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華民族喜歡“到什麽時候幹什麽事兒”。 大學畢業了,這個時候該幹的事就是馬上找工作。 到29或35歲了,這個時候該幹的事就是找個異性和自己配合生孩子。 當了領導了,這個時候該幹的事就是考慮是否多少貪汙一點,免得別人說自己不合群。 中國人不準許自己“到什麽時候不幹什麽事兒”。 比如北美崔哥的我,到了五十歲了,不幹五十歲的人該幹的事,比如健身飲食以便讓自己晚死幾年,反而突然做起明星夢,在全世界巡回演出脫口秀,自己可能覺得挺成功的,但是在同齡人眼裏,不管多成功都應該遭到鄙視,絲毫不值得關注和羨慕。 前幾天,我在民族宮大劇院演出後,台下一位觀眾冷冷地說:崔哥,大部分明星在您這歲數可都退休了。(我當時多盼望那是上下班高峰期,我好衝進地鐵一號線把自己給擠死得了。真不想活了。) 按照我們中國人的邏輯,比爾蓋茨上了哈佛就應該畢業,不該退學,在自己家車庫修什麽破電腦呀。 鄒亨瑞先生在加拿大博士畢業,就應該好好找份工作,來中國辦什麽“亨瑞留學”呀。 我北大校友毛澤東好不容易趕上一次秋收,不好好收麥子,非到井岡山搞什麽暴動呀。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這都屬於不靠譜,不入流。 中國十三億人雖然不夠團結,但是在奮鬥目標上卻驚人的一致:那就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少壯不努力,老大圖傷悲 (老二一般就沒事兒。) 一個中國人的孩子生下來,他的家庭和社會隻給他一個選擇,那就是成功。他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他不能落後,不能落在親朋好友和左鄰右舍的孩子的後邊。至於他這一生是不是幸福,充實,滿足,這些概念跟中國人不發生關係。 中國人生孩子不是為了孩子謀幸福的,而是通過孩子給家長爭麵子的。 我在美國曾經雇過一位白人洗碗工,為了讓他安心革命工作,不自卑,我多次語重心長地教導他好好幹,幹滿一年就可以晉級當炒鍋,如果幹滿三年,我可以出資,幫他也開一家餐館。沒想到白人雇員笑了:說Brother Sway(崔哥),不是所有人都象中國人似的渴望成功。我就喜歡每天帶著耳機,聽著音樂,把雙手泡在熱乎乎的水裏,不操心地幹八個小時回家,然後帶著女友開車兜風。 我在美國27年,見過無數沒心沒肺的美國打工仔永遠一臉滿足的微笑。我們中國人呢,包括崔哥我自己在內,從打工仔到富豪,從群眾到領導,很少有一臉滿足的微笑的。 我們這個民族永遠不滿足,24小時都在憂國憂民,奔完解放奔小康,奔完小康奔四化,這回四化不小心都實現了,我看以後還奔什麽。 鄒亨瑞先生專門幫著中國孩子到海外開拓人生,他問我我三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上什麽大學。我說沒一個是名校。他又問他們學什麽專業,我說都是不可能找到工作,即便找到也掙不了大錢的專業,比如環保,詩歌和戲劇。平均每人換了六次專業,因為實在不知道要學什麽。 我曾經絕望地罵他們小兔崽子。後來一想,從基因學考慮,罵孩子小兔崽子對我這個當爹的臉麵上不好看。 總之,按照中國人的標準,我的三個孩子非常失敗。我於是這麽安慰自己:既然孩子出生在美國,他們就有權選擇失敗。不是所有人都應該進常青藤,然後當醫生,律師,議員,或者創業,上市,幹馬雲和喬布斯才幹的勾當。 人類社會總得有人平庸,快樂,知足地活著。要不出租車誰開呢?煎餅果子誰炸呢?酒店誰來打掃?像馬雲這樣的臉誰來長?像喬布斯這樣的病誰來得?其實上帝他老人家對每個人都是很公平的。 我三個孩子大學畢業了。他們的美國老師告誡他們,給自己兩年時間,別找工作,而是去旅遊,體驗各種人生的行當,尋找一個即使不掙錢甚至倒貼錢也願意幹的工作,那就是夢想。 我希望通過亨瑞留學以及所有幫助中國孩子出國的機構,請告訴你們的客戶:孩子們去美國不是一味去追求成功,而是去體驗中國無法提供的東西,那就是去享受一下可以選擇失敗的自由。。。。。。這句話本身充滿了矛盾,而且很可能招正派人討伐。 就說是北美崔哥我說的。 老大崔得龍,酷愛寫詩歌,目前全球讀他詩作的人有九個,其中六個是直係親屬。
老二崔兆龍 Alex, 整天在西雅圖都市車河裏蕩舟。覺得很酷。
老二的宏偉理想是在露天開瑜伽課,怎麽掙錢沒想過。
老三崔雲龍 Raymond, 最大的美國夢就是當個酒吧調酒師,自己喝酒方便。
北美崔哥 (Brother Sway),本名崔寶印(1965年-),生於北京王府井。崇文區永外小學,白堆子外語學校中學,畢業於北京外語師範大學英文係和北京大學國際文化專業雙學士班 [1],曾在西雅圖大學攻讀過法律。以脫口秀風靡網絡、紅透美加。[2]。他的《中華民族到了該幽默的時候》一書即將在2012年由中央黨校出版社--http://zh.wikipedia.org/wiki/北美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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