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頒發諾貝爾獎時都會出現無數的blabla，就是某某某應該得獎，就是沒給，而是給了誰誰誰。我今天也介紹一位，他就是我們係的老係主任---小田野 John W. Littlefield醫生。

“小田野”這名字聽上去是否會被誤解為日本人？那幹脆就用音譯吧，約翰-李特爾。

（一）諾貝爾獎的成就
我們都聽說過單克隆抗體。製造單克隆抗體需要兩大關鍵技術：第一步就是細胞融合。第二步就是 HAT selection medium。就是HAT細胞選擇培養液，它是殺死沒融合的細胞，這樣少量融合了的細胞能被選擇出來（活下來了）。

那麽，在人類科學史上第一個高效率成功實現細胞融合技術的發明人是誰呢？他就是我們老係主任李特爾教授。第二步也是他搞出來的，那是他在1964年發表在頂級雜誌《科學》上的（Vol. 145, Issue 3633, pp. 709-710）HAT medium融合細胞選擇培養液。沒有這一步，是無法獲得單克隆抗體的，哪怕解決了不同的細胞實現融合然後一起生長繁殖難題。

然而，李特爾教授並沒有把這兩個技術用於製造單克隆抗體。十年後這兩個技術被Kohler and Milstein用於製造出了單克隆抗體，二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沒李特爾什麽事。

就算李特爾教授發明的細胞融合技術時用的材料不是B細胞搞出單克隆抗體，而是10年後被另外二人用此技術到單克隆抗體製造上，李特爾的此發明創造不算數，那單克隆抗體所用的HAT細胞選擇培養液可是用的李特爾發明的技術，沒有絲毫改進，是直接利用。所以，發明創造出來的製造單克隆抗體所需的兩大人造技術就僅僅算第二步他也應該諾獎。

說起來原因很搞笑！據說是因為找不到這人哪裏去了。諾貝爾獎隻給活著的人。搞單克隆抗體的人引用李特爾的文章成千上萬，可在單克隆抗體和整個免疫學科裏從此就沒有了這麽個人。到哪裏找這人去？那年頭沒有互聯網，理由說是找個人可不容易。事實上他隻不過不在那個領域，他在1982年還在《科學》雜誌上發表文章，單克隆抗體諾獎可是1984年頒發的。

現在需要簡單介紹李特爾的生平故事。李特爾16歲讀哈佛本科，畢業後就讀哈佛醫學院，本科與醫學院MD兩學位加在一起用了5年，此時的他隻有21歲。差不多跟他同齡的21歲學生大學畢業時他醫學院也畢業了。從這你就可以想象他是何等厲害了。毫不誇張地說：厲害了，李特爾！

他是海軍預備役，畢業後去服役，然後參加韓戰。當然他是在醫院裏救護傷員。回國後到哈佛醫學院兒童醫院當醫生（麻省綜合醫院）。後來他對科學研究感興趣了，就帶著老婆去了英國，給James Watson and Frances Crick當助手。此時ＤＮＡ雙螺旋結構已被二人發現，後來二人得了諾貝爾獎（這事大家都應該知道）。1958年李特爾從英國回到哈佛醫院後就搞起了細胞融合和殺死沒融合的細胞科學研究。然後呢？他又去了意大利搞研究時間不長就又回到了麻省綜合醫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繼續當兒科醫生。1970年升為哈佛正教授。1973年，他到了霍普金斯醫學院兒科醫院，繼續當他的兒科醫生。提拔到管理整個兒童醫院的院長職位後，他每天還是都看病人。霍普金斯醫學院兒童醫院規模很大，有250個床位，每年看兒童病人20萬。

他在那裏如何管理如此規模的醫院，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在1984年的秋季，一個炸雷把他給炸醒了！單克隆抗體獲得了諾貝爾獎，收音機裏提到了李特爾的名字，那是諾貝爾獎得主簡單電話裏跟記者談他們倆的得獎過程，他們倆其中有一人講單克隆抗體的兩步都是借用的李特爾的科學發明，可是此人早就從科學上消失了，我們同行沒人能找到他。

