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的陶駟駒

　　　　　　　　　　　　　　　·劉振墉·

　　陶駟駒是我的中學同學，曾任大陸公安部長多年，去年據各方傳聞，由於行賄、受賄諸原因，已被立案審查，我感到十分惋惜。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零年間，我在江蘇省靖江縣聯合中學讀初中二年級，陶駟駒是比我高一級的學長，但由於我們都是學生會活動的積極分子，所以接觸的機會很多。至今我還存有當年印製的一本通訊簿，在“現任學生會委員”一頁，十八名委員，筆者的名字，正與陶君上下為鄰。

　　陶駟駒是一個好學生、好青年。他見人一臉笑，性格憨厚溫和，團結友愛，在同學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他衣著整潔，身材勻稱，儀容得體，好一個翩翩少年；他特別謙恭有禮，熱心社團活動，學習認真，成績優良，深得多數師長的賞識。現已年近八旬的唐椿先生，當年教我們曆史課，但主要任職中共支部書記兼教導副主任。八十年代曾聽他回憶往事說：“我介紹陶駟駒入黨的時候，表格送到縣委，蔣逸誠（時任中共靖江縣委組織部長）不肯批，說他太年輕了，還不滿十六周歲。我就對蔣說：‘你和我當年參加共產黨的時候，不也是這個年齡嗎？’這樣才獲得批準”。“五零年夏天，華東公安幹校內部招生，靖江分配到一個名額，我就將陶駟駒推薦到縣委。”可見當時對他印象多麽好！

　　也許有人會以為，陶能爬到如此高位，靠著紅色家庭背景，事實卻正好相反。他的父親陶明德，抗戰時期投靠日寇和汪偽，並借助幫會勢力，控製著上千人的武裝，魚肉鄉裏，配合日寇燒殺搶掠，民憤極大。筆者當時還是在鄉下讀小學三四年級的頑童，對於陶明德這三個字，早已如雷貫耳。據說陶氏在名義上隻是縣警察局長，但汪偽政府派來的曆任縣長，都得聽他的。日寇投降不久，共產黨領導的遊擊隊和民兵上萬人，包圍了縣城，陶氏孤立無援，隻得率隊投降。我有個張姓學弟的父親，正是當年圍城的組織者之一。許多年後聽他說：“進城以後群情激憤，人們舉著鋤頭扁擔要砸死陶明德，縣領導召集各區幹部開緊急會議，汪青辰（時任中共靖江縣委書記）在會上宣布：嚴格執行政策，不得傷害陶明德；各區立即將自己的民兵帶回去。與會的區長們提出，想看看陶明德是什麽樣子，於是大家被領到旁邊的房間，看到的是一個已嚇得臉色蒼白的人。”他本人當然明白，此時生死隻在勝利者的一念之間。

　　五零年前後，陶明德在靖江新港的豬業公司做管理員。這家官營公司的業務，是在農村收購生豬，集中裝船運到上海去。當年陶駟駒與乃弟駟驥（與我同班）及生母住在東門外的祠堂裏，父親與其側室及所生子女另居他處。這個豬業公司的楊經理，三十年後成了我太座（內科醫生）的老病人。說起陶明德，老經理稱讚他辦事認真，“管理的豬舍最幹淨”，看來經曆過生死劫，真的是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了。

　　記得十幾年前，我與一位同學久別重逄，秉燭長敘。他感慨地說：“以我的家庭（非勞動階級）背景，能留在這樣的單位工作，要比別人付出加倍的勤勞和謹慎。”此君任職於軍隊機要部門，軍銜隻是個中校。相比之下，陶駟駒如此不利的家庭背景，而能登上公安部長的重要位置，他所經曆的艱辛、勞累和風險，更要超出常人許多倍，個中的酸甜苦辣，我輩遠離京城的平民百姓是無法忖度的。

　　唐椿老師還講過一段故事新篇章：“八十年代末，我到北京開會，想順便見見陶駟駒，直接到公安部找，傳達室打電話進去，過了一會兒裏麵回答說：陶部長不在，到中央開會去了。”唐師畢竟在宦海沉浮了大半輩子，對這種遭遇仍然心平氣和，另一位迂夫子的反應就大不一樣了。我的鄉鄰謝君，曾與陶是小學同學，每天上學放學都是同來同往，為兒時摯友。某年因事去京，想與陶重溫幼年情誼，乃提前寄信公安部相約，結果信件如石沉大海。謝君做了一輩子兒科醫生，仍是書生意氣，在告訴我這件事時，氣憤得大罵陶“六親不認”。

　　我對此有著自己獨特的視角。在目前官場腐敗成風，人情網、關係網籠罩著整個社會的情況下，任何有權勢的官員，要想清廉自律，“六親不認”是其“必要條件”，這樣看問題似乎很另類，太極端，但常常在現實中得到驗證。據我所知，陶在做部長前後，從未“衣錦榮歸”過，九五年我回靖江時，聽在縣署任職的一位同學講，陶駟駒的生母在老家去世了，他本人沒有回來，是讓他的弟弟（某機械設備公司的技術人員）回來料理後事的。該同學強調說：“其實他自己回來更省事，不但會有人為其操辦，還能收到一大筆禮金。”他還舉例說，前年縣裏某書記在蘇南出車禍受輕傷，住江陰醫院就醫，去探病的下屬川流不息，還收到一大筆慰問金。但我認為，陶的處置是最為明智的。由此，我曾私心期望陶駟駒是一個正直清廉的高官，於國於民有益，作為同窗舊友，豈不與有榮焉！

　　如果傳聞屬實，陶駟駒還是倒下去了，怎不令人扼腕長歎！

　　對於任何貪官汙吏，其本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但僅僅歸因於個人的道德、品質或人生觀等等，而不從製度層麵上去分析，非但有欠客觀公允，也不利於亡羊補牢，推進國家的製度建設。權力製衡與推進民主，是抵製腐敗的有效良方，已為世人所共識。前輩高瞻遠矚，記得在五十年代中期，就曾有元首級的人士提出黨政要分開，八十年代裏，又有領袖級的人士倡導進行政治改革。但在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製定政策的人們，對此事關國家強弱、民族興衰的重大議題，卻反而閉口不提。如此漠視，實在出人意外。

刊登在 2005 華夏文摘 cm05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