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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對彭德懷說：老總你能不能跟我達成一個協定，我死了之後你..
彭德懷是否為真正的“正氣直言大將軍”？應該說不完全是。善良的人們多從第一次廬山會議上彭的行為上得出的結論。但果真彭是出於公心嗎？
其實彭在曆史上的汙點很多，這裏列舉一二：
紅軍時期，彭與王明關係曖昧, 還趁毛主席外出征討, 不問青紅皂白下令自己的紅四軍殺害了毛主席手下兩員得力大將, 井崗山根據地的建立者袁文才和王佐, 結果白匪一打來就丟盔棄甲, 丟了井崗山。 彭反複無常， 兩邊搖擺， 但後來毛主席為穩住紅軍將士， 大義抿恩仇， 依舊拜帥彭德懷；
戰爭年代，林在彭支持下曾經給中央寫信，要求毛澤東下台。雖林說是其個人行為，但無論如何，沒有彭的默認，林有這麽大膽麽？當然“913”事件另當另論，畢竟情況不一樣；
彭膽子很大。如百團大戰這麽重大的行動，竟然自作主張，不報告中央？怪不得主席曾對彭半開玩笑地問，老總你能不能跟我達成一個協定，我死了之後你不反叛？
彭整人很厲害。58年反教條主義不多說了，就一、二、四方麵軍會師後，彭向毛建議：賀龍是反複無常的小人，應立即解除其兵權，送蘇聯學習。其與羅瑞卿的恩怨，點點的文中也有所說及，雖羅也不是什麽好鳥，但彭是什麽哪？53年，彭曾和高崗等人扯在一起，要求劉少奇、周恩來下台；
......
下麵多說一下第一次廬山會議上的事。
“大躍進”中出現的偏差是毛澤東首先發現的。這些偏差包括“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瞎指揮風。為了糾正這些偏差，毛澤東從1958年11月起召開了一係列會議，包括：
1958年11月初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8年11月底召開的武昌會議，
1959年3月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前期稱做“神仙會”）。
通過這一係列的會議，肯定了“三麵紅旗”，同時“大躍進”中的主要偏差都得到了理清，大部分已經得到糾正或正在努力糾正之中。神仙會開了近一個月，到快結束的時候，大家對於偏差及其危害性早已達成一致認識，人人的心情舒暢。薄一波說，是毛澤東自己提出要糾偏的。
但是，唯獨彭德懷等幾個人的心情不那麽舒暢。
挨到神仙會快要結束，這個時候才跑出來呈什麽萬言“意見書”，顯然錯了天時。
意見書的內容根本到不了會議已經到達的深度和廣度，這個時候拿出來，很容易讓大員們產生聯想：這就是，將意見書與國際上的反華“大合唱”聯係到一起、想象其中的深刻背景和共同目的，那就是國際國內聯起手來反對“三麵紅旗”！這種聯想也是不無道理的，因為有那些事和那個大氣候在。
“三麵紅旗”是反不得的，它是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包括彭德懷在內的全體中央委員一致舉手通過的決議。根據黨的原則和黨員義務，反對“三麵紅旗”就是反黨，這在邏輯上絲毫不成其為問題。
所以，彭德懷上書失去人和，是必然的。
另外，會議發言彭德懷到底講了些什麽，並不全部清楚。
“意見書”的語氣總的來說是溫和的，講道理的。但是彭德懷在大會和小組會上到底講過些什麽話，並不全部清楚。
已經知道的有，毛澤東說彭德懷點名罵了他二十天，彭一聽就叫起來，說你在延安操我娘操了四十天，我現在????二十天也不行嗎？
在小組會上，彭不但點了毛澤東的名，而且指責他說謊。
權延赤《龍困與微行》一書中披露：
起初，有幾位大員向毛澤東匯報“彭德懷發言有問題”，毛並不介意，隻是當著衛士們的麵說：“此人是張飛，不就是提個意見唄。”
又一位負責同誌陪毛澤東散步時匯報：主席建議從不同專區選一名戰士到一中隊，搞五湖四海，便於了解各地情況，但是彭總反對，說特殊化…… ，毛澤東聽了仍是一笑而過。
對於彭德懷的“萬言書”，毛澤東也並未像某些書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樣“龍顏震怒”。當時在場的秘書、衛士長以及衛士都回憶過那經過：
毛澤東看過彭德懷的“萬言書”，把煙蒂擰入煙灰缸，苦笑說：“彭德懷送給我看的盡是消極材料，盡給我送消極材料。”他停下來，認真將一枝香煙插入煙嘴，繼續說：“彭真、王任重、陶鑄、柯慶施送的材料積極。”吸燃香煙後，他還說過兩句：“這個人敢講真話。”“容易得罪人。”
從杜勒斯到蔣介石，從赫魯曉夫到山上山下的黨內“持不同政見者”，都在攻擊“三麵紅旗”。特別是彭德懷在小組會上指名道姓罵毛澤東說謊，這可能是讓人最掛不住的，權延赤在書中寫道：
我毛澤東也是在講真話。我講了幾十遍，“對形勢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直到這次上廬山，我們不曉得做多少次檢查了，大做特做，他們就聽不進去。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我就帶頭糾“左”，這不是真話？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衛士請你來談話，你就是怠慢不來。這不是真話？
上廬山前，由武漢到九江，我在船上呼籲團結，你退出艙外不回來聽，上得山又寫“萬言書”，這不是真話？
因此，我認為為，如果全麵地看，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事件，尚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曲折和原委，這些我們現在還無法清楚。
老外曾從另外一個角度進行了推測。英國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斯誇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書中就廬山會議從權力鬥爭角度進行了推測。彭從三十年代末就成為除朱外的唯一一位軍方政治局委員。但八大後，朱、林成了黨的副主席，劉、陳、賀、羅均成為政治局委員，且排名比其前；54年的一屆人大上，林、鄧在國務院副總理的排位上也比其靠前，彭是否會因此有氣，而一直找不到機會發作？而張聞天也同樣如此，從遵義會議後的總書，到七大後的排位幾乎最後的政治局委員，直到八大後的政治局修補委員（行政職務更低：外交部副部長。以後有外交部副部長進政治局嗎？）
記得八十年代前期，有中央黨校教授來我就學的大學作講座，有同學提問到廬山會議彭的行為。其中涉及到彭在主席已決定下課，彭此舉是否有落井下石之嫌？教授答：不排除這種可能。主席早在1953年和1956年就說過，自己將來不作國家主席，也不黨的主席，至多作個名譽主席或政治局委員，在必要的時候作主題發言，就可以了。1959年，在召開廬山會議前三個月實行了“禪讓”，主席不再作國家主席，由劉少奇繼任。
因此，我認為，在廬山出現的這場鬥爭絕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有著它深刻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以及尚不為人知的個人動機方麵的原因。這場鬥爭遠不是什麽毛、彭之間的“個人恩怨”和所謂“家長製”的說法可以解釋得了的。這場鬥爭不僅僅涉及到了主席和許多當時在位的中央常委在黨內的地位問題，也許更主要的，是涉及到了黨的路線還能不能繼續、黨內會不會出現分裂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所以，有很多的書和文章僅僅依靠零星的官樣資料，再加上十足的書生意氣，恐怕很難說與深層的秘密有多少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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