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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隨軍牧師機構直接隸屬於國防部,隨軍牧師事務委員會對各類隨軍牧師分支機構實施領導,是隨軍牧師的最高領導機構。該委員會包括:各軍種首席牧師局,司令部(區域)首席牧師處,集團軍、軍、師、旅及各部隊隨軍牧師處(科),部隊牧師及分隊牧師助理。牧師事務委員會直接隸屬於分管人事的國防部副部長。該委員會由6人組成,其中3人是軍種首席牧師,他們輪流擔任委員會主席,任期一年。所有隨軍牧師在編製上由所在兵團指揮官領導,在業務上由相應的牧師機構指導。無論是在科威特烈日炎炎的沙漠演習場,還是在阿富汗、伊拉克戰局,遇到麻煩的美軍士兵不是向他們的長官求助,而是向一些身穿軍官製服卻不攜帶武器的人谘詢。這些人就是號稱“服務於上帝與軍人之間”的美軍隨軍牧師們。目前,由於整個美國牧師隊伍老化,美軍也麵臨著隨軍牧師短缺的問題。美國陸軍日前聲稱,他們麵臨的天主教牧師短缺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以致陸軍中駐紮在全球各地的10萬名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及其家屬連最起碼的宗教儀式都無法得到保證。五角大樓負責招募隨軍牧師的陸軍隨軍牧師辦公室主任戴維·克尼漢表示,天主教牧師的嚴重短缺使得信仰天主教的官兵在星期天無法作彌撒或者參加聖禮。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五角大樓特別推出了“聯合培養項目”,即由軍方和民間大主教管區來共同培養隨軍牧師。這一項目允許地方上的教會到軍隊中發現有誌於成為牧師的士兵,然後在征求這些士兵的同意之後把他們送到地方上的神學院學習培訓,學習結束後去地方教會工作3年,然後再返回軍隊當隨軍牧師,而等到這名牧師退伍的時候,他可以再返回地方教會去工作。此外,五角大樓還積極在神學院的研究生院開展招募活動,與研究生簽訂合同,資助他們的學業,使他們加入隨軍牧師預備役,畢業後再改服現役。 一、美軍隨軍牧師製度的起源 如果要探尋美軍隨軍牧師製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悠遠的曆史深處。每當出現騷亂、危急和恐怖的時刻,人類總是寄希望於宗教和宗教人士,以獲得安慰。戰爭時期也不例外。在發生戰爭衝突的時期,無論是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人們都會轉而求助於宗教。公眾總是期望把宗教的撫慰同樣傳遞給那些在戰場上服役的士兵們。
公元742年,德國雷根斯堡(德國東南部古城)宗教會議首次正式規定,在軍隊中設立隨軍牧師一職,但是禁止這些“上帝的仆人”攜帶武器或直接參戰。“隨軍牧師”一詞,本身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使用的。
公元4世紀的一個傳說稱,一位名叫圖爾斯·馬丁的異教羅馬士兵,碰到了一個凍得發抖的乞丐,就把自己的軍用鬥蓬的一部分分給了他。那天晚上,他夢見了身披鬥蓬的耶穌。於是,他轉信了基督教,並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基督教會,他死後被封為聖徒。圖爾斯·馬丁後來成了法蘭西的神聖保護人,他的鬥蓬也成為一件聖物,被曆代法蘭克國王帶上戰場。這件鬥蓬在拉丁文中被稱為“披肩”。其便攜式神龕被稱為“capella”,看護它的牧師叫做“cappellanus”。