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住著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隨處可見街上走著各種膚色的人們。

即使在醫院裏也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種趨勢，看門診急診的時候遇到過不少國籍的病人，不同的病人，反映著不同的民族習性。

最害怕看法國病人，多愁善感，特別優柔寡斷，再小的毛病也能翻來覆去折騰得不停。記得有一個下午，看了一個法國女郎，腹瀉，已經有脫水症狀了，我說需要收進病房補液，觀察一晚上。這下可好了，那個女郎就開始哭，嗚嗚咽咽，也不和我說話，隻是拿出手機，給朋友們打電話，說著無比悲傷的法語，一個個傾訴過去。我真是傻了，說，那你是同意不同意住院呢？女郎幽怨地說她要等朋友們來才能作決定，然後繼續她的悲情法語。總算等到她的一幫子朋友，全是奇裝異服，濃妝豔抹，把急診室搞得像紅磨坊。原來這位女郎是在上海新天地最紅的la maison裏跳舞的。舞娘們就聚在那裏唧唧咕咕了老半天，然後過來和我說他們不想住院，想回家。我就把病情交待了一下，說最好住院。舞娘們又聚攏起來討論，打著補液的女郎又開始哭，我看完了三個病人，他們又過來和我說，那就住院吧，但是他們沒錢，要打電話給他們的老板。於是又是等啊等，最後老板來了，是個中年法國婦女，又是聚眾唧咕一番。總算同意了。這時候已經是半夜了。這樣的法國病人不勝枚舉，隻要一個白人女病人甫進急診室，未開口先落淚的，必是法國人。

最喜歡的病人是德國人。憨直認真，十分配合。收過一個上海大眾的德國工程師，大腿上發的丹毒，主任早上查房的時候讓他把下肢抬高，晚上我去夜查房的時候，就看見他和他太太正在研究大腿應該抬高到怎樣的角度，反複嚐試。德國病人，你吩咐他八點吃藥，他絕對不會等到八點零二分。記得有個開闌尾炎的德國病人，術後幾點排氣，幾點大便，幾點開始覺得肚子餓都記在本子上，清清楚楚，實習生和護士們可喜歡他了，病程記錄隻要抄他的筆記就行了。

美國病人很客氣，很幽默，很大多數美國人一樣。印象最深的是一對老夫婦，到上海來度金婚紀念日。結果老先生一出浦東機場就被飛來的出租車撞得股骨頸骨折，警車呼嘯送到我們醫院。老先生的上海假期就在病房裏度過，他太太倒沒閑著，天天出去逛街，城隍廟，新天地，襄陽路，晚上回來就給我們看她的戰果，hugo，polo,chanel，假冒的名牌買了一大堆。我說你怎麽知道這麽多地方，老太太說我在救護車上問的。我真是暈倒。手術以後老先生大腿上裹著張力繃帶，有次查房他指著我的裙子說，我也穿長絲襪了，哈哈。

英國病人大多數比較倨傲。有個男孩子，為了追求大學裏的上海女同學，千裏迢迢追到上海，結果生了闌尾炎。收進來的時候，他說你們中國人也住那麽好的病房嗎？為什麽是外國人就可以住你們最好的病房？那種口氣讓我非常氣憤，但是卻啞口無言。因為外國人普遍有海外保險，和我們醫院有協議，住在貴賓病房。我們自己那些十個人一間，沒有洗手間的病房確實難以讓外國人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十裏洋場的上海，依然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尷尬。什麽時候，我們中國人，才能在自己的國土上，享受到和外國人相同的待遇。

我隻碰到過一個俄國病人，卻是我接觸時間最長的一個病人。他叫伊戈，糖尿病，血糖很頑固，難以控製，每天的胰島素打得他的手臂上簡直是千瘡百孔。他很沉默，靜靜地在病房裏看書，有時候一個人出去走走。我上班下班時候會看到他瘦削的身影，他就朝我冷冷地點點頭算是打招呼。隻有一次他罵了英文的髒話，而且是對著我們的主治醫生。因為他要求把每天四次的短效胰島素改為每天一次的長效胰島素。主治醫生英文不太好，解釋了半天，俄國人的牛脾氣發作了，大聲地罵她。女醫生委屈得幾乎要掉淚，後來她就拒絕和他說話了，每次有事情都讓我和伊戈說。開始我也很害怕，後來每天給他打胰島素，量血壓的時候，看著他非常非常瘦的手臂，就忍不住同情他。一個人在異鄉，被說著異鄉話的人診治著，又不能理解他們的診療措施，心情的苦悶是可以理解的。後來在門診還經常碰到伊戈，他很信任我，給我看他的腳，因為長期沒有控製的糖尿病，才四十歲的他，已經開始忍受糖尿病的並發症。他的腳趾腐爛潰瘍，因為神經病變，他一點都不覺得疼，外科醫生換藥的時候，說都已經腐爛到趾骨了。這樣下去，他很快就要截肢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麽堅持留在上海，俄羅斯沒有親人了嗎，他在上海住院的時候，也從來沒有人來看他。一個孤獨，頑固的俄羅斯人。

經心怡妹妹提醒，發現自己忘了寫日本病人了。遇到過不少日本病人，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一個，在衡山賓館裏作廚師，是洋插隊哦，以前都是中國人去日本餐館打工，可見中國是發展了，得的是急性肺炎。另外一個病人，老伯伯，是個什麽會社的社長， 在上海旅遊的時候被發現昏倒在賓館房間裏，腦出血。他們的病情也沒什麽好說的，倒是他們的太太值得一提。

廚師的太太，在丈夫住院第三天從日本趕到上海。每天早上我們不管多早進病房，這位年輕的女人總是已經梳洗得整整齊齊，身上披著一件短外衫，坐在床邊的沙發上，好像隨時準備著我們進去一樣。真是不佩服不行。查完房，總是送我們到病房門口，彎腰道謝。貴賓病房很多有錢的中國人，陪同的太太們雖然外出時衣著光鮮，在病房裏就是穿著隨便，頭發蓬亂，有的甚至就在查房的時候，躺在床上打手機。這樣的作派，與那個廚師太太比起來，高低立見。

那位社長收進來以後病情持續惡化，他的太太也是日夜陪伴。那是個非常瘦小的日本老婦人。等到病人意識逐漸恢複以後，我們讓他太太和他說說話，觀察他的意識情況。他的太太就在老先生的耳邊很輕柔地說話，握著他的手，一聲聲地呼喚他的名字。一個半夜，我值班，老先生忽然意識再次喪失，立即送去做頭顱CT，照例我要陪去。去之前，我交代了死亡的可能性，那個老太太就在病房門口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讓我難忘，真怕自己對不起那一鞠躬。幸好老先生病情穩定下來。後來，日本的保險公司派了專機把老先生接回了日本。臨走時候，老太太向病房裏每個醫務人員一一鞠躬，那種標標準準的90度鞠躬，讓人動容。日本這個國家，能生存到今天，是因為日本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