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偰：拆城是敗家子行為（圖）

來源：中國青年報

朱偰，字伯商，浙江海鹽縣人，經濟學家、曆史學家，不同於為北京城樓拆除而失聲痛哭的梁思成，當朱偰得知南京城牆即將被拆除的消息時，他選擇了挺身而出。

“為城磚而拆城是敗家子行為。”多年後，女兒朱元春依然記得父親的這聲呐喊。

那是1956年8月份，時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的朱偰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秘書的緊急報告，說是許多人在城南拆毀明代古城牆。

據說，這個名叫拆城委員會的組織還提出了“古為今用”理論：把古城牆作為救災賑濟款，對於失業者實行以工代賑，拆下一塊城磚，可以賣一毛錢。不僅如此，一段始建於東漢末年的城牆，拆下來的條石被敲碎了，用作修馬路的小石子。

這讓朱偰心急如焚。南京的城牆，是明朝初年花了20年的時間建造而成，並以近34公裏的長度，成為當時世界上留存的最大的一座城池。

他當即以“消防隊員的心情和速度”趕赴現場，發現城牆殘破得“似乎剛剛經曆一場戰爭”。那段東漢時代的城牆，已經被拆去一公裏之長，中華門兩廂的城牆也已不見蹤影，眼看就要拆到可容納3000人的甕城了，這也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城堡式甕城。

“實在是不可原諒的一種粗暴行為。”在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上朱偰直言不諱地批評道。為了挽救這些文物，他還為電台寫了廣播講話，又聯合社會各界，總算暫時製止毀城行動。

對此，南京本地媒體在朱偰百年誕辰時評價：“為了保護南京古城牆朱偰沒有沉默以對，而是奔走呼告……50多年前，他的一聲呐喊為我們留下這段城牆。”

在不少人的回憶中，這樣的呐喊，極為符合朱偰的性格。

1935年6月28日，他收聽無線廣播，聽到日寇進逼北平的消息，“仿佛聽到慈母病危的消息一般”，匆匆北上。這位中央大學的經濟係主任，拿起一台德國蔡司相機，曆時兩月，對故都文物進行實地測量攝影。

國民政府在南京大興土木實施“首都計劃”時，他又用3年的時間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完成了《金陵古跡名勝影集》等三部著作。迄今，這些書籍仍然是南京文化遺存最為翔實的實景記錄。

朱元春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那些日子，父親總是早出晚歸，背著照相器材和測量儀器，一些偏遠的地方還是騎馬去的。有一次在明故宮附近拍照被憲兵發現，懷疑他在偷拍軍事目標，直至底片全部衝洗出來發現是文物古跡，才把他給放了。

這位經濟學家，這麽解釋自己對於文物保護的熱情：“夫士既不能執幹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複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保存故都文獻於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

但多年之後，這樣的呐喊，卻為朱偰帶來了滅頂之災。1957年，他以“借保護城牆之名，猖狂向黨進攻”的罪狀被劃為“右派分子”。1968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

談及這段日子，朱元春的聲音，就開始微微顫抖。她記得自己當時剛剛小學畢業，但“整個南京沒有一所中學敢要我”。還沒聽一會兒廣播，江蘇省人民廣播電台就傳來“朱副局長，你究竟要幹什麽”的批判文章。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在人前他們兄妹不僅不敢哭泣，還要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但在這個63歲老人的記憶裏，父親在批鬥會上對於保護城牆的罪名，從未低頭認罪。他總是說：“關於拆城牆，我向政府提出批評，完全是從愛護文物出發，請允許我保留意見。”

隻是，拆牆運動繼續進行著。如今，跟中華門規模相同的通濟門，以及太平門、金川門、草場門、水西門，從南京的地圖上徹底消失了。據不完全統計，從1955年到1979年的24年裏，南京城牆一共拆除了15公裏，這段擁有600多年曆史的古跡，如今隻剩下三分之二。

城牆已毀，呐喊聲也日漸遙遠——1968年7月15日朱偰去世。他留給人們的，是這樣一絲微弱的聲音：“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曆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作者 楊芳）

延伸閱讀:

朱偰（1907～1968）
   
國立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經濟係教授、係主任（1932～1939，1949～1952） 