你說李特爾此時的心理陰影麵積得有多大？他為何在哈佛醫學院當醫生時突然去英國？因為那時報道了ＤＮＡ雙螺旋結構被發現，他是醫生，去英國發明ＤＮＡ雙螺旋結構的大人物那裏去學科學技術，名師出高徒，哈佛的教授他看不上！因為ＤＮＡ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被當時的科學家們描述成跟牛頓、愛因斯坦一個級別的。如果李特爾後來一直搞研究，哪怕隻發表一些普普通通的論文在單克隆抗體領域，那單克隆抗體的諾貝爾獎他也得排上名，哪怕最後一名。這麽多年在單克隆抗體領域銷聲匿跡，誰知道他是死是活？

他當即聯係美國科學院。科學院也聽報道說這人沒找到。發明單克隆抗體的兩大步驟的人竟然還活著呢！立刻啟動補償措施程序，盡快給他科學院院士稱號。

霍普金斯醫學院當即給他找位子，重新讓他的大腦從給孩子們看病回到科學發明創造的正確軌道上來。很快就找到了，讓他當我們係的係主任，讓老係主任退休。搞科學研究，李特爾要多少錢都不是問題，隻要他還能跟年輕時一樣發明出跟兩類不同的細胞融合在一起的技術、憑空創造出隻殺死沒融合的細胞培養液一個級別的、能得諾貝爾獎的新科學技術就好，畢竟諾貝爾獎一個技術隻能給一次。單克隆抗體技術不可能發第二個諾貝爾獎給他了，而且諾貝爾獎發出後是不更正的。

（二）滿麵笑容的孩子王遇到了貪婪的屁挨著地教授們
李特爾教授從兒童醫院“孩子王”突然間轉到了科學領域跟科學家們打交道了。多年的職業病養成了他麵對孩子們的笑臉。屁挨著地教授們呢？他們會跟孩子們一樣可以哄好嗎？

這裏先得介紹一個插曲，否則無法把李特爾的精彩故事講清楚。這個插曲裏有兩個人。一個就是“摸哈摸得”，一個是“摸哈摸不得“。差異在於發音時的重音，“摸哈摸得”重音在前邊的“哈”字上，而“摸哈摸不得”重音在後麵的“摸”字上。二人都是短期搞點研究的，我估計等於回國前到名醫學院鍍金，他們都是州大醫學院畢業的屁挨著地。有點名校經曆回國後也能讓同行們高看一眼？我沒問過他們為何回國前來這裏再搞一個暑假的研究。

一天，我沒帶飯，就出門去買盒飯。剛出樓門，摸哈摸得就從後麵追上來了，說：“潤濤，我們一起去。”我說好的。你去哪裏吃飯我就去哪裏。他說：“我就去你去的地方。”原來他也吃中國盒飯。那是院裏一家中國人開的中餐館，中午在窗口排隊買盒飯。窗口裏邊兩個人賣幾種盒飯。４美元一份，種類隨便挑。

買回盒飯後我倆就在我們係的樓前小院裏的餐桌上邊吃邊聊。我問他回國後是否當教授繼續搞研究。他愣愣地看著我，說：“潤濤，你認為我有那麽壞？會當教授？”我一聽哈哈大笑，然後問他：“全世界的教授裏就沒一個好人了不成？”他鄭重其事地回答道：“當然！你看外麵倒賣毒品的、晚上盜竊的流氓們都是沒文化的壞人，可教授就不同了，那可是有文化的流氓啊！”我搖頭，說：“我的大學老師有不少可是非常善良的教授。我不能認同所有的教授都是有知識的壞人。”他點頭，然後說：“潤濤，我沒到過中國，中國除外。”我接著跟他聊：“美國的教授也有好人。就這樓裏，你得承認至少有一人是好人。”他想了一下。然後跟我說：“潤濤，我們對他們的了解是不全麵的。我在我們學校讀博士六年多裏，不論是哪個係的教授，都被其他教授罵得難聽極了。我可知道教授裏絕無好人。你可為我保密啊。”我點頭答應了他。就在此時，“摸哈摸不得”從外麵進來，也手中拿著白色盒飯，是從跟我們倆同一中餐館買回來的。他看到我就往我們這裏走來，可當他到了桌邊一看，我對麵坐著的是他最不想看到的“摸哈摸得”，可此時走開已不可能，便隻好坐下。此刻，摸哈摸得立刻點頭表示歡迎，摸哈摸不得也隻好禮節性地點頭然後坐下吃飯。摸哈摸得快速吃完就起身說他得去做試驗。我知道他二人都是很不錯的人，就是因為一個屬於遜尼派，一個屬於什葉派，就無法成為朋友。

