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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我在網絡上讀了一篇吾丁的博文，自己畢竟算是個音樂愛好者，因此對這一命題很感興趣，不少網民也有同感，暢懷己見. 討論者各有見地，讀起來受益匪淺。吾丁在文中把中國人音樂才能之缺乏歸咎兩大原因，其一是缺乏“有效記譜的方法” ；其二則是“1949年以後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依我之見，第一個原因有點牽強。德國音樂家馬勒（Gustav Mahler, 1860-1911）曾說過，“音樂家如能用語言表達自己的思緒，就沒有音樂存在的必要” 。漢語與其他外族文字不分高低，中國的音樂理應如此。記譜的方法重要，但非絕對。
就拿中國的國劇，京劇為例：人稱“沒有書麵文化的”的藝術。幾乎所有京劇傳統劇目都無腳本可依，更何況樂譜可循。然而，200多年，自其起源來，之所以能成為國劇，就在於它特殊的唱腔和唱法，由此而衍生出不同的流派。京劇迷常用一個“味兒”來形容不同風格的唱腔和流派。這種味兒是潛意識的，融入心靈而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韻味。被譽為歌劇之王的多明戈，他的嗓音極有個性化，音色也深沉和悅耳；他的歌聲能喚起激情，帶來悲哀和喜悅。但他可能無法理解和品出中國京劇的“味兒”來。我想，這就是國劇特有的藝術魅力和美學蘊涵，在國際上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或許僅有中國國畫能與之匹敵。
再看看五花八門的民間或民俗傳統劇種，無論音樂或台詞也都沒有正式的劇本，但通過曆代藝人嘔心瀝血，承前繼後，脈脈相傳，不但傳統的民俗風格，而且唱詞和音樂都得到了精煉。就拿江浙一帶美譽為江南奇葩的評彈藝術為例，它可說是，彈(以三弦和琵琶為主的演奏) ，唱(各種流派的唱腔)，表，和噱都達到爐火純青的民間歌劇。我特別喜愛評彈的傳統劇目“三笑” 和“描金鳳” 。其音樂旋律隨著故事情節的起伏跌宕，時而細膩如絲，時而宏偉如虹；說表同樣是令人如癡如醉，悲嗆宛然時讓人熱淚盈眶，妙趣橫生的幽默讓人仰麵大笑。觀眾在藝術中享受了生活，得到了中國傳統道德的訓導。
如果社會有一個人道的環境，也就說無論政權交替，世道變異，隻要權勢者還懂得中國傳統倫理操守，我們民族的“沒有書麵文化的”戲劇和歌劇，經代代相傳，一麵它們的精華日益繼承和弘揚，一麵吸收外來文化的精粹，說不定哪一天脫穎而出，被世人所接受。以上提及的京劇和評彈藝術的發展，自清末到民國有一個量到質的轉變，可說是從廷院，堂會，社戲和茶館走向戲樓，劇院，登上大雅之堂。與此同時，各流派如繁星燦爛，異彩紛呈，為古老表演藝術繼承和帶來新生命的大師也不斷湧現。這種發展勢頭哪怕在二戰時，中國被日寇淪陷，都沒受過絲毫的影響。
然而，1949年，特別是50年代中到70年代末期間，所有傳統戲劇和藝術被偉大領袖毛澤東指責為脫離工農，歌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封建糟粕而加以毀滅。戲被禁演，藝術家更是劫數難逃，他們不禁人格受到侮辱，經濟上受罰，肉體上還受淩辱。其中，京劇泰鬥，馬連良不堪忍受屈辱，自殺身亡；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流放勞改農場被活活折磨致死。國劇遭殃，地方傳統劇種也同樣遭誅殺，譽稱“俞（振飛）調”傳人的評彈界金嗓子朱慧珍，在文革中為擺脫人身侮辱，跳樓自盡，當時她風貌正旺，年僅47歲；彈奏琵琶具獨特魅力的評彈表演藝術家郭彬卿也無法忍受多次肉體摧殘，含冤上吊自殺，死時還不滿50歲。
眾所周知，無論哪個劇種的興旺與領頭大演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有大牌演員，劇種就興；無大牌演員，劇種就亡。自稱比百姓爹娘還親的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的自殘卻也是一種“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我對吾丁的精辟分析絕無疑義，那就是“1949年以後有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導致中國人音樂才能之缺乏的直接原因。
中國現代音樂起步很慢，20世紀初隨著新文化運動由海外留學生引入西方古典音樂，各地紛紛建立交響樂團，並出現一些頗有建樹的音樂家。這裏我舉大家比較熟悉的馬思聰（1912-1987）和賀祿汀（1903-1999）為例，以1949年為界線，看看他們命運的變遷。
