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編轉按：在天涯的“煮酒論史”，看到鞠家jujia 這兩篇文章，雖有可商榷之處，但也不無道理，含有一些積極的思考。是先有蛋還是先有雞？是先有刁民還是先有製度？是因為人性的本惡產生了專製製度？還是因為專製製度而導致了人性的惡劣？
 

群體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間，當代國民群體的劣根性淺析

在我們對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時，卻對自身了解得實在太少，乃至於一切的憧憬與藍圖都是建立在一個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來講個故事，這是發生在幾年前的“安利退貨門事件”，故事發生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後期，隨著跨過企業進入中國，西方世界與中國才在基本的生活層麵真正開始相互接觸。在跨國企業大批量遷往中國的過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也希望在這片它並不熟悉的土地上開展藍圖。
　　
　　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三十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製度體係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製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
　　
　　然而，正是這家巨型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製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隻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製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征，退貨率微乎其微，安利的產品是優質的。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美國人怎麽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製度體係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製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真的是產品質量不好嗎，以致於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國老百姓要求退貨？
　　
　　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著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麵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麵，拿著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製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隻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製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麽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製度體係、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
　　
　　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麽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隻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如果我們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這樣一件當年轟動的“退貨門事件”，無疑是給國人自己打了一記重重響亮的耳光！
　　
　　透過這個經濟層麵的現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即使是西方最優的製度和文化（被哈佛與世界首富認可），到了中國，就陷入泥潭，不僅不能有效實行，反而被國人給“特色化”、同化了。
　　
　　記不太清楚是誰（可能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意思是：任何製度的設計、哪怕是世界頂尖學府和精英設置的體係，都經不起中國人的糟蹋，因為中國人是最精於鑽空子的，無孔不入，即使是堪稱完美的製度也仍然防不勝防，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專@製手@段。
　　
　　這段話大概是這個意思，一直在我腦海中印象深刻。當然，這樣的話會令今天我們所有有良知、有現代公民素質的中國人感到憤怒，會刺激我們大多數網上的憤怒青年們。我們的社會在發展，我們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能夠左右世界經濟格局，我們應該有條件擁有最完善的製度、應該達到美國那樣的社會憧憬。怎麽可以說，我們沒有資格具備現代公民的素質呢？
