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父親的戰場》 章東磐/著

今天你從昆明乘汽車前往畹町，當年的滇緬路已經一寸都看不到了。寬闊的高速公路讓汽車可以像風一樣刮過崇山峻嶺，深溝和兩山之間，被數百米高的鋼筋混凝土大橋架成坦途，太大的山就挖一個長長的大洞，讓幾輛並行的汽車毫無阻滯地衝過去。大理到保山原是山勢最陡峭的幾百公裏，直到前幾年才修通高速，習慣在山路上盤旋的司機們爽得一塌糊塗，他們第一次發現上百公裏可以一直踩著油門走，還不用擔心過去不到一百米就拐一個急彎的對麵突然冒出逆行的大貨車來，於是有人麻痹了，極速狂飆如飛，結果真的從高上雲端的新公路上飛了出去，他們在將近一分鍾後才會掉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滇緬公路。因為那條路是六十多年前的雲南山裏人幾乎全用鋤頭挖出來的，大多數路段都是無奈地沿著巨大的山體形態蛇行。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哪條山路上流過這麽多的鮮血。因為為著這條一千一百多一點公裏的公路爭奪戰，有超過四十萬至少六個國家的軍人陣亡在與它直接有關的戰場上，如果再加上至少兩倍於此數的中緬兩國死難平民，則這條蜿蜒的崎嶇山路上每一米都是一條人命，每一米仰麵朝天地躺著一位死者，他們手拉手從雲南省會昆明連接到緬甸的交通樞鈕臘戍。也就是說，這條路從修築起的不到五年，幾乎用人的骨肉又重新鋪了一遍。

一直到新世紀來臨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實際上都並不知道這條公路對我們整個國家的意義，似乎也沒有人認真地研究過它。以至於在這條公路占大頭的雲南，幾十年來都用一張“二十四拐”的著名照片來詮釋這條確實險峻而多彎的戰略公路。

2000年的時候，雲南的民間學者戈叔亞發起狠來，他騎摩托，搭汽車，徒步行走，對照著那張幾乎六十年前的照片尋找它在滇緬公路上的位置，結果，他沒有找到。戈叔亞是個很認真的人，他因為酷愛探究滇緬戰場的曆史而沒有時間，索性早早辭去了與此無法發生關係的工作，下海經商，試圖以商業成功支援自己的瘋狂癖好，因為用田野調查的方式研究曆史是個燒錢的行當。據說他也小有成功，在昆明人絕大多數安步當車的年代就買了摩托車。但他終於沒當上大款，止步於汽車時代的門外。這個生意場上的失敗者幾年之後卻幹了一件讓整個雲南震動的大事，他公開發表文章，告訴大家：那張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照片不是在滇緬公路上拍攝的。因為他在貴州找到了那段路。他右手舉著那張老照片，站在當年拍攝者同樣的位置上，身後就是那段繞來繞去的盤山公路。

那時我還在參與編輯《華夏人文地理》，因為這個雜誌是從雲南的《山茶》演變而來，所以會更關注雲南社會科學界的動向。戈叔亞這個發現公布之後，一個有趣的現象發生了，當地幾位有頭有臉的官方“學者”們約好了一樣撲上來， 好像戈叔亞僅僅因為尊重事實而講出的真相是一件讓本省很丟臉的事情。我記得有一篇發表在當地報紙上的文章，主題是說雲南人民的抗日功績不容抹殺。這個說法讓我驚詫了好幾天，因為無論那張照片上的路在不在滇緬路上，調查者戈叔亞都沒有要抹殺本地人民的抗戰曆史呀！還有一位更絕，他告訴讀者，戈叔亞證明“二十四拐”不在雲南是多麽的沒道理，因為滇緬路上比這個照片上拐還多的路多得是！

這件小小的公案對於現代中國的學術界是多麽的微不足道，以至於除了當地，再也沒有外麵的學問家參加這個本就不該發生的討伐與爭論。而且事件的發展印證了那句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年，戈叔亞在當地媒體發起的評選本省十大有影響人物時高票當選。我之所以在許多年後還要不厭其煩地重提這件事，隻是想告訴此書的讀者，千萬不要被號稱權威的假學者們和印成鉛字的厚書唬住，隻要是講中國抗戰的事情，很多都值得我們趁著當事人沒死絕的時候再重新調查一番，別讓虛假的信息在我們長年自卑進而急需自我鼓勵的脆弱內心安營紮寨，以至於聽到真話自己受不了。