馬思聰，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曾兩度出洋學音樂，第二次（1931年）是官派留學法國，從師比內鮑姆（Binembaum）學習作曲。學成回國後創辦音樂學院從事教育和創作。22歲寫了第一小提琴奏鳴曲（G大調）， 他的代表作是思鄉曲。思鄉曲是綏遠組曲中的第二首，馬思聰通過委婉和憂傷的旋律，表達他對故土的思念。樂聲的抒情之細膩和柔軟令人揪心。思鄉曲是第一首在國際上贏得了一定聲譽的中國管弦樂作品。
賀祿汀雖沒留過洋，但也屬於科班出身的音樂家，他的鋼琴曲牧童短笛， 以流暢，輕穎的旋律似乎讓你朦朧地看見牛背上，悠悠自得地吹著笛子的小牧童，樂曲風韻的鄉情味令人難以忘懷。牧童短笛曾榮獲國際鋼琴獎，可謂是第一首邁入國際樂壇的富有民族氣息的鋼琴曲。
馬思聰和賀祿汀還有一個共同特點，年輕時就是左派，反蔣親共。馬思聰一麵在民國政府的大學等單位任職，一麵與周恩來和喬冠華保持秘密聯係。他支持學生反對國民黨專製統治，要求民主，拒絕在支持內戰的宣言上簽名，賀祿汀更幹脆，於1926年加入共產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思想的親共和反蔣行為，絲毫沒有影響他們的音樂創作。也就是在國民黨大陸執政期間，他們寫出了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作品。然而他們的悲慘下場卻都發生在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惜以殺戮千百萬同胞為代價而建立的紅色中國。
1949年後，馬思聰和賀祿汀結局也雷同。他們雖被紅色政權加冕封爵，卻都成了禦用文人和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之語錄），從此他們的作品失去藝術品味（我都不願意在此提及那些散發奴顏和媚骨氣味的東西）。
即使他們舍棄了一切，惡運還是臨頭而降。 1966年賀祿汀被毀滅性抄家，上萬冊藏書、數十年的工作手稿等全部被洗劫一空，自己被收監，次女賀曉秋因牽連自殺，除此之外因株連的還有1人逼瘋和4人致殘。
馬思聰顯然比賀祿汀聰明些，文革中因不堪中共迫害，又一次出洋，不過此次是倉促出逃。為此中央成立馬思聰專案組，以“叛國投敵分子”對馬思聰出走進行調查。雖然馬思聰在海外逍遙餘生，但馬家在國內的親屬因株連遭受迫害的達數十人之多。他的作品，包括我最喜歡的思鄉曲，也從此從電台和媒體中消聲匿跡直至1985年平反。此刻讓我想起160年前的德皇朝。德國作曲家瓦格納1849年因參與反政府起義而逃往國外，從此被禁止入境達10年之久。但他在瑞士流亡時所寫的新歌劇（羅恩格林）乃由好友李斯特指揮，照樣在德國堂而皇之公演。相比之下，中共在文明修養和氣度上還遠遠不如近200年前的德皇帝。
音樂家，如同其他藝人一樣，1949年以來在偉大的共產黨麵前隻是工具，被“招之即來，揮之能去”。洗星海可說是最受用的音樂家，他的黃河大合唱是文革中難得放行的音樂作品之一。洗星海1945年病亡蘇聯，然而他的骨灰卻無人問津，一直孤零零地淪落他鄉，直至38年後才返回故裏。這在西方是不可思意的。普契尼1924死於瑞士，一星期後，他的遺體就被運往意大利，和威爾第的葬禮一樣，全國下半旗，送葬的有皇親國戚，文武百官和百姓達幾十萬之眾，其規模之大和隆重，是意大利曆史上任何皇帝，政府達官要人的葬禮所望塵莫及的。
今年是肖邦誕生200周年，對他的紀念是屬於全人類的，從華沙，金字塔到巴黎都將舉行慶典。200年來波蘭政府的更迭次數無法統計，人們對肖邦的敬仰卻始終如一。在歐洲從沒聽說一個音樂家的聲譽因執政黨的心血來潮，今天被打入18層地域，明天又平反，再被捧上天。這種對藝術家的，雞犬不寧般折騰大概也是我們常被教誨的中國特色吧! 肖邦1849年因肺結核死於巴黎。送葬時，抬他棺木的人士中包括波蘭恰托雷斯基王子(Adam George Czartoryski)。肖邦大半輩子居住法國，雖入土巴黎，但心卻乃向往波蘭。依遺囑，人死後，心髒即被取出運回華沙。試問，在中國，哪一個音樂家能有此哀榮？
再者中國共產黨對音樂家藝術創造的幹預和控製也是史無前例的。藝術創造全然是屬於人的個體行為, 是出自靈魂的一種內在耕耘。藝術家一但失去了獨立性就等於其藝術生命的終結。這一點起碼的常識，連中世紀的教皇朱理二世都明白。1508年他命米開朗基羅在新建的西斯廷小教堂天頂作題為“創世紀”的壁畫。米開朗基羅是雕塑家，對壁畫是外行，但來自教皇的脅誘，不得不聽命，不過提出一個先決條件，即誰也不準幹涉他的創作自由。1512全人類最著名的壁畫“創世紀”誕生了。 在畫家工作的那漫長的4個多年頭裏，教皇朱理二世遵守諾言，從未踏進教堂一步。