最終,所有的隨軍神職人員都被稱為“capellani”,法語稱為“chapelains”,從此便有了“隨軍牧師”一詞。 公元1175年,在英格蘭召開的威斯敏斯特宗教會議上提出,禁止神職人員“手執武器或身著盔甲四處活動”,但這一現象直到14世紀才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到16世紀宗教改革時,隨軍牧師的職責被界定為:“‘使心靈得到嗬護’,其最佳表現就是不幹涉其他事務,而隻把自己該關心的事情做好。”從隨軍牧師作為“神聖的保護人”這一職業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職能和軍人角色之間的矛盾衝突。 二、殖民地時期美軍隨軍牧師製度(1607-1775年) 從1607年(建立詹姆斯敦鎮)到1775年,前後168年間,隨著主要來自英國愛爾蘭,還有德國的歐洲移民浪潮的到來,大批歐洲人在二三十年之間就變成了美國人,一個獨特的文明在北美誕生了。這種變化一直延續到歐洲移民與美國本地土著部落之間幾乎連綿不絕的戰爭之中,以及他們反抗法國人對這塊大陸的政治、經濟統治的鬥爭中。身裹大黑袍製服的牧師們,從一開始就同殖民地的民兵們一起投入了戰鬥。
殖民地軍隊都是在當地招募的,當他們投入戰鬥時,就帶上當地的一名牧師,這名牧師往往較為年輕,因此就身體來說更適合於從事宗教活動,但有時也不盡然。 這是一個宗教在美國人的生活中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年代。對於殖民地的居民來說,牧師是一個在公眾中強有力的權威人士。即使是一次小的軍事行動也不能在沒有牧師在場谘詢和鼓舞殖民地戰士的情況下製定計劃或采取行動。
到1675年,當又一次大規模的與印第安人的戰爭,即菲利浦國王戰爭打起來的時候,曾在佩科特戰爭中穿戴過的產自歐洲的笨重的提燈鍾型盔甲不見了,殖民地居民們采用了一套更適合於叢林作戰的方式,它強調部隊機動的速度和突然性。
從1689年到1763年,殖民地居民共參加了四次反抗法國人的大規模戰爭。威廉姆國王戰爭(1689-1697),安妮女王(Queen)戰爭(1702-1713),喬治國王戰爭(1744-1748)及法國人與印第安人的戰爭(1754-1763)。每次戰爭中,隨軍牧師都伴隨他們所在的軍隊出現在大小戰鬥之中。
在1690年發生的首次大規模抗擊法國人的殖民地民兵遠征行動中,共有5名牧師在軍中服役,他們與2500名殖民地民兵一起戰鬥。9名牧師隨殖民地軍隊一起,在1745年攻陷了路易斯堡(即人們常說的“北美的直布羅陀”)的法軍要塞。在法國人與印第安人這場最後也是最大的殖民地衝突戰爭中,大約有31名牧師在軍隊中服役,其中,“將近半數來自馬薩諸塞州,並且四分之一是在賓西法尼亞團中供職,來自公理會的教士數目最多,也有相當數量的長老會教士和一些主教派教士”。在這場衝突中,年輕的喬治·華盛頓注意到,很有必要為每個軍事單位指派一名牧師。在這場戰爭的兩年間,他曾多次試圖勸說弗吉利亞洲洲長丁威迪,給他的司令部指派一名牧師,但都徒勞無功。 三、獨立戰爭期間美軍隨軍牧師製度 (1775-1783年) 貫穿美國獨立戰爭的隨軍牧師史是一部犧牲和奉獻的曆史。殖民地牧師們常常從他們自己的教區和傳教地征集軍隊,並率領他們走上戰場。他們承受著個人的痛苦,並整天和饑餓、孤獨、拘禁、挫折、傷病及死亡打交道,直到最終的勝利。
