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唯一能走的路便是換湯不換藥式的改革，做通過這些改革來遏製腐敗的夢，在他撞南牆之前他是不會從夢中醒來的。
 

目前要考慮的是：毛澤東這個資源能不能成為習近平可以利用的因素。
 

薄熙來雖然垮台了，但習近平清楚，浩浩蕩蕩的薄粉們都是清一色的毛粉。薄熙來代表的是毛左一派。習近平為了先穩定大局而後再搞他的改革，不得不把毛左們先安慰下來。政治是個舞台，政客們都是也必須是舞台上的演員。那些罵習近平“吹捧把習仲勳關押16年的毛澤東屬於認賊作父”的人，是感情用事。而習近平不能感情用事，他必須進入演員角色來表演，戲目是忽悠百姓與官場，目的是習近平不能讓共產黨倒在習近平手上。

毛澤東曾經說過，他會成為共產黨的鍾馗，打鬼就借助他這個鍾馗。
 

現在，逼迫習近平利用毛澤東這個鍾馗去打鬼的是鐵杆毛左，可他們不知道毛澤東這個鬼，在人類曆史上，與其它任何鬼都不同，唯一與他接近的隻有斯大林。斯大林死後的蘇共，沒有一個敢用斯大林當鍾馗去打鬼的。
 

希特勒、金日成、波爾布特等等都可以當鍾馗用。比如希特勒不鎮壓本民族；金日成不給知識分子帶帽，波爾布特隻是把知識分子和城市人趕到農村。斯大林、毛澤東則不同，他倆與派別根本沒有什麽關係，所謂的派別罪名都是鎮壓的借口。比如，斯大林殺掉了蘇聯紅軍五個元帥中的三個，殺掉了十二個政治局常委裏的九個。毛澤東讓高崗收拾劉少奇周恩來，就把高崗吹到天上，說“人人都會犯錯誤，隻有高崗除外。”當他發現此時靠高崗的力量達不到收拾劉少奇與周恩來的目的，便突然間殺向高崗，罪名就是高饒反黨集團。當毛澤東讓彭德懷整肅劉伯承與蕭克時，給出的罪名是教條主義。當轉手靠劉少奇收拾彭德懷的時候，彭德懷的罪名有四，其中之一是搞政變的軍事俱樂部，其二是裏通外國（就因為彭德懷曾經聽從毛澤東的指示去了東歐訪問，這罪名就坐實了）。當他利用林彪等力量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時候，罪名很多，都是屬於右傾的。反手給林彪的罪名則是形左實右。毛澤東絕不是因為哪位是左派右派而鎮壓，凡是他認為對他的權力有威脅的，統統幹掉。在這方麵他跟斯大林是一樣的。在他當政的27年裏，除了他孩子侄子和張玉鳳等幾個二奶外，沒有得好的。農民被他餓死了三千萬，城裏人要靠每個月二兩油票以及無數的各種票據生活。

也就是說，你不能用毛澤東這個大魔頭級別的鬼當鍾馗去打其它的鬼。這是鄧小平以降都把毛澤東高高掛起而不去碰他的緣故。就是八九六四時，鄧小平也沒提毛澤東。
 

因為他們想讓習近平利用大魔頭毛澤東當鍾馗去打他們要打的鬼。可他們不知道，任何人都可以被毛澤東這個鍾馗打死，因為毛澤東在二十七年裏，幾乎整肅了所有的人，除了他的家人和被他玩弄的幾個女人外。
 

憑什麽習近平必須用毛澤東這個鍾馗打你們毛粉們想打的鬼？？？
 

誠然，習近平可以利用毛澤東這個大魔頭鍾馗去打貪官汙吏，然而，習近平也清楚：被他打的對手也照樣可以利用毛澤東這個大魔頭鍾馗去打習近平本人和他的家族。按照毛澤東思想，習近平是“反黨分子、被關押16年的階級敵人習仲勳的黑崽子”，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對反黨分子，打倒後要踏上一隻腳，要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借助鍾馗打鬼的前提是：鍾馗本身是個好鬼。習近平無法承認毛澤東是個好鬼、習仲勳是反共產黨分子（毛澤東說習仲勳是反黨分子）、關押習仲勳16年是對的。

