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國內人民代表和領導正情緒高昂地在北京開兩會，不料在拉薩和附近地區，極少數不法份子人打砸搶地鬧起來了。中國在誠心誠意地認真準備奧運會，滿世界去傳遞火炬，ZD又出來搗亂。加之一些西方媒體的不實不公正的報道。一時間，局麵令每一個關心中國的人擔憂。真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列寧說過：革命是人民群眾盛大的節日。群體的正義行動總激起人們高尚的、為崇高事業獻身的激情。世界各地的華人留學生的和平遊行和國內抵製家樂福的群眾運動一派熱氣騰騰，慷慨激昂，像在過盛大的節日一樣，很有點文化大革命再現的味道。

麵對這些事情，我不禁想起了幾位老人。

先想到的是老外交家、一度被稱為外交“教父”的錢其琛。

1989年春夏天發生的事情，使中國陷入一場國內危機，同時也使中國麵臨了國際孤立。學生上街，多解氣，軍隊坦克大街上“平暴”，更快捷。可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利益和互相需要是最有力量的，最後，還得請全球經濟來說話，這個艱難的任務，就落到了剛從副外長晉升外長不久的錢其琛身上，就引出了錢其琛在北京郊區大興縣，請各國大使來開西瓜party，吃西瓜的事情來。為什麽請大家來吃西瓜，就是交流感情，緩和對立，為了使中國好，盡快使國家走出被孤立的困境。

而對比那位在2001年上海亞太經合會議期間，左罵台灣記者、右阻台經濟部長林信義發言的唐外長，看看兩人的風格多麽不同。香港開放雜誌當時就報導說，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一場內部會議中，特別為此批評了這種缺乏彈性的表現。開放雜誌在報導中說，錢其琛指出，“在國際會議上我們表現可以彈性一點，你可以讓他(林信義)補充，他講了你再補充，主動權還是在我們手上”。唐對台聲色俱厲的發言，經過電視播出後，使台灣部分民眾深感受辱，反彈強烈，那次，唐實際上大大地幫助了陳水扁台獨勢力的忙。

對於中國官員來說，姿態強硬、鬥爭性強，是一些人的特點，不是唐獨有的脾氣。不久前卸任的詩人外長，當任駐美大使期間，也被僑界一些人稱為“鬥雞公”。中國官場（從上海、江西、延安時期就是如此），曆來的的習慣是激烈比平和安全，尤其對仕途比較有利。寧可犯方法錯誤，不可犯立場錯誤。但是，今春這次，副的部長接了國務委員，正的詩人部長下了，是不是說明了一點什麽。（當然，副的是書記，黨比政府大，這樣一說，我也沒話說。也許是年齡問題，其中玄機，難以解明。）

其實，我很喜歡詩人外長的詩，收藏了他的十幾首詩。我一位朋友就是他的粉絲，朋友尤其讚賞他把台灣女記者當台灣地區“負責人”一樣教訓時的那種膠東老農的氣勢。我聽了隻好心裏一笑。

周恩來，鄧小平，錢其琛，喬冠華等政治家、外交家，心平氣和、有理有節、有風度而不失原則地代表中國進行國際交往，在各國政界、新聞界中留下了許多佳話。他們，對今天的中國的台上者、什麽部的發言人，是不是有一些啟發呢。

當然，這次和那次事情的性質不同，並且，國力也不可同日而語了。加之，現在國內也不是保守勢力占上風，把西方國家都當作敵人看待，強調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任務的時候了。我這兒隻是就事論事，說說方法而已。但願，是多慮了。

想起的第二位老人，就是鄧小平。不管對他的功過、時代局限，曆史最後如何寫，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設計的藍圖，他的務實思想，至少到現在，在他之前和之後，還沒有人超過他，在中國。

一件事，就是1989年5月16日，前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的正式訪問時，鄧小平與他舉行的會見，宣告了最終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在會見中說“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他說：現在結束過去，過去的事情完全不講恐怕也不好，“總得有個交代”。對於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辯論”，“可以各講各的。”

他說自己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時“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 鄧小平說，曆史賬講了，這些問題就“一風吹”，“把重點放在未來”。

那天兩個半小時的講話，這位85歲的老人對58歲的老戈的談話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實，時間、地點、人物、國別、事情經過，樣樣都極為準確。他不是照稿讀，就即興講，老人當時手頭連一張小紙片都沒有。

我覺得，特別要看重的，是“各講各的”，和“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這兩句話。

許多問題，和老外是講不清楚的，那就各講各的，前提是不要傷害中國的最終利益。尤其是不要扯太多的“空話”。立場不同，價值觀不同，各自的曆史不同，對事情了解的程度不同，講得通嗎? 再說，依你的，Free Tibet, Free 給誰嘛，哪個國家敢來接手？就交給寺院裏這幾位喇嘛？不要搞笑啦。

