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 11 月 3 日，以前的一個同事突然給我打來電話說， Bernie 去世了。 Bernie 是我在美國讀 Ph.D. 的導師，我不知道該用怎樣的語言來表達我對他的感情，我隻想說，他是我所遇見過的最令人尊敬、最好的人。

Bernie 在這個領域的赫赫大名就不用我多說了。他的傑出成就，他的如雷貫耳的各種名頭，我都是從別人那聽來的，從網上看來的，而深深留在我記憶裏的，卻是跟他在一起的五年裏，許許多多的點點滴滴。

1.

Bernie 是猶太人，但卻對亞洲文化很感興趣，尤其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甚至某次開玩笑說，也許他的祖上有中國人的基因。在某次 party 上，他給我們講起了第一次訪問中國的故事。他是七十年代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第一批受邀訪問中國的美國醫學專家之一。他們去了中國很多地方，參觀了大城市的大醫院，也去了缺醫少藥的農村鄉衛生所，然後回到北京，和中國專家們一起討論怎樣以有限的資源最大地改善中國的公共衛生狀況。同行的美國專家各個領域的都有，臨床醫生們覺得中國需要更多的醫生，更好的藥品；放射科醫生覺得中國的診療儀器太陳舊，可以從美國進口最先進的醫療設備；而 Bernie 做為一名流行病學專家，覺得疾病的預防重於治療，把有限的醫療資源用在預防上，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後來中國專家告訴他，他的想法和周恩來總理的看法不謀而合。 Bernie 對周總理讚不絕口。他覺得這麽大一個國家，這麽差的底子，在這麽短的時間裏就解決了這麽多人口的許多公共衛生問題，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後來 Bernie 也接待了不少來自中國的訪問團，發生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他聽說中國人都愛吃魚，於是吩咐助手帶中國訪問團去好的餐館，專點魚吃。這樣吃了一個星期後，中國代表團第二天就要離開了，助手又準備帶他們去吃魚，中國人終於忍不住了，問：“你們美國人不是每天都吃牛排的嗎，怎麽盡吃魚呢？”原來他們早就聽聞美國的牛排赫赫有名，等了一個星期這才終於吃到。又有一次， Bernie 帶中國客人去附近新開的一家中餐館，心想這下可好了，老板是中國人，客人們可以自己點菜了。沒想到老板不會說中文。原來他是古巴長大的中國人，不會說中文，卻會說西班牙文。

2.

八十年代， Bernie 和別人一起提出了“分子流行病學”的概念，開創了一門新學科。那個時候的紐約時報上，整版整版地登著 Bernie 的巨幅照片和他的科研介紹。鼎盛時期，他的科研經費每年以百萬計，整個一層樓都是他的實驗室，有三個秘書為他工作。他還擔任了哥大癌症中心的主任十幾年，並曾任兩屆全美癌症研究會的主席。很多象這麽牛的甚至還沒有這麽牛的人物，都有一些怪脾氣，讓人難以接近。而 Bernie 卻格外的和善可親，不管對誰，哪怕是隻來他實驗室輪轉幾個月的學生，他都非常的客氣尊重，坐下來和你討論這幾個月的計劃，給出最適合你的指導建議。

我剛讀 Ph.D. 要定實驗室那會兒，一個師姐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找實驗室，最重要的就是老板要好，這關係到你今後好幾年的生活是不是快樂。這話甚合我意，於是我就衝著老板要好而不是老板要牛這個目標去了。我覺得老板的性格、氣場是會影響到整個實驗室的。苛刻的老板，實驗室裏也通常氣氛緊張，大家互相之間較勁的多，扶持的少；更有些變態的老板，把同一個課題交給兩個人獨立地做，先做出成果的發表文章，另一個就心血白廢，以此來“激勵”手下人賣命工作。這樣的實驗室裏大家的關係可想而知，隻有競爭、壓抑，沒有合作、快樂。

