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6—1937年的《華北日報》上，薄一波等61人據北方局指示發表“反共啟事”，以求出獄。“文革”期間，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們據此大作文章。康生等為打倒劉少奇，不僅為南開紅衛兵指點迷津，而且還向他們發放了“抓叛徒”的“特別通行證”,一手策劃了“六十一個叛徒”特大冤案。
一則“反共啟事”讓紅衛兵欣喜若狂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興翻舊賬。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就跑到北京國家圖書館去翻舊賬，翻著翻著，一大疊1936年的《華北日報》直叫他們欣喜若狂，10月14日第2版，一則“反共啟事”赫然入目： 高仰雲反共啟事 仰雲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餘等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其他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
特此登報聲明
高仰雲 高仰雲是南開大學前任黨委書記。高書記的“反共啟事”，使南開大學的紅衛兵找到了“寶貝”，他們繼續翻檢《華北日報》。“反共啟事”一個接著一個，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14日，總共9批，共61人。
劉少奇想出奇招 營救監獄中共黨員
六十一人出獄是執行中央的決定 九一八事變剛剛過去，北平西城區的草嵐子胡同建起了一座監獄，叫做“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專門關押共產黨人，企圖運用“軟化政策”促其“反省自新”。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全部被押送到這座新建的“反省院”。 1936年春，劉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當時中共與張學良的談判，甚至與國民黨最高當局的談判，也都在秘密進行。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裏的這一批人，不少人是受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害。這批人的處境，在這個春天固然出現了新的轉機，卻也隱藏著更大的危險。如果華北淪陷，他們就會落入日寇之手；如果他們被轉至南京，後果也是不堪設想；甚至獄方為甩掉“包袱”，隨時都有可能殺害他們。 北方局越來越為這批人的處境擔憂。胡服還發現，在新的正在轉好的形勢下，許多方麵都可以大幹一場了，他卻找不到更多的幹部。後來的“柯老”柯慶施向胡服建議，可讓草嵐子裏的人履行監獄當局規定的手續出獄。胡服立即寫了報告，陝北中央經過商議，很快批準了北方局的建議。 1936年6月，一封轉述北方局指示的信經過秘密渠道送至獄中。信的大意是說，目前外麵的形勢非常好，各方麵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主要是在敵人預備好的《啟事》上按手印登報出獄），爭取早日出來。獄中黨支部懷疑是獄方耍的花招，因而拒絕執行。過了不久，第二封信又來了，仍然是催促獄中人盡快履行手續出獄。獄中黨支部設法向獄外打探虛實，加之又收到第三封信，獄中人這才完全相信是中央的決定，同意履行手續出獄。從1936年8月31日起，薄一波等61人分作9批在《華北日報》上登了“反共啟事”，陸續走出草嵐子。 61人的出獄，是中共中央在特殊條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61人是執行中央的決定，而不是執行劉少奇的決定。1943年，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他們被營救出獄的經過，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同時，還對他們在獄中的鬥爭給予了肯定和讚揚。 1936年61人出獄事件除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黨內許多人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借此事件整人的康生，都知道此事。 紅衛兵請教康生“下步該如何搞法” 南開大學紅衛兵開始翻這筆曆史舊賬，大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八九月間。按照紅衛兵自己的說法，他們發現“劉少奇大叛徒集團”，是從搞高仰雲開始的。 高仰雲早已於兩年前改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此時正在南開大學的家中休養，他的夫人李琛被打成“曆史反革命分子”。