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被遺忘在歐洲的人

　《看曆史》文┃楊程屹

　　從上個世紀初到這個世紀的一百多年裏，這些背井離鄉的中國勞工也許是當權者手中微不足道的棋子，又或是洋人眼裏倔強沉默的“工蟻”，抑或是家人心中那一絲對未來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其實這些來自他人的印象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們雙手緊握自己的命運，勇敢地走進遙遠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我們，既不能去剪齊那遙在異國墓地上的荒草，大約也隻好將那些越去越遠的荒草記在心底。
　　
　　1917年春天的威海衛，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畢粹德背著行李默默地站在隊伍裏，等待登船。此時的他對於將要去的地方、將要做的事是茫然無措的，他也完全沒有預想到自己的人生會在曆史的某處留下重重的痕跡。他心中唯一篤定的是當他再次回到山東老家時，家中一歲的兒子一定長很高了。
　　
　　然而，當他再次見到來自家鄉的人，已經是九十多年後了。此刻，他長眠在法國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莊裏，墓碑上刻著“編號97237，卒於1919年9月27日”。與他同眠在此地的還有十四個中國人：黃子春，昌樂人；王兆祥，曹縣人；李福臣，昌樂人；閆寶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陳家浩，安丘人；李國佟，青州人；龔春山，湖北人……
　　
　　比起他們來，來自江蘇丹陽的朱桂生顯然是幸運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歲的高齡在法國拉羅謝爾市仙逝，拉羅謝爾市政府盛讚他是“融入法國社會的典範，拉羅謝爾市民的驕傲。”法國報紙說：“他的辭世標誌著一段曆史的結束。”
　　
　　隻是在1917那一年，年僅二十歲的朱桂生和畢粹德一樣，或許內心充滿了對前程的迷茫與焦灼，或許還有對故土的牽掛與留戀，但一定沒有預見到自己會親身參與兩次世界大戰，並和一個異國女子結成婚姻、生養子嗣，將終生奉獻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
　　
　　從索姆省到拉羅謝爾，從諾萊特到佛蘭德，在歐洲的土地上，異國的野草就這樣漸漸地掩埋了這些中國男人的前世今生。（《看曆史》2010年7月刊）

      從平民到勞工
　　
　　1917年的山東還是德國人的地盤，此刻德國人在歐洲戰場上和英國人、法國人打得不可開交。在歐洲戰場上，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一方在德國的步步緊逼下損失慘重，僅僅1916年7月發生的索姆河之戰，英軍傷亡就達40萬人。隨著戰爭的演進，協約國一方麵臨著嚴重的人力資源危機。當協議國兵員銳減、勞力奇缺，難以為繼之時，英國一位軍官提出：“為什麽不用中國人？”
　　
　　為了讓更多的歐洲人從工業勞動中解放出來走向前線參戰，英國和法國將他們的目光投向中國廉價又豐富的人力資源，希望中國人可以作為工人前往歐洲支援協約國一方的作戰。於是，在德國人無暇顧及的遠東地盤上，一場大規模的勞工招募運動悄悄拉開。
　　
　　實際上，早在1915年底，一位名叫陶履德（Truptil）的法國人打著進行農業開發的旗號來到北京，他的真實身份是法國陸軍部中校，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與北洋政府秘密談判中國勞工招募事宜。後來，北洋政府與法國達成協議，由袁世凱的心腹梁士詒控製的惠民公司專門負責招募及運送華工。與此同時，英國人則利用其在山東威海衛的租借地，並利用教會網絡，悄悄地在山東和河北兩省招募中國人。
　　
　　由於北洋政府不願意得罪德國人，這些招募計劃一開始都是半官方的，但是在1917年中國宣布參戰後，開始轉由中國政府勞工部組織勞工輸出。從1916年5月輸出第一批勞工開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11月，相繼有十四萬華工遠涉重洋，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開始了他們曲折艱辛的勞工經曆。畢粹德和朱桂生隻是這十四萬中的兩個普通人。
　　
　　當第一批中國勞工到達法國馬賽港的時候，法國報紙《L’Excelsoir》在1916年8月22號的頭版新聞上這樣描述：“這些華工是通過仔細挑選而招來法國。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北方。他們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的氣候。另外，醫療體檢報告結果認為絕大部分的華工身體健壯，這對我們國家繼續在那兒招工是一個好消息。”可以看出，歐洲人對華工的到來充滿了期待。
　　
　　歐洲人的期待是有理由的。因為，英法兩國對華工的選拔非常嚴格，凡患有眼病、肺結核、性病及牙病者均被拒絕。招募的華工以山東人、湖北人為主，此外還有一部分人來自遼寧、吉林、江蘇、湖南、安徽，甚至甘肅。被招募的華工絕大部分來自中國北方，這是因為歐洲人認為：“中國北方人很靈活、聰明、耐心與細心，機智、敏捷又耐勞。”選拔後的華工被集中在威海衛進行簡單的軍事訓練，等待乘船離開中國前往歐洲。
　　
　　從離開中國那一刻起，華工們就麵對著生死未卜的命運，死亡的危險如影隨行。1917年2月24日，德國潛艇在地中海海域擊中運送華工的郵輪，船上543名華工全部葬身大海。（《看曆史》2010年7月刊）