　　
　　然而事實或許恰恰正是這樣：我們確實仍然是一群群氓！並且，這種群氓心理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無孔不在。
　　
　　我有幾位大學同學，在政府部門的縣、鎮一級做公務員，多年的好友，隻要有時間，平常電話、網絡常常聯係，都能與他們交流一些東西。有一位同學就說，現在基層的問題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卻整天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難以處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當地老百姓的一些作為更讓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現實的無奈取代。
　　
　　他說的有一個事件很值得讓我深思：一個外地貨車，運的是某種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聽說的），行至到該鄉村的崎嶇道路時，因為路麵不平，翻了車，貨袋破了，黃油流了出來。司機急的是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該地的村民們出現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越來越多，司機心想：這下有救了，有人幫忙來了！誰知這些村民們個個拿著袋子，並不是來救援，竟然是衝上前裝油，一袋、兩袋……裝得滿滿，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機驚得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攔不住，而村民們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沒有破的貨運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來，不長時間，一整車的貨就分到了這些村民手中，他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仿佛白白撿了天大的便宜，卻把那司機氣煞得是怒火朝天，卻無計可施。
　　
　　貨運車不是一輛，後麵跟著來的司機們全都怒了，聯合起來找當地政府，要求賠償，懲罰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視，派人前來處理，可村民們不答應，死活不肯把黃油還給司機，雙方發生衝突，有人員損傷。鬧到後來，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大罵政府是吃裏扒外的東西，向著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須對村民們賠償精神、損傷。於是乎，這件令人無奈而兩邊不是人的事件，最終還是讓當地政府做出讓步，對兩方都進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補償雙方，才得以消停。
　　
　　該同學是當事人之一。他在大學時，也曾是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談天下大事，動輒自言“以後我要是當政了就如何如何”之類話語，如今在基層幹了兩年，當年的意氣風發早已不見，有的隻是無奈的苦笑，說：罷了罷了，在中國，就是這樣……想必再多過幾年，這樣的事再見得更多，也就心態麻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風雨欲來，我已巋然不動了。
　　
　　農民們辛苦，但並不一定善良；農民們不容易，但他們同樣愚昧無知。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似乎天然地把農民這個群體當作值得同情的對象，但我們恰恰沒能夠真正深入他們的生活，了解到他們思維的本質。這些“群氓”們在自己田間地頭、自己狹小地盤上，同樣為了爭奪利益而相互內鬥：為占小便宜而損人利己的群體思維模式、農村裏為爭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為爭山林而兩村人大打出手、為了點蠅頭小利不惜偷盜電線放火燒山、還有最為頻繁的地方利益兩夥村民相互間、動輒就是扛鋤頭群毆不怕事小、或是張家長、李家短然後恩怨相互往死裏整……總之，魯迅的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中國地域差距之大，現象可謂千差萬別。上海的市民們瘋狂退貨的舉動、與田村老農們瘋狂搶貨的舉動，在我看來，卻並無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是千百年來一直未變的國人群體心理。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是這樣的群氓——無論是在高樓大廈的繁華城市、還是在窮鄉僻壤的山間田邊，他們都為著自己心裏的小算盤、小利益做精確的打算，想著的是那點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達自己手裏？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中國特色的現象：領取退休金。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裏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著，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裏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麽不領？