高仰雲認定乃是現任黨委書記臧某某的主意，因而與臧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據說南開紅衛兵彼時的思想很困惑，“高臧之間的鬥爭究竟是什麽鬥爭？”臧某某“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高仰雲“又是何許人”？ 顯然是有人向紅衛兵透露了一絲線索：高仰雲曾坐過國民黨的牢，同他一起坐牢的還有薄一波、安子文、楊獻珍等；高仰雲與楊獻珍交往極深，楊在牢中曾經給高喂過飯。 8月18日，也就是毛澤東第一次檢閱紅衛兵的當天，康生也上了天安門城樓，他忽然發現就在自己身後的不遠處，一位紅衛兵也在觀禮。康生走過去搭話，一問是南開大學的紅衛兵。紅衛兵受寵若驚之餘連忙請教“下步該如何搞法”。 康生說：“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曆史。定個走資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定個叛徒特務，就永世休想翻身！”紅衛兵又問：“如何去查呀？”康生回答：“到圖書館、檔案館，去查解放前的報紙，查檔案！”說完，康生還當場給紅衛兵寫了一張條子：“為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現有紅衛兵小將前來查閱有關曆史檔案資料，望予支持。”條子署上了康生的大名。 康生不僅為南開紅衛兵指點迷津，而且還向他們發放了“抓叛徒”的“特別通行證”。事實上，早在1966年8月初，為了呼應徹底打倒劉少奇，康生即指使“彭真專案組”對1936年的出獄事件進行調查。“彭真專案組”領旨後，很快成立了“1936年專案”（簡稱“三六專案”）。這個專案組在1967年3月7日的調查報告中寫道：“1966年8月初，我們根據康生的指示，自8月間就開始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一批人履行所謂簡單手續出獄的問題，進行調查。查閱了當時北平出版的各種報紙，審查了這批人的檔案。” 約在1966年9月間，“三六專案組”已經查到《華北日報》上的“反共啟事”。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澤東：“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平報紙，從他們所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報紙的影印件。 楊獻珍無奈“供認”真相 8月18日後，南開紅衛兵立即殺向北京，殺向薄一波、安子文和楊獻珍。他們找不見薄一波和安子文，就首先“突破”楊獻珍。在“首戰楊獻珍”前夕，紅衛兵曾集體發了毒誓：“楊獻珍，你就是‘鐵’老虎，我們也要敲掉你兩顆牙！” 此時的楊獻珍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至多是隻“死老虎”。康生一次又一次對他下狠手，先是借“反右傾”之風將他從中央黨校校長降為副校長，繼而又導演了批判“合二為一”的“好戲”，徹底將他掃地出門。 在哲學所，南開紅衛兵一上來就將楊獻珍圍在屋子中間，像審犯人一般進行突擊審問：“楊獻珍！你和高仰雲是什麽時候認識的？你們之間是什麽關係？”楊獻珍知道來者不善，一口咬定說：和高隻是一般認識，沒有什麽聯係。 此後，無論紅衛兵怎麽問，楊獻珍或者說聲“老糊塗了，什麽也記不清了”，或者就索性不開口。紅衛兵情急之下隻好背毛主席語錄並放出狠話：“楊獻珍！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你們的邏輯！既然你不交代，那也好，限你五分鍾考慮，五分鍾後我們再來。” 五分鍾後，紅衛兵果然殺氣騰騰地來了。此時，年屆古稀的楊獻珍已是滿頭大汗，再也無力抵擋紅衛兵的“革命攻勢”，不得不承認他在1936年和高仰雲一起蹲過敵人的監獄，還在獄中給高喂過飯。並把他們在獄中如何立場堅定如何英勇鬥爭直至出獄的故事說了一遍。 紅衛兵突然大喝一聲：“楊獻珍，收起你的鬼把戲吧！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他們竟能對你這位立場堅定英勇鬥爭的共產黨員大發善心？老實交代你們是怎麽出獄的吧！” 楊獻珍明白，這段出獄曆史容易讓人誤會，也特別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至於眼前的紅衛兵，就更難以理解那段曆史了。不到最後一刻，他是不想“交代”的。現在，“最後一刻”到了，他不得不“交代”了他和高仰雲是如何奉了上級指示，通過發表“反共啟事”出獄，並且不得不“供認”，同時發表“反共啟事”的還有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 “千辛萬苦”查明“劉少奇是叛徒之首” 從楊獻珍身上打開“劉少奇大叛徒集團的缺口”後，南開紅衛兵立即又殺向北京圖書館，一頭紮進故紙堆中。奮戰了三天三夜，終於從《華北日報》上找到了61人的“反共啟事”。 可是，“反共啟事”上大多是化名，紅衛兵一頭霧水。