當年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問鄧小平：“小平同誌，你還堅持不堅持毛澤東思想？”鄧小平冷冷地答複道：“什麽是毛澤東思想，現在是我說了算！”然後，鄧小平一邊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一邊把陳永貴開除中央，去了郊區一公社看菜園子去了（我好奇，想問他一件事，還親自去過他那裏，看了他的鋪蓋卷。那天陳永貴不在，我也沒等多久就離開了，沒有見到他）。

現在，什麽是毛澤東思想，是習近平說了算，而不是毛粉們說了算。如果習近平願意，他可用毛澤東思想，把薄粉等毛左們徹底打倒批臭，而毛粉們無法反駁。
 

習近平能否坐滿十年還是個疑問。不論他是否能坐滿十年任期，他都以改革、打大老虎失敗而告終。這是他的命運決定的，符合潤濤閻第九定律。與他有多麽強烈的改革願望無關。他上台時感歎“蘇聯共產黨裏竟無一人是男兒”，他下台時感歎的一定是：“中國共產黨裏竟無一人是男兒，包括我自己。”道理很簡單：勢比人強。曆史的進程有它自己的規律。
 

一句話：習近平不可能用毛澤東這個大鍾馗去打鬼，道理很簡單：
 

挑選帶刺的大棒打人是事半功倍的選擇，但你見過有人用長滿刺的仙人掌當打人的大棒嗎？因為你還沒打到別人，你自己就鮮血直流了。
 

有人反駁說：毛澤東是帶領人民打貪官汙吏的！
 

那是篡改曆史的胡言亂語。別說什麽都要票的城裏人了，就是當年的農村，農民都處在饑寒交迫狀態，冬天連棉褲都穿不上有誰對政治感興趣？可照樣冤魂遍地。
 

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時候得知農村發生的冤假錯案多如牛毛，鄧小平看到一個報道後才發出“向前看”的指示，對其它農村無數的冤假錯案就不追究了。

事情原委是這樣的：
 

一個響屁導致的重大冤案。37人被縣委書記帶隊的黨組織無辜殺死，263人被打殘，定案1359個反革命。僅僅反革命組織就有36個之多。

原因呢？有人放了一個響屁而引發。
 

 

下麵是人民網轉貼的當年報紙報道的在農村發生的重大放屁案件。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隊雞公田村，參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隊四茶村的社員們吃完晚飯後，圍著幾個火坑烤火取暖。由於晚餐喝了點酒，有幾個年輕人就拿地主子弟龍政雲的婚姻開玩笑。龍政雲雖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聲，卻放了個響屁，引得哄堂大笑。小夥子們繼續開他的玩笑。龍政雲借著酒勁，放出一句狠話來：“你們再說，我殺死你們幾個！”

坐在龍政雲對麵的大隊貧協主任田某聞言衝了過來，抓住龍政雲的衣領，說：“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其他人連忙過來勸阻：大家都是開玩笑，不要當真。龍政雲的父親龍德燦看到兒子闖了禍，急忙過來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這件事，本可了結了，但不知誰又告到了工程指揮部。龍政雲被捆到指揮部受審。受不了民兵的毆打，龍政雲隻好交待說他父親龍德燦、叔父龍年燦、族兄龍茂雲準備和他一起殺人。

武裝部長聽後，又把龍德燦、龍年燦、龍茂雲三人叫到工程指揮部吊打逼供。龍茂雲交待，沙壩公社他遠房姑父吳憲保說他們那裏有幾千人要殺人，要暴動。（中共貴州省委信訪處：《苗鄉風雲》，載《春風化雨集》，上冊，309-320頁，群眾出版社，1981年）
 

武裝部長拿逼供出來的線索，向區委書記龍文飛、公安特派員歐獻庭匯報。歐獻庭立即打電話通知沙壩公社把吳憲保抓到公社審問。審了兩個星期後，也沒交待出什麽問題，吳憲保被放回家。
 

1976年4月5日，北京發生了群眾抗議“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門事件”，該事件當時被定性為反革命，一時間，階級鬥爭的形勢又緊張了起來。
 

於是，吳憲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勞動，晚上受審。
 

4月12日，鬆桃縣委書記石孟明到牛郎區接待省城攝影記者。石孟明說：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錯，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階級鬥爭。聽說牛郎出現了“反革命”問題，不能輕看。對“反革命”要狠狠打擊，一是鎮壓，二是懲辦，決不手軟。
 