我這不算貪汙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占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盡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著千百年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辟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才是我們的人民的真實本質。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隻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製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製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製都約束不了國人。
　　
　　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製”時，我恰恰認為，製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同樣是乘坐公交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借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環境裏，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隻是一座雷峰塔那麽簡單。
　　
　　我不禁要問：誰說人民就是善良的、無辜的？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隻是一點點小錢。那麽在曾經《南方周末》所報道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裏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複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征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隻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製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周末》報道，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裏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麵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隻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這樣的事例我不想再說了，在我們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沒有辦不到，隻有想不到，國人對於體製、環境的超強適應能力，還有極具特色的現實想象能力，真是令人驚歎叫絕而又不可思議。
　　
　　曆朝曆代，百姓們通常會大罵貪#官、大罵權#力壟@斷者，因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們更順捷的渠道，去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我們常常說：官是黑的、醜惡的，而民都是無辜的、善良的——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領退休金”這些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沒有發現“人民”的任何善良之處，恰恰相反，我發現的是：普通百姓隻要一旦獲得了某種權力（哪怕是臨時的），有機會更改遊戲規則時，他們表現出來的群體犯罪行為、集體竊取，與那些貪官、腐化分子的作為沒有兩樣，甚至表現得更明目張膽，更加令人可怖，因為——每個人都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當阿倫特在用其筆調描述“群氓”的現象時，她是否知道，這個詞語真正、徹底地適用於我們這個國度。

　　個體的行為，孤立來看，並不足以產生多麽嚴重的影響，而一旦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將會匯聚成為一股洪流，產生極大危害。對於國人來說，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們真能施行一個公平公正的體製、或是自上而下的進行全麵改造，那麽我相信，這一切終究被國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團體心理所取代，漸漸演化的仍然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你我之間的算計、搶奪，乃至亙古不變的“窩裏鬥”、“相互拆台”。
　　
　　在今天國人的思維裏，1966-1976這段延續十年的曆史事件一直是國家與民族醜陋的傷疤。作為每一個平頭百姓的個體，都有理由對這段曆史充滿了義憤填膺般的憤恨。幾乎所有的人民都將其歸罪於國家的領袖，認為這完全是個人集權下的惡果——這種說法尤其盛行於今天40-60歲這一代人當中，他們今天成為了社會的主導群體，自然有了對過往曆史的評價權。
