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情緣僅兩年 鄧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張錫瑗

張錫瑗——河北房山中共早期黨員。1927年參加領導了保定鐵路工人罷工運動，後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1929年冬在上海逝世。

★和鄧小平相識於國外， 結合於白色恐怖的上海，死於難產。

★她英年早逝，夫妻情緣僅兩年。

張錫瑗1907年生於河北省房山縣良鄉鎮，父親張鏡海是鐵路職員，曾任良鄉火車站站長。

1925年張錫瑗來到北京，認識了李大釗、趙世炎等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當時的北京，因為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傾向國民革命，直係吳佩孚的勢力已被肅清,馮玉祥又邀請孫中山北上，所以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當時國共合作已經實現，共產黨在北京可以以國民黨的名義活動，處於半公開狀態，因此北方的革命運動也迅猛開展起來。為配合孫中山北上，中國共產黨發起了國民會議運動。來到北京的張錫瑗，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積極參與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召開，從事各種革命活動並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

1925年下半年，張錫瑗由中共北方黨組織選派，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這裏，張錫瑗和鄧小平相識。

那時，鄧小平22歲，張錫瑗20歲，她活潑、爽快、性情溫和，對人很好，長相則是“少有的漂亮”。

鄧小平和張錫瑗在中山大學隻是同學、同誌、戰友，他們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發展到戀人的程度。

中山大學的學製是兩年，但鄧小平學習不到一年，就因革命形勢的需要提前回國了。

1927年7月初，鄧小平來到武漢，在中共中央任秘書工作，負責中央文件、交通、機要的記錄等。為適應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鄧小平。

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革命失敗。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就是著名的“八七”會議，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參加了這次對中國革命具有曆史轉折意義的會議。

“八七”會議不久，鄧小平在武漢意外地遇見了張錫瑗。

張錫瑗於1927年秋經蒙古回國。回國後她參加領導了保定的鐵路工人罷工運動，這次罷工的籌劃領導工作，自始至終是在張家進行的，因此連張錫瑗當時隻有8歲的小弟弟都印象很深。此次罷工後，張錫瑗到了武漢，在武漢中央秘書處工作，老同學相遇，既驚且喜，

他們這回真是並肩戰鬥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遷往上海，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張錫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鄧小平下屬的秘書處裏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緣分，他們相愛了。

1928年剛過年不久，鄧小平和張錫瑗結婚，鄧小平不到24歲，張錫瑗不到22歲。

為了慶祝這對年輕的革命者喜結良緣，中央的同誌們特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個叫聚豐園的四川館子裏辦了酒席。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王若飛等都參加了，共有30多人。

據當時曾去吃喜酒的鄭超麟老人回憶：“因為上海比較鬆(1928年10月以前)，所以可以辦酒席，還有幾個在中央工作的同誌也是這樣辦喜酒結的婚。”鄭超麟已經91歲了，可他還記得清清楚楚：“張錫瑗長得很漂亮，個子不高，是保定第二女子師範的學生，和李培之(王若飛的夫人)一道鬧過學潮，在武漢也做過秘密工作。張錫瑗的朋友很多，當時也有其他的人追求她，可她和鄧小平結了婚，後來我住在一個叫王少興的人家裏，鄧小平在西北軍裏認識王，他和張錫瑗常到王少興那裏，因此我常見到他們。”大半年時間，鄧小平夫妻和周恩來夫妻同住公共租界的一幢小樓，周恩來和鄧穎超住樓上，鄧小平和張錫瑗住樓下，霍步青和朱月倩夫婦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這三對夫妻編在一個黨小組，同過組織生活，一周一次，但為了安全，地點是經常變換的，那時6個人的平均年齡也就是20剛出頭，是個年輕又堅強的戰鬥集體。

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戰鬥在龍潭虎穴，隨時都有生命危險。但為了革命大業，鄧小平和張錫瑗這對年輕夫婦，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鄧小平回憶說：“我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艱苦，那是吊起腦袋在幹革命，我們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我在軍隊那麽多年沒有負過傷，地下工作沒有被捕過，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但危險經過好幾次，最大的危險有兩次。

“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了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了，羅亦農被捕。我出後門看見前門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特科人員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鍾的時間，後來羅亦農被槍殺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住在一所房子裏。巡捕發現了我們住在什麽地方，要來搜查，我們特科的工作人員通知了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誌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裏麵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裏邊，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以後半年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1929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鄧小平去廣西，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領導廣西黨的工作和組織武裝起義。鄧小平告別愛妻，踏上去廣西的征途。

