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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銀河:童年往事
童年往事
近日出版社約稿，三千字，要的急。人一開始回憶，就老了，所以有點不情不願，可是還是寫了：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幹部家庭。爸爸媽媽都是後來被叫作“三八式”的幹部。他們是1938年紅軍到達陝北後奔赴延安的一代知識青年中的兩個。他們的“仕途”不算太坎坷，所以我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也不算太大。隻是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那時我才七歲，剛進小學，不大懂事，家裏也沒人對我講這件事。所以到1962年開“七千人大會”給爸爸平反後，在父母是巨大挫折的這件事在我那裏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波瀾不驚。
父母的感情似乎也有過一點問題，但是他們都很小心地掩飾過去了。所以直到我過了青春期，從來都沒聽到過什麽關於他們倆的壞話，差不多算得上是在一個“和諧家庭”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我的心理之所以發展得比較健康，大概同我生長的環境從來沒有經受過太大的精神創傷有關。這個生長環境給我帶來的唯一負麵影響就是：我思想不容易深刻，情緒不容易激進，成功的動力不容易太大——因為從來沒有缺過什麽，也沒有過什麽大的挫折感，於是也就沒有太多強烈的渴望。
我的小名值得一提：我出生時正當“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從小我學會的第一首兒歌就是“反貪汙，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由於父母一輩子搞新聞，政治嗅覺比較敏感，政治熱情比較充沛，所以給我起個小名叫“三反”，我一直到七歲上小學之前，都叫這個名字。王小波和我同年出生，可是他爸爸恰恰在三反運動中出了事，所以他剛認識我的時候，好一陣子不能習慣我的小名，他曾用難以掩飾的厭惡聲調抱怨過：你的小名怎麽這麽難聽啊。
我開始記事似乎相當晚。一生中最早的印象是媽媽要把我送到一個人民日報幼兒園辦的學前班去，我鬧著不去。我圍著院子裏的一個花壇在前麵跑，媽媽在後麵追。追呀追，追不上我。媽媽後來是生氣了還是笑了，我都沒印象了。因為我沒有上過幼兒園，所以不想去上什麽學前班。當然，最後的結果是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是去了。
那個學前班在一個有個怪名字的胡同裏，叫娘娘廟。學前班是住宿的，每禮拜一送去，禮拜六回家。遙遠的記憶中還有我們那些小朋友在娘娘廟排隊上廁所的樣子。我之所以對上廁所印象深是因為老師不允許我們起夜，所以每個小朋友臨睡覺上廁所時都蹲著不肯出來，想尿得幹淨些、再幹淨些，免得夜裏憋尿又不讓起床時難過。
我性格中最大的弱點就是超乎尋常的靦腆，總是動不動就臉紅到脖子根。所以我最難堪的記憶是在娘娘廟的時候，老師讓我當班長，每天早上要喊“起立”，這差點要了我的命。我記憶中，喊這個“起立”真是太難了，心跳得不行，怎麽使勁兒也喊不出口，最後都不知道是怎麽才渡過這道難關的。我經過這樣的折磨，長大以後居然沒有得心髒病，真是一件僥幸的事。
記得那個學前班坐落在一個舊式的四合院建築裏，院子裏有九曲回廊。我們班裏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小男孩，他每天傍晚都會坐在廊子裏給我們講三國水滸裏麵的故事。我當時聽得似懂非懂，但是十分入迷，覺得他特別了不起，怎麽會講那麽多大人的故事，還講得那麽聲情並茂，有板有眼。他有一個習慣性動作：每講一段，都會用手背去抹嘴角。他講的故事我一個字也不記得了，可是他這個抹嘴的動作卻永遠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1959年我7歲時進入北京第一實驗小學。這個小學坐落在和平門附近，學校的教室是古色古香的帶回廊的兩層小木樓，小樓漆著斑駁的深紅色油漆。一進校門右首有一座帶頂的兒童轉椅。由於有這些古老的建築，我們小學常常被拍民國時期的電影選中作外景。記得電影《城南舊事》裏那個小姑娘上的小學就是在我們學校拍的。看到我們的校園在電影裏出現，感覺好親切。
我們那會兒入學考試好像很簡單。記得考了漢語拚音的第一個字母A。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A”，認得就行了。別的不記得還考了些什麽。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乖女，學習對我來說從沒有困難過。可能這點有遺傳因素——我爸爸小時候上學也從來是第一名。他四歲死了父親，是伯伯養活他的。他們家是貧農，伯伯為了供他上學竟然不讓自己的親生兒子上學。一個是因為爸爸的確念書念得好，是個念書的“材料”，一個也是伯伯人心太好了，一個農村的貧苦農民能有這樣的境界真是難能可貴。所以爸爸解放後一進北京就把伯伯從老家接了來，一直供養他到去世。長兄如父這句古話在我伯伯那裏完全是真事。爸爸對他尊崇備致他是當之無愧的。