5月7日，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對深入開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鬥爭做了具體部署，把開展追查“反革命”破壞活動作為深入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的重要內容（背景是“總理遺言案”和“天安門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員歐獻庭在牛郎區委常委會上傳達公安部關於“追查謠言”和“追查反革命”的兩個緊急通知，並聯係牛郎區的實際情況說：牛郎確有“反革命”組織。
 

5月19日，在鬆桃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石孟明發出號召：立即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和“追查反革命”兩個高潮；立即掀起一場“追查反革命”的群眾運動。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開區委擴大會議，各公社書記參加。龍文飛具體部署牛郎“追反”：區、公社、大隊三級都要辦“交待問題學習班”（簡稱“交待班”），按“一般成員大隊辦，骨幹分子公社辦，主要頭頭區裏辦”的原則，把需交待問題的人員分別送進各級“交待班”。

此前，吳憲保在酷刑之下已經交待出有“地下黨”、“民工隊”等“反革命”組織，二十多個成員，其中包括其妹夫歐六章，妻子的族兄龍德燦、龍年燦，妻子族侄龍茂雲，中學同學楊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興和等。這二十多人還不足以讓全區5個公社28個大隊的“交待班”都有“學員”，於是就把1975年已經查過的由銅仁牽連過來的所謂“複興黨”成員尹修應、楊正榮等人，以及被檢舉“投機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吳炳稱等人統統抓來進“交待班”。會議決定尹修武、吳憲保、歐六章等5人作為主要頭頭進區“交待班”，其餘進各公社、各大隊“交待班”。後來有一個公社和兩個大隊沒有辦成。

7月7日，召開全區革命生產大檢查會議，龍文飛要求各公社抽專人搞“追反”工作。各個公社都現場報了名單，牛郎、木寨、沙壩、銀岩四個公社都以武裝部長為首，人數7至9人不等；大興公社報的是以派出所指導員田井華為首的19人專案組，力量最強。有意思的是，後來大興公社卻沒有辦“交待班”。整個“追反”運動中，大興公社僅白岩大隊追出24個“反革命”，除1人致殘外沒有死一個人。

龍文飛在會上要求凡進“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組織名稱；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計劃綱領；4。交待“反革命”活動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聯係人員。公安特派員歐獻庭強調，審問時要作好統一規範的記錄，各公社要相互聯係以便共同掌握情況。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開“追反”動員大會，同時把勞改釋放人員龍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實”的“四類分子”拉來陪鬥。其他公社派代表參加。大會由區長龍金明主持，區武裝部長、“追反領導小組”組長彭忠順發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開牛郎、沙壩、木寨三個公社書記、武裝部長參加的“三社”會議，總結部署“追反”工作。會上，龍文飛表揚了牛郎公社“追反”進步快，效果好，革命生產抓得好；沙壩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線索，但是運動還隻是少數人搞；木寨公社有點求穩膽小。銀岩和大興兩個公社因在“追反”中沒什麽成績，而被排除在會議之外。

54種酷刑，37條人命

專案組規定：一個人供就聽，兩個人供就信，三個人供就定。龍文飛公然說“蠟燭不點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專案組自製多種刑具，施用54種酷刑，對進“交待班”的人員百般折磨。於是出現子供父、兄供弟，親戚朋友，同學熟人互供的情況。木寨公社毛坪生產隊共有19個男性主要勞動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進“交待班”；區機關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參加“反革命”。（《中共銅仁地委關於鬆桃苗族自治縣牛郎區“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況的報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運動所製造的恐懼是空前的。

長達三個月的“追反”運動，先後有486人進“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槍殺，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過自殺而死，受害者親屬受連累死亡5人，共導致37人死亡。打傷致殘263人。（《中共銅仁地委關於鬆桃苗族自治縣牛郎區“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況的報告》，1978年10月11日）被預謀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數被抓進“交待班”的人都是因為與幹部有些私仇舊怨。沙壩公社紅星大隊涼風坳生產隊陳祖前、陳仁培、陳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連長陳述炳奸汙堂侄女而捆綁過陳述炳，結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向某在1969年欠生產隊兩百多元，仍要生產隊會計保管員胡淮稱足糧食給他，胡淮按照生產隊“欠款不發糧”的規定不答應；於是向某就懷恨在心，在“追反”時脅迫受害者劉某搞死胡淮。銀岩公社婆洞大隊龍世恒之死則是因為其母曾被大隊支書龍某強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當時龍世恒十四五歲）；龍世恒成年後對此事耿耿於懷，常常說些風涼話來諷刺龍某；龍某乘“追反”之機，置龍世恒於死地。銀岩公社尖坡生產隊隊長龍世明因與龍興茂老婆通奸，於是借機整死龍興茂後與其妻結婚。

