即使蘇聯政府向德國索取了巨額的戰爭賠款。日本人在中國造下的罪孽比德國人在蘇聯造下的要超過一萬倍，日本卻沒有給中國賠償，要中國人對日本友好，辦得到嗎？

還有兩三個小青年也常來找我玩，兩個是俄羅斯族，一個哈薩克族，包括村蘇維埃主席（村長）的兒子，都是高中畢業後沒考上大學在農場就業的。他們愛好文學，也喜歡雜學，看我懂得多，便常來找我問東問西，也一起喝酒，給我講一些蘇聯政治笑話，後來都分別服兵役去了。一位俄羅斯青年上了士官學校，哈薩克青年則派到蘇聯在捷克的佔領軍中。哈族的那位在信上說：“捷克人扯蛋的很，官長都不放我們出軍營。節日來了，回想我們一起喝酒談笑多麽快樂，現在你們過節，我卻給關在營房裏。”一次喝酒，他悄悄告訴我說：州KGB的一個哈族上尉每個月都要到農場，每次吃住在他家，給他父親說：“阿列克是個很有頭腦，知識淵博的中國人，對我們蘇聯十分危險，有一天我們要殺死他。”看來，他和我接近也是帶有任務的。但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青年，心地也好，沒有對我做過壞事。

他們說過這樣一些笑話：

一個美國人說：“我有兩個農場，一個別墅。”一個英國人說，我有一個農場，兩個別墅。“一個蘇聯人說：“我有一把鐵鍬，供3個農場用。“

經濟部門的兩個職員上班時相互報導新聞，一個對一個說：“聽說明年不給長官發羊羔皮帽子了。因為經濟學家長期研究後得出結論：把一隻羊的皮子剝下來套在另一隻羊的身上是不符合經濟規律的。”

一頭大熊坐在小刺蝟身上，把刺蝟壓死了，自己的屁股也給刺痛了。熊說：“沒關係，雖然我的屁股刺痛了，我還是很欣賞從下麵來的批評，特別是批評者被我整死了之後。”

區黨委員會的政治報告員到瘋人院作政治報告，大談蘇共的英明領導和蘇聯人民的幸福生活。聽完報告後瘋人都鼓掌叫好。隻有一個人靜靜坐著，動都不動。報告員問他：“你為什麽不鼓掌？”他回答說：“我不是瘋子，我是瘋人院裏的電工。”

幾個朋友集會在一起，互相詢問生活狀況。一個說：“像住在輪船上，前麵是茫茫大海，看不到目的地，還不斷嘔吐，但是也在前進。”一個說：“象紅場上列寧墓裏的列寧一樣，不能吃，不能動，卻也沒有給埋掉。”一個說：“象樹林裏橡樹掉下的橡子一樣，周圍都是木頭人，每一隻豬都想來把我吃掉。”一個說：“像土豆一樣，冬天沒吃完剩下的，春天又埋到地裏去了。”一個說：“像印第安人一樣，身子光光的，上頭卻有一個領袖。”一個說：“像衣服的扣子一樣，早上一起來就把它扣起來。”一個把大家的生活做了總結，說：“我們的生活就像恐怖電影一樣，越往下越可怕。”

阿塞拜疆和阿爾明尼亞兩個共和國境內發生民族衝突，兩國領導人去請求斯大林解決。斯大林說：“給你們建立一個共同的首都，不在巴庫，不在埃裏溫，而是在馬加丹（馬加丹是蘇聯北極地區最大的勞改營地，在那裏被折磨死掉的人達60萬。）

課堂上教授問學生：“如果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建設社會主義，會得到什麽結果？”一個學生回答：“結果是，先給老百姓發票證領沙子，用不了多少年，沙子就會發光，撒哈拉大沙漠也就消失了。”

某國營農場一頭母豬下了一頭小豬，黨委書記聽後發愁了：隻下了一頭小豬，太少了，怎麽向上級交代呢？不過下了總比沒下強。想了想，匯報區委會說母豬下了5隻小豬。區委會匯報州委會母豬下了7頭小豬。州委會匯報農業部，下了12頭小豬。農業部匯報黨中央，母豬下了15頭小豬。黨中央最後給勃列日涅夫匯報母豬下了20頭小豬。勃列日涅夫聽了很高興地下命令：“3頭小豬送給列寧格勒市的工人，3頭小豬留在英雄城莫斯科，5頭出口，5頭援助非洲人民，剩下的送到軍隊食品倉庫給凍起來。”

一個楚克齊人站在白令海峽西岸向東高喊：“美國人，你們的錢不夠使嗎？”對岸的美國人聽後反問：“你問這個問題幹什麽？“楚克齊人回答：”那麽，為什麽你們在買阿拉斯加時不把楚克齊也一起買走呢？”

我也交了兩位俄羅斯女朋友，都叫劉達。小劉達是鄰場“共青團農場”中學的數學教員，大劉達是建築隊的油漆工。我們剛到金田村不久，我到區上拔牙，天下著大雨，拔完後在路邊等便車，過路的車一輛也不停，直到我們農場的一輛卡車見到我這個中國人後停下了，一位俄羅斯姑娘，也急急忙忙趕來，和我一同上了車。後來我知道，凡是中國人攔車，隻要是金田村的司機，就會把你帶上，是上司吩咐了的：把中國人放在監管地外不放心。姑娘說她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共青團農場中學裏教數學，家在區中心附近的一個農場，隔幾個星期就回家一趟。共青團農場是金田村近鄰，相距20多公裏。車開回場部。大雨還下個不停，我就請小劉達到我們宿舍休息。劉萬瑜一看到我帶回來了一位漂亮姑娘，真是天上掉下來個大寶貝，高興得發了昏，馬上燒水給她洗臉洗腳，到商店買回魚和牛肉罐頭，還有伏特加，炒菜招待她。劉的俄語比我說得多，說的好，不停和劉達說笑。介紹自己也當過教員，朋友在中國是作家。雨停後，我和劉送她回去，走了兩三公裏，碰上便車把她帶走了。路上她似乎對我比對劉萬瑜有興趣。快步拉著我走到前麵，把劉丟在後麵，脫下黑絲絨手套，緊握著我的手。以後她過金田村時，都要來做客。秋收時，站長派我到共青團農場運康拜因零件，見到她帶著學生在曬麥場曬麥子，就去看她。她把我帶到住處，用啤酒和罐頭招待我。他們單身教員住的集體宿舍和我們住的一模一樣，兩人一間，陳設也很簡單。回到打麥場，我看見俄羅斯場長把一個中暑的小學生抱起，開著吉普車送去醫院，與我們農場的土著場長依斯馬衣諾夫的官氣有天上地下之別。依斯馬衣諾夫每走出辦公室，即使隻到相隔幾十米的地方，也是前呼後擁一大群人，像皇帝出巡一樣。我在他手下幹了幾年活，見到他幾十次，沒有一次笑容。和小劉達若斷若續地交往半年多，常對我說：“農場生活、蘇聯生活已經使我厭煩透頂了，真想到外國去，不管是哪個國家，隻要不是蘇聯，誰帶我去我就跟誰。”我迷惘了，能帶她去中國嗎？決定與她分手了。

大劉達是1973年冬修辦公室的一位油漆工，30多歲了，胖呼呼的，麵目姣好，丈夫在勞改營，一個人住單間宿舍，就在我們宿舍的斜對門。這個女人好吃的很，下班後一聞到我們住室散發出的中國菜肴味就不請自來，不請自吃，非常隨便，但守身甚嚴，劉萬瑜幾次勾搭他都不成。好幾次在夜裏，建築隊的男工去敲她的門，都給她罵走了。一天下班後到了我們居室，叫我給她燒盆熱水。我燒好熱水，她當著我的麵寬衣解帶，洗過身子後躺在了我的床上。冬天來後，她到區中心一個單位當鍋爐工，還領了一處套間住宅，叫我去區上辦事一定到她家。幾次我到區上就去她家，兩人一次能喝光一瓶伏特加。在如此地方我不敢多交朋友，怕麻煩，幹擾我聽收音機，也花不起錢。

蘇聯人臉皮厚，一進門就要酒喝，一瓶酒喝不完不會走。中國人去後不久，大家都知道漢人最講究過春節，每逢春節，中國少數民族同胞就成群結隊來給我們拜年，目的是為了喝酒。以後蘇聯人也聞訊來了，真難招架。還有一次，上麵派來一個測量隊，住進集體宿舍，領頭的是位俄羅斯老頭，也上門賀節，向我們介紹了他的經曆說：衛國戰爭前在莫斯科上大學，戰爭發生後入伍了。他從小仇恨蘇維埃政權，隊伍一開到戰場就向德國人投降，關進了俘虜營，戰後被送回國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勞改了幾年，當局沒發現他投過敵，放出來當了測量工程師。他向我們說了好多蘇聯的黑暗麵，也講了許多政治笑話。當時離珍寶島自衛戰為時不遠，中蘇邊界爭端不時被議論，我談及俄國和蘇聯占領了中國大片領土，老頭子馬上一改常態，站在蘇聯立場上臉紅脖子粗地和我們吵架式地爭論。

除春耕秋收兩三個月內忙於給各生產隊清理，分配機器，秋收完後把康拜因保養一番外，我們主要的活就是拆機器，收集廢鐵。裝牲畜過冬吃的草也是極沉重的勞作。這裏一年中有半年是冰封雪凍，牲畜要關在圈裏，用幹草和飼料喂養。一當秋高草長之際，農場就要打牧草、割草、捆草，裝草上車和壘草堆都有專門機器，不過裝草機性能不好，一用就壞，隻好廢棄不用，人工裝車。草捆有30公斤，兩個人用鐵叉舉到卡車上，再由上麵人裝整齊，非常吃力。農工們家家都有奶牛，也要準備草料。我們白天給公家幹，晚上就給本單位同事裝。農工儲草都是半分配半偷竊，必得在晚上進行。春天剪羊毛和裝羊毛捆也是累死人的工作。全農場有幾萬隻羊，集中到場部剪毛，打捆和裝運。如果在各生產隊分散剪毛，大部分就得給偷掉。一捆羊毛80-120公斤，全場幾千捆，從卡車卸下來裝上火車，都是我們一些單身中國人的活。日夜趕工，晚上兩三點鍾還得坐卡車趕到60多公裏外的火車站卸車裝車。指揮這項工作的是農場總畜牧師，俄羅斯人，是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吸血鬼。多少年來我們當裝卸工加夜班的工資都給他貪掉了。農機站的4個工人還另有一項任務，在公墓給沒有親屬的死人挖墓。墾荒區人口的死亡率很高，非正常死亡很多，常常聽到，不是某人拚刀子死了，就是某米沙喝酒醉死了，還有翻車砸死的，爭女人給人暗殺的，都不把死人當成新聞了。場部和各生產隊都有公墓。場部的公墓的墳堆有300多座，而場部人口隻有400來人，20年內死了300人。一天中午我正在檢修一台康拜因，一位拖拉機手在十米外給拖拉機換輪胎，突然一個大漢跑來給他胸部就是一刀，當場給捅死了。把我們都驚呆了，幾個人把凶手掀到在地，他毫不反抗。凶手和死者都是俄羅斯人。凶手是個老囚犯，本農場的居民，大部分生命都是在監獄中度過的，剛出獄又殺人了。原來他在監獄裏和同犯打撲克，賭的是人命，誰輸了，出獄後得殺死兩個人。此次他剛出獄回家，物色了兩個對象，一是場部修建隊的領班，一是剛被殺死者，都是搬來不久的外來戶。殺了一個還剩一個，不過他怕再也沒有機會殺第二個了。不久後在農場會堂開審判大會，判了凶手無期徒刑，要送到北極圈內的鈾礦去挖鈾礦，用不了三五年，鈾輻射便會要了他的命。

1973年夏天，KGB把我和劉萬瑜又傳到阿拉木圖，在旅社住了3天。KGB在審理牛水，要我們作證。牛水在1971年到基米爾道夫市，在鋼鐵廠當鉗工，沒多久和一個在公共汽車上認識的烏克蘭姑娘結了婚，還懷上了娃娃。幾個月後又拋棄了妻子，和一個縫紉工俄羅斯寡婦同居。基米爾道夫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鋼鐵工業中心，產的鋼鐵比當時的鞍鋼還多，離哈最大的工業城市卡拉幹達隻有30來公裏。在卡拉幹達他也認識了不少中國人，又把一個老華僑的獨身混血女兒當作了未婚妻。他還在當地中國人中發起組織反毛政黨，要把已被KGB取締了的“中國勞動人民革命小組”恢複起來。在我們約定的出走伊朗的前一天即1971年7月21日向KGB基米爾道夫市派駐局告發了我和劉萬瑜。KGB的一位少校預審官對我們說：“我們知道劉萬瑜在中國坐了十幾年牢，雷光漢也是中國文化革命定性了的黑幫分子，都是真正受中國政權迫害的。為什麽牛水出主意和你們一起逃伊朗，又來告發你們？為什麽他要迫害真正被毛澤東迫害的人？為什麽我們不許他在蘇聯從事政治活動，他卻一再組織反毛政黨？我們認為他是真正的毛澤東特務，在製造事端，在挑釁，在你們去柯吉達夫的第二天我們就把他逮捕了。你們要和我們合作，向牛水報仇。”我聽後一言不發。自從我挨打後又坐牢，決心再不和KGB有任何來往，拒絕回答他們的任何問題。我告訴他們：“你們蘇聯有法律嗎？我被人打傷了，瓦裏漢諾夫區警察還抓我去坐了10天牢。我不回答你們提出的任何問題，不管對我，還是牛水，你們就按照自認的法律辦好了。“僵持了兩天，我被傳到KGB辦公室，仍是一言不發，一位上校向我施加引誘加威脅，還是這樣。他們也軟下來了，第二天下午，上校又和我談話：“你把在柯吉達夫受到的委屈告訴我們，我們一定去處理那些違法者。”還說已經向柯吉達夫打了電話，把那個下命令關我們10天的區副公安局長調走了。第三天上午，我隻好向他們陳述了牛水和我們商量出逃伊朗的全部經過，在記錄上簽了字。簽過字後，預審官從抽屜裏拿出已備好的火車票把我們送上了返回柯吉達夫的火車。到了這年冬天12月，又把我們傳到阿拉木圖，是坐飛機去的。在阿拉木圖住進阿拉道烏旅社，大吃一驚，第一層和第二層全住上了中國人，不下200人，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許多還是我們金田村的維吾爾和哈薩克。聽有人說凡是“文革”中從阿勒泰地區逃蘇的都傳來了。牛水是從阿勒泰跑過來的，大概是要判他。第二天上午10點，小汽車把我和劉萬瑜拉到一處戒備森嚴軍事機關，我一讀大門邊的門牌，寫的是“中亞軍區軍事法庭”。上到二樓，隻見審判廳外過道上坐滿了各式各樣的中國人和蘇聯人，還有三個年青女人，就是牛水在不到一年中找的兩個妻子和一個未婚妻。一位軍官來向我們宣布：“現在中亞軍區軍事法庭審判牛水，你們都是證人。軍事審判官向你們提出什麽問題你們就回答什麽。”還特別對我和劉萬瑜說：“你們回答完問題後可以向牛水提出問題，叫他當場回答。”把我傳進去後，中校法官問過我以後又問我有沒有問題問牛水，我問牛水道：“我們出逃前是對著祖國宣了誓的，誓書上寫誰背叛了，就要用他的血來償還他的罪。你現在還記得嗎？”牛水聽了冷笑了一下，沒有回答。他坐在被告席上，穿了一套黑色西服，麵色蒼白，法庭最後以中國間諜罪判了他14年。1982年我已經定居塔拉斯市了，KGB還派人來找我複查牛水的案情。幾年後牛水給我來了信，說他被無罪釋放了，安排在哈巴洛夫市生活，加入了蘇籍，也結了婚，妻子是波蘭女人。90年代以後，他曾多次給我打長途電話，說在伯力開了一家遠東國際木材公司，和中國做木材生意，每年可賺100多萬美元，在武漢買了一家大家具廠，成了大款了。還在阿拉木圖找了個外室，生了一個女兒。牛水不是中國派蘇間諜，卻被KGB派到中國活動過，當過蘇聯間諜。他的話動能力強，認識的俄國官場人士多，發大財了，變成了回國投資的“愛國華僑”，成了中國政府的座上客。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

1973年夏天，我又完成了一次我流亡生活中的壯舉。大概在7月份，農場警察特派員把劉萬瑜和我，還有朱雪琅、朱生福4人用卡車裝到了區警察局接見室，一個人先把我帶走，進了一間大房子，中間大辦公桌上鋪著紅色金絲絨布，擺了咖啡和糖果。桌子邊坐著4個人：警察局長，KGB區特派員，一個俄羅斯譯員和一個年青的阿爾明尼亞模樣的人。我一進去，他們全都客氣地站起來，一個個與我握手，招呼我坐下喝咖啡，譯員先發言:“雷同誌，我們知道你是愛國的，你現在雖然逃到蘇聯來了，我們還想給你一個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你接不接受這個機會呢?” 我回答說:“那要看是什麽樣的機會。” 他說:“我們要拍一部電影，是揭發毛澤東的“文化革命”的，要叫你在電影中出現，發表一個反毛聲明，你不會反對把?”聽後我腦子一閃，幾秒鍾內就想全了應付的辦法.立即回答：“很對不起，我不能在這樣的電影裏出現，更不能發表任何公開的政治聲明。”四個人一下驚得跳起來，問我原因，我回答說：“我在中國還生活著父母兄弟，如果我在你們的電影裏發表反華聲明，他們不就都完蛋了嗎？”在以上對話中我都說俄語。阿爾明尼人模樣的人聽了笑了一下說：“雷同誌！你放心，我們蘇聯的電影技術很高明，完全可以把改變你在電影裏的模樣和聲音。”我說：“既然樣子和聲音都可以改變，你們可以找任何一個別的人中國人來。”KGB特派員又說：“我們需要你，因為你畢業於北京大學，當過教員，是有身份的人，你說的話影響力要大一些。”聽後我也不管處境危險，哈哈大笑說：“一方麵又要我的身份，一方麵又說改變我的模樣和聲音，你們不是又在編織騙局吧？”幾個人還是不放手，糾纏了兩個多小時，有時和顏勸說，有時厲色嚇唬，反正我不上圈套。他們不耐煩了，警察局長火了：“你不和我們合作，我們要把你關進監獄。”我回答：“槍斃也沒關係！”譯員說：“就是，我們可以槍斃你。”局長叫來一名警察，帶我從另一個門走出去，在門邊我聽到譯員打電話向上級匯報：“他也拒絕了。”可知他們找了好多中國人，拒絕的不隻我一個。警察帶著我從警察局後麵出來，進了我被關押過的看守所，打開一間牢房推我進去，關了起來。我一想又得受牢獄之災了，槍斃是不會的，大概得走北極圈。想不到一個多小時後，警察打開門，叫我立刻回金田村，大概他們是擔心我向劉萬瑜等三個人通風報信吧。天色傍晚，我走到鎮子西邊通金田村的公路邊等車，幾分鍾後劉萬瑜也來了，告訴我說兩朱比他先傳進去，他是最後一個進去的，隻說了一句話：“你們知道我是個反共人士，我和你們走的不是一條路。”第二天上午，二朱回家了，朱雪琅大吹他在電影裏談了哪些問題，朱生福則生氣地說，他們騙人，原來答應拍完電影後送他們到餐廳吃飯，到旅社睡覺。結果拍完了把他們帶到一所學校的學生宿舍住下，一個人給了3個冷的烤包子。學校放假了，床上連被子也沒有，凍了一夜也餓了一夜。朱雪琅還告訴我：“朱生福看到拍電影時沒有你們兩個人，對我說，他們真行！”這部電影後來在電影院和電視上都上映了，片名叫《恐怖的長城》，裏麵有朱雪琅，也有朱生福。拒絕拍反華電影，在我和劉萬瑜麵前，KGB受到了個小小的挫折，接著便會對我們有更大的報複。我們的兩年流放期在三月份就該結束了，他們有了新的口實，把流放期延長了快一倍，讓我們在金田村多待了一年半還多，作為對我們的懲罰。

1974年相對平靜，前幾次新疆少數民族找我們打架，我們勇敢抵抗，毫不輸誌，打出了威風，他們也不敢再多招惹我們了。特別是一位在中國當過翻譯，漢語說得十分流利的哈薩克同胞名叫土爾遜的，在生產隊娶了個十分漂亮的本地哈薩克姑娘，是個小學教員。一天來到他朋友家做客，他朋友還請了警察特派員、我和別的一些哈薩族同胞，喝了點酒。警察特派員借酒裝瘋要調戲土爾遜的老婆。我立即把他老婆護送到我的房間保護起來。事情過後，哈族同胞對我刮目相看，哈裏木江之流也收斂多了。

秋天，KGB把李廣諱調離金田村安置在塔拉斯市定居。他多年來在柯克達夫市“住院”，住出了成效。他一走，我們的精神負擔大大減輕，不再為他的安全擔心了。時輪轉到1975年，金田村一年到頭給我們中國人忍受的徹骨嚴寒突然放暖和了一些。年初，KGB柯吉達夫州特派局局長，一個俄羅斯大個子上校和州內務部局長即州警察局局長、一個哈薩克族麻子中校來金田村視察，找中國人開了座談會，回答了我們一些問題。解決了我們一些生活上的困難。不久，農場廠長換了人，新廠長也是哈薩克人，官氣要比他前任依斯馬依諾夫小得多，也找中國人開了個座談話，說：“你們也是人，我們要和對待蘇聯人一樣來對待你們。”“你們也是人”這句話對我來說真中錐心刺骨，原來，蘇聯當局把中國逃亡者就沒有算做人哪！農場當局改善了我們的居住條件，宿舍全部油漆粉刷了，每間房都運來了一套油漆閃光的新式家具，包括大衣櫥，床，桌子和椅子。5月，我在卡拉幹達的好朋友劉芒也獲準遠道來看我。劉是廣東合浦人，後來劃到了廣西省。他出身貧苦。十來歲便在皮鞋作坊當學徒，做得一手好皮鞋，師傅是中共地下黨員，他隻有13歲時師傅便帶他參加了東江縱隊，當小交通員，解放後當了供銷社的幹部。他嘴巴說話沒遮攔，1957年下放當農民後自流到新疆，1962年跑來蘇聯。

7月，輪到我們休假，農場警察通知我們，休假時可以申請簽證到哈薩克斯坦任何一個城市旅遊，此種寬大是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我和劉萬瑜先到區警察局領了新的無國籍護照，他們在護照上給蓋上了準許到阿拉木圖，卡拉幹達各城市短期居留的簽章。我們錢原是合在一起的，劉萬瑜不願和我一起行動，怕我拘束他的放蕩生活，拿走了存款的三分之二，去了塔拉斯市和卡拉幹達市。我拿了剩下的三分之一，去了阿拉木圖與劉立中團聚，隻在阿拉木圖立中兄家住了一個星期，把他找來的一本清代學者俞正燮寫的《癸巳類稿》借到手，就回來了，讀了一遍，想多幹點活，掙些錢，冬天再好好休息一下。劉萬瑜卻在卡拉幹達玩了一個多月，還遲遲不歸。我給劉芒寫信，才把他催了回來。回來後，離開了農機站，同一個韃靼工人去幹打火牆的活，與我分開了，隻晚上回房子睡覺。十月初一個晚上，他突然告訴我又要冒險越境，路線也計劃好了，先坐火車到巴庫，然後經阿爾明尼亞首都埃裏溫，偷越阿土邊界到土耳其。我隻回答說：“一切要小心。如果能到台灣，請告訴我在台灣的親戚，把我弄出蘇聯。”我把全部剩款300多盧布和徐英斌送給我的一件非常摩登的捷克短大衣給了他。

第二天天一亮，一個俄羅斯朋友開著摩托車把他送走了，我回房後大哭了一場。隻隔兩三天，一名警察大尉和一名KGB中尉來到宿舍向中國人詢問劉萬瑜的下落。警察大尉問到了我，KGB中尉對他說：“你別問他，反正他知道了也不會告訴你。”他是吃過我閉門羹的。他專管金田村的中國人，每個月都要來農場一兩次，見到中國人就訓斥一番。一次又到我的住房教訓我，當時我正在幫李廣諱和桑布吵架以後的火頭上，打斷了他的話向他大罵：“你憑什麽一次次教訓我？你知道嗎，我們中國人有5000年文明。我們有了人類文明後，你們還是猴子呢！猴子有資格教訓人嗎？”打開房門攆他走。出門時他氣洶洶說：“等著瞧吧！”以後見了他我從不和他打招呼，有時他見到我主動伸手出來，我要先戴上手套，才把手伸過去（即使夏天，我的口袋裏也裝著工作手套）。1975年10月，少校撒沙從阿拉木圖來了，通知我已把我和劉萬瑜的“有條件自由”解除了，讓我們到江布爾州定居。對於金田村中國人來說，能夠這樣本是最盼望的好消息，我卻沒有一點興奮的感覺，不由自主地回答少校說：“在蘇聯生活，哪裏都一樣，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生活了。”他說：“南方總比北方暖和。”朋友們都設宴給我送別。12號，我離開了生活近4年的金田村，到柯吉達夫市後乘火車來到江布爾。

1976年，集中在金田村的全部漢族和回族中國人都轉到哈薩克斯坦最暖和的南部邊區——齊木肯特州的“日出”農場了。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重為中國民

在中蘇交惡中的新老華人（形形色色的中國人之五）

1975年10月15日正好是我40歲的生日，我來到塔拉斯（江布爾）市，看來，我的後半輩子將要與這塊土地融在一起了，又認識了好些形形色色的中國人。KGB原來要把我發配到離城61公裏的哈巴耶夫農場，也是一個集中中國少數民族逃民的地方。到塔拉斯後，李廣諱介紹我認識了柳鬆壽、李玉霞夫婦。柳的女兒加尼亞俄文文筆很好，給我寫了一份要求不去哈巴耶夫農場的很懇切的俄文申請書。我在州委書記接待室見到了州委第三書記，一個中年哈薩克女人，聽了我的請求，看了申請書，答應幫助我。三天後，州公安局就通知我說已批準我定居在市內，在我的護照上蓋上了在市區登記戶口的戶口章。

塔拉斯原名江布爾，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江布爾州首府，為紀念哈族歌手江布爾命名，1996年改成塔拉斯市，是中亞最古老的城市，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大驛站，是中國人首先把它記載在史書上的。公元2000年也是它建城2000年紀念，哈薩克斯坦政府在一年多前就在準備大慶祝了。城在塔拉斯河中遊，東有伊犁河和楚河，西有阿姆河，南部是天山，天山雪水源源而下，灌溉著草原，土地十分肥美，是一代代中亞小王國爭奪的地方。塔拉斯是自古即有的河名和城市名，《漢書》譯稱都賴，唐代史書稱怛羅斯。張騫通西域，玄奘法師印度取經都曾經過此地。公元751年，唐玄宗的高麗名將高仙芝率領3萬唐軍與大食（阿拉伯）軍隊在此決戰，唐軍幾乎全軍覆沒，從此中國勢力就很難再往西發展了。許多俘虜被抓到了大馬土革，其中有造紙工匠，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西方。俘虜中有一位名叫杜環的，曆盡千難萬險從大馬土革經海路回到了祖國，寫了《經行記》一書，記載了這段曆史。12世紀時，塔拉斯屬於我國契丹族建立的西遼王朝，以後屬於蒙古帝國的汗國，直到19世紀初期，清朝政府還在江布爾地區收過稅。突厥語把政府稱“衙門”，直接借用了漢語，哈薩克語又把衙門稱做江布爾，可見，塔拉斯和中國的淵源極深。聽說這裏不管是基建或考古挖掘，隻要能挖到古物，就有中國文物。不過這種文物從來不在博物館裏出現，蘇聯和它的後繼者要割斷中亞與中國的一切聯係。60年代，附近的卡拉道烏和讓拉塔斯兩地發現了蘇聯最大的磷礦，成了蘇聯共產主義建設工程的重點，徐英斌曾在卡拉道烏幹過兩年。計劃要在江布爾和卡拉道烏兩地間興建10個大化工廠，蘇聯解體前已在塔拉斯市西郊建成了3個，規模都很大，工人接近10萬，生產磷肥，黃磷和炸藥。工廠同時也是勞改營，有成萬的服刑犯人在裏麵幹活，魚龍混雜。江布爾居民很複雜，社會秩序也很混亂，駐軍也多，市區到處都是軍營和監獄，KGB和警察局的力量都很強，兩個機構的辦公樓都是5層大樓。一些在解除集中監管後當局還不十分放心的中國人和另一些被KGB利用的中國人都安置到了江布爾。

在哈薩克斯坦，中國居民較多的城市有4個：卡拉幹達，阿拉木圖，塔拉斯和齊木首特。據說塔拉斯城裏和郊區住的漢族人和有漢族血統的混血人超過千人，但戶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華僑隻有十幾家。“文革”中逃過來的中國人包括大人、小孩共23人，先後建立了10個家庭。在中國人中有兩道大鴻溝，第一道存在於貧富之間。1962年以前來的人或靠自己能幹或者是享受特殊待遇，有掙錢的職業，住的時間長，組成了富翁階層，來往密切，子女相互嫁娶，看不起我們這些新來的同胞，害怕我們窮，會沾他們的光，鄙視我們還受著KGB的監管，更不願意我們知道他們不能為人所知的身份。這道鴻溝是被人為地劃出來的，帶頭的是下麵將要寫到的方麗夫婦。第二道鴻溝存在於華僑與外籍華人之間，帶有感情色彩。華僑一般在感情上親中國，處處以中國人自居，後者就大都忠於所入籍國家了，交談時常出現“我們中國，你們蘇聯”這樣的詞匯。當然也有超然於鴻溝之外的,一是老華僑，隻要是中國人,他們就很親熱地對待，覺得人不親土親，不能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其他國家的華人我不知道，至少在解體前的蘇聯和解體後的獨聯體各國，華僑或華人最多隻能維持兩代，作為中國人的祖父或父親過世後，子孫便和中國脫離了關係，融入本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了。中國人形形色色，有些都可用濃墨重彩畫出來。我到江布爾不久，就見識了所謂“四大金剛”：一個在飛機場賣烤羊肉，一個在巴紮大門前賣啤酒，一個在長途汽車客運站管餐廳，還有一個中國女人雄踞於集市的一間房內賣假發。他們眼觀四路，耳聽八方，對中國人掌握得很清楚。

四大金剛中的女金剛叫方麗，是華人中最有影響的人，在中國人大受歧視的年月幫助KGB推波助瀾，在中國人中製造出各種矛盾。她是河南人，抗戰孤兒，進過重慶宋美齡設置的戰時兒童保育院，解放後參加解放軍文工團，60年代初轉業到了新疆石油城克拉瑪依，分配到該市文工團，與山某結了婚。山是中俄混血，沒上過學，一個大文盲，人倒很聰明活潑，但是沒有知識的盾牌，隻能流於奸詐狡猾。1962年他們夫妻帶著剛生下來的小女兒跟著山的蘇籍俄羅斯母親來到江布爾。方在糖果廠包糖，山在公共汽車公司當鉗工。初來乍到，生活很苦，方的俄羅斯婆婆虐待她，有時還動手打她，但不久她得到機會，攀上了高枝，認了莫斯科一個中國老頭為幹爹。那個老頭是共產國際時期中共代表團團員沒有歸國留下來的，據說在莫斯科某大機關當翻譯，無兒無女。老頭每年都帶她去莫斯科。山某夫妻很早就加入了蘇籍，在江布爾製造假發，山還在少年宮教中學生照相。60，70年代，蘇聯女人戴假發是十分摩登的，年青女人人人戴假發。“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有的女人頭上的直筒假發幾乎半米，是個大奇觀，做假發，當然十分賺錢。蘇聯政府在教育上也十分舍得花錢，每逢寒暑假，少年宮都組織學生到蘇聯各大城市和黑海邊、波羅的海邊的各處名勝旅遊，增長學生見識，花費全由公家報銷。山的主要工作是帶學生旅遊，既可多報路費，又能吃空額，中國人中他們家首先發起來了，領了房子，買了汽車。70年代初，KGB人員還帶他們夫妻到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活動，他們倆口子對蘇聯感恩戴德，把唯一的兒子送去了西伯利亞某地的間諜學校，學中文和日文，每當中國人在一起，方麗一開口說話就是“我們蘇聯”，驕傲地向我們介紹，我的父親在莫斯科，我的丈夫是教育界的。70年代末，中蘇關係剛解凍，本市華僑柳鬆壽獲準第一個回中國探親，回來請客，介紹四人幫跨台後的中國新氣象。方麗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老柳，中國還有黃包車嗎？”我一聽火了，駁斥她：“中國的最後一輛黃包車1958年便在上海進了博物館，你不要把我中國看得太扁了。”山也大言不慚地說：“哪一天我找到一個中國部長當幹爸爸，也可能去中國探親。”我也對他嗤之以鼻：“中國的部長是不要文盲當幹兒子的。”這種人最能看風使舵，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力強大，在前蘇聯和以後獨聯體各國的聲望也越來越高。中國駐蘇大使館領事部還每隔兩年派人來探望華僑。每當訪僑官員一到，他們夫妻馬上向我們華僑靠攏，還使勁巴結我，好像我是中國駐蘇大使館在江布爾的代表一樣。蘇聯解體後，新疆與中亞各國的貿易繁榮起來，他們乘機發了大財。他們和官麵上熟，有過硬的後台，經他們做中介的生意都辦得成。名聲傳出去了，有的新疆商人一過來就找他們，他們坑害人的殺手鐧也就大逞其威。有一個烏魯木齊人，據說是新疆軍區某將軍的兒子，從銀行貸了25萬美元過來做生意，到江布爾後。他們和另一個姓鄭的四川人一起把25萬美元全騙光了，此公害怕回中國後受懲罰，跑到一個偏僻農場躲了起來。前年，一名石河子的商人國力和他們合開了一家中餐館，不到半年，全部資金被一騙一搶而光，石河子商人隻好形色倉惶地逃回去了。現在他們夫婦找到了本市一個大佬當靠山，又開了一家中餐館，生意十分紅火。徐英斌生前常對我說：“過去前蘇聯的紅人在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仍是紅人”，是一點也不錯的。盡管他們是紅人，黑手黨可不怕他們，幾年前他們的間諜兒子在西伯利亞給中國商人當翻譯，強盜破門而入把他的俄羅斯妻子掐死了，將財產一掃而光。

那些年，KGB正廣種薄收著大量往中國派遣特務，隻在江布爾的漢族人中就有下麵這些：

陳聞幼。妻子叫羊健芳，都是重慶人，出身都好，陳當過兵，複員後在伊犁察布查爾某兵團農場當武裝民兵，1972年帶著妻子和兩個小孩跑到蘇聯，在電廠當工人，工資很高，一家5口，有住宅，菜園子，是新來的中國人中日子過的最好的。1977年7月，陳聞幼說是到外地療養，從此一去不返，被派到中國當特務去了，抓住後判了無期徒刑，在烏魯木齊服刑。一年多後，羊健芳帶著三個孩子改嫁給李廣諱。1998年，陳聞幼突然又出現在塔拉斯集市李廣諱的百貨攤子上，幫羊健芳賣貨，說是哈薩克斯坦獨立後，中哈關係不錯，改判了20年徒刑，刑滿被逐回哈薩克斯坦。這時KGB的大樹已倒，原來應允的當間諜的各種優待，哈國KGB（民族安全委員會）都不予兌現，陳聞幼隻好在塔拉斯過著無護照，無戶口，無職業，無養老金和無住處的五無生活，還一妻二夫，中國人也不搭理他。都什麽時候了，自己過著一無所有的日子，還幫哈國的KGB當包打聽。我在市場上也擺了一個小攤子，以謀錙銖之利養家。1998年5月，我國駐哈大使館的兩位一等秘書——盧玉玲和王建中來塔拉斯市看望華僑，陳聞幼跑到我的攤子前問我：“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問開什麽會，他說：“中國大使館不是派人來了，召集你們開會嗎？”我又一次發火了，大聲說：”你真無恥，你祖先和家鄉故土都在中國，你給外國人派到中國當特務，和回家鄉挖自己祖墳有沒有分別？你還神氣，要是我當新疆的法院院長和公安局長，一分鍾也不考慮就判你死刑，馬上槍斃你。“他灰溜溜地走了。

李英村，妻子是中俄混血，達瑪拉，也是1962年來蘇的，有兩個兒子。李在中國是個小衛生員，會針灸，來蘇聯後在郊區一個農場當食堂管理員，業餘給人紮針。在無官不貪的蘇聯，食堂管理員當然是個肥缺，油水大著呢。他得了KGB的一點好處，就得給它賣命。李英村當了多年食堂管理員後被KGB封了個少校，1974年派往中國，也是一入中國國境即落網，在南疆塔克拉馬幹大沙漠邊緣老公安農場勞改了20年，1994年被驅逐出境，回到哈薩克斯坦。李被派遣後，KGB給達瑪拉在城內發了一套標準很高的房子，安了電話。和羊健芳一樣，李一走她就改嫁哈薩克人了。達瑪拉長得俊俏，人也利落，哈薩克丈夫和她生了個女兒，晚上開著卡車到淨毛廠去偷羊毛，坐牢了。十多年裏達瑪拉沒有再找正規丈夫，主要是和汪鏞來往（下文要寫到），李英村回來以後又和她住在一起，沒有鬧出羊健芳那種一妻二夫的笑話。

崔進唐，河南淮陽縣人，文革中和朱生福一道逃蘇。他有一個哥哥在哈爾濱市公安局工作，KGB很看重他的這個社會關係。他在拖拉機零件廠翻砂車間倒鋼水，同本地一個混血姑娘結了婚，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在工廠時，每年都有幾個月不見蹤影，人們說他接受特務培訓了，後來幹脆退了廠，說是到農村包地種洋蔥，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其實，他早就每年都被派回中國。陳聞幼說在伊寧市大街上見到過他。大概是1980年左右，崔進唐突然在他房前一片樹林子裏，用鐵絲勒著脖子上吊自殺了，還給老婆留了遺書。人們聽到後很納悶，有人說是在中國活動時出了漏子，給KGB勒死的，直到陳聞幼回來後，崔的自殺之謎才真相大白。陳聞幼說：“崔第一次回到中國就徑直向公安局報到了，公安局又用他當兩麵間諜，重遣蘇聯。別的特務一入境中國便落網，崔進唐卻像回國探親一樣，每次都平安歸來。老奸巨猾的KGB還有不懷疑的嗎？大概他也明白當兩麵間諜的危險性，就先上吊自殺了。

