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統計係主任應誌良又回國了，此次他特地來探親。這是他四個月內第二次回國了。四個月前，他曾經回到複旦大學，參加母校78級數學係畢業三十周年聚會。

高考恢複後，最初兩批複旦數學係學生相繼在1982年1月和6月畢業。他們中的大多數通過高考進入大學，而後選擇出國、讀研或創業。現在他們中的有些人已成為國內外知名大學教授，也有部分或在商界立足，或在各級政府機關任職。複旦82屆數學係畢業生也因此被網友稱之為“史上最牛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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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學校裏的老師通知應誌良，國家恢複高考了，為了同學複習，許多課餘活動都解散。

在應誌良曾就讀的上海市龍山中學，物理和生物分別被稱為工業基礎、農業基礎，老師上課也多用上海話教學。應誌良至今記得的化學元素周期表仍是上海話版的。

當時在畢業班就讀的應誌良，正好有一年的時間可以複習參加高考，但在當年的第一屆全國中學生數學競賽中，他取得了參加全國比賽的資格並獲獎。“競賽題目從來沒看到過，當時也不知道可以通過競賽進大學。”應誌良說。

最終，全國決賽有57人獲獎，其中25人來自上海。在當時複旦大學校長蘇步青的動員下，這25人中的絕大部分進入了複旦大學。“我當時想過去北大，後來蘇先生說去複旦，就去了複旦數學，隻要有大學上就很好了。”就這樣，他成了複旦大學78級數學係的一名新生。

比應誌良早半年入學的77級學生吳宗敏，上大學前在上海無線電八廠當工人，在機修車間維修空調、冰箱等。聽聞高考恢複，吳宗敏產生了報考的念頭。

當時大型國有工廠，特別是電子行業的工人，是社會上最好的工作，穩定且待遇不低於“文革前”的大學畢業生。吳的同學家長勸他放棄高考，保住一份“鐵飯碗”，避免畢業後被分配到外地。

可吳宗敏還是覺得，這是人生中一件應該做的事情。“文革”開始時，吳宗敏還在上小學三年級，並無高中教材和練習資料。為了準備高考，他和同學隻好向“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借，將資料抄下來複習。

填報誌願前，吳宗敏隻聽說大學裏有數學、物理、化學、中文、新聞等專業，也不清楚自己想讀什麽。當時徐遲關於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很受追捧，他又向技校裏一位複旦物理係畢業的老師谘詢了一下，最後將前兩個誌願分別填上了複旦和上海交大的數學、物理專業。當時規定上海學生必須要填一所外地院校，吳宗敏便將北大的數學與物理填在了第三誌願。

在上海無線電八廠，那年一共有4名學生考取大學。去複旦數學係報到的當天，廠裏工人將大紅喜報貼到吳家門口，給吳宗敏戴上大紅花，一路敲鑼打鼓送到了複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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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敏是第三個來到宿舍的，在他之前來的是李源潮。在複旦大學校友網上的一篇訪談錄中，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的李源潮曾回憶道，盡管1968 年就參加工作，但十年來他一直希望能有機會上大學，因此當高考恢複，他便瞞著父母和同事報了名。當時，李源潮是已有四年教齡的數學教師，高考當天，他上午請假去參加考試，下午回來繼續工作。他隻想要學好數學，畢業後繼續當教師。

作為恢複高考後最早的兩批大學生，77級、78級學生的年齡情況十分複雜，包括已經工作多年的考生、應屆高中生，甚至有跳級的學生，年齡差距可達15-20歲。但無論長幼，在十年的知識匱乏後，“希望上大學，並最終能考上大學的同學都是熱愛學習的。”吳宗敏說。

1980年代的複旦自修室和圖書館座位也很緊張，學生經常要去搶位子，實在不行，隻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間裏去自修。入學時，寢室10點半熄燈，大家都覺得熄燈太早了。作為學生代表，李源潮專門找了蘇步青校長協商，最終將熄燈延遲半小時。寢室熄燈以後，數學係的同學都到走廊上背英文，甚至自備手電筒學習。