1929年至1930年，鄧小平、張雲逸、俞作豫、李明瑞等發動百色、龍州起義，創立了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鄧小平奉命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這時張錫瑗正住在上海寶隆醫院，準備分娩，鄧小平離滬前，她已懷孕，鄧小平匯報完工作，急忙趕到醫院。夫妻久別重逢，雖感欣喜，但孩子卻很難產。後來，孩子雖生下來了，但張錫瑗卻得了產褥熱，鄧小平焦急地陪伴著妻子，但非常不幸，幾天後，張錫瑗就去世了，年僅24歲。剛生下不久的孩子也隨之夭亡。他顧不得埋葬妻子，便奉命匆匆趕回廣西，經過香港，遇到中央特科工作人員李強，鄧小平委托他代為埋葬妻子。

1930年春，李強回到上海，奉中央軍委之命，負責安葬張錫瑗。

李強回憶說：“我們把張錫瑗埋葬在上海江灣公墓，墓碑上寫的是張周氏，立碑人也是用的假名，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給張錫瑗送葬的，有鄧穎超同誌和她的媽媽，還有張錫瑗的妹妹張曉梅。”

1949年上海解放後，一進城鄧小平就去尋找張錫瑗的墳墓。因為戰亂，日本人又在公墓那裏動土修機場，公墓已麵目全非。在李強的幫助下，才找到墓地。鄧小平把她的遺骨重新放置在一個小棺木中，並於1969年，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園。她的墓碑上鐫刻著“張錫瑗烈士之墓”，鑲嵌著她惟一一張保存下來的照片。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犧牲在莫斯科

★她和鄧小平相愛於紅色區域。

★她和鄧小平短促的夫妻情斷於“左”的棍棒。

★她去了令人神往的十月革命故鄉， 但卻不知魂歸何處!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又使用過金誌成的名字，她和鄧小平同年，均生於1904年，她生於浙江舟山群島岱石高亭鎮，父親金榮貴粗識文字，是一家客店的小職員,一家4口全靠父親微薄的收入過活，生活很艱難。

1912年，定海縣成立了女子小學，校長沈毅是致力於教育救國的進步人士。其時金維映的父親也轉到定海公民招待所當了職員。

女子小學和公民招待所，在舟山地區革命運動中是頗有影響的去處，金維映的革命生涯便始於此。

1913年，金維映走進定海女子小學讀書。

金維映從女子小學畢業後到寧波師範學習，3年後又回到女子小學，當上了幼稚班教師。

金家世代受苦，父親金榮貴念書不多，沒想到“金門出龍女”，女兒有出息，成了教“秀才”的先生。他內心備感欣慰。

此時的金維映已出落成俊俏苗條的南國女子，臉蛋圓圓的，眼睛大大的，黑黑的眸子宛如舟山港灣裏的一汪清波，舉手投足沒有嬌羞，卻在秀媚中透著爽人豪氣。

當金榮貴為女兒學成榮歸高興時，他並未真正認識女兒。此間，金維映正在由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逐步轉變為一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職業革命家。

1924年1月，國共兩黨實行合作，南半個中國正醞釀著革命風潮。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辦了上海大學，集中了一批黨的傑出領導人物和進步人士。這期間她結識了瞿秋白、楊之華(秋白夫人)、郭沫若、項英等著名人士。金維映被他們的言談深深打動。

1926年11月，金維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隨後成為中共定海獨立支部成員。從此，金維映開始了她共產主義戰士的壯麗人生。

北伐戰爭節節勝利，南半個中國工農運動如火如荼。定海女子小學和公民招待所成為黨的據點，金榮貴同情共產黨，支持女兒的革命行動。他利用工作之便，掩護革命同誌在公民招待所進行工作。

金維映白天教書，晚上從事革命活動。

她發動工人成立定海縣總工會，領導會員開展經濟鬥爭，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增加薪水。

舟山的主要經濟活動是鹽業，鹽民是勞動者的主體，中共寧波地委指示定海獨立支部，以開展鹽民運動為工作重點。在金維映的發動下，鹽民們怒吼了。

1927年3月12日，鹽民們在岱山東獄宮召開了萬人大會。宣告岱山鹽民協會成立。

各界代表到會發言，會場上的革命氣氛高漲。會後整隊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長達10裏。

金維映身背大刀，英姿颯爽，前後奔走，不時帶領鹽民高呼“打倒貪官汙吏”“廢除苛捐雜稅”等口號，聲震海天。

同時，金維映又把店員、手工業者組織起來，建立工人團體，一個鹽民協會，一個總工會，兩支大軍會合在一起，革命火炬照遍舟山群島，金維映被譽為“定海女將”。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舟山一片白色恐怖，金維映被捕，幸父親金榮貴有一些上層關係，才把她保釋出來。

一天，她輕聲告訴父親，要到上海教書，金榮貴聞言心中一驚，他知道，教書是借口，找革命是真。他知道上海灘上國民黨殺共產黨殺得紅了眼，他更知道女兒行動決不是她個人安排的。他默默地打量著女兒憔悴的麵容，說不出一句話來，隻點了點頭，父女倆含淚依依惜別……

邁出家門，金維映踏上去上海的路，她深情地多次回望故鄉和親人……

這一去她再也沒能返回故鄉!

