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境內，我們住過好多地兒，不過隻有兩處我還依稀記得。也說確切點，就是河北省秦皇島市撫寧縣曹東莊以及牛頭崖鎮。我們家先住曹東莊，後住牛頭崖。

從村到鎮，應該算是升級調動，不知道有沒有破費爹娘許多銀兩。問過他們，隻答說為了能讓我和姐姐上個好學校，怎樣都值得。這就是當年被政治洪潮所席卷的一代大學生在支援農村建設的同時仍舊死不悔改的臭老九價值觀。現如今更被我所遺傳，隨洋插隊帶到了美國，照樣為了孩子讀書，試過孟母三遷。

在曹東莊爸媽的工作單位，院長是個極其和善的大叔。那時候看他，很老很慈祥，現在想想，也不過隻比現在的我大幾歲而已。不知不覺地，我就即將進入人生很老很慈祥的階段，果然時光苒茬，歲月如梭。

扯遠了，仍然說那位大叔，得癌症死了。他的小女兒跟我是好朋友，好像叫小傑。我們兩家住鄰居，所以我和小傑晚上經常一起去大院東頭上廁所。小傑的爸爸死後，大人門說，她爸爸去世之前的那天晚上，院裏飛來了許多的烏鴉，一定是因為聞到了死人的味道。事後我再跟小傑出去上廁所，月黑風高，我想起這個說法，狠命朝空氣吸著鼻子，問小傑在他爸爸去世的時候，有沒有也聞到死人的味道。她說沒有，並且加快了腳步，邊跑邊沒心沒肺地說，再不趕快，她就要拉褲子了。

那是小孩子對於死亡最早的接觸，好奇大於恐懼。隨著成長，懂的東西越來越多，也就越來越膽小，死亡的方方麵麵，逐漸越來越全麵地展示在我麵前。到我聽人去世就流眼淚的今天，見識把我無知者無畏的童年已經全部帶走。再等到將來的某一天，我又對死亡擺脫了任何的不安，停止用思想去追隨它的腳步，那我就是知天命了。

我們在牛頭崖的鄰居是個瘋女人，天天說她跟毛主席有染，所以在以後的很多年裏， 我一看到江青的名字，就會想起她來。我們當時的房子，是一排在稻田附近的公房。前門出去是大院，瘋女人總在那裏自言自語個沒完沒了。我煩她，就比較多走後門，出去是雜草叢生的院子，當中長了許多的“姑娘兒”。此“姑娘兒”非彼姑娘，“娘”字念作三聲。是一種茄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學名酸漿，秋天結果，果實有紅黃綠多種顏色。這東西在東北最多，我們後院竟然也有，野生的，密密匝匝爬滿大半個院子。我們家後院的全都是“紅姑娘兒”，外表六角形，像一盞盞的小紗燈籠，剝開了裏麵才是果子。酸甜，有一小粒一小粒的仔兒，大小跟獼猴桃裏頭的黑仔相仿。

“姑娘兒”除了吃，還可以玩兒。我喜歡把“姑娘兒”果子輕輕地揉軟，然後用小草棍把裏邊的果肉掏出來。因為果皮柔韌，所以沒了果肉的“姑娘兒”還能夠用氣吹起來，不至於塌陷成一團爛皮。吹成中空的球狀之後，我把它們一一擺在太陽底下，讓陽光照在半透明的“姑娘兒”上，非常俏麗。這樣掏空了的“姑娘兒”，還可以放在嘴裏，像吹泡泡糖一樣地吹著玩兒。

院子再出去，就是寬廣的農田了。遠處隱約可以看見一小片房子，是我和姐姐上學的學校。一到秋天，學校操場就被用作打穀場，操場周邊堆著高高的草垛。我和姐姐偶爾在晚飯之後去玩兒，在草垛上蹦跳，有臨時掛在高處方便幹活的幾個大燈給我們照亮。不過這種機會還是很少的，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在家裏呆著，或者被爸爸媽媽帶去上班。由於我們搬來不久，又很快搬走，所以沒能完全融入過當地的孩子之中。這種情況從我記事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始終不覺得從從容容地擁有過一個所謂的故鄉。所以我其實挺羨慕小人書這樣的孩子，盡管我老擠兌他是狹隘的地方主義。

有一年回國，鴨子曾經問我，是想讓自己的孩子作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說無所謂，她因此很看我不起。可能是我沒說明白。我真正的意思是，他們能夠有個自己認可並且被認可的故鄉，不論具體是哪兒，都已經算是幸運的了。當年我們全家和其它許多中國家庭的奔波，是那個年代畸形的政治強加給我們的，是無可選擇。今天我的孩子們不論在哪裏生活、承襲什麽樣的文化和傳統，至少都是某些心願使然，並非被動接受政治遊戲的荒謬規則，我已經很感欣慰。

不過話又說回來，就算穩定安寧，也都不是最最重要的。回首我們家沒完沒了的搬遷，我一直萬分感念的，是爸爸媽媽始終把我們帶在身邊，用無言的辛勞為我們淡化了許多對孩子來講太過沉重的現實，於是我和姐姐能夠東奔西跑卻沒有丟失掉絲毫的安全感。

牛頭崖離北戴河不遠。隻要有機會，爸爸媽媽一定帶我們去海邊玩耍，吃螃蟹。為了去鴿子窩看日出，爸爸半夜就帶我們出發，精神頭十足。每次去，必定拍一大堆的照片，直到現在還偶爾翻出來全家一起看一起談起我們有家無鄉的童年。就是從那時候起，我愛上了大海上的泡沫，還有黃昏坐在田埂上看太陽靜靜地消失，留下橘紅一片，在天邊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