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師生們講話時,已旗幟鮮明地說出“自然主義是懶漢,應該打倒,而形式主義是惡棍,必須消滅”的整風方向。在總結建國一年來所取得的
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說:“以往流行的形式主義和我國原有的陳腐惡劣的末流文人畫,在新的文藝政策和方針下都銷聲匿跡,不打自倒”,“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術的朋友與之鬥爭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結果”。
政治風雲的掀起,給美術界帶來嚴重的危害,國畫首當其衝遭到抨擊,理由是國畫中的山水、花鳥、仕女等,不能在社會主義時期為工農兵服務。
徐悲鴻和張大千都是中國美術史上成就顯著的藝術大
師,也是年紀相仿的一對好友。兩個人在藝術上相互欣賞和推崇,徐悲鴻曾讚張大千是“五百年來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後,中國畫家第一人”。他尤其喜愛張大
千的山水、花鳥畫。張大千也以“畫功紮實,手法奔放,善於構圖,畫貫中西”讚譽徐悲鴻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國畫壇大師。
1933年1月,當時的國家教育部籌辦中國畫赴歐洲巡展,籌備會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葉恭綽,徐悲鴻、劉海粟、陳樹人為籌備會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現中國藝術最高水準的作品二百餘幅。先後在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英國倫敦、意大利米蘭、德國柏林和蘇聯的莫斯科、列寧格勒共七個城市中展出,強烈地震撼了世界畫壇。張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國政府選購,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蘇聯政府購藏。
1936年徐悲鴻在《中國今日之名畫家》一文中曾對張大千評價:“大千瀟灑,富於才思,未嚐見其怒罵,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盡南北之變(非反指宗派,
乃指造化本身),寫蓮花尤有會心,倘能舍棄淺降,便益見本家麵目。近作花鳥,多係寫生,神韻秀麗,欲與宋人爭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鳥,俱卓然自立,雖欲不號之曰大家,其可得乎?”並在主持美術學院的工作期間,多次聘請張大千擔任中國畫教授。而張大千對徐悲鴻能夠畫貫中西,將油畫的長處融化到中國畫中甚表欽佩。
但不可否認,張大千和徐悲鴻雖在藝術之路上能互為喜愛,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選擇和目標上,卻有很大不同。
張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畫家的活法:縱情山水,充分地創造和享受每一處的美好情致。雖對各式人物都能應付自如,並深諳處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處世之法,還是秉承中國傳統的儒家修養,從不過問政治,這一點和徐悲鴻有極大不同。
徐悲鴻是個有政治抱負的藝術家,時刻貼近時代的脈搏,關心時代的命運,作品主題也是緊緊圍繞時代的需要而創作。作品中有較鮮明的時代寓意。而張大千在藝術表現上則絕對是一個唯美主義者,他的畫完全脫離現實時代的影子,是標準的中國文人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