1999年，我第一次自己駕車駛上滇緬公路，開過大理之後，還有不少的路段依稀間保存著當年的樣貌。時近黃昏，金色的陽光斜斜地灑滿在路上，讓那條被六十年的汽車輪胎和鞋底拋光成晶瑩剔透的彈石路燦爛之極，襯著背後蒼黛的遠山，有一種漸上天際的絕世之美。這種叫做“塘石路”的路麵是滇緬公路的特色，在今天所存無多。它是用俗稱“狗頭石”的長條石塊豎著擠壓排列成路麵，兩側再用巨大的石塊擋住它們，使每一塊石頭經年累月都不會稍微的鬆脫。石頭當然不怕高原暴曬的太陽， 所以永無柏油路麵一到夏日經常稀乎爛糟的局麵。當然也不怕雨水衝刷，沒有土路一下雨變成一條爛泥溝的擔憂。而且石頭朝上的部分大約拳頭大小，即便稍有不平，輪胎走在上麵並不巔簸。同車的雲南探險家金飛豹一臉自豪地告訴我：這種路麵是雲南人發明的。我想也沒想就點了頭，路是人家山裏人建的，這麽智慧的鋪路方法當然也歸人家。

好幾年之後，和孫敏、戈叔亞一起為雲南電視台做片子，重走滇緬路，才讀到當年親身修築滇緬路工程負責人的著作。那書上告訴我們，盡管滇緬路的工期被內陸的戰火催逼甚急，但所有路段與橋梁的上馬開工都不曾一絲馬虎，全部是專業人員親身勘測後嚴格按標準設計的。這支專業隊伍大多來自當時中國工業與建築業最發達的上海與江浙，全部是國內的頂尖高手。正是這批人，從根本上奠基了這條公路能夠擔當得起整個中國戰時唯一動脈的重任而不曾發生質量與設計缺陷的問題。今天在昆明城西，有一座專門建給這條路的雕塑牆，我在上麵沒有找到一位設計者與工程管理者的名字，它傳遞給我們的仍然是當地山裏人用鋤頭和蘿筐弄出了這條生死攸關的民族生存之路，我一點也沒有否定人刨肩扛的偉大與堅韌，但是以當時雲南的工業水平，缺了那些其後幾十年仍以自己的智慧之光照耀中國道路與橋梁史的泰鬥級人物，這條堪稱世界第九奇跡的不朽巨作絕不可能僅僅誕生在塵土飛揚之中。

那書上還專門講了塘石路的設計依據來自上海，同樣的路在那座亞洲最繁華的城市裏已經被碾壓了三十年而毫發無傷。這是很重要的實證依據，那麽重要的戰略公路，采用任何路麵的鋪設方案，必定要求萬無一失，靈光閃現的計上心頭是不可能被通過的。再深究下去的事那書上沒講，因為當年的工程管理者不會想到七十年之後的榮譽歸屬。上海最早的塘石路其實是法國工程師修的，因為早在一百年前，巴黎大改造的時候，中世紀汙水橫流的街道就被喬治·奧斯曼男爵全部鋪上狗頭石了。那路有多實用、多耐用，淘金於上海的成功法國大亨當然最清楚。那些家夥大多在法國沒混出名堂，但卻在遙遠的東方成功了。回不去巴黎，咱自己拷貝一個。舊時上海之所以被稱作“東方巴黎”，除了它的繁華，這夾在兩排法國梧桐中的塘石路平添的形神兼備功不可沒。有意思吧，那幾十年來為抗戰中國掙夠了麵子的金子般閃亮的路麵，不僅不是拚死修路的雲南人民發明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咱們中國人的發明。

2007年的時候，我在巴黎細細端詳著塘石路的祖宗，一百五十多年了，它們目睹街上從隻屬於貴族的鐵輪馬車孤獨地馳過，變成了無數平民駕馭成千上萬五光十色的汽車穿行，仍然安穩地躺在歐洲之心的顯要之地。它們哪裏知道，論輩份該叫它爺爺的滇緬公路的那些路麵，在遙遠的中國邊關，都已經成為古董，需要知情者悉心尋找才看得到了。這有點兒像中國的現代史，離得那麽近，卻那麽難找，那麽撲朔迷離，等你一不小心真找到了，從不動腿的人撲上來一齊告訴你，你腳下踩著的，手上摸著的，眼睛裏親見的都不是真的。

