蟲子弟弟向我推薦了兩本書，分別為“The Kite Runner”和“A Thousand Splendid Suns”。我特意去看了些書評，果真是兩本好書，可惜是英文的。自從大學畢了業，我就沒再跟自己過不去過。所以我猶豫。

緊接著，三豐子又跑來給我留言，推薦“Suite Francaise”。我心想，這不成心麽，又是一本洋文書籍，不看。

直到昨晚，我花了兩分鍾時間，仔細閱讀了一下三豐子同學的留言，才發現她說的是內米洛夫斯基的《法蘭西組曲》。

早說啊，兜那麽大圈子。這書我想看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有中文版，嗬嗬。

在讀庫上看過《法蘭西組曲》中文版特約策劃彭倫寫的《天鵝之歌》，文中講述了這本天才女作家的絕筆之作背後的哀傷故事。

下麵是“南方人物周刊”上刊載的彭倫另外一篇文章，“六十年後的歸來”。轉來看看。

六十年後的歸來
作者：彭倫


1929 年，巴黎出版家貝爾納·格拉塞收到一本從郵局寄來的書稿《大衛·格德爾》，拍案叫絕，決定出版。然而作者沒有留下姓名和地址。於是他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希望作者來找他談談。

幾天後，年僅 26 歲的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站在他麵前時，格拉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個僅僅在法國住了十年的外國年輕女子，竟能寫出如此天才、成熟、老道的法語小說？他甚至懷疑她是代替某個幕後的知名作家而來。幾個來回後，格拉塞打消了疑慮，馬上出版了這本中篇小說。

《大衛·格德爾》一鳴驚人，後來還被拍成電影。伊萊娜·內米洛夫斯基成為巴黎文壇冉冉升起的新星。然而，對人們的驚歎，她有些不以為然，她認為，這隻是一部“沒什麽分量的小說”——這是天才作家的自信。

伊萊娜來自烏克蘭巨富家庭，父親是大銀行家。十月革命爆發， 16 歲的伊萊娜隨家人逃避布爾什維克政府的通緝，輾轉來到巴黎進入索邦大學就讀，就此開始寫作和出入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

一切都順著理所當然的發展軌跡繼續：《舞會》《狗與狼》《孤獨之酒》《神童》……一部部作品的問世，一次次聲望的積累，直到 1939 年二戰爆發，軌跡戛然而止——她是猶太人，當時的法國拋棄了她：不僅拒絕讓她加入法國國籍，還剝奪了他們夫婦的工作，禁止她再出版作品。

1941 年，伊萊娜在鄉下避難，佩帶著代表猶太人身份的黃色星形標誌。她開始醞釀一部如同貝多芬《第五交響曲》般由五個不同節奏與色彩的部分組成的作品《法蘭西組曲》。她在筆記中寫道：“這個國家在對我做什麽？既然它拋棄了我，且讓我們冷冷地看著它，看著它喪失榮譽，喪失生命力……且讓我們頭腦冷靜地觀察這一切。讓我們心腸變硬。讓我們等待。”《法蘭西組曲》的巨幅場景就在這種“頭腦冷靜”“心腸變硬”的敘述中拉開了序幕。

令人感慨敬畏的是，伊萊娜並不因為預感到自己可能不久於人世、其實沒有時間完成這樣一部巨著而停筆。她對個人命運不存幻想，卻用西西弗斯精神激勵自己。 1942 年 7 月 11 日，伊萊娜在拉麥森林繼續寫作。“我的周圍是鬆樹。我坐在我的藍色粗羊毛衫上，在一片腐爛的枯葉的海洋中央，前一夜的暴風雨浸濕了葉子，我雙腿盤坐，好像坐在救生筏上！”兩天以後，法國憲兵帶走了伊萊娜。她被送到奧斯維辛，於 8 月 17 日被殺害。

不久，一直在設法打聽她下落的丈夫米歇爾·愛潑斯坦也被處死。兩個孤兒—— 13 歲的德尼斯和 5 歲的伊麗莎白提著一口母親留下的箱子東躲西藏，在伊萊娜生前一家出版社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忠誠勇敢的持續資助下，熬到了戰爭結束。從納粹集中營回來的幸存者陸續抵達巴黎火車東站，兩個孩子每天去那裏，舉著寫有父母名字的紙牌，等候父母的歸來。

這一等，就是 60 年！ 1996 年， 70 多歲的德尼斯和伊麗莎白決定把箱子中母親留下的幾大本手稿捐獻給法國現代出版檔案館。直到此時，德尼斯才有勇氣打開母親塵封的筆記本。她本以為這是母親的日記或者筆記，卻發現那是母親用生命最後幾年的痛苦和才華所譜寫的天鵝之歌。

2004 年，《法蘭西組曲》在法國出版，征服了讀者，也征服了雷諾多文學獎評委，這個老牌文學獎第一次頒給一位早已死去的作家。今年 3 月倫敦書展期間，我應英國藍登書屋之邀，參加英文版《法蘭西組曲》的首發儀式，見到了滿頭白發的老太太德尼斯。她說，隔了 60 年才打開箱子，是“因為我一直在等待母親歸來。為了生存，人必須學會如何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