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by周國平)

我不認為知識分子應該脫離社會實踐，但是，我覺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精英或想當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說的智者是指那樣一種知識分子，他們與時代潮流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終不渝地思考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關注著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們在寂寞中守護聖杯，使之不被洶湧的世俗潮流淹沒。我相信，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進程發生有益的製衡作用。智者是不會有失落感的。領袖無民眾不成其領袖，導師無弟子不成其導師，可是，對於智者來說，隻要他守護著人類最基本的精神價值，即使天下無一人聽他，他仍然是一個智者。

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政治進程往往有強烈的使命感和參與意識，以拯救天下為己任，這大約是來自集學與仕於一身的儒家傳統吧。然而，依我之見，至少一部分知識分子不妨超脫些，和社會進程保持一定距離，以便在曆史意識和人生智慧的開闊視野中看社會進程。也就是說，首先要自救，在躁動中保持靜觀沉思，在芸芸眾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導師或領袖)，守護好人類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價值。這樣的人的存在本身就會對社會進程發生製約作用，至少會對人類的精神走向發生良好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自救就是救世，獨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無憾，因為對於智者來說，獨善乃出自性之必然，是非如此做不可的。

從前的精英在創造，在生活，人人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今天的精英卻隻是無休止地咀嚼著從前的精英所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

有一些自命“精英”的知識分子，他們想做思想領袖，可是當今的社會風氣的確是越來越重實利，沒有人認他們的賬了。同時，比起那些發了財的人，他們又顯得比較窮。這使他們感到很不平衡，於是聚而發牢騷說：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實，失落的不過是名和利罷了，精神怎麽會失落呢?比方說，你在海邊看日出，麵對噴薄而出的旭日和絢麗變幻的霞光，你內心充滿驚奇、感動和喜悅的情感，這本身便是一種精神生活了。然而，按照他們的邏輯，如果人們沒有因此而讚頌你是一個欣賞日出之美的專家，或者沒有因此而給你發一筆獎金，你的精神就失落了。對這種邏輯實在沒有什麽好討論的。

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出處之間徘徊，身在書齋，心係廟堂。想當年，多少書生慷慨投身政治風雲，到頭來又乖乖地回到書齋，專心地做學問或瀟灑地玩學問了。我們恐怕連這點安慰也沒有，商潮滾滾而來，一旦失意，冷板凳也有坐不下去之勢。什麽時候我們才真正具備現代民主社會公民的從容，無需憤激於政局又消沉於書齋，政治不再是關注的中心，學術也不再是一種逃避，從政和治學都成為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的自由選擇呢?

終極關懷說到底是個人靈魂中的事情，不應當受社會場景和角色的變化所左右。因這種變化而嗒然若喪，正表明所關懷的不是終極之物，而是某種切近的、實際的東西。我並不否認一個有終極關懷的人同時也可以或者應該關心社會的進程，但他關心的方式完全不同於以社會核心人物自命的精英們。毋寧說，某種邊緣地位乃是他的自覺選擇，與社會潮流保持相當距離是終極關懷的前提和必然結果。毫無疑問，他所關懷的那些終極性的精神價值不僅僅屬於他個人，而是真正具有人類性和普遍性的，關係到人類社會的根本走向。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要求人文知識分子擔當起救世的責任。終極關懷的意義取決於所關懷的那些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在社會上實現的程度。事實上它們永遠不可能在社會上實現，否則就不成其為終極價值了。然而，一個人若能像蘇格拉底那樣守護著它們，批評社會上背離它們的傾向，他就代表了人類精神的一種高度，為社會提供了一種清醒的聲音。如果一定要說人文知識分子的特殊使命，我認為蘇格拉底就是最好的榜樣。

曾經有一個時代，那時的作家、學者中出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們每個人都經曆了某種獨特的精神曆程，因而都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在他們的一生中，對世界、人生、社會的觀點也許會發生重大的變化，不論這些變化的促因是什麽，都同時是他們靈魂深處的變化。我們盡可以對這些變化評頭論足，但我們不得不承認，由這些變化組成的他們的精神曆程在我們眼前無不呈現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景觀，閃耀著個性的光華。可是，今日的精英們卻隻是在無休止地咀嚼從前的精英留下的東西，名之曰文化討論，並且人人都以能夠在這討論中插上幾句話而自豪。他們也在不斷改變著觀點，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謳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這些變化與他們的靈魂無關，我們從中看不到精神曆程，隻能看到時尚的投影。他們或隨波逐流，或標新立異，而標新立異也無非是隨波逐流的誇張形式罷了。把他
們先後鼓吹過的觀點搜集到一起，我們隻能得到一堆意見的碎片，用它們是怎麽也拚湊不出一個完整的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