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忐忑與興奮，跟著二姐去上學了。盼著這一天已經很久了。在文革前，小學分初小與高小，中學分初中與高中，高等教育分大學與研究生。我們的初小（一年級到四年級）是在本村，而高小是在中心小學。我們公社基本上是五個村的初小集中到一個中心小學，15個村的公社有3個中學小學。每個中心小學有五年級和六年級兩個班，每個班的學生數是初小的2倍。所以，從初小升高小的升學率大概40%。沒考上高小的，個別時候有蹲班生（到北京才知道我們那裏的蹲班生被稱為留級生），看下屆有沒有綴學生，因為桌椅板凳是有限的，一個蘿卜一個坑。

在初小的4個年級內，升學率接近100%。高小從五年級升六年級也一樣。高小升初中，是三個班組成一個班，升學率大約1/3.從公社初中升縣高中升學率不低：10個公社的初中班升到縣高中的4個高中班，升學率大約40%。文革中有了社辦高中，縣中學沒考上的，就去社辦高中（全縣有兩所社辦高中）。所有高中加在一起，初中升高中升學率差不多80%。也就是說，從小學一年級讀到縣高中，有大約5%的比例。從正態分布來說，這個屬於科學合理的淘汰規則。文革時對此進行了批判，被認為是17年的修教路線：把大多數人（95%）排除掉了上高中的機會，隻有少數學生（5%）能讀到高中。這是成立社辦高中的原因。事實上，這還是到了文革前的1966年縣高中才有4個班，以前就兩個班，能讀高中的差不多是同齡人的1%。那時候的大學招生人數要比高中畢業生人數多，基本上沒有高考落榜之說，瓶頸在鄉下的中小學教育條件跟不上。

我上學一開始還是天天去的，兩個月後我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多數時間放羊、打豬菜、養家兔、種菜園、跟爺爺賣菜、賣他編的背筐、土籃子。一年級畢業前，牛老師就找了我爸，建議我跳級直接到4年級，這樣，我就需要天天上學了，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式的上學方式對他管理學校不合適。可牛老師並沒跟我直接談。反正我去不去上學，他也不管。那為何他讓他跳級到4年級呢？因為跳到高小5年級他主不了，那是在中心小學了。在他管轄範圍內，就隻能跳到4年級。

我放羊回家快到家時看到我爸騎自行車進院了，爺爺沒在院子裏幹手藝活，估計他倆在屋裏閑聊。我一進廚房，就聽到他倆在裏屋談話，就隔著一個布簾子，我聽得清清楚楚是在說牛老師，我明白在談論我的話題。猜想牛老師對我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式的上學方式不滿，告到我爸那裏去了。可仔細一聽，原來是談論牛老師讓我跳級的事。

顯然是我爸在問我爺爺的看法。爺爺的意思是讓我自己做主。我爸問他的意思，他說：“跳級的好處就是早上大學，這點好處抵不過壞處。你我都經曆過被人嫉妒的童年，人嫉妒人是要命的。他哪裏打得過比他大好幾歲的混賬們？人家聯合起來欺負他，直到讓他痛苦到無法上學，那他就失去以後上大學的機會了。所以，除非他自己願意，我們不能建議他跳級。”

我聽到這裏就悄悄地退出屋子。我認同我爺爺的看法，決定不跳級，一級都不跳，就不會被比我大的人嫉妒到故意找茬打我、沒完沒了欺負我。顯然我爸也認可我爺爺的看法，就不需要跟我商量了。我在外麵菜園子裏幹活，就看到他騎車走了。估計牛老師聽了他的說法，也認可了。從此，沒人跟我談論跳級的話題。想起來，我爸也害怕兒子被大班的人欺負，他是過來人，體會太深，也就沒必要讓我給自己做出錯誤決定的機會，幹脆就不跟我提這事更好。我也沒再思考這事。

