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溝裏的相遇

打右派我趕上了個尾巴。

1958年10月中旬，四川省衛生廳組織一部分衛生幹部支援鋼鐵前線，我很“榮幸” 地成為其中的一員（這些成員大都是很有能力而不被單位待見的，美其名曰支援，其實是發配）到了川北的旺蒼縣。我是內定的右派，因為我爸屬於階級敵人，我便成了不被組織信任的黑崽子一族。沒被公開打成右派，我想來都暗自慶幸。

10月22日，我和一名叫王昌智的女醫生隨同2000多農民工經過3天的步行到了大巴山深處。三天的山路，對於不常走遠路且體力不支的我來說，簡直就是靠咬著牙走下來的。

在那山溝裏 , 我們兩個女生56天沒有洗過一次澡。可能是指揮部的幹部實在看不下去了，終於決定讓我們下山。1958年的除夕夜我們到了旺蒼金溪鋼鐵廠指揮部醫院。

從1959年春天開始，我的胃神經官能症日愈加劇，每餐隻能吃半兩飯，而且飯後半小時便產生劇烈的胃疼與嘔吐，我隻能一邊注射嗎啡阿托品一邊堅持工作。那時的我真的是骨瘦如柴，而工作時卻像拚命三郎一樣，因為我每天麵對的是比我更需要幫助的弱者。指揮部的首長們對我的表現很滿意，對我的身體狀況很擔憂，他們勸我回家好好治療一下：“什麽時候你能吃二兩米飯了你再回來上班，這段時間既不算病假，也不算事假。”

1959年8月6日我離開了金溪回貴陽，經過三個來月的中西醫治療，身體狀況大有好轉，11月中旬我就 回到了金溪。

回院的第二天，院長老吳告訴我：“宣傳部要你去一趟”。我當時還納悶：就算是我回家待的時間太長 了，這事也該是組織部而非宣傳部來處理我才對。

到了宣傳部，一位叫龍吟的人正在等我。

“ 我們要參加縣裏召開的先代會（先進工作者代表會），有許多圖片資料要準備，你現在就到大禮堂門口去找一個叫黃鏗的人，具體怎麽搞，他會跟你說。” 龍吟開門見山告訴我。

在大禮堂門口，一個瘦高個的男生在那兒站著，著一身江浙一帶民間手工製作的土布褲褂，衣著老土氣質卻不凡。他手裏拿著一大卷紙。我老遠就看見他麵向我的方向盯著，於是我估計他應該就是黃鏗。

“ 龍吟要我來找你。”

“ 是的，我們走吧。”

他一口川音，不多說一句話，也沒有初見麵時應有的微笑。


（二）患難與共的艱難歲月

他帶我走到大禮堂右前方廠化驗室旁邊一間屋子前，打開房門，看到的是屋子裏堆滿了的文化用品。一進門他就開始忙乎，我自己找了個凳子坐下，既不動手，也不動口，因為我的心還沒有回來。剛離開家，離開患有腎性高血壓的媽媽，原在醫院唯一一個有共同語言的朋友已遠去西寧，心裏那份苦澀真是難以言說。

沉默良久之後，他終於開口說話了 。

“ 聽說剛從家裏治病回來？”

“ 嗯。”

“ 家在哪裏？”

“ 貴陽。”

“ 你可以回家，我有家不能回。”

“ 你的家在哪裏？”

“ 上海。” （川音裏居然不帶一點海味）

“ 是因為遠嗎？”

“不是…”。

當年的我們政治神經都很敏感，我知道不能再問了，於是又歸於沉默。幾分鍾之後他告訴我他要出去一下，臨出門前他將燈打開（此時已是夜晚），把門關嚴。不一會他回來了，遞給我一本《譯文》（就是後來的《世界文學》）：“先看看書吧，也許情緒會好一點。”

回到醫院的單身宿舍，花了大半夜的時間將一本《譯文》讀完，第二天情緒果然好了許多。

上班時間我們到了工作室，當天的任務是製作“光榮榜”，他征詢我的想法。

“ 我的構思，僅供參考 。 謝謝你昨天借給我書。”