Bernie 的實驗室與這截然不同。剛到這個實驗室輪轉我就喜歡上了這兒的氣氛並且決定留下來。實驗室的每一個人都那麽友善，那麽樂於助人。老技術員兢兢業業，和藹可親，不象有些實驗室同樣級別的技術員那樣，以自己的資深刁難新來的人。博士博士後們就象朋友那樣，我任何時候有任何問題，除了專業問題，很多剛來美國諸如安家落戶買電器修電腦去哪裏玩的問題，我都會毫不猶豫就去找他們，討他們的主意，學他們的 tips 。秘書大媽是個典型的美國人，熱情開朗、熱心健談，跟著老板見過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非常能夠包容不同的文化，把實驗室操持得象個大家庭般的溫暖。小老板是個臨床醫生，知道我的醫學背景後主動邀請我跟他一起去病房去門診看病人，讓我受益非淺。 Bernie 的領導方法也非常對我的口味。他隻把握大方向，並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給我一點提示一點推動，而其他時候給我充分的自由，讓我嚐試自己的想法，根據自己的時間安排實驗的進度。

Bernie 性格溫和，說話不高不低，不緊不慢，卻自有一份力量在其中。每周實驗室都有一次 Seminar ，大家輪流匯報自己最近的研究結果。當你的結果不是很滿意時， Bernie 會給出他的批評和建議。我不知道 Bernie 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他批評你的時候，語調平和，聽起來沒有任何讓人尷尬或是令人不舒服之處，卻也能讓你感受到你需要改進，你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跟了他十幾年的秘書說，從來沒見過 Bernie 衝任何人吼過。這份領導的藝術， Bernie 就在他平實溫和的談話中，在他溫馨友善的實驗室裏，輕輕鬆鬆做到了。

很多人，尤其很多中國人，都以為搞科研隻要埋頭苦幹就行了。而 Bernie 卻告訴我說： 1/3 的時間用來寫 grant ，說服別人給你錢讓你來做科研； 1/3 的時間用來寫 paper 、做 presentation ，告訴別人你做得有多麽好，你的研究結果有多麽重要；而真正用來做研究的時間，隻有 1/3 。他是在我的一次研究獲獎、將要在全國會議上做 oral presentation 時講這番話的。他告訴我應該怎樣抑揚頓挫地象講故事一樣把自己研究的精彩傳達給不同的聽眾。他的一點一滴的教導都讓我受益匪淺，讓我懂得做任何工作，哪怕是看上去最死板的科研，除了技術要牛以外， communication skills 也同等的重要。

3.

除了工作，我們還一起出去吃飯、打球、看棒球比賽，我們還有很多的 party 。誰過生日啦，誰結婚啦，誰有孩子啦，誰畢業啦，誰要走啦，我們都會聚在一起，還會湊份子給主角買一個或者多個正經或者搞笑的禮物，當然，每次 Bernie 都會湊一個最大的份子。有一回一個博士後，一米八的大高個，居然在他的告別 party 上哭了，其實他還在哥大，不過就是換到了街對麵那棟樓的另一個實驗室而已。為此我們嘲笑了他很長時間。他的哭，除了舍不得離開大家，還有另一層意思，覺得沒做出什麽成績來就走了，對不起 Bernie ，其實後來他發了篇 PNAS 的文章。另一個日本博士後，在這裏的時候生下了他的第三個孩子，他用 Bernie 的名字做了那個小女孩的 middle name ，以此來紀念他在這裏的歲月。又有一回，一個日本的醫生來參觀學習一個月，因來的時間太短，要走的時候我們就沒有辦 party ，隻是約了大家一起去他喜歡的那家烤肉店吃午飯，為他送行。 Bernie 知道了，也要和我們一起去，然後就是他買的單。以後我們想一起出去吃個飯啥的，都偷偷瞞著 Bernie ，要不然又是他買單，讓我們很不好意思。

每年的聖誕節，我們都會去一家有名的中餐館聚餐， Bernie 還會帶上他的家人，會給我們每人準備一大盒巧克力，當然我們也會給他準備一份禮物。 Bernie 身體還好的時候，每年夏天都會邀請我們去他在新澤西的與某著名影星做鄰居的豪宅玩，去緬因州度假回來也總會給我們每人帶一份當地的土產果醬。

