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君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國和蘇聯的邊防軍人在珍寶島(俄語中稱為達曼斯基島)發生了流血衝突，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關注。

　　40年前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段，究竟發生了什麽？其根源是什麽？至今為止，所有相關的曆史記憶、當事人的陳述、研究者的分析——也包括局外人的冷眼觀察，都未能讓我們清晰地拚湊出一幅完整、真實的曆史圖景。難道說，某些真相永遠隻能塵封嗎？

　　珍寶島是中國黑龍江省與蘇聯遠東地區“界河”烏蘇裏江上的一個小島，長1500米到1800米，寬600米到700米；烏蘇裏江退潮時，該島整個變成一個半島，明顯屬於中國。按照國際法以及中俄之間簽署的條約，國界應以河流主航道劃分，但是，沙俄利用清帝國的衰弱，占據了烏蘇裏江的大部分；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俄國十月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50年代末，兩國、兩黨出現分歧和矛盾，領土問題成為影響中蘇關係的重大因素。

　　對於珍寶島事件的原委，中蘇雙方曾各執一詞，互相指責對方；自然就形成迥然不同的版本。我國多數相關論著都將珍寶島衝突定性為：中國軍民抵抗侵略、正義的自衛反擊戰；反過來，蘇方則認為是中國邊防軍人對蘇方邊防軍主動發起進攻。盡管與我國方麵的立場和論述迥異，但參考蘇方和第三方的說法，有助於認識曆史真相，也會相映成趣。

　　按照蘇方說法，3月2日事件是中方蓄謀發起的主動襲擊，使蘇軍造成傷亡。3月1日深夜到2日淩晨，大約300名中國軍人登上珍寶島，在島的西岸的灌木叢中潛伏下來，伺機發起襲擊。他們都穿著白色大衣，與周圍的雪融為一體，大衣下藏著武器；身上沒帶任何證件，蘇軍觀察哨並未發現。

　　早上10點40分左右，蘇軍邊防部隊接到報告說，從中國軍隊的工事中有30人向珍寶島方向移動。蘇軍軍官И。斯特列爾尼科夫立即集合部隊，乘坐裝甲車(有邊防部隊的攝影師並帶著攝像機、相機)，到11點10分左右，向中方“挑釁者”抗議，要求他們離開蘇聯領土。一名中國人大聲喊了句什麽，隨後就響起了手槍槍聲。第一隊人閃開後，第二隊人用衝鋒槍對斯特列爾尼科夫猝然發起掃射，斯特列爾尼科夫等人當場被打死。中國人搶走攝像機，但是沒發現照相機。

　　這時，島上貓耳洞裏的中國伏兵也開火了，造成多人傷亡，剩下的人退到結冰的湖上，成為活靶子，多數被打死，隻有根納迪·謝列波夫奇跡般生還(後來講述了事情的經過)。這時，駐紮在珍寶島北邊十七八公裏處的В。布貝寧上尉帶了20人乘裝甲車趕來增援。布貝寧在戰鬥中也受傷了，但他摧毀了中國軍隊的一個指揮所，中國人被迫撤退；但布貝寧的戰車也被擊毀了。

　　3月7日，蘇聯塔斯社和外交部新聞發布會稱，3月2日衝突中，蘇方陣亡31人，14人負傷。此外，還有一名士兵阿庫羅夫被中國軍隊俘虜，後來交還給蘇方，但此人因傷重很快死去(關於阿庫羅夫為何被捕，有兩種說法：有說中國軍隊誤以為他是軍官；還有人認為，他被當成中國士兵)。中方傷亡大約在100人到150人之間。

　　3月2日事件之後，中蘇雙方都在邊境加強了力量。在離珍寶島幾公裏處，蘇軍增派一個摩步師；中方也增派一個團，約5000人。

　　3月14日大約下午3點時，蘇軍邊防部隊接到命令：從珍寶島撤防(但是，至今俄羅斯學者認為，該命令極為蹊蹺、詭異：命令的邏輯不明，是什麽人下命令也不清楚)；蘇軍撤走後，中國軍人立即以10到15人為一組登上該島；蘇軍予以回擊，中國軍人撤到岸邊。

　　3月14日晚8點，蘇軍邊防軍又接到命令：占據該島。到0點之後，蘇軍指揮官楊申率60名邊防軍人乘4輛裝甲車登上該島。

　　3月15日早上9點左右，中方安置了高音喇叭，要蘇軍離開中國領土、“放棄修正主義”，等等；蘇軍也安放了高音喇叭，稱：“趁現在還不晚，好好想想吧，你們麵前是將中國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的那些人的兒女。”隨後，陷入寂靜。10點，中國炮兵開始轟炸小島；同時，中國軍隊開始衝鋒，戰鬥進行得很殘酷。到12點時，蘇軍一輛裝甲車被擊毀，20分鍾後，又一輛被擊毀；有四五百名中國士兵試圖攻擊蘇軍後方。

