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1860年代的時候，經曆了不少打擊。 一個是鬧騰了十來年的基督教太平天國造反，終於被羽翼漸豐的地方豪強給剿滅了，讓朝廷有一個相對比較安定的區間。當然後來發現的情況，就是這些地方勢力，從之後的東南互保，到後來的聯省自治，之後的各地軍閥，都成了摧毀中國統一的力量。 另一個是南京條約和之後的英法聯軍入侵北京帶來的外交恥辱，也需要讓朝廷集中精力，尋找對策，來應付未來的新的帝國主義的威脅。而這個威脅，就在30年後的日本崛起和之後的八國聯軍那裏得到了證明。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個中華民族的精神，就在這個時候得到了集中的體現。那個時候的任何一份奏折、諭旨，還是士大夫的抒情文章，都充斥著一個詞：自強。 而這種情形到了50年之後，就被另一個到處充斥的詞匯：革命，所取代。 然後再過了60年，你就聽到了另一個到處充斥的詞匯：改革。 不排斥，你的自強，還是革命，還是改革，都曾經有過不少實實在在的努力和方案。當然也有不少的努力是白費功夫，甚至是事與願違。而有不少的方案是空中樓閣，甚至是南轅北轍。 但是好歹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 不知道到了某一個特點的點位，事情就變了味道了。這些口號，自強啊，革命啊，改革啊，就不再是為了把國家建設得更好，而必須除舊立新的呼籲，而是成了為了某些利益既得團體更好地瓜分蛋糕，更有理由地浪費國家財政資源，或者更好地為官僚利益團體服務的借口。 這種情況下的繼續革命，繼續改革XXX年，繼續自強，都是扯誰誰的母親的蛋蛋了。 雖然這麽說，不過清朝中葉的那一次自強運動，對後來的中國發展的影響還是比較深遠的。 這裏就首先要解釋清楚一個概念。現在我們整天一說，就是啥啥要法治了，那個啥啥人治又如何如何了。 其實這個是對中國政治曆史的一種誤解。中國的政治曆史，不是人治，而是德治。 德治，在中國表現出來的是儒家道德價值體係，所代表的道德標準，然後按照這個標準，所規定的行為準則，成為社會的法律規章的指導思想。 這種行為規則，其實是有很細致和嚴格的文本基礎的。比如說通過公務員考試，甚至已經做官的官員，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三年，諸如此類的東東，那是要嚴格遵循的。 如果你想玩一下貓膩，那就等著清流派的口誅筆伐，一直罵到你丟了官位，賠了名譽，甚至人言可畏，羞恥之下自我了斷，都不出奇。 其實這種德治的法子，在其他文化也有，叫做宗教治。 現在伊斯蘭國家慢慢興起的Sharia法治，或者是西方國家，比如美國的宗教原教旨（特別是共和黨內部）回潮，都是這種德治為先的宗教治。 當然曆史上的西方中世紀黑暗年代，是這種宗教治的極端例子。而這種例子，現在有人開始用來敲打穆斯林世界。一本新出的書，就做出結論：凡是在公元1100年時代，被穆罕默德領軍的阿拉伯大軍，圈下來的地盤，現在存在的都是垃圾國家。 這一種說法，其實把穆斯林國家，區分了開來。比如說印尼和馬來西亞，就不那麽垃圾，是因為沒有被阿拉伯大軍征服。 另一種說法，就是前麵說的那一個地區的伊斯蘭教，和中世紀的基督教一樣，是DOS運行係統。而前麵說的印尼和馬來西亞，是Windows 3.1，當然人家基督教國家，就是大大改良的Windows XP了。 那麽中國的德治，和西方還有其他文化的宗教治，有一個絕對的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德治裏麵，沒有其他宗教治裏麵的神秘主義氛圍，因此是注重今生，而不是注重來世的。 孔子雲，不知生，焉知死。孔子又說，敬鬼神，而遠之。 因此這種缺乏宗教神秘性的德治，是以人為本，以人生當世的幸福為主要訴求。這種德治裏麵，充滿了人類思維的理性和智慧。 當然後人沒有出息，把這些德治的精神財產，最後給搞成抹殺和壓製個人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枷鎖，變成了繁文瑣節和僵化刻板的東東，是需要大加鞭撻的。 而西方的宗教治，是不承認人類現世的幸福，隻承認死後的天國。 那麽人生本身就是充滿今世的苦難，隻為未來的天堂有一席容身之地。