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點名批判八一廠的軍事電影

山雨欲來風滿樓。1964年，八一廠的故事片就走到低穀，人員增加很多，卻隻拍了四部故事片。到1965年，廠裏主創人員已經人人自危，江青調看了建國以後拍的軍事題材電影，幾乎都被點名批判。分為四類，一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二是宣傳路線錯誤，為反革命分子翻案；三是醜化軍隊老幹部，寫了愛情；四是歌頌中間人物。

包括廠長陳播，我們都是賣力氣幹活的。文化大革命前我馬不停蹄執導了12部電影，除《腳印》、《這決不是小事情》因情節簡單“逃之夭夭”外，其餘10部電影都成了江青的“靶子”，都有“大帽子”可戴，尤其是我拍的《五更寒》問題更大。它是江青批得最凶的一部，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並列特大毒草。江青認為《五更寒》宣揚叛徒哲學，把共產黨員寫成不是投敵叛徒，就是開小差。違背階級路線，把地主小寡婦寫成幫助革命的“英雄”，對遊擊隊長一見鍾情，充滿人情味。還寫了黨員的動搖，群眾怕革命，整個片子調子低沉，長了敵人誌氣。

八一廠廠長陳播

我拍的電影《海鷹》被江青批為“在吉普車上吃蘋果，有點吉普女郎的勁頭。出征時唱“寧願出征不願在家盼斷腸”，是“小資”情調。《野火春風鬥古城》爭取關團長起義，沒有和當時的鬥爭環境聯係起來，看不到爭取的必要性，美化了關團長。楊曉冬在關鍵時刻軟弱，金環像潑婦，銀環是中間人物，屢犯錯誤。《英雄虎膽》美化女特務阿蘭，寫成被侮辱被損害的令人同情的人物，影片中還大量散布資產階級的糜爛和色情生活，跳倫巴舞，是資產階級生活大展覽，在社會造成極壞的影響。歪曲偵察部隊的形象，於洋扮演的曾參謀化裝後，比土匪還土匪。剿匪不發動群眾，隻靠派進去，與《林海雪原》一樣，都是學蘇聯的一套。《赤峰號》渲染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否定戰爭的正義性，宣揚“和平主義”。艦長水平低，不懂戰術，鬧個人主義。政委沒有原則性，跟艦長跑。孤兒的處理不恰當，插曲不健康。《哥倆好》寫中間人物，沒寫部隊的新麵貌，沒寫大虎為什麽好和二虎為什麽轉變？充滿低級趣味。二虎爬到領導身上換軍銜，點壞了豆腐，出洋相。醜化我軍指揮員的形象，把革命戰士描寫得都像神經病一樣。《帶兵的人》宣揚中間人物，四連落後分子太多了，不像個四好連隊。連長隻是嚴格要求，沒有耐心說服，指導員工作很少，班長很粗暴，敲木魚都敲不到點子上。四好連隊好像就是為了得紅旗，階級教育不夠，區小龍轉變好像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軟的。……我的其他影片也都被江青點出不同程度的問題。反正在江青眼中，我的電影一無是處，全是罪行，全都反動。這一大堆“罪名”鋪天蓋地砸過來，我徹底蒙了。

醫生迫於造反派壓力，謊稱我沒病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在江青操縱下，八一廠的生產全部停頓下來，攝影棚成了批鬥大會的會場。我記得我們是在1966年挺熱的時候被揪出來的，每天不是寫交代，就是挨批鬥。       

       批鬥我們的方式是這樣，造反派有一個班子，研究這個電影反動在哪裏，寫出發言稿，在大會上念。今天批判反革命導演某某，押上來！交代拍這個電影的反革命企圖。交代完，接著上綱上線地批判，最後看電影。      

(八一廠批鬥會現場)

凡是跟我觀點認識一致的，也必須要批判我，我也要批判人家。在那種情況下，非發言不可，但一聽就能聽出來，誰是真心，誰是假意。有的人深惡痛絕，大聲叫喚，但幹打雷不下雨。什麽“反動透頂”，“千刀萬剮”，一聽，沒內容，全是空話。

錄音棚有隔音設備，“鬼哭狼嚎”外麵聽不見，於是成了毒打審訊的刑場。造反派多次召集上千人的批鬥大會，給我們這些“黑幫”掛上“反革命”的牌子。我開始的罪名還隻是“三名三高”，1967年被扯進“八一六殺人奪權黑會”，成了敵我矛盾，幹脆被關起來了。因為三天兩頭挨打，我剃了個光頭，想抓頭發，沒有。不少人被打得受不了，隻能違心認罪，先認了將來再翻案；也有人考慮自殺。當時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怕利用群眾鬥爭把你打死。那時群眾亂打，打死就打死了，沒人償命。被國民黨反動派關進監獄，死了是烈士。而被造反派打死，那隻能是反革命，所以我心裏非常難受。我要保護自己，不能白白被他們打死。

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有低血糖的毛病，一犯就全身發抖，出冷汗，必須馬上喝一杯糖水或吃一些甜食才能緩解。所以我每次出外景都要帶一些吃食。批鬥會就沒有這個“待遇”了，有一次批鬥時給我戴上高帽子，我憤懣極了，又沒有吃好飯，低血糖犯了，冷汗淋淋，搖搖晃晃馬上就要摔倒。造反派把我拉扯到後台，醫生讓人從食堂拿了兩個涼窩頭給我吃，才緩解了症狀。醫生迫於造反派的壓力，說我沒有病。造反派又把我拉到台上批鬥，並宣布我剛才是裝的。文化大革命後，這位醫生當麵向我道歉，說當時不那樣說不行，我原諒了她。