在學習上，大家對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接受《南都周刊》記者采訪時，現在仍在複旦數學係工作的78級學生邱維元對一次考試印象深刻：“第一學期的數學分析，我隻考了78分，已經是班上最後幾名了。那時候考不滿80分就認為考得非常差了，不好意思了很長時間。”這也是他大學學習過程中，唯一拿到的一個低於 80分的成績。

據吳宗敏回憶，“當時學生麵對的功利誘惑比現在少，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數學”。當時學校老師曾說，1949年之後，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麽勤奮的一屆學生。

當時的複旦數學係隻有蘇步青和穀超豪兩名教授，現移居美國的中科院院士夏道行，那時在複旦也隻是副教授，其餘給學生上課的都是講師。對於吳宗敏和李源潮這批學生而言，印象最深的還有當時的班主任孫芳烈老師和指導員楊浣明。

在接手77、78級學生時，孫芳烈已經快40歲了，還有兩個孩子，為了能更好地照顧這批學生，孫把小孩全托，隨時隨地和學生在一起，沒事就來寢室聊天。在他的輔導下，吳宗敏所在班級在數學分析的考試中，14人獲得滿分，這件事甚至得到了蘇步青校長的關注。

在本科階段，吳宗敏認為，他的成績並不算班級裏最好的。他偶爾會去詢問班主任及指導員，他的成績在班級裏怎麽樣，班主任及指導員都告訴他：“你當然是最好的。”當時吳宗敏聽了很高興，同時也激發了學習的積極性。現在回想起來，他意識到，這是他們的教育方法：“他會使得每個學生都認為自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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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宗敏是恢複高考後，複旦大學出國留學政策的第一批受益者。本科畢業後，出於對學習熱愛，他報名了研究生考試。在那份報名表的一個角落裏，有一行小字寫著：是否願意作為出國留學代培生。開始吳宗敏沒有填，他覺得出國是最優秀的人的事情，與自己無關。就在排隊交表的時候，他和同學互相翻看彼此的報名表，有同學對他說，有人成績不如你，他都填了。就這樣，在交表前兩分鍾，吳在表上畫了一個勾。

通過研究生考試後，吳宗敏本想留在複旦數學係讀研，沒有想到學校通知他到德國哥廷根大學數學係去學習。那是中國教育部和德國簽訂的交流協議內容，連專業和導師都已經確定了。

吳宗敏在上海圖書館查閱到了導師Schaback的研究方向——計算數學。一向不喜歡計算的吳並不滿意這樣的安排。當穀超豪先生在德國訪問時，吳宗敏懇請穀老是否可以通過關係幫助換一下專業；穀老卻認為，既然已經簽好了協議，再換導師是對導師的不尊重。

吳宗敏後來也想通了：“就像毛主席說的：共產黨員好比一顆種子，把你放在哪裏就在哪裏生根發芽。” 在1982年，複旦數學係一共派出了6名學生，分赴美、德、法留學。

出國前，吳的母親哭了出來，覺得兒子一走，天涯海角就好像是永別。“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出國是怎麽回事大家都還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禍都不知道，”吳宗敏說，“當時覺得，留學就是去讀書，畢業了就該回來。”

在工作分配製的時代，擺在留學歸來的吳宗敏麵前的，是五六個高校的聘書。他最終回到了複旦，因為在讀博階段，複旦的老師們在與他的日常聯絡中，都希望他能回來任教。在吳宗敏看來，上大學、讀研、留學、再回國，這是很平常的一條路。

與吳宗敏報名考研不同，在度過了“最幸福的本科四年”後，應誌良突然接到通知，說係裏麵要找他談談。他當時並不知道，這次談話會將自己送出了國門。“當時根本沒想過出國，隻知道留學回來的人都是很優秀的。” 應誌良說。