        戰場上的“工蟻”
　　
　　當畢粹德和朱桂生與其他的華工到達法國馬賽港的那一刻，他們在海上漂浮了三個月的心終於落了地，但這並不是幸福生活的開始，他們甚至來不及舒展因為長途勞頓而疲憊不堪的身體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線，在傲慢的歐洲白人眼裏，他們隻是一群健壯的廉價“工蟻”而已。
　　
　　先後到達歐洲的14萬多華工，其中有9.6萬被分配給英軍，3.7萬人由法國支配，另外還有1萬餘人則在美國赴歐遠征軍中服役。編號“97237”的“工蟻”畢粹德被送到歐洲西線戰場，負責挖掘壕溝、打掃戰場等工作，隸屬英國軍隊管理；而編號“27746”的“工蟻”朱桂生卻被送到拉羅謝爾附近從事戰地服務，他最初在麵粉廠工作，後來被安排運送糧食彈藥。
　　
　　按照最初約定，華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事實上華工的工作幾乎都是處於最前線。在工作安排上，法招華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業，受雇於法國的華工由法國軍事當局負責。通過分包係統，對勞工有需求的企業開始使用這些人。因此，從布雷斯特到馬賽，從裏昂到敦刻爾克，不管是在國有兵工廠中還是在冶金、化工、建築行業的私營企業中，都有華工的身影。
　　
　　華工有的受雇於重工業企業，例如施奈德公司，有的受雇於汽車公司，例如雷諾公司，還有的被推薦至港口管理部門。而英招華工則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另一些則替代了被派往法國的英國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這樣就使得英國工人能夠回到英國從事他們的職業。但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後方，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
　　
　　在1917年8月中國向德國宣戰以後，法方監管下的中國勞工開始在前線挖掘屍體以便於日後把他們埋入軍人公墓。許多華工在掘埋屍體或者抬運傷兵的時候，精神遭受刺激，被關進了專門的瘋人院。有的華工還向前線運送彈藥，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法國兵和英國兵的戰壕中修繕掩體，維護機槍陣地。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英軍士兵全部負傷，修繕戰壕的華工們就拿著手中的工具衝入陣地與德軍搏鬥，當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而根據英國首相喬治（DavidLloydGeorge）在回憶錄中所作的記述，在加萊（Calais）和敦克爾克（Dunkerque）工作的中國勞工還遭受了空襲，在加萊的一次空襲中有8名中國勞工遇難。
　　
　　在歐洲戰場上，華工們超強的適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國記者韋克菲爾德說：“每一位華工都是頂呱呱的多麵手，能忍難忍之苦，工作風雨無阻、冷熱不懼……善於學習，對英國遠征軍的各種工作需求，都能應付自如。”
　　
　　一份來自1918年的英國陸軍部報告敘述道：“中國勞工是所有外國勞工中最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者說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兵工廠和坦克車間高效率地工作。”法國軍隊總司令福煦也曾在給法國總理的信中寫道：“（華工）是非常好的勞工，他們可以成為最好的士兵，在炮彈的狂射之下他們能保持很好的姿態，毫不退縮。”
　　
　　然而，華工的付出與回報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一個沒有強大國家支撐的時代，隻能任人宰割。按照合同約定，華工的工錢為每天5個法郎（相當於一塊多大洋），每天工作十小時，有周末與節假日，但是到達戰場後，扣去夥食費剩下3.5個法郎，再除去住宿費，剩下3個法郎，置裝費再除去25生丁，醫療保險除去25生丁，工資縮水一半到2.5個法郎，而當年前線法國士兵每日的薪金為10個法郎。即使1919年的英國議會會議備忘錄也不得不承認：“華工比其他有色種族的勞工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但是他們甚至連幾塊小小的軍功章也未能得到。”（《看曆史》2010年7月刊）