Bernie 對手下人非常的愛護、支持。實驗室的小技術員申請醫學院， Bernie 寫了推薦信還不夠，小技術員沒有得到他想去的醫學院的麵試通知，跑來問 Bernie ：您認識哪哪哪的人嗎？可不可以幫我打個電話推薦？ Bernie 就真幫他打了。他後來醫學院畢業選專業的時候，還專門跑回來，征詢 Bernie 的意見。再後來隔壁實驗室的技術員申請醫學院，也來找 Bernie 寫推薦信。而我來美國後的每一步，從學生到 H-1 簽證，到辦綠卡、找博士後工作，到住院醫申請，無論我決定做什麽，是不是 Bernie 所希望我做的，他都會不遺餘力地給我最大的支持和幫助。我人生中很重要的另一部分，結婚生孩子，也是在這裏完成的，Bernie和大家一起給我祝福，分享我的快樂。

4.

Bernie 也是幽默的。在那許多次的 party 上，他給我們講過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他以前曾在英國做過博士後。英國人的工作習慣是這樣的：早上九點來，工作一小會兒，十點是 tea time ，不是每個人自己泡杯茶休息一會兒，而是秘書給大家現場煮咖啡，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喝咖啡，一個小時就過去了；再回去工作一小會兒，就到 12 點午飯時間了；午飯後，再過一小會兒，就是下午的 tea time 了，秘書煮咖啡，大家聊天、喝咖啡，討論討論工作中的問題，有時還為究竟應不應該做某個實驗爭論不休，做會怎麽樣，不做又會怎麽樣，一個小時就過去了。再工作一小會兒，就該下班了。而 Bernie 一般是比大家早來一小會兒，晚走一小會兒。然後某一天，大家又就某個實驗到底要不要做爭論不休的時候， Bernie 說，別爭了，我已經把實驗結果做出來了。逗得我們哈哈大笑。這麽看來，美國擅長出實幹家，比如愛迪生，而英國擅長出理論家，比如 XXX （請讀者自己填空）。

他還給我們講過一個到日本訪問吃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在這邊的中餐館吃飯，上 fortune cookie 就表示吃完了，該結帳了（不知道是哪位僑領發明的這個）。在日本什麽是吃完了的表示呢？ Bernie 當年當然不知道了。那次訪問，日本方麵做出了很高規格的接待，並到東京最有名的一家餐館用餐，主人相當熱情，上了很多菜，席間還有藝妓彈琴歌唱。酒過三巡，主人問：要不要來點米飯？ Bernie 和夫人都是美國人，平常不怎麽吃米飯的，一齊搖頭：不要！接著上更多菜，藝妓接著彈琴、歌唱。又過了一會兒，主人問：要不要吃點米飯？ Bernie 和夫人還是不要。接著上更多菜，藝妓彈琴、歌唱。 Bernie 已經吃不下了，主人也似乎已有倦意，但菜好象還在源源不斷地上。主人第三次問道：要不要吃點米飯？ Bernie 的夫人好象悟出了什麽，說：那我就吃點米飯吧。主人如釋重負，大家上米飯，藝妓退下，宴席結束。原來如此！從那以後，我們和日本的博士後一起幹活，快幹完的時候就問：該上米飯了吧！

Bernie 的實驗室真的給我象家般溫暖的感覺，我離開之後，每次有事去哥大，總要回原來的實驗室看看，和大家聊聊天，心裏覺得自己仍是其中的一分子，好象從來就不曾離開過。

5.

Bernie 從創立自己的實驗室近五十年來，當年的許多學生現在也都成了大教授，有了各自的實驗室，又帶出更多的學生，所謂子又生孫，孫又生子， Bernie 的徒子徒孫真的可以說是遍天下了。 Bernie 70 歲生日的時候，哥大為他舉辦了一個隆重的慶祝 party 兼學術研討會，許許多多曾經的學生從世界各地都趕了過來，為 Bernie 祝壽。由一個學生提議，秘書幫忙收集資料，癌症中心還特地繪製了一張巨大的“家係圖”，從主幹 Bernie 開始，一層層學生排下來，學生的學生又一層層排下來，看上去真象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家係圖成為會議現場的熱點，每個人都在上麵找著自己和自己認識的人的名字，並由此回憶起當年的許多故事。因為實在人數眾多，家係圖上隻列出了博士生和博士後的名字，碩士生和技術員都不幸榜上無名，其實他們中許多人也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更多的人也來參加了 party ，對於沒能在家係圖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據說還有人對繪製者頗有些微詞。我很榮幸自己能成為直接從主幹上發出的最後一支小小芽。

