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落實經濟政策的同時，幹部政策的落實也在展開。在“全麵奪權”的狂潮中，大批各級領導幹部被打倒。雖然1968年下半年以後，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已開始進行，但由於林彪、江青集團的阻撓、破壞，以及極左思潮的幹擾，這項工作一直困難重重，步履蹣跚。
此事件後，周恩來抓住批判極左思潮呼聲高漲的有利時機，大大加快了落實幹部政策的過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後僅1個月，周恩來即指示公安部對監獄情況作一次全麵調量，並嚴肅批評了看管人員中寧“左”勿右等錯誤認識。由於他的親自幹預，使許多被監禁的老幹部受虐待的情況有所改善。與此同時，在毛澤東的過問下，周恩來還想方設法使一些老同誌解除了囚禁；並得到了及時的治療和妥善安置。他還有意識地利用各種場合讓一些受打擊迫害的老幹部公開露麵，以擴大影響，推動全國各地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鑒於一些老同誌因醫療條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來一方麵要求衛生部盡快解決老幹部的醫療問題，一麵指示《人民日報》起草一篇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社論。社論經他親自修改後於4月24日發表。這篇社論反複引用毛澤東“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打擊麵要小，教育麵要寬”、“允許改正錯誤”，以及“對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等語錄，強調經過長期革命鬥爭鍛煉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幹擾，正確執行黨的幹部政策。社論發表之後，立即在全國引起廣泛的影響，大大推動了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許多省專門就此召開會議，研究討論落實社論精神。一些報刊發表文章，結合本地實際論述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
由於周恩來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此事件後，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重新走上重要崗位。這些幹部的複職，進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團的社會基礎，增強了黨內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健康力量，為最終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組織基礎。在著重落實黨的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的同時，周恩來還不畏險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災區”裏，展開了批判極左思潮、落實黨的政策的卓越鬥爭，使得這些領域裏一度出現了盎然的生機。
1972年7月2日，周恩來在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楊振寧時，認真聽取了楊對我國科學教育界的看法。他說，楊先生說我們的理論太貧乏了，而且我們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這話有道理，你看到我們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據楊振寧的建議，周恩來在接見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時，要求他要認真清理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極左思潮，提高基礎理論水平，辦好綜合大學的理科，並強調"有什麽障礙要掃除，有什麽釘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來，匯報他在北大傳達了總理的講話後，廣大教師心情激動，深感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同時，信中也反映了在許多教師中存在的思想顧慮：許多人覺得“搞科研工作反複性很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來一次運動首先受衝擊的是基礎理論研究”，這使得“老、中、青教師普遍的思想情況是不願搞也怕搞基本理論研究”。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當時教育、科學界存在的一些普遍問題。
7月23日，周恩來就周培源的來信向國務院科教組和中科院負責人提出，要以該信為依據，將此問題“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談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來在接見外賓時，再次強調了開展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寫信給張文裕和朱光亞，對二機部某所18位科學工作者來信中提到的發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議表示“很高興”。他提出，“這件事不能再延遲了，科學院必須把基本科學和理論研究抓起來，同時又要把理論研究與科學實驗結合起來。”隨後，周恩來即對北大、清華草擬的《關於在教學和科研中加強基礎理論的初步意見》進行批示，要求將此《意見》修改、討論、上報並盡快加以落實。
10月6日，根據周恩來一係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能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在學校中，基礎科學的教學工作一定要做好，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重視”。這封信擊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領域中鼓吹極左思潮的要害，使在“兩個估計”重壓下的廣大知識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啟示。與此同時，批判極左思潮在中、小學教育中也得到了積極的回應。10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河北省懷來縣沙城中學的文章，提出中學教學應“以課堂教學和學習書本知識為主”。10月份發表的這兩篇文章，在社會上特別是在教育、科技領域裏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文章涉及的直接內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義卻在於一些重大的、敏感的問題上，對極左思潮和“左”的錯誤提出了公開挑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