“成績”

從6月14日區“交待班”開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區共抽出435人專案人員（審訊員、記錄員、看守員、巡邏員）進行“追反”。破獲的“反革命”組織名稱有“紅衛兵”、“衛兵團”、“青年軍”、“民青團”、“起義團”、“同盟黨”、“新民黨”、“自衛黨”、“白虎團”、“猛軍”、“紅色戰隊”、“防共自衛黨”、“湘西回鄉團”、“571”、“517”、“703”等36個，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中共銅仁地委關於鬆桃苗族自治縣牛郎區“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況的報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單，其中牛郎區有1253人。而當時牛郎區總人口35160人，主要勞力僅11480人（含青壯年婦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壯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為1：1，則每5個青壯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學員們”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綱領、軍事組織結構等如同兒戲，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殺幹部的方法：偷幹部家的雞，幹部以為是野貓偷雞就出來查看，這樣就乘機下手；2。放火燒集體的倉庫，等幹部出來救火，乘機殺幹部。

反革命暗號：左手招搖。 反革命標誌：稻草捆左手。反革命綱領：1。把分給貧下中農的房子還給地主；2。抓緊搞副業，得錢好交隊，一定要交齊；3。居民有供應；4。立棟房子；5。討個知青做老婆；6。先殺黨，後殺團，大小幹部殺個完，貧下中農殺一半。

供出“反革命”成員的最高職位是師長。

這些“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是怎樣搞出來的呢？

縣公安局刑偵股股長田銀芝於1976年9月13日向縣委匯報時說：“沙壩公社‘反革命’組織名稱是吳憲保開始交待的。吳憲保發展龍茂雲，而龍茂雲交待說沒有組織；龍茂雲發展田明亮，田明亮說是‘農民革命黨’；田明亮發展劉常模，劉常模說是‘民主黨反共軍’；劉常模發展秦海成，秦海成說是‘反共救國軍’；吳憲保發展歐六章和吳炳成，歐六章說是‘民工隊’，吳炳成說是‘地下黨’。”

沙壩公社吳憲保在1976年4月25日的交待中寫道：“由於審訊不停，非說不可，當時無法。說不知道，上級不信，心中想取個名稱，又怕算命不對八字，不對吳炳成的口，隻好亂講，叫做‘國民軍’。”

牛郎公社中寨大隊幹部在1978年向省地縣工作組交待的材料這樣寫道：

七月十三，吳某、楊某到公社匯報工作，碰到龍文飛。龍文飛說：“田明亮揭發龍侯生是‘反革命’營長，一點材料沒有，看你們怎麽辦？你們回去要搞材料。人家四茶得表揚，你們中寨是中間分子！”公社武裝部長龍某也說：“你們不狠狠地搞，‘反革命’會出來？” 

於是，七月十五晚上，大隊支委5人審龍侯生，另有民兵小分隊7人，共12人。先買了一頭瘟豬打平夥，喝了五六斤酒。晚上麻某把龍侯生從附中拉到大隊小學審問，先吊後亂打。龍侯生承認是營長，又交待了兩個成員田建和、田樹華。民兵楊某追問：“既然你是營長，那麽連長、排長、班長、指導員是誰呢？”龍侯生說：“我不承認，你們要打；我一承認，你們又向我要連長排長……”楊某說：“他不講再吊起來！”除田某搞記錄外，其他人全都打了……

七月十六淩晨3點左右，龍侯生被打死。

牛郎大隊民兵副連長莫剛前在吊打“學員”下手特狠，曾用竹條抽爛胡淮的臉。“學員”舒典文暗寫紙條給胡淮，兩人統一口徑，咬定莫剛前也加入了“反革命”組織。按“一個人供就聽，兩個人供就信，三個人供就定”的規定，專案組信以為真，莫剛前在兩手臂的肉被吊爛後，終於供認自己是“反革命”。放回後未能及時醫治，右手致殘。