第二件事，就是鄧在1989年9月4日在同幾位負責人的談話中,提出“對於國際形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 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 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他還給當時的領導留下了幾句話，他說，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

其實，國與國之間的事，就是這麽赤裸裸的利益、利害關係，隻不過“鄧大人”說穿了，沒有毛、周那麽多美好的動人的詞語而已。

這樣看，圍繞西藏、奧運的事，和西方一些政客、媒體的分歧，本來就沒有什麽不得了的，大家都是各為其主，各講各的。大話自顧說，生意照樣做。

製裁外企、抵製外企，到頭來，就是收拾中國人自己，打擊中國有關企業，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失業，沒有飯吃，亂我中華而已。用一句當年社論大話，“其用心何其毒也”！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誰離得開誰？當今外國，試試不用“made in China”，應該是比較困難的。（我知道有老外在作此實驗，前提是要有很多錢，還要時間。總之不現實。）又比如說，全中國從此抵製洋貨，完全用國貨，這可能嗎？我的想象力尤其設想不出在外國的留學生和海外的愛母國的華人如何實行這一條。

大家還是龍門陣一塊擺，飯各吃各吧。

突然想起的第三位老人，就是一位真正的老農民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後期，我在秦嶺大巴山地區搞一項專業調查工作，在一位老農家裏住了一周時間，每天晚上和他坐在火坑前烤火，吃著烤山芋，喝著苦甜苦甜的山茶，聊了許多事情。他幾乎是文盲，僅僅可以寫自己名字，可以認阿拉伯數字而已。他雖是這種文化程度，可見識卻使我歎服。

他給我講他們當地的文化革命的事，他用很平靜的語調說，其實，造反派那些搞法，我小時候都看過。我大吃一驚，細細問來。才知道老人家的經曆不凡。

他曾經在紅四方麵軍的張國燾、徐向前手下做點勤務小事，因為年紀太小，最後被勸回家了。兩個哥哥，一個文化高一點，師範生，被張國燾認為右傾，給槍斃了。另一位哥哥，文化低，幸存下來，解放後做了地區軍分區司令員。

他講張國燾，加一個兒化音，說“燾兒”。說“張國燾兒”自己文化高（北大生），卻愛槍殺有文化的人，說別人右傾，革命不堅決，“燾兒”又愛開大會，愛給群眾講話，雙手背著講。老農站起來背手給我看，火坑的光把他身影映在泥牆上，高大偉岸，身後手裏攥著的葉子煙杆，就像當年“燾兒”背的盒子炮，是很有張總司令的氣概。老農接著說，“燾兒”特別熱衷大哄大嗡的事，不像徐向前、王維舟們，後者總是不事聲張，埋頭做事情。

他一句話，把文革的那一點本質點得清清楚楚。嘿，大隱士呀。我對他真是佩服不已。

張國燾1949年後移居香港，後來到加拿大多倫多，死後埋在多倫多Pine Hills墓園裏。這位“燾兒”同誌，一定想不到，40幾年後，他的一位小農民勤務員還會想得起他來，並且，親切地稱之為“燾兒”。

我在這兒明確說明，一點沒有把愛國遊行和張聯係起來的意思。我隻是想說，轟轟烈烈易，踏踏實實難。國內的人，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真正的愛國。在外麵的，從實際上給老外朋友多做解釋，給當地媒體寫信，寫文章，講述西藏問題的來龍去脈，從自己身邊的小事做起，和舉牌子呼口號在外國大街上用中文大聲地唱中國國歌，一樣重要。我們學習徐帥這些前輩，多做一點紮紮實實的事情，來幫助祖籍國。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轟炸，2001年中國軍機在南中國海被美國偵察機撞毀飛行員王偉遇難，那些大事中國都沒有被難住。現在這點事，真不算什麽。關鍵還是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讓反腐，法製化建設，政治改革配套跟上經濟的高速發展，不要再搞進一步，退兩步的事情了。中國就會更好。

盡管還會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夏天的奧運會，一定會辦得好，這已是無可懷疑的事情。但是，比賽完了，獎牌發了，Game散了，還得回頭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就是一個十來天的Game嗎。要別人不把遊戲和政治掛鉤，自己先不要掛鉤。（當然，如果有恐怖分子來對火炬傳遞和運動會搞極端性破壞，那又是另外的性質了。可也不得不防啊！）

這兩天，高興地看到國內的抵製終於降溫了，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走，而不是更喪失理智、局麵失控，就好。

早安，中國！