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都夢想當國師

請願網站“Change.org”近日出現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經濟國師”之一的中文大學深圳分校講座教授鄭永年的頭像和名字，指“鄭永年”向中央委員會、國務院教育部、清華大學發起請願書，號召網絡聯署，呼籲將習近平的母校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不過，該請願聯署已下架。

根據奧地利國家檔案館(Österreichisches Staatsarchiv)資料，有人提議將格拉茨大學改名“希特勒大學”，該提案被當時的國家總理府拒絕(Antrag abgelehnt: Die Reichskanzlei beantwortet das Ansinnen der Universität Graz auf Umbenennung in „Adolf Hitler Universität“ abschlägig.)。

在1938年奧地利被納粹德國吞並後，格拉茨大學許多的教職員工被解職。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奧托·呂維（Otto Loewi）、維克托·弗蘭茨·赫斯（Viktor Franz Hess）和薛定諤 (Erwin Schrödinger)。

中國文人都夢想當國師

秦皇掃六合，平海內，建立集權的大帝國，離不開文人商鞅、李斯等的輔佐，隻不過秦始皇太看重法吏，排斥文教，導致焚書坑儒，也斷送了自己的“萬世”基業。等到漢高祖劉邦重登大殿，無論儒法道陰陽諸家，都有了自己的生存之地。

《左傳》有人生三不朽隻說，立功立德立言，都是文人的夢想，立功就是輔佐君王，南征北戰，立德就是待人接物，孝悌仁義，立言則是著書立說，吟詩作句。時代在變化，文人的夢想也隨之變化。但中國文人始終不變，始終放不下俗世，不甘願做隱士，不想出家，唐朝隱逸流行，但不過是“終南捷徑”，還是為了做官立業。第一夢為國師之夢。國師，古代智囊也。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勝於其他國家的一點就是文教治國，而不是靠武力治國，宗教治國，或者商業治國。既要文教，便離不開文人，而最高者，就是國師。國師者，傳道解惑，開宗立派，左右一國一朝的思想，他們不僅就具體的國家政策建言立策，更要從國家的意識形態鋪陳敘說，為國家的統治提供合法性。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都可以說是一流的國師。秦朝的韓非子，以法家人性惡為秦帝國說法，漢代的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為漢帝國奠定基礎。再比如，唐朝的韓愈，宋代的朱熹，王陽明，雖然沒有直接影響帝王，但借助著作的影響，卻堪稱一代國師。民國以來，國師也不少，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都想做清王朝改革的國師；戴季陶，陶希聖，堪稱蔣家王朝的國師。其他紛紛擾擾，各種主義學說到處兜售軍閥的，也不少。

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我們這一代人，就是這樣的一個知識狀況，一點學問都沒有。鄭永年比我們多讀兩本書，多了二兩知識，竟然當上“經濟國師” 。

現代社會是以知識為中心的社會，知識分子掌握著知識的生產（學校）和流通（媒體）的核心樞紐。一個人的基本價值觀念和人格類型基本是在大學奠定的，有什麽樣的大學，就有什麽樣的未來。媒體影響的是社會的現實，而大學決定了中國的未來。

今天不少在大學裏麵教書的知識分子，首先給學生的印象就是精神上支撐不起來，整一個俗人，斯文掃地，不是因為窮，乃是自己看不起自己。讀書人自豪的不是開什麽車，住什麽房，而是儒雅斯文的氣質。雖然今天的社會以權勢和金錢為中心，知識似乎已經貶值。但是，讀書人首先要自信，然後才會被別人看得起。中國是一個缺乏宗教的社會，通常以人生代替宗教，過去儒家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因此人文化的知識分子便顯得格外重要。他們在功能上等同於西方社會的牧師，有拯救人的靈魂的職責。社會之所以對知識分子的墮落痛心疾首，格外關注，之所以對知識分子有特別的期待，乃是與中國社會的以人文代宗教的特點有關。雖然人文知識分子今天不再是社會的中心，社會精英也開始多元化，有科技精英、商業精英、權力精英、草根精英等。但即使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裏，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的教授依然承擔著獨特的責任。

當中國讀書人試圖給君王上課的時候，當他總是在所有人麵前擺出一副啟蒙者形象的時候，事實上他早已認為，他的知識，他的品德，他的見解，他的能力，早就已經在眾人之上，早就已經在君王之上。書生的傲慢，知識的狂妄，理性的自負在這裏可謂極大化。這種無所不在的人性論漏洞和知識論漏洞，均衡地存在於每個中國讀書人的心靈秩序之中，沒有人例外。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偉大的君王們，當他們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們會和知識分子握握手，吃吃飯，碰碰杯。當他們不需要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們就會把知識分子送到五七幹校送入監獄。

中國文人走不出曆史的陷阱，以至於所有人都在經年累月地重複自己的錯誤。不僅乞丐如此，皇帝也是他們的學生。當下中國最應該跪下來懺悔的人，就是中國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