關於龍文飛“追反”的動機，被派到牛郎作了深入調查的縣公安局刑偵股股長田銀芝的話可謂是一語破的。

根據時任縣委常委、縣革委會副主任麻樹清回憶，大概是1976年8月份，他從長興回到縣裏，聽到機關工作人員說牛郎“追反”搞得很凶，已經搞死二十多人了。麻樹清就去公安局找田銀芝問一下情況。田銀芝明確地對麻說：“區委書記想升官，想幹出大成績，亂搞！我勸他幾次他不聽，越搞越厲害。追查‘反革命’是公安部門的工作，群眾隻能配合、協助公安部門。現在龍文飛用群眾運動來追查‘反革命’，‘反革命’越追越多，打死的越來越多。你盡快提醒石孟明書記，隻有他才說得了龍文飛。”

調查

7月7日，縣公安機關知道牛郎區“追反”的做法後，當即提出停辦所謂的“交待班”。龍文飛拒不接受，說：“公安局不搞，我們搞！”

在7月底8月初的全縣“三幹”會議間歇，地委書記魏立政偶遇龍文飛。龍文飛順便介紹了牛郎“追反”的情況。此時交待班“學員”供出“反革命”人員名單已超過600人，“學員”死8人。魏立政叮囑龍文飛要盡量做到不要死人。

8月3日，龍文飛第一次向縣委常委匯報牛郎“追反”情況。龍文飛在匯報中隱瞞了多名死者是在審訊中被打死的事實，說死者“一是自殺，二是死不交待又要逃跑，群眾生氣打死”。石孟明表示：牛郎“追反”成績是主要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牛郎“反革命”組織活動是存在的；600人的“反革命”名單中肯定有真的，也有假的：“交待班”不要宣布停下來，要繼續追查，注意不要搞死人。會議決定公安局派人接手牛郎“追反”工作。

8月4日，縣公安局刑偵股股長田銀芝率4名公安人員進駐牛郎。田銀芝解到公社、大隊的“交待班”吊打嚴重，於8月11日打電話給縣公安局長劉長學，通過劉請石孟明到牛郎實地看一看。

8月13日，石孟明到牛郎聽取了田銀芝的匯報，很生氣。在當晚的會議上，石孟明說：牛郎區“反革命”是存在的，一定要搞清楚。縣公安局再抽一人來協助。對進“交待班”的主要人員一定要搞清楚、搞徹底，不能光軟，要攻才行。但石孟明也強調，要注意政策，不要再死人。（《中共銅仁地委關於對石孟明同誌在牛郎區“追反”中所犯錯誤及處理意見的報告》，1978年11月22日）

8月27日，田銀芝向縣委匯報並傳達地區政法領導的指示，要求牛郎“追反”要重證據，不要搞逼供信，不要再死人了：“交待班”隻保留區一級，公社大隊“交待班”全部停辦。當時“交待班”已死24人。

9月8日，省委電話通知銅仁地委，派省公安廳林副處長等4人到鬆桃調查了解牛郎“追反”情況，要求“交待班”立即停辦；為防意外發生，“交待班”人員先不要回去，要給予他們正常待遇，有病要治病；領導如有錯誤，要作自我批評；地委要派人調查了解，並寫出詳細報告和處理意見報省委。地委通知鬆桃自治縣委：要堅決貫徹執行省委意見，不準再發生死人現象；要求縣委派人幫助牛郎做好善後工作，把情況調查清楚並寫出詳細報告和處理意見報地委。

9月11日，銅仁地委通知鬆桃自治縣委：地委常委決定由石孟明同誌親自抓牛郎“追反”的善後工作；在“交待班”中生病和傷殘的要給予治療。

省公安廳林副處長、地區公安局隆明星副局長來到鬆桃，和縣委一起連續三天聽取歐獻庭、田銀芝等人關於牛郎“追反”的詳細匯報。此時“交待班”已有29人死亡。

田銀芝匯報後認為：“中國青年黨”最多查到格老大隊田明亮為止；根據已掌握的情況來看，交待的情節出入很大：“複興黨”沒有什麽可查的；現有的很多材料是逼供搞出來的。

省公安廳林副處長說：省委指示“交待班”全部停辦。從匯報的情況來看，牛郎是有“反革命”組織活動。但在偵破過程中死亡29人，這在全省曆史上都是少有的。

縣委書記石孟明說：“上麵叫我們停止，好像我們全錯了，一點成績都沒有。你壓我我也不服。你們回去向省委匯報把我的職務撤了！”