　　
　　然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如果不是國人群體本身就擁有驚人的破壞力，如果不是因為人們相互之間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傳統心理，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群體犯罪思維，我很難相信，僅僅憑借某個人的號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國人的“選擇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無遺：恰恰是40-60歲這一年齡階段的人們，在當年那場延續十年的事件當中，正值他們青春歲月的憤怒青年時代——正是他們，主演了這場悲劇，他們舉一反三地發揮自己的破壞力和想象力，將整個民族的劣根性進行了一次經典的登場演出。
　　
　　回想當年，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與今天許許多多的網上的憤怒青年一樣，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對現行製度的一切充滿了憤恨和挑釁，他們目中無人、見人就咬。這個群體對上級、長輩的反叛，演化成從“文#鬥”的大字報、“破四舊”，發展到“武#鬥”的打砸搶、抄家，紅衛兵秉持著“激進的就是正義”的狂熱信仰，對國家機關、政府體係進行破壞性的衝擊，尤其在對待那些當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誌時，這些年輕人把他們內心的狠毒表現得淋漓盡致：肆意踢打、辱罵，剃成癩痢頭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掛貼牌進行遊街，私闖民宅抄家，肆意沒收他人財產……這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群體犯罪，而犯罪的人們竟然將此稱作“正義”。發展到後來，就是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以後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在這其中，紅衛兵們的內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勢力代表，“造反派”、“極左派”、“保守派”，他們相互間爭權奪利，大打出手，儼然是整個社會以“正義紅旗”的名義，變成了黑社會式的江湖世界。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醜惡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千倍的社會損傷。
　　
　　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領袖的三言兩語，就能輕而易舉地調動起整個群體的狂熱？——這根源恰恰不在某個人的威信力量，而在於這個群體本身就擁有著恐怖的群體犯罪心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國群氓們”的曆史性演出。而作為民族的最高領袖者，無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這種醜惡心態的。隻不過，領袖負責打開了這個潘多拉魔盒後，魔盒裏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態都一湧而出，就再也控製不住，延續達十年之久。

　　與其說是領袖引導了民眾的行為，倒不如說，這是民眾們集體無意識的利用領袖的言辭、來達到人民內心深處隱藏的目的。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們肆意抄家、打人、淩辱他人的人格時，往往借助的是領袖的語錄，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就足以掩蓋他們自身的邪惡。我的外公、爺爺當年都曾被遊街示眾，而將他們打倒、羞辱的那些紅衛兵們，恰恰是當年那些他們用盡心血培養的青年幹部。與今天的社會現狀類似，在那個年代的這群年輕人心裏，對老一輩人充滿了不信任，在這些青年眼裏，那些老頑固思想落後、早已被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裏通外國”所腐化，他們正是“禍國殃民”、“殘害群眾”的罪魁禍首——怎麽辦？紅衛兵們，兄弟姐妹們，都響應起來吧，“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頑固的命、打爛他們的舊世界、抄他們的家、把他們遊街示眾、讓他們受盡折磨！——這，就是“群氓”們心底最真實的本質，群體犯罪的最經典的一次上演。
　　
　　人們常說，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國民。我看來恰恰相反，應該是有什麽樣的國民群體，才會產生什麽樣的領袖。領袖不過是看透了民眾們的內心世界，洞悉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於是，領袖們的輕輕撩撥，就足以把這個群體引導到一個狂熱的狀態。與之類似，德國的納粹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都無疑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可以更換，但群體思潮依然狂熱，人民的群體思維代代相傳。
　　