到了1968年，我高小5年級快結束了。在文革前，我們河北省的學年是從暑假過後開學算起，到暑假來臨時畢業或升學。文革期間發生了變動，那就是毛主席發了最高指示：“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們河北省決定：高小取消，小學由原來的六年製改成五年製，高小五年級改在本村上，沒有初小的說法了，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是小學。初中改成兩年，高中也是兩年。就在這節骨眼上，我剛好是五年級升六年級。我們的中心小學校長被批鬥後給開除回他老家去了，小學就隻招生他們村跟我同班的五年級學生。不是中心小學的村，五年級畢業學生就慘了：沒學可上！因為我們村原來的4年級要升為5年級，沒地方讓我們回本村留級再讀五年級。初中隻招生六年級畢業的，沒我們的份。

在我恍惚地走路回家的半路上，碰上了高中要畢業的我們村的潘柱。他看我無精打采的樣子，便問：“出什麽事了？”我說我沒學上了！六年級的升初中，五年級的無法升六年級了，因為學製縮短了！他說：“我更慘啊！上大學的路沒了！大學不招生，高中畢業沒去處，回家種地。可我不甘心啊。”

很快就聽說他找到了公社社辦初中的老師位子。可我呢？

家裏人都以為我不再去上學是因為放暑假了。事實也的確如此，隻是不同的是：開學後我也沒地方去上學了。我在等消息，雖然天下大亂，天天在整大字報批鬥會政治運動，可畢竟全國整個一個年級的學生都無法讀書了，難道黨中央就真的沒人管這事了？我一邊放羊一邊打聽著這方麵的消息。

在這時，我們村發生了一件事：牛老師是固安縣人，不是我們縣人，他是吃商品糧的。到了文革時，我們縣裏有很多自己本縣的高中畢業生了，而牛老師他們那一代人是1949年時小學畢業就當老師了。等於我的小學是小學畢業的老師教的。此時，縣革委會就做出決定：外縣的小學老師不再發給他們工資了，而是去他們老家的縣找工作。牛老師一走，村裏就發生了“搶位子”事件。一個是焦老師，她哥哥是新任大隊幹部（大隊會計），高中畢業了大學不招生了；一個是劉老師，她本來是師專畢業在一個鎮高小教六年級。她跟我們村的一位複員軍人，剛好複員時縣裏造反組織就讓他去劉老師她們那裏當工作隊隊長，美貌的吃商品糧的劉老師竟然被他給忽悠到手而結婚了。剛結婚，這複員軍人工作隊隊長就被人給開了，回本村當社員。但他很快就當上了一個造反派的司令，他老婆生孩子，就隻好跟隨丈夫也到我們村當小學老師；還有一位老頭，是吃商品糧的老教師，退休回老家了，沒事幹，就找大隊黨支部書記自願當老師不要一分錢。

我聽到這消息就高興了起來，有三位老師，那我說不定就可以繼續讀書了，要占個位子，以後才有機會上初中和高中。

很快我爸就知道我其實開學後沒地方上學了。他一問我，我就點頭。當天晚上吃飯的時候，他就提出我怎麽辦的話題。得知大學不招生了，爺爺就不吃飯了。其實他才是對我將來讀大學報以厚望的，是他告訴我將來讀大學的。在他告訴我之前，我都不知道還有大學。那時我還沒上小學呢。爺爺對我爸因為戰爭沒能有大學上而深表遺憾，日本侵華指揮部就設在廊坊，我們那裏是敵占區。我爸隻聽說北京的大學都南下了，至於去了哪裏，在鄉下炮火連天的時候都無法打聽到。我本來是生長在和平年代的，上大學是必然的，不應該沒機會。突然間文革來了，大學不招生了。這對爺爺來說就像晴天霹靂。這是他沒想到的事。

我爸安慰我說，他很快就找公社黨委專門負責教育的張校長。我爸的意思是：張校長知道我，肯定會讓我去讀初中，不會讓我放棄學習機會。這事對公社校長來說小事一樁。何況他們倆還是好朋友。我爺爺一聽便搖頭。

