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民潮與擁擠的公交

歐洲難民潮，形成的原因複雜，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有美國的原因，也有俄羅斯的原因。德國因為納粹曆史，接納難民，有口難言。Bamberg 屬於中等城市，七萬人口，預計要接納兩千五百難民。

在德國，政府，政治家，誌願者，都立刻投入實質性工作，登記，安排住宿，分流去其他城市，建築合乎規格的房子，想辦法讓難民盡快找到工作，千頭萬緒的事情。整個民族和政府高層的表現，都是理性的，有序的，平靜的。一個不煽情的社會。在歐洲，有這麽一種政治，要給人們一個平等的機會去繼續人生。這個社會不僅接受了他們，而且告訴自己的民眾，難民不應該成為二等公民。媒體沒有一篇對德國歌頌意味的報道。讓人感到這個社會的獨特尊嚴，平靜而理性，溫情而得體。

我熱愛我居住的德國。德國不僅是歐洲最富裕的國家，而且德國有對小人物的命運同舟共濟的理性政治。二戰的教訓，讓德國政治家學會了謙遜。

數天來，德國接收了大量取道匈牙利、逃往德國的難民。很多在德華人開始對此有所質疑，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類似的評論：“以後出門要小心了”、“德國聖母癌發作了”、“綠教（網上對伊斯蘭教的稱呼）真無恥”以及“你們齊心合力毀了你們的家園，然後再腆著臉去毀別人的。”

在這些針對難民來德、充滿意識形態碰撞的討論中，不乏恐懼、偏見以及對事實的一知半解和扭曲。批判矛頭指向了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大量難民湧入問題被放在了宗教語境下討論。

網友“三洗吾身”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中國人一旦上了救生船，就容不得別人也上來，深怕擠占自己的位置。”

突然間想起上海八十年代的公共汽車，還沒有擠上車的人拚命地喊：“再往裏麵擠一下。”在車子裏麵的人拚命地往外擠，不讓下麵的人上車。

今天年紀稍長的上海人，都能回憶起自己沙丁魚一般喘不過氣、彼此前胸貼後背的尷尬擠公交的難堪經曆。最嚴重的公交擁擠始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期。公交公司曾專門派人在車廂作過調研發現，當時最擁擠時的車廂，1平方米內要容納下12雙腳。而按常規測算，1平方米至多能容納8雙腳。遇到帶著孩子時候，小孩子往往被大人高舉過頭，從窗口先塞進售票員懷裏，大人才能空出手腳奮力“攻克”進車廂。

1989年3月17日，報紙登載了這樣一則新聞：3月16日上午8點15分，一輛211公交車停靠延安中路美麗園車站時，後門售票員突然越窗離車而去，置大批乘客於不顧。過了一小時他才回來，一會兒推說到靜安寺蹲坑去了，一會兒又說肚子瀉。之後，在車隊負責人命令下，方才將車子開到終點站，這時已經是9時50分了。自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此舉激起民憤。
 
一直到1996年，全市各家公交公司全部獨立核算，自主經營。公交企業要自己賺錢，公交職工也要自己賺錢。司售人員從過去“最好將乘客 ‘推’ 下車”，轉變為“恨不得把乘客 ‘抱’ 上車”。之後，隨著高架以及地鐵的出現，上海人忍受多年的乘公交車難現象，終於開始得到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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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曾用名：謝友），1958年出生於海南島文昌縣，中德雙語專欄作家，歐洲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班貝格民選市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