　　中、蘇軍隊激戰時，蘇聯國防部長格列奇科出國了，勃列日涅夫在前往匈牙利的火車上，當地時間是淩晨，勃列日涅夫還在睡覺。中午12點，才得以向勃列日涅夫匯報、聯絡；勃列日涅夫考慮近一小時後，要蘇軍動用一切手段，將“侵略者”趕出去。蘇軍動用了炮兵、摩步師，下午5點，蘇軍炮兵對中方陣地實施打擊，中國軍隊開始撤退。此後，中國軍隊幾次反擊都被擊退。

　　珍寶島衝突其實是一場準戰爭，雙方都動用了正規軍，尤其是蘇方甚至動用了火力強大的“冰雹”式火箭裝置。在3月15日的戰鬥中，中國軍隊傷亡大約800人，而蘇軍士兵傷亡60人(有數字說，中方損失在1500人到3000人之間)。蘇方稱，是中國人發起了進攻，被蘇軍守軍擊退。

　　3月3日，中國和蘇聯都對對方發出抗議照會；同一天，1萬多中國民眾在北京的蘇聯使館附近示威；3月7日，10萬蘇聯民眾遊行示威，並襲擊了莫斯科的中國駐蘇使館，砸碎玻璃，投擲墨水瓶。

　　作為第三方的觀察和分析，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3月2日的槍戰可能是雙方巡邏隊的偶然相遇而爆發的槍戰，蘇方堅持是中國設下埋伏，“以掩蓋他們(蘇軍)失敗的事實”；同時，“蘇聯人滔滔不絕地描述細節和義憤填膺的程度”使人生疑，因而，這多半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行動”。

　　對於3月15日的衝突，中方指出，3月15日淩晨，蘇軍大批坦克攻擊了中方的巡邏部隊；按照劍橋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看法，這也像是蘇軍設伏誘使中國軍隊來進攻。

　　衝突原因的探索

　　關於珍寶島衝突，應該首先明確當時中蘇關係的大背景。1957年蘇共20大之後，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已經顯露；60年代初，中蘇矛盾加深且日益表麵化，蘇聯催逼債務、撤走援華專家，使中國陷入困難；到1964年，中蘇關係全麵惡化，雙方都召回大使。

　　邊境地區成為雙方宣泄不滿的平台。1960年代裏，中國政府指責蘇聯侵入中國領土等行徑，而蘇方也指責中國挑起衝突。從1967年到1969年間，中蘇之間的邊境衝突不斷，常常出現對罵、肉搏等滑稽情形。俄羅斯資料說，這種肉搏常常以蘇方占上風而告終，為此，中方甚至特意從少林寺請一些武林高手參與。

　　在整個1960、1970年代裏，中蘇論戰和相互指責成為政治生活中的慣常。雙方都在邊界囤積重兵；兩國學者配合形勢，在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長期論辯。許多年之後，鄧小平曾說過：中、蘇兩國都說了許多空話；俄羅斯論者(如曾擔任宣傳部長的謝皮羅夫)也強調了蘇聯領導人(如赫魯曉夫)在中蘇關係惡化方麵應承擔的責任。

　　有俄羅斯學者認為，1969年是中國“文革”的第四年，中國國內經濟崩潰，文化、科技衰退，迫使中國政府急於轉移視線，將一切問題歸咎於蘇聯侵略者；而蘇聯領導人似乎也有類似需求，因而中蘇衝突對雙方都有好處：毛澤東想讓中國人相信：國家處於被包圍的狀態，必須“勒緊腰帶”；而蘇聯政府則想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政策的“侵略性”。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解釋是：可能是中國軍隊指揮官試圖向上級表明其重要性；中國政府對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感到震驚，希望警告一下蘇聯；當時中國高層的權力鬥爭，外國的軍事威脅可使林彪地位穩固和上升；等等。

　　關於中蘇珍寶島衝突的真相，至今仍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2007年，俄羅斯《金號角》電子報文章斷言，流血衝突可能是中國軍界精英(具體來說就是林彪)與蘇聯政界上層共同策劃的陰謀。該文提出幾個疑點：3月14日，蘇聯邊防軍接到奇怪的命令，要求撤防，是為什麽？第二天早晨中國軍隊發起衝鋒，蘇軍邊防軍要求炮兵增援，但是炮兵按兵不動；坦克本應在3月13日就抵達，但直到血戰正酣時才趕到，這又是為什麽？此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其目的地是蘇聯；而蘇聯認為林彪是中蘇衝突的罪人，為什麽他還要逃到蘇聯呢？該文說，林彪曾為蘇方提供大量情報，並與蘇方一起“訂購”了珍寶島戰爭；林彪借戰爭來提高其在國內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後，林彪果然成為接班人，並寫進憲法)；而蘇聯則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澤東。但是，這些隻是一種影影綽綽的假說、猜想，體現的是作者豐富大膽的想象力，並無多少切實可靠的檔案資料依據。