插曲說完了。可以講李特爾係主任了。他當上係主任後，每天對著屁挨著地教授們就像他天天麵對孩子們一樣，滿臉堆笑，讓他們高高興興地搞研究。係主任有很多錢。大家熟了，就互相稱呼名字了。有的教授就開始試探麵帶微笑的係主任了：“John，我現在需要買一高速離心機，可我沒錢。能否幫忙？”係主任非常高興就答應了。這事是紙裏包不住火的，很快就傳開了。教授們哪有肯吃虧的？第二個教授就找係主任：“John，我想招一個博士後，沒錢，能否幫個忙？”然後就是第三個．．．．．

係主任的錢被教授們要走的差不多了，沒錢要了，教授們就琢磨別的了。他是科學院院士，他可以直接審稿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就有教授找他幫忙。他不大願意，害怕他不懂的論文是否水平夠。接下來的是他實驗室裏的儀器也被教授們盯上了。

我去的時候是我老板把我帶到係主任的秘書那裏，交代秘書說他已經跟係主任談了我，係主任讓他把我的個人簡曆給他看看。係主任看後說要見見我。我去的第二天老板就帶我去見係主任。他沒帶我直接去係主任的辦公室，而是旁邊秘書室，他讓秘書看看係主任什麽時候有時間。秘書從係主任屋裏出來就讓我進去。進去後發現他的辦公桌在門對麵的牆邊。他拿著我的個人簡曆，拚我的名字，我點頭。

他說：“你這名字不如換個發音接近的，比如Ron。我是說以後就咱倆之間我這麽稱呼你，我感覺比Run（逃跑）禮貌。”我立刻點頭，從此隻有他一個人喊我Ron，其他人沒人知道我還有這麽個名字。我沒用過的緣故。我把這事告訴過兩三個美國朋友，他們都認可Ron比較親切，一生中也就那麽幾個人喊我Ron。

跟我聊了幾句他說他也對生化感興趣（我是搞生化與分子生物學的）。Ribozyme在蛋白質合成中的功能就是他首先發現的，他的貢獻遠不止細胞融合技術和單克隆抗體殺死非融合細胞技術－－－奠定了製作單克隆抗體的兩大基礎。他讓我走前他站立了起來，用眼神提醒我他這間屋子裏牆壁油漆的顏色。我看了一下就感覺他的藝術欣賞力跟我的不在一個軌道上，也沒敢恭維。我不喜歡說謊話。就走開了。

從此以後，幾乎每天在樓道裏看到他時，他都是那種繃著臉毫無笑容的樣子。一直如此直到突然宣布係裏召開歡送係主任李特爾教授退休酒會。他收到的校方送給他的禮物是一部尼康照相機。說是他退休後有時間去旅遊了。他接過相機後點頭認同並從此話題開講，說他這可有借口花時間去周遊世界了。

（三）老係主任的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我不知道是否我是唯一知情者。老係主任李特爾教授當時跟我說的是。去年（2017年）他去世了，享年91歲，在他去世的紀念文章裏，他的兒女們也沒提到他這個秘密。所以，我認為有必要寫出來。否則，很可能永遠不為後人知了。

老係主任退休後半年多的一天，我去霍普金斯大學總院部去找生物係的一位教授談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回來的時候在門口等回醫學院的班車。等車的那裏隻有一人，顯然班車剛走不久。那人麵對我的時候，我發現他長得很像老係主任李特爾教授。當然不可能是他，因為他退休了後應該是趁機去世界旅遊去了。走近了，我還沒說話他就喊：“Ron，你在那地方我就看出來了是你。我就猜到你不敢認我。”我看他滔滔不絕開始跟我聊天，本來該跟他握手表示半年沒見麵了的禮節還是應該有的，可他右手裏端著一本教科書左手拿著筆記本子和筆。我就洗耳恭聽。看著他笑容可掬的樣子，吃驚地發現他還會笑！

