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生涯之老板篇5-為老板增光

在CDC福特科寧分部，我的新老板是世界著名蟲媒病毒學專家，一生著作無數的查理博士。有機會師從於他，對任何人都是極好的學習機會。可惜，那段期間，他在世界衛生組織（WHO）負責合作和培訓工作，滿世界的跑，忙得很，難得有時間安於研究所工作。每次見麵，他總是笑容滿麵地閑聊世界，大話棒球，我明白他是借此放鬆精神，舒緩壓力，也理解他作為業餘裁判，對棒球有著無限熱愛。我也順著他的愛好聊，彼此樂也融融，頗為開心，似乎私交不錯。可查理從不多談我的個人業務，也無讓我獨自開題的意思，如此多次，令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日子悠悠而過，我逐漸明白：查理對我雖無惡意，卻是對我冷處理。原因是他和古伯一樣，都是同一類老子天下第一的人，互不服氣，而在競爭部主任職位時，無形地結了梁子，即使古伯受聘上崗後聘了查理為副手，也沒能化解恩怨，所以即使我和他毫無糾葛，可他心裏已把我劃為古伯圈內的人。照我私下理解：冷藏你，讓你無所作為悠著活。麵對這種處境，我雖冷靜，一不向古伯投訴，二不和他理論。隻要有事做，什麽事都幹，而且隻求工作，不講功利。可是自己沒有課題，就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心裏難免不平衡。有時，看著這個個子矮矮，一臉聰明，卻夾著狡點，一嘴幽默，又混著不羈，兩條腿擺在辦公桌上，顯出隨意，也帶著藐視的大專家，雖是有氣，卻是無奈：算你白癡，當你無知，不和你計較。

麵對查理的冷藏，我在無奈中尋找出路：你不讓我幹，總不能攔著我跟別人幹吧？乘著查理在國外工作的間隙，我主動找到另一中國人-朱清梅博士：要求到分子生物室學著幹。即使我沒有分子生物學的底子，但憑著執著的認真，埋頭苦幹，我很快就學會了分子生物學的基本技術，並全付心身開始了分子生物課題。查理回來後發現我已跑到分子生物室，就找古伯投訴：“梅偷走了我聰明能幹的助手，我不能沉默！”嗬嗬，這回他當我是寶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梅不願強力相爭，折中了，一半一半使用，可這已經埋下了我轉移的伏筆。

一個月後，機會來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專家從尼日利亞采集了一批血清樣本，據臨床和流行病學分析，極可能是病毒性出血熱，但苦於缺乏血清學和病毒學實驗結果，不能作出結論。最要命的是，采集到的樣本到達CDC後，在實驗室幾經輾轉，已近乎耗盡，仍未有結果，WHO幾次催報，CDC焦急萬分，古伯無奈中想到了我，十萬火急的把我叫到辦公室：盡你所能，爭取短期內查出病原體，這是你展示能力的最好機會！古伯特別叮囑：“血清樣本不能排除有艾滋病毒，要格外小心！” 我如同軍人接受任務一樣，沒有絲毫畏縮。我明白這是挑戰，也是機會。

在古伯陪同下,我從零下80度的冰箱裏取出樣本一看，心裏涼了一截：除少數樣本瓶還有微量血清外，大多數都近幹枯。我和古伯都明白，這些樣本不可能直接做血清學或病毒學檢測。唯一的辦法就是試用顯微接種技術，通過蚊媒，盲傳數代，讓病毒在蚊體發育，然後再做檢測。這將意味我必須放棄其他，全職攻堅。古伯決定讓我脫離查理實驗室，全付心身完成該項實驗。

接下來的日子，我再次投入密室，開展單身獨戰的攻堅：孵育蚊子，稀釋血清，接種樣本，蚊體分離，研磨再接種，血清學，病毒學，PCR檢測。。。三個月，不停頓的連續奮鬥，我再獲上帝青睞：成功地從樣本裏分離到多株黃熱病毒，而且血清學，PCR檢測都支持同一結果。當我拿著實驗數據向古伯報告這一結果時，老板樂不可禁，馬上請查理博士前來一起審閱結果。查理細細查閱所有結果後，也笑容滿麵地向我祝賀：“祝賀你的成功！你是出色的中國科學家！”聽到這樣的評價，我雖然開心，卻異常冷靜，由衷地說：“幸運而已。”的確，如非幸運地碰著蟲媒病毒，那三個月苦幹就隻是白幹而已。我可以坦白地說：科學的成功，常常是一種幸運的碰彩。隻是， CDC的科學家為什麽不重點考慮非洲的常見傳染病-黃熱病？難道都考慮伊波拉？我不得其解，也不作多問。

那天中午，古伯請我吃午飯，在餐館，他私下告訴我，如果這次不能檢出病毒，CDC不能向WHO報告結果，將會“LOSE FACE”（丟臉）。類似這種情況，要是你不是外國來訪者，而是正式雇員，將可獲通報嘉獎。但是，無論如何，你為CDC，也為我增了光，爭了臉，所以，在年末將考慮給你加薪。聽了最後一句，我如同喝了蜜。於我，還有什麽比加薪更實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