當喬治·華盛頓在馬薩諸塞州坎布裏奇市擔任大陸軍總指揮時,隨軍牧師們已經開始在軍隊中履行自己的職責。華盛頓能叫出在波士頓周圍23個團中任職的15位隨軍牧師的名字。1775年7月29日,大陸議會對隨軍牧師的身份給予了官方認可,當時還表決了先前在7月16日的決議中沒有涉及到的有關大陸軍中各級軍官和招募人員的薪酬支付問題。隨軍牧師20美元,每月以現金支付。這是與指揮官和軍法官們相同數額的報酬,這也是美國政府首次對隨軍牧師的官方認可。於是,那一天被認為是美國隨軍牧師製度的誕生日。
在戰爭爆發時,每個殖民地都有自己的隨軍牧師招募計劃,或者應急臨時起草了方案。應喬治·華盛頓上校的要求,弗吉尼亞州在1758年以立法的形式製定了國民軍團牧師製。然而,似乎直到1776年,才有隨軍牧師被委派下去。1777年,當國會打算用旅牧師取代團牧師時,喬治·華盛頓將軍反對說,此舉有可能會導致宗教紛爭,因為在團級設隨軍牧師,可以“使每個團都有一個選擇代表他們自己宗教感情的隨軍牧師的機會,這是建立在一個更為包容的計劃基礎之上的,……一個旅……包含四到五個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六個團的編製。不同類型的宗教信仰可能太多太多。”
從1775到1783年,隨軍牧師的故事與革命軍的發展同步延伸。在美國獨立戰爭事業中工作過的隨軍牧師共有222至238名。在長期的戰爭衝突中,人們在各個戰役中和各個戰場上都能看到隨軍牧師的身影:邦克山、魁北克、懷特平原、特倫頓、普林斯頓、白蘭地酒鎮、薩拉托加、蒙默思郡、國王山、卡姆登和約克鎮。牧師們的職責範圍相當廣泛,除了和士兵們一起戰鬥、行軍之外,在戰爭的考驗麵前,人們還看見他們在營地傳道,訪問和關心傷病員,照顧臨終者等。
1777年1月2日,約翰·羅斯布魯赫牧師在第二次特倫頓會戰中不幸陣亡,這是在獨立戰爭期間陣亡的第一位美軍隨軍牧師。獨立戰爭開始時,隻有誌願傳教者們偶然自發組建的體係,結束時卻有了旅級隨軍牧師們有組織的係統。隨軍牧師們的工資待遇,也從最初相當於上尉薪金的每月20美元,提高到與上校薪酬相當。依照1776年9月20日批準執行的《戰爭最初的製度與條款》的第四款,這一組織包括“被委派到團、連、隊或守備部隊的每名隨軍牧師”,除此之外,大陸軍中還有多名醫院牧師、一名無固定住所的德國籍牧師、一名在印第安友軍中傳教的牧師和一個設在總司令部的隨軍牧師處(由伊斯雷爾·埃文斯牧師負責)。他們中,除一名為加拿大團服務的牧師和一名在西線的誌願牧師是羅馬天主教徒外,其餘的都是新教徒。那位加拿大籍牧師,路易斯·尤斯塔斯·洛特比尼瑞教士,是第一位羅馬天主教隨軍牧師。當本尼迪克特·阿諾德將軍和理查德·蒙哥馬利將軍率軍北征加拿大時,這名魁北克主教教區的牧師已年過六十,他耗盡大量錢財支持美國的事業。由於他和兩個團的加拿大籍官兵們一起為美國軍隊服務,因而深受被白裏安(Briand)大主教開除教籍之苦,但是他在整個戰爭期間忠於職守。戰後,他住在費城,在窮困中度過餘生,死於1786年,享年71歲。
當戰爭臨近結束時,隨軍牧師們繼續扮演著重要而又顯著的作用。在圍攻約克鎮的戰鬥中,伊斯雷爾·埃文斯牧師差點被一枚爆炸的炮彈埋進土裏,華盛頓將軍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並建議埃文斯將他那頂破爛禮帽留作家庭的紀念。
當和平最後到來的那個偉大日子,1783年4月19日,即康科德橋之後曆經八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才迎來的日子,約翰·迦諾牧師站在“功德堂”的門口,引領集合的眾人祈禱上帝賜予的獨立和勝利,這個位於紐約州紐伯格市(Newburgh)大陸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的教堂,是軍隊自己興建的第一處教堂。建造這個小教堂的目的是為一個旅的官兵提供禮拜場所。它由埃文斯牧師策劃,經華盛頓將軍於1782年聖誕節正式批準,由塔珀上校用羅徹馮泰尼少校籌集到的材料施工建造。