還有一個混血青年劉某（其父老華僑劉大爺我見過好幾次），也被派遣到中國，勞改了10年，又驅逐回來。

上述4名小特務都是塔拉斯市的，也都是漢族。我還知道阿拉木圖有一名新疆人，彼什凱克有一名混血，齊木首特有一名甘肅人和一名河北人，都是KGB派到中國的間諜，他們4名中有3名我見過，我不知道的其他民族的人當過派遣特務的還有多少。新疆是維吾爾聚居地，派往新疆的維吾爾間諜要比漢族人多得多。這些被派往中國的小特務一般都不是聰明人，文化水平也低，沒有經過KGB的專業訓練，常常是有去無回。為什麽KGB一批接著一批地派還要樂之不疲呢？我想一是完成上級的遣諜計劃，一是在中國反諜部門中製造混亂，魚目混珠，以掩護更重要的間諜。

還有幾個，常常主動地來和我結交，是不是到中國活動過，我隻能存疑了。1977年，中國醫生賀漢秋去世，辦了一場大喪事，遺體停了三晝夜，白天晚上都有許多中國人守靈，守靈時我認識了丁氏兄弟，是哈爾濱來的中俄混血。交談之下，老大成了我的朋友之一，不過我一直對賀漢秋的死因心裏有懷疑，不願和他深交。丁老大在石家莊當過軍醫，弟弟是江布爾監獄的律師，多年了，他們兄弟一直深瞞著自己中國人的身份。在賀漢秋喪事中，他們兄弟跑裏跑外，十分賣力，在中國人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丁老大對人說：“江布爾的中國人除了雷光漢還有兩掃帚外，剩下的——唉！”使有的人就對我不免側目而視。一次我與丁大夫談到了他和他夫人離婚的事，他揭了他弟弟的底，說：“我弟弟不是個人，一直在給KGB當特務，每年好幾個月到遠東去受訓，也許還過邊界到東北活動過。”兩年後，他弟弟到我家裏來告訴我們：“我哥哥去世了，才活了40幾歲。他常到x光室去看病人的透視照片，接受了超量的放射線，送了命，臨終前叫我來向你致最後的告別。”我們夫妻聽了，都十分難過，對他真正死因也弄不清楚。

賀漢秋，湖南湘潭人，在60、70年代是江布爾最出名的中國人，也是當時蘇聯最富有的中國人。盧溝橋抗日炮響，他投筆從戎，當軍醫，參加了有名的廣西昆侖關血戰。勝利後隨部隊開到蘭州，內戰時隨部隊起義當了解放軍，進軍新疆。複員後在克拉瑪依做針灸大夫，同漂亮的混血女人劉玉蘭結婚，1962年以蘇僑家屬的身份來到蘇聯。在江布爾仍然是針灸大夫，醫術高明，聲名遠播，連遠到歐洲的烏克蘭都知道。四麵八方的病人聞訊而來。要能到他看病常常得排幾個星期的隊。他沒有忘記自己中國同胞，不管認識與否，隻要是自己同胞要求治病，常常免費紮針，有困難還借錢。中國人團結，是KGB最不願看到的事。1976年賀做了肺癌割除手術，丁大夫是手術大夫之一。賀在醫院裏躺了很長的時間，我曾經幾次去看望他。我們剛相識時他贈我八個字：安下心來，紮下根來。叫我首先要在江布爾安身立命，娶妻生子，齊了家，才能談別的，當然決不能給外國人利用，我一直感謝這位湖南老鄉。這年10月15日，賀漢秋出院不久在家裏去世，享年56歲。3年多後丁大夫又在埃裏溫不明不白地撒手歸西天。給賀漢秋做喪事時，我用江布爾全體中國同胞的名義寫了一副挽聯：

行醫三十年，前治國人，後施鄰邦。惜百歲功業才一半，遽爾長逝，悲夫！

立世五六載，上報祖先，下蔭兒孫。盼一點仙靈返三湘，魂歸故土。哀哉！

1978年，一個叫汪鏞的中國人帶著俄羅斯老婆和小兒子來到江布爾，在各處流動照相，入籍成了蘇聯公民。王當過解放軍和誌願軍，複員後考入新疆語文學院俄語係，1957年當了右派，在烏魯木齊中醫學校教俄語，1962年來蘇。汪鏞住來江布爾後，和每一個中國人都來往，不怕花錢，不斷找理由請中國人，一出去幾個月不歸家。有次他又請客，席上我說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口頭廢除一切對華的不平等條約，實際上是接收了沙俄的一切侵華權益，九一八事件後，斯大林又把蘇聯所占的中東路股權賣給了日本。一個姓曹的擁蘇分子說沒有資料可以證明，我和他吵起架。我向姓曹的說：“你再說一句蘇聯好。我就把你推下陽台。”汪鏞跑來把我們拉開了。王的老婆加尼亞行騙，中國人發現上當後去要回款子，加尼亞威脅說：“汪鏞是KGB的工作人員，我們什麽都不怕，你想告告我們去。”汪鏞曾領頭發起成立塔拉斯華人協會，他當主席，他老婆管財務，簡直財迷心竅，異想天開。我在旅蘇華人中有點聲望，他們派李廣諱當說客，要我支持他們。我對李廣諱說：“誰都知道汪鏞的老婆是個大騙子，我可不上這個當。” 勃列日涅夫塔拉斯齊木肯特有一個壞小子，甘肅天水人，名字忘掉了，對別人吹噓，曾經化妝成解放軍進入中國，一直活動到了天水，又安全越境回蘇。一次闖入我的二小姨家去中，並對他起了不良之心。我知道後，給二妹夫去信，告誡他們不要和此類小特務來往。此人知道後跑到江布爾來找李廣諱，要李廣諱與他合力揍雷光漢一頓。旁邊一個中國人聽了說：“雷光漢也有朋友，你闖他的門可沒有好果子吃。”才沒敢來。當時我的小舅子還在我家做客，是個身強力壯的運動員。可惜，此壞小子沒有來找我，不然非打他一個半死不行。

80年代中期，從遠東來了一個四川人，名叫陳軍建，是位畫家，當場幫我妻子畫了一幅宣傳畫，畫得不錯，俄文字也寫的極好。從塔什幹到阿拉木圖的幾個大點的中亞城市他都跑過，我的幾個朋友他都認識。我覺得此人行蹤詭秘，不過他俄語說的極好，也很有中國文化水平，知識廣泛，言談中對中國也有親近之情。以後他每年都要來我家一兩次，也常去李廣諱家，談到他們那裏放映電影《少林寺》，俄羅斯青少年都瘋狂了。他介紹了審判“四人幫”時江青在法庭上的潑婦表現，令人捧腹不止。直到蘇聯解體的1991還來了我家一次，不無得意地吹噓正在幫助過境商貿代表團做生意，每到哈爾濱，各個大公司排隊宴請他。還教給我：“共產黨的飯不吃白不吃，共產黨的錢不要白不要，凡有中國代表團來找你，你首先伸手要勞務費。”不過我既無本事，更不能黑心這樣幹。不過，沒聽說他做過什麽壞事。

我認識的中國人還有不少，良莠不齊，不能盡言，也就不多說了。其實，因於西方文化的傳統，前蘇聯政權也不是處處專橫無理的。中國人隻要下決心不受人利用，還是可以苟且偷生地生活下來的，並非非當KGB間諜不可。

塔拉斯也住著幾位受人尊敬的老華僑和老華人。有一位名朱劍南的湖北人和一位姓譚的四川人，都是遠征軍軍官，在緬甸和日本鬼子血戰過，以後在新疆跟著陶峙嶽起義了，1958年隨蘇籍妻子來到蘇聯。他們一直潔身自好，正直而勤懇，養育兒孫，從沒有淌過混水。在幾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在我認識的上百個中亞和西伯利亞的中國人中，發現隻要是在國民黨時期上過學和在50年代受教育長大的，一般都具有中國人的骨氣，講愛國，講愛同胞，講品行端正，和那些受過黨的教育人不可同日而語。難道我們是老古董嗎？但這種情況在流落西方各國的中國人中也有共同性。我從法國巴黎廣播電台的漢語台上聽到了旅居巴黎的兩位著名華人知識分子的講話，一個是張廣達，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我在北大曆史係讀書時他是世界史助教，1957年和我一樣的右派。一個是林希翎，反右派運動時的人民大學法律係學生，名聞全國的大學生右派頭頭。他們在中國受到九死一生的折磨後出國，卻仍然摯愛著中國、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敢於在電台上公開宣布自己的愛國之情，更敢於大義凜然地斥責台獨分子和美國現行對華政策中的許多不義之舉。

蘇聯工業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廠

定居塔拉斯後，我由農工變成了產業工人，從1975年10月到1995年5月我退休養老，20個年頭，除了兩次短期調動，一直在市裏最大的機械廠拖拉機零件廠當工人，先後當過衝壓工，裝配工，鉗工和車工。當車工時間最長，有15年，深深認識了蘇聯工業幾大特點：規模極其龐大，技術十分落後，產品質量低劣，原材料浪費驚人。可以說蘇聯工業是世界上最最的浪費經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加工廠。造成如此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兩條：一是計劃經濟，一是地區分工。

蘇聯的計劃經濟真是是到了家，每家工廠，工廠的每個車間，車間的每個工段，工段的每個班組都有產品數量的日計劃，月計劃，季度計劃，年計劃。定額十分高，常常是花掉了工人吃奶的力氣也不容易完成。完不成計劃，工人沒有獎金，頭頭會撤職，再嚴重的還得坐牢。如果超額了，會有大獎。整個蘇聯經濟的最大準則是“計劃就是法律”，隻要有數量，什麽質量啊，原材料節約呀是不大考慮的。

蘇聯不僅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龐大版圖，還繼續分割了許多鄰國領土，如我國的唐努烏梁海，東部波蘭，捷克的外克爾巴阡山地區，羅馬尼亞的摩爾多瓦，德國的東普魯士東部等等，是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在兩千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廣闊土地上建立了15個加盟共和國和幾十個自治共和國，自治州。要統治這一大片歐亞土地，莫斯科除了產酷的政治軍事控製外，也很懂得運用經濟手段。從斯大林掌政以來實行各共和國地區分工政策，有的專門生產棉花，有的隻放牛放羊，有的隻有加工業，有的隻有採礦業，決不允許任何一個共和國有自己完整的經濟體係和工業體係。任何一件產品，隻要是由兩個以上零件組裝的，就決不在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共和國生產。比如我做車工時車的輪軸，鋼是基米爾道烏煉的，往北運了3000多公裏在西伯利亞一小城市翻砂成坯再往南運5000多公裏在塔拉斯加工成車輪，輪中心的滾珠則由烏克蘭運來，組裝好輪子後再往北運2000多公裏的一個城市裏裝配在拖拉機上。工廠有一個很大的翻砂車間，卻隻生產拖拉機履帶一種產品。沒有一條完整的產品生產係列，是蘇聯解體後獨聯體各國一直經濟蕭條、絕大部分工廠都關門大吉的重要原因。殊不知砸壞一張桌子容易，要把它重新拚湊起來就困難的多了。

當時蘇聯還有一個很大的特點：處處缺乏勞動力。工廠裏車床比工人多，汽車隊裏汽車比司機多。隻要願意幹體力活，任何地方任何工廠都可以進去當工人。車床都是自動化的，會按電鈕、會取放零件就能上崗。也沒有這樣那樣的學徒製度，工人進廠學會開車床後就上崗生產，至於修車床，安車刀，磨車刀，都有專門的保全工來幹。我剛進廠時是做的最苦最重的活，幹衝壓工。給我的衝床是壓力250噸和500噸的大衝壓床，有兩層樓高，人得站在高高的木製踏腳板子上幹活，用鋼板或鋼條紮成各種零件。一塊鋼板幾百公斤，一根鋼條幾十公斤，用安裝在車間房梁上的自動吊車吊起來放在自動滾動的長而寬的鋼架子上送進模具口紮製。電鈕一按，哐當一聲巨響，天搖地動。原材料中次品很多，有的不合符尺寸，窄了沒關係，寬了進不去磨具。管他零件的尺寸合不合格，反正不是我的責任。寬了放不進磨具，就隻有把寬的地方一小塊一小塊地紮掉，到全部能放進磨具後再紮零件。長鋼條常常是彎彎曲曲的，無法放進模具連續軋製，也是一段段地白軋掉，到了能成型的地方才製成成品。有時一個班下來，成品隻有一箱，廢品倒有兩三箱。後來我當車工，鋼坯的翻砂質量不好，氣孔多，車刀一削就是一個窟窿眼，隻得扔進廢品箱。工人都希望坯子廢品越多越好，廢品用不著幹到底，還可以照樣計件算錢。工廠實行計件工資製，每件產品每道工序都有規定的價錢，幹的越多掙的越多。出了廢品，隻要不是工人自己做出來的也當作成品算錢，因為不是工人的錯。工人自己造出了廢品按規定要扣工資，不過可以悄悄丟進垃圾箱或埋在下腳料裏麵，不叫管事的和質量檢查員知道。檢查員都是些小姑娘，麵皮薄，即使知道了，給她們10個20個戈比，她們也就馬虎了。有時給車間主任，或工段長看見了，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般說來，車間頭頭對工人的態度都好，因為他們需要工人好好幹活，完成計劃，才能領到大筆獎金，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敢得罪工人。我們中國人是勤儉節約慣了，剛看到如此規模的浪費，真有點替他們心疼。我們車間的浪費還不是最大的，翻砂車間配錯了料，有時煉出的整爐鋼水都是廢品，人們在車間後麵挖一個大坑，把鋼水倒進去，冷了以後埋起來。工廠浪費鋼鐵材料不是故意的，建築業卻是有意的浪費了。每立方米牆要用多少鋼筋，工程手冊裏都有硬性規定。鋼筋運來了，頭頭要趕時間，工人要偷懶，常常是用掉三分之二，把三分之一在房子前裏挖個大坑埋起來，再灌上混凝土。70年代，蘇聯的鋼鐵產量世界第一，最高時達到年產1億6千萬噸，數目大的嚇人，但又有幾分之幾派上了真正的用場呢？農業經濟的浪費也不比工業經濟的浪費稍為遜色，前一章裏我記下了在金田村的見聞。戈爾巴喬夫掌政伊始，揭露了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黨第一書記拉希多夫大貪汙案，報紙披露，每年共和國政府都要向莫斯科虛報多少萬噸的棉花產量，隻領錢不交貨。莫斯科來查數字，便放火把一些淨棉廠的棉花堆燒掉，用遭災頂數。偷盜是原材料被浪費的另一途徑，蘇聯工人偷起廠裏的東西來十分嚇人。誰要蓋房，廠裏的鋼筋鋼條、木料、油漆，在晚上就成車的往外偷運。零件廠有兩個大門，晝夜24小時有門衛站崗，不向門衛行賄，往外拿不走一丁點東西。但在兩個大門之外，工人自己在圍牆上開了無數的豁口，汽車可以開進開出，從豁口往外運東西，門衛看到了也閉著眼不聞不問。李廣諱修別墅用的材料就全是從工廠偷的，到了晚上，他在廠裏往圍牆外扔，他老婆孩子在圍牆外守著，裝上小推車推走。我同組的有個工人，每個晚班都要用一個能裝十來公斤的塑料桶裝一桶油漆帶回家，十年如一日，真有恒心。翻砂車間的一個女工比他的耐心更大，每個夜班都偷幾塊砌煉鋼爐的耐火磚回家，十幾年後用昂貴的耐火磚砌了座二層小洋樓，警察發現了，抓去判了刑。蘇聯有法網，隻不過撞在網上的隻是蝦米，不是大魚。1996年，零件廠的俄羅斯廠長高升去了阿拉木圖，換了個哈薩克廠長。此人在一年之內，用廠裏的運貨車運廠裏的建築材料，再用廠建築隊的工人幹活，給兒子和女兒各蓋了一棟三層樓房。零件廠倒閉快5年了，其他工廠也一樣關著門，失業的工人都得集市上去謀日子。市中心集市北邊有一大片金屬製品專賣區，螺絲釘，螺母，墊圈，齒輪，鋼絲，銅絲，鉗子，扳手等等，零件和工具，琳琅滿目，品種齊全。好幾個攤主是我原來車間的同事，還有一個當過我的工長。有用沒用的東西他們全偷回去，現在派上了用場，成為生活的來源，比我有遠見多了。中國也有“大家拿”，也是從俄國人學去的。真不明白，現在老師把那些全棄若敝絮了，連政治製度也掃進了曆史垃圾堆，當學生的中國也把經濟製度改變了，而在政治製度上，為什麽卻仍然抱殘守缺？

說到蘇聯的浪費經濟，最大的浪費還是盡造出不合乎規格的產品。出廠的是次品，是一用就壞或者不用已壞的廢品。車間每個工段都有幾個女質量檢查員，廠部的質量科也不時大抽查，不過都是走過場，花樣文章。顧得上質量便顧不上數量，而從克裏姆林宮到基層頭頭，首先要的是數量，要在產量上占世界第一，超過美國。發現了廢品。按規定要丟進廢品箱，當下腳料運走的，車間主任卻不叫運走，放在一個角落堆起來，到了月底，計劃完不成了，便交出去頂數。當然也做點掩飾工夫，油漆一遍，凡是窟窿眼便先用油泥塞起來再刷漆。世界給蘇聯商品有一個共同的評語傻，大，粗，黑。一切為了計劃，而一切計劃又都是亂糟糟地完成的。正如蘇聯人自己形容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別是什麽？資本主義在生產範圍內說一不二，在銷售範圍內亂雜無章。社會主義在銷售範圍內供一不二，在生產範圍內亂雜無章。”他們也自編出了形容自己產品質量的故事：美國卡車的車頭是包著薄鐵皮，蘇聯卡車的車頭釘著原鐵板。卡車撞到水泥牆上，美國車把水泥牆撞壞了，蘇聯卻把車頭撞壞了。

80年代初蘇聯宣布，它的鋼鐵產量、拖拉機產量和車床產量都占到了世界第一，蘇聯也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次品製造廠。生產次品，浪費了原材料，破壞了環境，更浪費了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有這樣一則笑話：

逢到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星期六，工人在大街兩旁植樹，行人見了很奇怪，問他們：“夥計們，你們在幹什麽？第一個人剛把坑挖好，樹苗還沒放進去，第二個人就把坑填掉了。”挖坑的工人指著填坑的工人回答：“他不是第二個而是第三個，負責放樹苗的第二個工人今天曠工了。我們是嚴格按照計劃和流水作業法幹活的。”

蘇聯的工廠規模非常龐大。拖拉機零件廠有兩千多工人，5個車間，占地大約有3平方公裏多。因為蘇聯國土麵積大，沒有用地問題。每個車間都是獨立的建築，車間之間有林蔭道相連，廠區裏綠樹成蔭，小花園、噴泉處處皆是，象大花園一樣。工作時間隻聽到機器轟鳴，看不到閑雜人員來往，，工廠文化比當時我們中國遠遠進步。管理層人員也不多，如此一個大工廠，隻有3個廠級領導：廠長，總工程師兼第一付廠長，還有一個管總務的副廠長。廠共產黨委員會隻有兩個人，書記和秘書。廠工會隻有工會主席一個人。一座3層辦公樓，才20幾個白領職員。車間非常大，排滿了車床，車床比工人多，像我一個人，就有同樣的3台車床，擺成一圈，這台壞了上那台幹，停車修理不停工。有技術先進的車床，落後的更多，有的還是30年代的，不過都是自動化的。蘇聯沒有技術員這一階層，大學畢業後即使幹工人的活，頭銜也是工程師。工程師和工人的技術水準都不高，大家也不愛學，許多現代化的機器運來以後也是浪費著。像我的3台車床，都是德國生產的，大圓工作台裝著十幾把車刀，團團轉，一次就能完成十多個工序，本來由電腦控製，但誰都掌握不了也不想學，把電腦控製器拆掉，改成電動的，開、關都按電鈕。有的車床更複雜，運來以後幹脆擺在那裏沒人用。對這種現實，蘇聯人也有他們的說法：“鐮刀和斧頭是技術進步的終點。”但蘇聯工廠也有一個大優點，重人輕物。工人把車床弄壞了沒什麽關係，小事故沒人過問，大事故最多也隻是扣點獎金以示懲罰，但隻要有人受傷，卻是大事件，安全工程師馬上會來寫事故單。受傷的工人是沒事的，急救車送去醫院治療，可是從工長到車間主任都得受罰，最輕也要扣掉一個月的獎金。我當衝壓工時，一次一塊鐵片跳出來打傷了我的下巴，把工長嚇壞了，馬上把我送到市醫院工傷站打針，包紮，再把我送回家。他叫我悄悄在家裏養傷，什麽時候痊愈了再上班，對誰也不要說，我給你每天都寫工資單，比你原來的平均工資還要多。他害怕傷了工人扣他的獎金。而給我多寫工資，經濟損失則由國家負擔。而我們中國領導人教育工人，卻是用鮮血和生命捍衛國家財產，人死了沒事。工廠裏隻講生產，不講政治，沒有政工幹部，也不開學習會。偶爾上麵派人來作時事報告，也是聽者寥寥。工人中很少有黨員，人們也不願入黨。但發展黨員是有計劃的，黨委書記看中的人不想入也得入，看不中的想入也入不了。大家對黨員都討厭，因為他們幹活沒有一個是能稱作榜樣的。黨員的職責隻有交黨費和告密兩項。一次我看見同班組的一個幹活很不起勁的工人去開黨會，就問另一個同組者：“他也是黨員？”他回答我：“對，他是狼群中的一員。”但不管你是不是黨員，隻要活幹得好，就給獎金，當模範，登報表彰。我幹活認真，幾乎天天超定額，江布爾州報幾次登報表揚了我，還刊出了我的照片，被指定為模範工人，領到了獎品、獎金和獎狀。工資中含有百分之四十的獎金，完成了定額，不違反紀律，上班時間不喝酒，百分之四十全額發給，否則按情節輕重扣除一部分或全部。這種用經濟辦法管理工人最為有效。還有第13號工資或第13個月工資，即每年元月分多發一個月工作，不過隻是本額，不包括百分之四十的獎金。工人如果一年內沒有違犯勞動紀律，就能全額領取。工廠頭頭要貪汙工人工資，主要是在13號工資中上下其手。1984年以前，廠長是個俄羅斯人，總工程師兼副廠長是朝鮮人，每年的13號工資都能全額發放。後來二者都換成哈薩克人，便年年克扣了。有一年我平均每月工資達330盧布，隻領到110盧布的13號工資，其他的給他們貪汙了。自從土著人掌了權，工廠變得亂糟糟，澡堂更衣室起火、工廠變電站燒了，停產了好幾天。停工待料，事故死人，有的工人整隻手掌給切掉等等各種怪事都出來了。工廠有工具車間，做車刀的鋒鋼，做鑽頭的鑽頭鋼都是高硬度的合金鋼，世界上隻有少數國家才能製造。那時蘇聯也常派人到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和一些亞非國家旅遊，一些人便偷走合金鋼到國外賣錢。出了大事故夠不上刑事罪的，由工廠各車間設的同誌法庭審判，法庭成員是由工會和黨委會指定的工人和工程師組成。同誌法庭隻審判工人，輕者扣獎金，重者開除，從來沒有審判過幹部。土著人當頭頭以後，同誌法庭也不開庭了。蘇聯教育發達，百分之六十的年青人受過高等教育，體力勞動者缺乏，政府要鼓勵人們幹體力活，待遇上實行腦體倒掛，工人的工資常常比白領階層高好幾倍。象我每月平均工資有300多盧布，車間主任的名義工資才220盧布，教員，醫生月工資才100多盧布。大學畢業了，一律每月130盧布。不管做什麽工作，職務升不上去工資也升不上去，到老也才這點錢，完全實行職務工資製，比中國合理得多。大概是西方傳統的那種博愛，平等精神還沒有給阿芙樂爾巡洋艦的大炮全轟掉吧。其實蘇聯普通人社會還是相當平等的，全民公費醫療，全民義務教育，全民社會福利，人人都能享受，隻要在蘇聯土地上，不管戶口在何處，看病，上學都不花錢，住院了還發全額工資。有的中國人象李廣諱到中國探親幾個月，拿來中國醫院開出的病假證明回到蘇聯，照樣可以領到工資。有的國人有親戚生活在蘇聯的，要超生小孩，便挺著大肚子到蘇聯生孩子，在產科醫院領取出生證，每個月政府還發給兒童補助費。青年男女婚姻嫁娶，也不講究文化程度，出身門第之類。愛上了就結婚，誰也不笑話。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找丈夫都願找工人，是經濟規律在起作用，如果找自己的大學同學，兩個人的工作加起來才260盧布，勉勉強強過日子，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領上房子，買上汽車。找個工人，丈夫工資高，工齡隻要超過5年，就可以領上住宅，買汽車也不困難。零件廠辦公大樓裏坐著20來個秀臉媚目，衣著摩登的女職員，充當各式工程師，會計、統計師、秘書、廠醫等令人羨慕的職務，她們的丈夫都是滿身油汙的工人。不過蘇聯的養老金製度很不合理，隻有工資的一半，一般職員和工人最多隻能領到120盧布。職員的工資低，相應的養老金更少。有的工程師，車間主任什麽的在領養老金前還自我下放一年兩年，當工資高的工人，能領到120盧布的養老金。有些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先幹兩年國家分配的工作，領到畢業證書後，再當三，五年工人，領了住宅，買了汽車以後，再去幹本職工作。特別是分房子，全靠工齡分配，沒有職務高低之分。當然進入了特權階層的高官除外（至少得到共產黨的區委書記這一級）他們都有獨立的專門的官邸。分房一般要在單位的工會排隊3-5年，持工齡和戶籍證明就行。城市裏每人不少於12平方米，住宅都是套間，冷水熱水，廚房，廁所，浴室一應俱全。一對夫妻無孩子分一間房的套間；有一個孩子或兩個孩子，孩子為同性，分兩間正房；兩個孩子為異性或者3個，4個孩子者分3間正房；5個或5個以上孩子者分4間或5間正房，孩子多了可以不排隊，優先領得。我隻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就領了3間正房。和我住同一棟房的，有設計院院長，校級警官，法院院長，消息報記者，功勳演員，也沒有住得比我特殊。有的西方學者說社會主義是封建主義的複辟，但在蘇聯平民社會中並不是這樣，而中國卻處處把人劃分成不同等級，中間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農民和工人之分，幹部和群眾之分，幹部中一般幹部和高級幹部之分。如部，司，局，科，中央、省、地，縣，鄉，村級官員的嚴格區分。還有“地富反壞右”的賤民，等級區分比講究門第的魏晉時代還徹底，那可真正是封建製度的大複辟了。

因為工資不多，所以房租低廉，水電煤氣和公共交通費用都隻是象征性的。一個盧布有100個戈比，市內交通一次，不分遠近都是5戈比。1個人1個月煤氣費50戈比，水費20戈比，一度電2戈比。免費福利多，物價也十分便宜。隻要不喝酒，日子是過得不錯的。我平均每月領了330—360盧布，按官價折合540—590美元，能買到3台大冰箱或3台黑白電視機，一輛半輕型摩托車或7輛自行車，5套高級西服或3件呢子大衣，180公斤牛肉或豬肉，一噸又100公斤麵粉或425公斤大米，乘飛機去莫斯科6趟或乘火車去莫斯科10趟。物價十分穩定，隻見降價，少見漲價。價格全國統一定死，印在商品上（如衣服印在布條上再縫在衣服裏子上）或鑄在商品上（金屬，玻璃或塑料商品在鑄造時就把價格鑄進去了），那時的蘇聯人不愁衣食，不愁教育和就業。笑顏常開，神采奕奕。有時看到討錢的，都是酒鬼或土兵。土兵的津貼太少，每月才3個盧布，要點錢買煙抽。專業乞丐是沒有的，流浪者並不都是生活困難。

蘇聯解體已經10年了，獨聯體各國沒有迎來民主，經濟破產的苦果卻人人都得吃，處處是乞丐和流浪者，社會競爭條件更不公平。人們特別是年紀大的人，不管哪一個民族，都留戀前蘇聯社會無所憂愁的日子，回憶那夢景般的生活。所以，我覺得社會主義經濟製度也有著許多合理的地方，如勞動和分配的相對平等，全民就業和全民福利，尤其是全民免費醫療和全民義務教育。沒有投機性的泡沫經濟，特別是對普通體力勞動者尊重，這些，在未來人類社會發展中還是要吸取的。而我們在改革中，把社會主義製度一切合理的地方都改革掉了，隻留下最不合理的一條：一黨專政。

60年代和70年代是蘇聯經濟發展最快，國家最富庶的時期，中國卻是社會大倒退的時期。1983年，1984年是蘇聯盛衰的分水嶺，之後，蘇聯的經濟狀況一天不如一天，每況愈下。我們在生活裏的實際感覺很強烈，以前是年年漲工資，以後工資是不漲反降；以前每年每季度和重大節日都發獎金，以後很少能看到獎金了；以前商店裏的商品雖然不是琳琅滿目可也也是必需的盡有，以後逐漸少起來了。特別是食品供應缺乏，各式各樣的香腸、熏肉、黃油，奶酪全不見了，有時買牛奶也得排長隊。節日供應點黃油、牛肉，得排隊三，四個小時。小女兒出生後，不能沒有牛奶，我每天淩晨5點起床到牛奶店排隊，在排隊名單上寫下自己的號碼和姓氏，然後去上班，商店開門後，由妻子購買。不過，十月革命後的大部分時期物資都供應缺乏，訓練出了蘇聯人的排隊文明，可稱為世界上最好，規規矩矩，有條不紊，很少有插隊的和一擁而上的。“誰是最後一位？”是在蘇聯生活必須學會的一句俄語。蘇聯解體以後，前蘇聯人臉上的笑容逐漸消失了，說話的嗓門也低了。老百姓不滿日多，編的政治笑話也越多，本書中記錄的大部分笑話都是80年代以後編出來的。這裏，再記錄幾條：

一個人走進魚店，指著貨架上掛著的一條魚問售貨員：“這條魚是新鮮的嗎?”售貨員回答：“不清楚，因為我才來這間商店工作兩個月。”

顧客問菜店售貨員：“有西紅柿嗎？”回答：“沒有！”又問：“有黃瓜嗎？”回答：“沒有！”再問：“有蘋果嗎？”回答還是沒有。顧客生氣地說：“怎麽你們什麽賣的也沒有？”售貨員回答：“我這裏是商店，不是問事處。”

諾賓諾準奇從商店門前經過，看了一眼商店的櫥窗說：“唉，肉沒有，牛奶沒有，咖啡沒有——什麽也沒有。”門前站崗的警察聽到了訓斥他：“閉上你的臭嘴！你再說一句，我就開槍打碎你的腦袋。”若賓諾維奇笑著說回答：“我不害怕，我知道你們連開槍的子彈也沒有。”

一個列寧格勒人問他生活在莫斯科的朋友：“你們莫斯科商店裏商品擺的很多嗎？”朋友回答說：“我們商店裏的商品擺的象赫魯曉夫頭上的頭發一樣多。”（赫氏是個大禿頭）

為什麽肉店沒有肉賣？因為羊去搞科學研究了、母牛嫁給了將軍、公牛當了運動員、而豬都走上了黨的領導崗位。

這時遠見並且多智的裏根總統在美國掌政了，放出了20世紀最大的特洛伊木馬——星球大戰計劃。蘇聯一代代領導人都認認真真地對付它，軍費占了國民經濟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國家不堪重負，經濟全民蕭條，龐大的蘇維埃帝國也因之去日無多了。

難忘1976年

1976年就是毛澤東去世的那年。

到塔拉斯定居後，剛開始，我和李廣諱租了兩間平房，幾個月後他找了個俄羅斯老婆搬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房子在城市中心的日丹諾夫街，隔馬路是共青團公園。房子的布局是沿中間花園在北、東、南三邊圍合出三棟互不相連的小平房。南房大，住著老兩口和90歲的老母親，男房東是猶太人，矮個子，是本第一高級中學的校長；女房東波蘭人，是另一所中學的教導主任。沒有兒女，三個老人靜靜地過著。老夫妻下班後把全部時間都花在侍弄花園和葡萄了，一棵菜也沒種。種的花有玫瑰花、芍藥花、勿忘我、南牆上還爬滿了月季和牽牛，有兩棵大花樹，白色的繡球花和紫色的丁香花。每當花季到來，花影婆娑，花香浮動，花光笑語，住處鬧市，而環境優美。我在零件廠舊廠幹活，上下班隻要步行10分鍾。1977年冬天舊廠完全拆除，新廠在東郊，得坐4公裏的公共汽車。猶太人愛錢，也會經營，男房東把3棟房的周邊都栽滿了葡萄，搭上高大的葡萄架，夏秋一來，鬱鬱蔥蔥，房間裏陽光都照不進。他們細心地把每串葡萄用紗布袋罩起來，摘下後自己釀酒賣。女房東還喂了一群雞、兩頭豬，蛋和肉自己吃不完就賣給我們這些房客，價錢都比商店和市場上便宜。我奇怪他們沒有兒女，要那麽多錢做什麽？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盧布貶值，緊接著蘇聯解體，銀行存款作廢。他們一輩子積蓄就當做一把火燒光了。

東房住著3位俄羅斯年青人，工程師兩口子和他們當航空小姐的妹妹。每當工程師兩口子不在家時就有位年青軍官來陪他們的妹妹過夜。北房4間，中間有小走廊隔開。我住兩小間，另兩小間由一位女同胞住著，叫劉巴，出生在遼寧錦州市，父母都是東北的中俄混血。劉巴在保險公司當會計，很愛幹淨，一到休息天就洗衣服。她個子又高又大又胖，大概有一米七五，圓而長的冬瓜臉，黑裏透紅。每看到她下班後回家，黑紅色的臉上畫著兩條濃黑的眉毛，塗著紅嘴唇，滿麵汗光，走起來風風火火，真像是小說裏的魔女。不過，她還算文靜，休息天也不到處亂跑。大概我給她的印象不錯，常來與我寒暄，借我的中國大菜刀用，做點中國飯菜。她父母從鄉下來看她，也來和我說東說西，有意招我做女婿。我認識一位住在齊木肯特的湖南老鄉，給我寫信說：“劉巴和你住一起，你得趕快動手啊！”可我不敢問津，太不相稱了：個子不相稱，年齡和職業不相稱，我大她16歲。1976年春天，她遠嫁到吉爾吉斯共和國奧什市去了。丈夫是個1962年過來的四川人，不到一年後離婚，又回到塔拉斯，這時我已經有了巧雲。他後來嫁到了齊木肯特市，丈夫是他們的東北老鄉，純漢人，年紀比我還要大。

塔拉斯我下班回家，自己做飯吃過後，躺在床上，打開收音機，享受著電波帶來的安慰。但這一年多，帶給我的卻是各種時局變化的大震動：唐山大地震，是當時世界各國電台的頭條新聞。百萬人口的大工業城市，幾分鍾內變成一片瓦礫，10萬以上的我的同胞霎那間死於非命，我心裏流血了。大二上中國斷代史課，田餘慶講師給學生講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我仔細讀了《史記》和《漢書》裏的《董仲舒列傳》，深知儒家的天人合一道理。天人感應是非常有道理的，人禍必帶來天災，天災又會引起超出常軌的人的行動，唐山大地震，對過於離譜的“文化大革命”敲起了喪鍾，中國大變就在眼前。果然，唐山地震還沒有過去，又是頭條新聞：“周恩來去世”！我卻沒有悲傷，周當總理二十多年，有值得稱道的政績嗎？毛澤東的左膀右臂斷了。接著，就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在每年五一，十一，毛澤東踏著東方紅樂曲的節拍，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萬眾歡呼萬歲的地方，也響起了反對他的怒吼聲，秦皇專政的時代看來維持不下去了！中國的大變開始了！我這時還在繼續寫我的書稿《夢想新中國》，用了整整一章寫了我對周恩來的認識。

1976年9月26日下班回家，打開收音機，聽到了中央台的長篇訃告，毛澤東走完了他混世魔王的一生。“文革”時各地大字報和小報都傳出這樣的“喜訊”：“經過醫學專家慎重地長期地檢查後得出結論：“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將能活到140歲。”看過以後，我心裏暗暗發笑。中國曆史上最長壽的康熙皇帝也隻活了80多歲，他不僅雄才大略，而且襟懷開朗。中國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西方諺語說：“上帝要人死亡，必先叫他瘋狂”，1955年反胡風以來，毛在我可愛的國土上多行之不義遮天蓋地。我的心情十分複雜。中國的一個時代，一個十分恐怖的時代終於結束了，新時代將是個什麽樣子，中國將走向何方？作為現代中國最不平常的領袖，毛澤東功比過更多：他第一次真正統一了除外蒙古外的中國大陸，鏟平了割據；50年代前期的經濟建設，初步形成了中國完整的工業經濟體係，中國有了自立的能力；；東拒美國大軍於國門之外；北抗蘇聯，使其不能染指現有的中國寸土；南懲印度，大殺它的一度氣勢洶洶的霸氣，讓中國人有了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勇氣，他對中國曆史作出過大貢獻。而他55年反胡風後的全盤倒行逆施，卻是亙古未有的大罪孽，在大陸是白骨遍野，冤魂遍地。大陸外的中國人也都跟著遭殃。他的統治使中國社會倒退了幾個世紀，不知要多少代中國人的含辛茹苦，才能把他造下的孽彌平下來。

到了塔拉斯，有大半年KGB沒有再派人來找我，我感到十分輕鬆，希望他們永遠不要再來才好。但毛澤東去世的第二天我下班，車間主任忽然通知我下班後逕直到江布爾大旅社門前去，說有個人等我。我想，這下子KGB又盯上了，總不會有好事，也隱隱約約地知道他們為什麽要找我。走到旅社前，就看到少校撒沙滿麵含笑地迎了上來，握手寒暄後，把我帶到了他住的房間。裏麵還有一個高大壯實，氣度不凡的哈薩克上校，他介紹說是江布爾州KGB管理局局長，也是和顏悅色。桌上擺著水果和糖點，還有一瓶特級伏特加酒，少校撒沙打開酒瓶，酌了三杯酒，舉起酒杯說“為我們的重逢而幹杯”。我開了個玩笑說：“長官們，現在是我們的國葬，是不能喝酒的。”他說：“不是為這個，你和上校今天第一次見麵，按我們俄羅斯規矩，朋友們第一次見麵是要喝酒的。”兩杯下肚後。上校開言了。少校把他的話譯成漢語，說，毛澤東死了，中國共產黨的道路將會改變，中國的形勢會起大變化。中國向何處去？未來中蘇、中美的關係又將怎麽樣？請你根據你的觀察和分析，給我們寫個書麵材料。明天你可以不上班幹活，在家裏寫，他在旅社等著，好把材料拿回阿拉木圖。還特別說了幾個人的名字：華國鋒，江青，張春橋，葉劍英，李先念等，要我寫寫他們的未來的政治動向。告別回家，我很快就把材料寫好了，兩千多字。第二天照樣上班，我不想得到KGB的恩惠在家休息。下午把材料送到旅社交給了撒沙。這些問題，在周恩來去世以後我就開始日夜思考了，是深思熟慮了的。我也非常擔心蘇聯會向中國開戰，希望有一個機會向蘇聯當局進言，恢複中蘇友好、維持中蘇和平，能有機會寫這個材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寫的大致內容如下：“文化大革命”已經使中國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回頭也得回頭了。毛澤東的死給中國執政者一個走回頭路的大好機會，中國現在就會形勢大變，隻會變好，不會變壞。華國鋒長期當湖南省的領導人，我是湖南人，對華國鋒有認識：他是一個很聰明，也很能見風轉舵的人，不會給毛澤東和江青當殉葬品。但是他的資曆不深，要坐穩中南海的寶座得依靠葉劍英、李先念這批老帥、老總，他們是會站到一起的。江青在“文革”中幹的都是絕子絕孫的的事，中國人民很快要起來清算她的罪行，清算她夫妻父女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張春橋是江青的弄臣，他們的命運一樣。葉劍英和李先念都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不會保江青，他們將起來扭轉乾坤。中共大概會回到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統道路上來，中蘇一定會重新友好。為了抗住目前蘇聯對中國的壓力，中美也會更加接近。後來證明，我的大部分預見是正確的，可是，中共沒有回到倒向蘇聯的老路，不久就在鄧小平的帶領下實行改革開放，是我原來沒敢預想到的，也是我喜出望外的。因為以前我一直認為中共是世界上最頑固保守的共產黨，不會離開傳統的社會主義老路。寫完材料，我忍心把《夢想新中國》的四大本書稿燒了。我我想中蘇一旦恢複友好，我將成為有罪的羔羊，被KGB送回中國，書稿將成為我叛國反黨的大鐵證。於國於私，我根本沒有希望過中蘇還要友好。