金維映來到上海，找到黨的地下組織，進入中華全國總工會，從事秘密的工人運動，大家都親切地叫她“阿金”。1929年，阿金擔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30年任上海絲織業工會和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領導人，這時她年僅26歲，但已是經驗豐富的女革命家。

在上海，阿金認識了鄧小平。

鄧小平領導的百色、龍州起義，創立了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

1930年6月，黨中央出現了“立三路線”———“左”傾盲動主義，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不顧革命低潮的形勢，誇大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危機和革命的主觀力量，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盲動綱領，強令還處於初創階段的紅軍離開根據地去攻打大城市，提出“占領長沙，拿下南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極端盲動口號。李立三命令紅七軍攻打柳州、桂林。但僅兩個月，不但沒有打下柳州、桂林，7000健兒剩下的還不到一半。1931年10月，紅七軍轉戰至湘粵邊界。

梅花村一戰，紅七軍損失慘重，隻剩下2000人。2月，鄧小平等率部沿湘粵邊界向江西進發。在贛南崇義，鄧小平得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領導已由王明集團把持。鄧小平在崇義主持紅七軍前委會議，決定紅七軍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靠攏，他去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

1931年4月底，紅七軍到達江西永新，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不久，接到朱德、毛澤東的命令，成立紅軍河西(贛江以西)總指揮部，李明瑞任總指揮，統一指揮紅七軍、紅二十軍(贛西南地方紅軍編成)和湘贛蘇區紅軍獨立第一師三支部隊。

1931年6月，紅七軍主力東渡贛江，在興國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

可惜，當時中央蘇區大肅所謂“AB團”和“改組派”，原紅七軍的許多幹部被殺，李明瑞則被扣上“改組派首領”的帽子，於1931年10月慘遭殺害時，年僅35歲。

1931年2月，鄧小平經廣州、香港乘船到達上海。但是近半年時間，中央既不聽取他的匯報，也不分配他的工作，他隻是按月從中央領取生活費而已。他要求回紅七軍工作，回答是聯絡不上。他要求去中央蘇區工作，被批準了。

這時，中共中央派遣金維映到中央蘇區工作，二人正好同行。

1931年7月中旬，鄧小平和金維映從上海乘船，經廣東汕頭進入中央蘇區，行前兩個月，鄧小平和金維映相愛，不久就結婚了。

1931年8月，鄧小平擔任瑞金縣委書記，不到一年，又調任會昌縣委書記。1932年7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會昌、尋鄔、安遠三縣統一領導，成立會昌中心縣委(實際是地委)，由鄧小平任書記。

金維映到中央蘇區之初，先後擔任於都、勝利兩縣縣委書記。兩地工作，鄧小平和金維映難得見上一麵。

金維映到於都縣後，在肖家祠召開代表大會。她在會上作了政治形勢的工作報告，反“圍剿”，打土豪，分田地，她講得生動明白，使工農幹部很快領會了工作意義和步驟，大家情緒很高。

一天，有貧苦農民向區委報告：領背廟裏有帶槍的反革命分子。區裏當時人員不多，大家聽到這個消息有點緊張。金維映馬上說：“不要怕，我們能捉到他們!”

第二天清晨，金維映帶著十幾個人悄悄包圍了領背廟。金維映布置好位置後，帶人猛然衝進廟裏，4個反革命分子還沒反應過來，就被活捉了，還繳獲了4枝槍。

鄧小平和金維映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前後不到兩年。1933年5月，鄧小平由於堅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受到王明的打擊，這就是“鄧、毛、謝、古事件”。鄧小平受到不公正的打擊和批判後，金維映離他而去。

此時，她已調到中央組織部任組織科科長。李維漢是組織部部長。後來，她和李維漢———兩位曾在上海共同戰鬥的戰友結成了革命伴侶。同時，有些身體有病的同誌也到莫斯科接受治療，誰知，這一去竟永無複返了!

阿金在蘇聯最後的日子，鮮為人知。1988年6月24日，鄧穎超在回憶金維映時，飽含深情地寫道：“1939年7月，周恩來同誌右臂骨折。8月我陪伴恩來同誌去蘇聯莫斯科治療。聽說阿金已經在莫斯科郊區的休養所。當時許多中國同誌在那裏休養。我曾去過兩次。第一次，見到金維映同誌時，她很正常。第二次再去時，聽說她病了，當時不知是什麽病。據說後來把她送到精神病醫院了。”

1940年2月，周恩來、鄧穎超離開莫斯科回國前，又去看望了金維映。鄧穎超寫道：“回國後，我在國統區工作，沒有再聽過她的消息。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希特勒軍隊進攻莫斯科的時候，她住的醫院和兒童福利院(我國烈士子女在此學習)都遷離了莫斯科。

以後，就再也沒有聽到她的消息了!