這條滇緬路是抗戰中國的血脈，也是緬甸之戰的導火索。對於曾經期望三個月搞掂中國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這條路擋住了他們邁向完勝的步伐。

曆史不能假設，至今我們想不出當年如果沒有這條路，中國是不是就真撐不住了。反正為了切斷這條路，日本人生生把緬甸這個寧靜的翡翠般美麗的佛教之國一把拖進了全然與它無關的中日之戰。早些時候，我總覺得日本進攻緬甸是為了抄中國政府的後路，因為他們溯長江而上的意圖被中國軍隊的頑強阻擋住了。但等我親身走上了滇西舊戰場，才深切地了解諳熟中國地形的日本人沒有我這麽天真。這個山地麵積占全省97%的省份，不是海島國家的陸軍走得過去的。所以，日本軍隊把發起於緬甸的戰役定名為隻一個“斷”，戰略意圖清楚明了，徹底切斷中國的陸上補給線。

我聽一位在抗戰爆發前夕在中央軍校修習炮科的老軍人告訴我們：那時候，中央軍校炮科要實彈射擊，用幾發炮彈，都必須要校長簽字，而校長就是全中國的軍事統帥蔣介石。軍事物資管到這麽細，國家軍事資源之匱乏，這一個例子已經說明問題了。那時的中國，麵粉叫洋麵，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連釘子都叫洋釘，如此落後的中國與亞洲第一工業國日本開打，那現代化的日本軍隊是不會給你送吃送穿送槍炮的。戰爭打到第五年，中國的抵抗仍然沒有被摧毀，很大程度上都靠著這條唯一的血脈。槍炮、彈藥、汽油，最基本的支撐中國戰鬥下去的物資從海上運到緬甸仰光港，再以鐵路轉運，接駁至滇緬公路的汽車運輸線上。那條幾乎是懸掛在層巒疊嶂上的公路上，日夜奔馳著各式各樣的貨車，很多都是南洋的華僑為祖國抗戰而捐獻的。

前年冬天，一個偶然的場合，我在深圳見到了一位年近九十歲的老人。他身體己經不太好，日子也並不寬裕，和他熟悉的朋友們對老人都極為恭敬。他隨身永遠帶著一個拉杆箱，裏麵放著他一生的寶貝。他怕深圳治安不好，出來吃頓飯的工夫，被賊把箱子從家裏偷走。由於我與他是初見，又聽朋友說我對滇西抗戰的曆史感興趣，他特意打開了自己的藏寶箱。

那箱子裏收納著他的一生。老人叫胡長發，他的家族是華人世界中曾經最富有的胡家，胡家的虎豹萬金油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享譽海內外，老人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中那頭豹的二公子。胡老先生打開的全是曆史，從六十多年前年輕的他與同樣年輕的蔣緯國將軍如兄弟般相依的合影，到數年之後他在美國學習駕駛軍用戰機的英姿，再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稱為老總統的蔣先生在台灣記不住第幾次又“當選”總統後與國大全體代表合影的長卷式照片。他展開那張將近兩米長的照片，正中都是曆史上熟悉的麵孔，他指著最左邊角落裏的中年軍官，告訴我，自己不是代表，是老總統的侍衛官，所以也照上了。

他回憶滇緬公路剛開通的歲月，他的父輩讓他領著整整一隊華僑同胞們捐贈的卡車和全部的司機從南洋浩浩蕩蕩地長途跋涉抵達昆明，那就是名載史冊的南洋機工的一支。老總統專程派蔣緯國先生到昆明歡迎他們，老人告訴我，除了那些汽車，那些車上的物資，那些誌願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機工，他親自押運的還有包括他們家在內的華僑捐給祖國的一卡車黃金，那是給國家買作戰飛機用的。年輕的胡公子與機工們一路風餐露宿，他說，路程比出門前預計的長得多，艱苦得多，但是他沒有動用過一點點黃金給自己買飯吃。

此後，他與緯國將軍去到陪都重慶，老夫人對他視同己出，並送他去美國學習空軍。老人自豪地告訴我，在諾曼底登陸的時候，偌大的盟軍轟炸機群中可能隻有一個中國飛行員，就是他。