10月份我休假去了阿拉木圖，住在劉立中家，電波裏傳來了打倒“四人幫”的天大好消息，聽到後我們兩個人驚喜若狂，相抱而泣。立中早就入籍蘇聯了，心卻還是中國心，他不住口地說：“這下可好了，這下可好了！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有生命力的黨。”我馬上跑去商店買回酒，香腸和熏肉。我們兩個人一杯杯痛飲，竟夜談國事而無絲毫睡意。興奮中，我們兩人站起來麵向東方高唱了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立中兄還大聲朗誦了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我們真盼望能就此徹底清算毛澤東路線，中國走上統一，民主的富強康莊之道，我們這些海外棄子們能早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次日，我們又請來了幾位中國朋友，共聚慶祝。我在席上說：“能打倒四人幫，再清算毛澤東，我舉雙手擁護華國鋒當英明領袖。“蘇共黨員張聯堂聽了說：“不管華國鋒如何英明，勃列日涅夫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領袖。”劉立中兄反唇相譏：“當然啊！華國鋒胸前一顆勳章也沒有，勃列日涅夫胸前掛滿了勳章，還自己給自己授予了列寧和平獎金和列寧文學獎金。”看來也真奇怪，在華國鋒繼位，“四人幫”垮台這個中國曆史轉變大關頭，蘇聯本應該去棄前嫌，拉中國共產黨一把，表示對中國人民應有的善意的。它卻沒有這樣做，失去了改善中蘇關係，延長蘇聯命運的大好時機。深居克林姆林宮發號施令的勃列日涅夫、契爾年柯、葛羅米柯這批老爺子們已經老朽到了家，再沒有能力應對變化萬端的時局了。

這年舊曆新年我是一個人渡過的，孤苦伶仃。三杯下肚，我填了一首《水龍吟》：

冰雪帶來嚴寒，一年一度又除夕。昏燈獨對，淒涼客舍，蕭條四壁。竹箸陶碗，淡酒清肴，紙灰燃起。向列祖列宗，整衣拜，忍不住，滂沱淚。

八年異域漂流，渾撇卻家山萬裏。鐵鑄囚車，畫地牢籠，平生初曆。鴻案全拋，鵲橋事渺，深情何寄！算書生本色，清操勁節，依然猶勵。

有了自己的家：妻子，兒子

在塔拉斯定居，已屆不惑之年，娶妻生子，是要提到日程上了。好心的朋友和工廠的同事一直在給我介紹女友，但是我每次和人家見麵，都有一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心情。幾次愛情挫折叫我心裏流血，在大學二年級和在新疆霍城教書的時候，我都非常真情地戀愛過。一個是我的中學同學，一個是我年紀相差不多的中專學生，都是容貌秀麗，功課出眾，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兩次也都不僅是談戀愛，而是已談婚論嫁了。可是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一次次被踏倒在地，結果當然都是棒打鴛鴦兩離分。當然，當泰山壓頂之時，象《天雲山傳奇》裏麵馮婉珍那樣堅貞的女人是有的，我的大學同班女同學陳寧生便是一位典範。她的戀人張學仁當了右派，黨支部，團支部天天有人和她談話，要她與張學仁劃清界限。一些左派人士也乘虛而入，向她表達感情。她默默忍受了可怕的一切，自己悄悄地每天給張一封信，告訴他“死也不分離”。1968年畢業典禮一結束，剛走出北大校門，她立即和張學仁舉行婚禮。張發配到了邊疆，在內蒙古偏遠的紮奈渃爾煤礦教書。陳寧生放棄了在北京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的好位置，也去了紮奈諾爾，和丈夫一道忍受著自然的和人間的雨雪風霜。但這樣的偉大女姓畢竟太少，一般的名叫“弱者”的女人是無法經得住政治運動的高壓的。到了外國，無端拆散鴛鴦的黑白無常雖然沒有了，而紅線係在何處，卻使人既憧憬，又彷徨。休息日的時候，我常到一位叫瑪莎的混血大嫂家裏帶她的小女兒玩，她見我抱著她的小女兒是那樣親熱，就嘲笑我這個年過三十五，衣破無人補的王老五好命苦，下決心要給我當月老。她的親戚遍及中亞各城市，認識的人很多，她說姻緣，姻緣，講究的是後麵的緣字。說我和以前的兩個女友沒有緣分，相信以後的緣分還會有的。果然，1977年春節一過，一個星期天，她風風火火地跑到我的住處找我，叫我去相親。說：“我給你把緣分找來了。”我當然十分高興，一進瑪莎的們，一位中國女人模樣的少婦款款站起來，我向她問好，她向我伸出了手，相互認識了。她名叫李巧雲，以後便是與我共患難大半輩子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位真正的中國女人，很有文化和藝術修養，心地善良，特別是，與我一樣，有流落國外的中國人共同的複雜、深沉的憂思。她祖籍山東金鄉縣，民國初年，爺爺帶他們全家闖關東，逃荒到了吉林省遼源。她11歲時，父親跟同鄉來蘇聯謀生。她的外祖父一家也是山東人，一次世界大戰時當華工到了俄國，在伯力附近的林區伐木頭。十月革命爆發後，他外祖父投身革命，成了布爾什維克，同一位烏克蘭姑娘結了婚，所以，巧雲身上有著四分之一的洋人血統。外祖母是烏克蘭和俄羅斯人的混血，巧雲的外國血統也就烏克蘭和俄羅斯各占百分之十二點五。蘇俄內戰結束，外祖父成為當地一家很大的木材公司的總經理，生了6個兒女，我嶽母是老大。一家生活得幸福和美。可好景不長，30年代中期斯大林開始了全麵鎮壓的大肅反，俄國各民族中首當其衝被鎮壓的是中國人，不管是紅是白，一夜之間全都被抓，關盡攆走殺光。我嶽母一家被攆出蘇聯，長途跋涉，縱穿中亞，通過哈薩克斯坦新巴拉金斯克口岸驅趕到中國新疆塔城。卡車把幾萬華僑和他們的家屬扔到邊界蘇聯一側，哥薩克士兵對他們凶如猛虎，海關檢查更是慘無人道，被驅趕者隻得把身上帶的貴重東西全掏出來挖個坑埋起來。1931年美國麻薩裏塞州處決了兩個意大利魚販子，引起全世界的大抗議，我們敬愛的大作家巴金先生也寫了《我的眼淚》的長文，不知道為為什麽就在此時，幾乎上十萬計的中國人被蘇聯政府殺害監禁驅趕，卻沒人作聲？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是事實、是真理，如果中國人及時知道了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幹下的一切，也就不會有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了。外祖父拖兒帶女回到中國，在烏蘇落了腳，給地主當佃戶，女兒與我嶽父李恒田結了婚。兒子們漸漸長大了，上了學，有幾個學會了開汽車，一家生活又慢慢興旺起來。誰知道。1945年蘇聯一手製造要把新疆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三區（伊犁，塔城，阿勒泰）暴亂（直到現在，我們官方還稱它是“三區革命”）發生了。蘇聯紅軍帶著三區的維吾爾，哈薩克人造反，要把漢人殺光。烏蘇屠城，是漢族居民抵抗最慘烈、犧牲也最慘烈的，外祖父在守城戰鬥中犧牲了。我嶽父和舅父們拿著槍保著家人和一些鄉親逃到烏魯木齊。逃難時，巧雲生下才兩個月，害怕哭出聲響給強盜們聽到，我嶽母用手捂著她的小嘴走路。一會兒見她嘴裏氣都沒有了，以為已經死掉，忍心丟到路邊，是外祖母把她拾起來，用人工呼吸又把她救活了。日本和俄國，這兩個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敵給中國百姓製造了多少災難？我出生在湖南，她生在新疆，兩地相隔萬裏，但是我們一生下來就要在日本和俄國的魔爪下逃命。我嶽母生下三男三女，巧雲是老大。嶽母年青時是烏魯木齊出名的美女，嶽父也英俊，他們的兒女們都長的好，女的秀美，男的俊美，象一群安琪兒。嶽父照快相，一家艱難地生活著。解放後，嶽父全力投入擁護共產黨的土改運動，當了積極分子，還成了人民代表和法院人民陪審員。1954年土改時，給他家在博羅縣城區分了一塊地，自己蓋了棟大房子，前麵是照相館，後麵是住宅和菜園。在博羅照相的隻此一家，生意紅火，嶽父一家又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小康生活，孩子們都上了學。巧雲初中畢業統一分配到烏魯木齊第一師範讀到畢業。一家人樂融融地過了十來年，但好景又是不長，厄運又降到頭上了。1954年以後中國就興起了蘇僑回國的浪潮，一批有蘇僑證的人幾乎帶著全家親戚走光了，我嶽父一家是決定留下來的。一方麵他開照相館，能掙錢，在三年大饑荒中也沒挨餓；一方麵他對蘇聯的偽善性十分清楚。因為嶽母是拿蘇聯護照的蘇僑（三區革命時殺漢人，連中俄混血人也殺，在烏魯木齊蘇聯領事館領到蘇聯護照，方可以得到保護），這時蘇聯已由中共的“老大哥”變成了“蘇修”，兩國統治集團翻臉了，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中國政府下令，凡家裏有人持蘇聯護照的一律要返回蘇聯，一個月之內必須出境。嶽父嶽母隻得便宜賣掉房子和園子，把奶牛，家具，帶不走的衣物送給鄰居，1963年作為最後一批蘇僑，移民到蘇聯來了。到蘇聯後，他們被分配到卡拉幹達草原上一個偏僻的農場裏，再一次生計維艱，全家大人小孩8口，隻住兩間房，晚上隻得睡地鋪。農場收入低，要養活一大群孩子，嶽父嶽母隻好幹雙分活。嶽母當裁縫，白天晚上給人縫衣。嶽父白天在照相館上班，晚上在草場守夜。一天晚上一群狼把他包圍了，他跳到高高的草堆頂上用壓草的鐵棍敲打壓草的鐵板嚇服狼群。好在蘇聯有免費教育也承認中國學曆，巧雲自小會畫畫，帶著中師畢業證書考入阿拉木圖藝術專科學校裝飾美術係，又上了4年學，中文俄文的口語和文字水平都不亞於任何一個俄國知識分子。前夫也是中國人，但不久離婚了，一個人獨居了9年。她說：“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大概真是天作之合吧，中國人總想找中國女婿或中國媳婦。戰後出生的老華僑的女兒們長大了，1962年新疆邊民外逃，成萬的中國人逃來蘇聯，幾乎全是光棍漢，一大批中國血統的姑娘們不愁嫁不出去了。50年代出生的中國姑娘到了該當新娘時，“文化大革命”又給他們送來了中國夫君。她曾去過莫斯科中國駐蘇大使館請求發給中國護照，但沒有成功。

見到巧雲的第一眼就把我吸引了，圓圓的豐滿的臉龐，五官各正其位，清麗而不嫵媚；身材豐滿而不胖。緣分吧，似乎第一句話我們便談到了一起。第一次見麵，當然是我說的多，她說得少。在一起吃了一頓飯，我同她有了第六感覺，我覺得我這個第六感還是很靈的。1956年夏，我送初戀的女人在北京前門車站回湖南，握別時我忽然冒出了一句話：“這次見麵，不知以後還能不能看到你！” 她笑了回答：“你別胡說！”1966年5月我到伊寧出差，和已成我實際上的妻子的第二個戀人在一起待了一個星期天，分別時，鬼使神差地，我又冒出了同樣的話：“這次見麵，以後不知道還見不見得到你？”她也是同樣回答：“你別胡說！”後來，結局都是不幸的。

與巧雲見麵的這一年，冬天雪下的很大，雪地一凍，滑溜的很，我幾乎天天早起出門都要跌跤。可不知道什麽原因，有好多天我卻不跌跤了，心裏想，可能今年我就要站起來了，沒有跌跤就是有人扶著我，這個人馬上就要來和我並排走在一起了。果然，兩個小時後，瑪莎大嫂就來叫我了。我把我的這番心思對巧雲說了，她會心地笑了。她寄住在齊木肯特市她二妹李巧鶯家，在淨棉廠當畫家，第二天要上班，下午就坐火車回去了。李廣諱搶著要送她，我便沒去。到塔拉斯後，李廣諱已經結過兩次婚，還正和一個俄羅斯女人同居，聽說巧雲來了，他也想插一手。我非常放心讓李廣諱送巧雲。我相信她，在她眼裏，我和李廣諱是涇渭分明的。第二天我給她去了信，很快她回了信。以後。我幾乎天天給她寫信。做完活下班後，在靜靜的燈光下，給她寫信，或者是讀她的來信，覺得真是一大幸福。她的文章寫得不錯，1958年讀初中時寫的躍進詩還登過報。我們來往的信件一部分還保留著。1977年2月20日的信裏，我給她寫了首詩：

清茶的懷念

姑娘，

你生長在遠方的林野，

你披著朝露來到人間。

烈火爆炒，太陽曝曬，

沒有失去你的貞堅。

你使淡水變得更鮮，

你給愁苦者帶來慰安。

姑娘，

你是流浪者的夢，

你是夢裏的春天，

為了報答你對我的關注，

我要擦幹你的眼淚。

2月27日她給我回信，也回了一首詩。她真聰明，詩還是模仿我的腔調呢。

親愛的！

舒開你憂傷的心，

生活在向你召喚。

即使命運曾把我們撥弄，

要知道啊，

冬天過後就是明媚的春天。

巧雲和前夫生了一個兒子，9歲了，住在嶽母家，名奧古斯特。也是緣分，奧古斯特的鼻子和我的鼻子長的很像。生下兩個月後，巧雲就抱著他離開生父，一直母子相依為命地過著。每次我給巧雲的信，都稱呼他是“親愛的兒子”。看到我的照片，他也相信他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斷告誡自己，要善待他，要培養他到大學畢業。他是4月18日和巧雲一起來到我的身邊的，來後我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本市法院申請：放棄他生父每月支付的10盧布撫養金，把他的出生證換成新的，生父是我，他的姓名隨之改成我的姓和父名了。巧雲給他取了個新的俄羅斯利用率最高的小名撒沙，正名是亞曆山大，兒子的全名便成了雷·亞曆山大·光諾維奇。我邀請巧雲帶著孩子同她的妹妹，全家在三八婦女節來塔拉斯一遊，我要認識在異國土地上的親戚，要和他們披心瀝膽地長談和認識兒子，他們高興地接受了。在等待他們的那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難度過的一段時間，比坐牢時盼望出獄還要急切，我幾乎是看著手表，數著秒針把那160多個小時過完。

3月7日晚上9點鍾，我在長途汽車站把他們5個人接到了：巧雲和兒子，大姨子夫婦和他們的孩子。他們在塔拉斯住了兩天兩夜，這48小時。是我自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過下的最快樂的時光。兒子9歲了，個頭兒有平常十一二歲孩子那麽高，俊臉秀目，將來一定是個美男子，活潑極了，也淘氣極了。他臉長得像我，對我親熱得很，不是親生，勝似親生，也是天緣了。大姨妹夫也是中國人，烏魯木齊出生的，職業是管道公司的照相師，用射線照相，檢查埋在地下的輸水鋼管。大姨妹叫李巧鶯，也真是如黃鶯一般人見人愛，長得有一切黃、白混血女郎的優點，聽說他們的小妹妹李巧燕比兩個姐姐還要漂亮。大家團坐在一起吃飯，笑顏如花，鄉語切切，我似乎已經不是置身人間了。小姨夫婦在塔拉斯還有親戚朋友，白天他們帶著孩子出門走親戚，我和巧雲依偎在一起，笑臉相對，一切盡在不語中。她是個藝術全才，畫畫，跳舞，唱歌樣樣出眾。我們一起唱了很多很多中國歌，有《天涯海角》，《花好月圓》，《我家在江南》，《五哥放羊》，《天仙配》，當然少不了《我的祖國》。當我們男女聲合唱唱出《天仙配》中的“夫妻雙雙回家園，夫妻恩愛苦也甜”這些句子時，都下了決心，患難夫妻，異國相聚，一定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用兩雙手把一個和美的家建立起來。她會唱的歌比我多得多，特別十多年後我們回到祖國，她學會了一首我第一次聽到的，名叫《我熱戀的故鄉》的歌。在我們年老的時候也不離口地唱。這首歌，唱盡了人間最純真，最美好的鄉情，唱盡了困難中的希望。我要把歌詞寫下來，傳於後世，傳到永遠永遠：

我熱戀的故鄉

我的故鄉並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水。一條時常幹涸的小河，依戀在小村周圍。

一片貧瘠的土地上，收獲著微薄的希望，種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輩又一輩。

故鄉啊故鄉。親不夠的故鄉土，戀不夠的家鄉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變成地也肥啊水也美。

忙不完的荒土地，喝不幹的苦井水。男人為你累彎了腰，女人也為你鎖愁眉。

離不了的矮草房，養活了人的苦井水。種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輩又一輩。

故鄉啊故鄉，親不夠的故鄉土，戀不夠的家鄉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變成地也肥啊水也美。

感謝3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我國音樂家，給我們譜下了那麽多美麗的歌曲，亢奮，哀怨，不管血火交織，還是花前月下，都給了我們安慰和力量。

我們在後來幾十年的夫妻生活中，當然，和一切家庭一樣，我們有時也生氣，也吵兩句，可是隻要我們一唱起祖國的歌曲，一切惱怒便都煙消雲散了。3月10日。我們雙雙到市婚姻登記做了婚姻登記，正式成為夫婦了。

3月底，我領了3天婚假去齊木肯特接妻兒。大概是我在工廠一直勞動出色吧，廠長主動叫我去，給我批條子，領了110盧布的安家費。齊木肯特離塔拉斯185公裏，坐公共汽車3小時就到了。齊木肯特是哈薩克斯坦第3大城，有40多萬人口，大工廠很多，有哈國唯一的一家煉油廠，也有造核武器的工廠。城市位於盆地之底，天氣暖和，夏天經常熱到攝氏40度。3月底，桃花、杏花、梨花都開放了，全城籠罩在一片花團錦簇之中。街道寬而直，市中心有許多用大理石貼麵的高房，還有能劃船的湖泊，比塔拉斯氣派多了。巧鶯夫婦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到後我立即陪巧雲到她任職的淨棉廠辦理退職。她在廠裏當畫家，畫宣傳畫，寫各種通知布告，工作認真，廠長不放她走，語氣強硬，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她隻好把同單位工作的另一位畫家請去幫她說話，才批準了。

齊木肯特南部200來公裏的地方，在與烏茲別克共和國接界處有一個叫沃斯霍德的農場，即前文提到的“日出”農場，在一座大水庫邊，種植水稻。1976年，KGB把在北哈薩克斯坦幾個集中點監管的漢回兩族中國逃亡者都集中到這個農場來，我在金田村的難友們都來了這裏。我和巧雲去了一趟“日出”農場，看望他們。一到農場，許多老朋友如麻明，朱生福、劉子利、柳振鬆，馬阿良全都出迎了。見到我帶著新婚妻子，都從心底為我高興，一家家排著隊請我們的客，每宴必照相，氣氛十分熱烈。日出農場是新開辟的水稻農場, 場部蓋著很多帶花園的小平房，還有兩層樓的別墅式洋房。新來的20幾個中國人不住集體宿舍，每人分了一棟小平房或樓房裏的一套套間，住的寬綽。也有不少人在附近的塔什幹，哈爾塔拉市或東幹人聚居的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市找到了妻子，有了家。

集中到日出農場沒幾年，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歸化入了蘇籍，在外麵娶妻後離開了農場。回族同胞們全去了托克馬克市。朱生福和另一個回族人馬素，一直不願勞動，老在阿拉木圖和塔什幹各地閑逛，1983年被KGB遣送回了中國。

婚後一個多月，我們一家3口仍然住在我在日丹諾夫街租下的房子裏。春天來了，花園裏丁香凝紫，繡球團銀，室內兒子喚爹喚娘，笑語聲聲。每當月明之夜，我們在葡萄架下擺上小桌，圍坐在一起喝咖啡。微風拂袖，月光似水，花香襲人，覺得又好似回到了當年燕園裏的未名湖邊。巧雲的畫師職業很受歡迎，每個單位都需要，市裏還有幾家美術社，實行計件工資，按畫板的平方米計價，收入不錯。究竟到哪裏去工作？我們得出結論：不管工資多少，得找一個容易領到房子的地方我們打聽到南哈薩克最大的企業江布爾發電廠在市中心蓋了幾個居民區，由發電廠房管科管理，科長兼總工程師是一個30多歲的俄羅斯人，文質彬彬，好說話，他的秘書是個漂亮的朝鮮姑娘，巧雲和她一認識就結成了朋友，巧雲找到這裏上班了，工資隻有100盧布。按慣例，有了孩子，住在工作單位集體宿舍裏的家庭領房子能夠得到一些優待，她上班後，我們全家搬到了集體宿舍。是一座5層筒子樓，一室一家，一層住40多家，共用一個廚房，一間梳洗室和男女各一個廁所，澡堂在地下室。其擁擠度可見一般，連張桌子也沒地方放，撒沙作功課，我讀書寫字，隻好用小折疊書桌。好在宿舍外麵種著不少樹和花，塔拉斯河的支流就在屋邊流過，出了宿舍還有活動的地方。40來家，一百多口子住在一層，嘈雜和喧鬧是可想而知。鄰居多俄羅斯人，還有不少是帶家的流放犯。下層俄羅斯人酒鬼多，粗野，蠻橫，出口即髒話，是可以得世界冠軍的。一家中國人住進去，成為他們挑釁起哄的對象，我們盡量避開鄰居，躲進小房。有時實在受欺辱的過分了，就冒著命和他們大打一場。有一次我一人力敵三人，沒低頭，他們看到中國人不可欺，也安靜了一些。集體宿舍小孩多。下層居民大抵喜歡生孩子又不會教育，有不少十來歲的孩子成了小流氓，小偷。撒沙交了不少小朋友，放學了，書包一扔就跑出去玩。我真害怕他給帶壞，而一間堆滿雜物的鬥室又實在是無法滿足他的活動，唯一的辦法是每天天黑前把他找回家，找兒子就成了我的日課。塔拉斯到了暑假，把沙撒送進了夏令營。蘇聯學校的暑假很長，7，8兩個整月，蘇聯政府在教育上舍得花錢，人人都得上完十年製中學，相當我國高中畢業。學校全部免費，包括免費教科書和午餐。每個城市，每個區，甚至每個大些的單位都有自己的兒童夏令營，建在山上或河邊的風景優美的地方，房子像療養院一樣好，輔導老師，醫生，護士，廚師一應俱全。學習，遊樂，體育設施應有盡有。我們每個星期都去看望撒沙，看到外國小孩子們在夏令營遊戲玩樂，再想起自己的童年，受戰火蹂躪，在學校裏戰戰兢兢，假期還得頂著烈日幫父母幹活，真感到當中國人太難了，童年也都得在憂苦和勞累中度過。

KGB的信息太靈通了，巧雲一來到塔拉斯，少校撒沙和上校局長就把我叫到江布爾旅社一間客房，說是向我祝賀新婚，拿出一搭子鈔票給我當賀禮。我禮貌地拒絕了，買了酒和吃食與他們共飲，以表謝意。搬到集體宿舍後，撒沙少校和另一名哈薩克少校撒魯金諾夫又找上了門。他們是最能乘機而動的，看到我有了妻子、孩子，妻子還懷了孕，再無法桀驁不馴了，企圖迫我就範。他們要我寫一份漢語“教材”，內容是中國各地居民的地方性格和民族性格，形式是用對話編成故事，一個月之內交稿，交換條件是不允許鄰居再欺負我們、給稿費，還答應可以在領房子的問題上幫忙。他們指出幾個重點省分不能漏掉，即四川，河南，上海，廣東，新疆和東北。這明明是在收集中國的民俗情報，為他們尋找間諜服務。我想硬抗，可一看到巧雲大肚子，又氣餒了，隻好昧著良心，寫完了這份材料，一個月後交了稿。他們沒有指明要寫湖南人，我卻用了幾頁篇幅大大發揮了湖南人的地方性格。湖南人外號“湖南騾子”，脾氣強得很，認定了的路是不回頭的。湖南人也最愛國，楊度就說過“若要中國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那樣的話，要讓他們看了再不起要我這個湖南人當間諜的念頭。交稿後，一分錢稿費都沒給，大概貪汙了，隻給我寫了一張條子，叫我找廠長要房子。廠長回答說，目前沒有，但交待了鄰居，叫他們以後再不要找我們的麻煩。流亡以來，這是我做下的最大一樁，也是唯一的一樁壞事。我向祖國懺悔，我不祈求別人的原諒，我想起了明末降清文人吳梅村的絕命詞：“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需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弩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需說！人世事，幾完缺？”

小女兒來到人間

4月，巧雲懷孕了，我欣喜若狂，很快就有後代了，天道公正，上天待我不薄。宋植曾出言說整人就要整死，工作組另一個姓唐的也說：“狠狠地整，往死裏整。”我沒有被整死，還有了後代。從此以後，除了上班幹活，我的全部業餘生活都圍繞著服侍我的妻子了。我們買了台縫紉機，巧雲的手很巧，縫了寶寶穿著睡覺的小衣小褲。食品供應有時緊張，商店裏肉是有的，黃油，水果卻十分難買了。巧雲需要營養，我常常是跑遍全城的食品商店排隊。按蘇聯規定，妻子懷胎4個月後丈夫必須到孕婦學習班聽課，學到了許多知識。我在市裏每個花市去找無花果，自己磨製黃蘿卜汁，產婦吃了後能有助分娩。懷孕後，巧雲常半躺在沙發上休息，我把耳朵伏在她的肚子上，要聽聽兒子的聲音，老說“兒子、兒子”。巧雲生氣了，說了氣話：“爸爸不喜歡女兒，女兒生下來，我們也可以找到一塊麵包吃的。”我馬上向她宣言：”我首先要的是女兒，”以後我就天天把耳朵伏在她的腹部聽女兒的聲音了。既然是女兒，在她來到人間之前得給她取個好聽的名字，我們夫妻用足了腦筋，立中兄也寫信出主意。中國名字外國人叫起來咬口咬嘴，在蘇聯生活的中國人一般都取了俄羅斯名字，目的是叫起來方便。大部分中國人在孩子出生後隻保留姓，不再另取中國名字。我們決定女兒的名字一定要返璞歸真，又要讓外國人叫起來方便，想了幾十個，總是不滿意。10月時秋高氣爽，黃葉染枝，我常常在休息天扶著妻子在河邊散步。一天看到小魚在水下遊來遊去，靈機一動，想起了不知道哪一年查辭典，看到過有一種魚叫鰻鯉，生活在江河裏，產子在海洋。魚子孵化成小魚，小魚長大了，沒有父母帶領，卻能循著祖先遊過的路線回到自己的故鄉。我們決定給女兒取名鰻澧，把鯉子改成澧字，因為我生長在湖南的四大水係之一的澧水邊。我希望女兒從小就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長大以後，祖國能伸張臂膀歡迎她回到自己的故鄉。鰻澧的俄文拚音是　манли，英文拚音是maｎli，外國人叫起來很方便，還和西人常用的名字mary的音接近。還有，鰻澧兩個字筆劃多，是不容易寫的複雜漢字。我要女兒學會中文，先牢記自己筆劃繁複的名字，寫起別的漢字來就方便得多了，最後，女兒的名字就決定為雷鰻澧。

1978年元月底，產科醫生給巧雲檢查後，要她住進產科醫院，我也領了休假和請了一個月事假，有兩個月的時間，可以服侍妻子坐月子。這年冬天特別冷，氣溫天天零下20幾度，我每天早晚兩次去產科醫院探視，隻能把食品送到接收處，巧雲住在3樓，隻能在院子裏大聲和她說話。外麵太冷，在刺骨的寒風中，我常常一站就幾個小時。2月６日，是中國春節的大年初一，早上9點我就到接待窗口詢問，值班護士滿麵笑容地告訴我：“恭喜你，你的妻子昨天晚上給你生了個小女兒。”我有女兒了，我有後代了，他們既沒有整死我，也沒有叫我雷家絕後。出來後，我撲到院子的雪堆下，禁不住兩眼淚汪流。大哭了一場。我女兒的生日是春節的大年三十，巧雲的生日也是大年三十，母女共一個生日，都是命大的，祖宗有德啊。一個星期後，我雇了出租車，帶去新的繈褓、小毯子和一大把花，把我妻子，女兒接回了家，撒沙搶著要抱妹妹。前一天我去“兒童世界“買回了童車，從商店到家有一公裏多路，我推著童車走到大街上，滿腹傲氣，滿臉豪氣，真想大聲向全世界呼喊：“我有女兒了！”接女兒回家時，在產科醫院戶籍科專設的辦公室領回了她的出生證。按照蘇聯的規矩，她的全名是雷鰻澧·光諾芙娜。照蘇聯的國籍法，父母雙方有一方是蘇聯公民，孩子又出生在蘇聯，就是當然蘇聯公民，我女兒沒有辦法領到中國國籍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我女兒不能成為法律上的中國人。我數了數從門走到窗戶是18步，我抱著女兒一邊走一邊哼著自己編的兒歌：“小女兒，快快長，長大了，上學堂。”“中國爸，中國媽，我是中國的好娃娃”。此時此刻，我全身輕輕地好像在雲端裏飄然欲仙了。女兒的出生給我們帶來了好運，她8個月的時候，我們領到了房子，是共產主義大街81棟20號。蘇聯法律規定，領到住宅後，使用權是終身的，還可以由女兒繼承。當時蘇聯辦事也很痛快，辦公室的職員們似乎沒有請示，匯報那一套，隻要屬於自己職權範圍的，一下給辦理好了。共產主義大街是全城中心最大的街道。原來在蘇聯每個城市的中央大街以前都叫斯大林大街（包括我們的新疆伊寧市），赫魯曉夫清算斯大林，改成了共產主義大街，是塔拉斯市最長的街道，一條直線連貫全城，直到郊區的飛機場，有十多公裏長。住宅樓西側是豎有列寧銅像和兩個大噴泉的列寧廣場，對麵是藝術劇院、足球場、露天遊泳池和市裏最大的列寧公園。東側步行一站路到撒沙新轉的以高爾基命名的十年製學校。街道寬闊，兩邊各有兩行行道樹，種著高大的闊葉榆樹，筆直的白楊和其他枝葉多的樹。林蔭之間是水泥澆灌成的人行小道，鮮花盛開的街心公園到處都是。房子建的稀，兩房之間有快20米的空地，兩三棟房子之間就有一個小公園，種有樹，草坪和花，安有休息的長凳，還有兒童們遊戲的滑板，轉車，沙坑和排球場、乒乓球桌。蘇聯地盤大，舍得錢辦公益事業。城市裏住宅標準不高，各項設施卻是很齊全的。特別是綠化，每棟房子都掩蓋在一片綠蔭中。我們的住宅是赫魯曉夫時代建的，3層樓，樣子古舊，可是非常結實，油漆木板地板，層高3.2米，不象水泥板拚成的急就章式房子。有了兒女，有了住宅，我在異國的土地上安居下來了。沒有窮盡的家園之思當然不時纏繞在心頭，特別是想念我的老祖父和父母。他們還能活下來嗎？但除了想念，我還有什麽辦法呢？不過經濟上開始緊張了，我應該尋找到一個更掙錢的活幹。在車間裏，最能掙錢的是做精密度高的零件，我當衝壓工軋製的都是粗零件，每個月拚命也隻能掙200多盧布。1979年，加工拖拉機小輪盤流水線缺一個工人，把我調到車輪的第一道工序車床做車工，我學了一個星期就頂班幹活了。我工作很努力，技術也學得快，第一個月就領到了300多盧布，和大學講師的工資一般高了。幾個月後又調到第二道工序，一次要加工4個地方，動作很複雜。原來幹這道工序的是兩個俄族和哈族小夥子，不認真幹活，我去了，第一天就超出定額30個，一個月後一個人幹得比兩個人還多，車間頭頭們和同事們皆大歡喜，年底我當選為全車間唯一的模範工人，照片上了州報。這個工作一直連續了4個年頭，直到零件更新後把我調到更複雜的德國車床去加工軸承盒蓋，收入更大幅度增加，最高達到月收入380盧布。。巧雲也轉到美術社幹計件工資，收入也增加了，在塔拉斯的中國人中，我們是收入最高的一家。不過我們沒有別的中國人有本事，會掙外快，隻能掙點正規工資。巧雲非常節儉，除了穿衣吃飯是高檔次之外，曆年省吃儉用節約下來的成千的盧布她都送到銀行存下來，但到蘇聯解體時，一概作廢，給新獨立的哈薩克斯坦政府全撈走了。

女兒生下來後，我就和巧雲約定：進家門隻說中國話，要讓女兒最早會說的是中國話。所以直到鰻澧3歲上了幼兒園後她才學說俄語。9個月後，她開始說的第一個詞是爸爸，第二個詞是嘟嘟，這是我們為女兒發明的新詞，意思是抱她到外麵玩。隻要我一回家，她就撲到我懷裏：“爸爸，嘟嘟。”我馬上抱她到院子裏去玩了。她是如此逗人喜愛，粉嫩玉琢，神韻天成。有時抱她坐公共汽車，俄羅斯大娘見了歡喜地說：“看，小女娃，金子般的。”女兒不僅給了我無窮的歡樂，也給了我數不清的驕傲。在公共汽車上、在公園裏、在新年晚會上，以後在幼兒園，在學校，直到她現在在掙錢養活我們老夫妻，都使我們能抬頭大聲說：“我有個好女兒。”

《一個紅衛兵在蘇聯的遭遇》

陳家禎是我在霍城一中教書時的學生，跟我上了4年學，是全校最出名的調皮分子之一，對他的家世和為人老師們都清楚。30年代盛世才統治新疆時，他父親在迪化（烏魯木齊）參加過著名電影演員趙丹領導的抗日戲劇運動，後來成為國民軍一名政工少校。1949年年底隨軍起義，編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農4師霍城東風農場當參謀。東風農場場部在霍城縣城，後來縣城遷到水定，原城改稱老霍城。陳家禎長得很清秀，高個子，很帥，愛好體育運動，又十分淘氣。1966年文革開始，他隨紅衛兵南下廣州，一去三年，1970年3月我趕著馬車到老霍城給學校搬家，從俱樂部前走過，熟人告訴我裏麵在開公審大會，審的是你學生陳家禎。我問他犯了什麽事？對方答：他在廣州幹了不少打砸搶壞事，是廣州公安局把他抓住送回新疆的。生產兵團判了他3年勞改，發到邊界附近的農田勞動，他乘機跑到蘇聯來了。逃蘇後，又判了3年，送進國際集中營，在拍攝反華電影《恐怖的長城》時KGB找到了他，他十分賣力，扮演了幾種角色，也敢於辱罵自己的國家。發現了個好特工人才，KGB驚喜莫名，把他送到阿拉木圖，出大錢培養。KGB首先要給他找個對象結婚，套住他的心，介紹了幾個女大學生，他都沒看上，說要自己找，要中國姑娘。KGB送他到塔什幹和齊木肯特，自然有當地的中國小閑陪著他到每一個中國人家庭做客，時間是1976年。那時巧雲的小妹巧燕才17歲，高中剛畢業，來到二姐巧鶯家小住，準備在齊木肯特考大學。陳家禎改名陳列，認識了巧燕，馬上看上了，告訴KGB要娶巧燕。知道了陳列的身份，了解了陳列的為人，我嶽家極其反對，把巧燕隔離起來。KGB神通廣大，7月份陳列夥同齊木肯特的KGB人員把巧燕偷走了，帶她到了阿拉木圖，與陳列舉行了婚禮。第二年9月，陳列夫婦帶著小女兒來我們家認親、認老師、認姐夫。他情緒十分好，很健談，在我麵前也說出了不少想念中國的話語，對KGB也不乏微詞。他說他名義上的職務是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文化部翻譯，我嶽父譏笑他：“你隻會說中國話，俄語說不好，能有一頭的翻譯嗎？”不久他們全家搬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最好的地段瑞士駐蘇大使館後門邊給了他家一套3間房的房子。年年黑海休假，有時巧燕也來塔拉斯看望父母，卻從不踏進我家的門。她說陳列經常出差，有時一出去一個多月，每次回家都改變了發型。俄語也說得相當流利了，全家都改姓了庫茲列作夫，即巧雲姐妹外婆的俄羅斯姓。80年代末，陳列從蘇聯失蹤了，好幾年不回家，巧燕一家日子過得艱難起來，靠出賣以前購置的珠寶首飾過日子。嶽母心疼小女兒，常去莫斯科幫她照料家庭，也把鰻澧從中國帶回來的衣服拿去給她女兒穿。陳列到什麽地方去了呢？90年代，我認識了楊湧，楊湧告訴我說，他回中國時在一本雜誌上讀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紅衛兵在蘇聯的遭遇》，還刊出了照片，一看便認出是陳列。他和陳列在國際集中營一起勞改過兩年。文章寫道：陳列逃蘇後，一直給KGB當特工，到過許多國家（大概也包括中國），得到了KGB的信任和賞識。80年代中期派他到某非洲國家活動，決心不再給KGB幹了，下飛機後立刻買機票到了美國，徑直到美國中央情報局報到。中央情報局想利用他，他拒絕了，說“我要過正常人的生活。”美國政府同意他留居美國，在洛杉磯安頓下來後和一個中國女留學生結婚了。

巧燕帶著一兒一女很在莫斯科過了幾年的苦日子，一直是嶽父母津貼她的生活。也許還有俄羅斯情報部門的照看，90年代初她又重嫁了一個莫斯科上尉警官，是烏克蘭人，名叫伊萬。