在那個年代，對於當時畢業生月收入不足50元的學生而言，25美元的托福考試費是一筆不小的開銷。好在當時的出國留學手續常不齊全，語言考試也不是必須的，穀超豪先生為應誌良寫了推薦信，最終，應誌良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了。

離開剛從“文革”陰影中走出的上海，在哥倫比亞的宿舍裏，應誌良和同學第一次見到了家用冰箱。開始時，他們分不清冷凍和冷藏的區別，把牛奶放進了冷凍室。不過既然是“從落後地方到了發達地方”，應誌良很快就適應了紐約的生活。

從哥大獲得博士學位後，應誌良赴伊利諾伊大學任教。從中學生到大學教授，應誌良覺得自己的這一切並沒有什麽計劃，他用了“隨機遊動”這個統計學術語來形容他的經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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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吳宗敏等人出國留學的時候，李源潮以他所希望的教師的身份留在了複旦。入學前就是黨員的他，很快就成為了班級團支書，而後又是數學係的團總支書。“做了五級團的書記，做了五個單位的黨的書記；就此，這個書記就沒再離身。”李源潮在訪談錄中說。

在今年畢業三十周年的聚會上，李源潮攜妻兒一同出席，77級同學還按照30年前畢業照時的位置，拍了聚會的合影。畢業時，李源潮站在了第二排最右邊；現在，盡管攝影師請他站到中間，他也沒有同意。“這是大家商量好的。”吳宗敏說。

吳宗敏還記得，入學時，他和李源潮分別選了寢室裏靠窗的兩個下鋪，到了大二，李源潮主動提出與靠門口的上下鋪同學換一下，由此李和吳成了上下鋪，“李源潮睡上鋪，他選了寢室裏最不好的位置。”那時每次一起在外吃飯，吳宗敏總是會幫大家到窗口拿菜，李源潮則總是搶著買單。

在李源潮調任複旦團委副書記時，他的78級同學潘皓波接任了係裏的團總支書記。在做學生工作的過程中，潘皓波讀了很多報紙和文件，認為自己“和經濟體製改革走得近一點”。他當時認為：改革既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為了參加到改革中來，他創辦了勤工助學，與11家單位聯係了132個勤工助學的崗位，而後在此基礎上創立了複旦學生谘詢科技開發中心。

當時，潘皓波還是一心想做研究。從複旦數學係本科畢業後，他考入複旦信息管理專業讀研。在一邊讀書一邊任教的過程中，他意識到信息管理方麵的教師缺乏實踐，他便離開學校進入上海中旅集團積累經驗。起初，他還抱著做幾年就回學校的想法，卻沒有想到，在那裏一幹就是10多年，並自行研發了一套旅行社管理軟件。為了讓軟件在全國範圍推廣，2001年潘皓波下海經商，並創立了現在的金棕櫚集團。

在82屆的學生中，有不少人在後來都選擇了自主創業或進入華爾街，潘皓波是其中一位。徐幼於最早發現警示次貸風險，而在美國金融界出名；陳振華在學生時代就幫老師同事修電腦，編代碼對他來說很容易，因此後來創辦了Cybercon公司，為IBM、Apple等公司產品提供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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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著學生時代和同學建立的廣泛聯係，在老同學的協助下，潘皓波張羅起了畢業三十年聚會。一輪又一輪的邀請發到了大多數同學手中，遠在美國的範劍青也收到了這封邀請信。

出生於福建莆田縣一個農民家庭的範劍青，在中學裏幸運地遇到了一批當時被稱為“臭老九”的好老師。受他們影響，隻有15歲的範劍青在恢複高考次年就考入複旦78級數學係，後又考入中國科學院應用數學所，在職攻讀碩博。