“解放後，有同誌從蘇聯回來，聽說她住在醫院裏，在敵人的炮火下，犧牲了!”

當年，蘇德戰爭爆發之後，戰爭的局勢非常緊張、混亂，有很多事情將永遠不為人知。

傳到延安的消息隻說，她犧牲在莫斯科。

她犧牲時隻有37歲。

鄧小平與卓琳的婚事 一張結婚照竟有四個人

鄧小平（右一）與卓琳（右二）的結婚照

南方網訊 這是一張鄧小平與卓琳的結婚照片。奇怪的是，在這張具有珍貴紀念意義的黑白照片上，卻站著兩對新婚夫婦。照片左側是年輕的八路軍幹部孔原和他的妻子許明。而位於畫麵右側的夫婦才是鄧小平和卓琳。為什麽他們的新婚合影竟然是四個人合照的呢？

卓琳原名浦瓊英，1916年生於雲南宣威一個開明的實業家家庭。父親浦在廷，是雲南著名的實業家，他創製了宣威火腿罐頭，遠銷東南亞。浦在廷讚成國民革命，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戰爭，擔任過效忠孫中山的滇軍軍需總局及煙酒公賣局局長。

浦在廷有三個兒子，四個女兒。

浦在廷1950年病逝，終年80歲。

浦瓊英是家裏最小的孩子，到了該讀書的年齡，她和姐姐們一道，請私塾先生授業，學背三字經、百家姓、四書、五經和女兒經。先生隻教背書，不教認字。所以，她們讀的竟是“白字書”!

等她稍大一點兒，她的父親因為生意的關係，搬到省會昆明長住，她們全家也就到了昆明。在昆明，浦家三個女兒：浦代英、浦石英、浦瓊英，一起上了小學，小學畢業後，她們又一起考入昆明女中，在那兒接受中學教育。在中學裏，有一個音樂女教員，在課堂上，經常向學生宣講革命、宣講共產主義、宣講耕者有其田的基本道理。浦家三姐妹，受她的感染尤為深刻。有一天，這個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的道路上，銬著手銬腳鐐的女教員，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產主義的口號。她那大義凜然、英勇赴義的場麵，震撼著每一個學生的心。從此以後，共產黨人的形象，便銘刻在浦家姐妹的心底。

1931年，北平要舉辦一個全國運動會，各省挑選選手參加。浦瓊英被選為少年組60米短跑的選手參加了雲南省代表隊。

代表隊出雲南剛剛到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入侵，迅速占領了我國的東北三省。國難當頭，運動會開不成了，雲南隊隻好折返。

參加運動會，固然很令人興奮，但是浦瓊英心中的目的，則是想通過參加運動會，走出家門，走出雲南，到北平去念書。沒想到剛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她實在不甘心。

這時，浦瓊英是一個15歲的少女，已經很有主意。她下定決心，不回雲南。她寫信給她的哥哥，要求去北平讀書，並表示了不回雲南的決心。她的決心，終於獲得了家裏的同意。

1932年，浦瓊英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女一中是北平一所著名女校，校風好，空氣活躍，成就斐然。浦瓊英在這個新環境中生活得十分愉快。

她生來聰明穎慧，活潑開朗，學習起來輕鬆有餘，學習之外，又結交了一些同鄉好友。著名電影演員張瑞芳、陳雲的夫人於若木、胡喬木的夫人穀雨等，都曾是她的同窗。她還和張瑞芳在學校同台演過戲呢!張瑞芳演丫頭，浦瓊英演小姐。學習之外，她和幾個雲南的老鄉一起，經常出去郊遊，去泡茶館，去戲園子聽戲，生活得自由自在，在家鄉的那種沉悶之氣一掃而光。

在北平，她愛上了京戲，一個年長的同鄉還請了人來教唱。可惜浦瓊英五音不全，不能學唱，但她年齡小，記性好，跟在別人後麵，把那些名段子，全都背下來了，以後幾十年都沒有忘記!

