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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年三月的台海危機，大家印象深刻，特別是當時美國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前往台海附近，成為越戰結束後，美國在東亞最大的兵力集結，陣仗驚人。
十年來，也有不少人問，如果重新來過，華府、台北、北京會怎麽做？例如紐約時報報道，柯林頓總統曾說，八年任內，有關中國問題，他犯下兩個最大錯誤，一是該做的沒做，就是沒有及時與到訪的中共總理朱鎔基簽署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另一件事不該做的卻做了，就是同意給李登輝簽證。
最近訪問過台灣的前東亞副助卿薛瑞福認為，九五年的危機，美國的責任在於整個決策過程有問題，與北京、台北間的溝通成效也有問題，當時的府會關係也是重大因素。
當時的白宮國安會中國主管陸士達說，美國的作法「令中方領導人有被出賣的感覺」。美國以為可以壓得住台北，結果李登輝不吃美國這一套。「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說，被當時的東亞助卿羅德批評為「康乃爾之行的最大問題」，因為其中提了十七次「中華民國」，羅德的回憶是：「我們顯然被騙了」。
康乃爾之行迄今十年，中華民國元首未能再以「私人訪問」名義踏上美國，倒是以「過境」名義，在美國西岸、東岸、南部等地多次駐足。但是這些動作的實質意義到底是什麽？台灣又從後來的危機中學到了什麽？或者如剛訪問台灣的美國前亞太副助卿薛瑞福說的，台灣拚命走出去，可是今天的處境卻是愈來愈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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