張加毅教我自己拔高“罪行”

每次批鬥會批一部片子，拍電影少的導演就少上台“亮相”，而拍片多的導演就倒了黴。我“毒草”最多，所以挨批鬥的次數也最多。挨鬥少不了“噴氣式”，腰拚命彎著，兩隻胳膊被兩個大漢揪著朝天，因為像噴氣飛機，故名“噴氣式”。短時間還能咬牙堅持，時間一長就吃不消了。一場批判會下來，我的腰都直不起來，而且一夜也緩不過來勁。想解釋，你算是秀才遇見兵了，怎麽說你都沒有理，一部片子檢討多次，我仍然過不了關。不光你受不了，陪鬥的導演也受不了。

紀錄片導演張加毅悄悄對我說：“老嚴，這樣不行，你弄不好要被弄殘廢了。要保存自己。”他給我出主意，“硬頂不行，你上綱上得比他們還高，他們         

就批不下去了。”紀錄片導演張加毅1938年參加革命，他能吃苦，西沙、南沙他都去過，人很聰明，再枯燥的題材到了他手裏也能生動起來。他導演的紀錄片很出名，像《移山填海》《綠色的原野》等好幾部紀錄片在國外得獎，在中國算是一絕。世界紀錄片大師伊文思到中國一定要找張加毅，所以大家叫他“張文思”。造反派說他把新疆國土賣給俄國，張加毅說：“不是我賣的，是清朝賣的。”“就是你賣的，你拿了多少錢？”“賣了不少盧布。”“錢都被你拿到哪裏去了？”“在莫斯科銀行存著呢。”鬥得張加毅沒法子，隻得自己上綱，上得比造反派還高。說“我寫這個東西，就是出賣國土伊犁河，就是想告訴蘇聯，有一條河從你們那裏流到新疆，你們快來侵略吧，快來吧。這個新疆就是你們的地方。”其實這根本不可能嘛，造反派的批判稿子都沒上這麽高的綱，果然批不下去，隻好草草收場。

　　我一聽不錯，可是你不知道哪天批你哪部片子，這我就留了心眼。批鬥大會放在大攝影棚，掛上銀幕。“黑幫”排隊從後麵轉過來，前麵有人舉著牌子。我往放映機那裏掃了一眼，一摞片子是《英雄虎膽》。哦，今天批我！乘他們不注意，我一個人跑到台邊上蹲著。“今天批判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把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押……”咦？找不到人了。我趕快站起來：“我在這裏。”全場觀眾往台上一看，全樂開了。造反派惱羞成怒：“今天非挖出你的黑良心來，你為什麽拍這部片子？”“為什麽拍？”我早就緊急想好了，胸有成竹地說：“蔣介石在福建有九股特務登陸，我歡迎蔣介石，拍片子給他造輿論，就是要配合他反攻大陸，意思是你們快來吧。”造反派聽我這麽一說，頓時傻了眼，哪有這麽厲害？底下群眾都知道是什麽意思，捂著嘴，想笑又不敢笑。本來造反派想萬炮齊轟，全卡了殼。幾個造反派頭頭“蛐蛐蛐”一商量，無可奈何地說：“今天嚴寄洲的態度很壞，滾回去！”空喊了幾句口號，就把我趕下了台。嘿！張加毅這法子真靈，逃過了“噴氣式”。這個鬥爭策略很有意思，好長時間，成了我的政治笑話。不斷有人跟我開玩笑：“你立了那麽大的功，蔣介石怎麽沒給你發一枚勳章？”

這之後我就有了經驗，我準備好了，就等著批判《哥倆好》呢，這也是江青大肆批判的一部影片。可是奇怪，批了好多影片，始終不批《哥倆好》。以後才知道，造反派說：“這片子怎麽批？喜劇，大家看了哈哈大笑，氣氛全不對了嘛。”可是，因為與我毫不相關的電影《舞台姐妹》，我卻挨了一次批鬥。導演謝晉拍完《紅色娘子軍》，風頭正健，又準備拍《舞台姐妹》，把本子拿給我看。是越劇，太有意思了。謝晉當著好多人問我：“怎麽樣？”我說：“這本子太好了，全國所有劇本讓我挑，我絕對挑這個。”文化大革命開始，《舞台姐妹》成了大毒草，我也沾了“光”。批我吹捧《舞台姐妹》這麽個大毒草，你“修”到什麽程度了。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謝晉說：“因為《舞台姐妹》，可把我批慘了。”謝晉還挺奇怪：“《舞台姐妹》不是我的嗎？為什麽批你？”我說：“還不是我說了一句《舞台姐妹》的劇本好嘛。”

隻有一次鬥爭會我出了“大洋相”。八一廠抄了羅瑞卿的家，掌握了我的一個證據。他們故意問我：“反革命分子羅瑞卿你認不認識？”“認識。”“什麽關係？”“上下級關係。”“你給羅瑞卿寫過信沒有？”“沒寫過。”“真沒寫過？”“沒寫過。”“寫過怎麽辦？”“寫過槍斃。”“你敢寫字據嗎？”於是我寫了一張字據：“我要是給羅瑞卿寫過信，槍斃！”下麵署上我的名字，還自己劃了一個叉。造反派罵我：“不見棺材不掉淚。”一個造反派揪著我的胳膊讓我看，“誰的字？”哦，毛筆字，真是我寫的，我早忘到腦後了。以後我再說什麽造反派也不相信，非說我是“大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