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那年，我正準備參加高考，學習緊張，卻仍然一有空就去大街上看學生們遊行，每天放學後就去師大、湖大廣場看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我們一向尊敬的數學陳老師說學生們不成熟、不理智，我們便慷慨激昂地在課堂上和他辯論。當年，我們都是熱血澎湃的愛國青年。

 

25年後，理智回首，我非常非常理解當年投身其中的那一代人對六四難以割舍的情懷，可是平心而論，我真的覺得那場學生運動被人利用了。當年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因為一腔熱血而加入，並不是很明確到底要達到什麽政治訴求，什麽時候該進，什麽時候該退，遊行示威要達到的目標和底線在哪。一個不通過暴力革命而推動中國政治民主改革的絕佳時機就這樣被錯過了。

 

那時候我還沒有學醫，電視裏看見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與學生代表會談，那個叫吾爾開希的，穿著件病號服，抱著個枕頭大的氧氣袋，吸兩口後才開始侃侃而談。說是因為絕食，身體虛弱，需要吸氧才能參加會談。可看他身強力壯、中氣十足的樣子，我心裏不免就生出了一絲鄙夷，裝B、做秀！

 

及至後來出了國，看到一些當年的民運分子、學生領袖的所做所為，心裏的鄙夷就更加地多了。沒有幾個真正堅持理想的，更別說為了理想舍身取義；有的，隻是政治投機。我經常想，當年如果翻了天，由這些所謂民運分子來管理中國，恐怕情形還要比現在糟得多。

 

中國需要政治民主，但絕不是由當年那些領導六四學運的人來完成。也許是時機還不成熟。等一批批海歸帶回去不同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在中國生根發芽，並且不被中國的官場文化和金錢文化所吞噬，等中國的文化和土壤終於能夠孕育出有獨立思想、也有完整人格的一批人、一代人而不是幾個人時，也許那時候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