上中學期間，浦瓊英得了肺病。她到南京去住醫院，還去了一趟上海。

家裏每個月給浦瓊英50塊大洋的生活費，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這錢可不少!那時候，一塊大洋能買一袋麵粉。浦瓊英年齡不大，又好玩，錢是不少，可每個月也不知道怎麽搞的就都花光了。她從小養成的這種不善理財的性格，影響了她的一生。

對於浦瓊英來說，擺脫了封建家庭束縛的陰影，在北平高高興興地上學，痛痛快快地生活，又不愁吃穿，生活應該是完美無缺的了。但是，那個年代，正值國難當頭，時局動蕩。

民族危亡感，衝擊著每一個青年學生的心，這對浦瓊英來說，也不例外。

東北淪陷後，許許多多的東北流亡學生聚集在北平，他們失去了家園，失去了親人。

一

曲低沉激憤的“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飄蕩在這古城的大街小巷，飄蕩在大學中學的校園裏，震撼著人們的心靈。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義勇軍進行曲》激勵著每一位同胞，抗日救亡運動席卷中國大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喊出了四億五千萬同胞的共同願望。

1936年，浦瓊英中學畢業，並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物理係。

一個女孩子，在那個年代，為什麽要報考北京大學物理係?

這是因為，北京大學，是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是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發祥地，是中國新思想、新文化的活躍地，也是各種著名學者和新人物風雲際會之地。

這是因為，學習理工科，實業救國，科學救國，乃是進步青年的理想所在。

浦瓊英聰明好學，也比較用功，考取全國著名的大學，對她來說，意義不淺。她，乃是全雲南省第一個考上北平名牌大學的人。

說來也有意思，這個北大物理係，也實在是和她有緣。十年後，她的三個子女，也都相繼步她的後塵，考上了北大物理係!

當時的北京大學，分為文學院和理學院，理學院在東城區的沙灘附近。

當浦瓊英進入北大學習時，她發現，這裏又是一種新的，與中學大不相同的，卻更為吸引人的生活空間。在這裏，除了學習生活之外，政治氣氛也極為濃厚。在校園裏活躍著一個叫做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組織，浦瓊英受進步思想的影響，參加了民先的外圍活動。但她當時的想法，還是要好好讀書，準備將來學成之後以興科技和辦實業來報效國家。

在這一年，浦瓊英的兩個姐姐浦代英、浦石英也爭得家庭同意，一齊來到北平讀書。

二

姐妹歡聚一堂，有說不出的喜悅。

但是，時局急轉直下，打破了她們的美好願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發動事變。

7月下旬，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踏進了古城北平。

北平陷入日本侵略軍刺刀的統治之下!

三姐妹中的大姐浦代英，從小就意誌堅強，勇於反抗，在祖國危亡之時，她加入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解放先鋒隊，隨即堅定地選擇了走向革命的道路，奔赴中國青年向往的革命聖地———延安。

1937年11月， 浦瓊英和二姐浦石英也來到了延安。

在這裏，浦家兩姐妹耳目一新，精神振奮。更令她們高興的是，她們的大姐浦代英已經從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還結了婚。她的丈夫，就是中國著名的工人運動家、老紅軍戰士樂少華。

三姐妹見麵，高興極了，麵對即將開始的一種全新的生活，三姐妹心中充滿激情。

浦石英和浦瓊英雙雙進入陝北公學。

陝北公學，是為了培養幹部，在延安建立的一所學校，1937年9月剛剛成立，專門招收來自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在這裏，學員們要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群眾運動等課程的教育。婦女運動這門課，是由著名婦女領袖蔡暢親自講授的。

幾個月後，浦家姐妹畢業了。浦瓊英被分配到陝北公學的圖書館工作。浦石英因身體不好，暫時分在小賣部工作。

1938年年初，浦家姐妹雙雙加入中國共產黨。

浦瓊英在陝北公學擔任了一期十二隊隊長之後，被調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的一個特別訓練班學習。

大概是因為浦瓊英天性活潑，聰明好學，上級領導認為她有進行敵後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種長處，因此把她調到特訓班加以培訓，準備以後派到日本占領區，從事抗日工作。

這時，因工作需要，浦瓊英改名為卓琳。

1939年年末，經人介紹，浦瓊英認識了鄧小平。從此，開始了他們近60年的輝煌、燦爛又艱難曲折的不平凡歲月。

三

現在要回頭說說鄧小平。

1933年“鄧、毛、謝、古”事件後，鄧小平被降職到樂安縣當了一名巡視員。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政治上的磨難。

不久，賀昌把鄧小平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秘書長。賀昌在上海曾和鄧小平一道工作，又一起去籌劃百色起義，兩人互相了解，相知很深。當時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負傷，總政治部實際由副主任賀昌主持。調鄧小平來，顯然是賀昌起的作用。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複出。

在總政治部，鄧小平負責編輯機關刊物《紅星》，這個工作他一直做到遵義會議前夕。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開始長征，鄧小平隨總政治部機關出發。

