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弟弟,不能白拿工資不上班”
生活中的周恩來
周恩來早年投身革命,長期遭受通緝,因此他要求主要的親屬也都改名回避,以免受到牽連。
建國之後,他又要求他的親屬不要說出和他的關係,以免受到特殊照顧,因此,周恩來的三弟周恩壽從1928年就改名周同宇。50年代末周同宇到內務部去工作,周恩來還特別指示內務部的部長曾山說,周同宇的工作職務一定要要盡量的低,工資級別要盡量的低,因為他是我的弟弟。
以後周同宇身體不好,不能全勤上班,周恩來就讓曾山打招呼讓周同宇早早退休。理由是“他是我的弟弟,不能讓他白拿這麽多工資不上班”。1963年,周同宇提前辦理了退休手續。
但退休後的他家庭困難,周恩來就從自己工資中拿出一部份來補貼,借以避免“占國家的便宜”。
周恩來與毛澤東
總理弟弟為何含冤被關七年半?
1968年1月,周秉鈞在北京參加空軍係統學習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當天晚上他回家看望父母。到了家,卻發現父親不在。15歲的小妹周秉建告訴他,父親昨天晚上被人抓走了。
周秉鈞匆匆趕到西花廳時,天色已黑,寒風中,他看到鄧穎超正穿著一件大衣,站在走廊外的台階上等著他,周秉鈞上了幾個台階給鄧穎超敬了個禮,還沒有等他說話,鄧穎超就問周秉鈞這件事情他是什麽態度?
據周秉鈞回憶說:“我那時候也是參加空軍學毛著積極分子會,所以我現在想來不愧是學毛著積極分子,脫口而出,我說1955年肅反的時候毛主席有一段話,就是今年這個肅反要跟1950年的鎮反要有所不同。這一次是可捕可不捕的就不捕,可殺可不殺的就不殺。這個我說那現在我父親既然被捕了,那看來是非捕不可了。但是我搞不清楚他們是什麽問題,也不好進一步表態。這時候七媽說好,咱們回屋吧,然後就從那時候高台階,從外麵上來越過那個台階再下去到底院,然後七媽跟我說,你知道我為什麽到這兒來迎你,我就是不讓你有個回旋餘地,馬上問你這句話你說的才是真心話,她說你這個想法是對的,她就為了問我這句話。”
鄧穎超要求周秉鈞今晚不要回家,就住在西花廳。周秉鈞說,他的東西還在家裏,而且還沒有見過母親。鄧穎超同意讓他先回家一趟,但堅持他今晚必須回到西花廳。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母親那裏,聽母親說他們來的人察看了所有的抽屜,也沒有拿什麽東西。得知抽屜裏的裏麵有500塊錢後決定問問鄧穎超解決的辦法。
這樣周秉鈞又回到他母親那裏,給母親留了兩百塊錢,拿上行李,又去了西花廳。晚上10點多鍾,伯父周恩來也回到了西花廳。問周恩來那500塊錢怎麽處理,他反應非常快,他說:“你告訴你母親,看看這些票子是新的還是久的,如果是新的,號是不是連起來的,如果是,這錢不能動,如果不是,她可以用,做地下工作做的他就已經非常敏感了,如果是新票連號,那肯定是什麽特種經費,活動經費之類的。”
第二天早晨7點,周秉鈞起床來到客廳,周恩來告訴周秉鈞,他昨天晚上見到了吳法憲司令員,已經跟他說了這件事情。
父親周同宇被抓時,周秉鈞的大姐周秉德正在西安工作。鄧穎超專門給周秉德寫了一封信,讓小妹周秉建坐火車送到了西安。希望她能夠正確對待這個事情,並且要相信組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這個事情總會弄清楚,不要有怨言,也不要有這個情緒。
第二天,周秉鈞回到了廣東,此後再也沒有父親的任何消息,就連父親關在何處都一無所知。一直到1975年夏天,在被關了七年半之後,父親周同宇才被釋放出來。
對於父親周同宇當年為什麽被抓,周家兄妹一直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麽回事。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當中,周家兄妹都能夠感受到伯父的艱難處境,但是誰也不能說什麽。即便父親被抓,他們其實也不敢在伯父麵前提,更不敢說求情的話。因為周恩來定的家規中就有這麽一條,不要為他人帶信,告狀,求情。一直到1981年,七媽鄧穎超才向他們講述了事件的內情。