“Ron，我看你能不能猜到我來這裏幹嘛來了。”然後，笑臉對著我等我的答案。我皺了一下眉頭，便說：“被聘請當生物係教授給學生上課來了？”他當即搖頭，說差不多繼續猜。我說：“是這裏的教授跟你一起編寫大學教材？”他當即搖頭說越來越遠了，繼續猜。我說：“那就是這裏請你做學術報告？”他說不是。看我猜不出來了，他把他左手裏的筆記讓我看。我拿過來翻看他的課堂筆記寫得非常整齊，可還是不理解，因為上麵是什麽公司啊，管理啊，跟生物沒關係。他把教科書給我看，我明白了他在學企業管理學課程。他說：“你可能想得到我是這屆企業管理學碩士（MBA）年齡最大的學生。”我沒聽說過總部還有商學院，便問他：“霍普金斯還有商學院？我都不知道。”他說：“沒有商學院，叫School of Continuing Studies，課程跟商學院一樣。我考試得了Ａ，不減當年啊。可以跟年輕人比考分呢！“

“那你學MBA企業管理，畢業後去到企業當總裁？”我問道。他說：“我退休了，當然不幹什麽企業總裁。但我需要明白如何能管理屁挨著地教授們！我搞不明白啊？”

“那這企業管理學碩士課程裏有如何當係主任的內容嗎？”我問。他說：“我報名時問了，人家告訴我管理學不論什麽領域都有通用的知識。我就報名了。”

此時班車來了。我倆就上車了。我以為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了。可上車後他示意我們去後邊，我明白了就是我們繼續談話不幹擾司機。他讓我坐在裏邊靠窗戶，空空的車裏就我倆，還坐在一起聊天。司機在等人。我覺得隻聽他介紹就好了。可他問我：“你覺得屁挨著地跟ＭＤ醫生有不一樣的地方嗎？”我突然明白過來了，他是ＭＤ，兒科醫生跟小孩子們打交道久了，突然間跟屁挨著地教授們打交道，差異太大了。便說：“摸哈摸得對屁挨著地有一看法，這看法是：地球上的大學教授是有文化的壞人，比外麵這城裏的沒文化的倒賣毒品的搶劫的壞人還糟糕。”

但見李特爾老係主任把眼睛掙得大大滴，笑臉突然間就消失了，變得非常莊重。此時，司機把車門關上，發動了。我時而望向車外，時而看著他。他的臉部肌肉還是繃緊的樣子，還是一言不發。直到進了醫學院，車停了，我才注意到車裏一直就我倆。那時不是上下班時間，也不是中午。我能體會到他一直認為孩子們跟羊羔一樣可愛，也就把教授們當成可愛的羊羔對待，可總是找不到臉上肌肉表示辦法讓羊羔們滿意。當聽到教授們不是羊羔，而是狼群，對象徹底搞錯了，那內心的震撼與悔恨可想而知。

下車後我為我的說話太直爽了還在後悔之中，以為老係主任生氣了。可下車後他拉住想跟他道別的我說：“一語驚醒夢中人！如果我早聽到你這句話，那我就根本不需要來學MBA企業管理學了。如果更早的話，那我就不會被強行退休了。”我說：“那不是我的話，那是摸哈摸得跟我說的，我不讚成。比如我知道很多教授就不是壞人。不是每個教授都是壞人。當然，跟兒童比，他們的確不那麽善良。”

他說：“你今天看到的我，就是以前的我。我說的以前就是指我在跟兒童們打交道時期的我。你知道嗎？我在剛當上兒科醫生的時候，孩子們見了我也哭。很快我的客戶病人就沒了。孩子的家長一看自己的孩子怕見到我，就都換了醫生。我就開始對著鏡子練習臉部表情，找到讓孩子們喜歡我的笑容，不僅僅是不怕我。練習啊練習，慢慢地就找到了竅門。孩子們特別喜歡我，我的客戶病人啊，在兒童醫院裏最多！我逐步改進，掌握了一整套逗不同孩子們笑的各類技巧。”