遵義會議前夕，由於毛澤東和許多對王明集團強烈不滿的同誌的作用，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他以這個身份參加了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鄧小平改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1936年紅軍東征回師後，鄧小平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月，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鄧小平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國共再次合作實現後，改為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任弼時)。

1937年9月，鄧小平隨朱德率八路軍總指揮部抵達抗日前線———山西五台山。

1938年1月，鄧小平接替張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族兄)，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師長是劉伯承。從此，一個軍事主官，一個政治主官，在一塊密切合作了13年，劉鄧大軍的威名逐漸傳播四方。

1939年夏，鄧小平應召回延安，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在延安，經鄧小平的老戰友鄧發介紹，卓琳和鄧小平相識相愛，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1939年9月初的一個傍晚，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前，舉行了一個聚餐。當時在延安的中央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和夫人江青，劉少奇，張聞天和夫人劉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暢等都來了。

這一天，有兩對新婚夫婦結婚。一對是鄧小平和卓琳，一對是孔原和許明。孔原，是1924年參加革命的老共產黨員，在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任副主任。解放後，他曆任海關總署署長、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活動家。他的新婚妻子許明，是一位有才華有能力的婦女幹部，解放後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秘書長。這兩個人，性格人緣都很好，都是延安的活躍分子。在這個特有的聚餐婚宴上，沒有什麽山珍海味，沒有奢華的場麵。在黃土窯洞外麵，木板搭成的桌子，上麵同樣是平時吃的延安特有的金黃色的小米飯。就餐者，雖然都是延安的顯赫人物，但都穿著土布做的八路軍軍服，腳踏布履，膝上補丁。

兩對新郎和新娘一起照了一張相，由於照相技術不高，相片有點模糊。在相片上，他們四個人並肩而站，沒有婚紗，沒有禮服。一件土布的八路軍軍服，襯托出簡樸的生活；明朗的笑容，表示出了革命者那幸福而崇高的心境。

這，也的確是延安才特有的聚餐和婚宴，來客都是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流砥柱。他們都是叱吒風雲的偉人，都是久經戰場的勇士，都是親如手足的戰友。借著這兩對新人的結婚喜慶，大家簡簡樸樸地，卻是歡歡喜喜地，親親熱熱地聚會一堂。

歡樂的氣氛中，席間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戰士，居然也童心大發，像普通老百姓一樣地樂於捉弄新郎官兒。孔原被灌醉了，害得新婚之夜就挨了許明的數落。鄧小平幸運，他有敬就飲，竟然未醉。

事後，劉英問張聞天：“小平的酒量真大呀!”張聞天笑著說：“裏麵有假!”原來，李富春和鄧發念著友情的份兒上，弄了一瓶白水權充作酒，才使得他們的老友鄧小平免於一醉!微風陣陣吹來，夜深月涼如水。

延安城內已漸人寂，軍號之聲在遠山上悠遠回蕩。酒已酣然，人也暢然。

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的土窯洞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這些老戰士們，以淳情樸素的方式，為他們的老戰友操辦了婚事，為將要奔赴前線的戰友舉杯送行。周恩來和鄧穎超沒有來。周恩來在騎馬時正碰上江青不顧他人地揮鞭疾駛，周恩來的馬驚了，因此落馬摔傷。此時，他已赴蘇聯醫治摔傷的手臂。若非如此，他一定會來的，也一定會為他的親密戰友而開懷暢飲幾杯的。

幾天以後，秋日的晨光剛剛照在延安的黃土山上，天上地下一片金黃。卓琳，和她新婚的丈夫一起啟程，奔赴前方，奔向太行。

此時，鄧小平35歲，卓琳23歲。

來到太行山區，卓琳留在八路軍總部，擔任婦女訓練班隊長，鄧小平則趕赴遼縣桐峪村的一二九師師部。

1941年9月，卓琳的第一個孩子鄧琳出生於赤岸。生下僅7天，卓琳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鄉家寄養，隨部隊轉移。

部隊和機關人員開展生產自救，劉伯承夫人汪榮華和卓琳帶領女同誌和男同誌一起上山開荒。她還帶領女同誌紡線、織毛衣毛褲，供給部隊。

1942年6月，在一次反“掃蕩”中，一二九師師部突然被敵人包圍，危急中，劉伯承夫人汪榮華、李達(一二九師參謀長)夫人張乃一，黃鎮夫人朱琳和卓琳一起，利用夜幕掩護，依賴熟悉的地形，安全突圍而去。

1943年8月，中央通知彭德懷、劉伯承等大批高級幹部赴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彭德懷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一職，由鄧小平代理。乘此機會，卓琳委托將赴延安的蔡樹藩和夫人陳書蓮把女兒鄧琳帶到延安保育院。因為前方太艱苦，太不安定，帶孩子實在困難。在延安，很長時間鄧琳由陳書蓮撫養，因此，鄧琳便成了蔡氏夫婦的幹女兒。