我不明就裏，也不知道爺爺怎麽想的，就沒問他，等他告訴我答案。爺爺拿起筷子繼續吃飯。飯後，他回到我們倆的西屋，我爸也跟著去了。我們爺仨三代人坐在炕上都陷入沉思。最後還是爺爺開腔了：“老毛今年已經過了73歲了。七十三，八十四，兩個檻兒。第一個他過去了。”我爸說：“這個七十三，八十四，不是真的。我小時候就聽說過這事，可我就納悶這道理何在。從此，五裏三村的，凡是死了人，我一定打聽死者的年齡。超過70歲的，我記賬。等死了兩百人後再畫圖，結果發現：不論虛歲還是周歲，70歲以上的人都是連續的，根本就沒有什麽檻兒的圖形。”

爺爺聽後閉上眼睛想了一會兒，拿起煙袋，抽起了煙。然後說：“老毛前幾年不是還到長江遊泳嗎？說明他至少還能活10年。”我爸說那遊泳說不定是在水裏有潛泳的托著他照相而已，並非表明真實情況。但他70多歲還敢下長江，顯然身體沒大毛病。”

爺爺說：“所以啊，寧肯往後退，也不能跳級。”

“那能退到哪裏？”我爸把我要說的話給說出來了。

“退到一年級。再熬10年，高中畢業後說不定他就死了。他一死，肯定大學還會招生。不能犯你當年的錯了。如果你當年熬著，就能熬到上大學的機會。這錯可不能再犯了。兩代人都耽誤了可就說不過去了。”爺爺斬釘截鐵地要我往回退，而非去讀初中。

聽他一說我需要退回到小學一年級，我跟我爸差點笑出聲來。不論誰當老師，都不可能讓我回去讀一年級。我讀完一年級時牛老師建議我跳級到4年級呢。我5年級畢業了，回到一年級，實踐上講沒這可能性。何況占據一年級學生的名額，大隊黨支部也不答應，因為底層一直在盡量減少兒童文盲率，桌椅板凳都不夠，怎麽可能讓我回去讀一年級。全公社的老師們早都知道我。我想，我爺爺的意思是必須想方設法讓我有讀大學的機會，那就是：高中畢業時毛主席已經去世了。按照我們那裏的情況，升學的名額是必須占住才行。比如六年級的升初中，就沒我們五年級的份，雖然學製縮短了，理論上我們兩個年級同時考試，如果我考過六年級的學生，我也有資格升初中才合理。可那時規定是一刀切。

晚上，我翻來覆去怎麽也睡不著。仔細一想，爺爺的說法是對的！哪怕我在讀初中時毛主席死了，我也就是晚讀幾年大學而已，可如果我高中畢業了，毛主席還沒死，那他死了後大學恢複招生那也是應屆畢業生有資格參加考試，我就真的沒機會上大學了。就跟這次一樣，我們這一屆錯過了繼續上學的機會就是錯過了，找誰說理去？可如何才能退回到小學一年級呢？怎麽想都覺得是天方夜譚，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早上，我弟弟跟我一起去打豬菜。他問我昨晚是怎麽談的，結果是什麽。我說爺爺的意思是往回退，退到小學一年級最好。弟弟聽後說有道理，就這麽辦！我說你扯什麽啊？怎麽可能！他說：“這是小事一樁！你明天用紗布把腦袋纏上，就說被公羊給頂了腦袋，變成了傻子。你從此裝傻，家長跟老師說讓你讀小學一年級看看能否學點東西。這不就完了？以後呢，你就得裝傻，而且不能變回來。比如，我讓你幹什麽你就聽我的。”

我仔細一想，這還真的可行。到時候絲毫不影響我升學，直到上大學。在每個年級考試掌握能及格就行。然而，傻子在農村是被欺負的對象，跟殘疾人一樣，受人鄙視與欺淩。那時的農村，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根深蒂固，欺負傻子與殘疾人遠超過欺負地主崽子，因為人們害怕哪天社會變了，地主崽子一旦翻身，那要遭受報複。而傻子與殘疾人這類弱者是沒機會翻身的，欺淩他們不需要考慮被報複。常年過這種日子我肯定過不了，便當即否決。