9月15日，縣委研究同意“交待班”全部停辦。但認為：省地的調查應該調查整個案情；如果光查死人問題，實際是潑冷水，不利於保護群眾的積極性，不利於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

據劉長學回憶，9月15日之後的某一天（20日之前），石孟明和劉長學等人去牛郎聽取牛郎區委的匯報，牛郎區委仍提出繼續在區機關辦“追反”學習班。劉長學堅決反對，石孟明否決了牛郎區委的要求。

9月20日，省、地工作組和縣委副書記吳建德一行到牛郎調查。

9月22日，省、地工作組離開。吳建德和田銀芝等人繼續在牛郎深入調查。

11月15日，吳建德、田銀芝等人根據調查了解的情況向縣委匯報，得出的結論是：牛郎公社反動組織“複興黨”和“青年黨”是存在的，但首犯不是鬆桃人，材料也還有些問題。

負責到沙壩公社調查的公安人員羅時發匯報說，沙壩“反革命”集體是不存在的，但吳憲保、吳炳成、歐六章個人有些“反革命”言論。基層意見是應該定吳憲保、吳炳成2人為“反革命”。

負責到銀岩公社調查的公安人員查世鮮匯報說，銀岩公社沒有發現“反革命”活動，也沒有“反革命”言論；就連吳炳稱“投機倒把”賣大煙光洋也是假的。

至此，轟轟烈烈的1976年牛郎“追反”運動，僅以尹修應作為“複興黨”的重要成員於1977年被判刑10年宣告結束（1978年其他受害者平反後不久，尹修應也得到平反）。“交待班”的“學員”被放回家，傷殘者自己找草藥醫治。但仍有不少受害者受到大隊幹部的刁難，不準草藥師為受害者采藥。

 上訪

顯然，這樣的結果是受盡磨難的受害者不能答應的。他們被放回去後，告狀信就紛紛寄往上級有關部門。從鬆桃寄出的告狀信，很多都回到了龍文飛手中，受害者還一再受到恐嚇。於是，很多人走到外縣銅仁、江口甚至湖南投遞告狀信，但都石沉大海。

經過一年多的休養，身體稍有恢複的受害者楊再德在投遞21封信沒有回音之後，他決定親自帶著第22封信往北京。幾十個受害者家庭集資79元，給他做路費。1978年6月25日，他和田興和、秦繼昌三人踏上了去北京的上訪之旅。可這區區79元連他們去北京的單程車費都不夠。臨行前他們已經向家人交代後事，狀告不響決不回家。

途中他們買短程票上火車後，向乘務員展示身上的累累傷痕，聲淚俱下地哭訴悲慘經曆，感動了不少乘務員，免了他們不少車費。臨到北京，他們又得到一個軍官的指點。到北京後，他們成功地把告狀信交到了鄧小平辦公室。鄧小平副主席作出批示後，呈交華國鋒主席。華國鋒批示要求貴州省委查明情況，如屬實，除對冤案平反外，對傷害群眾者應嚴肅處理。（鬆桃苗族自治縣檔案局檔案：全宗號23，目錄號1；年度1978；案卷號125；標題：縣委常委會整風會議記錄，1978年7月-8月）

平反

結果可想而知。貴州省委、銅仁地委立即組成工作組對1976年牛郎“追反”事件進行調查，為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昭雪；對受害者給予補償，對受迫害死亡的受害者家屬進行撫恤，傷殘者給予免費治療；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牛郎區委書記龍文飛推卸不了責任，於1978年8月16日服毒自殺，隨後被開除黨籍；彭忠順、滕久先、吳求亮等8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已升任銅仁地委副書記的原鬆桃縣委書記石孟明被撤銷職務，並責令其在1978年9月27日牛郎“追反”平反群眾大會上公開道歉（1981年11月石孟明複出任地區行署副專員，1983年5月，升任地委副書記、地區行署專員）。

 （曾必考、王者香、麻樹清、彭忠順、楊再德、龍光輝等先生以及龍梅女士為作者的采訪和收集材料排除了難以想象的困難。謹此誌謝！）

 
那麽，毛澤東在中國曆史上有沒有正麵作用呢？且聽下回分解。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