中越之戰 蘇聯色厲內荏 劉立中兄去世

1979年，中越關係一下子緊張了起來，“同誌加兄弟”的中越兩國突然翻了臉。蘇聯電視媒體播送著這個消息，蘇聯人高興了。1979年2月15日，下午3點，全廠宣布提前下班，要全體工人都到俱樂部開抗議大會，抗議中國侵略越南。我放下活，趕快回家聽收音機。零件廠有6個中國工人，沒有一個參加抗議大會的。在本市和阿拉木圖的中國人，據我所知，中國人都拒絕了抗議會。晚上10點，我抱著女兒正聽收音機，門鈴響了，巧雲開了門，是州KGB管理局的撒桑金諾夫少校和另一名哈薩克老頭上校來了。撒氏手裏提著個大包，見麵問好後請他們坐下來。好長時間他們沒有來絮聒我了，在中越戰爭爆發的當晚就上了門，大概不會有好事。果然，一坐下來上校就開言了：“中國是個大國，卻向社會主義的小鄰邦越南開仗，這完全是侵略戰爭。我們蘇聯反對任何侵略戰爭，更不用說中國侵略的對象是我們的同盟國越南，希望你和我們站在一起，在電台上發表聲明反對中國侵略越南。”說完就從提包裏拿出了錄音機。我立即回答：“我是中國人，不能發表聲明反對中國。這次戰爭，中國隻是自衛。”撒氏立即厲色說：“你胡說，越南是個小國。怎麽會向中國挑起戰爭？”我回答：“它有你們蘇聯做後台啊！”上校再問：“阿列克，你對我們說實話，中越開戰，你站在哪一邊？”我回答：“我站在我祖國這一邊。”在俄文裏，祖國一詞還有家鄉的意思，我住在塔拉斯，也是我家鄉。他又問：“你明確說一下，家鄉究竟指什麽地方？”我立即回答：“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倆人冷笑了。又轉過頭來問巧雲：“絲薇特蘭娜，你是蘇聯公民，阿列克不願意，你就在電台發表個聲明吧。”巧雲回答：“我和丈夫站在一起，她不願說的話我也不會說。”撒氏聽了苦笑著說：“我們原來以為你是個蘇維埃愛國者，現在才發現你是和自己丈夫站在一起的。”隻得起身走掉了。他們走後，我心裏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大概和幾年前我拒絕拍反華電影一樣，我又要遭流放了。

第二天是休息日，早上9點我們剛起床，門鈴又響了。開門一看，撒桑金諾夫又來了，我大吃一驚，是來抓我的吧。可是，他沒有脫大衣，就站在門邊對我說：“你的好朋友劉立中死了，屍體在停屍房擱了幾個月，沒人收屍，報到警察局，查出他是個老單身漢，沒有親人。警察打開他的房門，隻見你給他的信最多。大概你是他的好朋友，電話通知了江布爾州警察局。請你馬上到阿拉木圖去收屍埋葬。今天是休息日，來不及辦到阿拉木圖的簽證手續了，你馬上動身吧，反正江布爾和阿拉木圖的警察局都知道這件事。到阿拉木圖後你到市警察局拿到鑰匙，還要到法院和檢查院開證明，才能從停屍房把屍體領出來。”我一聽，一下子驚呆了。難怪立中兄有兩個多月沒給我寫信了。人怎麽就不在了呢？他才58歲。

當天上午11點，我上了去阿拉木圖的長途汽車班車，路上走了11個小時，晚上10點鍾才到。我先到徐英斌家，徐說有幾個月不見立中了，阿拉木圖的朋友以為他休假我家去了呢。第二天一清早，我到了停屍房，詢問領屍的手續，回答說，如果是直係親屬，帶上護照和戶口冊就能領出。不是直係親屬，則要到檢察院或法院開出領屍證明才能領出。若是滿了3個月還沒有人領，停屍房就拉出去埋掉。我不認識一個官麵上的人，怎麽能把證明開出來？我忽然想起了立中兄告訴過我阿拉木圖市醫院有一位中國針灸醫生的事。

這位醫生名叫周瑜，重慶人，1962年跑來蘇聯，在北哈薩克斯坦首府切林諾格勒（今日哈國首都阿斯達拉）考上了師範學院曆史係，半工半讀。該市有一位姓顧的老人家，江蘇華亭人，是明末清初大學者、抗清誌士顧炎武的後人，年輕時留學德國，學采礦，回來後在湖南常寧水口山鉛鋅礦當采礦工程師。抗戰結束後從政，在吉林省一邊境縣當縣長。林彪率領八路軍打進來了，他隻身一人越界逃到蘇聯，過來後也沒有結婚，在切林諾格勒建築工地當看守。這位顧老先生把節餘下來的一點有限工資拿出來資助周瑜上學。顧老先生有一部中國針灸書，周瑜拿來研究，一次病了，按書上的穴道給自己紮針，居然紮好了。他福至心靈，幹上了醫生的第二職業。切林諾格勒州共產黨黨委第二書記的女兒患神經性眼皮跳，跑遍了蘇聯各大城市的醫院都治不好，周瑜給紮好了，第二書記嶽母的慢性病也給周瑜治好了。1978年，第二書記升任共和國衛生部長，把周瑜帶到阿拉木圖，任為市醫院針灸大夫。市衛生局長說：“他沒有醫學院畢業證書，沒有醫生執照，怎麽當醫生？”部長回答說：“我的病他都給治好了，還不能給老百姓治病？”市醫院院長是位醫學教授，也用同樣的話拒絕，局長又用部長的話回答：“我的病他都給治好了，還沒資格到你的醫院當大夫嗎？”周瑜在市醫院的業務發達極了，病人排著隊等他治療。我想到了他，立即去找。他見了我馬上停下工作，親切地說：“劉立中我認識，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我早就聽到了你的名字，我們都是學曆史的，早想和你交個朋友了。不久前我把阿拉木圖市加裏寧區檢察院長的病治好了，可以請他開證明。”他自己有小汽車，開到區檢察院，很順利地把證明開出來了。當天已來不及領屍安葬，他把我帶到自己家，電話叫來了好幾位中國老鄉。他家在市中心，宅內闊氣，妻子是本地中俄混血女人。顧老先生已經89歲了，周瑜把他接到自己家裏養老。老人家精神很好，頭腦清醒，戴著老花鏡在讀一本厚厚的俄文小說。他和我談了很多他遠祖顧亭林的事跡。我在大學4年級後對南明史發生過興趣，曾準備把南明一些抗清英雄的事跡寫成曆史小說，顧亭林的《日知錄》和《天下郡國利病書》都是熟讀了的，所以談起了沒有當場出醜。周瑜在一邊高興地說：“明年是老伯伯九十大壽，我要給老人家好好熱鬧一場，屆時一定請你來。”

立中兄去世的悲哀壓在我的心上，吃飯時我靜靜地坐在一邊沒有動碗筷。老鄉們談得很熱烈的話題是中越戰爭，周瑜說：“前天下午醫院要我參加抗議大會，我借口要給病人起針，推脫掉了。”一位四川籍姓黃的工程師說：“昨晚深夜我聽了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說解放大軍進攻越南河口，越軍驚慌失措，一下幾個師給解放軍消滅一光了。”大家都希望中國打勝仗。也有人發表高見，越南有長期和美國兵打現代化戰爭的經驗，也有蘇美現代化裝備，這些我們解放軍都欠缺，要不怕犧牲和越南人多打幾仗，訓練點現代化戰爭的經驗。飯後他們把我和徐英斌送到了立中兄生前的住宅，我們兩人一夜沒睡，找出了他留下的新西服，襯衣和幹淨的被子和褥子，準備裝斂。在文件盒裏也找到了立中兄的護照，但存款折和人壽保險單都不見了。安葬需要一大筆錢，都是我拿出來的。公墓在阿拉木圖南郊，墓穴前，朋友們肅穆地舉行了葬儀，我磕了4個頭向立中兄最後告別。第二年夏天，徐英斌電話通知我碑已經立好，我去阿拉木圖掃墓，買了鋼欄杆和祭桌，安放在墓上。我每年都去上墳。

安葬完立中兄的那天晚上，大家都散去了，我一個人留在立中兄的住房內。這間房我住過多少次了，常與立中兄徹夜長談，發人世之不平，歎故國之多難。現在他以58歲還未進入老年卻走了。我在停屍房裏詳細看了收屍記錄，1978年12月22日他在阿拉木圖市果戈裏街一電車站下電車，一跤撲到路上再也沒起來。民警叫來急救車，抬他上車開去急救站，在路上就與世長辭，急救車改向開到了停屍房。一位多災多難的愛國者，一位多才多識的哲人，便這樣長眠在異國的土地上。

我坐火車回塔拉斯時，乘客也談論著中越戰爭，有人說各廠都在登記蘇聯援越誌願軍，但老百姓沒人報名，報名的都是一些服流放刑的犯人，也有個別酒鬼想到越南去喝大米酒。回到家，我給立中兄設了靈位，掛上了他的遺像，巧雲畫了一副中國畫紀念他。畫麵上是滾滾的雲海，半輪月亮隱現在雲海中，我在上麵題了“碧海青天夜夜心”幾個字。80年代，有500越南勞工來到了塔拉斯市，用勞役來給蘇聯還軍火債。幾十年來人們給越南的幾百億美元的援助都是無償的，不向它索債，可蘇聯不同，它給人的援助都是要收回來的。越南一無外匯，二無商品，用什麽來還債呢？隻有苦他們的老百姓了，飄洋過海，出賣苦力。500越南人全在皮革聯合公司做工，幹的都是蘇聯人不願幹的活，男工全在製革車間洗皮子，又髒又累，女工在製靴車間縫靴子。每月工資120盧布，納十分之一的所得稅，稅錢作為越南政府的還債上交蘇聯政府。皮革廠為他們專修了一棟4層樓的集體宿舍，門前有警察站崗，外人是進不去的。男勞工膽子大，在警察眼皮下作小生意，令人佩服。要知道直到80年代初期，蘇聯政府還禁止私人買賣非農產品。這時中國早已改革開放，通過各式各樣渠道，許多中國商品，特別是牛仔衣、褲，皮夾克衫，電子表和女人化妝品。布拉吉流進了蘇聯，很受人們歡迎。這時去中國探親旅遊還沒有開放，我們中國人也見不到中國商品，越南人卻不知道在什麽地方弄到一包包中國貨在集市上賣。戈爾巴喬夫執政後，蘇聯允許中國人給中國的直係親屬寄錢，數量極小，每月才15美元，還要有中國大使館開具證明。我每個月都要到國際郵局去給母親寄錢，每次寄錢都要排半天隊，什麽原因？不是往國外寄錢的蘇聯人多了，而是往越南寄包裹的越南人太多。似乎越南窮的什麽都沒有了，連鉛製的鍋碗瓢盆，尼龍襯衣塑料單，他們都一箱箱地往國內寄。

1985年我到阿拉木圖去給劉立中兄掃墓。回來時一進火車包廂，一個50多歲的越南人站起來用中國話向我問好。此間遇到越南人不奇怪，蘇聯各個城市都有越南勞工，他一眼看出我是中國人倒有些出人意料了。他自我介紹是越南外交部的官員，會5種語言，要從塔什幹坐飛機飛去德黑蘭，籌建越南駐伊朗大使館，順道到江布爾視察越南勞工。他的一口中國話說的十分流利，我和他自然要談到硝煙還沒有熄滅的中越邊界戰爭。我不客氣地問他：“中國人民一直把越南人視做同誌加兄弟，蘇聯和中國對立了20年，蘇聯還沒有驅趕我們華僑，你們越南竟敢把幾十萬華僑驅趕出去？他們都是在越南土地上生活了幾輩子的人。”他連忙說：“不、不、華僑在越南表現很好，很能幹，我們怎麽會驅趕他們呢？他們要回中國，都是中國派人煽動的。”我又反問：“幾萬華僑駕著小木船投奔大海，西貢有的華僑全家舉火自焚，也是中國派人煽動的嗎？”他無話回答，轉而言其他：“以前中國人對越南人那樣友好，想不到這幾年中國人變得這麽厲害了。我看過中國軍隊撤走後的諒山，城市沒有了，剩下的是一片瓦礫。”

可悲的無國籍者

我們中國曆史太悠久了，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力大無比。和外國人不一樣，中國人不管走到地球哪一個角落，都不能忘記自己是中國人，雖然明知道要長眠他鄉，心中口中卻總是念叨著落葉歸根，我要回到中國去，我要到唐山去。我們老一代的僑居國外的中國人可和今天跑到海外去的某些年輕人完全不一樣，他們中許多人一心想的是綠卡，美籍，白領，而要我們改變國籍做外國公民，是一件比要命還難受的事，有的人甚至會死抗到底。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俄國的華工，還有九一八事件日本鬼子占領東北後逃來蘇聯的人，差不多都是拿著中國護照，有的是中華民國華僑證，直到撒手歸西，也不肯放棄國籍。1962年以後，中國政府就不給返蘇華僑的家屬發出國護照了，隻給一張出國證，把全家人姓名寫在一張紙上，對我們這些先後非法越境來蘇聯的，更是以叛國投敵分子視之。加在一起，數以萬計。因此，1962年以後來到蘇聯的中國公民都失去了中國國籍，被迫領取了蘇聯政府發給的無國籍護照，成了無國籍者，他們中的大部分是想重新成為中國公民的，多少年來抗著各種壓力沒有加入蘇籍。1964年，幾個在塔拉斯居住的無國籍中國人冒險跑到莫斯科，再冒險進入中國駐蘇大使館，要求恢複中國國籍。當時中國大使館的外交官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呢？接待官員一看見他們，馬上用電話叫來了警察；對警察說：“你們的一群流氓到我們中國大使館鬧事，請你們馬上把他們帶走。”這幾個中國人含著眼淚被警察押出了中國大使館，24小時之內就被驅逐出莫斯科了。我又想起，17世紀時爪哇的荷蘭殖民者一次屠殺了幾萬華僑，中國人的血把一條河水都染紅了，這條河至今還叫“紅河。”其時清帝國表麵上還是強大的，荷蘭人怕中國報複，派使節來中國解釋。清廷卻回答說：“我們中國的良民都留在國內，跑到國外去的都是刁民。”叫西方殖民國家可以放心大膽地虐待他們。上麵談到的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官員對華僑的傷天害理的做法，和滿清皇帝有兩樣嗎？1945年日本投降，統治馬來西亞的英國政府看到馬共領導的抗日軍抵抗日本占領，立了大功，邀請馬共參加政府。馬共的領導人陳平和李杜都是華僑，黨員和抗日軍戰士也大多是中國人，其實馬共就是中共的支部。中共指使馬共，拒絕了英國的建議，重新回到叢林打遊擊，結果是徹底失敗，馬來西亞華僑也失去了參與政府和軍隊的大好機會。1965年，中共支持印尼共搞軍事政變，又失敗了，百萬印尼華僑也遭了大殃，其中數以幾十萬計的成了蘇哈托屠刀下的刀頭之鬼。中共又支持緬甸奈溫搞軍事政變，奈溫上台後卻不聽話，又發動華僑起來遊行示威，結果是華僑產業被沒收，僑校被解散，不少華僑被奈溫的軍隊開槍殺害。特別是，中國花了幾百億美元，數以千計的解放軍戰士的生命，幫助越共趕走美國人，但越南一統一，旅越華僑就受到了亙古未有的滅頂之災，被驅趕回國，投向怒海。還有柬埔寨。中共一手扶植的紅色高棉頭子波爾布特政權不知殘殺了多少旅柬華僑。但中共對它給海外華僑造下了孽，卻沒有一點自省，還厚著臉皮天天吹牛：“中國強大了，華僑再不是任人宰割的海外孤兒了。”可華僑卻還是這樣執著，盡管祖國政府不愛他們，把他們視作化外異民，他們還是一心一意愛著自己的祖國，千方百計地要成為化內之民。

蘇聯政權十分歧視外國人。本來，蘇聯共產黨政權就是個天生的排他性政權，因為它對自己的主義、自己的製度、自己的統治方法一點信心都沒有，老是害怕老百姓造反，大搞特務政治。他們的“社會主義”隻能關門搞，隻能是閉關鎖國。既然對自己的老百姓都害怕，更用不著說外國人了。KGB掌政，凡是從蘇聯派到外國去的人，不管是外交官、新聞記者、商人、運動員、專家、留學生、還是旅遊者或探親者，不是間諜也負有刺探情報的義務。他們以已理推人，把從外國來的人也都一律當成為間諜，當然要受到歧視了。其實，綜觀世界各國曆史，禍亂從來起蕭牆，哪有特務能亡國的呢？這種歧視外國人的製度，直到戈爾巴喬夫掌政，實施新思維，才有所改變，但是餘毒直到獨聯體各國獨立十年後的今日，還是陰魂不散。

無國籍者，自然在政治上人權上都是無爹無娘的孤兒，比有國籍的外國人更受歧視了。法律規定，我們隻能在居住地25公裏範圍內活動，逾此界限要向警察局申請簽證，否則判刑3年。不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準享受任何政治權利。有些地區、有些工種絕對不準我們進入。不過也有一點“優待”：不當兵，也不交無子女稅。特別是不當兵，是避開KGB強製命令的最好途徑。原因是凡蘇聯的年輕人，人人都得服兩年兵役。退役後轉入預備役，直到年滿50歲，年年都有集訓。外國人一入蘇籍，第一項享受的公民待遇便是入伍當兵。當兵之後，軍令如山倒，要你當特務，當炮灰，是一點後退的餘地都沒有的。無國籍者的滋味雖然不好受，但是不少蘇聯境內的外國居民寧願自己，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都是無國籍者，目的是逃避兵役及兵役帶來的叫人傷心的後果。

我的祖先世世代代是中國人，並且是土生土長的土家族，可是，就在1970年4月24日那個悲慘的夜晚，幾分鍾之間，跨越國界的鐵絲網，我卻成為無國籍者了。對此，十年來，在我的感情上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精神上的痛苦，言語已無法形容，我決心死也不加入蘇聯國籍。我痛苦地等待著，總有一天我會重當中國公民的。

恢複中國國籍

十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灰飛煙滅，“凡是派”在政壇上也失了勢。1980年初，收音機裏傳來了一道我出國以來最震動我的心，最使我每一根血管都熱血沸騰的消息，我聽到了李先念在全國僑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大意是，許多人為逃避“文革”的迫害，流亡到外國去了，他們中大部分是愛國的，愛國不分先後，我們歡迎他們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一聽之下，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大呼萬歲，抱著女兒號啕大哭。我覺得中共在中國執政了30年，它的領導人才第一次不以階級鬥爭為綱，代表全民族說了那麽富有民族大義的話，我有可能重當中國人了。中國是全體中國人的國家，決不是哪一個政黨的私產，海外中國人對自己祖國的血肉感情，也不是統治者一聲令下就可以割斷的，大陸領導人要深刻地記住這一點。當今台灣領導人也有必要記住這一點，不要叫自己一時的台獨意識蒙住了雙眼。聽到李先念的講話後，我立即給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寄去了一封信，詳細寫明了我出國後的經曆，提出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申請。兩個星期後，收到了大使館的回信，開頭就稱我為“雷光漢僑胞”。又讓我十分感動，政府終究沒有給我戴上叛國投蘇分子的帽子。信裏附了一分華僑登記表，要我做兩件事：一是要我自己對逃蘇行動提出自己的認識，也許要做深刻檢討吧；一是要我提出任何一宗實物證據，證明我曾經是中國公民。對前者，我如實寫出來了：一是求生本能的驅使，一是我要活著看到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們的下場，看到我的祖國在沉淪中得到新生。對於後者，我可犯了難：我越境時光身一人，除了一身破衣破褲，什麽也沒帶。審查結束時KGB發還了我一件蘭卡嘰布舊棉衣，總不能把這件棉衣寄到大使館去吧？忽然想起來了，在棉衣口袋裏還有一張200公分的新疆糧票，還保存著，這可是世界上哪裏也找不出來的我們中國獨有的國粹。我填寫好登記表，寄了兩張照片和逃蘇的檢查，加上這張糧票，一起寄出去了。信發出後，我便懷著象年輕時談戀愛等著和女朋友見麵一樣的焦急心情，等待著回音。我的心已經飛向了中國，竟有些茶不思飯不想了。感謝我國駐蘇大使館，對我的審查比別的中國人申請都快，不到一個月就受到了回信，沉甸甸的，我一摸信封，就知道裏麵裝有硬封麵的護照。象1955年夏天我高考後接到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一樣，戰戰兢兢地打開了信封，取出了深咖啡色的護照冊。一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那幾個燙金的字，心都快跳出胸膛了。41184號，是我第一本中國護照的號碼，一個刻在我腦海最深刻的號碼。我重新成為中國公民了，我是勝利者。當天晚飯，巧雲炒了幾個中國菜，買了一瓶酒，夫妻父子女四人團聚在一起吃飯，她和撒沙舉杯向我祝賀。星期天，我又請來了嶽父和老華僑楊大爺，再來慶祝一番。結婚、女兒出生、領到中國護照，是我流亡以來最高興的三件大事。每當提起，我都是用“欣喜若狂”來形容的。在哈薩克斯坦，我是最早恢複中國國籍的流亡者之一。從此以後，長期抗戰的無國籍中國人絕大部分一個個都領到了中國護照，一個比老華僑年青得多的華僑群在蘇聯各地出現了，我們華僑又後繼有人了。我在中國人中也成了個辦中國護照的顧問，如何寫申請信，如何填表，如何寫對逃蘇的認識和檢查，朋友們不斷來找我，我當然是義不容辭地提筆給他們幫忙。

領到中國護照後，驚喜之餘，也無限悲悵，中國人的中國根牽得太牢固，太流水長長了，而中國人的願望又這麽容易滿足，一本護照，便馬上可以把他們拉回祖國。我想起執政者隻要體諒民心於萬分之一，便不會做那麽多傷天害理的壞事，便會得到全民族的擁護。領到護照後，我寫了兩首七律，後來寄給《中國建設》雜誌發表了。

掃地斯文譽自輕、彈鋏侯門愧不能。

覓食無方當苦力，寄情有餘學詩人。

看破紅塵本屬假，夢繞神州卻歸真。

風雨憂愁人已老。且喜中華大地晴。

案身贏海我何之，為感深情賦舊詩。

寂寂長夜聽鳴笛，片片黃葉染綠枝。

多少往事多少夢，無限江山無限思。

但願十億人長久，再無黑雲壓城時。

說到《中國建設》，是一本曾辦得相當引人入勝的雜誌。大使館給我寄來中國護照的同時，也給我寄來了一包《中國建設》，開讀之下，隻見印刷精美，圖文並茂，文章雖然是宣傳性的，卻內容充實，也沒有以前中國報刊成篇的套話，行話，是我那時接觸到的可讀性最強的中國雜誌。自此以後，每隔一到兩個月，大使館就給每個華僑寄雜誌和《僑聲報》，接到中國報刊的日子也就成了我們的節日。可惜，自從李鵬總理接掌國務院之後，這項對華僑的優待就取消了，直到朱鎔基總理繼任，大使館才恢複了給我們寄送祖國讀物。

1985年，我在《中國建設》開辟的《統一論壇》裏發表了一篇題為《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議論文，談了我在“六四風波”以前對兩岸統一的看法，錄在下麵：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刊於《中國建設》1985第4期）

我是一名旅居蘇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公民，一名自食其力的工廠車工。知道《中國建設》開辟了統一論壇，就不揣自己見少識窄，人微言輕，也冒昧地發表一些已見，原因是我認為祖國統一的大事，不單單是國共兩黨的事，是海峽兩岸大人物們的事，而首先是10億中國老百姓是海內外全體炎黃子孫的大事。由於祖國一段曆史的不幸所帶來的個人不幸，我漂泊國外十幾年了，和國內政治毫無接觸，所以我決不是“中共分子”或中共施展統戰陰謀的人物。同樣和台灣我更無瓜葛。我隻是作為一個普通中華小民對祖國統一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光陰似箭，忽忽已年及半百。我是抗戰後期讀小學的，記得每天早晨背著書包去上學，離學校幾十米外就看到校大門兩邊白粉牆上的黑字大標語：“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兩行標語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來曆曆在目，深印心底。今天我覺得，實現兩岸統一要按照“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來辦理。

旅居國外，完全看不到國內報刊，對於現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提出的有關祖國統一的方針，政策，隻能從收音機裏斷斷續續地聽到一些，僅憑這一些就十分令人感動。因為無論是葉件英前委員長的九點建議，還是鄧小平主任同楊力宇教授的談話，或者鄧穎超主席的新年講話，裏麵都沒有階級、立場的分野，沒有政黨、主義的執著，沒有對往日恩怨的計較，而是充滿了團結和解，從民族大義出發的團結和和解。充滿了中華民族傳統的仁義道德和中國人同胞之間誠摯與溫暖的感情，也就是充滿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

有感於此，我站在一個普通的中國小老百姓的立場上。一個普通的旅外小華僑的立場上，向海峽那邊的台灣當局領導人說一番話：

你們不要堅持政黨，主義的偏見，不要把往日國共兩黨鬥爭的仇怨牢記不忘。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國家的設想，沒有說要用社會主義把台灣統進大陸，那麽你們又有什麽理由堅持要用三民主義統一大陸呢？一個國家要用哪個政黨或靠某種主義來治理，不是由這個政黨的領導人或主義的鼓吹者自己吹出來的，而是由曆史，由人民選擇的。中國人民曾經給了你們機會，讓你們治理了中國20幾年。但是，你們沒有把國家管好，因此，廣大民眾起來反對你們，結果你們失敗了，跑到台灣去了。為什麽現在卻要把過去在大陸沒有行通的東西抱著當寶貝硬要再把它吹回大陸呢？明知此理不立，此路不通。退一步說，如果你們認為你們的主張、政策好得很，就得有將之放在全中國範圍內加以考驗的勇氣。而海峽兩岸實行“三通”，國家和平統一，人民自由來往，自由交換意見和情況，中國大陸當局還要邀請你們的要人參加全中國的領導，這正是你們施加影響，提倡自己主張的好時機。既然你們自稱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你們就應該讓海峽兩岸全體同胞把你們的實踐和大陸實踐來加此比較，檢驗，鑒定和取捨。你們自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嫡係繼承人，我想你們一定記得，中山先生一輩子站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場上，為中國的統一富強而赴湯蹈火、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直到死而後已。在彌留之際，他還不斷呼喚著：“和平，奮鬥，救中國，”就是要用和平的方式救中國。要和平就得先談判，所以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冒險北上。去和那麽腐朽昏暗的北洋軍閥政府談判，以求和平統一中國。為什麽你們卻拒絕和中國共產黨坐下來談判呢？而這個黨領導中國人統一了全大陸，使衰弱的中國成為當今世界強國之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能第一此抬頭挺胸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和當年的北洋軍閥政府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想，如果中山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會要對你們說：“孩子們，你們錯了，你們應該和共產黨聯合。統一國家，振興中華。”

你們已故領導人，蔣介石老先生也是不反對和共產黨談判的。他一生從事了兩次國共合作。就是在國共分裂時，也不斷在和共產黨談判。在1949年初，國內戰爭行將結束之時，共產黨領導人提出了八項和談條件和今日的條件相比，無疑要嚴苛得多。就是在那樣不利的條件下，他還是同意派出代表團去北平談判。今日祖國領導人提出了如此寬厚的條件，你們卻拒絕談判了。我想蔣老先生如果地下有知。也不一定會同意你們的做法的。

同時，基於同一立場，我也想對海峽這邊的祖國領導人進一言：國共兩黨鬥爭了幾十年。海峽兩岸隔絕了幾十年，長期的鬥爭，分裂，隔絕，當然使台灣當局胸懷嚴重的疑慮和不信任。特別是建國以來的許多不幸事件，便不免使人寒心。不免使人產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的警戒，不免懷疑今日祖國當局提出的和平統一的政策是不是權宜之計，會不會是某種誘餌。我們中國自古是仁義之邦，國家領導人除了應有寬大的胸懷外，更要講仁義道德，要重承諾，諾必信，言必行，行到底。而保重言和信的，光靠宣言和講話是不全麵的。必須要有相應的法律和決議。新憲法中已有建立特別行政區的條文了。但隻是基本法，不具體，我希望在黨中央的會議上或者全國人大的會議上，製定更具體的有關祖國統一的法律或決議來。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華振興，方興未艾。我向我國兩岸的領導人呼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從中華民族全民族的利益出發，從五千年華夏曆史的長流的觀點來看，中國隻有一個黨—中國大統——黨，隻有一個主義——中華民族大團結主義。隻有團結才能繁榮，統一才能振興，割據絕非國家之福，分裂決非民族之幸。你們領導人可以等待，我們老百姓卻有些不耐煩了。不同時代的曆史事件比較起來，有些不倫不類，可也引人深思。明末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寇，收複台灣，世代相承管理台灣到第三代。到了他孫子鄭克塽時，看到割據台灣已毫無意義，就毅然投向了當時的中央政府。曆史書上也沒有因此寫上鄭克塽是個大漢奸。蔣經國先生你是繼承了令尊的權位的，第二代了，我希望台灣回歸不要等到第三代。民初在新疆掌權的將軍楊增新說：“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服從他。”目的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而當今自北京掌政的是有如堯舜，是前漢武帝，東漢光武，唐朝太宗那樣英明的人物。難道二十世紀末期的蔣經國還沒有二十世紀初期的楊增新那樣的膽識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一段時期裏，從電波裏我聽到了科學、民主新思潮在中國大地上蓬勃展現。黨主席胡耀邦思想開明，與民同艱，總理趙紫陽經濟改革實事求是、方針正確，措施得力。胡啟立、朱厚澤、許家屯、甚至王蒙這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在中央黨政核心掌了大權，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又一再宣稱要把中國建設成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以後，我知道了更多知名改革派學者的名字，如李慎之、李銳、謝韜、杜導正、杜光、辛子陵……等並讀了他們的著作，深為折服。在哈薩克市場上我也有了更多直接的感受——許多從前未見過的中國商品如牛仔褲、夾克衫、新床罩、口紅和指甲油，頭箍和發卡成為人們的搶手貨。我以為中國在經曆“文革”的大出血後，鄧小平在幾次被毛澤東打倒在地再出山後，真的有了質變。我希望徹底改革了的中共在經過文革磨難後掌權的領導人領導下能夠把中國推上繁榮富強、民主科學的大路，能領導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中華一統。我做夢也沒想到趙紫陽這樣與民同命的開明領導者，後來又成了囚禁在瀛台的光緒皇帝。中國人的命運真的是太愁苦了。盡管滄海橫流，曆史進程在中國緩慢而曲折，統一還是全民族的願望和根本立足和發展空間之所在。我祈求上蒼，國家早日一統，即使中共掌管著大陸，國家也應該統一。統一了，避免民族內鬥，經濟發展得會更快一些。共產黨以陝北為根據地，統一了整個中國大陸。民主中國人士以港台為根據地，又何嚐不能把民主製度推進到整個中國！

第五章 蘇維埃帝國解體

女兒：我們最大的驕傲

隨著老之將至，我真想全家遷回中國，隻要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能給我一塊立足之地，我是再也不想離開那塊土地了。在領到中國護照的第二年，我就向大使館提出了申請，要求全家回國定居。撒沙已經大了，除了會說一些中國話外，他的性格，生活習慣完全和蘇聯小夥子沒有兩樣，但是對鰻澧，我決心把她教育成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一個在文化意義上完全“整裝”的中國女娃娃，雖然她有著百分之十幾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血統，在外國生，外國長，還沒有回過祖國，要達到這個標準，有一定難度，我還沒有在蘇聯中國人的孩子中發現過一個。即使那些六七歲，十幾歲才從中國來到蘇聯的孩子，用不了幾年，就全變了樣子，忘記了中國話，中國習俗和中國禮儀，也失去了中國人的莊重和誠實。特別是在周圍一片片反華辱漢聲中，失去了對自己所屬民族的尊重和自信。除了長相外，和蘇聯人再沒有兩樣。在鰻澧還沒有生下來時，我們夫婦就決定女兒出生後決不對她說一句俄語，叫她從小就知道和接觸自己的母語是中國話。所以，在她3歲上幼兒園以前，說的全是中國話。我們想不會說俄語沒什麽關係，在蘇聯長大，還愁學不會俄語？我們想讓她一懂事就建立一個執著的概念：自己是中國人，做中國人是驕傲的而不是恥辱。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和外麵的侮辱性宣傳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小娃娃懂不了那麽多，我們隻讓她從小牢牢地樹立起這樣一個觀念就行了。小孩子最喜歡的是聽故事，最能啟發幼智，學習語言的也莫如給小孩子講故事和幫他自己編故事。從女兒一歲半學會說話時開始，我每天都編一個故事給她聽，上白班時晚上睡覺時說給她，上夜班時則早上說完後催她起床。有時夜深了、她還鬧著不上床，但是隻要我叫一聲：“鰻澧，講故事。”他便歡喜極了，自己脫掉外衣，一下鑽進被子了，那是多麽叫人神往的歲月啊。中國民諺說：“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最大的享受。

剛開始時，我都編一些小鹿，小鴿子，小魚小馬的小動物故事給她聽，內容千篇一律：好有好報，惡有惡報，好動物在最危險時有仙女或俠客來救命，壞猛獸做惡多了自會有獵人懲罰它。也好，莫斯科和其他蘇聯大城市的動物園時常有巡回展出，每年都到塔拉斯來，有獅虎熊馬，馬戲團也年年來表演。隻要來了，我們夫婦都會帶孩子去參觀，拍照，看演出。女兒也特別愛動物，隻兩歲時，就能把幾十種動物識別清楚，還能叫出它們的中、俄文名字。她的智力成長得快，不久，我編故事的能力已經跟不上她的需要，隻好給她講我記憶中的西遊記，三國演義，封神榜的故事。到了5歲，我就按朝代順序講述中國曆史，張騫、班超，嶽飛、文天祥、孫中山、方誌敏，那些民族英雄的故事和中國的山川形勝，有點像給她上中國曆史地理課了。起初她最喜歡聽的是西遊記，深深喜歡上了孫悟空和他住的花果山。剛會動手時媽媽就教給她用小蠟筆畫畫，在她的畫冊裏，也就出現著各種小猴子，小山和桃樹的稚嫩形象。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是在她三歲半的時候，一天早上我抱著她去幼兒園，她忽然含著淚對我說：“爸爸，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一個很好的夢。”我驚奇地問：“好娃娃，你做了什麽夢，能告訴爸爸嗎？”她立即給我講述夢境了：“我昨天晚上夢見我們家門前開來了一條大船，是插著我們中國旗的中國船。船上下來許多中國叔叔幫我拿上畫冊，媽媽牽著哥哥，爸爸抱著我坐上中國船了。船在大海裏開呀開呀，開到中國了，開到花果山了。花果山真好，有那樣多中國小朋友，那樣多小猴子，我們手牽著手一起跳舞。”說完了，她又問我：“爸爸，什麽時候我們能回到中國去呢？”聽著女兒講她夢中的故事，我忍不著淚流滿麵，哽咽不成聲了。我緊緊抱著她親她，連連說：“女兒，中國不會不要我們的，總有一天我們要回到自己的國家去。”當時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都有對華僑廣播的專門節目，還向海外華僑征文，題目是《我愛祖國的海洋》，中獎者可得一張免費旅遊中國的旅行票。我便以《花果山和夢中船》為題，用女兒的夢中故事寫了一篇文章寄去，被選中了。我兄雷光照還親耳聽了文章的播出，可是我什麽回音也沒收到。那時蘇聯是勃列日涅夫執政，KGB還存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給我的回信大概是給KGB沒收了。

講到女兒進幼兒園，也是一篇故事。離我們家隻有200米的地方，有一家塔拉斯市最大的幼兒園，是化工公司開的，設備好，老師都是大學畢業，特別是小孩從5歲開始學英文。收孩子時要考試，看長相和測智商，隻有市裏達官貴人和有身份的知識分子的孩子才能進得去。從這個幼兒園出來，就可以上本市最好的英文小——克魯普斯卡婭小學。本來我一個外國工人的孩子是和這樣的幼兒園無緣的，一次偶然的機會變得有緣了。美術社派巧雲去給幼兒園畫壁畫，認識了園主任，她向主任提出，畫完壁畫後不收錢，請她接收女兒入園。主任叫巧雲把女兒帶去看了看，逗她玩了一會兒，同意了。原來這所幼兒園還擔負著有送往迎來的任務，我女兒長得漂亮，尤其比起本地的孩子來更加出眾，這一點，也起了很大作用。當時蘇聯和東歐各國有仿西歐“共同市場”的經互會，本市最大的企業是與經互會合辦的《磷化工公司》，，不斷有東歐國家的各種代表團來。外國代表團來了，要叫小娃娃去獻花，唱歌跳舞表示歡迎，共產黨喜歡這一套熱鬧。在哈薩克斯坦，派出來的當然要求是哈薩克娃娃，我女兒和幾個聰明伶俐而清秀的哈族孩子，到時一化裝，當哈薩克娃歡迎外國客人了。這個幼兒園的教育水平很高，孩子們學會了許多知識，剪紙、縫洋娃娃衣帽，畫畫、唱歌跳舞、英語入門和俄語的拚寫閱讀，還有小學低年級識字教育和算術教育。女兒上了4年幼兒園，都受表揚，得獎品。最使我驕傲的是1984年元旦，幼兒園排練了一出兒童舞劇，鰻澧飾演主角，一隻逗人喜愛的小白兔。演出那天，孩子們的家長都請來參加了。幾個孩子裝扮成各種小動物跳舞，還有對白和歌唱，光鰻澧的獨舞就有十幾分鍾。我們父女長得很像，她表演的時候，不斷有別的家長含笑問我：“是您的女兒嗎？”我驕傲地回答“是！”接著又參加了工廠為職工孩子們舉辦的新年樅樹晚會，女兒表演出色。雪姑娘給她最好的獎品：一個洋娃娃。那年五一節，我們帶女兒去公園玩，正碰上市裏舉辦的兒童朗誦比賽，我鼓勵她上台用俄文朗誦了一首詩，也得到了最好的名次。在這幾年裏，隻要我們帶著女兒出去，總是滿懷驕傲和喜悅而歸。1995年，她從幼兒園畢業，要升小學了。在畢業晚會上，園主任流著眼淚送別小朋友，一個個介紹孩子們的優點和缺點，介紹到鰻澧時，她對我們說：“鰻澧是一個特殊的孩子。最講禮貌最聰明，你們要好好培養她。”她隻有一個缺點，吃飯時要挑揀，這也不吃那也不吃，有時因此被老師罰站牆角，大概是她在家裏習慣了吃中國飯菜。咳，上帝給了我女兒聰明，卻沒有賜給她一個能夠成長的環境，當然主要是我們夫婦都是書呆子，沒有適應變化不定的環境的能力。何況又流落到了一個排斥外來僑民的國度。