鄧穎超所說的“後來”,指的是周恩來臨終時對她的囑托。為了這件事情,鄧穎超用了兩年時間,專門調閱資料,才弄明白是怎麽回事。據周秉鈞回憶:“就是所謂的“反革命聚餐會”是因為文革的時候成立了中央一辦,審查劉少奇,王光美所謂的案子,他們兩家的親屬都要審查,其中就有一個王光琦,是王光美的二哥,父親跟王光琦很要好,他們四五個人,每年要在一起吃頓飯,聊聊天,在審查王光琦的時候,就在家裏發現了幾封請柬,就是王光琦他張羅,他發請柬,但每次都把父親周同宇的名字跟他一塊落到後麵,這樣五個人就周同宇沒抓起來,其他人都抓了,結果這裏麵有一位老教授自殺了,他們覺得不行了,死人了,就把這材料整理了以後,就交給了中央文革。報到中央文革之後,江青就批了一筆,說請總理閱,這話什麽意思呢?有人講這是你的親弟弟,我看你怎麽辦?”
周恩來就此給毛澤東寫了一份報告,並提出兩個建議:一、交給紅衛兵辦;二、先由衛戍區部隊控製起來,再由組織查證。並說明“我以第二種為宜”。而毛澤東的批示也很簡單:請總理酌辦。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周恩來就親自下令批捕了自己的親弟弟周同宇,隨後衛戍區來將周同宇帶走。但是他並沒有被關在秦城監獄,當時總理讓衛戍區騰出來一個師的營房,也批了一些人到那兒去接受審查,那個地方相比之下就好多了。
總理臨終 鄧穎超每天也隻能見他半小時
年輕時代的周恩來和鄧穎超
1974年5月31日,周秉德接到鄧穎超的電話,讓她到家裏吃午飯。周秉德沒有想到,這是他和伯父最後一次聚餐。
那天周恩來穿的衣服非常隨便,顯著挺悠閑,並送給他兩張照片,伯父送照片的舉動並沒有引起周秉德的特別注意。在天真的周秉德眼裏,伯父難得抽時間住院,這次住院,伯父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即使作為周恩來的家人,周家兄妹也無法確切得知一國總理的真實病情,更未曾料到,他們的伯父已經身患絕症。
周恩來住院後,鄧穎超拒絕了周家兄妹到醫院看望伯父的要求。她說中央有規定,為了保證治療,隻有政治局委員以上的負責同誌因工作需要才能探望。即使是鄧穎超本人也每天隻能見半個小時。1975年底,周秉鈞休假回京探親,再次來到西花廳。
親人追憶傳來噩耗的那封電報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
周秉鈞回憶那次去看七媽,見了麵之後七媽就回到臥室了,然後秘書過來,跟他說:“秉鈞你坐下,我要跟你談件事,本來這件事七媽要跟你直接談,但是後來她考慮,她一說她又要傷心,所以委托我來談,秉鈞你要有思想準備,伯伯現在情況很不好,如果有那麽一天,七媽囑咐,你們在外地的都不要回來,你七媽說她是沒有兒子,如果她有兒子在外地工作,也不會讓他回來。”周秉鈞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1976年1月7日,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周秉鈞告別七媽鄧穎超,回到廣州。1月8日晚上,周秉鈞參加一個會議,會議中間,他突然接到愛人打來的電話。
愛人問他是否接到電報,並且說電報上就一句話:“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京。”
1976年1月8日,在外地工作的周家兄妹都接到了鄧穎超秘書趙煒發來的電報,電報上隻有幾個字:伯母囑,聽到消息後千萬不要來京。而這一天,在北京工作的周秉德正在上海出差。鄧穎超給他發電報說:“家有要事,請速回京,速回京。”
周秉德說:“就這麽個電報內容,我又沒有看到,親戚就也不知道是這麽大的事兒,所以就想著第二天來告訴我。第二天六點半,哎呀,我一下聽到哀樂,哎喲,哎喲,我就哭得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