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中間派，不是兩個造反派的任何司令，竟然被選上了書記。可見，毛主席發表的兩派大聯合其效果是極其顯著的。他弟弟是我同班同學，就是他上學晚，年齡比我大兩歲。他是我的好朋友，性格柔和的好孩子。因為他學習比較吃力，一聽說五年級這屆畢業後就沒學上了，他可高興了！他早就厭煩上學了。可他自幼喪母，是他大嫂給他做針線活縫製衣服。我們那裏有“老嫂比母”一說。我到過他家一次，雖然我們是好朋友，可我家住在村外，還隔著一個村子---我家在村西邊，他家在村東頭。

一天晚上，村裏又放電影：地道戰。公社放映員就那幾個電影片子輪流轉，又輪到我們村了。我看過好多次了，就想去找黨支部書記的弟弟，好幾天沒跟同學們見麵了，有點孤獨呢。其實這是給自己找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他告訴過我，別看他哥在外麵風光無限，說一不二，大權在握，其實在家裏哥哥不當家，他嫂子說了算。我想，這信息對我來說太重要了，說不定我能為自己創造一個繼續讀書的機會。為什麽呢？因為我爸說他去找張校長走後門讓我去讀初中，可那時候張校長時常挨鬥，他為我走後門？他自己的兒子他都未必敢。即使在那動蕩的年月，望子成龍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裏的。很多家長聽說自己的孩子突然間就沒上學的機會了，幾近發瘋。如果聽說有人走後門繼續讀書了，那就會有家長拿著菜刀拚命的。何況學生們也會不依不饒，把校長武鬥個半死。這些道理，我爸清楚得很。他唯一感到有一線可能的希望是：整個公社裏不會有一個學生不服我的。這個名聲可能令他人認可我可以繼續上學，而他們不可以。我和我爺爺都認為張校長不敢幫我走後門，這條路等於沒有。

離電影開演還有一段時間，我就到了同學家。他家人在吃晚飯。他哥他嫂對我非常客氣，我畢竟隻到過他家一次，算是稀客，又是他弟弟的同學好友。他們問我是否吃過晚飯了，沒有的話一起吃點。我說吃的一樣：玉米碴子粥、煮白薯。他哥喝完粥拿著白薯就走了，去大隊部跟大隊幹部和工作隊開會去了。書記很忙，而且他認為我是找他弟弟去看電影的。同學的嫂子怕我走開，就放下碗筷跟我聊天。她說她最近還想打聽我來著呢！

我清楚，她作為嫂子，需要給弟弟操持蓋房子娶媳婦的大事。我就跟她說：“我有一個夢。就是將來我們倆一起去當兵。我們都是根紅苗正，貧農成分。然而，小學文化太低，到時候無法升軍官，就當三年兵複員回家，等於白幹。如果能有中學畢業身份，那就有當上軍官的可能。所以，我們應該考慮繼續讀書，五年都熬過來了，再熬三年，初中畢業，就好多了。”

這嫂子一聽恨不得打斷我的話，極想知道如何才能繼續讀書。她沒文化，不清楚這裏的事，就知道五年級沒上學的機會了。這對她來說特別突然，本想小叔子還能讀書讀出個名堂，有了去城裏工作的機會，她就不操心給他蓋房娶媳婦的麻煩事了。我告訴她：“聽說咱們村大隊黨支部有三位老師可用，那如果辦一個六年級班，名義上說是五年級，實際上讀的教材是六年級，那明年我們就有資格讀中學了。而且我聽說中心小學原來的他們村的五年級學生繼續讀五年級，他們村有條件這麽幹，因為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弟弟就是我們的同學，那我們村也辦得到啊！老師學生都有。”

她急切地問：“你跟大隊幹部們說過了嗎？”我說：“沒有。我不如你說話有用。”她問我：“有老師有學生，可沒教室啊？”我說：“兩個造反派組織占據了兩套房子，其中一套就是原來的大隊長焦福財的新蓋的五間磚房。把隔牆打開，就是兩個教室一個老師辦公室。再說了，不是造反派大聯合了嗎？就讓兩派都去一個地方去聯合啊。你說對不？”她聽後點頭，然後說：“等他回來我就跟他這麽說。這事能辦成！”我說是的，搞教育也是搞革命，因為教育革命也是革命啊，工作隊也沒理由反對的。你一定要讓他辦成這件事，因為對我們倆將來當兵來說太重要了。