我點頭認可。然後我說：“你這技巧成了習慣後就很難改了，因為白天都這樣，晚上睡覺，沒時間跟其他人換臉色。你妻子幸福。可你當係主任，把屁挨著地教授們當孩子看待，天天想逗孩子們笑。可他們貪得無厭，把你實驗室所有的儀器都搬走了還不滿意。最後你實驗室裏就剩的放材料的冰箱都給他們拿走了，你實驗室的人怎麽搞研究？當係主任把屁挨著地當孩子哄。在這方麵，即使摸哈摸得的話說得過頭了，可也有幾分道理呢。”

老係主任跟我說：“我來這裏是找Dr. John Gearhart跟他合作繼續研究分離幹細胞或其它的，不想在家閑著。你是這個院裏唯一知道我在讀企業管理學碩士的，認識我的人沒人在總部看到過我。”

我說：“這事我給你保密。保證不會讓任何人知道。”然後我們就邁步離去了。那時我預感到那是我們一生中最後的告別，因為我有過不少這樣的經曆，突然間見麵了，最後一輩子再也沒機會碰到一起了。想到此，我停下腳步，回頭看著他。他也沒走遠，看我在看他，他就跟我打招呼，我倆又靠近了。他問我：“你記得你剛來時去見我，我給你看我辦公室的牆壁顏色了嗎？”我點頭。他說：“我背後的油漆是血紅的顏色，是我親自挑的，找我要錢要儀器設備的教授們隻能坐在我對麵，看到的就是令他們痛苦不堪的血紅色，那他們明白我的意思後就不來找我麻煩了。而我看到的三麵牆壁顏色是柔和的淺白色。”

我聽後一愣，兒童醫生見到兒童流血，那當然難受，尤其是他這麽善良的人。或者他在朝鮮戰場看到流血的戰士內心裏為他們痛苦。可屁挨著地教授們說不定一輩子都沒見過兒童流血也沒見過戰場上抬下來流著血的戰士的痛苦表情，看到血紅色牆壁未必那麽痛苦。這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老係主任有個一輩子不想對人說“不”的性格。想不出其它招數，就想出來了這麽個辦法。我便問他：“那你換了牆壁顏色後他們有變化嗎？說不定更變本加厲了呢！”他點頭說：“你猜得對。剛才我想了一下，後來你再也沒到過我的辦公室，是不是受到那血紅顏色的影響了？”我說我不是老板，沒機會去。然後我們就喊再見，那一刻我對善良的老人感到忿忿不平。諾貝爾獎憑什麽不給他？真的就找不到他了？派人去麻州綜合醫院打聽，能找不到轉到霍普金斯兒童醫院的李特爾先生？那次的談話，真的成了永別，因為去年善良的他老人家去世了。他一生中治好了無數孩子的疾病、給兩個諾貝爾獎得主做了嫁衣、退休後一直跟Dr. Gearhart教授一起搞研究，發表了200篇論文（是發現分離、培養幹細胞方法的兩個實驗室之一）。

(四) 諾貝爾獎不公平產生的最大可能原因

諾貝爾獎對頂級科學家的信用為主。我們信得過你，這事你是權威之一，那就由你負責介紹本發明、發現的科學技術資料。

我們用事實說話：

（A)：1961年，光合作用獲得諾貝爾獎，隻給了卡爾文。光合作用循環改成了卡爾文循環。而事實上，做出同等貢獻的還有本森。後來為本森打抱不平的同行太多了，現在的教科書就通用卡爾文-本森循環、本森-卡爾文循環、卡爾文-本森-巴斯哈姆（CBB循環）。看看英文報道：

The 1961 prize for carbon assimilation in plants awarded to Melvin Calvin was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ignored the contributions of Andrew Benson and James Bassham. While originally named the Calvin cycle, many biologists and botanists now refer to the Calvin-Benson, Benson-Calvin, or Calvin-Benson-Bassham (CBB) cycle.