    著名財經專家朱偰，字伯商，1907年4月15日出生，浙江海鹽人，其父朱希祖（著名史學家）授讀。1919年入北京第四中學學德文，192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25年入本科讀政治，以史學為輔科，1929年畢業赴德國入柏林大學攻經濟，兼修曆史、哲學。1932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任國立中央大學經濟係教授，兼國立編譯館編審，年方25歲。講授財政學、世界經濟、經濟名著選讀等課。次年任係主任，增聘武育幹、厲德寅、餘精一、雍家源、劉南溟任教。對當時我國廢銀元實行紙幣製、反洋貨傾銷、關稅自主問題等做專題講座，在各大報刊發表論文，從此名聲鵲起，並使中大經濟係大負時譽。

    他在課餘，從事考古研究，足跡遍及南京周邊城市，縱橫數百裏，尋幽探古，出版了專著《金陵古跡考》和《金陵古跡名勝影集》，係統介紹南京古文化遺存。
    八一三日寇進攻上海後，應財政當局之請草擬戰時財政計劃，提出以租稅支持公債，公債保證通貨，防止通貨膨脹，以籌措戰費。1938年12月4日在重慶的中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演說，力主維持法幣，穩定匯價，以安定金融，加強抗戰力量。財政部長孔祥熙會後即派員邀聘他為財政部簡任秘書，1939年10月入財政部任職。在部務會議上他再三申述增加稅收穩定貨幣的建議，但當局對他提出的提高所得稅率、舉辦戰時利得稅、試辦遺產稅、獎勵反走私等措施均未采納。三年後，他辭職改任新設的專賣事業司司長，1944年6月後被任為財政部關務署副署長、署長。1949年春，朱偰拒去台灣毅然返回南京，幾天後劉伯承和陳毅特設宴招待。朱偰回中大經濟學任教授，不久任係主任。

    1952年院係調整，南京大學的經濟係並入複旦大學。他仍被任命為係主任，但江蘇省不放，任命他為省文化局副局長，分管文物保護和博物館，兼負省國畫院籌建任務。1956年8月，他突接緊急報告：南京有關部門以建設需要為由正在拆掉城牆！他火速趕去保護這一國寶！令他痛心的是：石頭城南北一段還是東吳和南朝的遺跡，正在被敲碎用於鋪路。朱偰向市領導緊急建議：要求停止這種的毀城行為！同時為報紙和電台寫文章和廣播講話，四處奔走，發動社會各界製止這場災難，終於保住了可藏兵三千的中華門城堡，但門東、門西，規模和中華門相同的通濟門，還有太平門、金川門、草場門、水西門都已毀於一旦。67裏明古城牆隻落下斷斷續續40多裏了。
    在反“右派”時，朱偰的護城善舉卻成了“攻擊市委、猖狂向黨進攻”，而被定為“右派”，撤消一切職務，下放江蘇人民出版社當編輯。1961年摘 “右派”帽後到南京圖書館任江蘇圖書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一開始又陷滅頂之災。1966年八九月間遭多次抄家，家具被搶光，磁器全被砸光，存書焚被燒光；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竟被疑為“國民黨特務”，而慘遭毒打；朱偰終於1968年7月15日含冤自殺。至1978年11月，朱偰得到平反昭雪。在江蘇作協主席艾煊在“帽子和城牆”一文中說：“朱偰的那一頂難受的緊箍帽子，為南京人換回了一座中華門。因此有人建議，南京人是否可用社會集資，在中華門城堡上為朱偰立一塑像.”  

   1926年8月，朱偰寫了一論、再論《五言詩起源問題》刊於《東方雜誌》，1930年寫成50萬言的《日本侵略滿之研究》一書是國內研究東北問題的第一本專著。其譯作有《漪溟湖》、《燕語》等；小說有《泡影》、《悵望》、《流到人間去的紅葉》等。他的文學作品（詩歌以外）有41篇（冊），遊記71篇，經濟論文62篇，金融貨幣論文49篇，分別發表於《東方雜誌》、《留德學誌》、《國聞周報》、《國民公報》、《中央日報》、《財政評論》、《經濟周報》、《外交評論》、《財政學報》、《申報》、《香港大公報》等報刊。新中國成立後的作品則多發表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日報》和《理論學習》上。（趙玉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