他弟弟特煩我提這主意，恨得牙癢癢。可當我說未來當兵，升軍官讀初中是必須的，他也就隻聽，不給我擠眼睛了。

很快，就得知村裏兩個木匠在忙著刨樹、做桌椅板凳，瓦工在拆除沒收了的焦福財的房子內兩個隔牆。待暑假一過，我們就得到通知全班五年級畢業的同學繼續讀五年級了。這是名義上，其實兩位老師都是教六年級的，習慣了，都不用課本就能給我們上六年級的課程。而且非常敬業，水平也不錯。兩個教室，都是五年級，一個是真正從四年級升為五年級的，也是這兩個老師根據他們的教材教。我們一直讀了一年多，因為改製後我們那裏的中學是從一月份算新學年了。

第二年升了初中，黨支部書記的弟弟隻讀了初一大約半年，因為太吃力，他說什麽也不上學了，就在家專職放羊打豬菜了。

命運給我還是開了玩笑。我高中畢業時，毛主席還活在人民心中，也活在現實世界中。本來我爺爺和我爸都是相信命運決定人生，要不是牛老師找我爸商量讓我跳級的事，他們不會思考我是否該跳級。如果不是毛主席最新指示縮短學製，他們也不會考慮我往回退的事。一切聽從命運的安排就是了。我找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老婆，事後想起來還是做對了的一件事，是自己利用可能的條件給自己能繼續讀書創造了一個機會。

在我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我爸決定搬家回到他爺爺小時候的房基地附近蓋房。那是個小村子，閻家是最大姓，算是回老家了，不再是外來戶單門獨戶了。跟許會商量的結果是：在那村的東南角給我們家房基地，我們就蓋了五間新磚房。到了老家，閻家大戶，因為閻家成分偏高，學生升學就遇到麻煩。我在中心小學讀五年級的時候，這個小村裏有5個同班同學，沒有本家人。這五個人聽說我還在讀高中，都吃驚地去問我：“我們當時不是都沒上學的機會了嗎？為何你能一直讀了下來？”

一轉眼就是5年。年輕人的變化太大了，尤其是女同學，由還沒發育的女孩子突然間就變成了成年人大姑娘，如果不是仔細看，就真的認不出來了。有一位父親，聽說我繼續上學，就怒火滿腔地問我：“這是怎麽回事，我的孩子當初就不能上學了！如果錄取率低到隻有你一人考上了，那我也服氣，可當時不是這樣的！這走後門的事太氣人了！”我能說什麽呢？隻能告訴他實情：“我沒走後門，是我們那個村把沒收大隊長焦福財的房子當教室，有兩位老師教我們繼續讀書。我們全村我同班同學都繼續讀了下來。”他聽後氣消了不少。可見，望子成龍的勁頭是多麽大。尤其是突然間聽到自己的孩子不能繼續上學了時如五雷轟頂般痛苦，叫天不響，喊地無應。後來得知有同學繼續讀了下來直到高中畢業，那火氣立刻衝天，是可以理解的。這一步沒跟上，步步跟不上，上大學就沒份了。讓他們找誰說理去？

其實人生基本上是在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個極端的認知中搖擺：唯物主義者認可沒什麽事是不可操作的，發生必然有其原因；唯心主義者認可每一件事情都是奇跡般不可思議。對於前者來說，隻要自己能改變其事情發生的條件，命運就可改變；對於後者來說，一切都是魔幻，人算不如天算，因為未來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這二者都沒什麽對錯。差別在於：前者活得累，後者活得輕鬆。愛因斯坦認可前者，他說：人生類似騎自行車：要想平衡就必須不停地前行（"Life is like riding a bicycle. To keep your balance you must keep moving.）。也就是說，你自己的路要自己主動地走。就好比騎自行車，不摔下來就需要砥礪前行，方向也是由自己決定。然而，當人走過自己的人生過程後往回看，大多數又覺得自己哪怕是孫悟空，命運是如來佛的手心。其實“命運說”是無法證實的，它是一種信仰。好玩的人生其實很累的，就好比騎自行車不如躺在床上簡單舒服。