聽到我說謝謝他後他笑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臉上的笑容。

我的構思：蔚藍色的天幕用來張貼英雄們的照片，前台拉開的帷幕用紫紅色，台前則是各色鮮花。他覺得我的構思很不錯，一點異議也沒有。於是我們開始製作，忙乎到傍晚時分，照片貼完了，他問我用什麽顏色來寫照片下的名字。

“你覺得白色如何？”

“很好。”

那是一張很大的光榮榜（可能有十幾平米吧），我們隻能將它貼在牆上製作，我們當然也就隻能站著工作了。累了一整天，任務完成了。我們剛停下來欣賞自己比較滿意的作品，此時視察大員龍吟同誌駕到，朝著牆上的光榮榜看了看，側頭問黃鏗：“怎麽能用白色來寫英雄們的名字？”

瞧他那副盛氣淩人的樣子我一下就來了氣，立馬回應：“白色怎麽啦？白色犯忌？你也是學美術的，擅寫善畫，你不覺得這些色彩配搭得很漂亮麽？”

龍吟一聽我這些話，態度立刻變得很好，問我：“是你的主意？”

“ 是我的主意，有問題我負責。”

龍吟再次轉身朝向光榮榜，將頭偏來偏去作欣賞狀，然後說：“漂亮，確實很漂亮，累了一整天，該回去休息了。”

他走了，黃鏗對著我聳了聳肩，一臉的苦笑。我說：“別往心裏去，全當什麽都沒聽見，明天繼續工作。”

忙了幾天已經記不住了， 直到一切宣傳資料準備就緒。我要隨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到縣城參加先代會。臨行前黃鏗借給我一本蘇聯愛情小說《一本打開的書》，內容有青黴素的研製過程。

此後但凡廠裏有什麽宣傳資料製作的活兒，我們就會在一起工作，而這樣的活兒好像每個月都有那麽幾天。

遠走西寧的那位友人以前是在醫院藥房工作，我經常抽空去給他幫忙，因為他忙不過來，每天要負責門診的數百張處方，還要負責住院部的藥物采購、配備，起初就他一個人，也記不清過了多久才在民工當中選了一個讀過幾年書的退役軍人給他做助手。1959年我回去他已經不在，是那位他的助手接替他的工作，出於對遠去友人的懷念，也出於對現任的同情，我還是時不時主動去藥房幫忙。

有一天我正在藥房，忽然看見黃鏗神色黯然地從中醫診室出來。我問他怎麽了，他說患了肝炎，醫生就給他開了幾付中藥建議休息幾天，我問了他的住址，告訴他我會給他送去一些保肝藥。回到藥房我就要那位助手下班後到藥庫給我拿一些葡萄糖粉、魚肝油。他乖乖照辦（那時製度很亂，盡管物資十分匱乏，但有關係還是可以弄到一點好東西的）。

次日一大早我就帶上這些個寶貝直奔黃鏗所在的基建隊住地。那是一間很大很大的屋子，隻有門沒有窗戶，推開門，屋裏一片漆黑。我在門口傻站著不敢貿然舉步。

這時從黑屋的遠處角落傳來了黃鏗的聲音：“我在這裏。”

摸索許久，我才走到。他的床在這大黑屋最深最暗的角落。坐了一小會，瞳孔適應了黑暗，我看見滿屋子盡是密密麻麻的床。對於他的這種生活狀況我什麽也沒說，說什麽好呢？隻是從醫務工作者的角度告訴他當時應該注意些什麽，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

他再三囑咐我不要再到他的陋室探視：“滿屋盡是男人的汗臭味，你不要再來了。我會認認真真地服藥，我會很快就好的。”

沒過多久，我們相遇在一個布滿礦石的高山上。那時除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還幾乎天天參加體力勞動，那就是“上山背礦石”、“下地種南瓜”。那天我是去背礦石的，在陡峭的山道上我看見他氣喘籲籲、滿臉汗漬。

我們一道背著礦石下山，遇到路上的小石子我一腳將它踢出老遠，他說：“難為你還有如此好興致。”
我回複道：“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何時不可興致盎然？”