1998年，兒子撒沙到阿拉木圖上了中專，學的是藝術家具製造。鰻澧也該上小學了，上的就是塔拉斯市當時唯一的一所英語學校，以列寧夫人命名的克魯勃斯夫卡婭學校。而且上的還是學校的重點班，重點班的重點組。因為她守規矩，有禮貌，功課年年全斑第一，穿著打扮也是全校第一。我恢複中國國籍後，和國內的親友有了通訊聯係，也有權每季度給老母親寄去15美元的匯款。我的親戚、老朋友、老同學又多，女兒的叔叔阿姨們常常給她寄包裹，包括春夏秋冬的時裝，都是塔拉斯見不到的摩登品。中國開放的成功，也惹惱了一些嫉妒心強的蘇聯人，有的教員常常在講課時惡意地譏諷我女兒：“你和你們中國一樣，什麽都要第一。你的功課全班第一，穿著也是全班第一，你們中國搞大國主義，你在班上也搞大國主義。”不過，他們的班主任是英語教員，鰻澧的英語學得好，班主任十分喜歡她，保護她沒有受外族同學的太大欺侮。5年級後，英語教員換成一位美國和平隊員，對中國人很友好，一次在她的英文作文裏用英語批道：“你們的女兒的英語水平和美國人沒有差別了，我們為她感到驕傲，你們父母也應該為她感到驕傲。”

女兒上學後，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掌政了，蘇聯的改革也開始了。改革放鬆了對居民的管製，KGB權力在逐漸消失，人民自由多了，被壓抑幾十年人類求自由的本性一下子爆發出來，在社會上積累了幾十年沉渣也一下子浮了上來，引起社會的一些混亂。中亞又是一個世界上民族最複雜的地方，一百多種民族混居在一塊，各種民族矛盾也乘機引爆，偷，搶，殺人，打群架觸目皆是。女兒是我們全家的命根子，保證她平安上學下學，成為我們全家關注的中心。幸好學校離家隻有一站之地，坐上電車或公共汽車五分鍾就到了，可是要穿過車如流水的馬路，一年多內，我們夫婦都得接送。後來，她表示自己要有獨立生活的本領，不要我們接送了。於是，等待女兒按時回家，成了我們每天最擔心的事情。蘇聯的學校都是二部製，她上的是第二部，下學時已是傍晚7點多，冬天和春初秋末，黑夜籠罩大地，隻靠路燈照亮。在她上4年紀的一個初冬的周末，我在商店裏買了個大蛋糕，還用親人寄來的木耳和黃花炒了兩個菜，等待女兒下學後回家。到了7點，飯菜擺到了桌上了，蛋糕也切成了小塊，可是，十分鍾過去了，半個小時過去了，還沒有聽到電鈴響，我們心裏開始著急了。到了8點鍾，電鈴響了，我高興地去開門，接到的卻不是女兒，是電報局送電報的：“媽媽坐飛機平安到了伊爾庫茨克二弟家”，本來是值得高興的消息，卻高興不起來。過了5分鍾電鈴又響了，我又滿懷高興地去開門，一看，又不是女兒，是一個俄羅斯鄰居來借洋蔥的。我沒好氣地向她發脾氣：“你走出過道門，向左轉，直直往前走50米，就是菜店。那裏白天晚上都有洋蔥賣。”我著急了，馬上穿上外衣皮靴，跑到學校找女兒，到了學校，跑遍了三層樓的幾十間教室，沒見到教員，更沒有女兒，隻有女工在洗地板。我又跑遍了校園的每一個角落，都沒有一個人。旁邊是公園和足球場，足球場關著門，我把公園的小樹林都找遍了，還是不見女兒的身影。我的雙眼發黑了，心髒也幾乎爆炸，急忙趕到家，還是沒有女兒，妻子也急哭了。正想去求警察幫助時，電鈴響了，女兒回家了。我接過她的書包，一下子抱著她，眼淚直往外流。女兒急急忙忙地說：“爸，媽，我們班的一個女孩子昨天下午被幾個小流氓打傷了，用急救車把她送進醫院住了院。今天班上派我當代表到醫院去看望她，所以回來晚了。”“為什麽不先打電話回家告訴我們？把我們都急死了。”我責怪女兒，妻子說：“算了，女兒平安回家就萬事大吉了。”我們夫妻的心從喉嚨邊回歸原位，可這時桌上的飯菜都涼了，茶也冷了，我們誰都不想拿筷子。事情過去十幾年了，一想起來還心有餘悸。唉，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唉“謝家最小偏憐女！”今天，我更為女兒的成家立業著急。寫到這裏，筆下不禁湧出了一首詩：“未來思量每自傷，徘徊轉側九回腸，近來多少不眠夜，淚落唇邊著意嚐。”

阿富汗戰爭 帝國解體的前奏曲

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是蘇聯發展最快，國力最強大的時侯，克裏姆林宮的強人們發狂了，四處出擊。在歐洲，勃列日涅夫竭力主張的歐安會召開了，確立了蘇聯的東歐霸主的地位。在拉丁美洲，鞏固了古巴卡斯特羅政權，在尼加拉瓜和格林達拉也建立了左派政權，南美一些國家的左派遊擊隊頻頻出擊，蘇聯不僅搶占了橋頭堡，還擴大了陣地，點燃了美國後院的熊熊烈火。在非洲，不管是埃塞俄比亞還是莫桑比克，安哥拉還是幾內亞，蘇聯都是處處得勢。在亞洲更是氣勢洶洶，越戰結束後，蘇聯控製了越南、老撾、柬埔寨等印支三國，肢解了巴基斯坦，與一些阿拉伯國家結成軍事同盟，特別是與它懷著同樣擴張野心的印度成為它的鐵杆幫凶。蘇聯有恃無恐，大膽地發動了阿富汗戰爭，阿富汗長達20多年的內戰是蘇聯一手策劃的。

自從阿富汗打敗英國入侵，國王政權一直穩定地統治這個國家，平靜而緩慢地前進著。蘇聯不願意了，莫斯科幾年內在喀布爾發動了4次政變，走馬燈式地更換自己的代理人，一個個地下台又上台，最後選中了卡爾邁勒和納吉布拉。阿富汗人民起來反抗，蘇軍開始大舉入侵。當時電視上每天都要播送阿富汗的戰況。新聞中，蘇聯把中國說成是阿富汗新政權的最大敵人，說阿富汗的反動派全是中國和美國支持的，把蘇軍繳獲的阿富汗遊擊隊的中製武器在畫麵中展示出來，把上麵的中國字還加以放大。印度是蘇聯的應聲蟲，印度外交部發表了個聲明（也許是某印度報紙的議論），說“中國正在對阿富汗發動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於是，“中國對阿富汗進行不宣而戰的戰爭”幾乎成了蘇聯電視和電台播出時事評論阿富汗戰爭的套話。戰爭久而不停，小小的阿富汗用盡全力也拿不下來。蘇聯強大的空虛，克裏姆林宮當權者的無能在老百姓眼前表現得一覽無遺。

阿富汗和哈薩克斯坦沒有邊界，可人們還是感覺到戰爭的存在。我們車間的幾個小青年和鄰居的孩子應征入伍去阿富汗打仗了，有的人打死了，有的人員負傷歸來，公家提前給了他們住宅。這樣的消息不時傳入我的耳中。1982年夏天，我們夫妻休假帶鰻澧去阿拉木圖旅遊，住在徐英斌家，剛到的那天傍晚，我們倆家在徐家住宅樓前的小花園裏乘涼。他的一位鄰居俄羅斯老太太對我們哭訴：“兒子在阿富汗被打死了，鋅製棺材剛運回來，光阿拉木圖一下就運回了4付棺材。“這是和平年代啊，為什麽要打仗？要死人！”老太婆哭訴著。她還說，在阿拉木圖的一處公墓裏專門開辟了埋葬阿富汗陣亡官兵的專用區。蘇聯規定，凡是服役時在部隊中死亡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都是把屍體裝進鋅製棺材，棺蓋和棺材間的縫用金屬汁焊死後運回家的，父母家人無法見死者一麵，也不知道棺材裏裝著什麽。隔不久，同樣的不幸在我們朋友中也發生了。我在柯吉達夫金田村流放時工作的農機站站長博格劉波夫寫信來說，他的二兒子在阿富汗前線也陣亡了，夫妻兩人每天哭泣，過著以淚洗麵的日子。塔拉斯市住著一位叫郭冬的山西老鄉，也在拖拉機零件廠幹活，大概是1984年，有一個星期不見他上班，後來他告訴我，是陪老婆到韃靼共和國首都喀山的軍隊醫院看兒子了。他的老婆是韃靼女人，老婆的前夫也是韃靼人，生了個兒子，是郭東撫養大到中學畢業的。中學畢業後兒子上了空軍學校，學開戰鬥機，畢業後當上中尉飛行員，駕駛飛機派到阿富汗打仗，一飛進阿富汗就給遊擊隊的高射炮打中了。飛機墜毀，他跳傘逃生。降落傘掛在樹林裏一棵大樹上，不能上，不能下，也無人救援，挨不住餓，狠心跳了下來，把腿給摔斷了，餓著肚子爬行兩日兩夜，才找到了蘇軍送回了喀山。在那些歲月，噩耗不斷傳來。幾個人湊在一起，談話的主題多是在阿富汗打仗的事。有子女當兵的人最害怕是自己在軍隊服役的兒子會派去阿富汗被打死。

在多種群眾政治宣傳會議上，共產黨的會上，對職工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主題也是阿富汗戰爭，說戰爭的罪魁禍首是美國和中國，蘇聯是出兵解放阿富汗人民的。我妻子所在的美術社黨的書記是個日耳曼人，立場很堅定的蘇共黨員，一次作政治報告，倒說了實話：“阿富汗是蘇聯的鄰國，如果給美國或中國控製，太危險了。我們一定要牢牢掌握住這個國家。”有一天我在車間幹活，交接班時，我正在裝車刀，車間的主任質量檢查員是個姓金的朝鮮人，忠誠的蘇共黨員，開完黨會後氣勢洶洶地跑到我身邊質問我：“告訴我，雷！你們中國為什麽支持阿富汗的反動派和我們蘇聯打仗？”我聽了笑著回答：“金，你聽著！在阿富汗沒有中國的一兵一卒，是蘇聯軍隊在那裏打阿富汗人。”還揶揄他說：“阿富汗戰事是阿富汗人的事，是俄羅斯人，美國人，中國人幾個大國大民族的事，不用你們朝鮮人說長論短。去你的吧！”他灰溜溜地走掉了。

“阿富汗戰爭是個流血的瘡口”（戈爾巴喬夫語），是蘇聯老百姓的災難。挑起這場戰爭的蘇聯人給自己奏響了蘇維埃帝國覆亡的前奏曲。戈爾巴喬夫結束了這場戰爭，卻永遠無法治愈流血的瘡口。

哈薩克斯坦獨立後，塔拉斯市政府在市中心的一處街心花園裏給本市參戰的陣亡者修了公墓，豎立了紀念碑，和衛國戰爭紀念碑遙遙相望。公墓裏埋葬了20名陣亡者，包括10名士兵，8名下級軍官和兩名蘇軍大尉。紀念碑上刻著哈薩克文和俄文兩種文字的銘文。我把銘文譯成了中文：

他們陣亡了，

在和平之晨，

命運給切斷了，

在別人的戰爭中。

在哪裏？他們的罪過，

年輕人，

請述說，

他們罪在何處？

不過，話說回來，我們中國當年是不是也可以站在另一種立場上對待這場戰爭，為了我們的國家利益。1990年，我在北大曆史係同年級的同學王炳華（新疆文物研究所所長）應邀去喀布爾參加貴霜王朝學術討論會，途經阿拉木圖。回程時我赴阿市與他見了麵。他告訴我，會議結束後的政府宴會上，納吉布拉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特別和他坐在一起，請他傳言中國領導人，希望中國幫助他們結束這場戰爭。和阿富汗內戰的對立麵相比，納吉布拉政府總算是一個要求民主，進步，改革的，理性的，總比非理性的伊斯蘭極端勢力強。我們中國卻幫忙打倒了這個政府，而以後當權的塔裏班政權反過來全力支持新疆維吾爾分裂勢力，訓練維族恐怖分子，成了我國的大禍患，阿富汗成了威脅中國和平安全的第二個越南。這裏麵，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葬禮和婚禮

生命的發生與消逝，是人生最重要的兩件大事，所以，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與這兩件大事密切相關的婚禮和喪禮，就都是重要的兩項禮俗了。我在異國居住了大半輩子，參加過好多次喪禮和婚禮，這裏隻重點記下兩次，規模大，與我的關係比較密切，主要的是，體現出了這個多民族多傳統地區的特殊文化麵貌。

我嶽父嶽母原來住在傑茲卡茲幹州卡熱拉區，離蘇聯最大的火箭發射中心拜依努爾很近，有色金屬礦藏非常豐富，礦區連著礦區，幾乎沒有農場，出產鎢和銅礦石。30年代發現後，第一批工人是從遠東流放來的朝鮮人，接著是從伏爾加河中遊流放來的德國人。嶽父在礦區服務中心照相，嶽母是縫紉部主任。礦工工資高，他們老夫婦存了不少錢，但礦區的生存條件太差了，連綿幾百公裏，全是黑色的石頭山，沒有樹林，沒有草地，沒有湖泊河流。人們出來進去都得坐一種叫“玉米客”的小型飛機，坐十來個人，象大海波濤中的小舟上下顛簸。我在塔拉斯安家立業之後，覺得應該把二老接到城裏來安養晚年，也領受一份現代城市生活，於是，我幾乎把全部休息時間都用來給他們找房子。塔拉斯市出賣的房子很多，可要找到一處合適的，房子寬敞，園子寬闊、有管道煤氣，還要環境優美，交通方便的，還真不容易。從春天找到秋天，直到10月份才買到了一處合適的花園住宅。我很奇怪，房子所在地俗名叫“台灣”。後來我知道，很有意思的是，蘇聯每個城市都有一個區叫“上海”，專指人口特集中的地方，四周有水或者孤零零的居住區則稱“台灣”。塔拉斯市的“台灣”，是6年前大地震後新建的一塊居民區。剛開始的確是孤零零的，後來和第8居民小區連在一塊了，還通了無軌電站，交通方便，房子也大，大小6間，百多平方米了。園子也不小，有三中國畝大，還有一架能遮蔽整個園子的葡萄架。房東是希臘人，希共遊擊隊員的後代，1946年撤到蘇聯來的。自希臘加入西歐共同市場，即後來的歐盟後，經濟發展很快，由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歐安會開過後，在西方的壓力下，蘇聯也向外開了一條窄窄的門縫，批準某些外僑回國，首先離開蘇聯的是猶太人和希臘人。這處房子的房東便是得到歸國批準後把房子賣掉的。房子買回來需要整修。二內弟先遷過來，在整個冬天的休息時間。我都帶著撒沙去給他幫忙，粉刷房間，換新的暖氣片和取暖的煤氣爐，把原來用塑膠板蓋的涼亭拆掉，修了一間小更衣室和浴室。春天， 70多歲的外祖母、嶽父和二內弟也遷了過來。外祖母的父親是烏克蘭人，母親是俄羅斯人，她的一生在蘇聯的十月革命，中國新疆的三區革命和解放戰爭的動亂中度過，吃盡了苦頭。1937年被斯大林專製政府從蘇聯伯力攆到了中國新疆，1945年在三區變亂的戰火中從新疆烏蘇逃難到烏魯木齊，1958年從中國返回蘇聯哈薩克斯坦。她生了一個女兒5個兒子，我嶽母是老大。她的5個兒子分住在哈薩克斯坦的3個城市和俄羅斯北高加索索契，光孫子和外孫就有20多個。她搬到我嶽母的新住處過了一年多安靜的日子，巧雲和巧鶯常去看望她，給她做點好吃食，我休息天時也會去給她洗地板買食品，接她到我們家來洗熱水澡。也許是外祖父從山東老家帶來的家規吧，他們家都重男輕女，把女兒家當成外人。她太想念自己的兒孫了，常常在晚上一個人打的去火車站，在月台上一坐幾個小時，想接到兒子和孫子。而兒孫們卻早就把她忘記了，誰也沒來塔拉斯看望過她，她常常獨自哭泣，眼睛也看不清了。1983年夏天又一次深夜從火車站回家，進門就一跤摔倒，再也沒有醒過來。外祖母去世了，是我經手舉辦的第一宗喪事。我們全家連夜趕到嶽母家，給外祖母淨身裝斂，給5個舅父發去電報。第二天，我向工廠請了假，工廠派了一輛大轎車幫著接人，買東西。第二天下午，5個舅父帶著全家從各個城市坐飛機或自己的小汽車紛紛趕到，大小來了三十幾口人。嶽母和兩個內弟也從傑茲卡茲幹州趕回來。舅父們都有錢，也知道喪事的規矩，把客廳布置成靈堂，遺體四周擺滿了鮮花和花圈，院子裏用大帆布搭起了大棚，支起了大汽油桶做成的大爐灶。整隻的豬和羊、成袋的粉條和大米、白麵，一箱箱的豆腐和魚，上百瓶的伏特加酒都買了回來。最富有的五舅父還帶來了兩位中國飯菜做的極好的混血廚師，3天之內日夜起夥，招待吊唁的客人。按照俄羅斯的規矩，遺體要在家停放3個晝夜，供人吊唁。我每天奔跑於城市各處，一家家地通知中國人和從新疆回國的俄羅斯人，晚上用手工絞肉機絞蒸包子、做肉丸的肉餡，把手都搖腫了。親友們和鄰居的老大娘每天來五，六個坐在棺材邊守靈，不知疲倦地唱著東正教的聖歌，我們自己的住宅也成了臨時招待所，供舅母們和她們的小姐們休息。第三天上午，東正教的神甫帶著執事來行宗教喪儀。塔拉斯隻有一座東正教教堂，隻有一個神父和幾個執事。據說這位神甫還是是共產黨員，也是全城最大的富翁，因為信徒們不斷向他進貢，是位50來歲身材十分魁梧的俄羅斯人，濃濃的白須直到胸前，滿麵紅光。他念了10來分鍾聖經，向遺體灑了聖水，給吊唁者分了幾塊聖餅（一種小麵餅子，硬的象石頭，咬不動），要走了80盧布的酬金。神甫走後，幾位常跑教堂的俄羅斯老太婆說，神甫的兒子在阿富汗打仗，不久前陣亡了。下午1點，出殯大禮開始，先把棺材抬到大門前停著，全體送殯者再一次瞻仰遺容，人人臂膀上都纏著黑布。然後由8個年輕人用黑布吊抬著棺材走在最前麵，依次是兩個人抬著棺材蓋和拿著花圈的年輕人隊伍，親屬和送殯的人一路撒著鮮花，步行半公裏，把棺材抬上大卡車，親人圍坐在棺材周圍。送殯的人也各自上了大轎車和小汽車浩浩蕩蕩開向公墓。送殯的人很多，超過300人，市裏的中國人和不少曾在中國生活過的俄羅斯人都來了。有三輛大客車，20幾輛小汽車。到了公墓管理處指定的墓穴後，再把棺材抬下來放在墓穴邊的凳子上，讓親人們最後一次瞻仰遺容，哭聲大震，許多我從來沒見過麵的老太太也流淚了。釘棺材蓋時是親人最悲哀，哭得最厲害的時候。蓋子釘好，幾個年輕人用黑布把棺材吊下墓坑裏放正，抽調布，然後先由親人，再由送殯的人每人在棺材上撒幾把泥土，之後，早已等在旁邊持鐵鍬的工人便鏟土開始埋葬。墓是長方形，墓穴周圍留有20來平方米的空地。舅父們在殯儀館訂做好人造大理石墓碑、護墓的鐵欄杆和鐵製祭桌、凳子，全都運來一一安放好，把花圈放在墓上，鮮花供在祭桌上，還供著煮熟的整雞和加葡萄幹的大米飯，肉、糖果餅幹和伏特加酒。在墳園內種了兩顆白楊樹。一切都做完了，舅母們便拿著酒杯和糖果，請每一位送殯的人喝一小杯酒，吃幾顆糖果。一直到下午3點，才算葬禮結束。全體坐車開回嶽母家，圍坐在院子的幾排長桌上，吃非常豐盛的中西菜肴合璧的宴席。樂隊的租金是30盧布，吃完飯走時帶走了兩瓶伏特加。汽車是工廠派的，免費，但要送給司機伏特加。一場喪事下來要花費快1萬盧布，由嶽母和她的兄弟們分攤。一萬盧布按當時比價合一萬6千多美元，嶽母買房也才花這麽多錢，果這麽一大筆錢在外婆生前用來給她養老是多好啊。葬後還要過頭七，40天和周年，都得大擺宴席，請全體過送過葬的人吃喝。外婆去世後的頭十年，我們每年都去掃墓，以後墓地越來越大，管理處越來越不認真，荒煙蔓草，流浪者出沒其間，墓地裏很不安全，我們也去得少了。

辦完外婆喪事後不久，我們又參加了一場俄羅斯式婚禮。我嶽父嶽母各有一個年輕時代的好朋友，都住在塔拉斯。嶽父的好朋友叫王小朋，是30年代被蘇聯攆回新疆的華僑，60年代又隨妻子返蘇。他和俄羅斯妻子生的兒子叫托利亞，父母看得非常寶貴，中學畢業後當了工人，一個很樸實的小夥子。嶽母的好朋友我們叫她尼娜嬸嬸，她和她丈夫都是俄羅斯人，是十月革命後逃到新疆的白俄後代，1954年蘇僑返回蘇聯。兩口子都是電焊工，頭腦裏大蘇聯、大俄羅斯的思想非常強烈，和我們說話一開口便是“我們俄羅斯”，不過對巧雲很是親熱。在嶽母還沒遷來塔拉斯前，妮娜嬸嬸一見到我們夫妻便說：“我是你們在這裏最親的人，有事盡管找我們。”老兩口沒有兒子，生下了4個姑娘，兩個大的嫁人了，兩個小的待字閨中。姐妹中長得最漂亮，人也最賢惠，受的教育也最高的是老三，名叫尼達，大學畢業後在一家家具廠當工程師。一個星期天，妮娜嬸嬸的二女婿到我們家串門，告訴我們：“昨天王小朋和老伴卡加帶著兒子托尼亞，捧著大蛋糕到嶽父嶽母家去向尼達求婚。尼達當著雙方父母和托尼亞的麵，又興奮又含羞地把蛋糕切開了。托尼亞求婚成功，不久便要舉行婚禮。”70年代和80年代，中蘇兩國的對抗一天比一天加劇，我們旅居蘇聯的中國人也就運交華蓋，受侮辱、被歧視、遭辱罵，大家碰麵交換的也是種種不愉快的信息，現在，大俄羅斯民族觀念十分強烈的妮娜嬸嬸居然願意把她最可愛的一個女兒下嫁給中國人的孩子，不能不叫人感到高興和意外。

兩個星期後，我們帶著禮品，抱著女兒參加了托尼亞和尼達的婚禮。婚禮在王小朋位在近郊的住宅裏舉行。一下車，遠遠就看到大門前停著十幾輛小汽車，一些姑娘和小夥子在車頭和車身上綁紮紫色的長綢帶，最前麵的一輛車頭擋風玻璃上還掛著個大洋娃娃，是準備婚禮進行的彩車隊伍。一進大門，隻見院子裏搭起了帆布篷，蓬下擺著兩條大長桌和長凳，坐二，三百人都沒有問題。一個搖滾樂隊在大門邊擺起了陣勢，一對披著長發的俄羅斯青年男女正在對著麥克風試唱。客人陸陸續續來了，賀喜聲不絕於耳。新郎新娘分屬中俄兩族，雙方的親友都不少，隻尼達的同事就來了滿滿一大轎車。俄羅斯大嫂們性格開朗，愛玩愛唱愛跳舞愛吃愛喝，辦喜事有了她們在場，氣氛顯得特別熱烈。中午12點鍾婚禮開始，首先是彩車遊行，新郎官新娘子在伴郎的攙扶下坐上了第一部彩車，新郎穿著黑色的新西服，新娘穿著下擺拖到地上的白紗婚禮服，胸前都佩著小白花。伴郎和伴娘他們最親近的朋友，也穿著十分整齊，也胸佩小白花。接著上車的是雙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後是其他來賓。彩車隊浩浩蕩蕩開到市裏婚禮宮進行婚姻登記，領結婚證書，得排隊入場，不過結婚儀式進行的很快。進入婚禮宮大門，在身披大紅綢帶的禮儀小姐引導下通過紅色大地毯來到婚禮大廳，在親人和來賓的注目下，新郎新娘和證婚人（由伴郎充當）在結婚證書上簽字，交換結婚戒指，互相親吻，新娘吻別自己的父母。有人打開自帶的香檳酒（婚禮宮也有高價出售的），全體舉杯向新婚夫婦祝賀，即大禮告成。禮儀一邊進行，還一邊照相和錄像。之後，又登上彩車，駛過城市主要大街，喇叭高鳴，去烈士碑前獻花。為了紀念蘇德戰爭中的陣亡者，蘇聯在每個城市都立著許多紀念碑和紀念塑像，在州首府以上的城市的中央紀念碑或紀念塑像前燃著長明火，一年365天晝夜不熄。結婚時，新婚夫婦必須來這裏獻花，是不成文的婚禮法中必須履行的一條。獻完花照完像後，婚禮才算正式完成。我想起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我國抗戰勝利，在許多城市也立有抗日戰爭陣亡將士紀念碑，但遺憾的是，解放後大都給拆毀了，大概是因為黨派之見吧。

車隊開回，婚宴開始，桌子上擺滿了各種中式和俄式的菜肴，當然以中式為主，外國菜是無法湊成七大盤八大碗的，還有水果點心。酒則白酒紅酒，高價的白蘭地和文明的香檳，都盡量供應。禮賓先生引導客人入席，中國人外國人各自結夥坐在一起。在來賓席的正前方擺著一張不大的桌子，各種吃食俱全，插著鮮花，是新郎新娘的坐席，由伴郎和伴娘陪同。禮賓先生宣布宴會開始，先由雙方父母各派一位代表向新人祝福，告誡他們在建立自己的家庭後不要忘記父母雙親。接著，禮賓先生開始勸酒，用各種美麗的話語祝福新人，又代表主人向大家致意，幹杯接著幹杯。人們總是喝的多吃的少，斯文的場麵馬上變得熱烈哄鬧。“苦啊！”一個人帶頭喊了一聲，馬上沒有盡頭，隻聽到宴席的四麵八方此起彼伏的“苦啊！苦啊！”地叫個不停。聽到一聲“苦啊”，新郎新娘就得當場接吻。這一風俗的來由是怎麽的呢？原來，在俄語裏苦和辣是一個詞，俄羅斯人說，酒味太苦太辣了，一喊苦便親嘴，親嘴後再喝酒，酒味就甜了。正當大家喝得忘乎所以的時候，一對中年男士和女士從俄羅斯人席中走出來，男士從汽車裏取出了手風琴，女士拿了一個大盤，盤裏放著一隻白色的新皮鞋。女士大嫂向賓客們說：“新娘沒有鞋子穿，請大家拿點錢給新娘買鞋子。”男士奏起了俄羅斯民歌，女士高舉著盤子跳起了俄羅斯民間舞。他們邊舞邊圍著桌子繞圈，盤子伸到誰的麵前，誰就得往鞋子裏丟錢。自然先從雙方的父母開始，給的錢也最多，其他客人按著與新人關係的遠近決定給錢的數目，從1盧布到5盧布不等。化緣舞轉完桌子停止後，搖滾歌手開始大顯身手，流行歌曲高響入雲。人們也一個個離開了宴桌，跳開了迪斯科，新人則親熱地跳著交誼舞。俄式宴席不到夜闌人靜是不散的，席上的吃食不撤，隻不斷把冷了的換成熱的，邊唱邊跳邊吃邊喝，直到多數客人筋疲力盡才會休止。天快黑了，我們帶著小孩，隻得向主人道歉先退席了，向新人又一次致了祝福。主人說：“謝謝你們來參加婚禮。走的這麽早我們可不感謝，但願你們不會把客人都帶走。”

朋友們，特別是中國人平時很少有聚會的機會，隻有逢到紅白喜事時才能聚到一塊，那種場合便成了大家彼此交換信息的地方。在那些反華的年月，總聽不到什麽好事。諸如有的人的兒子當兵了去了阿富汗，有的人的女兒被外國公婆趕出了家門，還有小阿飛們打群架給警察抓住了，隻要裏麵發現中國人的孩子，法院便會把他當流氓頭目判重刑。我那些表弟們正到了要服役的年齡，舅母們為此日夜發愁，有的才四十來歲也愁成了滿頭白發。住在索契附近的三舅母夫婦都是基督教浸禮會的信徒，不許男人當兵。但在蘇聯拒絕服兵役要判刑，他們夫婦便想方設法湊錢，開了家庭旅社，準備孩子因違反兵役法遭拘捕時向兵役局和警察局把人贖出來。

回光返照和積重難返

80年代，蘇聯社會進入大蕭條時期，計劃經濟走進了死胡同，轉不過身來，成了社會發展的阻力。阿富汗戰爭，應戰美國“星球大戰”的武器競賽，耗光了蘇聯經濟的積累。從1983年開始，我們再也沒有見到增加工資，季度和節日獎金也不見了。每年的第13號工資隻有以前的一半，而且要拖到3月才能到手。特別是食品供應，除了麵包，牛奶，雞蛋和糖能正常供應外，別的食品都難以見到，尤其是肉類。香腸和黃油。每年五一、十月革命節和新年，商店賣一點黃油，得早上5點鍾排隊，一人隻能買到300公分或500公分，晚一步就沒了。有一次過新年，我家附近的菜店裏來了幾箱阿富汗橙子，我驚喜莫名，小孩子成長需要維他命，桔子，橙子是含維他命最多的水果。蘇聯是寒帶國家，除了南高加索以外不產橙子，市場上是看不到的。我馬上去排隊，從頭天下午排到第二天上午，沒有睡覺，排了22個小時才買到4公斤。拿回家、撒沙和鰻澧、還有二妹巧鶯的兩個小孩，抱著橙子跳起舞來。鰻澧長到3歲多，才第一次吃到橙子。商店裏其他商品也都缺乏，領了房買不到家具，汽車出了毛病買不到零配件。領房子的排隊時間更長了，我們車間有的工人已經排隊10年，還不知住宅在何方。買汽車也得排3到5年的隊。人民對蘇聯黨和政府的不滿，一天高過一天，到處都是抱怨聲。一次我到日用家具店買切菜板，沒想到，碰上公安局外事科一位俄羅斯女中校，是管中國人的頭目，也來買切菜板，對著空蕩蕩的貨架，她對我說：“好像我們又發生了一場戰爭，現在商品供應和衛國戰爭結束後的年代裏沒有兩樣。”

幽默的俄國人，又編出了抱怨食品缺乏的笑話：

愛沙尼亞加盟共和國的最高蘇維埃申請一個月的自由，蘇聯最高蘇維埃討論後拒絕了。愛沙尼亞又提出10天，一天，一個小時的自由，最高蘇維埃都一一予以拒絕。最後，愛沙尼亞提出隻要求10分鍾的自由，最高蘇維埃同意了。到時，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打開現場閉路電視，看愛沙尼亞人在10分鍾的自由時間裏要幹些什麽。見到的是：在前5分鍾，愛沙尼亞向鄰國芬蘭宣戰，在後5分鍾，宣布全國軍民向芬蘭投降。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鬆會晤結束，相互交換禮品。尼克鬆說：“我決定贈送您一個小巧玲瓏的微型原子彈，不過您要十分小心地保管，如果它一旦爆炸，就會發生毀滅性的作用。”勃列日涅夫說：“我決定把蘇聯農業部贈送給您，您也要小心翼翼地對待它，如果它一旦發生作用，帶來的毀滅性後果和原子彈爆炸是同等的。

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召開全體會議，決議給某農業科學博士授予列寧勳章。在授勳證書上寫道：“您對蘇聯農業科學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哈薩克草原上播種了小麥，而在遙遠的加拿大收獲。”

就在這種時候，勃列日涅夫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製反而一天天加劇，他授予自己蘇聯英雄的金星勳章，還授予隻有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帥得到過的勝利勳章，胸前的勳章都掛不下了。還接受了蘇聯元帥頭銜、列寧和平獎金和列寧文學獎金。得文學獎是因為他叫別人代筆寫了蘇德戰爭回憶錄三部曲：《小土地》，《恢複》和《墾荒》。有人也編了笑話：

勃列日涅夫一天忽然想起來問自己的秘書：“你看過我的三部曲嗎？”“看過了。”“感覺如何？”“很好！”勃列日涅夫聽了高興得大笑，說：“那麽，我自己也得讀上一遍。”

到了1982年，突然宣布他去世了，可是在此前人們並沒有聽到他生病的消息。隨著勃氏的離開人世，強大的蘇聯帝國的壽命也指日可待了。

戰後坐克裏姆林宮第一把交椅最長的是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前者10年，後者18年，民間流傳他們的笑話也就最多。

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美國總統問他：“勃列日涅夫先生，您有什麽嗜好？”勃回答：“我的嗜好是收集民間流傳的有關我的政治笑話。”美國總統又問：“成績很大吧？”勃氏回答：“專為此項犯罪所建立的勞改營之第二號已經滿員了。”

勃列日涅夫時代最後的政治笑話是：

KGB中央得到波羅的海3個加盟共和國的敵情匯報：波羅的海3國居民分成3種類型：樂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樂觀主義者在學習本民族的語言，悲觀主義者在學習辨認西伯利亞地圖的地名，現實主義者在學習使用蘇製克拉史尼可夫氏衝鋒槍。

勃氏1982年的繼任者是KGB中央主席、69歲安德羅波夫。對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和安德羅波夫的繼位，老百姓的反應十分冷淡，沒有悲哀也沒有高興，但安氏一上台，馬上就出現了關於他的笑話：

勃列日涅夫彌留之際，安德羅波夫向他最後告別。勃列日涅夫對他說：“尤尼亞（安氏小名）你現在要當總書記了，你得善待老百姓，不然他們不會跟你走的。”安德羅波夫回答說：“那有什麽，誰不跟我走就叫他跟你走好了。”

不過，安德羅波夫和他前任後任比較，倒是位相當能幹和不乏開明的政治家。他曾長期擔任KGB中央的主席，掌握蘇聯最大的情報機關和鎮壓機關，了解蘇聯的國家環境和國內問題症結之所在。他一上台，首先宣布要改善敵對了20多年的中蘇關係，在他的施政演講中第一次用上了“我們要和我們偉大社會主義鄰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係”這樣的字眼。中國派了外交部長吳學謙來參加葬禮，在電視畫麵上可以看到他和吳外長親切談話的畫麵。國內政策方麵，首先整頓已經混亂不堪的勞動紀律，再就是懲治貪汙。我們在工廠幹活，可以親身感覺到勞動紀律一下子雷厲風行地好轉了：上班前5分鍾工人必須到達車床前，遲到，早退和工作時間喝酒再也見不到了，同誌法庭不斷開庭，行使了它的懲罰職能。為了加強勞動紀律，我們工廠還專門增加了一名副廠長，是由原來翻砂車間的車間主任提拔的。但他缺乏經驗，一上台就把好事辦砸了。原來的製度是，工人上班後把工作證交給車間考勤員，下班時領走，考勤員根據工作證來登記。新官上任三把火，副廠長訂了一個新的規章，下令撤銷各車間考勤處，把全體考勤員集中在工廠大門門廳，按照姓氏俄文字母排列發放工作證。我們工廠大，每個班上下班的職工達到千人，考勤員對非本車間的職工又不認識，這下可亂了套。蘇聯人的姓氏一般都集中在不多的幾個字，每個開頭字母下都有幾百個工作證，考勤員一下子如何找出來。第一天白班下班時，大門邊擁擠著上千人等待領工作證，等了快2個小時才拿到手。第二天又是同樣，人們不耐煩了，大吵大嚷，推來擠去。有人把那位副廠長找來，他也沒了法子，實行了兩天，他的新規章隻好取消了。推而廣之，前蘇聯官員主持的改革大抵如此。說起來，許多蘇聯規章的始作俑者也真不聰明，想出來的辦法遺患無窮，譬如說到醫院看病的病曆管理也是這樣。蘇聯實行全民公費醫療，城市裏幾條街道就有一個門診部，眼科，牙科，泌尿科、皮膚科、工傷科、小兒科、肺病和精神病則是要到專科醫院去治療。病曆也是按病人姓氏俄文字母排列的，幾萬幾十萬病曆集中在一起，一個字母下麵有成千上萬的病曆本，掛號處的護士一下子如何能找到？找不到病曆，隻好寫一本新的，以前的病史便消失了。像我看病，在自己所屬的門診部一年就開出了三，四個病曆本。中國卻是每個病人都有一個病曆號，一說號碼，立時能把病曆取出來。賀漢秋在本市第一門診部當針灸大夫，用中國的辦法開病曆本，同事們都說這辦法好，方便，可是誰也不學他。

安德羅波夫上任伊始，就整治貪官汙吏。據我知道，江布爾州警察局外事科長就判了刑。蘇聯有州警察局、檢查院和法院，但一般中小城市沒有市級的警察局、檢察院和法院，由州的局、院直接管理區的局和院。塔拉斯市屬江布爾州，我們外國居民的主管單位便是州外事科了，科長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凡是登記戶口，領取身份證，外出申請簽證都得經他批準，特別是出國探親、移民出國都要給他塞大把鈔票，他才會點頭，把事辦成。那名上校科長我見過好幾次，嘴角受過傷，歪的，可神氣了，報告遞到他手裏常常看都不屑一看。一個本市的德國人請求移民西德，給他塞了3000盧布才得到批準。到西德後，這名德國人把他行賄的經過和受賄者的姓名在西德的報紙上捅出來了。消息傳到安德羅波夫那裏，立即下令逮捕了這名科長，以叛國罪判了他有期徒刑10年。

經過幾個月的整頓，各方麵都在變好，商店的食品供應好多了，漲上去的物價開始回落了，可惜好景不長，隻執政一年又幾個月，安德羅波夫突然在報紙上和電視裏消失了，據說已病重住進醫院，1984年去世了。一個黨員工人告訴我，黨會上傳達了：安德羅波夫把主管外貿的勃列日涅夫的兒子關進了監獄，勃氏的女兒開槍暗殺他，安氏傷重不治而亡。

繼安德羅波夫的是契爾年科，上任時已年達70高壽。他和晚年的勃列日涅夫一樣昏庸無能，即專橫又貪婪，上台後就把安德羅波夫的各項新政全取消了，安德羅波夫廢黜了的高官紛紛複任，蘇聯的經濟更加每況愈下。他還是十分鐵心的反華派。參加安德羅波夫喪禮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是副總理萬裏，中國政府的第二號人物，肩負著改善中蘇關係的責任來到莫斯科，契爾年科卻拒絕與他單獨會談。安德羅波夫在位兩年，報紙和電視上沒有見到和聽到他說過一個反中國的話。契爾年科隻執政3年，我親眼就在報紙上3次看到他辱罵中國的講話，有一次還是在出巡的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幹的講話中。