　　紅衛兵的主體正是當年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正是這群憤青而無知的學生，在今天已成為40-6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這個年齡段的人們自然而然擁有了經濟上、社會輿論的話語權，這夥當年“群體犯罪”的人們，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省，今天依舊用謊言自欺欺人，把曆史的罪責推到某個個人的身上，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個群體的犯罪心理，與那“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們”一樣，竟然表現得心安理得、理所應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麽，反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大眾中的一員：既然大眾都這麽幹了，我一個人又需要承擔什麽過錯呢？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30年，社會硬件方麵的發達已經登峰造極。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間的農夫乃至網絡上無處不在的憤怒青年，他們的心態與30年前紅衛兵沒有絲毫差別。
　　
　　而倘若我們將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曆史長河，遙伸至曆朝曆代，會看到在各個時代裏，這樣相同本質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視一切外來事物而又愚昧無知的義和團、剛剛進城就立刻腐敗墮落的太平天國式農民、剛剛占領北京城就貪圖享樂迅速滅亡的李自成農民軍、把明末抗清將領袁崇煥碎屍萬段、分屍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群體意識係列之二：群體民眾們的“偽正義”

題記：“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惡，而是掛著正義名號下的偽正義。”—— 盧梭《懺悔錄》　

　　（上篇）

　　上周寫了一篇《群體犯罪心理——就在你我之間，當代國民群體的劣根性淺析》，可謂毀譽參半，跟帖者不少，不禁有了再寫點東西的念頭。
　　
　　一如前一篇文章，我還是開門見山，講一個故事先。這不僅僅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曾經就發生在天涯網上的真實事件，今年7月份的“菊花香香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一位“菊花香香1986”的女子稱自己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被高官包養做二奶，該女子在天涯網聲稱“我就是喜歡做二奶”，並大肆嘲笑網友。一石激起千層浪，天涯諸多網友如過江之鯽，紛紛拍磚，砸貼，用謾罵予以還擊，並演化為現實社會中的“人肉搜索”。上萬名網友參與了這場搜索“菊花香香”行動，很快，有人稱該女子就是成都某個體女老板張靜，甚至將她的照片、手機號碼、家庭住址、小孩的幼兒園地點統統曝光在網上。於是乎，一起網民群體事件爆發，有不少人打電話對張女士進行辱罵、威脅，牽涉到她的家人和子女。張女士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精神接近崩潰，不敢出門。
　　
　　然而隨著事態的演變，才知道這位張女士竟然是無辜的受害者。據CCTV-12法製頻道報道，張女士並不是網上那位二奶“菊花香香”，她很少上網，對天涯並不知情，也從未發過這樣的帖子。在CCTV-12的這起專門報道中，我們看到的是，張女士至今還住在70平米的小房子裏，生活並不富裕，她已經有一個四歲的女兒，與網上盛傳的“高官二奶”根本大相徑庭，隻是她在自己博客上的照片被某些別有用心之人截取，傳到天涯網，被誣陷為那個令人憤恨的“菊花香香”。
　　
　　無辜的張女士遭受了莫名其妙的精神打擊和恐嚇，而這一切來自於天涯網友的自認為正義的舉措。在記者采訪時，張女士淚流滿麵，痛苦不堪：“我根本就不是什麽菊#花香#香，你們看看我住的這種60多平米的房子，能像是高官包養的二奶的別墅嗎？我的女兒都已經四歲了，而那個‘菊花香香’才剛大學畢業，哪裏有大學畢業的女人會有4歲的孩子的？”張女士的家人們也作證，說：“她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了，哪裏是什麽大學生啊？”親眼所見張女士家中的情景，及其結婚證、戶口本，事實告訴人們，張女士是被人誣陷了。由此，張女士聘請律師，將該事件的諸多當事人告上法庭。
　　
　　整個事件從開始到落幕，充斥著不同聲音，這其中，以網友們自認為“正義”的討伐聲最為刺耳，時到如今，依然不少人質疑張靜女士是否買通記者——這姑且不在今天的文章評論範圍。但是，隨著事件的透明度的公開，張靜女士是“人肉搜索”的無辜受害者這一事實，無疑是成立的。再極端一點說：假設菊花香香真的就是張靜其人，她是否就真該遭受“人肉搜索”，並遭受到群體性的精神暴力？民眾們由虛擬世界延伸到現實社會，對張靜女士本人、及其家人的騷擾攻訐，是否構成了犯罪？而網民們所謂的“正義行為”，又有多少能給予社會進步的推動力量、而不是產生更大的社會混亂？
　　
　　民眾們狂熱而非理性的群體暴力行為，是這個事件的根源所在。人民高呼著正義的口號，用某種極端、甚至野蠻的方式，在精神上對事件當事人進行摧毀，當這種“群眾暴力”發泄在了錯誤對象上時，所釀成的悲劇會是非常可怖，足以將一個人的精神信仰徹底摧毀，甚於對肉體的損害。
　　