1960年年初，各地都在興辦業餘大學。我們所在的單位當然也不例外地辦了業餘大學。學員是廠部各部門的幹部，約莫30 來人吧。教室設在大禮堂後台，我去了之後才曉得黃鏗是我們的俄語老師，而他也由原來的基建隊搬到了教室的一隅。工作改變了，衣著改變了，整個人精神了許多。大禮堂離我所在的醫院住院部很近，住院部在一個小山上，也就是幾分鍾的路程。

剛認識不久，我就知道他是在同濟大學畢業前夕被打成右派的，由學校分配到四川綿陽建築設計院，再由設計院發配到旺蒼金溪鋼鐵廠，廠部將他安排在基建隊 與農民工 同吃同住同勞動。可我在他麵前從不提起這個話題。我們在一起不多的時間就談文學、談電影，從不涉及政治。記不清是在我們認識了多久之後他主動告訴我，他是家裏的長子，下邊還有兩個弟弟，父親在大學任教，母親似乎是在圖書館工作。反右時一周之內他和父親都被劃成了右派。記得我當時好像說了句“丈夫和長子遭遇如此，母親的精神壓力可想而知。” 他默默無語。 父子同時被打成右派的極其罕見，我後來也沒聽說過還有類似的例子。

當年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貧乏到了極點，我們所能做的除了默默地忍受還有就是盡可能讓自己活得好一點。他經常往我那兒送書，滿足我的精神需求。

所有的書我讀後都完璧歸趙，但有一本《簡愛》他是說明了送給我，不許還的（這本書62年我帶回了貴陽，65年被戰友嚴莉借閱之後就再也要不回來了）。

有時我們會到廠壩的一個小書店去蹭書看，那裏的書實在不多，找不到好的，連菜譜我們也看，算是打 “ 精神牙祭” ，看著看著相視一笑：“咋個愈看愈餓喃？”肚子裏一點油水也沒有，看著書上的美味佳肴不餓才怪！

有一次他告訴我離我們住地八裏遠一個叫“樂壩”的地方是個小鄉場，書店不錯。到那兒一看，果真 出乎意料 ，居然有托爾斯泰、雨果、莫泊桑、巴爾紮克、莎士比亞、泰戈爾、左拉等等的名著出售。我興奮極了（當時隻顧興奮了，現在想想，那書店老板是哪路神仙，怎麽想的，在大巴山深處一個偏僻的小鄉場賣這種書，有市場麽？，我們就在書店裏搞“ 精神會餐”，忘記了饑餓，忘記了苦難，忘記了政治運動和許許多多，但有一點沒有忘記，那就是在黃昏之前一定要趕回各自的單位，以免引起非議 。

（三）朦朧中的愛情火花

我們去時是走的鄉村公路，黃鏗說他知道一條山道，可以少走許多路，於是我們選擇了這羊腸小道。那山不是很高，山頂有一個小亭子。到了那兒，黃鏗停下了，他要我坐下來稍事休息，他則這邊走走，那邊走走。我問他怎麽了，他說找不到下山的路了。此時的他一臉的愧疚，一臉的羞澀。我趕忙安慰他： “ 沒關係，先坐下來歇歇。山路麽，胡亂走也下得去的。何況遠處還依稀可見來時的公路。” 他聽話地在我身邊坐下，我們能聽見彼此的呼吸，看得見對方胸脯的起伏。但是我們就是那樣規規矩矩地坐著，最多就是深情地看對方一眼。當年的年輕人到而今個個都算道德楷模。

誠然，我們內心都有一種對對方負責的責任感與對未來的恐懼感 。

1959年到60年我們的夥食是：上午稀飯、中午稀飯，桌上放了一碗鹽；晚餐供應幹飯，菜隻有一種： 牛皮菜， 在北方叫甜菜。牛皮菜是高產作物，嫩的時候味道不錯，可我們吃的牛皮菜菜苔長到兩米來高。路過牛皮菜地時我們就向它們致敬：“牛皮菜爺爺你好！祝牛皮菜奶奶身體健康！”

每到開飯的時候你把飯碗遞進窗口，炊事員就將一大勺隻用水與鹽煮熟了的牛皮菜扣在你碗裏，沒有一星點兒油水。糧食供應分工種，絕大多數人吃不飽，於是什麽芭蕉根、蕨菜根等等都填進了我們的腸胃（不是我們自己去找的，是夥食團的負責人不知道從什麽渠道弄來的）。

