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剛上初中的那年，我第一次寫小說，寫了一個拾荒者和一個棄嬰之間的故事。文章不是很長，四五千字的樣子。寫完了羞答答地藏著，誰也不給看，偶爾拿出來曬曬太陽還生怕被別人窺見了自己的家底，而同時心底也不是沒有與人分享的雀躍，不過虛榮終究沒有贏過羞怯，隻好繼續壓箱底最後不知所終。

那個故事，好比寫的是自己。因為上中學前，父母長期兩地分居，父親獨自一人帶著我，偏偏工作繁忙，隻好把我寄養在親戚家，說實話，不是不嫉妒姐姐不怨恨媽媽的。當時最喜歡玩的遊戲就是給自己想像出各種各樣的父母，而當中最理想的配對莫過於租小人兒書的某大叔和賣涼糕的某大嬸。

大嬸推著一輛小車走街串巷賣涼糕，最經常停留的地方是我放學後日日光顧的大叔的書攤旁邊，那裏雲集有購買力“強勁”的食客，在保證精神食糧的同時，也絕不委屈自己的嘴巴。我是那群手裏攥著一堆可憐的鋼蹦或毛票的饞娃娃之一。

大嬸的家什其實簡單，一輛破破舊舊的小車，案台上放著雪白雪白瓷實平整的涼糕，被一塊井水浸過的紗布蓋得嚴嚴實實，花錢的主兒自然能一睹廬山真麵目。我每次隻要五分錢的，每每大嬸掀開紗布的瞬間，我心裏簡直要發出“哇”一聲讚歎，然後會不由自主地舔一下嘴唇，而大嬸切涼糕的一板一眼落在我眼裏就變得格外地漫長。方方正正的涼糕用白色的小瓷碟盛了，再澆上一勺井水鎮過的蜂蜜桂花水，當蜜色浸透白色的時候，我的心裏就發出了第二聲“哇”。我這樣的熟客，大嬸通常會多給小半勺蜂蜜桂花水，吃得你直砸吧嘴。我有一次多嘴，跟大嬸說如果澆上玫瑰糖應該也不錯，大嬸還真聽了。玫瑰糖是用新鮮玫瑰花瓣和紅糖糟製的，顏色鮮豔，往涼糕上一澆，煞是好看，而且香味馥鬱，推出之後居然也很受歡迎。

大叔吃飯的家夥比大嬸的更陳舊，就是一些廢料木頭拚接的板子，釘上釘子，拉上橡皮筋，固定住一些缺了角卷了邊的小人兒書。我往往是買了涼糕，就在大叔的書攤上租兩三本小人兒書，找個小板凳靠牆一坐，這一坐就一直到大叔趕我們一群孩子回家吃晚飯。那個時候，往往就是我一天中最傷感的時分。天色暗了，街燈還沒有亮，附近人家晚炊的香味浮動於空氣之上又沉沉地下墜，店鋪都關門了，偶有幾個女人站在大街上扯著嗓子喊她們的孩子，那些名字不客氣地砸著我的耳膜，我茫然地站在街邊，看沉默的大叔收起他竹製的水煙筒，然後有條不紊一本一本規整小人兒書，賣涼糕的大嬸早沒了身影。人人都要回家了，可是我回的那個地方不是家。我想過不下千百次，租小人兒書的大叔，賣涼糕的大嬸，再加上我，是多麽美滿的一個家庭，我一定會在每天的那個時分，拉著他們的衣角，一起回家，家裏有看不完的小人兒書，吃不完的涼糕，還有什麽比這更幸福？

等到我的父母終於團聚的時候，我卻考上了一所寄宿中學，於是，這種團聚於我毫無意義。我已經習慣了母親的生疏和隔膜，父親的忙碌和暴躁，我的青春期裏，關於家庭，隻有想像，因此才有了那個拾荒者和棄嬰的故事，拾荒者是“我”的父親，棄嬰是“我”。這個“我”，是我，也不是我。

十八歲上大學時開始寫第一個長篇，還沒有寫完就陷入一場熱戀，之後永遠也沒有寫完。有很多的故事在腦子裏著床，然後流產，到現在完全被遺忘，這就是我與小說之間的戀愛。我想寫顧城，想寫甲馬，想寫我又親密又疏離的父母，想寫我愛過的人，想寫我那些個性獨具的朋友，想寫萍水之交的街坊，想寫幼時住過的村莊裏患過小兒麻痹的豬哥……可是他們超過了我的文字所能承載的份量，於是我，如履薄冰地對著自己的文字鄙薄著，卻忘了，其實隻有我，才是我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