契爾年科老百姓也十分反對他，把他叫做黑爾連柯。因為俄文的黑色一詞開頭兩個字母和契爾年科開頭的兩個字母是一樣的。

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在位的時間非常短，可是蘇聯民間的幽默大師們還是來到及為他們編出了新笑話。

問題：安德羅波夫是傳奇性的物理學家馬？

回答：不知道，不過有可能是，因為安德羅波夫證明了反KGB告密的聲波比任何聲波都要傳的快。

契爾年科

勃列日涅夫和契爾年科接連死亡後，新聞記者聚集在一起研究這個問題：為什麽勃列日涅夫在克裏姆林宮接待外賓，而契爾年科在飛機場接見外賓？經過熱烈討論後得到了答案：“勃列日涅夫的人工心髒是交流電的，插座安裝在牆上。契爾年科的人工心髒是直流電的，用的是電池。

契爾年科快咽氣時，打電話到陰間向勃列日涅夫請教，要隨身帶些什麽用具。勃列日涅夫回答說：“陰間應有盡有，什麽東西都不用帶，不過要帶上吃飯用的勺子和刀叉。”契爾年科又問他：“既然應有盡有，為什麽還要帶勺子和刀叉？”勃列日涅夫回答他：“輪到希特勒在餐廳值班時，他不給我們蘇聯共產黨人發勺子和刀叉，要我們用鐮刀和錘子吃飯。”

還有一個總結性笑話：

列寧認為人民可以管理國家，斯大林證明一個人可以管理國家，赫魯曉夫證明傻瓜可以管理國家，勃列日涅夫證明誰也不用管理國家，安德羅波夫證明如果按常理管理國家，他在位的壽命就不能超過一年。

大使館請客  領事訪僑

時光流轉，到了1984年，塔拉斯的無國籍中國人都先後恢複了中國國籍，領到了華僑護照，但是，也有個別人之恢複國籍，是接受了特殊使命的。80年代趙紫陽總理執政時期，中國駐蘇大使館很關心我們旅蘇華僑，常常給我們寫信，問寒問暖，定期給我們寄來祖國的報紙和雜誌，還給個別生活困難的華僑發放一些經濟補助，還在“五一”和“十一”國慶節輪流邀請某個城市的華僑和家屬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過節。1984年3月底，塔拉斯市的18家華僑接到了大使館的請帖，邀請帶家屬參加使館五一節宴會。大家奔走相告，興奮極了，華僑們在接到請帖的當天下午就向州警察局外事科交上了去莫斯科的簽證申請，幾乎茶飯無心，一心等待著。要知道，到了祖國大使館就是回到了祖國的土地，見到了祖國親人，而有的老華僑已經離開祖國40年了。我們夫妻想得更周到，妻子給自己和女兒縫製了新衣，在鰻澧的小連衣裙上繡了國旗圖案。鰻澧6歲了，很懂事了，小腦袋想出了一首兒歌，說是要在大使館的宴會上朗誦：“飛飛飛，飛到中國去。中國大，中國好，我是中國的好寶寶。”但兩個星期沒有音訊，在4月的最後10天，我們每天下午都到州警察局打聽，或打電話給外事科，回答隻有一個：“你們等著吧。”我心裏明白，至少我是得不到批準的。那時契爾年科當政，KGB還在一手遮天。4月28日早，我一起床就有個中國人給我打電話：“不是每一個華僑都會批準去莫斯科，我們要保持留者安心，去者滿意的態度。”我就更明白了，但還抱著最後一線希望。當天下午5點，全體華僑都去了州警察局，等到6點。一個女警官拿著一疊簽了證的中國護照發給被批準者，隻批準了6家，其中5家是老華僑，新華僑中隻批準了鄭賢奎一家，而他卻是最晚來到蘇聯的，領到中國護照也還不到一年。我生氣地質問女警官，為什麽不批準？回答說：“誰給我們做了貢獻，我們就批準誰。”一語道破天機，原來鄭賢奎被批準是給KGB“做了貢獻”的。這六家在29日下午乘飛機去莫斯科，我們還是給他們熱情地送了行。想到莫斯科無法吃到新鮮蔬菜，早春的塔拉斯也隻有韭菜，我們買了一大麻袋韭菜到柳鬆壽家，大家在一起一根根地挑，請柳鬆壽帶到大使館去，真是一根韭菜一顆遊子心啊。下午我們送他們上飛機，候機室每個角落裏都有不少熟悉的麵孔。3天後，幸運者回來了，告訴我們他們在莫斯科的情況，說大使館已聯係好旅社，派了外交官照顧他們，五一節在使館餐廳吃了豐盛的中國宴席，大使夫婦接見了他們，還看了一場中國電影。大使館給每一位沒有被批準的華僑帶來了一個禮品袋，在我的禮品袋裏還特地多出了一小瓶煙台白蘭地酒，我請了幾位華僑朋友一起喝了，這是離開中國後第一次喝中國酒。

一年後，5月的一個星期五傍晚，我剛下班回家，接到一個電話，一位陌生人用中國話說：“我們是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派到江布爾訪僑的，有兩個人，現在住在塔拉斯旅社。”電話的意思是希望我把這個消息通知所有華僑。我聽了，一下子眼淚奪眶而出，問了他們住的房間號和電話號後說：“我們馬上來看望你們。”他們回答：“今天晚上不行了，市政府要招待我們看歌舞。”我明白市政府和KGB企圖控製他們，不讓他們和華僑有充裕的時間接近。想到一個多月前警察局外事科傳問了每一個華僑，要我們登記財產，是否有住宅，汽車或摩托車，在銀行裏有多少存款，每月領工資多少，原來他們早就在為大使館派人訪僑作準備了，要向大使館報功，華僑都生活得很幸福。打完電話，晚飯也沒有吃，叫了輛出租車，從市東頭跑到西頭，通知了7家，再讓他們通知其他各家。我最後通知的一家是柳鬆壽，柳的妻子混血女人瑪莎聽到後埋怨我：“你為什麽不先通知我們呢？”原來她也是偵聽者之一。我回答說：“大使館派人訪僑，讓我通知華僑，大概用不著先得到你的批準把。”這一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覺，好在第二天是星期6，不用幹活。在蘇聯最底層的社會生活了十多年，我深刻地認識了這個國家，特別是它要稱霸全球，把中國當作眼中釘的虎狼之心。我也看到了蘇維埃帝國的各種危機，不會千秋萬代雄踞世界，還隱隱感到這個帝國的瓦解不會用太多時間。在這之前，我一定要向中國最高領導人，向中國政府傳去一句話，隻是苦於沒機會找到可靠的傳話人，現在這個機會終於來了，感謝老天爺。次日清晨7點我步行去了旅社，一敲旅社房間的門，裏麵便問我“是誰？”我回答：“我是雷光漢。”裏麵又說：“你這樣早就來了。”馬上開了門，一進門就見到兩位外交官，一高一矮，還隻穿著襯衣，在門邊迎接我。我一下子撲過去把他們抱住了。我先把牆上的有線廣播盒子打開，以掩蓋我的聲音，也不顧他們是怎麽想的，向他們說了我要說的那句話：“請二位回莫斯科以後轉告我國大使，請他轉告鄧小平主席，在我國憲法上加上一條：在蘇維埃帝國沒有崩潰以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當然，憲法上不可能有這種條款。我隻是要我國領導人知道這一點罷了。他們嚴肅地聽了我的話，矮者還重複了一遍。他們分別給了我名片，高個子叫王遐齡，一等秘書，大使館領事部主任，主管僑務的最高長官，哈爾濱人。矮個子叫盧忠誠，二等秘書，領事部領事，河南人。我們談了個把小時，王領事告訴我，市政府已把他們當天的日程全安排了，上午市長接見，下午市政府官員陪他們參觀市容。臨別時我說：“你們一定要擺脫蘇聯當局對你們的控製。明天是星期天，一定要和華僑聚會，後天就沒時間了，大家得幹活。”晚上，他們回到旅社，華僑們都來看望。大家決定，星期天在柳鬆壽家聚會，因為柳住的是有大園子和大院子的平房。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頭到市場上把各種食物都買來了。華僑中有一位名叫周模範的四川人，炒得一手好菜，由他掌廚。10點鍾，朱劍南開來小汽車，我陪他一道到旅社把王，盧二位領事接到柳家，和祖國親人們見麵。大家悲喜交加，悲大於喜，座談會成了訴苦會了，向他們訴說了遊子們在蘇聯受到的種種歧視、迫害之苦，和對祖國思念之苦。不久，鄭賢奎來了，大家卻住口了，領事也不太搭理他，他覺得無趣，待了不到十分鍾走了，大家的話門才又開了閘。華僑中有位烏魯木齊人張紹曾，是個耿直勇敢的人，他直接告訴領事：“鄭賢奎是KGB的特務，我們都不和他來往。”談興正濃之時，一個四川籍的蘇籍華人鄭凡祿來了，一進門就說：“我是蘇籍華人，但是我很想見見祖國的領事，你們同不同意接見我？”當然領事也不好回答不準許，他就厚著臉皮不走了，我們的宴會也冷了場。對KGB大家都懼怕，也滿懷戒心。宴會開始，王領事傳達了祖國和大使館對華僑的關懷，叫我們要遵守蘇聯法律，和蘇聯人友好相處。還說：“我們一到江布爾，市長就接見了我們，市政府還宴請了我們，規格還挺高的。”似乎引以為榮，而我們卻不以為然。大家心裏都說，“他們是想控製你們呢！”有一位老華僑叫楊質秀，山東掖縣人，1931年從東北到蘇聯，70多歲了，非常愛國，在西伯利亞勞改營裏做過10年苦工，這時病了，不能來參加聚會。他曾一再交待我，一定要把領事請到他家裏見一麵。宴會上我和領事說好了，第二天晚上陪他們去楊大爺家。星期一我請了假，下午5點去旅社見領事，他們也剛回來，整個白天都到北郊的“十月”集體農莊參觀，說集體農莊住的大部分是東幹人。集體農莊副主席和一名職員陪領事回旅社，從口袋裏掏出一瓶伏特加和幾根大蔥，幾條黃瓜。本來已喝的醉醺醺的，還拉著王領事喝，口裏含糊不清地嘮叨：“我們要友好，友好。”我催他走，他還是不停念叨“友好，友好。”我就不客氣地攆他們了，說：“領事是來看我們中國人的，不是看你們的，你們的友誼已經表達夠了，請走吧。”他們才悻悻然走掉了。我們一起打了的去楊大爺家。他的兩個女兒都來了，擺了一桌子吃食，我們又一起幹杯，好在王領事的酒量極好，沒有喝醉過。楊大爺連連說：“想不到我們中國也會走到今天這一天。”剛開始談話，又來了個不速之客，叫李林，也是一個包打聽。李林住在郊區農場，河北滄州人，據說當過人民公社社長，“文革”時從東北跑到了蘇聯遠東，卻定居在哈薩克斯坦。楊大爺苦笑著停止了話題，盧領事問李某恢複祖國國籍沒有，李某回答：“現在中蘇關係不好，拿中國護照沒有意義。”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正好新華僑馬曬妹夫婦來接領事去他們家，我的妻子和女兒也在馬家等著和領事見麵，就告別楊大爺出門了。李林也不好意思跟來。

第一次領事訪僑在塔拉斯待了4天，才走訪3家華僑。第4天上午，領事宴請市裏的官員和同外事科官員會談，下午租了市電影發行站的小放映室，放映中國記錄片《雜技小英雄》。去的人非常多，凡知道消息的華人華僑都帶著家小看電影了。放完電影，他們就直奔飛機場，返回莫斯科。我們一直把他們二人送上飛機舷梯，望著他們進了機艙後才戀戀不舍地離去了。

那時大使館的常規是兩年派人訪問一次華僑，1987年9月，新任領事部主任賈士敏帶著回族隨員高山林又來塔拉斯市訪僑。這時戈爾巴喬夫已經執政2年，政策開明，KGB收斂多了，中蘇關係也在改善。雖然蘇聯政府做了些手腳，和上次訪僑還是大不一樣，對賈領事二人的行動沒有加以幹擾。一個月前，大使館給我寫信，告訴我領事到達塔拉斯的日期，我也是一家家通知了。因為要利用兩個休息天好好和華僑見麵，他們星期5從莫斯科乘飛機來，下午，我們全體年輕些的華僑，還有幾個蘇籍華人到機場歡迎他們。這時，蘇聯已經開放中國人回國探親。我們華僑回國是不用大使館簽證的，蘇籍華人則需要，為了能方便去中國，他們也開始討好中國大使館。我們拿了鮮花在飛機場大門前等著，有人問：“領事怎麽能認出我們呢？”有聰明的人想出了辦法，我們都把護照拿出來，大家便一手拿著鮮花，一手舉著護照。等了好久，莫斯科的班機早飛來了，乘客們也都走出了大廳，卻還不見領事的身影。有人看見供工作人員進出的大鐵門打開了，開出了兩輛黑色的伏爾加牌轎車，便高喊：“你們看，政府早派人把領事接走了，我們快去旅社。”大家一窩蜂擁向了公共汽車站。我找了一輛出租車，叫司機直開塔拉斯旅社，那是塔拉斯市唯一的一家涉外賓館。汽車飛馳，到前台一問，說中國客人已經住進旅社了，還是二樓上次王、盧領事住的那間。大概那二樓幾間房是專門為中國代表準備的，以前我國氣象專家來塔拉斯參加聯合國主辦的國家氣象競賽，新疆雜技團來塔拉斯演出和以後1997年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人員來塔拉斯訪僑，都住在那幾間房。我進去以後，與賈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隨員親熱擁抱，告訴他們我們都去機場迎接他們了，沒有接到。賈主任說，這次我們來訪僑，行動全由我們自己安排，每一家華僑家庭我們都要走到。蘇籍華人如果請我們做客，也不拒絕。一聽我高興極了，馬上請他們明天到我家做客。沒說10分鍾話，旅社大門前就一片喧嘩，我知道同胞們已經趕到旅社了，請他們下樓接見大家。一下樓走出大門，隻見十幾個人早排成了隊，看到領事出來了一個個上來和他們擁抱，獻花。大概他們早已從照片上把塔拉斯的華僑都認識了，一看到隊伍中最年輕的女華僑馬曬妹，賈主任便笑著說：“小馬，你也來了。”因為當晚還要會見蘇方的外事人員，我們也不便打擾他們，大家高興地離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賈，高二位接到了家，巧雲盡其所能地準備了飯菜。我們家還從來沒有準備過這樣多的飯菜點心招待客人。賈主任是河北省白洋澱邊的人，隻比我大一歲，50年代在列寧格勒國家關係學院留過學，非常有學識，談吐斯文，也健談。高山林是北京人，才20出頭，剛從莫斯科大學畢業，高個子，白白淨淨的，是個非常英俊的小夥子，對人和藹，親切，到塔拉斯待了5天，不少中國人的大姑娘就把他愛上了。賈主任告訴我，為了爭取到中國人有向國內家屬匯款的權利，大使館和蘇聯外交部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談判，才爭取到華僑每個季度可以給在中國的直係親屬寄去15美元，接受者隻限於父母、祖父母和親兄弟姐妹，還必須有大使館的證明。賈主任把已經寫好的我的證明給我了，還有許多蓋了公章的空白證明，給塔拉斯領到華僑證的中國人都發了。剛坐下吃飯，前麵提到過的鄭某人帶著他的老婆又來了，真討厭。不過，現在已經是戈爾巴喬夫時代，連KGB我也不怕了，還怕你個姓鄭的。我大膽地向賈，高二位說出了一切我要想說的話，鄭某人也隻得隨著我的口風，大講蘇聯的負麵。他是蘇聯政府批準的第一批返國探親的中國人之一，剛從中國回來。他說：“蘇聯人見過什麽世麵？我從中國帶回一包旅遊鞋，一下子便給鄰居們搶光了，賣的還是高價。”鄭走後，賈主任對我說：“這個人很危險，你要注意。”在這五天內，我幾乎成了塔拉斯的中國大使館特派員，一些蘇籍人士不斷來向我討好，家裏從早到晚電話不斷，要我引見領事。我們決定星期天在李廣諱家集會，隻要是中國人，來者不拒。因為柳鬆壽全家回國探親了，家裏沒人，華僑住在帶大園子平房的隻剩下李家一家。李廣諱夫婦怕花錢，推辭說：“我家裏什麽也沒有，怎麽樣招待領事？”我說你放心，由我出錢好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菜市場，一下子買了一片豬後腿，10公斤大米，兩公斤海帶和粉條，一水桶雞蛋，還有白蘭地酒，其實加起來也才花了100多盧布。恰好碰上了一位有汽車的混血同胞，拉著我8點鍾便送到了李廣諱家，他才高興起來。巧雲也帶著孩子來幫忙，其他華僑和不少華人也都拖家帶口來參加。11點鍾到旅社把賈，高二位接到李家。男人們擺桌子，女人炒菜做飯。中午開飯時擺了兩長桌，隻算是便飯，晚飯才是正式宴請。外交官都能喝酒，此地中國人善飲者也多，親人們聚在一起，酒喝的再多也不覺得醉。午飯後，男女老少都在大院子跳起了交誼舞。李廣諱一家剛從中國探親回來，帶來了許多中國音樂磁帶，錄音機放起了中國樂曲，還把音量開得最大，我們伴著樂曲跳舞。有的人還邊唱邊舞，盡情歡樂。李家花園是用鐵絲網圍成的。音樂響遍了半個街區，這樣多中國人集在一起歡歌歡舞，招來了大批蘇聯人看熱鬧，把鐵絲網都圍滿了。賈主任不斷說：“我們要適可而止！”舞場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賀漢秋的遺孀劉玉蘭女士，雖然徐娘半老，卻風韻猶存，穿得也得體。兩個多小時裏舞跳個不停，還拉著賈主任不放，自己成了賈主任的專利伴舞者。有的混血女同胞吃醋了，有人說：“看，這是我們的明星。”有人休息時悄悄對賈主任說：“有人愛上你了。”這真是個叫人不能忘記的歡樂時光。晚宴的場麵更熱烈，有70多人，在賈主任和高山林講話完，我代表華僑，汪鏞代表蘇籍華人致歡迎辭。之後，凡是願意講話的都請講了話。有的人說著說著便聲淚俱下，泣不成聲。賈，高二位也流淚了，小高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夜晚，這是我一生中經過的最激動的夜晚。”賈主任說：“今晚我深深感受到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是舉世無雙的。”是的，我們中國人的凝聚力量是磨不掉的，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中國人總記著自己是中國人。人們還輪番表演節目，大家合唱了《我的祖國》和《歌唱祖國》。我們隻會唱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國歌曲，如《草原情歌》《蘆笙戀歌》《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等，有的新疆籍華人還唱了《哪裏來的駱駝客》《達板城的姑娘》，朱劍南大哥獨唱了京戲《甘露寺》和《長阪坡》，我們夫婦對唱了黃梅戲《天仙配》，李廣諱的小女兒獨唱了她剛從中國學會的流行歌曲《小草》。《十五的月亮》這時已經在留蘇中國人中傳開了，我們也合唱了。賈，高二位這一次真的走遍了每一個華僑家庭，有的人在醫院住院，也帶著鮮花和禮品去看望，還出席了劉玉蘭和汪鏞兩家蘇籍華人的宴請。

大使館的關懷感動了中國人，也使許多別國的僑民羨慕。汪鏞家的鄰居是德國僑民，女主人特別來王家和中國大使館官員見麵，說：“你們中國大使館每兩年都派人看望自己的僑民，恩德多大！我在江布爾住了30年，還沒有見過德國大使館人的麵。”臨離開的那天，他們租了一家電影院給我們放映電影《特區風光》和《瀏陽鞭炮》，有幾百人觀看，警察局外事科的官員幾乎都出場了。賈，高分別用漢語和俄語作了報告，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形勢。電影散場，他們要去齊木肯特訪僑，我們到旅社去送別。又有兩名不速之客等著他們，一名是前麵提到了的律師，另一名是他的朋友，姓王，也是哈爾濱出生的混血男人，不會說中國話，在一家工廠當廠長。小高一見到他便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原來小高在莫斯科大學上學時，一次去列寧格勒旅行，在旅社裏“湊巧”認識了王某，王某也天天陪著他。我卻想，KGB的工作真是無孔不入。他們兩人一直糾纏著領事，說東說西，不讓我們再有和領事單獨說話的機會，直到他們坐上車才離開。車子開動時，劉玉蘭急急忙忙趕來給賈主任送了一大袋自己烤的點心。

在這年的5月，還發生了一件值得記住的事情，我們夫婦認識了鄭彼得和王浩東兩位香港人。也是一個星期天，上午，李廣諱同妻子羊健芳和女兒莉莉陪著兩位中國人來了，介紹說他們是羊健芳上商店時偶然碰到的，是香港來的中國記者，要找一個水平高的翻譯去和市旅行社談事情，他帶著他們來找巧雲。鄭彼得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曆史係，王浩東是攝影家，都在香港一家旅行社工作。蘇聯開放了，旅行社派他們來蘇聯考察旅遊資源。到了塔拉斯，蘇聯國際旅行社給他們派了一個女英語翻譯，可是英語說不成句，沒辦法，隻好另找翻譯。他們都是30來歲的瀟灑青年，學識高，普通話說的極好，待人親熱，與我一見如故，一起談了很多很多。我把我的經曆都告訴他們了，說死也不會改變中國國籍。臨走時，鄭彼得對我說：“我和王浩東在路上說廣東話，李廣諱的妻子迎上來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他是四川人，聽不懂廣東話，怎麽會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呢？”我說：“外省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能聽出廣東話是中國的一種方言。”他還說：“羊健芳請我們到他家喝茶，在李家見到劉玉蘭的兒子賀勇，請我們今天晚上到他家做客，你一定要去。”有趣的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王浩東穿的防盜背心，像個萬寶囊，一圍圈是口袋，幾部照相機各種膠卷、飲料，錢和別的雜物全裝在背心口袋內。我也第一次看到了他們拍的即時成像的照片。巧雲給他們當了半天翻譯，沒有要一分報酬。市國際旅行社那位哈薩克社長不無諷刺意味地對巧雲說：“我知道香港是中國土地上的英國殖民地。”巧雲回答說：“這裏也是俄羅斯的殖民地。”晚上我去劉玉蘭家參加宴會，劉全家對兩位香港同胞都十分熱情，宴席豐盛，也是一起唱歌跳舞。鄭彼得和我談了許多中亞曆史，特別是9世紀發生在此地的唐朝和大食的戰爭。鄭說：“我們都是學曆史的，如果有時間，我們三天三夜也談不完。”我問他你們在香港受不受英國人的歧視。他回答說：“中國人是香港的主人，我們不歧視歐美人便是好事了，他們還敢歧視我們！”他們二位一直有著中國人的自尊，中國字也寫得好，鄭還記得許多中國大詩人，我看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水平比許多大陸大學要高。晚上10點，我們依依不舍地分手，鄭一定要送我50美元，直到10多年後的現在，每個新年王浩東都給我們家寄來賀卡。回香港後，鄭彼得把他的江布爾之旅寫了通訊登在報紙上，特別是記錄了和我的談話。國內的《參考消息》和《海外風雲》雜誌轉載了，包括北大曆史係周一良老教授在內的我的許多師友和學生在《參考消息》上知道了我的下落。

大使館第二次訪僑後長達十年，使館就再沒有派人訪僑了。我想這一方麵是蘇聯解體了，一個駐蘇大使館要分成了十幾個大使館，他們太忙；另一方麵是總理換人了，大概也沒有精力顧及這種不是很重要的事。但是，給華僑寄送報刊也停止了。直到朱鎔基上任，1997年，中國駐哈大使館才恢複了訪僑活動。

戈爾巴喬夫開局不利

1995年，女兒上學了。兩年後撒沙中專畢業，應征入伍。我們全家送他上了運送新兵的飛機，好在蘇軍差不多從阿富汗都撤走了，不十分擔心他會給送到阿富汗。蘇軍規定，新兵入伍要把穿來的平民服裝一火燒光，換上軍服，所以入伍的年輕人都穿著舊衣舊靴，一個個無精打采。一位送行的俄羅斯母親說：“他們的樣子就像電影裏演的拿破侖大軍從莫斯科撤退時一樣狼狽。”撒沙是中國人的孩子，還是我的兒子，沒資格上戰鬥部隊，把他分配到列寧格勒工兵部隊當電焊工，修防空洞。3年服役，隻拿著衝鋒槍照了一次像，連槍都不會開。不過，吉人自有天相，他當電焊工時結識了許多當地朋友，他的班長是列寧格勒外貿學院畢業的，一名高官的兒子，也成了撒沙的朋友。1990年撒沙從部隊複員回家，蘇聯正處於解體的混亂中，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情緒十分強烈。他看到中國人在中亞沒有前途，返回了列寧格勒，他的朋友幫他找到女朋友，一位叫鄂尼亞的俄羅斯姑娘，父親是德國人。很快他和鄂尼亞結了婚，嶽父把城中心區3間房的住宅和城郊的別墅送給了他們。婚後，鄂尼亞改姓為雷，他們生的子女也都姓雷。在列寧格勒，也就是今日的聖彼得堡有了一家姓雷的中國人，我常常因此自豪。

1985年3月契爾年科執政一年後去世，年輕的北高加索人戈爾巴喬夫成了蘇聯最高首腦。戈爾巴喬夫是一位開明的、仁慈的政治家，從電視畫麵上看到，他不同於任何以前的蘇聯領袖或其他共產國家的首腦，沒有不苟言笑的故作莊嚴，沒有無視一切的傲慢，而十分溫文爾雅，謙恭有禮，說起話來平易近人。他以“新思維”施政，首先是給中國人鬆了綁。1991年6月，州KGB一名叫撒沙的中尉到我家來，在這以前我已好幾年沒和KGB的人見過麵了。他一進門就給了我一張打印好的紙，上麵印著：“從即日開始，我和蘇聯KGB脫離任何關係。有問題也不找KGB”，要我簽字。天啦，這太好了，我終於脫離KGB的管製了，立刻簽了字，把撒沙歡送出了們。KGB不管中國人，至少不管我了，真是戈爾巴喬夫的第一大德政。

但戈爾巴喬夫的新政開局不利，也許是他不願意再采用鐵腕政治，更重要的是蘇維埃政治、經濟製度已經走到了盡頭，蘇聯社會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忽然，1985年12月，滿城風雨，人們奔走相告：阿拉木圖戒嚴了！進不去也出不來，每天十多班開往阿拉木圖的長途汽車，到了離市區十來公裏的地方，就返回來了。說哈薩克人正在遊行示威，在暴動，在殺俄羅斯人。起因是哈薩克共產黨第一書記古拉也夫的退休。古拉耶夫是第一個當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的哈薩克人，統治哈薩克斯坦近20年，還是中亞5國唯一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勃列日涅夫的的密友（勃氏在50年代擔哈薩克斯坦共產黨第一書記時，古氏是部長會議主席），哈薩克斯坦的小沙皇。他住在阿拉木圖北郊最好的風景區米德俄的別墅內，為了方便他進城上班，專門給修了一條高級的環城公路。每當他通過，全路都得戒嚴。他3次到塔拉斯巡視，每次也都是全城戒嚴。一次到我工作的拖拉機零件廠視察，時間是上午11點，工廠當局把所有中國工人都趕到第二班了。這年他要退休，指定了接班人，聽說還從各地運去了食品和禮品，要舉行盛大的告別宴會。出乎人們的意料是，戈爾巴喬夫派來了一個俄羅斯人來擔任哈共中央第一書記，引起了哈薩克人社會的爆炸。

本來，在中亞各民族中，是哈薩克人的蘇聯化程度最深，人們都能說流利的俄語，比俄羅斯腹心地帶的韃靼人，巴什基裏人，基瓦人的俄語還說的好，可以說，在各非白人民族中，最以“蘇聯人”自豪的除了朝鮮人，就是哈薩克人了。“我們蘇聯”總是他們和我們中國人說話的口頭語。哈薩克斯坦地大物博，緊鄰中國，蘇聯中央對這個共和國的經濟，文化建設抓得緊，教育水平，生活水平都高於中亞其他共和國，但也正因為此，在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民族獨立的情緒也增漲了。我認識幾個年輕的哈族大學生，他們就常說“我們離開了蘇聯就不能生活嗎？”從12月11日起，阿拉木圖的哈薩克大學生和工人接連幾天上街遊行示威，高呼“保衛我們自己土地”。軍警鎮壓，人民的反抗更加強烈。遊行隊伍排列是前麵走著遊行者，接著是卡車，最後是灑水車。遊行者見到俄羅斯人都用大頭棒打，屍體扔到卡車上拉走，再用灑水車水龍頭把路麵上的血跡衝掉。哈薩克青年還跑到火車站，火車一停，隻要上麵下來了俄羅斯人，不管婦女小孩，抓住便打，許多幼兒園的俄羅斯小孩都給打死了。我沒在阿拉木圖親眼見過，輾轉傳說可能也有誇大的成份。塔拉斯和齊木肯特各城市，哈薩克居民的情緒也十分激烈，大學生還組織起來要到阿拉木圖去支援，在汽車站被阻止了。

運動很快被莫斯科調來原駐中蘇邊境用來對付中國的大軍鎮壓下去了，情景也是異常悲慘。士兵舉著專為鎮暴用的比鐵鍬還大還重的大鐵板，遇到遊行者就當頭打去，直到打死。運動的組織者不是被打死，就是抓進KGB監獄處死。聽說不少運動的組織者還是KGB的哈薩克官員。

哈薩克斯坦獨立後給這個運動平了反，稱之為哈薩克民族覺醒的開始，稱運動中的犧牲者為民族英雄，12月16日被定為獨立節。運動的領導者中有一位塔拉斯人，是阿拉木圖大學學生卡依拉特·雷斯庫勒別可夫，被抓進KGB監獄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葛羅米柯親自批準判處他死刑，在獄中憤而自殺。90年代中期，塔拉斯市政府把本市的第二大公園共青團公園改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園大門前建了高大的大理石紀念碑和他的半身銅像。不過有的俄羅斯人指著銅像說：“他算什麽民族英雄，他是個殺人犯。”

接著，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的民族獨立運動也一浪高過一浪。在鎮壓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首都第比裏斯的人們示威時，高加索軍區司令下令開了槍，打死了10幾名婦女兒童，消息傳出，全國大嘩。戈爾巴喬夫因此製定了一條法律：在任何情況下，蘇聯軍警決不準對和平居民開槍。阿爾明尼亞和阿塞爾拜疆兩個外高加索加盟共和國為爭奪拉戈爾科自治州打起了內戰。天厭蘇聯，叫給戈爾巴喬夫趕上了，厄運不斷，接著又是切爾諾貝利原子能發電站爆炸，阿爾明尼亞大地震，人禍和天災接踵而來。塔拉斯也接納了許多來自切爾諾貝利的難民。我還認識了其中一名烏克蘭婦女，她告訴我，災難發生後，她逃到基輔的姐姐家，她姐姐閉門不納，政府把她送到這裏了，靠救濟過日子。我們工人都義務給原子能電站爆炸和地震災民義務幹了一天活，把那天的工資全交上去救災。幾個我們車間的預備役軍人也臨時調到切爾諾貝裏救災了，回來說是乘直升飛機在天上轉，人們從頭到腳穿著防原子服，每次下去工作5分鍾，用混凝土澆蓋出了事的反應堆。

人民還沒喘過氣來，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又發生了大規模排土事件。

烏茲別克居住著上10萬的土耳其人，雖然同屬穆斯林，同屬突厥民族，相互間卻積怨很深。原由是土耳其人很少當工人或農民，大多是商人，日子比烏茲別克人過得好。形勢一鬆動，烏茲別克人的排土運動便爆發了。土耳其人散居，烏茲別克人成群結隊去他們家，搶走他們的財產，把他們攆出來，敢於反抗的就把全家大人小孩用地毯包起來，放火燒死。塔拉斯離烏茲別克斯坦首都隻有300公裏，幾天內就有3萬多名土耳其難民逃來。拖拉機零件廠離長途汽車站不遠，每天乘公共汽車上班，大街兩側住滿了土耳其難民。大人小孩，鋪著一塊毯子在街上睡覺，夏天和秋天，都住在露天。從早到晚，都有難民上門討飯。1988年，我們去莫斯科，見到在幾個大火車站裏也住滿了土耳其族難民，白天討飯，晚上就睡在火車站的地板上。1991年鰻澧去波羅的海邊愛沙尼亞的首都塔林旅行，也見到了數不清的土耳其難民。

河東河西風水輪流轉，轉了幾圈以後，獨立了的烏茲別克斯坦議會議長訪問土耳其，在土耳其議會發表演講：“我相信用不了多少時間，我們兩國的議員就會在這個會場上一起開會。“中亞各國也把土耳其當成了他們學習的楷模和追趕的目標。在市場上，任何商品掛上土耳其招牌便受歡迎。令人不解的是，在十月革命後逃到土耳其的哈薩克居民卻一批批地回到了哈薩克斯坦。

麵對蘇聯風起雲湧的民族獨立運動，俄羅斯人的心情十分複雜，都有無可奈何之感。電視和報刊上出現了同情波羅三國的言論，說蘇聯並吞這三國後，沒在那裏作多少好事，使那裏和西方在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一些胸前掛滿勳章的衛國戰爭老戰士卻對三國的獨立懷著刻骨的敵意，說：“他們還要什麽自由。是我們從德國法西斯手裏解放了他們，他們不知感恩，還要獨立。”

戈爾巴喬夫執政後，天時人和兩不利，糧食連年減產，市場上的商品一天天匱乏。他知道是再不改革已經不行了，特別是中國改革的成功，更叫克裏姆林宮有切膚之感。記得1986年初，一位蘇共中央委員來到塔拉斯化工廠做報告說：“中國改革的進程很快，我們再不改革，中國就要超過我們了。到了那一天，中國再要向我們要領土，我們不給也得給。”蘇聯改革的初衷是要不使中國攆上來。從1985年起，蘇聯開始改革，我們工廠實行了自負盈虧，在車間和工段搞承包，根據工人意願按優組合結成工作組。可都隻是虎頭蛇尾，反而打亂了原來的工作秩序，更加混亂。農村裏農民承包了土地，農場當局卻不給灌水，土地無法播種。農場場長說：“土地都承包了，我們場長，農技師，畜牧師，會計師們幹什麽呢？不是失業了嗎？”蘇聯的官僚製度根深蒂固，蘇共領導人都是些利欲熏心的貪官，各個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地連在一塊，戈氏的任何改革措施不僅貫徹不下去，反而結果適得其反。象一坑大糞，不攪動它，臭氣還不大，用棍子一攪馬上臭氣熏天。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戈氏又匆忙搞起了政治改革，帶來的是政客們的權力之爭，也給了各個少數民族獨立運動以空間，結果是，除了解體以外，再無別的出路。

以上我寫的這些，隻是我的見聞，沒有能力對它進行分析和評判，隻是祈望我們中國的改革不要導致這種結果，必須平穩、有序、可控地進行。否則，對於國家和各個民族以至每個個人，都將是一場災難。寧可慢一點，也不能引起爆炸。但也不能停滯，因為停滯也會引起爆炸。中國可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一旦發生不幸，可不是那麽好收拾的。

和中國一樣，蘇聯在改革伊始也是各級官員紛紛出國考察，我們工廠的廠長一年多就先後跑了美國，法國和中國。考察帶回來的成果呢？一是和美國人打通了關係，把他的兒子送到美國留學了。二是見到美國企業主辦公室都附帶著休息室，裏麵有浴室、床鋪和電視機，他回來以後也把幾間辦公室打通，裝修成休息室，也有了浴室、床鋪和電視機。第三是從中國拉來幾大包假阿迪達斯運動服，不少是缺衣袖少拉鎖的廢品，折成高價發給工人抵工資。四是用工廠的建築材料和工人勞動給自己蓋了兩棟三層樓房。那幾年，各級官員和企業的領導人都給自己大建官邸。我曾陪過一位新疆邊貿代表團去過本市水泥製品廠廠長家，見到他家的房子是一棟內部裝飾富麗堂皇的三層樓房，地下室有冷熱水全備的25米長的遊泳池，園子裏養著各種熱帶魚和來自南美和澳洲的各種觀賞雞。而工人呢？以前從來沒有欠過的工資現在也無法按時發放了。在中國已經廢除了的各種憑票供應，票證卻出現在蘇聯。蘇聯共產黨的改革是一場禍國殃民的鬧劇，當時美國的國務卿紀新格早就預言了：“中國的改革會成功，蘇聯的改革不會成功。”老百姓對此無能為力，隻好再編笑話：

如果火車出軌了，蘇聯各屆領導人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列寧會組織一次義務勞動來修好火車和鐵道，斯大林會把火車司機槍斃，赫魯曉夫會命令乘客閉上眼睛身子左右搖晃，他自己來報站。戈爾巴喬夫給司機發一些煤炭票，建議組織檢查團來調查，自己則跑到外國旅行去了。

顧客到餐廳吃飯，服務員端來一盤肉餅子。顧客看了看肉餅子問：“為什麽由圓的變成了方的？”服務員回答：“我們在改革。”顧客嚐了嚐後問：“為什麽沒煎熟？”服務員回答：“改革需要高速度。”顧客又問：“為什麽肉餅缺了一角。”服務員回答：“它是質量檢查符合國家標準的標誌。”顧客最後問：“為什麽你敢於把實情告訴我？”服務員回答：“因為我們現在有了言論自由。”

戈爾巴喬夫在建築工地上視察，看見工人們一個個推著空車跑來跑去。他奇怪地責問：“你們推著空車子胡亂跑些什麽？”工人們回答：“您不是要我們加緊改革步伐嗎？我們來不及裝卸材料了。”

讚比亞總統有100個老婆，其中一個得了艾滋病，她是誰？正在調查中。美國總統有100個安全事務顧問，其中一個是KGB特務，他是誰？正在調查中。蘇聯總統有100個經濟問題顧問，其中隻有一個懂得經濟，他是誰？也正在調查中。

有兩種方式能成功地完成蘇聯改革：第一種是現實主義的方式，如果有外星人來幫忙的話；第二種是幻想主義的方式，那就是由我們自己來完成。

他們把自己的改革和中國的改革相比較，也得出了相應的幽默：

改革好比一部發動了的柴油機車，中國把柴油都用來開動機車前進，我們卻把全部柴油用來鳴喇叭。

改革好比蓋房子，中國是建了新的再拆舊的，我們把全部舊房子都拆掉了，新的卻蓋不起來。為什麽中國商店裏的商品琳琅滿目，我們商店的貨櫃卻空空如也？中國的改革給了老百姓經營自由。我們的改革隻允許老百姓有言論自由。