我曾在幾年前為了尋找一座當年美國工兵架設於滇緬路上的鋼橋而走過一段極凶險的老路，一段早已廢棄掉的老滇緬路。那天已近黃昏，下著雨，那路陡到我們下坡的時候掛在一檔還要經常踩住刹車。那是接近40度的陡坡，一麵是峭壁，一麵就是懸崖。既使不避讓對麵來車，也讓人開得手心出汗，膽戰心驚。這不是越野賽場，隻要側滑，隻要刹車失靈，一旦翻出去，根本就是不需要救援的。我無法想象當年的機工們老舊的卡車在滿載時是怎樣開上去的，他們的車遠不是我們今天哪怕是最差的越野車，隻要舍得踩油門，再慢也上得去。

戈叔亞告訴我，那時許多南洋華僑機工駕駛的還是燒木炭的卡車，上這樣的陡坡，要燒好一會才能往上衝一小段，車上放著幾塊三角木，每到車衝至無力，站在車門外的助手要立刻跳下車去把三角木塞在輪下，防止溜車。等車燒好壓力，又要飛快地拉出墊木，跳上車，否則就要跟在後麵跑，因為那個車不能停下等人。想一想吧，在海拔兩三千米的地方，那有多危險，又有多累，在今天有什麽樣的極限運動可比它的萬一呢。我不知道，這些本是平民而又生活相對優渥的機工們，有多少人為著自己素未謀麵的故國能夠掙出滅頂的深淵而舍身在了滇緬公路沿途的莽莽群山之中。在我所走過的滇緬路沿線，沒有看見一座屬於他們的紀念碑。

為著保住這條路，中國軍隊從國內派出最精銳的部隊出境作戰，要知道此舉對於早已戰力枯竭的膠著抵抗戰場無異於釜底抽薪。雖然那是配備有汽車兵團的當時最現代化的中國陸軍精英，但是我看到的一副出征時的曆史照片仍讓我剜心般痛，那支入緬遠征的部隊，竟還是用肩上的扁擔挑著行軍鍋！就是這樣的裝備水平，已經是那個時候我們國家最能拿得出手的僅存家底了。

遠征大軍中待命出征的200師曾短暫駐紮保山市板橋鎮。後來也投筆從戎的劉誌聲老伯告訴我：“那是什麽樣的軍紀，板橋街上有三百家茶館，但茶館裏沒有一個軍人。”老人還告訴我們，200師出發遠征之日，自師長起，全體軍人上路，從幾裏外的金雞村到板橋鎮街上，掃到幹淨得連一根草都沒有。一席話令我愕然語塞，原來我當兵時引以為豪的挑水、掃地的光榮傳統，曾經早已是讓我年少時切齒痛恨之輩們的日常功課。

留下身後一片清名，隨軍出征的物資除了必備的彈藥糧草，劉老伯說，還有從保山征發的幾萬具棺材。震撼之餘，我覺得這個數字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在那條二千裏路的漫漫征途上，真要帶著上萬具棺木，至少需要幾萬民夫換著抬，根本沒可能。棺材一定是帶了，但那更多是宣示誓死殺敵、馬革裹屍的絕死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將軍用無聲的視覺語言曉諭三軍，老子連棺材都準備好了，絕不苟且偷生，弟兄們一起拚命上吧。

抬棺上陣是古老中國的勇士麵臨絕死之戰的慣常做法，基本上是嚇唬對手的。可惜這一次不幸應驗了這個黑色預示。大約四個月之後，出征之初國內媒體捷報頻傳的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遺軀回到祖國，不過他沒能躺在保山人支前的棺木裏，那條歸國道路之艱險，已容不得長眠的將軍安臥棺中。既便如此，對比同在第一次遠征中死國的數萬同袍，戴師長已是唯一的幸運者。

近兩年，隨著對滇緬戰場的關注升溫，越來越多神話般的傳奇像神燈裏的巨型魔鬼一樣跑了出來遊蕩，例如中國軍隊始入緬的煌煌戰績；英國人卑鄙自私導致的滿盤皆輸以及戰場統帥史迪威將軍的指揮失當。總而言之，按照相當一部分“知情者”的邏輯推導下去，如果讓中國將領如孫立人、戴安瀾率領遠征軍放手打下去，十幾萬侵緬日軍似乎還不夠英勇的國軍收拾的。