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村黨支部書記沒有一個跟我同班的弟弟，我找他老婆去說“給我們搞一個繼續讀書的機會”是無效的，人家連聽都不想聽。那我就跟我老家村的五個同學們一樣了：想繼續上學是沒門的事，也是喊天天不響，叫地地不應，也就沒任何可能上大學了，更不可能在海外寫博文了。每當我說起這事來我弟弟就不認同。他認為依照當時的情況看，我繼續讀書的如饑似渴程度是一定能讓我裝傻---以被公羊給頂到了大腦為由而再次從小學一年級讀起，結局跟今天是一樣的。還少幹三年當社員的農活呢。

我不了解城裏人是怎麽過來的，隻知道穀開來小學畢業就沒機會繼續上學而當了賣豬肉的“一刀準”售貨員，是以零分“考”入北大的。習近平因為文革沒能讀完初中就下鄉了。也就無法得知有多少人因為改學製五年級畢業那屆學生就沒機會上學了。在我們河北農村，大約有2/3的村子這屆學生就與讀中學無緣了，不論學習多麽好。

從那天晚上以後，我再也沒機會見到過同學的嫂子，一位性格柔和也知情達理的女人。想起來很感激她的，她讓我認可個人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自己創造機會而掌握那麽一點點，並從中獲得一種死裏逃生般的享受。因為改變了一個支點，就可以撬動自己的命運地球。

“用我的青春熬死毛主席”不是我的意願，而是被動的選擇、痛苦的選擇、沒有選擇的選擇。高中畢業兩年後的1976年元旦剛過，就聽到了大喇叭裏的哀樂，得知是是周總理。又過了幾個月，哀樂再播放，朱德委員長。大地震過後，我幫我大姐去賣她種的菜，也順便倒點小買賣，回去的路上，從縣城到她家所在的公社所在地，路經一個村子時，村裏的大喇叭又在播放哀樂，這次才是偉大領袖被知識青年們熬死了。我當即下車，暗忖：我們的命運從此將改變。就在此時，一位女孩從對麵推著自行車走近我。

“你還認識我嗎？”她主動打招呼。

“就是這哀樂為你而泣，把你燒成灰，我也認得出啊。老同學了！”

“我不信，你都沒跟我講過一句話。在你眼裏，同學們都不值得一看的吧？要不你說說我的名字看！你哪怕說出一個字都算。”

沒想到這老同學很蔫的，竟然還很健談。“我們讀書的時候男女生不說話。我沒辦法啊。你最後一個字是玲，這還能錯！”她點頭。然後說：“周總理去世了，毛主席也去世了，那我們會不會被蘇修打過來啊？”她說話時的神情表明她真的害怕呢。我說：“時代肯定會變。可你我是最底層的螞蟻，有何擔心的呢？”她不以為然。

我很渴，就想快點到我大姐家，還剩幾分鍾的路了。準備推車走，她攔住我：“我們有機會上大學嗎？”我說肯定有。然後，就分手了。回頭看她時，她還站在那裏看著遠去的我。她竟然也關心起中國的未來，這讓我對她有點好感。讀書時，她成績平平，沒多注意過她。也算是畢業後有過一麵之交的幾個女同學之一了，上大學後有時會想起跟她的那次談話，畢竟是毛主席去世的哀樂讓我倆在公路上有了談話的機會。“在哀樂的播放中相見”想起來就有點負麵的感覺，也就失之交臂從此再沒聯係過。是誰把她的長發盤起？是誰給她做的嫁衣？我就不知道了。

後記：這是聖誕節前的文章，謝謝來我博客的網友們，我可能在2019年結束前再寫一篇博文。祝大家節日快樂！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