死材料不會說話，還得抓活的，他們很快總結成了兩句話秘訣，叫做“死人活對，死材料活查”。從故紙堆中出來，紅衛兵又先後六次提審楊獻珍。 到1966年10月，紅衛兵摸清了一些人名，也大致摸清了這個龐大的“叛徒集團”、“叛黨投敵”的幾個關鍵環節：“這夥叛徒自首出獄是劉少奇指示的。劉少奇指示‘獄中黨員可以履行自首手續’。劉少奇是叛徒之首。劉少奇的‘指示’是由徐冰傳給孔祥禎（第一輕工業部長），孔又傳給獄中薄一波的。” 11月1日，初冬北京的深夜，高教部的一間木工房裏燈火通明，紅衛兵正懷著萬分激動的心情奮筆疾書，起草給黨中央和中央文革的“請示報告”。紅衛兵寫道：“現已查明，他們是一夥叛徒”，“劉少奇是叛徒之首”。在“請示報告”中，紅衛兵向中央請示：（1）劉少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交代過這個問題沒有？（2）這個問題黨內有過結論沒有？如果有，是誰做的？我們認為必須重新評價這個問題。（3）不管如何，我們認為他們都是叛徒，必須徹底揭發、堅決打倒！至於什麽時候往外打，請中央指示。請示報告最後寫道：“此事關係重大，刻不容緩，望速回示。”還附上了高仰雲的“反共啟事”。 幾天後，紅衛兵又給他們的校友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根據占有材料看來，這夥叛徒多屬‘高幹’，職位很高，權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麵很廣，危害甚大。因此，我們建議黨中央立刻成立專案組搞這個問題，我們協助黨中央堅決把這夥叛徒鏟除淨盡！” 紅衛兵剛送交了請示報告，就在南開園裏貼出了《看！高仰雲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臉》的大字報，並開始揪鬥高仰雲夫婦。與此同時，他們拉出了許多個“抓叛徒戰鬥隊”，殺向全國各地。全麵出擊的南開紅衛兵也並非總是那麽春風得意，上上下下都有人不買他們的賬，全國各地的抵製乃至反擊就更多了。 “寒天風雪月，三審張聞天” 南開紅衛兵最得意之作，是所謂的“寒天風雪月，三審張聞天”。1967年2月14日，紅衛兵一審張聞天。他們一湧而上，你一言我一語，“憤怒揭發張聞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張聞天“傲慢地又吸煙，又喝水”。問得急了，就聲辯說：“我是一貫緊跟毛主席的。” 這很是激怒了紅衛兵，他們又質問張聞天：“（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你夥同彭德懷，惡毒攻擊三麵紅旗，進行反黨反人民的罪惡活動，這難道就是你的所謂一貫緊跟毛主席嗎？”張聞天隻好承認：“我就反了這一次。”紅衛兵這才大聲喝住了張聞天，單刀直入問：“你曆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1936年，你就曾經勾結劉少奇，指示別人自首出獄。” 張聞天被突然襲擊，半晌說不出話來。紅衛兵再三要他“放老實點”，他含糊其詞：“也許劉少奇給我打過電報。”紅衛兵步步進逼：“什麽內容？”張聞天說：“我不能說。”紅衛兵問：“為什麽不能說？”張聞天答：“記不清了。” 張聞天顯然采取了拖延戰術。以後的二審三審，他其實也在故意拖延。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被南開紅衛兵審問的那段日子，張聞天“很為躊躇”。他既不願不顧事實，將責任推卸給劉少奇，而使他蒙冤受害；也不願尊重事實，明言此事毛澤東知曉，而領受“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 張聞天考慮再三，決定給知道此事真相的康生去信。在信中張聞天隻是含蓄地說，此事回憶的結果是“經中央批準”，這樣回答是否可以，望康生查了檔案後明示。接連去了兩封信，都不見回音，張聞天決定獨自承擔責任，在向南開紅衛兵的“交代材料”裏，他寫道：“我現在記得，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 審完張聞天，事情的“真相”也就清楚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變節材料》及批示。此材料由康生掌控的“彭真專案組”寫成，而批示不過是更加提綱挈領。批示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劉少奇的這個決定，就成為他們自首叛黨的合法根據。”批示還引用了毛澤東1月31日在別處的一段批語：“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六十一人案”當事人及受牽連人員不斷向中央申訴，要求平反。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的通知》，正式為“六十一人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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