在中蘇邊界上，兩國的巡邏兵相遇了，中國士兵問：“你們有糖果吃嗎？”蘇聯士兵回答：“沒有，”中國士兵給了他們幾包糖果。第二天又相遇了,中國士兵問：“你們有香煙抽嗎？”蘇聯士兵又回答沒有,中國士兵給了他們幾包香煙。回營房後,蘇聯士兵商量後決定，下一次和中國兵相遇後要主動提出問題。第三天一見到中國兵，蘇聯士兵就問：“你們有戈爾巴喬夫嗎？”中國兵回答說“沒有。”一個蘇聯士兵馬上說：“如果你們有了戈爾巴喬夫，就沒有糖果吃了，也沒有香煙抽了。”

也真如笑話中說的。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老是把新房子沒有蓋起來，就把舊房子拆掉了。所以，我覺得通過這些笑話，也可以反映出一些真實，中國在改革的初期，的確有比蘇聯的解體來得高明的地方。但是，中國的改革以後也出現了新問題，比如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如何協調等。

酗酒是蘇聯社會最大的公害之一，使勞動紀律渙散，社會秩序混亂，打鬥凶殺不停，也使不少家庭陷於貧困之中，甚至使俄羅斯人的民族品質倒退。在蘇聯，到處都可以見到酒鬼生下的各種畸形人，特別是侏儒之多，叫人目不忍睹。我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一個侏儒也沒有看見過，在蘇聯大街上卻見到一群群的。前麵提到的那位中央委員在化工廠的報告中還有一段話：“1962年許多中國人逃到蘇聯來了，身份是難民，一不懂俄語，二沒有技術。20年以後，他們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子，買了汽車，一個兒子就有一棟房子，一輛汽車。再看我們自己，許多人家裏除了四堵牆外什麽都沒有，都給喝光了，我們不改革行嗎？不禁酒行嗎？”1986年，戈氏下令全國禁酒，商店裏不賣酒，酒廠關了門，連葡萄園也給鏟平了，可謂禁得徹底。但人民還是一樣喝酒，自釀的，俄語叫撒馬爾貫。幾年裏賣撒馬爾貫的黑市大行其道，許多化工廠的工程師，大學的化學教師辭職開地下酒坊，發了大財，國家反而每年損失了600億盧布的酒稅。政府受不了，重新開放酒禁，葡萄園卻沒了。教育改革實行新學製，把中小學階段也就是義務教育階段由10年延長到11年，卻放鬆了學前教育，總是顧此失彼。

還有一些有趣的事值得記下來，說明蘇聯改革了，眼界打開，對我們中國人也開始另眼相看了，這就是我稱之的李小龍現象或中國武打現象，真叫我們中國人揚眉吐氣。

1985年以前，蘇聯沒有錄音帶，更不準開錄像館。外國的打鬥片和某些西方片是絕對不準老百姓看的，警察抓住了要坐牢，有的人僅僅是因為看了外國錄像就被判處3年徒刑。1985年後，隨著緊閉的蘇聯國門一點點打開，出現了外國錄像帶。首先來的是香港武打片，特別是李小龍主演的。常常在街上看到一群群年輕人興高采烈地說著布魯斯·李（李小龍的俄文譯名）。一向奉公守法的中國人也心動了，想看個究竟。劉玉蘭的兒子賀勇是牙科醫生，租了6部李小龍主演的武打片，叫去幾家中國人。巧雲炸了一包油炸包子，自帶吃食，還交了部分租費，全家都去劉家了。十幾個人，晚上緊關房門，扯上黑金絲絨窗簾，像戰時防空襲一樣，看了一個通宵的電影。大家聚精會神，如癡如醉地看著李小龍和成龍出神入化的表演，特別是看到影片中中國武士打敗日本武士，在明朝剿滅倭寇的戰鬥中，俠客用龍爪手一下子就把日本武士的心髒挖出來，大家都興奮地跳起來叫好。兩年後，蘇聯的大門全打開了，塔拉斯的錄像館開得和飯館一樣多，百米一家，十房一處，放的多是香港武打片。第一批全是李小龍主演的，於是，“布魯斯·李”風靡全蘇，成了蘇聯家喻戶曉的英雄。有意思是，蘇聯人區分不出香港和中國，全都是中國，一談論就是中國功夫好，中國電影好，布魯斯·李是好漢子。推而廣之，書店裏也賣李小龍的電影畫集，李小龍傳，大街小巷的售貨亭櫥窗上都掛著他的照片、繡像和蠟染像。我們去莫斯科，坐了3天3夜火車，每天都有小販上車來兜售他的像片和印著他像片的日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沒有兩樣，在滿街的書店報亭都可以見到布魯斯·李。青年男女們都穿著印有他目光如劍，神態各異的頭像和大寫名字的T恤衫。在中蘇關係還沒有完全解凍的時候，在蘇聯人的眼裏，李小龍一下子把中國人的形象改變了，可真給我們炎黃子孫在外國人麵前掙足了麵子，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李小龍的電影也使中國武術風靡全蘇，各個城市裏都有真中國人或假中國人真拳師或假拳師開設的武館，都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有的年青人一看到中國人就纏著要教他功夫。

緊接著，闊別了幾十年的中國電影也在蘇聯電影院裏上演了。首先上映的一批是《少林寺》《無敵鴛鴦腿》和《孔雀公主》，都是久映不衰。也時有中國電視片出現。1990年國慶節時一連上演了5部中國電影。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人給了獎的《紅高粱》在蘇聯卻不受歡迎。我們到影院去看該片，寬闊的大廳裏隻冷冷清清地坐了30來個人。當出現了向酒缸撒尿的鏡頭時，許多觀眾大罵“他媽的，中國人！”哈薩克斯坦獨立後, 電影院裏和電視中很少有中國的了，隻在阿拉木圖電視台斷斷續續地播送著中國贈送的、有哈語配音的《西遊記》《紅樓夢》和《三國演義》。說的是哈語，大部分人卻聽不懂。節奏也太慢，看慣了節奏快的西方電影的本地觀眾不願意看。

第一次回國探親

恢複中國國籍後，我就向大使館申請全家返國定居。報告轉到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辦來信問我：“你是湖南人，但原工作在新疆，你是要回湖南還是新疆？”我寫信回答：“新疆是我的傷心之地，不想去了，想全家回湖南家鄉。”報告又轉到湖南僑辦，再轉到我家鄉石門縣。我出逃以後，中共霍城縣委沒有給我的“右派”和“文革”中戴的“黑幫分子”帽子平反，湖南省僑辦又派專人到了新疆霍城督促他們辦理，中共霍城縣委統戰部才發了改正平反文件，文件號是霍統字（86）號，時間1985年12月6日，發文時間則是1986年，一下拖了6年。並且還給我留了3個尾巴，如“認為雷曾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有些言論。但從性質上是屬於一般思想認識問題。”到了大躍進已經全部否定，人民公社被解散了的1986年，霍城縣委還在認為我當年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評論有“思想認識”問題。他們辦事情不少地方糊裏糊塗，發平反文件時，我早已恢複中國國籍5年了，文件上還寫著“於72年逃蘇，現在已加入蘇籍。”一直到我1990年重新回到霍城，新疆的公安部門還沒有把我逃亡的時間和地點搞清楚，說我1972年出逃的地點是塔城。公文旅行，平反文件1987年才寄到大使館，我家鄉政府卻在1982年就給我們夫婦安排好了工作和住宅。1986年哈薩克斯坦地區的華人華僑開始回中國探親，第一個是李廣諱。本來1987年大使館已經通知我：同意我全家回國定居，馬上要寄歸國證了，李廣諱回湖南後變了卦，也許大使館有別的考慮。

對留蘇中國人回國探親，KGB作了非常陰險而巧妙的安排。第一批回去的都是他們的人，給他們交了任務。如阿拉木圖第一個回國的是本書第二章裏專寫過的張聯堂，本人是混血，生在新疆，長在蘇聯，從來沒有到過他父親出生地河北某縣，在中國根本無親可探。江布爾第一批返回中國的是李佩芳夫婦、鄭凡魯、鄭賢奎夫婦和李廣諱，回去執行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向中國的僑務部門或安全部門匯報：除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外，把別的留蘇中國人特別是幾個特定的人說成是KGB特務，把池水攪渾。我國管事的官員本來多疑，聽人說某人是愛國者還不太相信，說某人是KGB特務就深信不疑。我回國定居大事便因此功虧一簣，隻有老死異鄉了。比如李廣諱，就造了一個謠：“巧雲的前夫是德國人，撒沙是她和德國人生的。”湖南省安全機關完全深信不疑，謠言一直傳到我母親耳中。

開放回國探親已經3年整，該回去的都回去了，KGB再也沒理由不讓我回中國，所以我一家是塔拉斯市最後一家被批準返國探親的。1988年8月，我們夫婦和女兒才領到探親的簽證，不過KGB還是克扣了我們的回國攜帶的外匯。蘇聯政府規定，中國人回國探親每人每天的旅費是11盧布，每次發放兩個月，小孩減半，用美元付給，按61戈比換1美元計，我們三人應該可以攜帶2700多美元，結果隻準許我們帶一千多美元。8月，請來了嶽母看家，我們踏上了日夜盼望的回國旅程。此時我離開祖國已經18年，離開故鄉34年了。巧雲離開中國時間更長，有25年，她由不滿18歲的少女變成額角白發點綴，眼角布上魚尾紋的中年女人了。鰻澧是第一次回中國。巧雲是蘇籍，必須要領到中國大使館的簽證。我們就先起身去莫斯科。在蘇聯，外僑是劃地為界，不能離牢籠一步的，以前要去莫斯科更是想都無法想。我在蘇聯生活18年，除了逃跑時到過土庫曼共和國外，這是第二次離家遠行。我們坐蘇聯南線火車去莫斯科，途徑烏茲別克斯坦北上，到歐亞交界的烏拉爾山南麓的大城奧倫堡後，再西行到莫斯科。蘇聯的火車走得很慢，每小時隻有50公裏。從塔拉斯到莫斯科3700多公裏，走了3天3夜。但火車票很便宜，我們坐的包廂，每人才35盧布。鰻澧是學生，隻收半價。火車第二天經過中亞第二大湖鹹海，提前兩個小時，列車員便把所有的門窗都關閉了。穿過湖邊一個原來有10萬人口的阿拉斯克市時也沒有停。列車員解釋“城裏在發瘟疫，整個城市居民都遷走了，成了空城。”原因是鹹海的水源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阿姆河和希爾河，烏茲別克斯坦在蘇聯的經濟分工是種植專業戶，専種棉花，要用水灌溉。沿途把兩條的河的水用光了，鹹海水源被切，成了幹湖，湖底細菌泛濫，瘟疫蔓莚，湖邊居民也走空了。過了奧倫堡，火車全在大森林中行進。

快到莫斯科時，鐵路兩側的森林邊上出現了許多不知名的喬木和灌木，樹枝上掛滿了紅色小漿果，也有蘋果。我到一個小站買了一公斤莫斯科的蘋果嚐嚐，觸到牙齒滿嘴酸澀，無法入口，都丟掉了。這種蘋果是蘇聯生物學聖人米丘林的“偉大的科學創造”。我們第一天晚上上車，第四天下午5點才到莫斯科。

莫斯科是蘇聯最大的鐵路中心，有8條幹線交合。喀山，基輔和列寧格勒三大火車站鼎足而立，都是古色古香的高大建築。售票大廳裏用電腦售票，用不著排隊。大煞風景的是每個候車室都住滿了土耳其族難民。莫斯科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壯觀的地下交通係統，據說地鐵長達400公裏，通到市裏每一個主要的地方。市中心區是三個大環圈即環形路，越過莫斯河底再通到城市的四麵八方，直到郊區。地鐵站寬大而漂亮，全用大理石的雕刻裝飾，像藝術宮，更像博物館。大的地鐵站有上下3層，乘自動樓梯上下。剛進入地鐵站，一看高達200米既窄又陡的自動樓梯，顯露的全是人頭，很有些心驚膽戰。站上每一個拐彎的地方都高懸著燈光指示牌。還寫了由此出車能到達的街道，和去何街道要在何站上車，一目了然。所以到莫斯科旅遊，買一張地鐵交通圖，會俄文拚音就行了，用不著導遊，也不用向別人問路。車費也便宜，乘一次才5戈比，可以在地下跑遍偌大的莫斯科，這在別地方是不能叫人相信的，所以在莫斯科旅遊一個星期，我們全乘地鐵來往。下火車後我們直奔中國大使館，給使館帶去了兩大包新鮮芹菜和辣椒。乘地下火車到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站出來，走不遠就到了大使館，在風景十分優美的列寧山上的友誼路，離莫斯科大學隻有幾百米。大使館並立著兩棟四層樓，前麵有一個小湖，湖裏遊魚曆曆在目，一雙美麗的白天鵝在湖麵上嬉水。我們拿出證件，進入大使館找到賈士敏主任和高山林隨員，把菜交給了他們。他們十分親熱。小高親自開著使館的德製奔馳車把我們送到了航天展覽館附近的一家涉外旅社，包了一間房，兩張床，有電視和電話，還有抽水馬桶，大澡盆，冷熱水全備，一晝夜才3盧布。在旅社走廊碰上了許多中國人，其中有一個來莫斯科大修伊爾飛機的飛行組，5個人。我們天天見麵，當時正是漢城24屆奧運會比賽的時候，他們看不懂俄文，我每天下午都把當時報上登的比賽結果告訴他們。旅館旁還有一家十分好的自助餐廳，全家3個人花3盧布就可以飽餐一頓，在別的蘇聯城市，在莫斯科其他街道上，這是找不到的。第二天上午，我們去大使館辦簽證。先在莫斯科大學的校園裏待了一個多小時，好好觀賞了大學的風光。莫大依山坡建在列寧山上，全開放的，沒有圍牆。都是大高樓，主樓有30幾層，是全蘇聯最高的建築。校園裏處處花木扶疏，噴泉擊空，景色既壯觀又秀麗。我國沒有一個大學能在建築上能與它媲美。大學生們進進出出，黑人特別多。有的女大學生還推著小童車。蘇聯準許大學生就讀時結婚，還給大學生夫婦提供專門的公寓房。我看到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大學生推的童車裏躺著一個黑人小嬰兒。不過，聽說莫斯科大學主樓的設計師在大樓完工後被關進監獄了，因為大學的教室、圖書館、實驗室全集中在一座大高樓裏，上上下下實在不方便，大樓中看不中用。賈主任早給使館簽證處的工作人員交待了，我們沒有像別人那樣排隊，交上登記表就在巧雲的出國護照上蓋上了簽證章，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從大使館出來，到了不遠處的英迪拉·甘地廣場。中蘇反目後，蘇聯竭盡全力拉攏印度，英迪拉·甘地遭暗殺後不久，在莫斯科建立了以她命名的廣場。廣場不大，廣場上豎著的銅像不知道為什麽是聖雄甘地。接著我們直奔紅場，紅場比天安門廣場小多了，地上鋪著石磚，縫隙很大，穿細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完全無法在上麵走路。紅場上的列寧墓前排著幾百人的長隊等待瞻仰他的遺容，中國人還特別多。我是發誓不見他的，沒有去排隊。紅場北麵是高大的紅牆和牆後的克裏姆林宮，全蘇聯的神經中樞。蘇聯人編了許多笑話來形容紅場和克裏姆林宮。有一則是：“什麽是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和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的分界線？回答：紅場上克裏姆林宮的圍牆。”

在莫斯科的幾天，我們還到了高爾基中央文化休息公園，動物園，鰻澧第一次坐了過山電車可以鳥瞰莫斯科市景，第一次欣賞了立體全景電影，還坐遊船遊覽了莫斯科河，看了幾家大博物館，名人公墓，瞻仰了俄羅斯許多著名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的長眠之地。在赫魯曉夫墓前我獻了一枝石竹花，盡管赫氏做了許多錯事，他還是共產主義世界的第一個改革家，斯大林新沙皇的專製是他揭露的，自由和民主之風是他帶進鐵幕之內的。在公墓還看到了中共元老王明的墓。大部分墓前都擱者已乾或未乾的人們獻的花，而他的墓前一無所有。他這個可鄙而又可憐的漢奸，誰還記得他呢？最後兩天是購物，先買長途旅行所需的食品。此時全蘇聯都鬧食品荒，莫斯科的食品卻貨物豐富，價格也便宜，雖然有時也要排長隊。在海洋食品商店我們買到了中國人愛吃的海帶罐頭和別的地方見不到的青魚、大哈馬魚和黑魚子醬罐頭。這些食品在有些城市隻有官員專賣店才能見得到。我們去全蘇最負盛名的莫斯科中央百貨商店，商店在一棟古色古香 裝飾華麗的三層樓內，商品卻十分缺乏，還比不上以後我在在國內見到的小縣城百貨商店。轉完了三層樓全部櫃台，隻給鰻澧買到一條牛仔褲和一些銅板模壓圖，準備帶回國當禮品送人。我們帶回國的禮品有兩部“日出”牌摩托車、吸塵器、兩個空調器、幾條毛毯、駝絨被和各種呢子衣料，在我們出發前已經托運到伊爾庫茨克二內弟家了。中央百貨商店原是一俄羅斯親王官邸，建築之壯觀和裝飾之精美無可挑剔。中國成語有一則“買櫝還珠”，而全蘇最大的百貨商店卻隻有大櫝沒有珠。之後又到國際書店中文部買書，一進門就把我驚呆了，有那麽多的好書！我在新疆時在任何一家書店也沒看見過。我掏出口袋裏所有的錢一氣買了30多本，其中有中文《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民國時期偵探小說作家林小青著的《林小青文集》。一邊在書架上取書，一邊高興的笑出聲來，幾個售貨員都奇怪的圍著我。錢花光了、還有一部大部頭的《三峽水電站討論全集》沒買，準備回旅社取錢再來買。第二天一大早就趕來國際書店、結果大失所望，昨天滿書架琳琅滿目的中國書都下架了，除了幾部辭典和幾本兒童畫冊外。這蘇聯解體的前三、四年，KGB的觸覺還是無處不在。我買的書都打包郵回了塔拉斯了。

在莫斯科玩了一個星期，我們從莫斯科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到中國，要經過伊爾庫茨克，7天7夜。沿途幾乎都是大森林。樹木都是又高又直的紅鬆和白樺，幾乎看不到雜樹。俄國人把歐亞大陸的森林帶囊括一空了，森林麵積700多萬平方公裏，快有巴西大了，世界第一，是一筆多麽寶貴的生態資源和林木財富啊！大森林鑄就了俄羅斯人的森林文化，獵人文化，特色就遵守“叢林法則”，凶狠嗜殺，遠離海洋文明和城市文明，這大概就是形成俄羅斯民族蠻橫、習於武裝外侵和缺乏文明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從17世紀彼得大帝開始，曆代沙皇四處掠奪：西侵瑞典、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小國，南敗土耳其和伊朗，東掠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陸帝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和斯大林比老沙皇更青出於藍，從中國、芬蘭、波蘭、德國和羅馬尼亞、捷克掠取了大片土地，蘇維埃帝國比沙俄帝國的領土更加廣闊。森林是大黑熊出沒的地方，世人也就把蘇聯稱作北極熊了。

巧雲持蘇聯護照，途徑蒙古可以免於簽證，因為當時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隻是個蘇聯的附庸。我持中國護照，需要過境簽證，我懶得在莫斯科找蒙古大使館，人們告訴我伊爾庫茨克有蒙古領事館，一樣可以辦簽證。火車經過東歐平原和西伯利亞的茫茫林海，越過伏爾加河、鄂畢河、葉尼塞河、安加拉河幾條大河，隻見河道寬闊，水量豐富。有的地方比長江還寬，水還大，水都是清的。後來過境回到中國，就隻能見到幹河和混水河了。每條河上都有巨型水電站。蘇聯把大部分能利用來發電的河水都用來發電了。在伊爾庫茨克下車後，二弟把我們接到了他家。二內弟和幾個中國朋友開了一家街道照相館，生意不錯。內弟媳也是混血中國女人，大學經濟係畢業，在一家財經機關當經濟師，他們有個小男孩。親人相逢，高興莫名，那座城市還住著一些我見過麵的和早已聞名沒有見麵的華僑朋友，像我嶽父的幹兒子劉天孝，有中國駐伊領事之稱的四川籍人陳冠中，外號華僑協會主席的河北人王唯一，從塔拉斯遷去的老知識分子王梵，還有一些在中國建設雜誌上知道我的朋友們。大家輪流請我們去做客，大魚大肉，每天晚上都大醉。

伊爾庫茨克在貝加爾湖北岸，安加拉河從城中心一穿過，是西伯利亞的大城，沙俄時代東西伯利亞總督的駐地。市裏歐洲古典風格建築很多，不少是革命前華商的財產，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全給沒收了，變成了名目繁多的政府機關。安加拉河上有一座發電量達200萬千瓦的水電站。廠房建在大壩內，我們常常坐汽車或電車在上麵過來過去。伊爾庫茨克不用煤氣，取暖和做飯都用電，電費便宜得叫人乍舌，1個戈比1度電。到伊爾庫茨克後，我到蒙古領事館辦簽證，我是蘇聯居民，蒙古人不敢怠慢，幾分鍾就辦好了，收費高達20美元。在領事館內看到一個蒙古女人帶著七八名蒙古少年坐在那裏，女人用熟練的俄語打電話：“我們來伊爾庫茨克兩天了，連住的地方也沒找到。”大概她是帶蒙古學生來上學的。

在伊爾庫茨克玩了5天，登上了返國的興奮之路。當時蘇聯和中國有國際聯運，可以用盧布買全程的往返車票，十分方便。我們便一直把票買到京廣路的終點城市廣州，往返票三個人一共花了400盧布。坐的是中國列車，列車員是個北京老頭，全車廂都是中國人，除少數回國的華僑和幾個波蘭商人，多是各種代表團訪問蘇聯後回國的，還有一些應邀訪問了母校的老中國留學生。列車開出伊爾庫茨克，很快到了貝爾加湖邊，沿湖岸行進直到烏蘭烏德，走了7個多小時，還不到整個湖岸的五分之一，好大的湖啊！貝加爾湖是世界最深的湖，沒有受到多大汙染。政府曾想在伊爾庫茨克建一個大造紙廠，把廢水放進湖裏，居民群起反對，遊行示威，政府隻好作罷。湖裏魚產特別豐富，1986年蘇軍入侵並占領捷克之後，捷克是個內陸小國，克裏姆林宮要安撫它，把貝爾加湖的捕魚權出租給了它。捷克人的技術能力很強，專門設計了漁網。我牽著女兒的手站在包廂外的走廊裏，隻見湖水青碧，風吹來，碧波粼粼，蜿蜒天際，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因為貝加爾湖就是我國史書上所稱北海，是兩千多年前民族英雄蘇武牧羊的地方。我噙著眼淚望著北海水，和女兒一起唱起了《蘇武牧羊》：“蘇武留胡節不辱，苦守十九年。渴飲血，饑吞氈，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犛落猶未還……”蘇武留湖十九年後回到了祖國。我出國十八年，才爭得了回國的權利。我無法自比蘇武，他的人格卻時時提醒我，叫我萬萬不能在外國失足。

列車南下到烏蘭烏德，是蘇聯布利亞特自治共和國首都。城裏有清代修建的中國廟宇式的喇嘛廟，漢字牌匾，漢字對聯。列車從烏蘭烏德折向南不久就從恰克圖進入蒙古國境，尼布楚就在不遠的地方。尼布楚和恰克圖是康熙皇帝時清軍打敗俄軍後，先後在兩地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保住了我國北方土地。清朝全盛時我國的版圖直達貝爾加湖南岸。所謂布利亞特蒙古，原是外蒙的一部分，名唐努烏梁海，不願隨外蒙獨立，要留在中國，但它卻被外蒙隔斷了。二十年代，蘇維埃帝國把我國這片土地占據了，至今還沒有法律依據。而外蒙獨立是列寧預謀已久的，他認為中國總有一天會強大，哪一天中俄爆發戰爭，中國軍隊從外蒙出發，可以完全切斷西伯利亞大鐵路，把俄羅斯帝國攔腰斬斷。所以，十月革命後內戰硝煙未落，他就派紅軍以剿滅白俄軍隊為名，出兵占領了外蒙。教育和訓練以蘇赫巴托爾為首的外蒙青年，派去奪權。1924年獨立的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蘇聯一手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總書記是澤登巴爾的老婆是俄羅斯人。澤氏是無可救藥的蒙奸，反華的先鋒。六十年代後，十萬蘇聯大軍開進蒙古，和蒙軍混合編製駐在中蒙邊境，給中國巨大的軍事威脅。九十年代蘇軍退出蒙古，蒙古人民革命黨把澤登巴爾開除出黨。列寧看到了中國軍隊從外蒙可以把俄羅斯攔腰切斷，我國領導卻沒有看到俄軍從外蒙出發，可以很快打到北京。不過，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還一直把外蒙劃在中國版圖之內。九十年代烏蘭巴托市文化代表團訪問台北，團員們奇怪地問接待者：“為什麽我們蒙古國在你們印的地圖上找不出來？”

列車開到蘇蒙邊界上停下來接受邊防和海關檢查，上車執行任務的都是俄羅斯人。比較文明，也沒有開包開箱，隻是所有檢查完畢後，一個海關女官員把我叫出包廂，對巧雲搜了身，很仔細，連乳罩都翻開來看了。我知道有些華僑從哈薩克斯坦回國，走私哈薩克盛產的羚羊角，發了財。列車開過蒙古邊界停下檢查，一隊全副武裝手持衝鋒槍的士兵上到火車，軍服和蘇軍製服一模一樣，一個個板著臉，神情嚴肅，盤問認真。但對包括我們在內的蘇聯居民的檢查十分寬鬆，沒有開箱開包，也沒有搜身，隻數了下行李件數。往車窗外望去，邊界的蘇聯的一側有成片的大森林，草原肥美，水源豐富，而過界到蒙古後，隻見草不見樹了，蘇蒙劃界把好地方都劃給俄國了。

列車從北到南縱穿蒙古全境，除了烏蘭巴托外，見不到一棟房子，一條河，一棵樹，一個人和牛，馬，羊，駱駝，連停在電線杆上的鳥也沒有。這時正是秋高草長的季節，草原上也見不到密集的牧草，不過它擁有純淨的天空和清潔的空氣。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車站的模樣和蘇聯的車站沒有兩樣，車站大樓與蘇聯加盟共和國首都的火車站一般規格，頂上釘著俄文“光榮給予蘇聯共產黨”的鐵製紅色大標語。聽說烏蘭巴托還豎著蒙古引以為自豪的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列寧銅像。烏蘭巴托市很不雅觀，見不到漂亮的房子，隻看到遠處有五，六棟和塔拉斯居民區的高層居民樓完全同樣的九層樓，街上跑的公共汽車也是同樣的車站上人不多，上車的蒙古華僑卻不少，說著純正的普通話，穿著和蘇聯居民沒有兩樣，帶的行李也是蘇產的吸塵器，電熨鬥之類。蒙古經濟完全掌握在俄羅斯人手裏，低價賣出畜產品，高價進口蘇聯工業品。連自己有限的幾座工廠和礦山都是蘇聯人掌管的，幹活的工人許多也是蘇聯人。每年夏天。在阿拉木圖和塔拉茲的報紙上都登著大幅廣告招收臨時工人，去蒙古把牛群和羊群趕到哈薩克斯坦來。蒙古人用一頭牛才能換回蘇聯一雙皮鞋，所以蘇聯人也編了個笑話：“斯大林給喬巴山勳章，喬巴山給斯大林羊群。”和我們車廂相連的一個車廂上來了十幾名蒙古華僑青年，一上車後就和我們攀談，大爺，大娘，叔叔，嬸嬸地叫得特別親熱。他們告訴了我旅蒙華僑的由來。蒙古“革命”時留居蒙古的漢族官員和商人都攆走或殺害了。蒙古人隻會當牧人，工，農業勞動力十分缺乏。1945年日本投降，幾十萬蘇軍開進我國東北發戰爭財，還組織了一支蘇蒙聯軍出兵到我國綏遠和和察哈爾省，前鋒直到張家口，斯大林因之授予了蘇赫巴拓爾的繼任者喬巴山以蘇聯元帥的稱號。蒙軍撤退時，掠回了幾萬中國人到蒙古當勞工。現在蒙古有幾萬華僑，在烏蘭巴托還有一所華僑學校，第一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旅蒙華僑協會主席還是極少數的旅外華僑人民代表之一。華僑在蒙古的處境還不如蘇聯，雖然他們給蒙古創造了大量財富。我工作單位“塔拉斯拖拉機零件廠”的工人中征去烏蘭巴托工廠幹過活的很多，我們同組的一個俄羅斯人告訴我：“蒙古如果沒有中國人，我們蘇聯人都得餓死。我們吃的土豆都是中國人賣給的。”而蒙古政權頭目反起中國來比蘇聯還賣力。1969年珍寶島之戰以後，許多留蒙華僑給殺害了，八十年代還把成千上萬的華僑驅趕回中國。這些同胞們和我們套近乎還有一個原因，蒙古當局不允許他們帶任何物品出境，查出來了要判徒刑，他們攜帶的蘇製吸塵器，望遠鏡，電熨鬥之類和羚羊角隻好放在我們的包廂裏蒙混過關。

火車深夜裏開到中蒙邊界上蒙古一方的紮門烏德站上停下來，接受出界檢查。檢查很快完了，車廂兩邊的門上各留下一個持槍的士兵把守。巧雲鬆了口氣，牽著女兒想到列車廂走廊舒展下身子，才一隻腳踏出包廂們，一個士兵就大聲喝叫：“卡姆，卡姆！”我們愣住了，什麽卡姆，他們要幹什麽？我想了一會兒對巧雲說：“他們說的是超級蒙古式英語，come in；進去，這裏是他們的邊境，不準看。”在黑沉沉的夜裏，孤零零的過境小站上，隻亮著幾盞鬼火似的昏暗電燈，能看到他們什麽邊境秘密呢？他們又有什麽邊境秘密值得旅客一看呢？我們都啞然失笑了。列車開動後，很快到了我國內蒙古的二連市。

在母親的懷抱裏

國際列車開到二連已經深夜兩點了，車站上仍是燈火輝煌，好一番燦爛的夜景。列車要停留幾個小時，在這裏換車輪。蒙古的鐵道是蘇式寬軌，中國鐵路是國際標準軌，火車能從蘇聯直接開到蒙古，不換成國際標準車輪便不能在中國的鐵路上行走。同樣是邊界，是過關檢查，中國一方完全沒有蘇蒙邊界的森嚴。邊防軍官兵和海關人員態度都友好，向旅客提問都帶著笑容。海關檢查員是位回族小夥子，一進包廂首先和我握手問候，說“歡迎華僑回到祖國來。”檢查很快順利通過，還發生了個有趣的插曲：當時我國限製外煙進口，規定每個從國外入境的旅客隻能帶兩條煙，我們3個人帶了7條保加利亞煙，違限了。我告訴了邊檢員，他立即用報話機向上級報告，對話我都清晰地聽到了。他說：“有一家華僑，兩大人一個小孩，帶了7條煙，放不放行？”上級問：“報關了沒有。”他回答：“報關了。”上級立即指示：“放行！”放行，兩個字，幹脆利落，又親切溫暖。我知道我已經到達了中國的土地上，我回到中國的懷抱了。檢查員邀請我們去二連海關大樓參觀，便和他一起下了車。隻見列車兩邊各擺著一排起重機，司機都是年輕的姑娘，要把火車廂吊起來放到中國的車輪上。民國時代閻錫山在山西修窄軌鐵路，斯大林在蘇聯和外蒙修寬軌鐵路，都是防止外來者進入。專製統治者都是些笨人，閻錫山的窄鐵路擋得了日本鬼子和八路軍嗎？蘇聯外蒙的寬軌又抵擋得住西來的歐風美雨嗎？與對麵的黑暗孤獨形成鮮明對比，二連的海關大樓卻是燦爛輝煌。大樓正麵全用閃爍的彩色電燈泡包圍著，大廳商店裏的貨物琳琅滿目，小吃店營業正盛，黑頭發和黃頭發各色人等進進出出。樓前廣場上許多旅客在散步，開放改革，一進國門就看到完全的新氣象了。一看到大樓正上方的中國國徽，我們全家三人停了下來，脫帽，鞠躬，向祖國致敬。當我伏下身子流著淚去親吻祖國的土地時，巧雲和鰻澧也都淚流滿麵了。

在歐洲各民族中，大概最沒有文明修養的要算波蘭人了，列車開出二連，我們車廂的幾個波蘭商人發了瘋，每個人都拿著一瓶中國燒酒大口大口地吞咽，喝完酒就狂舞狂喊，叫全車廂的人都沒法睡覺。他們高興的原因大概是他們帶的走私品順利通過了幾國的海關，要大大慶祝一番。列車員不敢或不願去幹涉他們，我隻好過去把他們製止了。早上一覺醒來，到山西了，遠遠看到古長城在起伏的燕山山脈群峰頂頭東來西去，山都很陡峭，幾乎是懸崖千丈，當年修建之艱難很難想象。到北京時，已經暮色蒼茫。我們帶的行李包太多，搬下車後，隻好由巧雲和鰻澧當哨兵分段看守，我再一包包地運到候車室。在國際候車室裏把一些美元換成人民幣。候車室裏有幾位從台灣回來探親的同胞，一個十五六的小姑娘，國語說得流利極了，活潑可愛，很快和我的女兒親熱起來。國際候車室還算安靜，可出室一看，到處全是人，萬頭攢動，不少人還鋪開行李睡在廣場上。天啦！中國的人口比我在國內時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人多好辦事”的最高指示立竿見影了。

改革開放後，北京建了許多高級賓館，我們旅蘇華僑是住不起的，北京市政府照顧窮華僑，把前門外的大眾旅社指定為接待蘇蒙回國華僑和來北京旅遊的香港大學生的専用旅社，一間房一晝夜收二十多元人民幣。旅社很特別，三層樓，中間一個大天井，環天井是走廊。客房在走廊周邊。一個人在三樓的天井邊一坐，全旅社進進出出的旅客盡收眼底。第二天我們在門前一家小餐廳吃了涮羊肉，又到火車站把行李托運到長沙。

在吃涮羊肉前，一大早，我們剛起床，出乎我的意料，一位帶著服務卡的馬姓先生到我們房間來了，一一詢問了我的籍貫，出生年月日，父母兄弟的名字，一邊問一邊登記。我不免有點發怵，不知道是什麽意思。

下午，我們一回到旅社，值班室就有人來叫，說有人找我。我進到值班室旁邊的一間辦公室，見到裏麵一中年女士和一位青年幹部正等著我。女士姓陳，清瘦的麵龐，望之可親。青年長得十分英俊瀟灑，高身材，高鼻子，像漂亮的中西混血人。我分別稱之為陳大姐和小崔。陳大姐告訴我他們是北京市外辦派來接待我們的說：“雷先生在蘇聯吃了不少苦。回國後好好休息一下。”叫我們明天9點在前門前大電影廣告牌下等，有車子來接我們到八達嶺長城旅遊，還叮囑不要告訴旅社裏其他的華僑，因為他們不接待一般的華僑。我回房告訴了巧雲和女兒：僑辦幹部來看望我們了，大家都非常高興。

次日9點，我們坐上豐田車出居庸關登萬裏長城。大學時代我到八達嶺春遊過，現在全整修一新了。遊人如蟻，我們一鼓作氣登上上了山頂，拿到了“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證明書。燕山茫茫，裸石坡上點綴著一處處蔥茂的樹林、草原、花地，好一個居庸疊翠，灰色的長城在山頂上蜿蜒天際。長城據說是宇航員在飛船上見到的地球上唯一之人類建築，是中國人的驕傲，不過它值得自豪的隻能是我國古代的卓越建築技術和中國人的卓絕勤勞，中看不中用，還把中華民族開發和進取精神禁錮了。真不明白，秦始皇雄才大略，帶甲數十萬，兵精馬良，幾年內踏平了六國，卻派大將軍蒙恬率奴工二十萬成年累月地去修長城，卻沒有想到把二十萬奴工武裝起來踏平匈奴，收漠北於版圖。還修出了一個孟薑女，哭了幾千年，哭倒了長城，也哭亂了中華民族向外的開拓。八達嶺一段長城是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領兵重建的，以戚繼光的大將之才，奇怪的是不去率艦東平日本，率騎北收蒙古，卻築起長城來封閉自己。

中午下了長城，見到一家旅遊商品門前兩位小姐在玩熊貓球，一種新發明的球。各拿一塊比乒乓球拍大的貼膠球板和一個羽毛球似的小球交叉擲出，把球牢牢地貼在球板上。他們手法熟練，姿態曼妙，好看極了。小崔買了一副送給鰻澧，到現在她還常常和巧雲拿到公園裏玩。遊完長城，驅車去了明十三陵。先到定陵地下宮殿，也是我的舊遊之地，指導發掘定陵的考古學家幾乎都是我的老師和同學。定陵是明萬曆皇帝的地宮，是把明室搞到幾乎滅亡的荒唐皇帝。午餐和晚餐都是在定陵的餐廳吃的，我請陳大姐點幾個簡單清淡的菜，不要太花費了。她笑著說“老雷，你是過過苦日子的了，不要客氣。”要來了豐盛的菜肴，我一輩子還沒見到過。都沒有吃完，太可惜了。

以後兩天，小崔帶巧雲和鰻澧去遊頤和園和動物園，把我帶到一棟樓房談話，從後門進去，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和我談話的是一位姓郝的先生，口音像是山西人，後來在戈爾巴喬夫訪華遊覽長城時，在電視新聞裏見到過他的麵孔。他詢問了我逃蘇後受審，流放和定居塔拉斯的全部過程，以及KGB管製華僑的方式方法。我見到他後的第一句話也是：“在蘇維埃帝國沒有瓦解前，凡主張中蘇友好者應以漢奸論處。”他笑了，從談話中聽出他對蘇聯還是有好感的。他還懂俄文，大概曾經在蘇聯留過學吧。

我要特別提一下，在我和郝先生長達兩天的長談中，談到了我在北大最親密的朋友、我的同級同學結義兄弟沈元。我們都是1957年時的右派，我的出逃與他還有著密切的關係，下麵我還會專門談到他。沈元可以說是解放後中國曆史學界出現的唯一天才。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文章問世後，有學者說他的成就要超過黑格爾，1970年他被謝富治下令槍斃了，其時隻三十二歲。

在北京待了4天，我們要南下湖南回老家了。頭天晚上陳大姐，小崔和郝先生正式宴請了我們一家，在一處宮殿式的平房裏，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小崔帶我們進了門，庭院深深，畫廊曲折，小橋流水，花壇錦簇，走了好久才到宴會廳。宴席是中西合璧的，服務員當場在炭盆烤出牛排，我們也第一次吃了海參、猴頭這些名貴的中國菜，臨別時他們給巧雲送了一個景泰蘭花瓶。