我從內心裏深深地渴望著已經確實發生的慘劇其實真如神話般美好，但可悲的是那件天大的事不可能重來。而且，其實更可悲的，即便一切都按我們的美好願望重新設定規則再來一次，那場發生於1942年的中國遠征軍的大潰敗，仍然不可能改變本質上的結局。

今天那麽多的人沉湎於200師在緬甸同古殲滅精銳日軍一個師團的故事，仿佛這個曆史真相是被近幾十年的政治氣候遮蓋的。其實，這在當年就是抗戰中屢見不鮮的假新聞，和1958年的畝產十二萬斤小麥沒有半點差別。以當時的中日兩軍戰力對比，中國的一個師，哪怕是滿員的、號稱機械化的精英之師，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吃掉日本陸軍一個整編師團。而在同古之戰，確實隻是戴安瀾的一個師獨立防禦，他何以能頂著三個航空中隊的日本飛機，以11000官兵和僅有的三輛坦克來殲滅超過20000官兵、二百三十門火炮和四十輛坦克的日軍第五十五師團呢？小學生都算得清這個賬。

孫立人將軍的仁安羌之戰則更不可稱之為“大捷”，新三十八師是以突然的猛烈攻擊使包圍英軍的日本防線出現缺口，為被困英軍突圍創造了條件。這場襲擊的發動目的即是援救英軍撤退，何況參戰部隊隻有一個團，怎麽可能在一場突擊中殲滅日軍上千人的一個大隊。因為孫立人部隊打的即是合圍日軍兵力並不雄厚，無力抵抗來自兩個方向的攻擊。賭的則是日軍已連續擊敗英緬軍和中國遠征軍，算計著沒有誰再敢動手。勝利來自我們的勇氣和敵人的局部失算，這樣暫時的優勢不足以讓總體劣勢的中國軍隊“殲滅”任何成建製的日本軍隊。

孫立人與戴安瀾獲授美、英兩國的勳章則更多的是因為軍人的勇氣而非戰績，這在注重程序正義的國家是顯而易見之事。孫立人將軍接受了英國頒發給他的勳章其實恰恰旁證了另一件越傳越凶的流言是不真實的，即英國人扔掉正在戰鬥的中國盟友，卑鄙地悄悄逃跑了，並由此造成中國遠征軍被包圍和死傷慘重。因為畢業於美國軍校的孫立人將軍絕不會接受來自背叛者的獎賞。

為著保衛滇緬路的第一次遠征，最值得我們反思的不是所謂的二次“大捷”，也不是注定來臨的失敗，而是十萬之眾的中國精銳之師比打輸了架的村婦還不如的膿汁四溢的大潰逃。

海明威說：人可以被打敗，但不能被毀滅。我年輕的時候讀到這句令人著迷的話，但總是不能透徹的想到玻璃一樣的明白。一直到踏足這段曆史才頓悟，1942年的中國遠征軍，除了孫立人所部，全數都不僅是失敗，而是毀滅了。在那次潰敗中，我們的軍人隻有一個標準，隻要跑的比老百姓快就行了。我並不痛恨中國軍隊的那次失敗，我痛恨他們敗得沒有尊嚴。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雖敗猶榮”，講得就是你雖然打不過人家，但能夠像條漢子、像個男人似的站在那，哪怕渾身是血滿地是牙。

中國軍隊的損失慘重，一是沒有保護好退卻的必經之路，至使臘戍、密支那均為日軍占領截斷；二是大量高級將領放棄指揮，隻顧個人逃命，進而使本就支離破碎的軍心軍紀徹底崩潰；三是最關鍵的一點，沒有服從史迪威將軍的戰場命令，全部成建製退入印度，因為在戰場全麵失利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大比例的傷亡，而且走向印度是唯一相對安全的道路。所有這些，全都和英國人的所謂“無恥行徑”沾不上邊。緬甸戰場的中國最高長官羅卓英上將強行征用列車逃跑，發生火車相撞，使本就極為珍貴的鐵路運輸中斷兩天，這個兩天是多少軍人的生命。負責防守要塞臘戍的軍長甘麗初在臘戍失守當日，不僅未組織全軍立即反攻，趁敵人立足未穩奪回咽喉，而是棄城逃跑，還拉上了另一個本已馳援至邊境的軍長張軫。