後來人們猜測最大可能是諾貝爾獎評委同意給光合作用發獎，卡爾文是權威之一，就由他提供材料。他把本森和巴沙姆給忽略了。人們隻是猜測。後來有了證據：看原文：

Three decades after winning the Nobel, Calvin published an autobiography titled "Following the trail of light" about his scientific journey which didn't mention Benson.

顯然當年諾貝爾獎評委在定下來給光合作用循環時，具體的發明創造過程的資料由卡爾文提供。他根本就沒提本森的貢獻。到三十多年後他寫的專著裏介紹光合係統的發明過程時，根本就沒提本森。這事就暴露出來了大家猜測的諾貝爾獎評委會由頂級權威介紹本發明的資料。卡爾文就獨吞了這一成果。

（B): 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給了德國科學家Gerhard Ratl，金屬表麵的催化作用。一下子在此領域炸了窩。這一發現的第一人不是他，而是伯克利的Somorjai. 整個謎團至今無人知曉。我認為跟以往一樣，諾貝爾獎評委會準備把金屬表麵催化作用定為諾貝爾獎，把此發明的資料交由Ratl提供，他就隻提供了自己的成果，把伯克利的Somorjai給忽略，自己獨吞了整個諾貝爾獎。可以看英文原文報道的一段：

Gerhard Ertl, who received the entire 2007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his studies of the catalytic effects of metal surfaces, has expressed surprise[26] and disappointment[27] that Gábor Somorjai, a foundational pioneer in modern surface science and catalysis, did not share the prize. Somorjai and Ertl had previously shared the Wolf Prize for Chemistry in 1998. The Nobel Prize committee's decision to exclude Somorjai was criticized in the surface-science community[28] and remains mysterious.

可以看出：給個理由說找不到某人了（諾貝爾獎隻給活著的人）還是好的，有的幹脆把他人的貢獻隻字不提，把成果獨吞。有的膽子小不敢獨吞就盡量減少他人的貢獻以抬高自己。

後記：
（1）這篇文章作為對老係主任John Littlefield的懷念文章，多少為他沒得諾貝爾獎而打抱不平。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我把朋友摸哈摸得的調侃話告訴了他後是否令他退掉了企業管理學碩士研究生學業。在他的子女寫的悼念文章裏介紹了他一生的學業與工作，就沒提這件事。也許他拿到了碩士學位，就是沒讓任何人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因為那時候他對被校方在身體硬朗得很就強行退休感覺到的是恥辱，他不知道係主任怎麽當，才去學MBA的，他想搞明白到底問題出在了哪裏。這是他親口跟我講的。他跟我國內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大師兄一模一樣，聰明善良，但對人對社會腦子裏就如一張白紙而且是一輩子不變（可以去查潤濤閻舊作《一張白紙可畫美好的圖畫》以了解我大師兄的精彩人生故事）。我一生中有機會碰到同樣的倆人，算是奇遇。

他之所以願意主動跟我聊天，我知道原因：他老板在他麵前誇過我。他們都是哈佛派。就好比我在國內時院長和副院長都知道我，那也是因為我老板跟他們是朋友，我老板在他們麵前誇過我。所以，你如果想得到老板的老板喜歡，第一步就是讓你老板佩服你。隻是我本人不喜歡往上爬，老板再費力也沒用。

（2）如果我那天沒在總校等車時遇見他，我一輩子都不知道他還有那麽對人高興的笑容，而且那才是他的本來麵目。他在當係主任時的不高興麵容是他在鏡子前練出來的。雖然說逗孩子笑也是他在鏡子前練出來的，可那是他善良的雕塑。願老先生在天堂裏搞的研究成果不再僅僅是別人的墊腳石、也永遠不再當屁挨著地教授們的係主任了、跟著孩子們當孩子王永遠年輕，快樂。那些做出了同等貢獻的科學家沒得到諾貝爾獎的，要說冤枉，能比得上李特爾的冤枉？靠天才想象力搞出來的單克隆抗體的兩個關鍵技術都是他發明出來的，竟然10年後被別人利用，諾貝爾獎給了利用他兩個技術的人。