Bernie 四十年前有個學生叫 Richard Axel ，那時他還是個大學生，他媽媽托關係找到 Bernie ，讓他課餘來實驗室打工。他當然是從最低等的刷瓶子幹起，但據 Bernie 說，他幹得很不好，經常不是打破了瓶子就是弄丟了實驗用品。不過他對別人做的實驗卻有著濃厚的興趣，經常參與討論。慢慢地， Bernie 就不讓他刷瓶子了，改為輔助做實驗。後來他上了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再後來他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再再後來， 2004 年，他得了諾貝爾獎。

在哥大為 Axel 舉行的盛大慶祝典禮上， Bernie 被邀請上台講述了一下他當年的種種“劣跡”，獲得全場捧腹。回到實驗室後，大家意猶未盡，還在討論著 Axel 其人其事。這時 Bernie 進來說：你們如果還有誰想得諾貝爾獎的話，得抓緊了，我恐怕等不了另一個四十年了！

6.

Bernie 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的妻子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員，後來改學畫畫並小有成就，我們實驗室的走廊裏掛著的好幾幅我看不懂的現代畫都是她的作品。女兒在 NBC 做編輯。兒子畫畫的名氣就更大了，作品曾在大都會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廳展出，並在紐約一家有名的畫廊舉辦了個人畫展。畫展的廣告是他兒子的一幅作品， Bernie 把它貼在辦公室的門上，我一看就樂了，這不跟我們肝血管照影的圖一樣一樣的嗎？這下我知道他兒子的靈感來源於哪了，也似乎琢磨出了一點“現代藝術”的道道。那年聖誕，我選了一張熒光顯微鏡下拍的細胞， PS 了一下，放大了，又配了個鏡框，送給 Bernie 。這張“現代畫”果然深得 Bernie 夫人的喜歡，第二天， Bernie 喜滋滋地跑來問我，那些染得五顏六色怪好看的細胞成分都是什麽，他好回去講給老婆聽。這個我早就告訴過他了，顯然他沒有認真聽講我的 Seminar 。



Bernie 還有一個孫子、一個外孫女，說起他們， Bernie 的眼睛裏都是笑意。每有家庭聚會的時候，這兩孩子湊一起玩，就可看出男孩女孩有多大的差別了，他說。女孩一見麵就對男孩說，你當爸，我當媽，我們玩過家家吧，然後開始做飯做菜。男孩總是想玩打戰的，說，你當壞人我當好人，然後就噠噠噠地開始打槍。大概為了培養科學事業的接班人吧， Bernie 也經常把小孫子帶到實驗室來玩，我們就給他變魔術，拿 PH 試紙蘸點不同的溶液變顏色，或者讓他從顯微鏡看我們養的癌症細胞，不過好象收效不大， so far 小家夥的理想還是做 NBA 球員或者遙滾歌星。

有一回我們這刮颶風，下百年一遇的大暴雨， Bernie 還是和往常一樣早早來上班，可沒過多久，他接了個電話，就拎起包回家了。原來電話是夫人打來的，家裏進水了。我想象著 Bernie 坐鎮家中，和妻子一起救水的溫馨畫麵，覺得他一定是一個體貼的好丈夫。

7.