1985年前後，大陸學生出國留學漸成趨勢，國外大學也逐步向中國開放了個人自由申請。“年紀小，周圍人的影響就大。”範劍青稱自己就是在這個時候申請到了留學的機會。

在當時，申請一所學校的郵寄費和申請費相當於範劍青月工資的一半，了解國外大學也必須到國家圖書館查找資料。為了節省成本，他找出一份統計學專業的大學排名，隻申請了排名最靠前的四五所大學。最終，他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在伯克利，範劍青遇到了兩位曾獲麥克阿瑟天才獎的導師，在統計界，能獲此殊榮的至今也隻有四位。“其中年長一些的那位導師比較傳統，年輕的那位導師想法特別多，他對科學的理解對我影響特別大，”範劍青說，“有時我把我的演算結果拿給老師看，但他說不用看，我知道中國人做數學可能比我都好，我就跟你去喝咖啡，聊聊數學，教你怎麽做有創意的研究，探討什麽是知識創新。”

博士畢業前夕，範劍青找到了一份在美國擔任教職的工作，就留在了美國。這之後，他雖然一直都有著回國的想法，但機會卻越來越少。

如今範劍青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金融係的終身教授，並獲有被譽為“統計學屆的諾貝爾獎”的“考普斯總統獎”。在他之後，他的同學孟曉犂也曾獲得過這一獎項。

在複旦數學係完成本碩學習後，孟曉犂留學哈佛，成為哈佛統計係第一個複旦學生。初到哈佛的第一周，他選修了Rubin教授關於人口普查統計方法的應用課程。當時他很不理解：統計人口有這麽難嗎？在課上到一半時，他忍不住舉手提問：“Rubin教授，在中國大陸，人口普查很容易，清點人數就行了。”Rubin教授愣了一會兒說：“曉犂是非常天真的（Innocent）。”多虧當時一個在場的台灣教授為他解了圍：“我知道曉犂的意思。我們台灣也很容易，我們有宵禁。”

孟曉犂最終適應了美國的生活，在他任哈佛統計係係主任期間，統計學係成為哈佛最具跨學科特點的係科之一。幾個月前，他又成為哈佛曆史上第一個華人研究生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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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那些曾經的同學逢年過節都要聚會。2009年，現任斯坦福大學生物統計係教授的複旦數學係82級畢業生陸盈從美國西海岸飛抵普林斯頓大學，借著兒子即將到範劍青的實驗室裏實習的由頭，他想與六位昔日同窗熱鬧一下。

閑聊中，陸盈提及範劍青、孟曉犂接受加州某中文台的采訪並上了電視，大家便找出視頻來看。一位參加聚會的同學在博客中寫道：“當孟曉犂出現在鏡頭裏的一霎那，吃驚的絕對不止我一個人，這頭發也掉得太快一點了吧？”當時在場的範劍青說，電視台采訪當天本來還要回答觀眾提問，但沒有一個電話打進來。這位同學打趣說：“如果早點通知我們，怎麽也會準備些刁鑽問題來捧場，比如說問問孟曉犂，學問和頭發的數量之間有什麽統計關係等等。”

昔日同窗如今各為人父母，範劍青的女兒Mary已經從普林斯頓畢業了。和很多美國學生一樣，Mary也出去打過工。她的父親雖已在海外生活多年，卻還是和很多中國家長一樣，對年輕人的課外生活不夠理解：“我花了這麽多錢給你讀書，你卻把讀書的時間拿來打工，算算時價多虧啊！”但實際上，範劍青自己也有些矛盾：“其實我一輩子都沒走出過學校，挺遺憾的，年輕人應該出去看看。”

畢業三十年之際，77級和78級四百餘名同學先後回到複旦，此時曾經的同學已在各行各業立足。據不完全數據統計，在中組部、科技部等國家機構任職者約有十餘人，創辦或加入各類公司工作的有50餘人，從事國內外科研教學工作的約有45人。應誌良說，每次回國，他都“一定要回複旦，看看老師和同學”。範劍青雖參加了畢業三十周年的聚會，卻錯過了當天上午的開幕式。他也因此自嘲：“我已經不了解中國文化了，不知道開幕式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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