1960年下半年情況似乎有些許好轉，有一天好心的炊事員悄悄告訴我晚餐供應涼麵，要我別去晚了到時打不著。我趕忙下山把這一天大喜訊通知黃鏗，要他來飽口福。那時我的樓上是會計室，會計黃振林，一個文靜靦腆的男青年；我的室友是一位姓曾的女醫生，隻比我大一歲。那天我們四個年輕人為了這餐久違的涼麵還著意修飾了一番，個個穿得漂漂亮亮聚在我大約五平方米左右的小室裏享受這份難得的晚餐。那份愉悅、那份快樂簡直難以言說。此後但凡有一點什麽好吃的我都會通知黃鏗，他要有一點點好東西也絕對忘不了我。記得他媽媽曾經給他寄來過一小盒煉乳，還有一小瓶糖精片，他都給了我。

1961年夏天黃鏗奉命調回了綿陽。不久之後醫院要我送病人到廣元，我告訴他我會從廣元到綿陽去看他。廣元到綿陽乘火車也就是兩個小時左右，他趁午休時間到火車站接我，就在進城的途中說了會話，我要他別耽誤上班，當晚我會住在綿陽衛校王昌智的家中，當年和我一道上山的王昌智早在59年初就回到了綿陽衛校她丈夫身邊，算是有了一個家。

晚飯後黃鏗來了，我們在昌智家呆了約莫兩個多小時他就離開了。次日清晨我匆匆趕回廣元，再回旺蒼。我沒有想到這會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麵。

這之後我們一直在互通信息。黃鏗的鋼筆字、毛筆字都很不錯，文筆也不錯。他在我麵前從不說任何親昵的話，信中可以偶爾流露。有一次他在信中寫道：“我又犯病了，很難受很難受，可是我的維娜呢？” （是用俄文寫的）。

大約個把月後他告訴我他在二王廟 ，那是在綿陽到成都的途中，我正好又要出差去廣元，於是我乘車去了二王廟。那是一個小車站，又是晚上，鐵道外好像都是田野，我按他信上的告知終於找到了他所在的工地。

工棚裏一位女士客客氣氣地接待了我。但她告訴我黃鏗臨時有任務離開了，具體去了哪裏她也不清楚。我能說什麽呢？我把帶給他的一件夏裝留下就告辭。她客氣地留我住一宿，待天明再走。我謝了她的好意，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我摸黑回到了車站，隨便搭上一輛過路車，當晚就回到了廣元。

我清楚，我們在患難與共中結下的感情更讓我們對對方擔心與負責。他是明著的右派分子，他不想給我的未來帶來更多連累。

雖然我也是被發配在金溪，但不是右派身份， 我在醫院工作，境遇比黃鏗好得多，此時他聽說有其他人追我，雖然他沒見過那位。 黃鏗，一位典型的上海文弱少年，充滿小資情調的“臭知識分子”，忽然間還戴上了“右派”帽子，約等於忽然倒黴了的迂夫子，是萬萬做不出紅高粱裏的村野少年的舉動的。 我不會忘記，膽戰心驚的他 在 我 們的通信中，幾乎所有親昵些的話他都是用俄語寫。 黃鏗很珍惜從基建隊借調到醫院當俄語教師的機會，明白院領導一句話就可以送他回基建隊繼續背石頭，所以謹小慎微。他送給我2張照片，一張是打成右派前一個月，另一張是打成右派以後拍的。他告訴我，他的生活是毀了，沒希望了。

而我，自知自己雖然沒有被打成公開的右派，但這黑崽子的身份外加內定右派，要是跟另一個右派聯姻，給他帶來的恐怕是雪上加霜。如果我的出身沒問題，我跟他結合會給他帶來點好處。