在沒有依據的前提下，不要嘲笑甚至咒罵同一戰場的英國盟軍。雖然我不敢說那次戰敗一定不是他們的責任，但我們自己的潰敗絕不能諉過於人。在我貧乏的對英軍的了解中，他們從來不會在撤退時與自己的平民同胞甚至婦孺爭路逃命。在緬甸同樣是兵敗撤退，英軍沒有一支部隊變成散兵遊勇。在比緬甸更險惡的敦克爾克大撤退中，沒有一位軍官放棄自己的部隊，也沒有一支再小的部隊不服從命令。孫立人將軍解救被困英軍，是他作為軍人必須執行的戰鬥命令，也是同一戰場盟軍應當肩負的責任，我們根本不必把這件事情當成施予的恩德來叨叨。在敦克爾克大撤退中，法國第一集團軍負責斷後，掩護更多的英軍撤離，使同一戰場的法軍傷亡慘重並被德軍俘虜四萬餘人。我們有誰聽到或者看到法國民眾在網絡上對英軍的“不義”喋喋不休的辱罵或者提醒英國佬感恩嗎？

在緬甸失利說是英國人讓我們去晚了，在滇西打都不打能記誰賬上呢。日軍5月3日攻占國門畹町，5月5日即抵惠通橋，半步之差，人家差點把整個雲南順手打下來。在從芒市到惠通橋的二百多公裏山路上，攻入中國的日軍竟未遇一兵一卒抵抗。我們專門去到當年的老路，那本就是上天為侵略者準備的墳場，陡然而起上千米的高山牆一樣立著，公路就是從垂直的巨牆上挖出來的一道槽。尤其黑山門險段，離被棄置在邊界任由日軍接收的堆積如山的炮彈與幾千桶燃油近在咫尺，隻要幾車運來轟塌一麵山，哪怕堆起來燒，別的什麽都不幹，日本的機械化步兵就得停頓，起碼也可以讓逃難的百姓先走個三五天。看著本可步步設防的天險雄關，可惜的是，數以萬計的敗軍，沒有一張軍官的嘴下過這麽簡單的、而且不會妨礙自己逃跑的命令。如入無人之境的日本兵，在從未到過的陌生國度，就像在自家後院捉雞一樣追著我們全副武裝的成建製軍隊，這是我們中華武魂的奇恥大辱。

這樣的二百公裏，在1944年的反攻中，中國軍隊動用了美式或半美式裝備的十六萬軍隊，在強大空軍的支援下，以陣亡三萬人的代價曆時七個月重新奪回。多少親曆者都在講那樣的地形如進攻者的絞肉機般凶險，可他們真的忘記了嗎，就是這段路，當初的日軍用了多久從邊境打到江邊呢？每一次說起來都讓人想替他們放聲大哭，二天，隻是二天！那麽多軍官的回憶錄，沒有一個軍人對這二百公裏的抱頭鼠竄有過哪怕一句自責，多少同胞喪生於那次完全未遇抵抗的外敵之手，這樣的一次羞恥是一萬次勝利的反攻都無法洗刷的。

父輩打不過敵人是無能，還諉過於盟友是無德，兒子輩的我們未經實證就跟著起哄是無知，可兩代人一起捕風捉影的罵人家幾十年就是無恥了。如果我們在今天還沒有勇氣與胸懷麵對曆史，總有一天會和當年沒有勇氣阻擊凶悍敵人的父輩比肩在真相的陽光下汗顏。對於走向複興的民族，想明白什麽應當引為羞愧比鼓吹虛幻的榮耀重要太多。

2004年，我們幾個人有意離開平坦的大路，去一小段一小段地尋找幾成荒陌的那條生命線。在瀾滄江昌淦橋旁的江邊，有隔江相望的兩道老公路。叔亞告訴我們：對麵完全荒棄的那條，在1942年的遠征之後就改到這一側來了。孫敏對楊延康說：你父親出征，可能走的就是那邊。一句話，五十歲的楊延康黯然神傷，眼眶馬上紅了。