       中國人，中國心
　　
　　對於中國勞工而言，繁重危險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資並不算最難以忍受的，更難以忍受的是來自英法軍隊不公正的對待以及當地人的歧視。
　　
　　在英國管理下的華工必須服從嚴厲甚至是很不人道的紀律。在英國人眼裏，華工都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發育不完全的兒童，因此他們往往用棍棒加馬鞭來督促華工幹活。一位管理華工的英國軍官直言不諱道：“你對中國佬越好，他們越不買你的帳，因而絕不能善待。”
　　
　　為防止華工逃亡，華工們被禁止擁有平民服裝，而且也不得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國人的廁所。盡管按照合同招募而來的華工是不應該受英國軍法約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華工因為觸犯了英國的權威而被軍法處死或者遭受殘酷的刑罰。無法忍受虐待的華工甚至在營房裏挖一個地洞把自己埋進去，直到戰後幾年後，營地被拆除時，其屍骨才被發現。
　　
　　而在法國管理下的華工境況並沒有那麽糟糕，隻是在大戰結束後，許多合同期未滿的華工從法國各地調到法國北部，參加戰後重建工作，在這段時間裏，由於管理不善，華工們缺衣少食，工資被拖欠，生活十分艱苦。在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後，華工們進行了罷工遊行，甚至暴動，有些地方官員借機指控華工盜劫民房，偷藏私賣軍火，濫用武器等，甚至有傳聞稱，一戰後在比利時小鎮伊珀爾死去的一個女孩子就是被中國勞工殺死的。
　　
　　一些報刊也紛紛揭發華工的“罪行”，如在《一個中國人集中營》的作者就寫到華工“是天生的懶鬼，法國女人還比他們幹活幹得多。”作者甚至用了“殺人犯”、“陰險”等字眼來描述他對華工們的仇恨。《北方覺醒》這份報紙更是露骨地稱華工為“黃禍”。
　　
　　這些充滿種族歧視的輿論導向引起了當地居民的極大恐慌，在法國北部地區居住的一位老先生回憶說，當他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的母親告訴他中國人很凶殘，都是瘋子和野蠻人。由於華工大部分出身於農民，他們的身上不免沾染著各式各樣的惡習，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隨地吐痰，甚至打架鬥毆、賭博酗酒，這些惡習也遭到了西方人的詬病和鄙夷。
　　
　　為了對抗來自西方人的歧視，華工組織了個人進修協會，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成員和留學生們開始在華工中間傳道授業，灌輸華工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遠離賭博和鬥毆的觀念。在節假日，華工們會組織運動會，搭戲台唱京劇，或者舉辦舞會，邀請當地外國居民參加。在經曆現代文明的洗禮後，許多華工的麵貌煥然一新，一位法國作家曾經描述魯昂當地的華工言談舉止有如巴黎人到鄉下的樣子。而當中國人受到英國軍官侮辱時，一位華工還擊道：“當中國人已是紳士時，英國人還是野蠻人。”
　　
　　在歐洲人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裏，華工越來越強烈地希望能擁有一個強大國家支撐，這也激發了他們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在1918年，遠在歐洲的華工向直隸省由於受洪水災害而麵臨饑荒的中國同胞寄去了捐贈錢物。在裏昂的華工邰魁義將全部積蓄550法郎捐出，鼓勵政府興國。巴黎和會期間，為了抗議《凡爾賽條約》，正式簽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
　　
　　為了給駐法中國代表團施壓，山東萊蕪牛泉鎮上裕村農民，編號97237的華工畢粹德給代表團團長陸征祥郵去一把手槍，告曰“苟簽名承諾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後來陸征祥掛冠不知去向，接任者顧維鈞麵對列強疾呼：“如果山東問題得不到公正解決，不僅歐洲會有上萬個靈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將不得安寧，因為他們大都來自中國山東。”在各方努力下，最終山東問題得以解決。（《看曆史》2010年7月刊）

