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如何揭露曆史真相 

賀衛方先生2009年3月25 日在《談揭露曆史真相》一文中寫道：
XX兄：多謝傳來大作。讀後心情不輕鬆，的確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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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這該死的運動，造孽的文革，留下多少心靈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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瘡疤揭開究竟給告密者帶來的是怎樣的一種後果？成為眾矢之的，痛不欲生是可能的，不過麵具終於脫落，那些沒有道歉或懺悔的人們給逼到牆角裏，至少在活著的時候有個機會道歉、懺悔，得到人們的原諒和心理的安靜，這是否反而是一件好事？周揚晚年的懺悔道歉得到很多受害人的原諒正是一個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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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 完）

讀後心情很沉重，如何揭露曆史真相呢？當然需要法律。我居住德國已經二十多年，隻能談談德國的情況。
德國人很嚴謹縝密，這一嚴謹作風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德國製造”這四個字，不論是機械製造還是秩序維護，德國人反思自己的曆史，也可冠以“嚴謹”兩個字。
德國反省曆史的道路絕不是一帆風順的。戰後，人們一度保持緘默，絕口不提過去。這是因為德國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太駭人聽聞，而由此給人帶來的苦難也是前所未有的。
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西德，對納粹罪行的討論才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清算納粹史的教訓，使得德國在兩德統一後加快了揭露德國統一社會黨（東德共產黨）的專製統治真相的步伐。

東德國家安全部Stasi（Staatssicherheit 的縮寫）正式名稱為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國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全稱是“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也有翻譯成“史塔西”。成立宗旨是擔任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政治警察，負責蒐集情報、監聽監視、反情報等業務。Wilhelm Zaisser是第一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很快就被Erich Mielke 取代。1950年至1989年之間，安全部管轄有十七個監獄，約九萬一千名正式聘用的探員，十七萬五千名位在民主德國國內的正式的通報合作者，即著名的“IM”，另有兩萬名“IM”通報合作者位在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所以東德國家安全部共擁有二十八萬六千名合作探員，情報網非常綿密、而且有效。一旦東德國家安全部確認某某人的政治意見，他們會用低調的壓力逼使當事人辭職、逼使學生終止學業。虐待等等酷刑是罕見的，一旦使用，東德國家安全部會迫使當事人轉變成安全部的通報合作者。
2006年有一部關於東德國家安全部的影片《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由德國導演弗洛裏安•亨克爾•馮•杜能斯馬克（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執導。

如何反思東德曆史，如何評價它，尤其如何評價東德國家安全部，一直是個爭議話題，直到目前，人們還為此爭論不休。
人們常常把東德的日常生活描繪成專製製度下的和諧社會，一個由家庭、工作和業餘時間構成的和諧社會。目前公布的安全機關的檔案文件證明，東德國家安全部觸犯人權及相關法律是他們工作的核心，是家常便飯的事。
大多數德國人強調，我們必須不斷反省曆史，保持警醒，唯有這樣才能防止曆史被歪曲或被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來使用。

1991年12月29日，德國通過了“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資料法”（Stasi-Unterlagen-Gesetz , StUG)。德國公開秘密警察檔案的第一天，萬人湧入檔案館，他要看看“到底誰出賣了我”；她想知道“為什麽他把我關進監獄”。出賣人或被出賣的人、迫害者和被迫害者，除了警察、高官、高幹外，也有“良心知識分子”，也有平時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鄰居，甚至家裏最親的人：丈夫、妻子、父親、子女。
2009年1月15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親臨“檔案館”，她強調，秘密警察檔案的公開，是增進人的和解，而絕對不是帶來更多的誤解和仇恨。

公開檔案需要法律，封存檔案也需要法律。德國前總理科爾由於“政治獻金”困擾，他向柏林行政法院提出抗訴，要求封存有關檔案。2001年7月4日科爾勝訴，法院判決：檔案館必須重新加密封存有關科爾類人物的絕密檔案。
根據該判決，我們可以看出，雖然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資料法規定，個人有權使用影響其生活和隱私之國家安全秘密檔案，並且基於確保及促進國家安全機構活動之曆史政治評價及司法再評價，允許公共和私人機構根據本法使用上述檔案資料，但是，該法同樣規定，使用個人檔案必須無損他人之合法利益。科爾勝訴的原因就在這裏，他是公眾人物，公眾人物的檔案，若非經合法程序取得或未經當事人同意，向媒體公布其檔案，便侵犯了個人隱私，是違法的。
一“公開”，一“封存”，顯然看出，你可以通過檔案了解誰迫害你的真相，但若公眾人物不同意，你沒有權利向媒體公布他的資料。

寫於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