Bernie 的身體其實在我進實驗室之前很久就已經不太好了。他做過心髒手術，又有慢性腎衰，長期靠透析治療。我決定要留下來的時候， Bernie 還擔心怕堅持不到我畢業，為我找了一位同一領域的共同導師，以在他提前退休的情況下我可以繼續我的研究。

每年夏天， Bernie 都會去他在緬因州的度假屋邊工作邊度假兩個月。我進實驗室的那個夏天，他休假了四個月，因為他做了腎髒移植。當時，他人在緬因，卻在某一天的傍晚突然接到醫生的電話說在匹茲堡有了一個跟他相 配型 的腎髒，要求他在數小時之內趕到進行手術。當天已沒有航班飛匹茲堡了，而開車從緬因到匹茲堡至少需要十幾個小時，將會錯過移植腎的存活時間。怎麽辦？他在 NBC 做編輯的女兒動用了所有的關係，最後海軍陸戰隊的直升飛機將 Bernie 從緬因及時送到了匹茲堡。

移植手術後， Bernie 的身體比以前好了起來，因長期貧血而蒼白的臉上也漸漸有了紅潤的光澤，人看上去比以前精神了很多，他可以更加投入地工作了。每年的夏天，他仍是去緬因州度假，和妻子一起輪流開十幾個小時的車過去。有一次，開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回來，還沒來得及回家放下行李，他就拎著包到了實驗室來上班。他好象從來就沒有過退休的打算。我經常想，要是我到了他這個年紀，象他這樣的身體狀態，一定早就回家休養兼抱孫子去了。

我們實驗室曾有一名叫 Kawabata 的日本醫生，身患腦瘤，做過三次手術，還在堅持工作。假期就帶著他美麗的護士妻子周遊世界。他覺得他過得很好，一點也不後悔他的生活。身患重症，做為醫生對自己最後的結果了解得一清二楚，還能堅持一邊治療一邊工作，我覺得他很不容易。有一次是他做 Seminar ，他的實驗中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Bernie 以他通常的溫和口吻，和他討論著應該怎麽做得更好。我在一旁靜靜地聽著，突然被他們很感動，隻有真正熱愛醫學事業、並從工作中得到無窮享受的人，才能做到象他們這樣，為這個事業一直奮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不久之後的一個周末， Kawa 在洗澡的時候昏倒在地，再也沒有醒過來，兩年之後，他的妻子放棄了維持生命的儀器，結束了他的植物人狀態。

在過去的一年裏， Bernie 的身體狀態已經很不好了，因為長期服用大量的免疫抑製劑而經常感染，住院治療。他常常是上午去醫院打點滴，下午來上班。我最後一次見到 Bernie 是去年 6 月，我請他為我的住院醫申請寫推薦信。見他之前，秘書給我打了很多的預防針，說你不要驚訝， Bernie 看上去已經和一年以前大不一樣了，你要有心理準備。我見到 Bernie ，他確實羸弱了很多，尤其兩隻手，一隻因為長期輸液而水腫，另一隻則因為疾病而枯瘦，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的精神氣仍然很好，思維敏捷，談吐嚴密，不僅和我討論選擇什麽專業對我最合適，還向我提及他最近看到的幾篇與我的研究有關的文章，覺得我可能會感興趣。我覺得很慚愧，因為忙著考醫生執照，我自己都不怎麽看這方麵的文章了，而 Bernie 還在替我關注著。

聽實驗室的人說， Bernie 直到去世前的那個星期五還在忙著寫 grant 的事。星期六，他就昏倒了，被送進醫院。他的各項生命體征都已經很不好了，可他的思維還一樣的清楚銳利，連護士都感歎說很少見到這樣的病人。我想 Bernie 是一個意誌力特別強的人，很長時間以來，他都是在用他超於常人的精神支持著他多病的身體，繼續為他一生所鍾愛的事業做著他最後的貢獻。星期天， Bernie 已經不能說話了，但還能寫字，他在一張紙條上用顫抖的手寫上了癌症中心主任的名字，想要見他。主任住得很遠，飛車過來並吃了一張超速罰單來見 Bernie 。Bernie關照在他去世後，請主任替他照顧實驗室的人。星期一，實驗室的人們還一廂情願地以為他還會象前幾次那樣，在醫院住幾天就沒事了，沒想到中午 12:30 ， Bernie 去世了。

有人說：當愛和技巧完美結合，就會產生一幅偉大的作品。而Bernie的一生，正是這樣一幅偉大的作品。他雖然已經走了，可在我的感覺中，他好象一直就不曾離開過。他一直是我精神的導師，我知道在事業上，我不可能達到他那樣的高度，在為人上，我也不可能做得象他那麽好，但他是我一生所要努力的目標，將永遠激勵我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