1942年初春，年輕的楊爸爸在陸軍第五軍汽車兵團的某個單位任文書。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在連隊裏那是有文化和位極兵頭的標誌。他參加了第一次入緬作戰。延康告訴我們，隻知道父親後來是從印度坐飛機回到雲南。對於別的戰爭故事，父親從未講過。其實有這一句就足夠了，因為他終生都講不盡兵敗野人山那一段的苦難。那樣的慘痛絕不僅是個別將領的固執與狹隘所致，那裏邊有宿命般無法改變的精神烙印，那比火燙上去還難以磨滅的印記，在上千年的文明優越和冰火兩重天的民族恥辱中反複浸潤的每一顆中國心裏都有，其實直到今天。

最大的悲劇反而不在當年死去或已陷死境的十萬官兵，無論勝負，他們畢竟是堂堂正正的為國出兵。回到雲南沾益的楊爸爸與同在軍中醫院當護士的楊媽媽相愛於後方，並在奉調回貴州安順後成了家。那時充滿報國激情的他們做夢也無法預想，楊爸爸本就九死一生的短暫從軍經曆卻像永不消散的烏雲一樣籠罩了自己一生。延康年輕時想必英俊非常，但是他沒有參軍的資格，他的兩個姐姐和兩個哥哥在當時也都自動喪失所有可能讓人活得像個人樣的資格，那樣的玻璃天花板下苟活著無數楊爸爸和他們的子女，他們本該為自己家族獻身於民族獨立戰爭而驕傲的。延康酷愛文藝，陽光一樣的嗓子，連在中學文藝宣傳隊裏演個後來參加了解放軍的大春都不行。

在瀾滄江邊，我們幾個人默默地在那條老路上致哀。1942年潰敗的陰影在兩年後就被反攻的車輪輾的無影無蹤。沒有人願意重提那段不光彩的往事，用中國式的思維，是既不願也不允許“長敵人誌氣，滅自己威風”。可我們把該記住的都記住了嗎，我們的反攻真像戲裏麵一樣威風嗎？

在瀾滄江昌淦橋近旁的另一條江上，還有一座完整如初的美軍工兵架的鋼橋，悠長的歲月似乎全然與它無關，六十多歲了連皺紋都沒有。在一端的斜梁上有凹痕，那是整個橋身唯一的損壞，據說留下那個臉盆大凹痕的卡車完全撞爛掉了。我想起怒江和瀾滄江上那些比工兵橋年幼許多的小弟，那幾座叫做“紅旗”、“東風”的似乎更應堅固的鋼筋水泥大橋，都或者經曆了幾次大修，或者隻放單行，汽車小心異異地在凹凸不平的橋麵上一顛一顛地跳著舞前行。隻有這個漂泊來的棄兒，仍然像小夥子一樣伸展著毫無老態的脊梁。

在滇緬路上據說曾有九十多座這樣的鋼橋，全部架設於1944年反攻前後，鋼結構件從美國運來，記得這一座是馬裏蘭州的鋼廠製造的，由援華的美國工兵部隊架設。除了從江底碼砌起來的石橋墩，全部鋼鐵構件可以快速拆卸掉，運到新的戰場再行組裝。我奇怪那麽多的橋為什麽隻看到這一座。他們告訴我，全部都在越南，七十年代援越抗美，那些當年為著中國抗戰而建的美國軍用鋼橋，都重行架設到越南的河網上運送打美國人的彈藥去了。

我們真應該在這座橋頭用上好的鋼材鑄一麵紀念銘牌，告訴今天的中國人這座橋的來曆，也順便講一下另外幾十座的去處。工兵橋和昌淦橋的直線距離還不到一千米，加上還有老功果橋的殘墩，兩江交匯處，水急山高，天青如洗，又保存有一段尚稱完好的滇緬公路，是建遺址博物館的好地點。就這麽小一片區域，有多少故事可以講，可以讓後輩親睹。可惜為著一座正在興建的電站，此地很快就蕩然無存了。

還有一件與1942年的遠征相關的事件必須澄清。在雲南有一位參加過遠征軍200師的老人稱：戴安瀾將軍遺體返國後，騰衝縣長張問德親率全縣民眾沿街拜祭。他告訴那位采訪者，這些事情都是他所親曆。事實上，戴安瀾將軍辭世於5月26日，在此之前十六天騰衝城即已陷落。所以戴安瀾將軍的遺體回國根本沒有機會經過騰衝，那時退休縣長張問德也不在已經陷入敵手的縣城裏，而正在逃難的路上。

（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