　　而我們反觀中國的曆史，竟然驚奇地發現，正是在離我們所不遙遠的時間階段裏——僅僅在三十多年前，這片充滿“群氓憤青”的土壤上就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正義討伐”、“人格侮辱”群體事件，成百上千的無辜者被群眾們謾罵、攻訐，精神上遭受極端的痛苦，許多人因此結束了生命。想必今天許多活著的當事人，都依然曆曆在目，記憶猶新，而這種文化基因正是在一代代人潛移默化的遺傳下，依然在今天、尤其是充滿自由化的網絡世界裏肆意橫行。
　　
　　張靜女士是無辜的，遭受了如此嚴重的道德譴責，當人民為了心目中的“正義”而討伐她時，誰又來為張靜女士主持正義？難道，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社會正義麽？
　　
　　社會心理學家龐勒的《烏合之眾》一書中，深刻描述了這樣的一個群體：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沒有明確的精神信仰，隻有盲目的從眾隨大流的群體習慣。當一個人做出某件看似正義、又具有潛在危害的事情時，第二個人、第三個人……接踵而至，紛紛效仿，乃至匯聚成一股洪流，最終，個人的理性被淹沒在群體行為中，整個群體變得狂熱、盲目，變得可怕——這，就是“群氓”。
　　
　　如果說，“菊花香香事件”鑒於網絡信息的不對稱，造成“誤傷”，網友們的狂熱行為多少還具有那麽一點點“合理性”的話，那麽發生在三年前的“陳易事件”，恐怕就真的是對群氓們的一次精神拷問了：
　　
　　2005年9月15日，大三女生陳易在網絡上發出一封“賣身救母”信，訴說其母親病重，家庭經濟難以支撐，迅速成為關注的焦點，在帖子的最後，作者附上了她的電話以及她和母親的合影。帖子很快火起來，很快她就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超過10萬元的捐款。但同時，陳易此舉也遭來一些網友們的質疑，一些網友從她的照片上發現她燙過頭發、穿過品牌的運動鞋（事實上，鞋子是幾年前買的），於是認為陳易的家庭條件應該不錯，進而對其發帖產生質疑；緊接著，有人指出，陳易的母親是在政府機關工作，工資收入非常穩定，而不像帖子中所描述的那樣經濟入不敷出，事態演化明顯出現了一邊倒的情形。同時，陳易在網上為自己辯解，母親確實是公務員，但隻是普通職員，家裏為了治病，已經欠下巨額債務，陳易聲明自己可以公開家庭透明度，由網友們鑒定。但是網上有人惡意挑撥，使得網友們並不相信陳易的解釋，紛紛由當初的質疑轉為惡語攻擊。由此，捐助方與受助方關係演變為惡劣。事情朝更糟糕方向發展，數日之後，一名“黑客”破解了陳易的郵箱、QQ聊天記錄等私人隱私，並將陳易所有的私人談話公布於眾。
　　
　　陳易的同學，付潔說：“在網上質疑聲最厲害的時候，她整個人完全處於崩潰邊緣，我們必須二十四小時看著她，不然的話真的害怕她會出事。她之所以那麽久都沒有站出來，一個是我們沒有那樣足夠的經驗，我們不知道該怎樣做，不知道該怎樣去回應，網友那些質疑聲，然後再加上陳易那段時間，網上對她的謾罵聲，她都是從朋友處得知的。她自己不敢親自去看那些東西，所以就導致那些誤會就越來越深。”
　　
　　在網絡的巨大壓力下陳易一直保持著沉默，隻有她的同學在報紙和網絡上發布了一份《關於救母事件的聯名告公眾書》，他們努力想證明陳易的清白，但這種努力在網絡中同樣被淹沒和否定。國慶節前的一天晚上，陳易在宿舍裏情緒失控，她試圖割腕自殺，好在被同學和老師勸阻下來。
　　
　　在與網友們的協商過程中，陳易答應網友們可以親自來家中查詢、驗證。於是，在天涯網友的民間自發組織下，一位名“八分齋”的網友和一名上海網友作為代表，2005年10月9日，親自前往陳易家重慶，進行為期十天的實地調查。關於陳易遭遇的種種情況，重病在床的陳易母親都是知道的。於是悲劇的一幕發生，在網友“八分齋”等人離開重慶後的第二天，陳易的母親做出了一個驚人決定：不去天津動手術了。
　　
　　由於網友們對陳易母女毫無理由的聲討，導致手術拖延，最終，陳易的母親因此而去世。陳易在網絡與現實的雙重壓力下，精神近乎崩潰。陳母去世後報紙記者發出了報道，但記者卻被自己的朋友追問：“陳母真的死了嗎？”“你確定棺材裏的人是陳母嗎？”網上依然有人對陳易不依不饒。
　　
　　陳易，這個大三的女生，在11年前就死了父親，當她因為母親病重、家庭經濟難以支撐時，向社會求援，然而，讓我們悲哀地看到，這起最初是一個善舉的行為，最終演變成了一股群體潮流的質疑、討伐、充斥各種聲音的咒罵。而網友們調查的結果卻是：陳易真的是誠實的，她母親確實是急需手術的，一切都是正確的，病人是無辜的。而那些自認為要“為民除害”的網友們、對無辜者進行“道德譴責”的群眾們，卻露出了一副副標榜正義的可怕尊榮，他們用他們所謂的“正義”和“道德”，壓垮了社會良知的底線，造就了陳易母女的悲劇。不知這些人究竟做何感想？
　　
　　人民大眾的群氓意識，在現今自由化泛濫的網絡世界裏彰顯，但實質上，卻不過是曆史過往歲月留下的基因傳承。人民大眾的狂熱所針對的往往是弱者，針對的是那些毫無反抗能力的弱勢對象，尤其是這樣一個對象：女人。在“菊花香香事件”、“陳易事件”等最近幾年頻繁的人肉搜索案中，我驚訝地發現，群氓們所針對的常常是女人——或許，正是因為女性好欺？——當然，時代的不同，人民所欺負的對象也不同，比如在三十年前，在人民大眾虛偽的正義壓迫下，“知識分子”也是軟弱可欺的對象。
　　
　　道德譴責的殺傷力遠遠大於法律。法律隻是一個虛擬的國家形象對你的理性懲罰，涉及的隻是你的某一個事件、某一次錯誤。而道德譴責——尤其是人民大眾自認為正義的道德譴責，常常脫離理性的軌道，在一波又一波謠言聲中，飛速行駛入狂熱、盲目的恐怖軌道，最終，對無辜受害者造成的摧毀，遠遠超出了這個事件本身，波及到她的家人、她的曾經、她的未來歲月以及她的所有。錯誤的“道德譴責”，是最可怕的群體殺手鐧。
　　
　　我仿佛看到了一幕古代才有的場景：成百上千的村民，把一個柔弱的女子綁起來，架上柴火，澆上油，點燃的火焰升騰而起，將女子吞沒。在這場慘絕人寰的火燒活人過程中，旁邊佇立著麻木的看客、自認為正義的仲裁者們，他們在瘋狂地高聲呼喊：“燒死她，燒死她！她是道德敗壞者，無恥的，她是該死的……”
　　
　　什麽是人們所謂的“道德”？什麽又是人們所謂的“正義”？當人民群眾在用貌視正義的野蠻手段去處置那些他們所認為“不道德”的人時，恰恰揭露了人民自身是最大的不正義！
　　
