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的意義

索額圖

中國留學事業始於容閎，如果建廟認祖，容閎應該是我們供奉的祖師爺。容閎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到底有多大，不好講，但絕不是替曾國藩買了幾台機器那麽點兒貢獻。踏著容閎開創的路走出去又回國的中國人，是近現代中國幾乎所有大事的主角，是締造現代中國的主要智慧泉源和組織力量。如果認為袁世凱或者蔣介石毛澤東是近現代中國的主角，那就是讀書人的食頑不化了。從曆史的角度看，他們都是踏著別人的肩膀站起來的，這個“別人”就是一大批海歸人仕。不論做教授或做將軍，海歸們把現代知識和民主或者革命思想化為社會實踐，構建了中國近現代經濟結構和基礎以及社會主流思想，他們輔佐本土的領袖人物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跡。更何況，蔣介石也是日本學炮兵出身的。

海歸對中國社會的意義，早有人在研究。不論台灣學者或者大陸學者，他們大多從“報效祖國”的角度看海歸，好像回來的就是愛國的，隻有回來的才是好的，不回來的大概就是天朝棄民了。近年來中國出台了一些鼓勵海歸的政策，設了高高的門檻，非教授級或者成功人仕莫入，讓人望而卻步。這其實是傳統的帝王本位思想的延伸，或者是範宗淹愛國法則的濫用，籠統消極，缺乏人性，不符合現代人思想行為習慣，待歸人仕不積極，不希罕，不待見，也就難怪人們說，隻有混不下去的人才海歸呢。

在美國各地的街頭，各名勝景點，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出國來考察的團隊。不能說都是公費出國旅遊來的，他們還是學到了看到了許多東西，並且在中國的許多政策管理中體現出來了，但是，走馬觀花式的考察，能淘回去多少真正有用的東西是個問號。舉個例子，中國現在也搞社保和法定最低工資，和美國的如出一轍，學得像模像樣，但是缺胳膊少腿，矛盾百出，全然不得要領，執行起來還是各地各搞各的，麵目全非，這就不能怪“政令不出中南海”了，而要怪政策製訂者的兩把刀水平。其實，一個簡單的辦法，中國政府就可以拿到西方有關的政策精髓。像萬維網一樣，中國政府可以向海外學子們發出有關命題的征文啟示，我們這些智力過剩閑得慌的業餘專業人仕，花上個把月的時間，完全可以拿得出比出國團隊質量高得多的研究報告來，中央情報局也不能因為我們寫篇應征論文就把我們怎麽樣，我們自己也可以掙點兒外快，至少一篇論文也值一趟回國的機票錢吧。國內的人為什麽想不到這個捷徑呢？因為他們的決策團隊中沒有海歸，或者隻有一些半拉子海歸在那兒混名混利而已。

沒見過有人否認海歸們擁有中國社會缺乏的先進的知識和思想。但這是海歸的全部意義嗎？近現代那麽多海歸們，他們確實給中國帶去了這些先進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又是如何影響中國社會的呢？在中國，洋人買辦也不少，他們同樣也擁有中國社會缺乏的先進的知識和思想，可是為什麽改造中國、成為中國社會中堅力量的不是洋人和買辦呢？西太後的生活裏很早就有許多先進的洋玩藝如相機、汽車、發電機等等，它對中國又有什麽意義呢？

索額圖以為，海歸們最有價值的東西，或者他們對於社會的意義，並不是他們擁有的中國社會缺乏的先進的知識和思想，而是海歸們所特有的把外來的知識和思想與中國社會相結合的實踐能力。這並不是咬文嚼字，其中的確切含義在中國並不一定那麽容易為社會或國家認識到，即使在今天的中國還是這樣。許多歸國才人們的落腳地選擇（也許就是指定）了大學，以為先進思想和科學可以度化更多青年，為國家造就更多人才。其實歸國人仕們所有的未必是先進的，更不一定是有用的，十個楊振寧講課，也不過是講了二十節課，縱使是世界前沿課題，可是在到達前沿前的中間一大段的路還是要靠青年們自己來走，楊振寧幫不了那麽多，而中間這段路才是青年們最需要幫助、最難走的路，誰來幫助他們呢？靠腐敗教授們、還是閉門造車的學究們嗎？

海歸們跨躍了雙重文化，結合了中西知識和思想，他們的知識並不一定也不可能是最先進的（最先進的東西外國人接觸不到），但是，他們麵對中國現實的時候，他們知道現實的落後與不足，以及別國類似的好的做法，他們可以很自然地找出改進的方法和途徑，這就是他們優於本土人仕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實踐能力。海歸無須一定是博士教授，即使是普通的程序員工程師，見多識廣，辦法多，在同等學曆水平下，能力必然超出本土人仕，你承認不承認或者願不願意承認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玩陰的，海歸派當然不是本土派的對手，從袁世凱到毛澤東，從來都如此；從近年海歸又铩羽而還者們的經曆看，都是如此。