鄧小平受命在前方指揮戰事，沒有參加中共七大，但是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委員中，仍有鄧小平的名字。當選為中央委員，是鄧小平革命生涯中重要的新起點。

1945年6月，鄧小平接到通知，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屆一中全會。

1939年9月，鄧小平、卓琳在延安結婚，成為革命伴侶。圖為回到太行山的合影

這期間， 卓琳的第二個女兒鄧楠降生。前一年，即1944年，鄧樸方出生於山西遼縣麻田村，這兩個孩子出生後，卓琳沒有奶，隻好分別送到老鄉家撫養。

1946年3月，晉冀魯豫軍區領導機關由武安遷入邯鄲，這是卓琳自1938年到延安以來第一次進入較大的城市。三個孩子都被接回來和父母團聚，在雙親麵前團團轉著玩耍，卓琳見了，有說不出的高興。

不久，全麵內戰爆發，卓琳和鄧小平又分開了。

自1945年秋，劉鄧大軍從太行山區來到平原，鄧小平和卓琳極少生活在一起，直到百萬雄師過長江，解放了南京、上海，他們才得以團聚。

這期間，劉鄧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又改稱第二野戰軍)轉戰於中原，發起魯西南戰役，強渡黃河、千裏躍進大別山，直到淮海大戰，鄧小平始終在前方指揮戰鬥。

從邯鄲到邢台，從邢台又到鄭州，到洛陽，到南京，最後到了上海，才和鄧小平團聚。這期間，卓琳一直在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工作。

那時，野戰軍首長的家裏，每一位母親都帶著幾個孩子，劉伯承家3個，李達家兩個，蔡樹藩家兩個，張際春家3個，鄧小平家3個。5個家屬大隊，生活在一起，5位夫人輪班炒菜做飯，但卓琳不善烹飪，她做的飯菜大家都不愛吃。

由邢台遷往鄭州途中，鐵路不通，公路也被破壞得不成樣子。5位媽媽帶著十幾個孩子，乘大卡車顛簸了好幾天，才到達目的地。每天天不亮，就要把孩子們叫起來，迷迷糊糊地給他們穿上衣服，隨即扒幾口飯，頂著滿天星光上車出發，中午稍稍停下打尖，馬上又出發，

車上還要備便器，給孩子們用。1949年9月，鄧小平、卓琳帶著孩子們來到北平，參加了新中國誕生的慶典。

江南解放以後，劉鄧受命進軍大西南。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西南局，以鄧小平為第一書記，劉伯承、賀龍分任第二、三書記。

1949年10月，劉鄧率二野總部從南京出發，直指西南數省。11月30日，重慶解放。

鄧小平回到四川，回到他29年前離開家鄉的江邊碼頭。重慶離宣威不遠，浦在廷病危，卓琳帶著二女兒趕回，和臨終的父親見了最後一麵。在重慶，卓琳又生下一女一男，即現在的鄧榕(毛毛)和鄧質方(飛飛)，一個生於1950年，一個生於1951年。生飛飛時，卓琳正擔任著重慶人民小學的校長，工作很忙，常常顧不上孩子。鄧小平和卓琳有3女2男共5個孩子。

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也從鄉下趕來，從此一直和鄧小平夫婦住在一起，這個家庭就有了8口人。在重慶，鄧小平忙，卓琳也忙。

二野和西南局的幹部子女很多，急需要辦一所小學校，於是成立重慶人民小學，卓琳任校長。這一群在部隊長大的孩子，個個嬌野，不好調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開刀，鄧琳、鄧樸方都是人民小學的學生，學生不聽話，不守紀律，首先整他們，以儆效尤。鄧楠才5歲，

卓琳把她放在教室的最後一排，老老實實地聽課。

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課，不聽話，還又哭又鬧，卓琳便把他們帶到校長室，任你哭鬧，她一概不予理睬，辦自己的事，等孩子鬧夠了，鬧累了，自己就乖乖地不鬧了。教師一時不好找，卓琳就主動擔當起講課的工作，語文、數學，連音樂都教。

這些當年的孩子如今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了，現在還記起他們的校長當年教他們的情形。

1952年，卓琳帶孩子們隨鄧小平來到北京，住進中南海，實行薪金製後，她被定為行政15級。其政治地位和命運，也隨著鄧小平地位的變化而改變。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7年，她一帆風順。但自鄧小平成為“第二號走資派”，