雖我沒能耐欣賞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表演，但那段比奧運會開幕式更出名的假唱，使我們得悉歌舞表演的最高決策者是中共一個政治局委員。但不得其詳。有些內幕隻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泄露。最近我讀了汪曾祺寫的“說戲”一書，才恍然大悟。作者曾直接參與樣板戲京劇沙家浜的出籠。沙家浜原來是根據滬劇的蘆蕩火種移植到京劇。首先劇名由譚震林提議改為沙家浜。戲的開排是這樣進行的，在一排桌子上就坐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和政治局委員葉群等中國共產黨的黨魁要人，劇團演員一句一眼念台詞或唱，他們隨時被叫停，當場修改，一直到“稱旨”為止。這到很有點像馬戲團馴猴似的。據說沙奶奶門口的那顆柳樹，一直不稱旨，直到專派畫院學生到杭州寫生，回來照樣畫葫蘆，才算放行。不知他哪一代祖宗會唱京劇，毛澤東也通過江青傳旨，“兵的音樂形象不飽滿，後麵要正麵打進去，現在後麵是鬧劇，戲是兩截，.....”經過聖上首肯，“劇名可叫沙家浜” 。
西方音樂家若有所知，可真是開了眼界。中國的特色原來如此！
1949年來，中國藝術家麵臨的環境，既要做馴服工具又要接受政府對藝術創作的橫蠻幹預。為了生存，藝術家逐步喪失了尊嚴。拿電影界的一個名導演為例，他曾拍了些很有藝術水準又能針砭時弊的電影，但有的作品觸犯了當局而被禁映。他由此學乖了，懂得如何投其所好。他從此青雲直上，他的電影更是暢通無阻，但丟失了所有的含金量。音樂界也是如此！
前一陣我托國內的朋友買了一本2003版付妮著的“基礎樂理”。該書屬«現代遠程音樂教育叢書» 係列中的一本。叢書的主編是袁靜芳教授，穀歌了一下發現，她生於1936年，曾任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係係主任。現任中央音樂學院現代遠程音樂教育學院院長、佛教音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及理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傳統音樂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副主編等職。袁教授為這套叢書寫了序言。我看了臉臊得發燙，發紅。第一句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了跨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與任務。”然而袁教授覺得這段自辱還不過癮，在把標點符號算在一起總共還不到280個字的第一段落裏，她又一次高喊“貫徹黨的十五大精神，落實 “科教興國”戰略思想….”如誰有幸拜見這位年已古稀的樂理教學者，一定代為請教她，是哪一位孩提(中華民國)時的啟蒙老師或(西方)音樂作曲家的著作授給她如此“高” 的悟境，在一個獨裁政黨和音樂理論之間找到這種有機的聯係。
最近無意中讀到一篇回憶文章，有關至今乃被吹捧為中國電影史上空前絕後的，偉大經典的“音樂史詩東方紅”。據作者回憶，《東方紅》是由3500名藝術家參加的歌舞劇，總策劃或總監是當朝總理大臣周恩來。他幾乎每天在忙完了一天的國務之後，於深夜一兩點鍾來到《東方紅》劇組，和編導們一起討論這項文化工程。大到指導思想，小到具體詞曲，他都親自參與監控。顧名思義，這是一部近代中共的史詩，但周又怕得罪毛澤東，斷然坎掉了任何有關南昌起義的重大曆史細節。盡管這是不乏篡改曆史，毫無修飾地向毛皇帝獻媚的宣傳品，倒也頂用，1964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一個署名胡錦濤的清華大學學生的觀後誓言“我要更好地聽毛主席的話，學習毛澤東思想，堅定地跟著黨走，永遠前進在毛主席領隊的革命行列中！”
令人啼笑皆非是，那位曾參與東方紅排演的藝術家，在回憶當年的情景時，不但沒有覺得自己隻不過是皮影戲裏的獸皮或紙板雕刻的人物剪影在被人戲弄和羞辱，反而覺得無限榮耀，因為脖子上的線是由“人民總理”親自牽動的。
去年農曆除夕前，我建議我的朋友們，如俗到非要看春晚，必須空腹上陣。1921年以來，凡共產黨所經之處，不乏刀光劍影和血跡斑斑。但中國的歌唱藝術家們幾十年來隻有一個調門，那就是“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共產黨的恩情永遠訴不完”。泱泱5000年的大漢天下，也隻有共產黨的天下才是“最晴朗的天”。
達爾文進化論的核心，在於環境的選擇和壓力是生物進化的唯一動力。可惜他沒有以此類推，在環境的逆選擇和逆壓力下，人的尊嚴和人格是否會退化。他應該到中國知識分子群落，特別是音樂家中去作一實地觀察。
完稿於肖邦誕生200周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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