我爸曾在貴州軍閥王家烈的手下做文職。1936 年春天我媽生下我，他就去了南京，在國民黨軍隊做無線電收發報工作，我一輩子從他那裏獲得的禮物是他從南京寄來的一打嬰兒襪子。1949年，他沒能搭上飛往台灣的飛機，而是進了共產黨的監獄，後來關押在貴州直到1976年最後一批特赦國民黨縣團級軍官。 我媽和我沒有得到任何他當“國軍軍官” 帶來的好處，卻在1950 後背上“國民黨家屬”、 “ 曆史反革命家屬” 的沉重十字架，因為我們沒有拋棄他，仍然會去探監，並按照他從獄中寄出的物品單給他送去必需品。1950年我在貴陽去參軍，一是為了吃飽飯，一是為了擺脫父親的政治陰影。偏偏我沒有繼承到我媽的安靜、本分和逆來順受，1957 年畫漫畫給領導提意見，被告知成了“內定右派”。 這就是我遇到黃鏗時的背景，當時我的處境比黃鏗好一點，但是自知家底很“黑”，不敢給本來已經 “黑了”的黃鏗再抹黑了。

我知道我們雙方隻有暗自流淚，對在這段苦難亦美好的時光所結下的情誼與愛都保留著苦澀的記憶。 當年是默默地相愛，是壓抑憂鬱的愛，放出來的那點光亮也是苦難歲月中青春的閃爍。愛慕之情含蓄 到靠借書、還書時談話，在周圍無數眼睛的監視下住單身宿舍吃食堂悄悄地見幾麵，還沒來得及思考 在日常生活中性格是否合得來就失去了對方。

差不多四年的時光就這樣艱難地過去了。

1962年我調回了貴陽。這之後我們就失去了聯係。

（四）黃鏗，你在哪裏？

此後，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我知道他的日子會很不好過。甚至連他是否還活著我都弄不明白，王昌智就是在文革中屈死的，昌智是個很安分守己的人， 一個對政治從不關心的女人尚難逃劫難，何況右派分子黃鏗？

2006年我的一位好友從四川青川退休後到了綿陽。我委托他到綿陽建築設計院打聽黃鏗的下落。2007年我到了綿陽，該朋友的女兒告訴我，她找到了知道黃鏗情況的人，是他單位的同事，姓李。於是我撥通了李先生的電話。

從李先生那兒我知道了黃鏗還健在，在洛杉磯開了家設計師事務所。李先生說：“回到綿陽不久，他就生病了，請假回上海治病。回綿陽後不知道什麽原因居然將他弄去勞教。什麽時候出來的已經記不清了，但很可能是給右派平反的1979年。他因為勞教反而躲過了文革的劫難。記不清是哪一年他去了香港。聽說是和廣州規劃所的一位女士結了婚，但因為年事已高，所以沒有小孩。這是幾年前了解的情況，近年沒有信息。”

當我得知黃鏗被勞改，心裏直打顫，因為隻有被判刑了的犯人或者準犯人才接受勞改，黃鏗竟然接受了犯人的待遇。想到他這勞改待遇倒讓他在文革期間免遭像我們這些階級敵人遭受到的戴高帽遊街示眾、噴氣式等淩辱，便為他慶幸。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朝氣蓬勃的我們已進入暮年。如果黃鏗尚在人間，我隻想讓他知道，幾十年來我從來不曾忘記過在金溪度過的日日夜夜。


王維娜

2012年11月於貴陽

附一張黃鏗那時的照片，從照片可以看出一個目光如炬、善良正直的年輕帥哥。政治運動摧毀了他的前途與愛情，接受勞教 ( 等摧殘 ) 長達20 年。

潤濤閻注：

我對本文的貢獻極小。王維娜老人和她女兒電郵提出幫忙找一位叫黃鏗的老人，就是我在其它新博文後麵發一個廣告。我寫了一篇專文發給她女兒，她發現這需要仔細詢問故事發生的詳情才能修改我的文章，便得到了王維娜老人親自書寫出來的內容。其中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我就詢問她在香港的女兒，她再與國內的老媽聯係。這樣，通過反複問答，得到了本文。我隻是把內容修改編輯一下而已，文字內容基本上都是王維娜老人提供，她女兒也提供了一部分。把她們的文字發在我的博客裏，隻是借助我的博客讀者幫助她們母女找到黃鏗老先生。如果住在洛杉磯的網友恰好認識黃鏗老先生的話，能將此文轉告給他，或者靠當地的電話簿幫忙找到他的聯係地址，本人和王維娜母女將不勝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