她的厄運也接踵而至，被罷官、揪鬥、幽禁，又於1969年10月和鄧小平一起發配江西，被軟禁在南昌附近新建縣原步兵學校校長的一所小院裏。她和鄧小平在那裏幽居了3年零4個月。每天上午勞動，在拖拉機修配廠拆洗線圈，下午和晚上關在那個小院裏，每日上下班都有人持槍押送，在工廠也是被實行“不許亂說亂動”的監督勞動。

開始，小院裏生活的隻有三位孤零零的老人。她和鄧小平，還有鄧小平的繼母———80多歲的夏伯根老人。三個人的年齡加起來超過200歲。子女們被“文革”風暴吹得四散飄零。長子鄧樸方被迫害致殘，下肢完全癱瘓，躺在北京郊區清河社會救濟院的病床上，孤苦無援。大女兒鄧琳去了河北宣化，在部隊“勞動鍛煉”，二女兒鄧楠發落到陝西漢中，小女兒鄧榕去延安插隊，最小的兒子鄧質方則發配到山西農村落戶。

“文革”初期，鄧小平曾對自己的前途作了最壞的打算，他把幾個孩子叫到身邊，冷靜地對他們說：“如果對我們的處理是人民內部矛盾，家庭關係還可以保留。如果是敵我矛盾，可以斷絕家庭關係。”但是孩子們了解自己的父母，決不是什麽“走資派”，他們盼望著曆史會有公正的那一天。

1971年，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身殘的鄧樸方接到自己身邊，便於照料，毛澤東同意了。卓琳身體不好，常臥病在床，照料長子衣食住行的重擔，全部落在鄧小平身上。

在江西謫居之初，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全部被扣發，隻發生活費，三位老人便在小院中開出一片菜地，夏伯根還養了幾隻雞，鄧小平在院中散步時，小雞常結隊跟在後麵，咕咕作聲，給孤寂的小院平添了不少生機。

每天黃昏日落之前，鄧小平總要圍著那個小院散步，他沉默不語，一圈一圈地走著，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土紅色的沙石地，踏出一條清晰的“鄧小平小道”。對國家出路的思考，對曆史經驗的總結，在每日的漫步中逐漸孕育成熟，為複出後義無反顧的果敢行動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轉機發生在“九一三”事件以後。1971年11月5日，鄧小平和卓琳落難以來第一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車間職工一起聽傳達中央文件，那是聽關於林彪叛逃的文件，中午回到小院，因有監管人員在場，卓琳把女兒鄧榕拉到廚房，用手指在女兒手心寫了“林彪死了”4個字。直到監管人員離去，父母才激動地給子女們簡述了文件的內容，鄧小平憤憤地說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從此，鄧家的處境開始好轉。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擁護中央關於林彪反黨集團的決議。

1972年1月，毛澤東出席陳毅的追悼會，說鄧小平問題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利用這個極其寶貴的機會，經過周恩來不懈的努力，鄧小平在被打倒6年之後，終於獲得第二次複出的機會。

1973年2月，鄧小平、卓琳偕繼母夏伯根和女兒鄧琳、鄧楠，女婿張勤(鄧楠的丈夫)，一個小外孫，秘書王瑞林，離開謫居了整整3年零4個月的小院。這次回北京，鄧小平和卓琳夫婦住在寬街。

1973年3月，鄧小平恢複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4月12日晚7時30分，鄧小平在中國政治舞台消失6年之後，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麵，參加周恩來主持的盛大國宴，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一樓宴會廳。爆炸性的新聞。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的職務比他在第二次被打倒前更高更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解放軍總參謀長，而且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義無反顧地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全麵整頓。整頓的趨勢既然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澤東自己概括的一生中兩件大事中的一件，將導致對毛澤東晚年的否定。毛澤東當然不能容忍。

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他、夫人卓琳、他的孩子、親屬，又一次陷入困境，鄧小平和卓琳又一次被軟禁在北京寬街的家中。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群眾的正義行動被定性為“反革命政治事件”，“四人幫”進行暴力鎮壓的那天下午3時，鄧小平被“四人幫”派來的人帶走。

卓琳的子女親屬作了最壞的打算。因為“四人幫”已經放出謠言：“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黑後台。”“是中國的納吉。”

鄧小平被突然帶走之際，大女兒鄧琳哭了。卓琳安慰她：“別哭!哭有什麽用!”他們決心與鄧小平同生死，共存亡。

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和家人一起生活。獲得批準，鄧小平回到寬街家中。

唐山大地震，鄧小平和卓琳的居室因巨大的衝擊而變形，打不開門。孩子們急了，拚命撞開門，接出兩位老人，鄧家房屋塌了兩個角。

1977年7月，經曆了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粉碎的巨變之後，鄧小平第三次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73歲高齡的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三人端坐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主席台上。第二次被打倒所撤銷的一切職務，全部恢複。

他一生中三次被打倒，三次又複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引人注目，一次比一次走向更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