　　“豔照門”的女主角阿嬌，也正是這種虛偽正義下的受害者。對於一個成年人，阿嬌的行為犯不上“道德敗壞”，她也並沒有將之公布於眾、挑戰社會底線——而真正的罪魁禍首，那個惡意泄露照片、傳播照片的人，卻逍遙法外。社會輿論所具有的“針對弱者”的本性又一次暴露出來，猶如古代的村民們一樣，將她高懸示眾，用輿論之火把她活活燒死！最後，大眾們還拍手稱快：我們是正義的，我們懲罰了那個不道德的人！
　　
　　兩百年前，盧梭的聲音回蕩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危害最大的不是罪惡，而是掛著正義名號下的偽正義。”如今，我們依然對這聲音充耳不聞，在群氓的狂歡發泄下，將輿論之火熊熊燃燒，進行著一場又一場的“道德”批判、“正義”裁決……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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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篇）
　　在“陳易事件”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這樣的事實：
　　
　　在網友們自發去重慶實地審查陳易時，網友“八分齋”為這次調查做了一項重要準備，那就是：找了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暗地裏給陳易母女捐了數額不等的錢。當然，每一筆捐款都是被八分齋記錄在案的。然後，八分齋要求陳易公布所受的所有捐款，並照此一一核實，通過這種方法，來證明陳易是否存在欺騙。
　　
　　新聞實錄：
　　 網友 八分齋：“你為什麽要給我隱瞞七千多塊錢這個事實？”
　　　　陳易說：“是之前我給我母親的。”
　　　　網友 八分齋：“是，那是別人捐了錢不？”
　　　　陳易說：“是，是別人捐的錢。”
　　　　網友 八分齋：“是別人捐的錢，這筆錢你為什麽不在天涯上公布？”
　　 陳易：“就是七千多，加上後來的兩千多，我是因為分是兩批取的嘛，因為你沒有問我之前的，我是分兩批取的。”
　　
　　陳易解釋說，通過各種方式收到的捐款實在太多，而且有些捐款者並未注明是天涯網友匯來的，所以她就沒有把這筆錢公布在天涯上。但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網友們認為陳易有欺騙行為。
　　
　　對此，記者曾經問過這位網友：
　　
　　 記者：“你想試探陳易。”
　　　　網友八分齋：“對，假如說我說了一筆，她說有。我說到另外一筆，她說沒有。再說一筆，她說有。再說一筆，她說沒有，因為我們用各種各樣不同的方式捐過去。”
　　　　記者：“那你這是設陷井？”
　　　　網友 八分齋：“不是設陷井，如果她誠實，那錢就是她的。如果她不誠實，我有權利把我的錢要回來。”
　　　　記者：“這種方法不可取。”
　　　　網友 八分齋：“但是沒有別的方法選擇，沒有別的規避風險的選擇，當時我是這樣想的。”
　　　　記者：“這種方法決不是慈善的方法。”
　　 網友八分齋：“對，不是，因為我覺得換一個角度來說，如果說這是一場詐騙，一場騙局，那我這種方式，我覺得是最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我可以直接把她繩之以法！”
　　
　　通過這些對話，坦白地說，我絲毫看不到的這位“八分齋”網友的正義形象，反而感覺到他所謂的正義，仿佛摻雜了某種令人生厭的物質。這是一種什麽物質？我說不出來。
　　
　　對此，網友“五嶽散人”對“八分齋”行為的評價可謂入木三分：“你在懷疑一個人在撒謊的時候，你用另外一種撒謊的手段，來取得其信任。這個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惡劣的手段，所以從這一點講，他的調查就不合法。何況他是因為他事先已經判斷陳易在撒謊，帶著一種偏見他去調查，再用了這種欺騙的手段。取得其信任和資格，就是他所謂的資格來進行調查。那這個結果，在法律上根本是無法承認的。甚至我們可以說，在道德上他都將被譴責。你不能說是別人騙了你，你就要去騙她，他本來也不是想要挽救網絡公信力的。”
　　
　　
　　而當陳易母親因為此事件而耽誤手術，最終死亡後，“八分齋”對陳母去世表示惋惜，但不同情，他說是咎由自取。在《深圳特區報》對他的專訪中，他說如果陳母跳樓，隻要不是他八分齋推的，他眼睛都不眨一下。這句話後來在網上廣為流傳，采訪他的記者覺得八分齋過於理性，甚至殘酷。在後來的《實話實說》節目中，參加節目的人為此而爭論不休，節目結束後，“八分齋”想和一個反對他的網友握手，遭到拒絕，後來這個網友說八分齋手上粘著鮮血，他不會握。
　　
　　看完這則“陳易事件”，我不禁要問：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正義”？像“八分齋”這樣以冷峻的方式去測試陳易，並間接導致了陳易母親之死的行為，這樣的正義，是否就是人類社會所追求的？
　　
　　正義——這個光鮮無比的詞語，不經意間在我的心中露出它可怕的一麵。
　　
　　在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當中，峨嵋派掌門人“滅絕師太”是絕對的正義化身：她是正派領袖，大義凜然，正邪不兩立，為了維護正義可以犧牲任何東西。然而，正是這位號稱“正義”的滅絕師太，武功高強，性情偏激，出手狠辣，毫不容情，隻要是對付“魔教”中人，一律痛下狠手，其殘忍程度可謂令魔教人也自歎不如。
　　
　　“滅絕”二字，真是將其人的性格特征描繪得淋漓盡致。對於滅絕師太來說，隻要是針對魔教的行為，就一定是正義的，哪怕泯滅師徒情誼、長幼之情，也在所不惜。滅絕最欣賞的弟子紀曉芙不肯遵從吩咐暗算楊逍，她便立即動手誅殺，沒半分猶疑不舍，冷酷心狠之極；為了鏟除自己眼中的“魔頭”，便讓一向疼愛的弟子周芷若以女色誘惑張無忌，讓她假意殷勤將其害死，手段更是卑鄙。她在殺了徒弟紀曉芙後，還要殺徒弟的女兒楊不悔，身為俠義道的出家人，這種株連親族的行為和佛門“慈悲為懷”以及“俠義”的宗旨簡直是天壤之別。