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軍事外交舞台上基本上是海歸們主導的，從北洋到國民政府再到紅色政權和新中國無不如此。人們習慣於把錢學森、華羅庚一代科學大師們當成海歸的傑出代表，卻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孤木不成林。遠的從洋務運動和北洋時代時說起，不論是現代工廠中，還是在艦隊領導中，起中堅作用的是一大批一個時期的海歸們，而本土人仕們之於事業或戰爭，許多人居其位，卻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袁世凱並不保守，中國的的許多第一都是他創造的，包括第一所女子學校，第一個警察局，第一條裝電燈的街道，可他沒有出國留學，沒機會接觸西式民主思想，裝著滿腦子的傳統狡猾，放著大好前程的總統不做，走了回頭路，讓梁啟超失望之極，大歎“異哉”。甲午海戰中提督丁汝昌受傷，接替指揮的是劉步蟾。我們沒有更多資料研究劉步蟾劉海歸，但艦隊的第二號人物，顯然是劉步蟾，而不是鄧世昌。而鄧少保的打法實在不敢恭維，他不是不知道近戰中魚雷的厲害，他隻是把陸戰中拚命的打法用到了海戰中，結果未及拚命身先死。如果他活著回來，他至少應當受處分的，太後把他樹了典型，不等於他做得對，有頭腦。如果北洋艦隊的管帶們都是鄧大人這樣的本土出身，血液奔騰起來，北洋艦隊恐怕當天就會輸個精光。不論在國民黨還是在共產黨的軍隊中，海歸們仍然是骨幹，雖然像李雲龍們一代戰將了得，卻是少數，沒法提倡，沒法推廣。劉伯承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自認校長，開始重新訓練他的將領們，和當年蔣介石做得一樣。蔣介石的留學經曆必然使他會認識到，靠傳統的計謀與勇猛是打不贏戰爭的，隻有學習外來先進的東西才能立軍立國。更不必說新中國本土派與海歸派們的天壤之別，本土派們不相信煤隻長在山西不長在江蘇，新中國的許多工業奇跡都是留蘇海歸們創造出來的。

中國傳統社會有個巨大的毛病，重理論，不重實踐，尤其不重視兩者的結合，師傅總是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門最難課程留給徒弟學生。中國社會並不缺乏智慧，可是有智慧的人太愛惜他們的智慧，大多不願意把他們陶冶智慧的過程教授給人們，所以我們的知識係統中總是少數高級人才呆在上麵，下麵是一大片懵懂的、半生不熟的、不中用的“儲備”人才。近現代的大批海歸們打破了這一陋習，他們重實驗，重學科的創立與係統化建設，重教育的過程控製，近代學科的基本門類，如曆史、政法、教育學、外交學、軍事學、農學、礦務、工藝、商學、船政、理化、數學、地理學、博物學、衛生學、美術、哲學等大多由海歸們奠基的，而這些海歸並不都是“學成歸國”的教授啊！可是在今天的中國教育科研係統，這個傳統的問題依然存在，究期原因，恐怕是由於改革沒有改到問題的根子，太久了沒有注入海歸人才，特別是海歸中級人才的緣故吧！

中國的IT人才不可謂少，可是IT工業為什麽拿不出一個像樣的可以行銷世界的產品呢？我們缺的還是大批的有實戰經驗的中間人才。本土人才雖然從課本上學到了技術，可是沒有應用需求，許多商業模式見都沒見過，你怎麽做得出先進的產品？沒見過，沒做過，又從哪裏學來項目管理的經驗技術？工業又怎麽能上得去？同樣是程度員，大陸的和北美的，怎麽能是一個水平呢？

即使在中國的決策層，封閉隔膜、隔靴騷癢的決策比比皆是，這並非因乏智，而是因為缺乏中西皆通的智囊人才。拿我老索做例證，早在2002年，老索即作文主張從非洲下手找資源，但我們的石油係統反應極慢，遲至2004年才有動作，可是好油區都已被西方石油公司瓜分完了，“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祖宗之法他們不懂嗎？就在這一年，當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000億的時候，老索作文建議，“三千億外匯儲備，留20％做經常外匯結算用，用30％購買歐元，餘50％換黃金白金，運回中國”，可那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決策者不知在想什麽，連中美關係的大趨勢都看不清楚。如果中國早早動手分攤外匯風險，怎麽會有今天的一日丟“四艘航母”的憾事？現在國內反腐，腐敗者反腐敗，可能嗎？如果把反腐進行到底，恐怕沒有幾個清官剩下，也沒有足夠的人來管理國家了。可是如果打開政府的大門，讓想當官的海歸們進來，他們個個兩袖清風有餘，還有報國的熱情和先進理念，心無私小雜念，一旦一代海歸形成氣候，反腐與效率公正的社會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嗎？當年的海歸沒有把中國變修，難道今天的海歸就那麽讓人不放心？

黎叔說：“廿一世紀什麽最貴？人材”可是雄心勃勃想崛起的中國真得把人材放到國家戰略中了嗎？八十年代以來大陸出國留學人數約120萬，四分之一回國，這個比例著實低了一些。中國不單支持了美國美元，還支持了美國大批人材！即使中國聘請回去一千個重量級教授，這個比例也不會有多大改變。不改變歧視性的海歸政策，海歸就不可能多起來。沒有大批海歸回國，先進的理念就形不成氣候，健康的學術和政治氣氛就創造不出來，產業商業就走不出內鬥的圈圈，傳統的倦怠的社會精神麵貌就不可能改觀，即使人們都發財了，落後愚昧的沉屙爛癢還會翻騰，娶妾未必不是時尚，當官也可試試當皇帝，中國社會即使不出戈爾馬喬夫，但也不能保證不出袁世凱。

二十世紀，如果沒有大批海歸回國，中國恐怕早已為洋人買辦控製，成為帝國主義的完全的殖民地了。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說，二十一世紀，如果沒有大批海歸回國，中國會不會再次為洋人買辦控製，成為新帝國主義的賺錢熱土？

 索額圖於北美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五日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