       從歐洲到中國
　　
　　按照招募合同約定，華工的合約為五年，當戰爭結束後，許多華工仍然繼續做戰場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彈等等非常危險的工作。當合約結束，思鄉心切的華工大約有11萬人選擇離開歐洲，回到故土。英招華工的最後一批在1920年4月回國，法招華工也在1922年3月歸國完畢。
　　
　　歸國華工中不乏以其所學貢獻於國家發展者，如在敦刻爾克鋼鐵廠工作的勞工在回國後曾立誌為中國實業作出貢獻，但因政局動蕩，最終以失望告終；華工中也不乏為中國革命事業獻身者，如在法國加入中共的陳彭年，回國後作為中共特科成員打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從事情報工作，後來在長征中犧牲。
　　
　　而根據留在法國的華工組織旅法華工總會上世紀30年代的一項統計，發現有1萬餘華工仍留在法國工作生活，成為法國的首批華人。留在法國的華工，一些人幸運地與當地女子結婚，有的留法華工還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朱桂生就是其中一個幸運者，一戰後，他在蘭斯定居，與當地法國姑娘巴蒂斯特相愛結婚，婚後育有一子二女。二戰發生後，他參加法國軍隊，再次成為一個無畏的戰士。而後，他一直居住在蘭斯地區，直到辭世。而另一些人，他們每天隻能做兩件事：早晨搬著板凳看日出，傍晚搬著板凳看日落，在對故國家人的思念中孤獨終老。
　　
　　關於華工在一戰中的傷亡數字，至今也沒有一個定論，英法軍方疏於統計，當時的中國北洋政府則有意無意地給予誇大。據現有的不完全統計，當年華工曾經奮戰的法國下加萊省、索姆省、塞納濱海省、埃納省、瓦茲省、孚日省和羅納河口省等地，共有56處公墓的1791個墓穴葬有華工。畢粹德正是他們中的一位，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彈的時候犧牲，留給家人的是一枚喬治五世勳章、一個用過的飯盒和勺子，還有他在一戰曆史上留下的痕跡。(《看曆史》2010年7月刊)

       追尋華工書寫的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十四萬中國勞工漂洋過海馳援歐洲，華工們曾經戰鬥過的戰場比利時伊珀爾地區已經成為歐洲重建的象征。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段曆史不但英國人和法國人遺忘了，甚至對中國人而言也是陌生的往事。直到最近才被漸漸憶起。
　　
　　文│楊程屹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些為國家獲得戰勝國地位的華工的生存狀態都沒有人關注。在法國北部和西部地區，許多未歸國的華工散居在他們當年曾經奮戰過的地方，他們很少講述自己的故事，當地人也並不知道這些黃皮膚黑頭發的中國男人就是從東方遠道而來的“國際主義戰士”，而來那些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或者遊客或許會想知道鄧小平、周恩來勤工儉學的故居所在，卻從不曾了解小鎮上某個中國老人曾經為中國收回山東半島奉獻過青春。在世人的遺忘和忽視中，留法華工們帶著他們的故事相繼辭世。
　　
　　但旅法華僑華人為爭取參戰華工權益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1988年11月28日，在法國華裔融入法國促進會的倡議和敦促下，法國政府終於公布了有關華工的檔案，並在巴黎市中心裏昂車站附近的毛裏斯德尼街口廣場的建築物上鑲建了華工紀念牌，在上麵用中法文刻著：“公元1916～1918年，14萬華工曾在法國參與盟軍作戰，有近萬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戰後，其中3000人定居法國，並在巴黎裏昂車站形成了第一個華人社團。”
　　
　　1998年11月2日，法國政府又在巴黎13區華人社區的博德裏古公園內豎起了一塊2噸重的花崗岩石碑，碑上鑲刻著鎦金字：“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捐軀的中國勞工和戰士”。2002年清明節，法國諾萊特華工墓園舉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公祭活動。法國榮譽軍人和退伍軍人30個協會代表、旅法華僑華人50多個社團代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和其它常駐機構的代表、法國各界人士近800人參加了公祭儀式。中國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參加並講話，法國總統希拉克派代表參加並為公祭活動致信，在其致信中旅法華工被視作為中法關係的先驅，華工們的地位和尊嚴終於得到恢複和承認。
　　
　　社會各界也開始關注華工們書寫的曆史。2008年4月18日，在法國留學的曆史學博士餘華飛在中國大使館和全法學聯的支持下舉辦了“曆史的瞬間——一戰旅法華工曆史學術報告會”，讓更多的留學生和華人了解了這段曆史。隨後的第二天，在巴黎的共和廣場，來自全法的留學生和華人舉行了支持北京奧運會的遊行集會，向法國社會發出呐喊“法國——請不要忘記中國一戰勞工曾捐軀保衛你”。
　　
　　同年11月，在紀念一戰結束九十周年時，中法兩國在巴黎十三區“唐人街”鮑德裏克爾公園一戰華工紀念碑前，以隆重儀式紀念為法捐軀的一戰華工，法國退伍軍人部部長讓-馬麗·波克爾表示，紀念一戰華工，是要讓所有人不忘這段曆史，牢記華工對法國作出的貢獻。而2010年4月在比利時伊珀爾舉行的“以鏟代槍——中國勞工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展覽，以及5月底由濱海大學馬驪教授與佛蘭德博物館館長鄧杜文組織的關於一戰中國勞工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等活動讓我們由衷地感覺到人們對這段曆史的追憶，這對於那些已經掩埋在荒草枯葉的墓地裏的華工們而言大約也是一種告慰。(《看曆史》2010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