而你去天堂的UFO票，也不是來源於你個人道德和個人行為的準則，隻是來自於一個簡單的信。 你信我，我給你永生。 這樣的信條，一旦落到了不良的宗教忽悠家們的手裏，就變成了蠱惑大眾，剝奪屁民的最佳工具。 大主教一聲號令，信教的處女們，去把你們的貞操賣個大價錢吧！教會的大禮堂等著建造呢。 這種中世紀的黑暗，才又最後從中國學習海歸歸來的傳教士們帶來的先進東方文明，開啟了啟蒙時代。又由於在突厥的打擊下，從君士坦丁堡逃亡的東羅馬人，帶來了羅馬的世俗故事。 於是從啟蒙時代，到文藝複興，對人類的現世幸福的關注，超過了對來生的虛妄的寄托，從而導致了物欲的橫行，而出現了輕靈魂、重物質的科學主義和工業革命的到來。 這個變化，也就是所謂的運行係統的更新版本，就是一個重要的分野，政教分離。 也就是人類社會的行為準則，不再以宗教或者宗教的道德律作為一個主要衡量標杆，而必須創造出一個完整的新的行為準則，作為對大家社會行為的一個規範。 而這種脫離了宗教道德律的製約，而出現的獨立法律體係，又有可能把人類社會帶入了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法律至上，法治高於一切的極端。 那就是我可以大奸大惡，壞事做絕，隻要你法律無法奈我何。 缺乏道德律約束的法治體係，可以解決的隻是自身內部成員和團體，需要遵循的遊戲規則。而因為本身沒有道德的指引，反而對群體之外的人類其他族群，既沒有道德的自覺自律，也沒有法律的客觀指引。 這個也是為啥大部分西方國家，在國家內部，是最講求人權的國家，但是在國家外部，對其他地方的國家和人民，又是反人類罪惡的最大禍首。 比如說，美國在阿富汗飛出去的無人機，殺了無辜平民，大家都覺得無事一身輕，倒是開始殺美國公民了，出現了一點小波瀾。 這也是為啥西方國家可以產生希特勒這樣的滅絕人類的好手，因為人家的傳統，從對付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原居民的手法就看得出來。 而西方這幾十年的唯一進步，就是西方國家自己，不再進行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去絞殺年輕無辜的生命了。 所以看西方文明的沒落，就是一句話，當人類社會的法治，沒有了道德律的指導，那麽結果就明白了。 因為這樣的社會，不會花功夫在對孩子們的道德教化，而是花功夫培養順從法律的順民，和玩弄法律的刁民。 我不道德，嗬嗬，可是我合法啊！ 世俗規則，對物欲的追求，導致了社會的終極目標，不是來自於社會公平，而是來自於對內的富裕，和對外的強大。而這種富裕的來源和積累，又和強大的軍力和國力，在世界上通過入侵來掠奪他人的財富，成為一個正循環。 因此國家追求的目標，成為富強，而不是社會公正。國際關係，成為弱肉強食，而不是和平共處。 在清朝中葉的時候，中國的官僚知識分子們麵臨的就是這樣一個困局。 靠儒家的道德律來進行德治，以社會公義和人本關懷作為基本基石的價值體係，必須要改變為物欲追求為目標的富國強兵。 就算是不求攻擊他國，哪怕求得自保，也必須做出這種轉變。 而這種轉變，就衝擊了原本依賴的經世致用的方法論，而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革和建軍計劃，又在30年後的甲午海戰和八國聯軍進京之中，遭到了失敗。 那麽今天中國麵臨的是同樣的問題。 因為現在的改革，口號叫得震天響，卻沒有解決一個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的未來，是走向一種新的文藝複興之後的新德治下的法治體係，還是要照搬西方的缺乏德治的法治體係？ 當大家目前抱怨的道德淪喪，和西方的道德淪喪比較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就已經是一片鼓噪，那麽後一條路子，走不走得通？ 當西方本身的宗教治，已經無法製約法治的泛濫，那麽中國照搬的全盤西化的法治係統，又靠啥子來製約？難道大家全部昄依猶太人耶穌不成？ 而目前這個從1900年以來，隻破未立的價值體係，也同樣是千瘡百孔，那麽更新的力量從何而來？ （待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