說是遺傳好還有一些證據，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個個出類拔萃。大姐二姐全上哈爾濱軍工（其實完全可以上清華，可是她們那個年代所有的青年都想獻身國防工業，上軍工直接參軍）；二姐參加中學生數學競賽曾代表獲獎者講話，登了報紙；哥哥中學得金質獎章，那可必須是全五分的，有一個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兒14歲上清華，18歲考取美國杜克大學，小小年紀已經在霍普金斯大學當老師了；姐姐的兒子也是實驗中學的優秀生，學校要保送他上清華，他嫌專業不好，自己去考上清華計算機係。
我這輩子由於趕上文化革命，沒有正規考過什麽試，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覺上似乎我智力的極限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從沒覺得什麽東西難得學不會過。我們小學由於是師範大學的附屬小學，所以有時會有實驗性質的來自北師大的測驗。有一次，全班參加一個算術測驗，跟平時上課測驗不一樣的是：這個卷子設計的題量特別大，是根本做不完的，隻是要求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時感覺不太好，因為沒有做完，這還是第一次測驗沒做完題。過了些日子，我已經忘記了這次考試，可是突然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麵，被授予了來自師範大學的一根鉛筆的獎勵，說我是那次測驗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得獎者。我的虛榮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滿足。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大約在小學五年級，我們合唱團的孩子們要參加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而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據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這對於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我小學畢業升中學的作文寫的是參加《東方紅》演出見到毛主席的事，不知道為什麽被《中國少年報》刊登了。後來又收入了什麽範文選裏。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還記得少年報那文章的結尾處畫了一個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讓人難辨男女吧。結果有好多小朋友給我寫信來，有個小男孩寫信來說：我想要一個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個嗎？信我當然都沒回，隻是自己樂了半天。後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麽關係，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做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
上小學時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印象：我們班學雷鋒做好事，大家在周末跑到西單商場去參加義務勞動，有的同學幫助售貨員賣包子，有的同學幫肉店卸貨，幾個小孩抬著半扇豬搖搖晃晃走不穩，一下撞到玻璃櫃台上，把人家的櫃台撞碎。我幹的好像是幫廚，幫飯店後廚洗菜。當時的政治熱情真是高漲得很。但是這種政治熱情在隨後發生的文化革命當中被引入歧途，形成紅衛兵運動的狂飆，把中國引向動亂，我們自己也在其中深受其苦。
但是總的來說，小學生活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我至今保存著小學同學送給我的手繪賀年片——當時我們經曆了三年困難時期，缺衣少食，各類物資短缺。老師號召我們自己用紙片製作賀年片。我在整理舊物時還會拿出來把玩一番。其中有一個叫莊大軍的同學，畫兒畫得特別好；有付亮（彭真的小兒子）畫的一個穿冰鞋戴滑冰帽的男孩；有平燕尼（《無窮動》中葉太太的扮演者）畫的圓臉小姑娘；可惜沒有王明明畫的，他現在是大畫家，一幅畫要賣幾十幾百萬，如果有他當時畫的畫，說不定有收藏價值哩。
---李銀河
來源：kexiaodehenna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903&postID=3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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