　　
　　當我看到滅絕師太揮舞著倚天劍，在夜色中閃現冥冥青光之時，我仿佛看到一張恐怖的、似笑非笑的麵孔，上麵寫著四個大字：我是正義。
　　
　　而像網友“八分齋”這樣，為了“正義”，通過各種欺騙手段去驗證陳易的真實性，與滅絕師太為了正義、派紀曉芙、周芷若用欺騙手段對付魔教中人——就其本質而言，有何區別？五嶽散人的話語依猶在耳：你在懷疑一個人在撒謊的時候，你用另外一種撒謊的手段，來取得其信任，這個本身就是一種非常惡劣的手段。
　　
　　而倘若整個群體、整個民#族都以這樣一種“正義”為標準時，我就要反問：我們的文化究竟出了什麽問題？
　　
　　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流，曆朝曆代，孔孟之道無疑是維護整個社會秩序的必要思想。早在春秋百家爭鳴時期，孔子就提出天下之道在於“仁”，國家的治理在於道德，國君要統治萬民，重要的是修生養性，首先使自己在道德上變得完美，然後百姓們就會效仿，“路不拾遺”、“安居樂業”、“太平盛世”、“父慈子孝”等景象才會出現，此為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
　　
　　當然，孔孟哲學是早期樸素唯物主義，並不死板，相當人情味和豁達。盡管孔子本人提出“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但他認為二者之間並不是界限分明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他認為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君子或徹底的小人——這為中國文化的包容留下了巨大空間。
　　
　　然而，隨著曆史的演進，尤其到了北宋、南宋時期，隨著漢文化的高度繁榮逐漸走向自負自閉，儒學逐漸演變為空談道德的“理學”。程顥、程頤——周敦頤——朱熹，時間的演變，“仁義”、“道德”等詞匯成為了完美主義的象征，“存天理，滅人欲”，在後世的理學思想中，把人簡單地化為兩種：君子和小人。理學對道德的完美要求，使國民群體意識變為簡單的二分法：如果你不是君子，那麽你就一定是小人！你要當君子，就要在任何事情上都具有崇高、偉大、完美的道德體現，而如果你被劃分為了小人，那麽你就一定是自私、邪惡、醜陋的代表！
　　
　　在這種二分法的思想下，正義者為了完美無缺的正義，可以不顧一切地犧牲任何東西，壓抑欲望和情感，“道德完美者”們要求寡婦守活寡、子女為父割股療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隻要是打著“道德”的旗幟，你就可以拋棄任何欲望、情感乃至性命。相反，一旦你在道德上稍有差池，略有微瑕，或是有了一點私欲表現，則立即遭來千夫所指、大逆不道，尤其像某些公眾人物（如張居正），不論他有多少豐功偉績，隻要品德沾染了一點瑕疵，就常常被淹沒於人民大眾的完美道德的口水中，不得翻身。
　　
　　這種極端思想從明朝被正式確立，延續清朝，直到近代，一直如魔影般根植於國民心靈深處。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中國一場長達十年的群體事件裏，就充分體現了這種疾病的複發：為了正義和道德，你必須拋棄所有，家庭、子女、感情，融入到整個社會組織中，獻出你的一切！而一旦你有某種私欲或個人情感，拿了或是個人曆史曾經有不光彩的事情，就被人民群眾貶斥為“走資派”、“反動者”、“黑五類”……如果你不是君子，就必定是小人！——而對於小人，傳統理學的文化要求我們必須將他們連根拔除、斬草除根。隻要是為了正義，哪怕使用遠比小人更加邪惡、暴力的手段，也是理所應當，值得讚頌。於是，一個個高呼正義、卻下手狠毒的“滅絕師太”們出現了，他們揮舞著標榜道德的倚天劍，誓要將社會一切汙濁斬初，頓時間，整個江湖血雨腥風、慘景上演，一切達不到完美道德的人們都死於這把劍下。
　　
　　如果你不是君子，就一定是小人！
　　如果你不是好人，就一定是壞人！
　　如果你不是為了jie fang全人類，就一定是在bo xue 全人類！
　　如果你不是明粉，就一定是滿遺！
　　……
　　
　　滅絕師太、八分齋們，是這個民族偏激性格的典型代表，他們在自認為無比正義的道德光環下，對那些道德上不完美的明教人士、或是道德尚有質疑的陳易女生，痛下狠手，而絲毫不覺得有任何愧疚——這，就是我們民族千百年來傳唱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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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聲）
　　什麽才是我們需要的真正的正義？這個困惑不斷縈繞在我腦海，揮之不去。
　　
　　我們的民眾，在百年來“愚min”的教育環境下，在單一思想的極端化下，已經形成了這種思想模式，恐怕，沒有百年革新，沒有百年樹人，是很難病愈根除的。尤其在最近兩年，社會民眾對公眾人物的“道德綁架”事件又頻繁發生——針對姚明、劉德華地震捐款太少的口誅筆伐，針對王石“隻捐十塊”的群起攻訐，針對“範跑跑”的所顯露的群體“郭跳跳”們的道德抨擊，針對“豔照門”女主角的道德謾罵，以及，一次次網友們自我標榜正義的“人肉搜索”，一次次民族主義者們自認為正義的憤青行為……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人卻早已把孔夫子的教誨丟棄在一旁，卻牢牢記住了朱熹夫子的話語：欲存天理，必滅人欲。
　　
　　在人們對他人道德口誅筆伐的時候，請先問問自己：您自己能否做到道德完美？您是否真的是正義的化身？
　　
　　此文作完，已是夜幕落下，一輪明月當空。世間的浮華喧囂落盡，唯有寂靜無聲。蛙聲蟲鳴，月光如水，我攜一縷清風漫步，在無邊夜色下，仰望蒼穹，細數那點點繁星，叩問一句：哪顆星星才能點燃理性的正義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