　　俄學者認為，雖然說就地理位置來看，珍寶島明顯屬於中方，對於蘇聯也毫無軍事和經濟價值，但是，嚴重對抗的中蘇雙方誰都不能示弱，否則就將處於不利地位；因此，認為蘇聯隻是讓自己士兵白白流血送命的觀點並無道理。

　　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邊境衝突並未結束；在1969年8月，在新疆裕民縣巴而魯克山西部的鐵列克提地區，中蘇之間爆發了類似的嚴重流血衝突。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認為，蘇聯借製造衝突來壓中國妥協，回到談判桌前。

　　1969年9月11日，蘇聯政府總理柯西金從越南河內參加胡誌明葬禮後，在北京機場與周恩來總理舉行政府間談判，之後，事態逐漸好轉，流血衝突才算告終。中蘇雙方商定，保持邊界的現狀。有俄羅斯論者認為，此後，珍寶島已經在事實上屬於中國了。

　　1991年5月19日，中蘇簽署協議，邊界按照烏蘇裏江主航道劃分，珍寶島劃歸中國。1997年中俄東段邊界劃界完成之後，珍寶島就從法律上完全歸屬中國。

　　衝突的影響及其後遺症

　　中蘇兩國因關係惡化和軍事對抗而付出了巨大的經濟、社會代價。麵對壓力，中國國內一度提出了“備戰”口號，消耗了大量資源；而對於蘇聯來說，同樣付出巨大代價。當然，迄今為止，尚無關於對抗年代裏中蘇在經濟、社會領域付出代價的權威數據和研究成果。

　　中蘇對抗迫使中國的外交路線急劇轉變。中國徹底放棄了意識形態劃線，轉而尋求新的戰略盟友，與美國修好(其時，美國在越南深陷泥潭，開始收縮；與中國改善關係，可以幫助美國從越南體麵地撤出，結束噩夢)，中、美、蘇戰略大三角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國後，在維持與蘇聯的緊密關係的同時，開始將之前幫助其反抗美國侵略的盟友中國視為威脅，悄悄地泛起反華喧囂；並且自願充當蘇聯的地緣政治工具，對周邊國家表現出侵略性，與中國關係惡化。

　　蘇聯在蒙古、中亞、遠東、東南亞方向對中國全麵實施戰略和軍事壓力，這種態勢持續了將近20年，到戈爾巴喬夫執政末期才結束(中國強烈要求蘇聯消除影響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大障礙”：從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令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如此長時間的對抗也使其國力受到很大牽製。1979年12月蘇軍入侵阿富汗，對中國西部邊陲造成地緣政治壓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蘇聯遭遇了類似美軍在越南的命運，或許就是壓垮蘇聯這匹駱駝的最後幾根稻草之一。俄羅斯有學者認為，中、美合作曾經為“解體”蘇聯做出貢獻。

　　珍寶島事件及其曆史記憶，對於中蘇兩國的影響不可低估。對於蘇聯國民來說，潛在的“中國威脅”似乎是一場噩夢。1973年9月5日，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發表《致蘇聯領導人的信》，影響非常廣泛。索爾仁尼琴認為，在10年到30年內，蘇聯麵臨的主要危險是與中國的戰爭，戰爭將使蘇聯失去6000萬人口，而且都是最優秀的人口；在這場戰爭之後，俄羅斯民族將不複存在。導致戰爭的原因，就是十多億人口的中國對未開發的西伯利亞的巨大壓力和意識形態壓力；但雙方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性，為了爭執是“列寧著作533頁寫的是真理、還是中國方麵斷言的335頁寫的才是真理”這樣的問題爆發戰爭，顯然是不值得的。

　　1991年至今，一些俄語國家中對於中國的消極態度和觀念，仍體現了中蘇對抗時期的遺留作風，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某些反華消極言論，仍用“中國威脅”來嚇唬俄羅斯政府和國民；反過來，蘇聯對中國咄咄逼人的高壓態勢，也曾在中國人的心底留下陰影。

　　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也很難還原曆史真實，因為他們的職務、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讓他們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許多細節涉及國家秘密。一些人言之鑿鑿的，其實隻是部分真相——而部分真相，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謊言)；一些人為的神話、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寶島事件的蘇方親曆者維塔利·布貝寧因立下戰功，逐步被提拔為將軍；在勃列日涅夫的過問下，他還負責組建蘇聯特種部隊“А小組”(即“阿爾法”小組的前身)。他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憶錄《血染達曼斯基之雪》。作者在為蘇聯一番辯護之後，也在書中寫下了惶惑：“能在談判桌前解決的問題，為什麽要打一仗呢？”

　　現在，中俄邊界問題已全麵解決，而那些犧牲的生命和流血也並非無謂，我們要予以珍視；盡管說，他們都置身過程之中，是大曆史中身不由己的客體。我們必須讓曆史鮮活起來，獲得真知，積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