1787年,前隨軍牧師亞伯拉罕·鮑德溫代表喬治亞地區參加了在費城舉行的立憲會議,並且是憲法的39名簽字人之一。他成為一名參議員,並創立了喬治亞大學。 四、南北戰爭時期美軍隨軍牧師製度 南北戰爭是影響十九世紀美國最重要的曆史事件。獨立革命戰爭有隨軍牧師,南北戰爭中也有隨軍牧師的參加,規模遠遠超過1776年的情況。
南北戰爭的規模如此之大,毀壞程度如此之高,使得這場戰爭衝突被恰當地稱之為第一次現代戰爭。在幾乎四年的時間中,大批由平民士兵組成的誌願軍隊相互拚殺,在廣大的地理空間上進行了一係列的戰役和戰鬥。州長、團級或各級軍官們,以及聯邦政府指派了大約3000名隨軍牧師參加聯邦軍隊。人們所知道的這些隨軍牧師的名字略多於2300人。在職隨軍牧師人數最多時,達到1079名。其中,有930名團級隨軍牧師、117名醫院隨軍牧師和32名軍營隨軍牧師。共有66名隨軍牧師在這次衝突中為國殉職,包括第13堪薩斯州步兵團的U.P.加德納牧師。1864年11月22日,在切諾基村(Cherokee),當已確定他的身份是一名隨軍牧師之後,他仍被昆特裏爾遊擊隊的一名襲擊者打死。這名襲擊者是一個17歲的青年,名叫耶西·詹姆斯。在聯邦軍隊這邊,對於隨軍牧師的數目,現存的軍隊記錄也不完整,但是大致在600至1000名之間。
南北戰爭隨軍牧師一般分為三類:團級、軍營和醫院隨軍牧師。隨著國家征召軍隊,出現了隨軍牧師最大的匯聚人流。按照舊的國民軍法令,每個團要有一名隨軍牧師。在1861年7月22日,有50萬名誌願軍被應征入伍,隨軍牧師的需求也相應上升。根據戰地軍官和連級軍官們的投票,牧師任命權被授予團長。隨軍牧師必須是得到正規神職任命的某個基督教派的牧師,並且享受騎兵上尉的薪金和津貼。根據1861年8月3日法案,正規軍中要配備團級隨軍牧師。在1862年7月17日,有關資質部分的內容發生了如下改變:在美利堅合眾國的軍隊中,凡未得到某基督教派正規神職任命為牧師者,及不能出具牧師執業表現證明,及一些權威教會團體,或不少於五名本教派的委任牧師的推薦信者,不能被任命為隨軍牧師。這一改變是應美籍以色列人代表委員會給林肯總統提出的委任猶太籍隨軍牧師的要求而作出的。在誌願軍團中指派和委任隨軍牧師的做法千差萬別。南北戰爭中,軍隊隨軍牧師製得到了最初的發展,很多程式仍然生效。
在早期,軍事神職人員是布道者、隨軍牧師和戰鬥人員,1861-1865年間,對於牧師的“作戰”功能趨於淡化,而更強調其在精神上的作用。而且,南北戰爭中在戰場上第一次有大量的羅馬天主教隨軍牧師、出現了第一個猶太籍隨軍牧師、第一個黑人和印第安人隨軍牧師。戰爭的曆史鑲嵌著許多精神上的英雄。在南北戰爭中,共有三位隨軍牧師獲得了國家最高獎章——國會榮譽勳章。南北戰爭中,除了有大量的羅馬天主教徒作為隨軍牧師供職外,也出現了第一位猶太人和黑人隨軍牧師。服役的第一位猶太人隨軍牧師是邁克爾·米切爾·艾倫,被有名的“卡梅倫之龍”第5賓西法尼亞騎兵師第65團的軍官們正式選舉到那個職位上。
戰爭結束的時候,在聯邦軍隊中有158個黑人團。雖然所有的軍官和大多數隨團的隨軍牧師都是白人,有12個團有黑人隨軍牧師。首位黑人隨軍牧師一般認為是亨利·麥克累爾·特納教士,一位來自馬裏蘭州巴爾的摩市的牧師。1863年,特納成為美國有色人種部隊第一團的隨軍牧師。他一直服役到1865年,後來成為“喬治亞州議會的議員,一個非洲循道宗教徒主教教會的大主教,好幾種宗教雜誌的創辦人,和一所學院的校長”。在南北戰爭中,隨軍牧師的職責包括很多方麵,最重要的是在帳篷中、戶外或篝火堆旁舉行的禮拜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