這也表明互聯網革命是何等翻天覆地。今天一上網就可以把任何科學家查出來。在那個沒互聯網的年代，要想從雜誌上查科學家的名字，那需要人工用肉眼去看。科學雜誌和生物學領域的文章多如牛毛，不在同一領域，幾個人的力量根本就查不到。他1964年發表HAT 培養液的時候文章的通訊地址在哈佛兒童醫院。也許有人去信問了，醫院裏沒人管這事？有可能。因為得問他當年的同事才能知道他去了哪裏，然後回信。美國人才流動性太大。問題是：誰去管那閑事？說不定那位諾貝爾獎得主沒說假話。諾貝爾評選委員會又不在美國。其內部工作流程是怎樣的，我不知道。估計是寫信問搞出單克隆抗體的倆人，他們花了時間在單克隆領域裏沒找到李特爾，再根據當年李特爾在哈佛醫院的地址寫信去問了沒收到回信，就說自己找不到他。大概是這樣子的.

（3）圖一血染的風采

我當時沒照相，係主任告訴我他選的顏色是Blood Color。我在網上搜索blood color，看到了這個。我敢肯定我看到的他身後牆上的顏色時絕對沒有如此震撼。我猜想沒有blood color油漆。就算有這樣的油漆，漆成圖片上的效果，那我看到後一定會認為他要表達的是很熱情地歡迎大家，不會與“那是用先烈的鮮血染成”聯係在一起。如果他不告訴我，我以為他的藝術欣賞品味與眾不同。所以，會不會有屁挨著地教授會理解他的本意，我不知道，沒打聽過。說不定都跟我一樣，想不到“不會說不”的他用這種方法阻止教授們的貪婪。

（4）說起一個題外話故事。一位從英國來的直接跟我講就是“鍍金”的屁挨著地，名叫“愛潤”在實驗室幹了不到一年就回英國了。他找到了大學教職的工作，就告訴大家此消息分享他的喜悅。我悄悄跟他開玩笑：“愛潤，你可要做好準備啊，摸哈摸得哥們可有一句對大學教授們的評價。”他睜大眼睛問：“什麽評價？我比他更了解大學教授們。”我說：“他說大學教授們自私貪婪道德水平比樓外大街上倒毒品的、盜竊流氓還低！”就聽“乓”的一聲，他用吃奶的力氣猛拍試驗台。那可不是木桌子，那是人造石頭。其硬度不亞於石頭。然後就看他齜牙咧嘴，用力甩著手腕。我笑得不行了。去廁所回來後還看到他偶爾在甩他的胳臂。然後他說：“潤濤，這個世界上的人們在心目中都把大學教授看成是塔頂上的燈一樣高貴，其實當我們把論文寄到雜誌社，審稿的教授們如果不是私下裏的朋友，往往會把論文罵得一文不值，而且為了讓編委殺掉，他們就胡言亂語。其道德水平跟流氓犯人沒區別，就是有個博士教授頭銜而已。申請經費被罵得慘不忍睹是常事。”我點頭同意，畢竟人性的自私、貪婪、無恥、殘忍並非由於多讀幾年書就會改變的，看看政客們包括總統議員們的嘴臉就清楚了。這是人性的悲哀，是動物界的本能反應。

在他回國的頭一天，我告訴他不需要叫出租車，我開車送他去機場。他很感動。在機場臨別時他說：“我來霍普金斯醫學院有三件事我一生都不會忘記：一是老板的推薦信，讓我很快就找到了大學教職位子；二是你親自送我到機場。”然後他就甩他手腕。我笑了，說：“這不可能，過幾天不疼了你就忘記了拍桌子的事。”他說：“不是拍桌子的事，是你那句精確描述了大學教授們的話，那可是親身體會到的可就是不敢承認也就說不出來的事實，你一說出來，就當即讚歎。”我說那可不是我的話啊。他說：“不管是誰說的，我聽你講給我的，我更記得牢固。回英國後我會有更多親身體會的。”跟愛潤那次分別後就再也沒機會見麵了。這是我的原因，我秉承君子之交淡如水，去英國我曾經有機會找他聊天，最終還是放棄了。我不了解他的記憶力如何，如果見了他，說不定他唯一能記得的是巴爾的摩的螃蟹又多又便宜又好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