中國火車的速度比蘇聯快得多，一個晝夜就從北京到了長沙。走下車廂，一眼見到我的大侄子孫昌俊在車門前等著，還是鰻澧先把他認出來了，因為他與我的長相一模一樣，隻是個子高一點。昌俊是我小弟光海的大兒子，文革時一切講階級成分，黑五類的子弟無法上學，昌俊不得不跟他母親孫繼淑姓孫，因為他母親的家庭成分好，外公還是生產隊長。1968年我偷偷從新疆勞改工地逃回家，天天帶他玩，那時他還隻有四歲，聰明活潑，我十分喜歡他。過了二十年，他早就從西南交通大學起重機專業畢業，成了中國機車製造中心株州機車製造廠的工程師了。親侄兒成才了，我多麽高興啊。昌俊陪我出站，妹夫唐天喜頭天已從石門趕來，這時和一些親友在車站出口處等著我們，高舉著歡迎“雷光漢全家”的紅布橫幅，還放了鞭炮。

我們剛剛擁抱，就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光漢，光漢”地叫，回頭一看，是劉玉蘭和她的兒子、女兒，也坐同趟車出站了，他們是到湘潭探親的。真奇怪，劉玉蘭母子從塔拉斯動身比我們要早一個多月，是從新疆入境的。在北京大眾旅社遇到過她們，便一直陰魂不散地跟著我，理由是要我給他們買到湖南的火車票。他們是外籍，也就是外國人，票價要貴一倍，我排了半天隊，冒充為台胞，給他們買了國內價的三張車票，誰知也簽到了這趟車。在北京時，我們都是別人還沒有起床就早早離開了旅社，擺脫了她，現在又跟上來了。她還要同我去石門看望我的母親，我婉言拒絕了。

出站後，我帶著妻兒去看望我中學的老師張國柱先生。張先生是三十年代常德市有名的才子，全國會考他第一個交作文卷，監考官拿起他的文章，看著看著，忍不住就在考堂上高聲朗誦了。抗戰時考進西南聯大經濟係，畢業後投筆從戎，到我國駐印度的遠征軍當翻譯，和美國人打交道。他的一筆顏體字，剛健森嚴，筆力萬鈞。每當國慶，新年，中學學校大門和高大的圖書館前麵的對聯都是他撰寫和書寫的。張先生性格嚴峻，但對我很親近。晚飯後常帶我在石門縣城的公路上或學校後麵的小山上散步，教給我許多哲學、文學、曆史的知識。他學的是經濟，給我們教曆史，我報考北大曆史係也是受了他的影響。我弟弟、侄兒昌俊，還有另外一個侄子和一個外甥女兒也跟他讀過書，他教了我家兩代人。自從1957年後，他便命運多乖，妻子也離他而去了。“文革”中還變成了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大會鬥，小會批，派到澡堂裏挑水。1985年他退休了，住在長沙是大女兒張小美家。我給他寫過信，還寄了全家的照片。到了他家，他、我和小美都在，一見到老師已老態龍鍾，一簇白胡子掛在胸前的模樣，忍不住跪下去抱著他的雙腿痛哭起來。他雙手抱著我的頭，不斷說：“孩子，不要悲傷。你不是回來了嗎？”還指著他桌子上玻璃板下我們全家的照片說：“孩子，我天天看著你的照片，天天想你，盼望活著的時候見你一麵。”小美妹妹大名張平，我上中學時隻有5歲，跟著爸爸生活。記得她一下幼兒園就跟在我身邊哥哥，哥哥地叫，纏著我和她推乒乓球。這時，她已經成了湖南體委有名的乒乓球教練，國家還派她到非洲尼日利亞去當了兩年教練，訓練黑人乒乓運動員。她的命運也不好，丈夫離她而去，留下一個十來歲的女兒，也進了少年體校學打乒乓球。她剛領到了房子，還在裝修。晚上巧雲母女住在了她同事家，我陪著張老師談了半夜，真是說不盡的人世滄桑。平妹也一晚沒睡陪著我們。張老師睡覺了，我在客廳沙發上緊緊抱著年近四旬的當年的小妹妹。她的頭緊伏在我胸脯，進入了一個三十年前的夢，彼此聽著振動的脈搏，有盡長夜無盡心啊！天亮後，昌俊先去常德市通知我在那裏上大學的二侄女霞玉。平妹把我們送上了去石門的長途汽車。不到三百公裏的路，汽車走了一整個白天。妹夫唐天喜是小學校長，妹妹是教員，他們都是共產黨員，住在離縣城十幾公裏的小鎮新關。

新關也是個出人才的地方，著名經史學者申悅廬，馮玉祥手下大將抗戰時犧牲的龔神宗將軍都是新關人。妹妹家蓋了棟兩層樓的新房，十分闊朗。外甥和外甥女都是水泥廠的工人，她的小兒子欣欣也四歲了。在新關住了兩天，要到縣城公安局辦臨時戶口。石門縣是非開放地區，巧雲還要辦外國人居留證。以前石門隻有一條街，一伸腿就走完了，現在大不一樣了，有四條大街，成井字形排著。街兩邊都是新建的高樓大廈，百貨公司林立，任何一家的商品都要比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公司的商品豐富。我們在一家商店給母親買了鴨絨被，寧夏羊羔皮的大襟襖，鰻澧也買了家鄉縫織的牛仔衫褲。小城裏，消息傳得很快，一上大街就聽別人輕聲相傳：華僑華僑，雷光漢、雷光漢。我是石門縣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1957年的大右派，1966年的大黑幫，還逃去了蘇聯，當然在家鄉臭名遠揚了。在一處街頭小攤上吃甜酒，幾位老人圍了上來，一個老頭還一下子認出了我。他是當年石門城唯一的合光照相館攝影師，我常到那裏照相。見了我他連叫“可惜可惜，當年上中學時，縣城裏的人都知道你是個天才。”

我們包了輛麵包車回家，車經過我的母校九澧中學（後改名石門一中）的校門，我隻是立正張望，不敢進母校大門，無顏見江東父老啊！車開到澧水邊，澧水是我的母親河，也是女兒的母親河，我11歲就喝它的乳汁了。當年白帆相連，百舸爭流，兩岸都有大石塊修築的碼頭。現在上遊修了三江口水電站，大壩下，河水變成了沙灘，行船的河道變成數不清的采砂工地。從縣城到老家子良鄉茅坪的公路是很窄窄的砂石路，開車得十分小心。我從這條路上走來走去幾十回了，從小孩走到年輕人，從小學生走成了大右派，一路要翻過幾道大山，路呈之字形升到山頂，再從嶺脊切過，盤旋而下。以前山上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雜花生樹，泉水清涼，鳥鳴啾啾，走路像觀山玩景一樣，也不覺得累。現在坐汽車到山上一看，把人都嚇死了，樹林全被砍伐一光，四十五度以上的有土的山坡都開出來種上了了莊稼。原來被樹林遮掩著的懸崖峭壁全顯露出來了。汽車距百丈深淵隻有一米之遙，拐彎時巧雲都嚇得閉上雙眼。我在山嶺上請司機停下車，去尋找一處山泉，全幹涸了，泉眼都找不著了。向遠處望去，見到的也隻是光山連著光山，禿嶺連著禿嶺，和山西北部的自然景觀也沒有什麽兩樣。下山來，看到小溪，也沒有水了，從前過河要坐渡船的大河也沒有了。汽車涉河而過，揚起的是沙塵而不是水珠，真正做到了“舊貌換新顏”，家鄉的好山水遭到天厭了。記得列車在西伯利亞大森林穿行時，車上有中國同胞說：“幸好毛主席沒有領導蘇聯，如果讓他來搞幾次大躍進，西伯利亞的大森林也就一片光了。”

我們包的麵包車坐著妹妹一家五口，我們一家三口，還有昌俊和另外來迎接我們的侄子。十幾個人，浩浩蕩蕩回到了老家，祖父祖母和叔父都過世了，父輩一代隻留下我母親和一位嬸嬸。見到母親，無盡的辛酸快把我的呼吸都咽著了。我們夫妻父女三人環著她跪下來用鄉音“恩娘”呼喚她。她一一撫摸我們的頭，先把鰻澧抱起來，再扶我們起來，嘴裏喃喃地說：“不要哭，不要哭，遠離的親人見麵時是不能哭的。”母親75歲了，行走爽利，還可以做點針線活，頭腦十分清楚。1996年我最後一次回鄉探母時，她八十二歲了。鄉親們對我說：“大婆婆的頭腦比鄧小平還清楚。”母親是大家閨秀，出生民國初年，知書不多而十分識禮。她十七歲嫁到我家，上敬公婆、祖父，下養兒孫，侍候了我雷家從曾祖父，祖父，父輩到我兄弟姐妹，再弟妹的兒孫上下六代人。在土改以來曆次政治鬥爭洶湧時，在鬥爭會上，她處亂不驚，應對從容，民兵，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們在和她對談中無空子可鑽。父親十年前病故了，“文革”中曾受盡折磨，捆綁著跪在木柴上挨鬥。那時我三弟光湖和弟媳曾慶芳有膽量，他們夫婦在父親身邊一邊一個一站，鬥爭會一下子就冷了：雷家有後人！才使父親不致當場給打死。父親被折磨得臥床不起，幾年後含恨而逝，沒來得及同他深愛的大兒子一家見麵。我二弟雷光滿和二弟媳是老農民，他們的孩子都極聰明，善於經商，弟兄姐妹四人在鎮上開了四家大商店，把全鄉的衣食住行全包下來了。大侄女雷明霞是全鄉首富。三弟光湖原是教員，“文革”結束後可以出口氣了，他卻投筆離校，回家種了地。他的兩個孩子有出息，都上大學了。小弟雷光海在教中學，他的大兒子就是昌俊，老二新春在保險公司工作，老三輝春在讀職高。我妹妹光翠和別的幾個兄弟不一樣，跟著妹夫入了黨，是個馬列主義老太婆！開口便是大道理。不過她工作也出色，高級教師，地區先進。和其他兄弟相比較，她跟黨跟得緊也吃虧最大，因為雷家後代性子還是耿直的。她三個孩子隻剩下一個，不久前昌俊寫信告訴我：她兒子媳婦雙雙下崗失業了，一家人全靠她和妹夫老兩口的養老金過日子。

回家後稍事休息，就去給祖父母，父親和叔父母上墳。我祖母和三叔是餓死的，父親是被鬥死的，春風吹又生，又有那麽多後人給他們上墳了。有的鄉親指著說：“還是大家（指以前的地主富農）的子孫昌盛。”有個土改中當過中共鄉書記的老貧農，把女兒嫁給了一個大地主的孫子，又讓兒子娶了我的大侄女。他說：“他們的孩子聰明，有出息。”

繞行兩萬公裏，途徑三國，曆時一個月，我們終於回到了老家湖南石門水田村，月團圓，人團圓。感謝鄧小平的農村改革，人民公社解散了，鄉親們都能豐衣足食了。年輕人外出打工，做生意，能賺錢。家家蓋新房，三弟新蓋的房子還是漂亮的二層洋樓，瓷磚一鋪到頂，大陽台。請木匠在家裏打製了全套西式家具。南方風景如畫，是老天爺的恩賜，是哪個皇帝也毀滅不了的。時令到了深秋，還是溫暖如春，田野上青翠一片，田間花樹上鮮花盛開。小橋、流水、山崗，紅葉，炊煙縷縷，荷葉田田，把遊子的心都給灌醉了。我們歸來幾天裏一家二十幾口人都聚到了母親身邊。月圓的晚上，三弟兄三家在院子裏圍著母親坐著賞月團圓，笑語悲聲，說不盡訴不完的悲歡離合；劫後餘生，感歎不完的人世滄桑。月光如水，群星燦爛，還有人造衛星緩緩從天空劃過。小侄孫指著說：“我們中國的衛星。”我欣賞過東歐平原上的星空，更多的是在中亞高原上對月思鄉，我發現家鄉的星空是最清晰，最輝煌，還是鰻澧首先發現了這個特點。大概是湘西土家山區還沒有工業汙染的緣故。家對麵原來是一片樟樹，風吹起，把桂花和樟葉新的辣香帶到四麵八方，現在砍光了，隻剩下一些雜樹。二弟歎息著對我說：“現在就是封山育林，也育不出樟樹、落葉鬆、青杠木、杉樹這些好材了，它們都斷了種。”

在那些天，母親特別精神，蓋上我們帶回的駝絨被和鴨絨被，十多年來睡覺時再沒有寒意。她請大侄女給鰻澧縫了在蘇聯也沒有見到的摩登衣服。大侄女小時學裁縫，手藝高，以後開了大服裝店。蘇聯政府給我們的外匯有限，我們沒有多少錢交給母親。那時也正是台胞老兵返鄉探親的高潮，我們家鄉去台灣的人極多，我親戚中就有好幾位，都是1948年向軍次將軍帶走的，現在他們腰纏萬貫返鄉了。親屬中有台胞，是別人羨慕的對象。我親戚中一位老姨娘說：“共產黨叫了幾十年一定要解放台灣，也沒解放得了，反過來把大陸的民心都帶過海那邊了。”有鄰居問母親：“台灣親戚回來都帶回了那麽多錢，你兒子從外國回來了，給你帶回的鈔票還要多吧？”我母親大笑回答：“我兒子沒有給我帶多少錢，給我帶回了兒媳婦，人見人愛的孫女兒，是一百萬美元也買不到的。”母親深明大義，思維敏捷，應對機智，即使在那些災難的年月，也沒有讓她出身於名門望族的大家閨秀褪色。大侄婿出身老黨員之家，是鎮上的治安委員，他私下給我打招呼，上級通知了：要對你們嚴密監視。回到老家了也還是沒有自由，我深知這一點，在家鄉的日子裏，我們日夜和母親在一起，誰家也沒有去。外客來了，我隻是借酒裝瘋，識相一些的，便走掉了。

我們全家三口又坐火車到廣州，找不到便宜的賓館，在火車站遇到幾位新疆維吾爾人，和他們攀老鄉，他們把我們送到了三元裏華僑賓館住下。三元裏是鴉片戰爭時人民自發組織的平英團抗擊侵略的地方，現在成了市區了。街上遇到很多維族老鄉，是省港走私的敢死隊。我們遊覽廣州市容，從高架路的汽車向下望去，見到的全是黑黑的一片人頭，嚇死人了。到餐館吃飯看到餐館外麵剝了皮的狗，餐廳玻璃盒子裏養的活蛇，嚇得巧雲和鰻澧都不敢問津餐館了。我們去了中山市，瞻仰國父中山先生的故居，遊人很多，人人畢恭畢敬，有如宗教信徒般的虔誠。細雨濛濛中，國父紀念館外的荷塘裏荷花搖曳，幾枝白色的睡蓮冰清玉潔。巧雲把國母孫夫人宋慶齡女士比成荷花仙子，出汙泥而不染，出清蓮而不妖，公道自在人心。

廣州的商品五光十色，可都不經用，巧雲穿上剛買的旅遊鞋，還沒走出路旁公園就掉了鞋底，找了根電線綁著回到旅社。我們再也不敢購物了。坐旅遊車去珠海玩了兩天。鰻澧要看中國的大海，實現她嬰兒時代便有的夢想。站在修建得很整齊的海岸上向南海望去，濤身轟鳴，波濤洶湧，大海一望無際，澳門的高樓大廈也隱約可見。東麵是英據香港，西麵是葡據澳門，把珠江的出海口全封鎖了。我們中國人要發展，可得要衝破大海封鎖。碰上了雨天，珠海大街上行人稀少，我們隻去了石景山遊樂園。到旅社住了一夜。打開電視機，全是廣東話，聽不懂。坐遊船緊靠著澳門海岸遊覽，遠遠望見了賭城葡京大酒店，在林立的高樓裏很不起眼。船從連接澳門和海島的斜拉大橋下駛過。大橋很有氣魄。

回廣州上旅遊車時我們被騙子騙去了五百美元，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筆巨款了。事情是：兩個年青人找我們換美元，成交後給了我們一個大信封，到車上一看，裏麵都是報紙，一下如五雷轟頂，巧雲和鰻澧都哭了。向當地公安派出所報了案，以後又給廣東省公安廳寫了書麵報告，卻都石沉大海沒有回音。我們第一次回國，在母親的懷抱裏，相信每一個同胞，也相信政府，卻遇到了多次上當。金庸先生在《碧血劍》裏描述的明末旅居勃泥國的華僑張朝唐回國後碰上的事，幾百年以後又給我們碰上了。可憐的華僑啊！以後，受騙陰影一直籠罩在我們三人心頭，逢到喜事也高興不起來。

回到長沙，住在堂弟雷光洲和堂弟媳姚麗君家，他們一家招待我們像親兄弟。麗君給我當弟嬸子，還是我做的媒。記得是1968年，我偷跑回長沙，住在北大老同學王家，遇到了美麗大方的麗君，就介紹給光洲了。他們生活得美滿極了，兩個小侄子冬子和雷鵬正在上初中和高中，字寫得像書法家，讀書也多，小小年紀，看事情都很有見地。麗君後來患子宮癌開刀，不知是否還活在人世？我非常想念他們一家。

到長沙後，石家莊的堂兄雷光照來接我們了。我把妻子送到石家莊，又南下老家和母親弟妹們一起過春節。我沒有再走長沙，是從新修的枝柳鐵路到石門的。幾年後從石門到長沙的鐵路也修通了，是北煤南運的幹線。半世紀來，我很少在家裏過春節，這次是第四次，也是四十年後的第一次。春節裏，別人家是歡樂，我們家是忍著痛苦。兩年前，外甥女和最小的侄女投河自殺，叫全家老小再也無心享受節日的歡樂。她們都是當年中國嚴酷考試製度的犧牲品。我們湘西土家人極重上學，升學也是脫離貧困山區的唯一通道。外甥女成績優異，高考時隻考上了邵陽紡織專科學校，沒有考進重點大學，憤而投江。小侄女也是在一門功課考試不及格後投江。自此以後，我們家再不過節，大年不放鞭炮，家裏不放音樂。

改革開放後，舊時的的各種風俗都重新恢複，新娘出嫁要坐花轎，帶嫁妝，講究四箱四櫃。二弟的二姑娘要在正月出嫁，打了全套新木器嫁妝。他的房子建在山坡平台上，高出大路一百多米。大年初一一大早他就在自家門前修簡易公路，好讓汽車能開到家門前，把嫁妝拉走。新年期間，來來往往拜年的人結成一組一隊，都穿得好，騎著自行車，也有騎摩托車的，我看到的靠兩條腿走路外出的人隻有我和二弟了。在老家住了幾天，我們就動身去廣州旅遊，要把在蘇聯買的火車聯運票全用掉。我返回妹妹家是二侄子請區委書記的吉普車送的，盡管農民幹活時不少人還是背背簍、挑籮筐，家鄉的區、鄉級父母官都坐起小汽車來了。自己不會開車，都有專門的司機。中共鄉黨委書記的坐車竟是高級奔馳車。回程走另外一條公路，經過石門縣原來一些最富裕的地方，現在都成了荒山禿嶺混水河。不管哪一座小鎮，見到的都是人群擁擠，萬頭攢動。人口龐大，生態破壞，是我國兩個大災難。中華民族為五，六十年代的愚蠢政策要含辛茹苦幾個世紀。剛到妹夫家坐下來，還沒有吃午飯，他一位當鄉黨委書記的侄女婿就坐著小汽車來看望我們，一口一個舅舅叫得十分親熱。吃完飯，縣長和縣政府秘書長的大駕來到妹夫家，在小鎮新關真轟動了一鎮的人，他們的消息真靈通。縣長送給我們一匹仿製唐三彩馬和一個黑釉陶花瓶，做工精美。縣長還請我第二天去和縣政府的幹部座談，講講蘇聯形勢，這倒是我願意做的。他還說剛去深圳考察過，還到了沙頭角中英街。我心裏發笑了，你在吹牛。隻在一個多小時前，妹夫的侄女婿就告訴我。一個月前全石門縣的鄉長和鄉黨委書記組成一個大考察團，由縣長領隊去深圳考察。到沙頭角去是要公安局特別簽證的，鄉長們和書記們都領取了簽證，縣長以為縣太爺所向無阻，不屑簽證，結果是大家都逛了中英街，隻有他沒讓進去。

第二天一大早，秘書長帶著小汽車來接我。到了縣政府三樓會議室，見到桌子上擺著糖果，香蕉，桔子和香煙，卻隻有兩個人坐在那裏，我心裏又明白了。年長的自我介紹他是省安全廳的官員，年青的是他的秘書，姓鄒，聽口音是桃源人。鄒先生文質彬彬，很有學識，倒很像蘇聯的KGB官員。問了我一天話，全是我在蘇聯的經曆，他們要研究個究竟，看我到底是不是給KGB幹活的，是不是危及國家安全。大概是在湖南，地處中國腹地，在當時對海外歸來者都有戒心。我的回答還是得體的：“謝謝您們沒有把我當外人，直接亮出了安全廳，你們是保衛國家安全的，我是中國公民，你們保衛祖國就是保衛我。”他們聽著很入耳，很舒服。湖南是毛主席的家鄉，當然比別的省都要來得革命，其時中共湖南省委書記是毛致用，老百姓叫他“冒得用”。改革開放之始，湖南特別保守，不開放的縣比哪個省都多，經濟文化都比鄰省發展得慢，“冒得用”在阻擋湖南發展這一點上是大有用的。五十年代以前湖南比姐妹省的湖北要進步半個世紀，清末考舉人，民國時代考公立大學，在湖南考不上的人都入籍湖北，一考就考中了。湖北的錄取分數線比湖南低得多，考生也沒有湖南的多。湖北的姑娘也喜歡嫁來湖南。現在全反過來了，不管是經濟還是文化，湖北都要高出湖南許多，隻有安全部門在湖南比別的省都要得勢。家鄉還有一個傳說：鄧小平掌政之始，輿論對毛澤東大有微詞，毛致用著急了，率領中共湖南省委代表團到北京，對鄧小平說：“你們不要毛主席了，請把他的棺材給我們，我們運到他家鄉去。”給鄧小平罵回來了。

大年初四，我再去石家莊，在火車上遇到中學同學嶽誌明。三十多年不見麵，兩人都成了老頭子，交談後才彼此認了出來。他對石門的掌故很熟悉，我們擠在硬座車廂談了一個通宵，使我知道了許多滄桑中活過來的老同學的下落。嶽在中央地質研究所當高級工程師，哥哥到台灣去了，文革中每逢牛鬼蛇神掛黑牌遊街都有他。現在待遇好了，成了台屬了。他們的研究所設在河北涿州。我們從北京出發返回蘇聯時，他還遠道趕到北京火車站給我們送行。

堂兄雷光照畢業於吉林大學中文係，老編輯，其時在主編《河北出版誌》叢書。永淑是我小學和初中的同學，1950年參軍入張家口軍醫學校上學，畢業後一直在石家莊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當醫生，是我國老年病的著名專家。我和永淑一起長大，自小親如姐弟。他們生了兩個女兒，現在都結婚生孩子了，丈夫也都是軍官。大侄婿李江海是教導員，剛從中越邊界戰鬥的老山前線歸來，慰問團送了他一瓶茅台酒，他放著等我回國後喝。江海帶我們去河北正定遊覽了大佛寺和新建的榮國府，汽車從滹沱河大橋駛過，看到這條河已經滴水全無了。而孫犁在他的《風雲初記》裏描寫的滹沱河風光還是岸邊垂柳，河上漁船。在大佛寺遇到了一群河北大學曆史係學生來這裏實習。他們知道我是三十年前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同行後，都圍上來與我攀談。我羨慕我國開放改革以後的年青大學生們，他們思想沒有禁錮，行動沒有禁錮，一個個充滿朝氣，襟懷開朗。從他們身上，我看到祖國未來的希望。

第一次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長達4個月，是所有回國探親的華人華僑中在國內時間最長的。我每到一地都在觀察，都在思考，見到的、聽到的不如意之處很多，特別是生態破壞，人口龐大，官員貪汙腐化，居民道德水平下降，令人傷心。但是，最使我感觸深的不是這些，而是全國民眾的蓬勃活力，全國人朝氣蓬勃，不管是誰都在想掙錢，走到外麵打天下。年青人對未來都有信心，一個個都麵朝未來，不管未來帶給他的是禍還是福。這是一種進取，擴展的精神。而在蘇聯，當時大眾是今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年青人沉溺於談情說愛，迪斯科，歌舞廳，誰有了一盒西方走紅歌手的磁帶就引以為最大的幸福和驕傲。他們不敢想未來，也不願想未來。我的同胞敢於麵對未來，也就會有光明的未來。比較之下，蘇聯是沒有未來了。

永淑姐那時擔任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內5科，也就是高幹科的主任。他管的人都是省廳級和軍師級的大人物。大官們金錢唾手可得，什麽都不缺乏，唯一自己不能做主的就是健康，得要求醫生。除夕之夜，醫生和護士都回家過年，光照哥陪嫂子一個人去病房值班，偌大的三層大樓，上百個高幹病人，隻她一個醫生值班。嫂子已出版了一本老人病專著，又寫好了第二本，光照在給她校對。

過年後光照兄送我們到北京，一住進大眾旅社，就在留言板上看到了我大學好友龐卓恒兄的夫人李國常的留言，她已住在大眾旅社等我。我上大學時有兩個好朋友。一個是沈元，一個就是龐卓恒。沈元在前麵已經談過了，龐卓恒比我高一級，是54級的的黨支部書記。1957年大鳴大放時，他寫大字報，聲稱要寫幾部著作《反反杜林論》《哲學批判之批判》《資本論批判》，批判對象直指馬克思、恩格斯。他二人和我一起，一下子都成了極右分子，三人都發配到京西齋堂勞改。國常姐也在那年當了右派。卓恒大學畢業時，天津師範大學要北大分配一個能直接教世界中世紀史的教員，曆史係總支在當年畢業生中找來找去，實在沒有第二人，才把卓恒派去了。他有才華又精通英，俄文，講課受到學生歡迎。1963年他和國常姐兩個人摘掉了右派帽子，在西安結婚，我是去參加他們的婚禮唯一親友。鄧小平執政後，卓恒受到了重用，重新入了黨，當上大學正教授，還送去英國進修一年，是中國研究比較曆史學最有成就的學者。

國常姐接我們到天津住了兩天。她女兒住醫院，女婿陪巧雲母女逛街。我則是足不出戶和卓恒長談了兩天一夜。我對社會主義世界已完全絕望，他卻又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北京呆的最後一天上午，郝先生和陳大姐又在全聚德再次設烤鴨宴歡送我們，並說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周恩來陪他也是在這家餐廳吃烤鴨的，我真的是受寵若驚了。我是空前也絕後地在全聚德吃烤鴨，隻覺美味無比，親情如醇，不管出於何種原因，他們招待我們是真誠而熱情的，我們在祖國懷抱裏得到了溫暖。從全聚德出來，帶女兒參觀中國曆史博物館，遇到了一位在博物館工作的北大曆史係老同學。他馬上電話通知，立刻55級56級留在北京的二十幾個同學都來了，小聚了一個多小時。館長是原來教我們考古通論的助教，也屈尊降貴的參加了。十多年後老同學聚會，大家都曆盡滄桑，算了算，有十一位在文革中給整死了，他們還說：“你的故事可寫小說了，幾年前北京公安局派人一個個通知我們，說你逃到蘇聯後當了KGB派到中國來了，見到你以後，要馬上通知當局。”晚上，幾位沒有參加集會的同學也到大眾旅社來與我見麵。

在祖國的懷抱裏我們生活了四個月，直到聯營火車票有效期的最後一天才告別祖國，改道從中長路經滿洲裏出境。邊界一側，中國正在修國門。以前在中蘇國界上是不不修國門的，修國門等於承認了蘇聯強占中國大片領土的現實。現在修國門了，意味著中國最高領導人不準備收回失地了，而我卻為了這些失地被劃成了敵人，遭受了幾十年的苦難，真是情何以堪！

國門前高高的崗哨位上，一個年青的中尉在站崗，在寒風中迎風挺立，雙目似冰刃，我在火車上向他鞠躬，可愛的祖國保衛者！滿洲裏景象繁榮，氣氛溫暖。一進入俄羅斯就全變了“拿著衝鋒槍，牽著大狼狗的士兵，二百米一崗，五十米一哨，對著國際列車如臨大敵。許多日本和西方旅遊者都把國界兩邊鮮明的對比攝入鏡頭，中蘇對比顛倒過來了。

風波：又一個難以愈合的傷口

1989年三八婦女節，我們返回蘇聯。從伊爾庫茨克乘火車西行，到新西伯利亞後再從土西鐵路南下到哈薩克斯坦。在伊爾庫茨克時還是漫天風雪，氣溫零下三十度的嚴冬，回到塔拉斯，已經春暖花開了。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開始後，冰凍的蘇維埃專製製度完全解凍。但我們老百姓感覺到的隻是商品一天比一天缺乏，買食物，大米和麵粉都得用票，有兩個星期整個城市完全買不到煙。銀行的存款取不出來了，工人的工資也不能按時發放，即使領到手，也不是鈔票而是錢票。錢還能發票嗎？蘇聯出現過了，好像民國初年中國也有過。在一張大紙上，印成許多小格，按數額如十，二十五，十五盧布排成一排排，一張紙的總額是五百盧布，當工資或銀行存款發給。到商店買貨，花去多少錢，售貨員便在錢票上把相應的數目剪下來。趣聞百出，天怒人怨。政治上是自由了，特別是有了絕對的言論自由。KGB的人都灰溜溜的，工廠裏的那些暗探們似乎都不見了。每到星期日，公園裏，電影院，都有一群群的哈薩克男女打著旗發著宣傳單，發表講演，但都是說哈語，我聽不懂，也不關心。人們有了自由，卻離民主越走越遠，當官的都在撈錢，老百姓敢言，卻找不到地方去言。除了撈錢外，官員們什麽事都不管了，在蘇聯的土地上，一時竟出現了幾十個共和國，幾十個總統。戈爾巴喬夫對美國顧問的話言聽計從，美國人教他實現總統製，他就當了總統。接著，原來的自治州都自己升級為共和國，加上原來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第一頭頭，都稱總統。一個國家出現了數不清的總統，不亂才怪。阿爾明尼亞和阿塞爾拜疆兩個共和國開始打仗，從電視上看到，敵對的雙方穿的軍服用的武器一模一樣，自己打自己。大概各自軍隊的指揮官也都是俄羅斯人。

在中國，政治改革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剛開始便遇到了封殺。炎黃子孫世代不能忘記的“風波”在我們離開祖國三個月後發生了！我們離開北京時，老同學聚會，就聽見有人說有幾十位名流學者聯名上書黨中央，要求釋放民主人士魏京生，冰心也簽了名。又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李鵬當了總理，他是周恩來的養子，是鄧穎超一手扶進政治局的，周恩來的後人還能不為中華民族做好事嗎？我訂了中國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看到了一些言論自由的跡象，特別是《中國青年報》，敢於講話，心裏也受到鼓舞。四月，胡耀邦去世，二十世紀中國曆史上繼五四之後最偉大的一次學生運動爆發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學又是這次偉大的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學生領袖王丹還是我曆史係同班女同學王凝雲的兒子。凝雲年紀比我大，山東人，像個鄉下來的靦腆大姐，開會時一言不發，什麽時候都似乎有種自卑感籠罩在心頭。如此老實的女學者生了個如此生龍活虎的學生運動先鋒，那時的確誰也沒想到，就象誰也沒有想到我們見了他麵就像老鼠遇到貓一樣害怕的黨支部書記郭羅基，在“風波”以後也反戈相擊，成了民運先鋒。他們兩人先後都給放逐到美國了，又都在哈佛大學。郭當研究員，王丹做碩士研究生。

關於北京學運，蘇聯電視也每天都有報道。看到聽到天安門廣場呼聲如潮，大街上遊行隊伍浪濤洶湧，我的心飛回了祖國，飛向了廣場，真想成為隊伍中的一員。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我充滿了希望。後來看到報紙上登的，李鵬和學生代表的對話，看到圖片中遊行市民打著“世間從無此政府，人人動情它無情”的橫幅，開始喪氣了。五月下旬，收音機傳來了李鵬和楊尚昆宣布北京戒嚴的講話，我對學運前途更徹底灰心了。我知道中共對付自己老百姓是從來不手軟的，何況李鵬是周恩來的接班人。鄧小平指揮淮海戰役，百萬雄獅過大江，西南戰役和大西南剿匪戰役，在中國人互相殘殺的內鬥中，從來沒有眨過眼。電視上又看到趙紫陽慰問絕食學生，含著淚向絕食學生鞠躬，有話難言，更叫人傷心。六月三日下午，我收聽中央台新聞聯播，頭條新聞便是北京市政府布告，要老百姓在家裏呆著，不要上街，碰上了事不要圍觀。我的心又流血了，知道共產黨要向老百姓開刀了。這一晚我通宵沒睡，打開收音機尋找播送北京消息的電波。午夜兩點，“自由歐洲電台”的俄語廣播首先報導解放軍向學生開槍了，坦克衝向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先說死了八人，一會兒升到十二人，一會兒升到幾十人，幾百人，後來變成了幾千人的天文數字，感到這個電台胡說。接著是梵蒂岡電台的俄語廣播，死人數字大得不得了。天亮後傳來了北京國際廣播電台播音員低沉的聲音：“軍隊向民眾開槍，許多人死去了，其中就有我的朋友。”在電視新聞中我們看到了坦克壓向老百姓，犧牲者的腿還在坦克履帶外麵的畫麵。也看到了群眾徒手阻攔軍車，一個女孩子爬上車頭，阻擋軍車前進的畫麵。我的心給擊得粉碎了。天安門廣場從來就是學生聚會的地方，是中國曆次學生運動的大舞台。五四運動沒有死一個學生，一二九運動沒有死一個學生，反饑餓反內戰也沒有死一個學生，三一八運動才死三個人。北洋軍閥不敢幹的，國民政府不願幹的，世界上別的國家政府也沒有幹的屠殺學生、屠殺市民、屠殺自己和平請願的同胞，中國共產黨硬是給幹出來了。第二天是星期天，我通宵未眠，也通宵流淚雙眼未乾，為我的多災多難的祖國，為我的祖國多災多難的民主前途而痛哭。不過，我也想到振奮起來的國人民氣是撲滅不了的，時代究竟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慈禧太後在戊戌政變時對付的隻有一個光緒皇帝，而現在中國一下子冒出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光緒皇帝了，還有數不清的康有為和梁啟超。如同抗日戰爭之初上海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人民獻給他們的歌我童稚時就學會了的，它那樣唱著：“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請看民族英雄謝團長”，現在我也要唱：“中國會民主，中國會民主，請看趙與胡，天安門前血如注。”

清早，我打電話給柳鬆壽夫婦，他妻子瑪莎回話：“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要抗議。”我立即去了柳家，他們又用電話叫來了李廣諱和鄭凡魯，大家商議寫抗議書寄到駐莫斯科中國大使館，抗議鎮壓學生運動。我寫好了抗議書，李廣諱拿去請朱劍南簽了字。鄭凡魯開著自己的車到了幾家中國人家裏，大家都簽了字，有的人還流了淚。我把抗議信發出去了。兩天後，李廣諱和鄭凡魯卻反悔了，也許是本地當局有人給他們出了主意。寫抗議書得罪了大使館，得罪了中國政府，以後還能夠回中國嗎？回中國探親，帶些中國商品來本地出售，可是一大財路。鄭凡魯開著車和李廣諱一起，又一家家找中國人再寫揭發信，柳鬆壽執筆，信上寫道此次抗議是雷光漢一手策劃的，大家上了他的當，“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在揭發信上簽字的比抗議信上簽字的人還多。我無力阻止，無法辯駁，隻覺得我們中國人太有些那個，到了國外也改變不了，我是不會認錯的。不久一位華人朋友到大使館辦簽證，領事主任賈士敏對他說：“大家都認錯了，雷光漢為什麽那樣頑固，還不認錯。”我心想，你們殺人無罪，我抗議殺人有何錯可認？我托這位朋友給賈主任帶了個口信：“我是不認錯的。請大使館也不要開除我的中國國籍。”我和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高行健不一樣，他跑到法國後可以退黨，退出中國國籍變成法國人，發誓在中國政治沒有改變前永遠不回中國。我認為我永遠是中國人，是中國公民，不管哪一個政府在台上。楊增新將軍不是說過嗎？“就是婊子坐北京我也服從他。”當然我不是楊將軍，不是鎮守土地的一方諸侯，更用不著服從誰。發生這件事後，蘇聯一名州KGB官員召見我，想從我身上討點便宜。我隻說了一句：“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不用你管。”

這年夏天。聯合國氣象組織在塔拉斯舉行國際氣象競賽，有中美等十幾個國家參加，我國派了一個九人代表團，我在公共汽車上認識了他們，還在家裏設宴款待了他們。領導人是位風度翩翩的氣象學教授和一位豪爽的東北漢子，團員中有我的湖南老鄉周紀和、北大氣象專業畢業的老同學黃炳勳，他們都是有識見，為人正直的知識分子。在塔拉斯工作了整整一個月，我和他們成了好朋友。對風波之事，他們從不表態，也不反駁我的憤怨，隻是勸我回國後不要談這些，把嘴巴放穩一些。競賽結果是他們名列前茅。他們回國時，帶來的裝氣象儀器的集裝箱海關免檢，我拿了八根羚羊角托周紀和帶回國，對下次回國的旅費便不無小補了。

第二次回國

蘇聯在大變，政局不穩，經濟破產，社會主義大家庭散夥指日可待。誰知道以後變得什麽樣子，也許天下一亂，我就再也回不了國了，還是趁機多回幾趟中國吧。政府有規定，中國人一年可以探親兩次。於是，我們在回來一年後，1990年，又申請到了回國探親的簽證，把78歲高齡的老嶽父也帶上了，他離開中國已經23年。這次回去每個人隻能換兩百美元的外匯，盧布大貶值十三倍多，由61戈比換一美元變成8盧布換一美元。

我們先到莫斯科中國大使館給嶽父和巧雲簽證，再去列寧格勒，即今天的聖彼得堡旅遊。進大使館門時，想到我對“六四”的立場，我的心還是不無惴惴，但見到盧忠誠領事，他的態度仍然與五年前在塔拉斯探僑時一樣親切，送給我們正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商品展覽會入場券。聽到我們要旅行列寧格勒，主動把我國駐列寧格勒總領事館的地址和電話寫給了我們，還打電話請領事館照顧我們。我們先在莫斯科國際博覽會參觀中國商品展覽，品種繁多、花色新奇的中國商品擺滿了幾個大廳，特別是各種正在播放的彩電，圖像清晰，色彩鮮豔，是蘇聯沒有見過的。知道是華僑來參觀，工作人員上來和我們拉話，問長問短，還用國產點心和幹果招待我們。參觀的蘇聯人很多，麵對中國商品，都嘖嘖稱讚不已。

晚上我們去瑪雅可夫斯基廣場見世麵，那裏是莫斯科民主運動的中心。從地鐵站出來，隻見廣場上東一堆，西一堆擠著幾十堆人群，在激烈地辯論。每個人堆裏都打著一條橫幅，上麵寫著諸如社會民主工黨，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黨，工人黨，還有窮人黨，綠黨之類的大字。一個人站在凳子上發表演說，宣布黨綱，旁邊桌子上有女人在登記報名入黨者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